第一章沈從文與“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

第一節(jié)“做人觀念”與“人的自覺”

一、“五四”和“五四人”

沈從文從事文學的緣起，如果僅從表層來探究，完全可以由《從文自傳》《沈從文自傳》《〈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我怎么就寫起小說來》等文章繪出一張完整而清晰的心理圖譜。小兵沈從文“時時刻刻為人生現(xiàn)象自然現(xiàn)象所神往傾心，卻不知道為新的人生智慧光輝而傾心”(1)，直到一個轉(zhuǎn)機的出現(xiàn)——幾經(jīng)輾轉(zhuǎn)，從思想先進的年輕教員和印刷工人手中得到《改造》《向?qū)А贰缎虑嗄辍贰秳?chuàng)造周報》《小說月報》《東方雜志》《新潮》等進步刊物。于是，來自“五四”的現(xiàn)代理性、做人觀念在沈從文心中卷起不小的波瀾。

首先是對知識（智慧）與權力關系的重新認識。沈從文在部隊的清鄉(xiāng)運動中看到過大量無辜農(nóng)民特別是苗人被殺的場景，一切已經(jīng)看得習慣，但一切重新看來并不合理，因為現(xiàn)代理性告訴他當官的沒有道理或者權力這么做。與權力相比，沈從文更傾心于“人生智慧光輝”。下面兩段樸素的話語呈現(xiàn)出了沈從文的心跡：

知識同權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我明白人活到社會里應當有許多事情可作，應當為現(xiàn)在的別人去設想，為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為大多數(shù)人犧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了。(2)

我于是依照當時《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學運動社會運動原則意見，引用了些使我發(fā)迷的美麗詞令，以為社會必須重造，這工作得由文學重造起始。文學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這個民族被權勢萎縮了的情感，和財富壓癟扭曲了的理性。兩者必需解放，新文學應負責任極多。(3)

其次，對個體命運的自主性把握。沈從文決定去北京重新安排自己的命運之前，發(fā)生了一些“偶然”。一場大病險些奪去他的性命，老同學陸弢突然溺斃，還有之前的“女難”，使他開始質(zhì)疑自己，并萌發(fā)了支配自己命運的決心：

我想我得進一個學校，去學些我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的地方，去看些聽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氨M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得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糕一點？……”(4)

正如魯迅當年逃離“S城”，“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5)一樣，沈從文也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博弈之中走出湘西，開始了他的別樣人生。其中，既有環(huán)境對人的選擇，也有人對環(huán)境的選擇，恰如李長之對魯迅一生所有選擇的評價。

1923年，初來北京的沈從文，落腳在楊梅竹斜街的酉西會館。1924年在表弟黃村生的建議下，遷居到沙灘附近的公寓，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有幸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形成的自由開放的學習氛圍、兼容并包的治學精神和不拘一格的學習形式都使沈從文受益匪淺；與董秋斯、張采真、夏云、左恭、陳煒謨、馮至、楊晦、胡也頻、丁玲、陳翔鶴等青年學人的交往和相互砥礪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他的人格；林宰平、郁達夫、徐志摩、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巨擘或親歷者的扶掖和提攜，不僅從物質(zhì)層面解決了沈從文的燃眉之急，更從精神層面加深了他對“五四”精神和“五四人”的認同，并使他逐漸獲得了“五四”知識分子的自身角色確認。沈從文在后來的一些回憶文章中多次提到這些，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些文章中，沈從文也多次以“五四”知識分子自我指稱，毋庸贅述。

