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何謂“比較詩學”
讓我們再來看看上文中提到的韋勒克關(guān)于《比較文學的危機》的報告是在1958年出臺的，這份報告對當時國際比較文學界熱衷于文獻跨國整理與語際考據(jù)的狀況給予了全面的質(zhì)疑，并對法國學派注重從跨國文學史研究的視閾展開比較文學研究進行了毫不掩飾的批判：
我認為巴爾登斯柏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亞提出的綱領(lǐng)性意見還沒有解決這個基本課題。他們把過時的方法強加于比較文學，使之受制于早已陳腐的19世紀唯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歷史相對論。
同時，韋勒克認為真正的文學學術(shù)研究關(guān)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實，而是價值和質(zhì)量。文學研究如果不決心把文學作為不同于人類其他活動和產(chǎn)物的一個學科來研究，從方法學的角度說來就不會取得任何進步?！耙虼宋覀儽仨毭鎸Α膶W性’這個問題，即文學藝術(shù)的本質(zhì)這個美學中心問題。……文學研究也將不再是一種古玩式的消遣，不再是各民族之間賒與欠的賬目清算，甚至也不再是相互影響關(guān)系網(wǎng)的清理。文學研究像藝術(shù)本身一樣，成為一種想象的活動，從而成為人類最高價值的保存者和創(chuàng)造者。”
在這份報告中，韋勒克強調(diào)了在沒有實事材料考據(jù)的基礎(chǔ)上，比較文學可以展開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與跨學科的理論性研究，即以美學作為比較視閾的平行研究。大家可能對“以美學作為比較視閾”這一觀點感覺熟悉。是的，在文章的一開始，我們就曾引用過艾田伯的這句話：
歷史的質(zhì)詢和批評的或美學的沉思，這兩種方法認為它們自己是直接對立的，而事實上，它們必須相互補充，如果把這兩種方法結(jié)合起來，那么比較文學將不可遏制地導向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ry）
這是他在總結(jié)法國學者和美國學者各自研究方法利弊之后，于1963年的《比較不是理由：比較文學的危機》中所做出的著名斷言，他指出比較文學研究的理論化傾向必然導致比較詩學這一新興學科的誕生。我們注意到，艾田伯所說的“歷史的質(zhì)詢和批評的或美學的沉思”，其中“歷史的質(zhì)詢”（historical inquiry）指的就是關(guān)注事實材料考據(jù)的實證主義，而“批評的或美學的沉思”（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指的就是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根據(jù)艾田伯的表述，如果將這兩種方法結(jié)合起來，比較文學必然走向比較詩學。在前文中，我們已經(jīng)認識到詩學就是文藝理論，那么比較詩學就是跨語言、跨民族、跨學科與跨文化的文藝理論研究。艾田伯的語言恰好與后來崛起的美國學派所提倡的比較文學的新理念是一致的。在美國派眼里，大部分法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都是狹隘和保守的，但是艾田伯卻是一個例外。作為巴黎大學比較文學教授，他以難能可貴的自覺意識和反省精神，一反其前輩的狹隘觀念，在持有自己方法論的立場上，開始能夠坦然接納且認同美國學派的研究成果。同時，他還力倡擴大眼界，融東西方文學研究為一體，號召學習漢語、孟加拉語和阿拉伯語，對世界文學進行全球范圍的研究，從中去嘗試概括出一個由諸不變因素（不變量）構(gòu)成的系統(tǒng)，將歷史的探尋和美學的深思結(jié)合起來，以建立一門比較詩學。無論如何，比較文學研究因美國學派的崛起和美學的介入從而導致了理論化傾向的加重，其最終必走向比較詩學。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比較詩學并不就是文學理論本身的比較研究，并不意味著只是對現(xiàn)成的、已有的理論進行比較研究，也不是形而上的推論與演繹，而是在對具體文學現(xiàn)象進行細致比較之后總結(jié)出的某些系統(tǒng)與規(guī)律。在艾田伯看來，既采用批評的方法，又采用歷史的方法，這才是比較詩學的精神所在。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點認識，那就是法國學派狹隘保守的觀點固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同時還意味著以歐洲為中心的狹隘地方主義。不過，我們也還必須要記住法國學派對學術(shù)研究“可比性”的強調(diào)，防止生拉硬扯的牽強附會。因此，從國際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角度來看，法國學派提倡的唯歷史主義、唯事實主義的影響研究與美國學派提倡的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的平行研究應(yīng)該是互補、互益的。“文獻的考據(jù)與美學的沉思應(yīng)該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是在相互依存中而不可剝離的邏輯整體。這兩個面向邏輯上的剝離與分裂，其必須錯鑄一種偏執(zhí)且不健康的學術(shù)心理?！?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23/19183129131739.png" />
