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座的各位朋友，要是有了孩子，或是按照國家與你們小家庭嚴格的“計劃”而準備“生育”，那么，給已經(jīng)生下來的孩子、沒有生下來的孩子以及還沒有創(chuàng)造成功的孩子取名字，實在是對父母聰明智慧和文化水平的嚴峻考驗。

給書想個合適的名字，也是這樣?？珊鷣y寫東西，又要出版，就不能不過這一關(guān)。出一本書，還算好對付。獨生子，絞盡腦汁琢磨就是了。雙胞胎、兩孩兒，取名兒的難度，就不止是倍增而已了。要是像我這樣接二連三地炮制出一本本書來，麻煩可就大了。

自己傻自己知道，反正也取不好名字，就總想找些偷懶兒的辦法。一開始，老老實實地直接用書的內(nèi)容作名字，可內(nèi)容又往往不夠單純，于是，就有了《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秦漢政區(qū)與邊界地理研究》以及《建元與改元》這樣一些名目，一副傻憨憨的面目。

與此類似的是，一本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同買書、藏書有關(guān)的小書，我給取的名字，叫《讀書與藏書之間》。雖然一樣憨傻，但接下來出的下一本，終于找到了偷懶兒門道：加上“二集”倆兒字就得了。這也可以算作是學有師承——業(yè)師史念海先生的文集，就是第一本叫《河山集》，以后一路續(xù)下去，直到《河山集》九集。

史念海先生《河山集》九集封面

拙著《讀書與藏書之間》二集封面

孰知好景不長，幫助出版此書的責任編輯賈元蘇女士退休了，出版社便沒人再給接著出，這條輕省兒的路也就斷了。后來中華書局又出版了我的歷史地理學文集《舊史輿地文錄》，本來也想接著出個二集、三集的。結(jié)果遇到中西書局主動約我這方面的文稿，不要補貼，稿酬、樣書等還比較優(yōu)厚，就把書稿交給了這么給我面子的出版單位。起初擬定書名為《舊史輿地文錄續(xù)編》，就是延續(xù)上面所說的思路。中華書局方面很大度，沒有計較挪到哪兒去續(xù)的事兒，可中西書局覺得“續(xù)”得沒來路，不大像樣兒。人腦子一通之后，有時也會一通百通，我靈機一動，把它定名為《舊史輿地文編》，看起來沒有“續(xù)”《舊史輿地文錄》，實際上卻還是在“續(xù)”。同時，還想好了諸如《舊史輿地文匯》《舊史輿地文存》《舊史輿地文稿》《舊史輿地文萃》等等一系列書名，同樣可以“續(xù)”上好一陣子。

這次九州出版社幫助出版的這本書，內(nèi)容主要是從前面出版過的相關(guān)文集中選取一部分文章編錄而成的，實在不能再用這種偷懶兒省事兒的餿辦法，只能勉強另取個名字。黎明兄一邊兒處理稿子，一邊兒耐心等待我的書名，最后，書快付印，實在不能再等了，我才好不容易憋出來這么個書名——《蒐書記》。

拙著《舊史輿地文錄》和《舊史輿地文編》

很對不起黎明兄的是，不管書名是不是合適，這首先在用字上給他出了個難題：“蒐”不是官衙功令允準使用的字，只是勉強被列為“搜”的“異體”，正規(guī)出版的書，當然不大適合使用(先主席“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的詔令，對官府排斥“蒐”字的決定一定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