上述內(nèi)容只是從表層描繪出沈從文與“五四”的關系，任何一個在“五四”余緒哺育下的青年都可能有類似的求學經(jīng)歷，擁有接觸同質(zhì)思想文化資源的可能性，因此這幅表層的心理圖譜不能凸顯沈從文這個獨特的個體與“五四”新文學的深層次關系。沈從文是以怎樣的方式介入“五四”新文學的？他在哪些方面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tǒng)，又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抑或后退？這一連串的核心問題都是上文所不能解答的。此外，上述內(nèi)容都來自沈從文個人的回憶。而回憶都是有所取舍的，是遮蔽與重構后的現(xiàn)實。近年來，其可信度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質(zhì)疑。另外，關于從事文學的緣由，沈從文在其他的回憶性文章中有與上述內(nèi)容大相徑庭的表述：

有誰在舊軍閥時代，未成年時由衰落過的舊家庭，轉(zhuǎn)入到一個陌生雜牌部隊，作過五年以上的小護兵司書的沒有？若你們中有那么一個人，會說得出生活起始，將包含多少酸辛。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經(jīng)驗過這種人生。這里包含了一片無從提及的痛苦現(xiàn)實。你們女人中有作過小丫頭童養(yǎng)媳的沒有？作過□□小商店的小學徒，必須侍候許多人煙茶，并將一切小過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擔的職務沒有？若有那么一個人，也會說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經(jīng)驗。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長……(6)

凡曾經(jīng)用我的同情和友誼作渡船，把寫作生活和思想發(fā)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學生都萬萬不會想到，這只忘我和無私的抽象渡船，原是從一種如何“現(xiàn)實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避現(xiàn)實，聽狹隘的自私和報復心生長，二十三年后北方文運的發(fā)展和培養(yǎng)，會成什么樣子？不易想象。(7)

我是受“五四”運動的余波影響，來北京追求“知識”實證“個人理想”的。事實上，我的目標并不明確，理想倒是首先必須掙扎離開那個可怕環(huán)境。(8)

對《邊城》的創(chuàng)作初衷有這樣的表述：

我要的，已經(jīng)得到了。名譽，金錢和愛情，全都到了我的身邊。我從社會和別人證實了存在的意義。可是不成。我還有另外一種幻想，即從個人工作上證實個人希望所能達到的傳奇。我準備創(chuàng)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

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個紅木八條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疊白紙，一面讓細碎陽光曬在紙上，一面也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9)

根據(jù)以上內(nèi)容，結合早年在芷江發(fā)生“女難”與《水云》里反復提到的幾個“偶然”，再加上《看虹錄》等隱晦、模糊的愛欲抒寫，一些立足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論來解析沈從文的研究傾向在近幾年蔚然成風。我認為這些研究角度雖然不失新穎，卻沒有將沈從文的思想理念、創(chuàng)作實踐、情感傾向融會貫通，在整體的背景下做出相應客觀而準確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具體語境，有反歷史主義的凌空絮叨之嫌。沈從文確實曾受過弗洛伊德主義的影響，這一點凌宇先生曾在2002年撰文(10)提及。但“生命”—“人性”的書寫，民族品德的重造，白話文的重建，國家的重建是沈從文一以貫之的思想主線，最能體現(xiàn)沈從文的情感力度、思想深度、審美感染力、文本辨識度的地方也在這個部分。

另外，沈從文的思想內(nèi)部包含啟蒙主義的因子，但不能毅然決然地斷言——沈從文是一個啟蒙思想家。啟蒙思想家需要擁有嚴密的思維體系和訴諸邏輯、推理、判斷的表達方式。這一點也適應于對魯迅的判斷。李澤厚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修正和完善了對魯迅的評價，即從“魯迅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無與倫比的文學家兼思想家”到“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文學家”(11)。其實無論魯迅和沈從文，他們的啟蒙思想不是訴諸邏輯思辨，而是在于文學化表達。魯迅式的“本質(zhì)直觀”的文本策略與沈從文的“幻美”的藝術表達，是他們不同于20世紀其他啟蒙思想家的顯著標志。就上述引文來講，對現(xiàn)實的“否定”、另外的“幻想”，都是文學化的表達。文學、詩意與現(xiàn)實本來就有天生的敵意，文學是人類的靈魂棲息之所，它為我們的存在提供了現(xiàn)實之外的一種可能性。所以，上述的這種文學化的表達與啟蒙思想是并行不悖的。如果從更深層次來探討，可以將魯迅的兩段文字放在一起來分析：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12)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記，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xiàn)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13)