19世紀法國學派崇尚的實證主義（一種基于科學主義和唯事實主義的哲學思想與方法論）和歷史主義是比較文學之學術(shù)精神的根本特征——能否實證是衡量一門學科是否科學的主要依據(jù)?？墒菤v史又往往是其他學科的主要目的，所以比較文學在早期被視為通向民族文學史的一門輔助學科，是后者的一個分支。在法國學派看來，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無法予以實證，因而是站不住腳的。隨后崛起的美國學派為了在比較文學領(lǐng)域內(nèi)替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或美學品格贏得合法性開始提倡“平行研究”的研究新范式，隨著唯科學主義在人文知識領(lǐng)域的合法性地位受到反思性的質(zhì)疑以及人們對文學內(nèi)在品格的“理論綜合”的廣泛關(guān)注，美國學派所倡導的研究范式得到了國際比較文學界的普遍認同和接受。70年代以后，西方學者開始普遍地把文學理論方面的課題當作比較研究的重點，而同時中國詩學的巨大價值也日益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重視。在國際化與全球化背景下走向?qū)υ?、整合與匯通的主流趨勢下，各國文藝理論研究國際學術(shù)舞臺上呈現(xiàn)為相互之間的跨文化借用：西方學者意識到了把比較文學局限在歐美的狹隘性，認識到把比較文學擴展到非歐洲文化體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們開始主動尋求一種更為廣闊、更為開放的視野。而非西方社會中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也意識到，發(fā)掘、重建和弘揚自身文化中的文學理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通過這種“跨文化借用”，比較詩學研究異軍突起。正如，美國佛羅里達亞特蘭大大學比較文學教授簡·沃爾什·霍肯森（J.W. Holkenson）在《比較文學及語境文化》中所言：
現(xiàn)在還是在我們的邊緣，我們怎樣描述這種文化邊緣的文學——歷史語境——比方說，巴爾扎克中的但丁，或葉芝中的日本人的能樂（Japanese Noh），或現(xiàn)代主義中的黑人文化傳統(tǒng)認同：有一種分析的批評范疇嗎？這種分析的批評范疇正在超越作者基于研究的陳舊形式，能夠包括我們所了解的在社會空間的時代與文化領(lǐng)域中的雜亂無章的當下嗎？已經(jīng)很清楚了，這種跨文化的借用（cross-cultural borrowing）于正當?shù)絹淼娜蚧瘯r代將變得更為頻繁、更為全球化，厄爾·邁納與其他學者把這種跨文化的借用開始理論化為比較詩學。
邁納在所著的《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記》一書中開篇即言：
比較詩學的研究途徑并不匱乏，只是在實踐上還存在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多來自集體意志和觀念而非論題本身，其中多數(shù)難以克服，有的則無法逾越。集體意志以一些已不成其為理由的理由限制了研究的取材范圍。比較浪漫主義構(gòu)成了一個重要課題，但是其歷史和文化范圍是有嚴格限制的——即是說，如果我們真要研究某種不同于一定歷史階段某一文化領(lǐng)域之綜合性的歷史記載物的東西的話，換句話說，只有當材料是跨文化的，而且取自某一可以算得上完整的歷史范圍，“比較詩學”一詞才具有意義。……我相信對歷史上互不相關(guān)的（如中國的和西方的）批評傳統(tǒng)的比較研究，如果在理論層面而非實標層面上展開，將更富有成效。因為對那些不能讀原作的讀者來說，對某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評是不具任何意義的，而且，一種文學中產(chǎn)生的批評標準未必適用于另一種文學，而比較文化傳統(tǒng)不同的作家和批評家對文學的思考或許可以揭示出哪些批評概念具有普遍意義，哪些概念則只適用于某些文化傳統(tǒng)，哪些概念又只屬于某一特定的傳統(tǒng)。這反過來會有助于我們發(fā)現(xiàn)什么特征是為所有語言所具有的，什么特征則只限于用某幾種語言寫成或在某幾種文化中產(chǎn)生出來的文學，而又只為某一特定文學所獨有，因為批評概念常常是以實實在在的文學作品為基礎(chǔ)的。因而，對眾多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會有助于獲得對所有文學有一個更好地了解。
