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和閱讀史

個人閱讀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

過去，在文學研究或其他研究領(lǐng)域，我們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寫出的文本上，對于“閱讀”這個問題，關(guān)注的相對較少。一本書是哪些讀者在讀？怎么讀的？不同身份、不同時代的讀者有什么不同反應？作為物質(zhì)方式的書本與閱讀構(gòu)成什么樣的關(guān)系？……這種種問題，我們很少會想到。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的《閱讀史》，就是討論人類閱讀行為的歷史變遷：“閱讀”在歷史上的變化，紙張、印制、傳輸?shù)葪l件的改變對閱讀產(chǎn)生的影響，如在歐洲，專門供書寫、閱讀的書桌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印刷條件的改變會給寫作跟讀者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等等。閱讀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個重要精神活動。有位學者說過，如果一個人每年都讀一遍《堂吉訶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讀這本書的感想記錄下來，那么這個記錄也就是他的生命史。說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們覺得這樣定義過于夸張，或許可以這樣認為：他的生命狀態(tài)和變化，會在這個記錄里留下痕跡。

讀者和書本建立的關(guān)系

閱讀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問題。比如說，誰在讀；讀什么性質(zhì)的書；讀書的具體條件、情境：時間、地點、情感狀態(tài)……不管有沒有意識到，我們在讀一本書的時候，就會跟這本書建立起一種特殊的關(guān)系。讀一本理論書跟讀文學作品，你的心態(tài)與期待，和這本書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樣的。讀新書和舊書的感覺也不一樣。過去，我經(jīng)常去北大舊刊閱覽室，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報紙雜志。當然，現(xiàn)在舊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為年代久遠，幾十年前的報紙刊物翻閱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會制成顯微膠卷，或者掃描在電腦上供研究者閱讀。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紀30年代，以至更早的時候印制的書刊，跟讀現(xiàn)在出版社重新編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覺會有很大的差異。你會感覺到你觸摸到的東西，那些紙張、字體、裝幀編排方式，以至廣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閱讀時會在上面留下印跡，你所有的想象都會與具體的歷史情境相交融。精裝本跟平裝本，橫排或豎排，讀的過程中的感覺也會不一樣。書的厚薄程度，也會影響人的閱讀感。比如說，詩集需不需要印得那么厚?，F(xiàn)在有些詩集很厚，拿在手里頭沉甸甸的，覺得很不舒服。

幾年前在福建三明開一個詩歌座談會，是紀念福建的一個詩人的。他一輩子熱愛詩歌，不僅自己寫詩，還為培養(yǎng)當?shù)卦姼钀酆谜?、開展詩歌活動，付出大量心血。他得了癌癥去世，福建省為他舉行一個紀念會，出版他的詩集。他健在的時候，沒有得到出版詩集的機會。所以，這次就將他全部的詩都收進去，有六七百頁。這當然是好意，但是對讀者來說，就有點尷尬。如果不是專門研究這位詩人的創(chuàng)作，一般讀者拿在手里就覺得有點難辦。從頭讀起嗎？讀了六七百頁你還有沒有感覺？選讀的話，又從哪一頁讀起？座談會上，我就說了一點題外話。我說有點懷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詩集，常常幾十頁，一百來頁。我說讀詩的時候，手中應該是輕的感覺；應該是讓閱讀的人有更多時間在上面停留。薄的詩集，拿在手里，你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我說的也許不對，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個大家經(jīng)常遇到的問題是，讀選本還是讀全集。當然如果不是專門研究者，大家不會去讀《全唐詩》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諾貝爾獎，人民文學出版社就趕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文集”：這是對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經(jīng)濟利益在里面。那么我們是讀《莫言文集》好呢，還是讀他的一些選本？其他小說家和詩人也是這樣。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全集漫無頭緒，不知道怎么讀。但是有時候又覺得選本不大放心，容易被選家牽著鼻子走；因為有的選本帶有歷史的、個人的偏見。所以，有時候我們會不大信任選本。