“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為了難以忘卻的舊“夢”，這與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講的“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14)，而且要改良這人生”頗有出入。“啟蒙主義”的概念是清晰和明確的，是主體可用主觀能動性把握的客觀實在，而“異路”“異地”“別樣的人們”“夢”卻不是由主體產(chǎn)生的，而是從一個他力圖探索的無法控制的世界中誕生的。竹內(nèi)好將之與“幻燈片事件”“找茬事件”的邏輯關聯(lián)放在一起，認定“魯迅的文學，在其根源上是應該稱作‘無’的某種東西”(15)。但竹內(nèi)好并不否認啟蒙者魯迅的存在，他認為啟蒙者是既知的，他只是將方向放在魯迅“回心”的那個唯一的時機，“去為在這時機當中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原理，去為使啟蒙者魯迅在現(xiàn)在的意義上得以成立的某種本源的東西，做一個造型”(16)。同樣道理，由沈從文的“否定因子”“幻想”出發(fā)，也有可能找出啟蒙者沈從文之所以為沈從文的某種本源性的東西。但我在這里不想做過多的理論闡釋，因為這會剝奪沈從文思想的深邃性、多義性、豐富性。在本書的中間部分，我將逐一分析，力圖還原一個鮮明的、獨特的、具有啟蒙思想的文學家沈從文。

二、“工具的重造”

真正從深層次體現(xiàn)沈從文與“五四”新文學賡續(xù)關系的，是他對“五四”與“五四人”的理解和他對工具重造、文運重建的理解。

沈從文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17)。文學革命有兩個目標：“一是健全純潔新的語言文字；二是把它用來動搖舊社會觀念基礎(18)。”換句話說就是“把明白易懂的語體文來代替舊有的文體，廣泛應用到各方面去”(19)，影響青年人的生活觀念，并成為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這就是沈從文反復講的“‘工具’的運用”。其實，“白話文運動并不是‘五四’才開始的，從裘廷梁提倡‘崇白話廢文言’起，到‘五四’的時候，它已經(jīng)有了二十年的歷史。因此，白話取代文言，絕不只是一個文學語言的變革，它更是幾代知識分子為了傳播新思想而發(fā)動的整個書面語言的變革，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社會啟蒙意義。許多舊學根底相當扎實、寫白話文卻并不怎樣順手的知識分子，所以也熱烈地投身白話文運動，就是因為看到了白話文本身的這種啟蒙意味”(20)。然而在二三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機陰影下的現(xiàn)實焦慮感與中國文人歷來的實用主義觀念，啟蒙文學不可避免地帶有嚴重的功利主義傾向?！皢⒚伞迸c“救亡”，“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始終是糾纏不清、相伴相生的。相比較，沈從文的文學觀念較為單純，自始至終都以文學為本位，即便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文學的論爭、流派的歸屬、黨派的站隊，他的思考基點都是文學怎樣改變?nèi)说男撵`，文學如何改變做人的觀念，文學如何能夠促使民族有“向上”的理想與決心。所以，在沈從文的內(nèi)心世界里，“文學革命”與“社會革命”，文學與政治是判然有別的，他早年就用敏銳的直覺做出了這樣的判斷：

我是從鄉(xiāng)下來的，就緊緊地抓著胡適提的文學革命這幾個字。我很相信胡適之先生提的：新的文體能代替舊的桐城派、鴛鴦蝴蝶派的文體。但是這個工作的進行是需要許多人的，不是辦幾本刊物，辦個《新青年》，或憑幾個作家能完成，而是應當有許多人用各種不同的努力來試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許多朋友覺得只有“社會革命”能夠解決問題，我是覺悟得比較晚的，而且智能比較低，但是仍能感覺到“文學革命”這四個字給我印象的深刻，成為今后文學的主流。(21)