邁納上述的見解顯然代表了西方比較文學界在比較詩學方面的新動向。眾所周知，西方文學理論之源來自于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盡管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內(nèi)的表達方式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從根本上，他們是屬于同一個西方文化圈內(nèi)的詩學體系，相比之下，中國傳統(tǒng)詩學是完全屬于另一個與西方文化幾無直接聯(lián)系的異質(zhì)文化圈?！叭欢?，我們的‘比較文學’為什么就該缺乏一種東半球和南半球的視野呢？”針對長期以來占據(jù)歐美比較文學界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邁納雖然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他身體力行，把研究的觸角擴展到東半球的日本和中國的文學和詩學，這實際上就已經(jīng)間接地回應(yīng)了他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同樣，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克勞迪奧·紀廉（Claudio Guillen）與邁納有著一致的主張：在某一層意義說來，東西比較文學研究是，或者應(yīng)該是這么多年來（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所準備達到的高潮，只有當東西兩大系統(tǒng)的詩歌相互認識，互相觀照，一般文學中理論的大爭端始可全面處理。其實，在1985年，艾田伯在巴黎召開的比較文學學會第11屆年會上就以《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復興》為題作為大會發(fā)言，盛贊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并贊同中國同行們的實踐及觀點：“我十分贊同遠浩一的意見，他批判了那些把自己禁錮在自命的所謂西方文學中的比較文學家們，他們的行為使人們在使用形容詞‘總體的’時全然謬誤了?！嬲膯栴}是要考慮一下當人們不了解阿拉伯文學的全部，不了解印尼、中國、日本、印度、非洲各國等文學的全部時，他們是否有權(quán)使用比較文學的頭銜?！痹谶@篇熱情洋溢而又尖銳深刻的發(fā)言結(jié)束語中，艾田伯誠懇地指出：“法國在一段時期內(nèi)曾在我們這個學科內(nèi)居領(lǐng)先地位，曾幾何時，它發(fā)現(xiàn)我們已生活在一個‘已結(jié)束的’世界里了，（這里取瓦萊里對形容詞‘已結(jié)束的’所下的定義）倘若我們的比較文學界不滿懷誠意，竭盡全力地效法中國的榜樣，我們就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一個取‘死亡’意思的世界?！?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23/19183129131739.png" />其實，在上文提到的邁納的《比較詩學》一書中，邁納就非常真誠地認為華裔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劉若愚的一些論述最富啟發(fā)性，他還轉(zhuǎn)引了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中的一段話：
但是，我相信對歷史上互不相關(guān)的（如中國的和西方的）批評傳統(tǒng)的比較研究，如果在理論層面而非實際層面上展開，將更富有成效。因為對那些不能讀原作的讀者來說，對某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評是不具任何意義的，而且，一種文學中產(chǎn)生的批評標準未必適用于另一種文學，而比較文化傳統(tǒng)不同的作家和批評家對文學的思考或許可以揭示出哪些批評概念具有普遍意義，哪些概念則只適用于某些文化傳統(tǒng)，哪些概念又只屬于某一特定的傳統(tǒng)。這反過來會有助于我們發(fā)現(xiàn)什么特征是為所有語言所具有的，什么特征則只限于用某幾種語言寫成或由某幾種文化產(chǎn)生出來的文學，什么又只為某一特定文學所獨有，因為批評概念常常是以實實在在的文學作品為基礎(chǔ)的。因而，對眾多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會有助于獲得對所有文學的一個更好的了解。