另外，我們讀書有時候可能會“想當然”。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書叫《他山的石頭記》，在談到古代寫作和閱讀的時候舉了這樣的例子，說在先秦或者戰(zhàn)國時代，寫作、閱讀是怎么進行的，采用什么方式？當時的寫作和閱讀與現(xiàn)代社會比較，有什么不同？我們知道在先秦、戰(zhàn)國時代，寫作是刻在竹簡上，那么，一部書他要刻多長時間？是寫作者自己刻還是雇人來刻？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對文體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另外就是誰有權(quán)閱讀？一部書要多少竹簡才能容納全部內(nèi)容？這些竹簡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才能夠讀到它？讀的時候是什么樣的方式？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可能沒有細想?！皶钡奈镔|(zhì)條件，對寫作跟閱讀肯定都會產(chǎn)生很大的制約。

開玩笑說，書的定價也會影響讀書的選擇和情緒。我前年出了一本書叫《我的閱讀史》，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收入我個人類乎讀后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編輯說，書的質(zhì)量一般般，你們就別定價太高，要不讀者不愿意買。可是他們不聽我的，二百多頁吧，定價38塊錢。38塊錢多還是少??？其實我真有一點內(nèi)疚，會問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么多錢嗎？2011年我應廣西那邊的幾所學校的邀請去講課，住在南寧的一家旅館里，晚上沒事就翻看他們放在房間里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單”，里面有一個雞蛋炒飯，定價也恰好是38塊。這樣一對比，我就放下心來，無非就是一份雞蛋炒飯嘛！不過，現(xiàn)在也有相反的：有的書定價如果太低，銷路也不好。因為有的人有很多錢，喜歡買漂亮的書。讀起來感到舒服，即使不讀，擺在書架上，也顯得漂亮氣派。

現(xiàn)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過去我們對書籍有一種“饑渴”感，現(xiàn)在這種感覺已經(jīng)失去，或者不多了。昨天我跟你們的李保民老師聊天，說80年代初他上大學的時候，常常在聽完課后，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鐘時間，趕緊跑到書店看今天有沒有來新書?，F(xiàn)在誰還會有這樣急迫的心情？過去是渴望擁有書籍的時代，現(xiàn)在是書籍擁有我們的時代。我們被大量的書包圍，每年出版的書那么多，書店里各種讀物琳瑯滿目，獲得圖書變得那么容易，已經(jīng)不再有“饑渴”的感覺了。我也是這樣。50年代我上中學的時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錢，第一次買的兩本書，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選。那種擁有自己的書籍的感覺，那種快樂，現(xiàn)在的人不容易體會。所以，就是剛才所說，現(xiàn)在是書籍擁有人的時代，而不是人渴望擁有書籍的時代。就像現(xiàn)在有錢的人被金錢所擁有，當權(quán)者被權(quán)力所擁有。當人被書擁有的時候，就沒有那種非常渴望讀書的心情。

這個變化對我來說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任教的時候，那時CD唱片在國內(nèi)還是稀罕的東西，價格也昂貴。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圖書館可以出借。我就到圖書館借回來聽，或者復制在錄音帶上。借到一些心愛的唱片的時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那是一種非常快樂的心情?，F(xiàn)在CD那么多，包括古典音樂的引進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當當網(wǎng)”看到一些引進版的古典CD在降價，5塊錢一張。而以前同樣的進口CD要賣到一百多。所以，東西來得太容易，好，也不好。輕易獲得的東西往往不知道珍惜。

書的重讀

有些書我們可能讀一遍，有的可能會重讀，甚至會讀多次。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拿我自己來說，對重讀有兩種不同的心態(tài)。一種是有點害怕，怕重讀可能會破壞當初美好的感覺。讀巴金的小說是念初中的時候，那時候我還年輕，新中國又剛成立，對未來有一種熱切的、浪漫的期盼，也偏愛那種激情的文字，巴金二三十年代的青春式、抒情式的寫作，當時很對我的胃口。

臺灣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他的年齡應該比我小十來歲。他是歲數(shù)比較大的時候才讀巴金的，因為在國民黨政府“解嚴”之前，大陸作家的書籍在臺灣都被列為禁書；所以他讀巴金，可能要到80年代以后。他就提出一個疑惑：巴金為什么評價那么高？在他看來就跟中學生作文一樣。他說的可能有點過分，但是巴金作品的藝術(shù)性，包括文字，確實有許多問題，有的文字比較粗糙，感情不夠節(jié)制。但是我初中讀的時候，感動得不得了，有的地方還痛哭流涕，哭得不行。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一位日本教授上漢語課，選用巴金《家》的鳴鳳自殺的那一段，有一些詞句的解釋他不太拿得準就來問我，我就重讀一遍。我頓時對年輕時候的痛哭流涕產(chǎn)生疑問，真有這樣的事發(fā)生嗎？所以這次重讀，對我來說其實是不好的，不必要的。覺得如果不重讀的話，保存50年代的那種心情，在我這里就是一筆財富。但是重讀就把這個“財富”丟掉了，有點可惜。所以，有的時候，就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去重讀過去喜愛的書。