我初不反對人利用這文學目標去達到某一目的，只請他記著不要把藝術的真因為功利觀念就忘掉到后腦。政治的目的，是救濟社會制度的腐化與崩潰，文學卻是一個民族的心靈活動，以及代表一個民族心靈真理的找尋。(22)

陳思和認為：“五四新文學包含了兩種傳統(tǒng)：第一種是新文學以文體的變革來適應啟蒙的需要（比如用白話通俗地傳播新思想），以文學為手段，承擔起新文學運動中的思想啟蒙任務；第二種是以新文學的文體革命過程同時也是審美觀念的變革過程，用白話文建立起一種新的審美精神，它擺脫了傳統(tǒng)文學中‘文以載道’的陳腐觀念，使文學的自覺與人的自覺聯(lián)系起來，在現(xiàn)代意義上重新界定何為文學。這兩種意義的啟蒙，可以分別稱為啟蒙的文學與文學的啟蒙(23)。”通俗來講，“啟蒙的文學”是以新文化運動中的啟蒙思想任務為終極目標，以文學為手段；而“文學的啟蒙”是不排除文學的啟蒙功用，但同時注重文學的審美特質(zhì)以及文學影響人的獨特方式。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與魯迅等人都強調(diào)文學自身的審美功能，兩種啟蒙意識應該并存。其實上溯到新文化運動之前，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就對“文學的啟蒙”有過這樣形象的表述：

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所謂機，即人生之誠理是已。此為誠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學子。(24)

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其聲澈于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fā)揚，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破。(25)

他認為文學與科學的區(qū)別之處是文學能夠“啟人生之機”，而“機”是玄妙而難以言說的；“文學啟蒙”的方式是訴諸心靈的感應，不是單純由外到內(nèi)的宣講和強加。應該說，這種體現(xiàn)文學審美精神的啟蒙是更深入、更徹底的。然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壇，“文學的啟蒙”已與“啟蒙的文學”逐漸脫節(jié)分裂，最終退守到周作人、林徽因、梁思成、朱光潛等“京派文人”所構建的抒發(fā)個人性靈、體現(xiàn)單純學院風格的一隅。而“啟蒙的文學”完成了從“人的文學”到“人生派文學”再到“為人生的文學”的逐漸轉(zhuǎn)化，人的哲學與美學內(nèi)涵也隨之逐漸減少，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后，就連這種以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為宗旨的“啟蒙的文學”也被迫宣告結束。陳思和先生的這一論斷產(chǎn)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學界對沈從文的發(fā)現(xiàn)和開掘，一條昭示著沈從文與“文學的啟蒙”關系的路徑隱然可見。沈從文將“生命”“神性”引入“人性”的范疇，大大拓寬了“為人生的文學”的外延與內(nèi)涵，克服了現(xiàn)代化語境中因語義操作層面的功利性而引起的粗糙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文學表現(xiàn)形態(tài)；更重要的是，沈從文在“城—鄉(xiāng)”互參中所指向的“生命存在形式”，在“愛”與“美”的抽象之域所寄寓的人的詩性內(nèi)涵，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逸出了啟蒙文學中普遍人性的范疇，有著存在主義的人學意味。

“文學的啟蒙”是將“文學的自覺”與“人的自覺”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單純強調(diào)文學的審美性，并不能從根本上完成“文學的啟蒙”，所以沈從文在強調(diào)文學審美性的同時，也強調(diào)文學觀念對“做人觀念”的影響，強調(diào)人在接受新事物、新概念時所必需的主觀能動性。