劉若愚（James Liu，1926—1986）是著名美國華裔中國文學研究家，專注中國文學與比較詩學。從1967年起，劉若愚就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1969年至1975年任該校亞洲語言學系主任，1977年任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劉先生主要研究中國古典詩歌、詩論和文論，以及中西比較文學、比較詩學?！吨袊膶W理論》是他的代表作。它從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不同視角來研究和闡釋中國文學與文論。書中，劉先生結(jié)合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xiàn)理論、技巧理論、美學理論和實用理論等西方文學理論方法來挖掘中國文學的價值，力圖打破中西文化研究的壁壘，謀求中西文學之間的對話。劉先生在這本書中一開始就明確表明了他寫此書的三個愿望：第一，在于提出淵源悠久而大體上獨立發(fā)展的中國批評思想傳統(tǒng)的各種文學理論，使它們能夠與來自其他傳統(tǒng)的理論比較，從而有助于達到一個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第二，是為研究中國文學與批評的學者闡明中國的文學理論；第三，是為中西批評觀的綜合鋪出比迄今存在的更為適切的道路，以便為中國文學的實際批評提供健全的基礎(chǔ)。作者指出，各種異質(zhì)文化中的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提出一個“最終的一般的文學理論”，而這種文學理論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學”。除了研究視角的獨特之外，作者在本書中還開辟了不少新的研究空間，特別是他借鑒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并將其用于中國文學理論建構(gòu)的嘗試已經(jīng)接近中西比較詩學的境地，這為之后的比較詩學研究提供了諸多啟示，所以本書又被認為是中西比較詩學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其實，近年來有很多華人學者在國際比較詩學的研究領(lǐng)域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除了上面提到的劉若愚教授外，還有一位蜚聲于當前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界的理論批評家——葉維廉（Wai-Lim Yip，1937－）。葉先生是比較詩學中國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他在其著名的《東西比較文學模子的運用》中指出，“模子”是人類社會一切心智活動的起點。原始初民一如未受枷鎖的孩童，沉浸在原始質(zhì)樸的和諧里，沒有受到任何由文化活動生長出來的“模子”的羈絆，因而能直接感受事物的新與真。但文化一詞中的含義便有人為結(jié)構(gòu)行為的意思，它將事物經(jīng)由選擇組合為某種可以控制的形態(tài)，這一結(jié)構(gòu)行為便自然產(chǎn)生了各種各樣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文化傳統(tǒng)而異的“模子”。東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思維、語言、文學模子，因此在進行跨文化研究時，必須放棄死守一個“模子”，尤其是西方“模子”的固執(zhí)態(tài)度，必須要從兩個“模子”同時進行，尋根探源，然后加以比較，始可得到兩者的全貌。葉先生根源性地質(zhì)疑與結(jié)合西方新舊文學理論應(yīng)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機，在肯定中國古典美學特質(zhì)的基礎(chǔ)上，通過中西文學模子的“互照互省”，尋求更合理的文學共同規(guī)律從而建立多方面的理論架構(gòu)。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比較詩學不僅是比較文學發(fā)展到高階段的產(chǎn)物，也是東西文藝理論研究在全球文化語境下走向?qū)υ捙c匯通的趨勢所在，這種趨勢也可以被解釋為國別詩學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學術(shù)舞臺上所呈現(xiàn)為相互之間的“跨文化借用”。美國著名文論家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說，“既然我認為比較文學的目標就是詩學，似乎我所能邁出的微不足道的一步就是去努力學習其他文化的文學體系，哪怕是間接地學習也好；這些文化具備這樣的功能：它們可以緩解那些在西方廣為接受的、并且已經(jīng)司空見慣的等級和范疇，有時候也可以使它們顯得并非那么順理成章。至于這項工作算不算是將其他文化當作知識來源對待，我說不準，因為對于我來說，我承認，一個重要的結(jié)果就是將西方文學理論的種種范疇和假設(shè)納入審查的視線?！?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23/19183129131739.png" />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比較詩學粗略地界定為從跨文化角度對文學理論進行的比較研究。