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15日 陰 第一印象

晚上8：50，火車抵達莫斯科東方車站，很順利地就看到了來接我的趙寧與陶蓬，他們是莫斯科戲劇學院的公派留學生。這里的月臺可以隨便進出，出站也不檢票。

俄羅斯果真一副貧寒、陰郁的景象：車站外一排排發(fā)胖的老太太，站在骯臟的積水間，舉著黃瓜、面包在吆喝；果真有那么多酒鬼在昏暗的燈光下踉蹌；龐大的建筑陳舊不堪，長街一眼望不到盡頭；人們穿著的是中國本世紀七十年代初那種粗質(zhì)的毛衣和球衫、球褲?？偠灾?，我今天仍能聞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氣息，它既讓我感到難過，又讓我感到親切。

使我驚奇的是他們的地鐵，規(guī)模宏大，裝飾華麗，已近于奢侈。我們到的第一個地鐵站，是一個環(huán)形的，有雕花柱子，懸掛玻璃大吊燈的大廳。趙寧告訴我，它叫共青團地鐵站，很有名，建于本世紀三十年代，屋頂?shù)挠彤嬋橇袑幣c群眾在一起，整個設計就是列寧塑像的設計師搞的。我們踏上電梯，速度極快，第一次很不習慣，站上往下一看，又深又陡，大約有百多米，然后就像掉進了一個深井。在蘇聯(lián)出版的旅游圖上，地鐵也是一個重要的參觀項目。它以紅場為中心，分赤、橙、黃、綠、青、藍、棕七條線，輻射開去，把市中心與外圍的所有街道連成一體。今天，談起地鐵和莫斯科市內(nèi)七幢最高大的尖頂建筑（形狀有點像上海展覽館），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學、烏克蘭飯店、外交大樓、軍人住宅樓等，人們就會說：那是斯大林搞的，那是義務勞動的產(chǎn)物，那是為了與西方抗衡、與美國媲美，那是付出了農(nóng)民勒緊褲帶、婦女加速變老的代價的產(chǎn)物。但今天的人們畢竟享用了這代價。假如沒有這地鐵，沒有這幾棟鋼鐵般堅固、宮殿般氣派的建筑群，莫斯科市政值得驕傲的大概只有克里姆林宮和教堂了。

趙寧、陶蓬邊走邊對我說，俄國人先推倒了捷爾任斯基的塑像（那個我們在電影中看到過的嚴厲而慈祥的形象），說他是克格勃的老祖宗，然后又搬走了所有大街小巷的斯大林像，他們對那個時代記憶猶新的是：克格勃無所不在，仿佛墻上都是眼睛、耳朵；詞匯的通貨膨脹，完全變換了自己的原義；龐大的軍事負擔，蘇維埃以此為榮……陶蓬說，俄國人對今天不滿，但也不愿回到那個時代去，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寧可啃黑面包，也要擁有自己的腦袋。

陶蓬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今年二十六歲，在國內(nèi)學習了一年公派出來，已在俄國六年，經(jīng)歷了蘇聯(lián)到俄國劇變的全過程。他臉色有點蒼白，戴一副眼鏡，是個很斯文、瘦弱的小伙子。他告訴我，他剛來的時候，每星期還參加義務勞動，后來越來越少，好像也沒有什么人規(guī)定了結束，就這樣自然消亡了。他剛來的時候，每月一千盧布獎學金綽綽有余，去哪里，打個“的士”，三盧布可坐相當長的路。現(xiàn)在獎學金已達到一百五十美元一個月，但他們出門已不敢坐小車，從火車站到他們學校不過十來分鐘，就要三千盧布，莫斯科的物價已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莫斯科戲劇學院宿舍前，有一大片居民住宅。我在火車進入俄國境內(nèi)第一眼看到這樣的火柴盒式住房時，馬上想到我們的工房模式一定是從這里搬來的。讓千百萬窮人有房住，這也是革命最初的動機和動力，但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畢竟勢單力薄，不可能一下子滿足廣大工農(nóng)群眾擁有西方那樣的住房條件，于是，這種大規(guī)模的構造簡陋、毫無美感的工房就成了共同富裕的象征。在舊上海，房子也是人的身份與階層的標志，花園洋房屬于買辦官僚、工商巨頭，還有黃金榮、杜月笙一類青洪幫老大；一般職員、知識分子住石庫門房；勞苦大眾就龜縮在棚戶區(qū)。畢竟，新工房讓大多數(shù)人鉆出棚戶，伸直了腰，它是一種理想的標志。工房是粗糙的，但理想本身是有美感的，為理想獻身的人也是有魅力的。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住在老工房里的工農(nóng)群眾為何最終也沒能守住蘇維埃政權，難道他們不幸福嗎？什么是幸福？

與趙寧的活潑、開朗相反，陶蓬有點憂郁，說話聲音很輕，生怕人家偷聽似的。晚上，我睡在他屋里。那是一間近二十平方米的房間，放著寫字桌、書櫥、俄式唱機，桌上擱著一個紅泥做的雕塑：一個男子兩手撐著，斜靠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床讓給我，自己又另搭了一張床。屋里有暖氣，穿毛衣即可。

陶蓬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搞翻譯的，由于感情不和，多年前就已分居。陶蓬對人類感情和家庭的悲劇性一面，有著與他年齡不相稱的理解。他學戲劇評論，自己也搞創(chuàng)作，今年暑假，所有的人都回去了，他一個人住在宿舍里，啃面包，喝白開水，寫一個戲，一個家庭的戲。他說戲劇目前第一是德國，其次就是俄國，然后是法、英，美國幾乎沒有什么好戲。莫斯科每天晚上有六十多個大小劇院演話劇，從經(jīng)典的《欽差大臣》《萬尼亞舅舅》《現(xiàn)代人》到各種式樣的先鋒劇，票價幾百盧布，相當于三四元人民幣。他說他們戲劇學院是學理論的，不培養(yǎng)創(chuàng)作人才，俄國人認為，搞創(chuàng)作都是天生的，可以進文學院去進修。他們每天九點上課，常常到十一點才有人，只要有三個人，教師就開課，他們在講臺上一站就四五個小時，滔滔不絕。

“你知道嗎？”在陪我去底樓洗澡的時候，陶蓬又細聲對我說，“我們中央戲劇學院院長五十年代在蘇聯(lián)留學，也住這棟樓。前不久他來訪問，說除了樓更加陳舊外整個城市毫無變化，他很感慨?！睒抢锊恢獮楹芜€住著一群阿富汗難民，他們拖兒帶女，到處鍋碗瓢盆，走廊里散發(fā)著一股奶酪與洋蔥交合的臊味。

我們躺下時已快凌晨一點，陶蓬有點興奮，不斷問我國內(nèi)的情況，知識界、文學界的現(xiàn)狀。他告訴我，這兩天他正在幫一個電影學院的朋友搞一個半小時的畢業(yè)作品，劇本是他寫的。寫一個小提琴手去音樂廳演奏時的幻覺，然后是戲中戲，遇到一少女，發(fā)生了類似《陰謀與愛情》的故事，最后演奏完了，四周響起掌聲、歡呼聲，小提琴手謝幕時發(fā)現(xiàn)場內(nèi)根本沒有人。陶蓬說，原想安排場內(nèi)全是木偶，但成本太大就沒用。這個戲只需兩個人，小提琴手找他音樂學院的同學，不要錢，女的要找俄國姑娘，就得付報酬。本子得導師看后通過，簽了字，才可領攝影器材與膠卷，他說他準備向大使館借輛面包車裝運器械。

他仍然喃喃地說著，我的思維好像在無人的掌聲中定格，頹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