理解了沈從文的這種“文學的啟蒙”立場，也就不難理解他對“五四”的落潮與文運衰落的分析和判斷。他將文運的衰落歸結為“工具”的“濫用”與“誤用”——“五四”以來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已得到社會認可，但在社會改造和個人生活方面發(fā)揮的作用甚少。例如，“五四”所提倡的一系列口號，如“自由戀愛”“平民教育”等，并沒有引起官僚、軍閥、民眾等觀念的改變。更具體地講，新文學與大學脫離，與教育脫離，依附商業(yè)和政治。過程是這樣的：首先，“北方的作家遭受經(jīng)濟壓迫，慢慢向南方移動，與上海剩余資本結合”(26)，然后，“這個帶商品性得商人推銷的新文學事業(yè)，被在朝在野的政黨看中了，它又與政治結合為一”(27)。局勢表面繁榮，實則糟糕?！稗r(nóng)民文學”“勞動文學”“社會主義文學”“革命文學”“民族主義文學”“普羅文學”的口號滿天飛，但“‘問題’多，‘作品’少”(28)。更為嚴重的是，“文運遭遇商業(yè)政治兩種勢力分割后，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完全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種功利計較和世故運用”(29)。也即“信仰真理愛護真理的五四精神，一變而為發(fā)財升官的功利思想；與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個‘聽候調(diào)遣’的態(tài)度來活動，則可以發(fā)財。為某種政策幫忙湊趣，用一個阿諛奉迎態(tài)度來活動，則可以做官。發(fā)財做官的功利思想既變成作家創(chuàng)作活力，表面上盡管十分熱鬧，事實上已無文運可言”(30)。沈從文認為文運與商業(yè)、政治的結盟是與文運離開學校、離開教育分不開的。作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北京大學，到1927年以后逐漸把精力放在音韻訓詁方面，離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越來越遠。所以，一方面是學術研究脫離現(xiàn)代精神，走向保守和退化；另一方面是文運與商業(yè)、政治結盟后，唯實唯利的人生觀潛滋暗長，并且以更加堂而皇之的方式，躲在“思想”“信仰”的盾牌之下。因此要重建文運，“我們必須努力的第一件事：是從新建設一個觀念，一種態(tài)度，使作者從商場與官場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學校培養(yǎng)，學校奠基，學校著手”(31)，還要作者“都能從市儈的商品與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脫出，各抱宏愿和堅信，由人類求生的莊嚴景象出發(fā)，來表示這個民族對明日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向上途徑中必然遭遇的挫折，承認目前犧牲儼若命定。相信未來存亡必然將由意志決定，再來個二十年努力，決不是無意義無結果的徒勞”(32)，在《長庚》里，沈從文將之稱為“經(jīng)典的重造”。

以上便是沈從文對文運衰落與文運重建的思考。他認為新文化萎縮的原因是新的做人觀念沒有深入人心，加之文學脫離學校，脫離教育，與商業(yè)、政治結盟，唯實唯利的做人觀念取代了一切?；谶@種原因，補救的方法就是從人類求生的莊嚴景象出發(fā)，建設新的做人觀念，完成經(jīng)典的重造和工具的重造。那么沈從文對文運衰落原因的認識有沒有客觀依據(jù)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考察一下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力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末，是知識分子影響力的上升時期，知識分子借助大學、傳媒和各種社團的公共網(wǎng)絡，與城市資產(chǎn)階級一起建構了一個足以與中央權力平行抗衡的民間社會。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30年代初到20世紀40年代末，是知識分子影響力的下降時期(33)?！敝R分子影響力的下降與政治權力的變化是分不開的。在第一個階段，由于清廷的內(nèi)憂外患和北洋軍閥的政權更迭，社會重心不斷下移，知識分子才得以有發(fā)聲的空間，而20世紀30年代以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政權逐步穩(wěn)固，權力漸漸向各個領域滲透，知識分子的影響力相應降低。而且在階級沖突、政黨沖突的大時代，知識分子難免被商業(yè)化和政治化，“逐漸從獨立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蛻變?yōu)檎胃接沟摹袡C知識分子’”(34)。知識分子與商業(yè)、政治結盟的最根本原因是社會局勢全然摧毀了民間資本和文化權力的社會基礎，知識分子不得不在夾縫中求生存，從而導致文運衰落。