“跨文化”是比較文學區(qū)別于其他文學研究首要的學科特征，“跨文化”也是比較詩學區(qū)別于其他文學理論研究的首要特征。陳躍紅教授也認為比較詩學其實就是從跨文化和國際化視野展開的不同文化間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問題的專門性研究。它既是研究具有歷史事實聯(lián)系的，國際間的文學理論關(guān)系；也研究并未有事實聯(lián)系，但基于人類文學共生共創(chuàng)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不同文化間共同面臨的各種文學理論和批評問題。而它與一般文藝理論研究的差別，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場、對話性問題意識和獨特的方法論結(jié)構(gòu)，也在于這類研究者擁有的多語種和跨學科知識背景，以及基于歷史共創(chuàng)和跨文化對話的學術(shù)范式自覺運用。
另外，根據(jù)“比較詩學”的命名，我們可以知道，不同的詩學之間首先要有可比性，然后才能對此展開研究。因此，可比性是比較詩學研究得以展開的邏輯基礎(chǔ)與學理依據(jù)，其具體內(nèi)涵就是存在于比較詩學研究對象之間的同異關(guān)系。研究的對象之間，必須同時兼?zhèn)洹巴焙汀爱悺辈判?。如果完全相同，便沒有比較的必要；如果完全不同，則無法進行比較。因此，同與異是比較詩學研究得以展開的前提。換句話說，一個事物的異與同總是在與他物的比較之中才能顯現(xiàn)出來。這也是我們在此之前所討論的“比較”的意義。
世上萬事萬物之間均有既同又異的關(guān)系，這種同異關(guān)系本身是有著極為復雜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的。
楊乃喬先生提醒我們，如果以比較詩學作為研究對象而言，至少有三層同異關(guān)系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值得我們掌握和了解。第一，事物之“同”（或者說共相、普遍性）的內(nèi)涵和表現(xiàn)形式因事物本身性質(zhì)的差別而有“不同”，如自然科學的普遍性（事物的規(guī)律、法則）與人文領(lǐng)域的普遍性便有徑渭之別，前者是指客觀、中立、超越時空的普遍知識，不帶感情色彩，而后者則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唯遠非客觀中立，而且還往往因立足點和價值立場的不同而帶上了主體的、情感的傾向。由于比較文學和比較詩學研究所關(guān)涉到的恰恰是這種不離特定時空境遇而呈現(xiàn)的普遍性，所以，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之中必須自始至終把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生命有機體來對待，不可須臾忘卻其天然秉具的整體性、境遇性和變化性。第二，由于事物之同異關(guān)系是以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方式存在的，故同與異并不僅僅是某一事物所機械包含的兩個方面，實際上，這兩個方面的性質(zhì)、功用、表現(xiàn)等一切方面因為都從屬于同一個生命機體，所以其間之一切方面也都相互取決于對方的性質(zhì)、功用和表現(xiàn)，也就是說，彼此之間保持著相互消長、整體相關(guān)、動態(tài)平衡的關(guān)系，同時又都向外界敞開，吸取有利于自身發(fā)展和成長的能量或信息?？梢哉f，這種關(guān)系因為最具對抗性，所以才最為親密。比較研究總是牽連到至少跨越了民族（或文化、語言、學科）之界限的兩種詩學對象之間的同異關(guān)系，其具體內(nèi)涵或為材料事實關(guān)系，或為美學價值關(guān)系，或為學科交叉關(guān)系。那么比較詩學研究者在借助“比較”來認識與了解不同詩學理論之同異關(guān)系時，一定要意識到某種詩學理論的同異關(guān)系及各自的性質(zhì)與功用，且必須置于此種詩學的整體語境之中方可獲致本真的把握，離開了這個部分（某一詩學之特定因素和構(gòu)成）所賴以歸屬的整體語境，而只把此一部分跟另一種詩學體系中具有類似或?qū)Ρ汝P(guān)系的部分加以外部的羅列或?qū)φ?，這種研究就不是真正的比較，而是機械、牽強的比附，其結(jié)論便必然是似是而非的。之前我們有提到比較文學中的“X比Y模式”，這是說平行研究中的一種淺層比附，把文學現(xiàn)象、文學理論中的異同點僅僅進行表面的簡單羅列，或者硬性類比。比如把安娜和繁漪進行類比，僅僅因為她們都是女性，都生活在一個富裕、有地位的家庭，都有一個給他們支撐臉面但又缺乏愛情的丈夫，都大膽沖出家庭尋找情人，最終都被情人拋棄。然后分析其家庭、個性特征、丈夫、情人等等方面的不同。這就是典型的在“X比Y”的硬性類比中尋找雙方表面的異同點。這種硬性類比和淺層羅列的比附并不能得出有價值的結(jié)論，往往顯得非常膚淺，牽強附會。美國漢學家本杰明·I·蘇瓦茨（Benjamin I. Schwartz）在《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書中對中西思想史進行匯通性的比較研究時就指出，必須對這種曾在國際學術(shù)界流行的、粗糙的類比形式進行批判：