不過講遠點，其實我一直主張在正式出版物中盡快恢復正體字。至唐朝初年，中國的文字就基本定型，到現(xiàn)在一千四百年左右了，這是一個自然演變的結(jié)果，而“簡化漢字”及其附帶的排斥所謂“異體字”的規(guī)定，鼓搗出來最多也不過六十年上下時間。驟然之間，強行硬造，能合情合理嗎？別的大道理不講，就其把很多本來不可能混淆的字弄得字形相近，使人一不留神就看混看錯這一點(例如，“洋洋習習”，是描述清雅和諧的樣態(tài)，但把“習”字簡化成“習”之后，一不留神，就很容易看成是“刁民”的“刁”，這可就差得遠了。再如“衣服”的“衣”與“農(nóng)民”的“農(nóng)”，正體字區(qū)別明顯，二者絕不可能相混，可是“農(nóng)”字簡化之后的“農(nóng)”，卻與“衣”字何其相似乃爾！還有更嚴重的，像“金”字這個偏旁，與“水”旁之“氵”形，本亦相差甚遠，可是一經(jīng)簡化成“钅”形，匆促之間，這兩個偏旁要是一混，那影響的字可就多了去了。要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去云南旅游，眼一花，把“滇池”看成“鎮(zhèn)”，還挺嚇人的。因為“”是一種殺人的兵器，大致跟“矛”也就是扎槍頭兒差不多。去年年底參加一個會，會上發(fā)了本書，因無聊而閑翻，發(fā)現(xiàn)編纂者把王國維手書的“開寶”注為“天寶”之訛。我想未必然，說不定是編纂者看“簡化字”看久了產(chǎn)生的錯覺。因為只有在本朝的“簡化字”中，“開”才長得像“天”)。就應當馬上廢止所謂“簡化字”，迅即啟用唐宋元明清歷朝傳承下來的正體本字，同時也名正言順地使用像“蒐”這樣好端端的字。

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近幾十年來的錯誤習慣使然，對于很多讀者來說，這個“蒐”字確實稍顯生疏，甚至不知道該怎么念好，害得黎明兄不得不動腦筋在封面上直接給它注出拼音，免得讓粗心的讀者、特別是書籍出版之前負責審批的官員，誤以為這是一本什么“鬼書”。

十分感謝黎明兄的寬容和照顧，接受了它。從事學術(shù)研究以來，我曾長期兼做學術(shù)刊物的編輯工作，明白此舉頗有些冒險犯難的意味，弄不好是要被上峰查處的。之所以非找這個麻煩不可，是想通過這個書名，更清晰地表達對所謂“藏書”的另一項認識——即我更想用實現(xiàn)“藏書”的過程來表述這一行為，而在我看來，實現(xiàn)“藏書”的過程，就是“蒐書”。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我已經(jīng)對此做了說明：采用這個現(xiàn)在不大使用的“蒐”字，而不寫成“搜書”，是想強調(diào)一下“尋覓”“求索”的意象。大家熟知的“搜”字，雖然也含有相同或是相近的意思，但對我這個歲數(shù)的人來說，經(jīng)歷過的不該經(jīng)歷的事兒，實在太多了，看到“搜”字，眼前就會呈現(xiàn)“查抄”的景象，會聯(lián)想到某個特設的“小組”，不寒而栗。買書、讀書，閑情逸致而已，何必呢？不如繞開它，躲著點兒。

文字意蘊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固有其合理的因緣，只是吾國某些政府機構(gòu)或是行政官員不愿意理會這個。幸好，禮失尚可求諸外洋。我手頭有一本日本愛書人寫的書，書名用的就是這個字，叫《蒐書散書》(我也追星，買到的還是作者簽名本)。

坂本一敏著《書散書》(作者簽名本)

其實，在環(huán)宇列國最為通行的大不列顛國文字當中，在表述中國人常說的“藏書”一語時所使用的“book-collecting”，語義也應該是重在覓求，而不是藏弆。

好了，現(xiàn)在大家明白了，“蒐書”這個詞，就其語義而言，既算不上生僻，更沒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奧內(nèi)涵?？吹剿?，每一位愛書的朋友，都會想到你自己：在靜謐的書店一角，在路邊兒或是集市的書攤兒，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店鋪，尋尋覓覓，翻閱，悉心挑選著心愛的書籍。這些書不需要值多少錢，但我們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