沈從文沒有親歷過“五四”新文學，他把“五四”精神概括為“天真”和“勇敢”，并把文運衰落的原因歸結為新的“做人觀念”得不到貫徹，重建文運的關鍵也是要加入“抽象觀念”，重新進行一次“做人運動”。許多論者覺得沈從文對“五四”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概括性的觀念、一個缺乏深度的感性印象，沒有什么可以參考的價值。我的理解恰恰相反，越是這樣的理解，越是能夠體現(xiàn)出沈從文思考問題的獨特方式。為什么他對“五四”的理解不是“民主”“科學”“自由”“文明”“時代的巨輪”？他來自偏遠的南方一隅，不像那些歐風美雨浸淫日久的知識分子，有“久居蘭室，不聞其香”的可能性?？上攵?，那些“五四”新觀念對初入都市的“鄉(xiāng)下人”的影響應該不亞于一場思想風暴。然而，沈從文思考問題的著眼點在于“人”對“名詞”的轉(zhuǎn)化、吸收和利用，“人”將異己的、外部的質(zhì)素聚合為一個全新的“自我”上，這一點難能可貴。因為在近現(xiàn)代的中國，“科學與民主始終未出現(xiàn)，而那兩個口號亦未發(fā)生積極影響。幾十年來，講科學與民主的人，一直不了解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亦不了解其在西方首先出現(xiàn)之文化背景，而只是橫斷面地截取來以為詬詆中國文化的工具”(35)。與其囫圇吞棗式照搬與圖解，不如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確立人的主體性來得實在。所以，魯迅在新文學運動之前，預見性地提出“根柢在人”的主張。如果不是在附會，我認為沈從文對個體內(nèi)部的“做人觀念”的強調(diào)與魯迅提倡“心聲”“內(nèi)曜”“主觀之內(nèi)面精神”，主張“人各有己”“朕歸于我”“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是一脈相承的，體現(xiàn)了從對啟蒙理念的橫截面式的移植照搬，到確立“根柢在人”的思維方式的重大轉(zhuǎn)變。也即強調(diào)人對中西文化資源的能動性的吸收、轉(zhuǎn)換、利用，人的個體解放，人的主體性的確立。沈從文還有很多啟蒙思想都與此相關，例如國民性的批判、民族品德的重造等。如果說魯迅提出“根柢在人”觀念的靈感來自19世紀歐洲詩人擺脫“物質(zhì)”“眾數(shù)”的精神和個性的話，沈從文的“做人觀念”則來自他讀的“一本大書”——個體的實感經(jīng)驗。

“五四”新文學在啟蒙文化思潮的推動之下確立起自身的進步性和合法性，啟蒙訴求在“五四”新文學甚至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建構中功不可沒。然而，過于鮮明的現(xiàn)代性價值取向、過于突出的啟蒙意圖，也使“五四”新文學出現(xiàn)淺表化、單一化、圖解化等傾向，這些弊端在削弱文學自身的審美感染力的同時，也使“啟蒙”無法在文學的內(nèi)部得到深化和發(fā)展。在這種局面之下，“文學的啟蒙”將“啟蒙”與“文學”勾連，將“文的自覺”與“人的自覺”打通，既強調(diào)文學的審美性，又強調(diào)人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文學”與“啟蒙”之間的裂隙。但由于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制，“文學的啟蒙”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逐漸式微，而沈從文卻接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從他文學行為的緣起、他的“五四”觀、他相應的文學主張出發(fā)，就會發(fā)現(xiàn)沈從文將啟蒙主義的價值訴求與文學本位主義思想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一方面，他高舉“五四”的旗幟，強調(diào)“做人觀念”；另一方面他主張“工具的重造”，堅守文學本位，繼承并發(fā)展了“文學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