不像一些文化人類學家那樣，思想的歷史學家必須對那種竭力就全部文化提供一種永恒的、沒有疑問的解答保持深刻的懷疑，這個解答即關(guān)涉這種形式的、粗糙的、全球化的陳述——“西方文化是X和中國文化是Y”。
同樣的，如果比較詩學研究陷入這種硬性類比中就不會深入到不同文化的內(nèi)在深層結(jié)構(gòu)中去尋找出現(xiàn)差異的原因，或者共同的規(guī)律。第三，事物之間的同異關(guān)系在特定的條件之下可以相互轉(zhuǎn)化。比較詩學所牽涉到的不同詩學之間同異關(guān)系的相互轉(zhuǎn)化可以分出兩種情形：一種是屬于影響研究的層面，即某人的詩學研究已然擷取其他詩學的某一部分并把它們消化、吸收在自己的詩學思想之中，成了自身詩學的有機構(gòu)成要素，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之與康德、叔本華文論思想的關(guān)系即屬此類。影響得以發(fā)生的方式要么是借他人之外顯之同（體系的、自覺的）來激活自己的潛在之同（零碎的、不自覺的），要么是將他人之異容納到自己的詩學結(jié)構(gòu)和體系中來。一旦相異性被容納、被消化，就可成為自己詩學結(jié)構(gòu)中的有機成分，這時，“異”便轉(zhuǎn)化成了“同”，也就是“你有我也有”。還有一種情形屬于平行研究的范疇，即通過對并無事實關(guān)聯(lián)的不同詩學之間的體系、結(jié)構(gòu)、內(nèi)涵等方面的本真理解和保證，一方面可達成對彼此之差異的深刻認識，并歸納出特定的理論形態(tài)（這也是比較詩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這種平行研究本身也同時具備了相互影響的內(nèi)質(zhì)，這一內(nèi)質(zhì)可進一步促使詩學異同關(guān)系的轉(zhuǎn)化在上述影響研究的層次上更深刻地發(fā)生。
因此，比較詩學的“比較”要求比較詩學研究者必須始終以國際的學術(shù)視野和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以及跨學科的學術(shù)眼光來關(guān)注文學本身的各重內(nèi)涵，這一特點使得比較詩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具有相當嚴格的限定。如同把比較文學誤讀成“文學比較”一樣，學界也有一些人對比較詩學也有著望文生義的誤讀，楊乃喬先生認為，在漢語語境下，對比較詩學的“比較”給予最大誤讀的可能性就是把“比較”釋義為動詞作謂語使用，把“詩學”釋義為名詞作賓語使用，然后把比較詩學理解為一個動賓詞組，按照漢語的思維習慣，用一個介詞“對”把賓語“詩學”前置，于是把比較詩學誤讀成“對詩歌比較”。這一點不同于英語的是，“comparative”在詞匯的形態(tài)上只能是一個形容詞，而漢語“比較”既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形容詞來理解，也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動詞來理解，所以誤讀的可能性更大，特別容易把理解的思路誤導向一種純粹為了“比較”而“比較”的研究方法論。無論是在比較文學領(lǐng)域還是在比較詩學領(lǐng)域，英語“comparative”與漢語“比較”已經(jīng)不是一個日常用語，而是一個有著自身特定學理意義的學術(shù)概念。楊先生進一步地從四個方面對“comparative poetics”與“比較文學”的可能性誤讀進行了分析。第一個層面的可能性誤讀，即把比較詩學理解成中外詩歌的比較研究。這種誤讀的關(guān)鍵點在于初學者往往首先從字面意義上把“詩學”誤讀為是關(guān)于詩的研究，其次從日常用語的視角把“比較”誤讀成純粹“找類似點”或“差異點”的比較；第二層面的可能性誤讀，即把比較詩學理解成同一民族、語言及文化體系中的詩歌比較研究。例如“李白與杜甫詩歌的比較研究”，從學理上講，應(yīng)該劃歸為詩歌研究領(lǐng)域，而不能劃歸比較詩學，因為比較詩學最鮮明的學科意識就在于研究主體的研究視閾必須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比較視閾，即間性視閾；第三個層面的可能性誤讀，即把比較詩學理解為詩學比較。這層誤讀在于雖然把“詩學”正確地理解為文藝理論的前提下，但還是從日常用語的視角把“比較”誤讀為是從中外文藝理論的范疇、思潮、著作與作者的表象上硬性尋找雙方的類似點與差異點。這一層面的誤讀是比較詩學內(nèi)部最容易產(chǎn)生的錯誤，也是初入比較詩學領(lǐng)域難以回避及辨析的現(xiàn)象；第四層面的可能性誤讀，即把比較詩學理解為兼容性（compatibility）混雜的學科領(lǐng)域。由于對“比較”和“詩學”的雙重性誤讀，人們很容易把比較詩學理解成為一門兼容性混雜而無所不包的學科，于是“英國文論研究、西方美學研究、中國古代詩歌研究等等都可以塞進比較詩學的研究領(lǐng)域中來”。信息化時代使人們棲居在一個地球村里，但是學術(shù)界適應(yīng)于全球化態(tài)勢下所遭遇的開放性與兼容性，使得比較詩學研究者與比較文學研究者一樣忽視了這一學科的本質(zhì)與邊界的明晰性，如果不重視這一點，比較詩學也會像比較文學那樣陷入學科危機。