不過，總的來說，隨著知識、鑒賞力的增加，重讀通常還是利大于弊。不知大家有沒有讀過蘇聯(lián)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幾年前我到俄國旅游的時候，還專門到莫斯科近郊的別列捷爾金諾的“作家村”參觀他的故居。有人說他的詩比他的小說寫得更好，他主要是一位詩人。不過，他的長篇《日瓦戈醫(yī)生》反響更大。這部長篇是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不是在作家生活的祖國，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出版社。當時是冷戰(zhàn)時期，因為它的出版，也因為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這部長篇，引起了軒然大波，《日瓦戈醫(yī)生》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角力的平臺。結(jié)果在蘇聯(lián)當局的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寫了檢討，發(fā)表公開聲明拒絕去斯德哥爾摩領(lǐng)獎。

我知道這個作品的名字，是因為1958年讀了《文藝報》上的批判文章，留下的印象是這部小說很反動、很惡毒?？墒钱敃r，以至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大陸都沒有中譯本，寫批判文章的人也沒有讀過這部小說。中譯本在中國大陸1987年才出現(xiàn)，1987年讀的感覺，不像當初想象的那么“反動”“惡毒”。當然，它的確是對蘇聯(lián)十月革命的質(zhì)疑。主人公日瓦戈是貴族出身的醫(yī)生，開始的時候，也是對革命很向往，至少是抱有好感的，因為舊俄的專制制度非常黑暗、腐敗，許多人都認為需要一場革命來改變這個舊世界，改變?nèi)嗣袢罕娡纯嗟纳?。但是，革命之后，日瓦戈發(fā)現(xiàn)情況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樣。他主要是從精神的角度，來觀察革命造成的新的精神病癥。他發(fā)覺空談、說大話空話、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日瓦戈把這個現(xiàn)象叫作“心臟微細出血”。

我想，這是這些知識分子最感痛切，也最感失望的事情。當然，在冷戰(zhàn)時期，這種從精神層面對革命的質(zhì)疑，在當時環(huán)境下面，蘇聯(lián)和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社會主義陣營”批判它反蘇反革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我重讀的時候，不知不覺中關(guān)注點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這個變化，我想和我的思想不再執(zhí)著于一個點有關(guān)系。我在《我的閱讀史》中的《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有提及此變化。我覺得里面也不只是被動地憂慮革命產(chǎn)生的精神后果，也還有一些積極的東西，盡管是微弱的。在強大的歷史和相對無助的人的生活關(guān)系上，書里似乎也在表達這樣的意思：“歷史”雖然擁有巨大的對個人生命的裹挾、吞沒的力量；但是，個體生命的“節(jié)律”，也不見得就能被取消，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劇，也有“可能”的爭取。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人的生活中的常度恒性更為重要。而且，我也對書里寫到的俄羅斯人對大自然的態(tài)度有了當初沒有的好奇。感覺大自然對于他們來說，不是被征服，也不是欣賞的對象，他們的生命就融合在里面，形成他們有關(guān)愛情、死亡、苦難、幸福的理解。所以，日瓦戈最后因落魄而死，他的戀人拉拉并沒有過分悲傷。書里這樣寫，“植物王國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國的近鄰，在大地上的綠色植物中，在墳地上的樹木間，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隱藏著生命轉(zhuǎn)化的奧秘，這正是我們一直要解開的謎”。也就是說，這個作品不僅包含我們通常理解的政治命題，而且有更豐富的內(nèi)容。重讀中這些跟過去不同的發(fā)現(xiàn)，來的雖然有點晚，但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閱讀是一種“克服”