比較詩學是比較文學向理論化縱深發(fā)展的結(jié)果，有學者甚至認為“比較詩學是比較文學的靈魂、核心機制和根本原理”，以比較詩學為神經(jīng)中樞的比較文學正在經(jīng)歷一個不斷變遷的建構(gòu)過程，其中包括文學關(guān)系研究、海外華人文學研究、海外漢學研究、翻譯研究、跨文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等等分支領(lǐng)域，它們分別具有自己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構(gòu)成各種具體的比較詩學，同時作為差異性的支流而匯入整體比較詩學，這時比較詩學作為自相差異的統(tǒng)一體而不斷奔流變化；其次，詩學比較、詩學關(guān)系研究和比較文學自身的詩學共同構(gòu)成比較詩學，比較詩學自身同時也在經(jīng)歷內(nèi)在分化而包含差異于自身。無論在哪一種意義上講，比較詩學都必然是“多”中之“一”，即寓自身身于特殊和多元之中的普遍與一致。就其自身同一而言，比較詩學甚至必須是多元的、復雜的，這種多元性、復雜性是比較詩學自身生命力的來源和保證。如果比較詩學是絕對的單一（the one），作為絕對的普遍凌駕于一切特殊（the many）之上而與之相對立，那么普遍恰恰因此下降為特殊，這時它不過是名義上的（假的）普遍、死的普遍而不是真正的普遍、活的普遍。真正的普遍（一）與特殊（多）是彼此生息相通的；特殊是普遍的自身構(gòu)成，普遍通過反思自身差異而獲得自身同一。正是通過對差異、非同一的反思，比較詩學不斷超越、豐富自身而完成、呈現(xiàn)自身；也正因為如此，比較詩學才有資格稱為比較文學的靈魂。比較詩學既是對實踐的理論反思，同時也是理論層面的實踐；比較文學由此在更高層面回歸自身并開始新一輪的演化。“這一進程不僅是比較文學的自身回歸與重新出發(fā)，也是比較文學向人文學科總體方法論的具化落實?！?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23/19183129131739.png" />當初，厄爾·邁納寫下《比較詩學》的初衷是要打破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藩籬，在一個廣闊的東西方文學和文化比較研究的語境下提出一些具有普世意義和價值的美學和詩學原則。他說“一個學術(shù)領(lǐng)域，就像一個家族，對其界定可以從整體特征著眼，也可以從具體組成部分入手。比較詩學兼屬詩學和比較文學兩大家族。就像其他跨文化研究一樣，是個新生事物，方興未艾”。
最后，我們還想在這里提一下關(guān)于“世界詩學”的構(gòu)想。在此之前，我們提到了大衛(wèi)·達姆羅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學》一書促進了當前一些比較文學研究者介入關(guān)于世界文學的討論。實際上，世界文學伴隨著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這個大的論題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吸引東西方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有學者已經(jīng)試圖將世界文學研究與文學經(jīng)典的形成與重構(gòu)以及重寫文學史等論題相結(jié)合，以便取得一些突破性進展。早年，美國著名華裔學者劉若愚在寫《中國文學理論》一書時，就說過他有一個終極目的：
在寫這本書時，我心中有三個目的。第一個也是終極的目的，在于提出淵源悠久而大體上獨立發(fā)展的中國批評思想傳統(tǒng)的各種文學理論，使它們能夠與來自其他傳統(tǒng)的理論比較，從而有助于達到一個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
在《中國文學理論》一書中，劉若愚借鑒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并將其用于中國文學理論建構(gòu)的嘗試已經(jīng)接近中西比較詩學的境地。如果我們再細讀一下邁納的《比較詩學》這本著作的話，也可能會注意到他在對東西方文學和理論著作的比較研究時，從東西方文學和理論著作中收集了大量的例證發(fā)現(xiàn)：
一種生成性詩學在歷史上是相對于特定的文化語境而存在的……尤其是當文學被看作是一種自滿自足的知識時，也即當一個或幾個天才人物從他們所處時代的最受推崇的文學實踐來定義文學的時候，尤其會產(chǎn)生一種系統(tǒng)性的詩學。這些文學實踐被我們稱作基礎(chǔ)文類。它們包括西方詩學的基礎(chǔ)文類戲劇，它們也包括抒情詩，這是其他詩學的基礎(chǔ)文類。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也包括敘事性文類，因為在東亞，某些史學類著作也和抒情詩混雜在一起，而在日本，詩學體系剛一建立起來，就有了關(guān)于敘事文學的定義。