開頭提到的曼古埃爾的《閱讀史》，說到因為印刷術(shù)的出現(xiàn)產(chǎn)生了一些錯覺。比如說，一部書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萬印出來，它們的裝幀設計都一模一樣，所以會在讀者那里引起錯覺，以為他們讀的是同一本書。但事實上，曼古埃爾說，他們讀的不是同一本書。假如我們同時拿起同一個版本的《杜甫詩選》，能說你讀的《杜甫詩選》，跟我讀的是同一本書嗎？道理其實很淺顯，因為“一千個人眼中有千個哈姆雷特”。薩特說過，書要是不被人閱讀，它就只是涂在白紙上的黑色污跡，而一旦被閱讀就一定和特定讀者建立與他人不同的關(guān)系。所以，詩人西川在他的《深淺》這本書里有這樣兩句話：一個熟讀《論語》的人把另一個熟讀《論語》的人駁得體無完膚；杜甫得到太多的贊譽，所以另一個杜甫肯定一無所獲。就是在《論語》里看到的東西，或者引申出來的道理，不同的時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別很大，甚至南轅北轍。

智利有個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大詩人——聶魯達，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影響不小。我們上大學喜歡詩歌的，都讀過他的長詩《伐木者，醒來吧！》。這首詩寫于1948年，袁水拍當年就把它翻譯成中文。它是歌頌社會主義蘇聯(lián)、譴責美帝國主義罪行的政治詩，但藝術(shù)水平的確很高。在50年代，聶魯達在我們眼里是位氣勢磅礴的革命詩人（事實上他本人也是智利的共產(chǎn)黨員）；但是到了80年代，通過翻譯的選擇和闡釋，聶魯達就變成一個愛情詩人了。在80年代，中國有一個“告別革命”的潮流，聶魯達被革命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刪除”的大量愛情詩，這個時候就被重點選擇、放大?，F(xiàn)在大家記憶最深的，恐怕是他的：“我喜歡你是寂靜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你從遠處聆聽我/我的聲音卻無法觸及你……”按照西川的說法就是，一個聶魯達受到太多的贊譽，另一個聶魯達就無所收獲。關(guān)于這個問題，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滕威教授的《“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99）》分析得很精彩。

我們經(jīng)常講，寫作是一種“克服”，其實閱讀也是一種“克服”，一種對自我的挑戰(zhàn)，克服趣味跟閱讀習慣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習慣，是當事人不太能夠意識到的。前幾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師去埃及旅行，在尼羅河坐游船看風景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思想》來讀。一個過去的學生、現(xiàn)在是中文系的老師看到我在看這樣的書，她大聲喊起來：“老師，你也太夸張了吧？！”因為別爾嘉耶夫是俄國學者、思想家，他這本書是很嚴肅的學術(shù)著作。我猜，這個學生認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卻讀這樣的書，而且還是在公眾活動的輪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裝模作樣，裝作無時無刻都在思考高深問題、很有學問的樣子。

這件事提醒我來檢討自己的一個問題，就是讀書、興趣的偏狹。以前我沒有意識到這是個不好的習慣，自以為時時刻刻都要讀“有用”的書、“有價值”的書。對比起謝冕老師來，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他的興趣、讀書范圍比我廣闊得多。當然，他也讀學術(shù)書、史料、詩集、評論，但也讀歷史掌故、各地風物志。他會拿著圓明園的平面圖去遺址實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譜，既品嘗精美食物，也對路邊攤的羊雜碎湯津津有味。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興致，而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不同的環(huán)境有不同的閱讀。所以，在大部分機場的書店，你們不會看到深奧學術(shù)書，也不會有很嚴肅的小說。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發(fā)大財、怎樣經(jīng)營管理等，而不會出現(xiàn)《俄羅斯思想》或馬克思的《資本論》。

“專業(yè)”與“非專業(yè)”閱讀

然后，我要談的是有關(guān)專業(yè)閱讀的問題。我這一輩子都是在學校教書、做“學問”，從1961年大學畢業(yè)后這幾十年都做著這件事，經(jīng)歷非常單調(diào)、貧乏。高中、大學階段，讀書的選擇還比較隨意，后來大部分都是從“功利”出發(fā)，從教學、研究課題出發(fā)來選擇書籍，目的性非常強。要研究哪個作家，就讀他的作品，有關(guān)他的資料；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也盡可能收集相關(guān)資料，灰塵撲鼻地翻閱舊書刊雜志。當代的有些作品，讀起來真是沒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許多文章、資料，相當枯燥，繞來繞去的文風?？墒遣还苣闶欠裣矚g，為了教學，不讀不行，硬著頭皮也要讀。其實寫那些文章的學者、批評家，不是才情不夠，他們是沒有辦法。即如，現(xiàn)在我們讀它們也是沒有辦法，做學問就意味著有許多時候要硬著頭皮。這是一種“職業(yè)式”的讀書，你從事這個職業(yè)，吃這碗飯，就必須這樣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師在他的《簡帛古書與學術(shù)源流》前言中說，“學者的命就是替人讀書，因而常常無法享受閱讀的愉快。如果他受畢生之苦，甘之如飴，非要別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勞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屬于這種“不仁之至”系列，這個問題想起來太苦，不想了。不過，退休之后確實有一種“解放”的感覺，能夠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書和文章來讀。

專業(yè)，或者職業(yè)閱讀的問題，我有兩點建議。一個是會在不同的書里看到不同的觀點，會有很大不同，甚至互相反對的主張。如果他的觀點不是那么令人氣憤，比如說反人類，為法西斯什么的張目，那么，在通常情況下對不同的觀點可以保持一種比較平和的態(tài)度。我們不一定總要在書里尋找成功者和失敗者；更值得尋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敗者之間的一種狀態(tài)，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極端。即使有些觀點看起來不是很能站得住腳，也可以想想這樣的觀點是在怎樣的情境下出現(xiàn)的，可能給我們什么參照，在觀察問題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種啟示。

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最近中國文學界的大喜事，幾十年來，這個獎對中國文學界是個“心病”。好了，現(xiàn)在終于有中國作家得獎了，按理這個“心病”應該治愈了?？蓪嶋H不是這樣，還是有許多人不高興，或者說他不夠格，或者說目前至少有十位中國作家可以得這個獎。對于中國社會政治、世態(tài)人心，莫言有許多表達，更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們還是要把重點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時講了許多故事。最后一個故事是許多年前他爺爺講給他的。說是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zhàn)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有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弊匀粵]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他就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拋草帽，其中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意，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莫言說，故事的結(jié)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這讓我想起日本學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紀她們的一些話。她們談到韓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說“人類是組織群體而生存，這種生存方式里潛在著殘酷性”；像丙崽、阿Q這些人物，都是“集體”中的異類，當“一個集體面臨危機，就把異類奉獻給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體之外”。那個被扔出廟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為面臨危機所“造出”并加以“歧視”，被排除到集體之外的“異類”嗎？這個解讀，相信和同學們在課堂上聽到的很不相同。這個當然不能取代傳統(tǒng)上對《阿Q正傳》的詮釋，但至少可以成為一種參照。面臨危機而不斷制造“異類”，拋出“異類”，是我們這一輩子經(jīng)常面對的事實。產(chǎn)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趙園老師所說的“戾氣”。趙園老師80年代研究現(xiàn)當代文學，后來轉(zhuǎn)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個時期的社會狀況和文人心態(tài)。她說，明清易代之際，社會氛圍和士人心態(tài)普遍彌漫著一種“戾氣”——極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種病態(tài)的激情。有興趣可以讀讀她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這本書。

另一個建議是，專業(yè)跟非專業(yè)書籍，有時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F(xiàn)在經(jīng)常說的跨界視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專業(yè)”上的狹隘設限。去年我在臺北的時候，很偶然的機會，有人送我一本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剛出版的書，蔡振家教授的《另類閱聽：表演藝術(shù)中的大腦疾病與音聲異?！?。從他的學術(shù)背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畢業(yè)于臺大物理系，接著在臺北藝術(shù)大學研究所讀碩士獲得碩士學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大學音樂博士班畢業(yè)，回到臺灣以后，又成為了臺大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和臺大醫(yī)學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他研究的領(lǐng)域涉及戲曲、音樂、生物音樂學、心理聲學、音樂聲學，一個人可以涉足看來完全不同的領(lǐng)域，著實讓人驚奇。給他這本書寫序言的，主要也是臺灣醫(yī)學界的名流。在論述藝術(shù)創(chuàng)作，特別是表演跟大腦疾病之間的關(guān)系的時候，他分析了這樣兩個“案例”。

一個是舞臺上孫悟空的表演，他說孫悟空的那些動作，是一種疾病的表現(xiàn)。孫悟空的表演，表現(xiàn)了醫(yī)學里的“妥瑞癥”病征?！巴兹稹笔欠▏?9世紀的一個醫(yī)學家發(fā)現(xiàn)這個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這種癥狀的人就會有不由自主的動作，包括臉部的抽搐，不斷地眨眼睛、噘嘴巴、裝鬼臉，臉部扭曲而且聳肩膀、搖頭晃腦還有怪叫。他說孫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癥”的癥狀。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麗娘跟柳夢梅的愛情故事。我上大學的時候，通常會說《牡丹亭》表現(xiàn)了“個性解放”，感情上對理學禁錮的挑戰(zhàn)。蔡振家從醫(yī)學、疾病的角度，認為杜麗娘是患上一種叫“躁郁癥”的病?！霸暧舭Y”應該是心理、精神病癥，由心理的障礙跟情感的障礙引起，憂郁跟狂躁兩種特征反復地出現(xiàn)，狂躁的時候就幸福到極點，看見開花，就有非?？鞓返母杏X，而且容易有一種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懸河、思路敏捷。對現(xiàn)代人來說，狂躁癥發(fā)作的另一個征象是盲目購物，但是杜麗娘的時代購物消費還不發(fā)達，憂郁的時候，覺得自己就要死掉，覺得生命沒有什么意義。蔡振家說，《牡丹亭》里杜麗娘的表現(xiàn)就很符合這個癥狀。作品里不是寫她“游園賞花，觸動心情，繼而尋夢不得，因而死亡”嗎？這就是躁郁癥的典型的病史?！耙灰剐〗憬乖?，起來促水朝妝，由她自言自語……”蔡振家還引用臺灣一個躁郁癥患者在她痊愈以后的自述來加以證明。

我讀了這部書，感覺有點喪氣，原來我們書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腦疾病患者。不過回過頭想想，他的研究對我們也有許多啟發(fā)。我們常把“藝術(shù)源于生活”掛在嘴邊，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嗎？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藝術(shù)”又的確不是“生活”。我們需要文學藝術(shù)的理由，就是因為它具有一種超越性，苦難也好，實際的生活狀況也好。讀了《另類閱聽》，雖然感覺文學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性被貶低了，但是認識到文藝創(chuàng)造的重要性。人們需要的，是它們的那種超越具體生活情境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樂家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這個說起來有點不好，因為這些音樂家，包括貝多芬、海頓、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們喜愛的。音樂，特別是器樂作品，與我們具體生活情境的關(guān)聯(lián)很間接，更具有一種精神上的“純粹性”?？墒锹牭竭@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們頭上的“光環(huán)”就黯淡下來。不過，蔡振家還有其他研究者認為，從醫(yī)學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發(fā)作的時候會產(chǎn)生一種幻覺，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會有某種作用、意義。這個問題其實沒有必要回避，當然也沒有必要夸大。杰出藝術(shù)家當然是才情過人，但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也是很復雜的事情，不需要過分浪漫化。我們從這里也能認識到，不是像俄國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的，任何藝術(shù)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藝術(shù)。

靜下心來讀一本書

閱讀就是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幫助我們了解他人。我的建議是，大家能夠多讀一點書。我們的社會是個浮躁的社會，就像有人說的，中國的“高速列車”已經(jīng)開動，而且好像停不下來了。在這樣夸張的情境下，最可貴的是要獲得一種比較平靜的心情，靜下來去讀一本書。從里頭去體會他人表達的道理，溫習自己的體驗，提升自己的境界。

1. 根據(jù)2012年12月在廣東嘉應學院演講錄音整理、修改。
2. ［加拿大］阿爾維托·曼古埃爾《閱讀史》，吳昌杰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
3. 到20世紀40年代，巴金的創(chuàng)作有明顯改變。
4. 洪子誠著《我的閱讀史》，2011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5. 引文根據(jù)力岡、冀剛的譯本，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6. 讓·保羅·薩特（1905—1980），法國人，著名哲學家、文學家、政治評論家。
7. 西川，本名劉軍，1963年生，江蘇省徐州市，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隨筆作家。
8. 袁水拍（1916—1982），江蘇吳縣人，原名袁光楣，筆名馬凡陀，詩人。
9. 三聯(lián)書店“學術(shù)文庫”版。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有一大批作家、藝術(shù)家、哲學家、思想家被迫或自動地離開俄國，流亡歐美，別爾嘉耶夫是被驅(qū)逐出境的，此書是他40年代客居巴黎時的著作。
10. 謝冕（1932—），男，福建福州人，文藝評論家、詩人、作家。
11. 李零（1948—），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國古漢語研究，主要著作有《孫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選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