邁納在這里有兩次提到了他有意建構(gòu)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世界）詩學：“生成性詩學”（a generative poetics）訴諸一種有可能成為普世意義的詩學，而“系統(tǒng)性”的詩學（a systematic poetics）則指涉有著一個“自滿自足”（autonomous）體系的詩學。盡管他并沒有使用 “世界”（world）或“普世的”（universal）這類詞，但他實際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義或者所謂的“東”“西”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從而建立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詩學體系。因為在他看來，這樣一種普遍的或系統(tǒng)性的詩學首先應(yīng)當是“自滿自足的”，然后才有可能具有普世意義和價值。我國也有一些學者明確提出了要構(gòu)建世界詩學的理念。2007年，蘇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方漢文教授主編了《世界比較詩學史》一書，目的就是要通過比較詩學的途徑完成一部大全性的世界詩學。作者在后記中說明：
本課題主要是對世界四大文學體系即中國、歐美、印度和阿拉伯——波斯以及它們的歷史發(fā)展做出全面的比較研究。比較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學交流史，本課題以不同文化文學的差異和同一性為中心，從同一時期的歷史特性和不同時代的演變過程的多維度上把握。從時限上將世界文學和文論史劃分為史前、古代、近代、現(xiàn)代和當代五大階段（公元前約10世紀至公元20世紀三千余年間）。對重要作家和理論家、重要流派、代表性著作進行了精當分析。重歷史交流，也重美學分析。
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的王寧教授也力圖在“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基礎(chǔ)上建構(gòu)起一種具有現(xiàn)實性和實用性的世界詩學。王寧教授認為世界詩學或世界文論這個話題的提出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對世界文學和理論現(xiàn)象的比較研究和分析，目的是為了建構(gòu)一種具有普世準則和共同美學原則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它既非始自單一的西方文學，也非建基于單一的東方文學，更不是東西方文學理論的簡單相加，而是基于對世界優(yōu)秀的文學和理論話語的研究所建構(gòu)出來的一種既可用于解釋西方文學現(xiàn)象，同時也可用于解釋東方文學以及整個世界文學現(xiàn)象的闡釋理論。“世界詩學構(gòu)想的提出，將有助于世界文學理論的進一步完善，也會像世界文學這個概念一樣，可以作為一個值得討論甚至爭論的理論話題，從而引發(fā)國際性的理論討論，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和修正世界范圍的現(xiàn)有文學與文論版圖?！?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23/19183129131739.png" />
“世界詩學”應(yīng)該是與我們之前提到的“世界文學”互為呼應(yīng)的，或者說它是基于“世界文學”這一概念建構(gòu)起來的一種具有現(xiàn)實性和實用性的學科。如今世界文學的發(fā)展正在經(jīng)歷一個范圍不斷擴大、歐洲中心主義思想逐漸弱化的過程，世界文學伴隨著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這個大的論題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吸引東西方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現(xiàn)在人們圍繞著“世界文學”紛紛展開了廣泛的研究，從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殘片到埃及的象形文字文本，從卡夫卡作品的重新修訂與翻譯，到當代詞典形式小說的國際閱讀，理論闡述與個案研究相結(jié)合，視野遍及全球。但是世界詩學的構(gòu)想實踐能否像世界文學那樣有如此多元豐富的立體呈現(xiàn)呢？就目前的研究現(xiàn)實來看，世界詩學事業(yè)仍任重道遠，還需要更多的文化積累，現(xiàn)在要做的是局部性、專題性的匯通研究。
- ［美］雷勒·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張隆溪主編：《比較文學譯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2頁。
- ［美］雷勒·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危機》，張隆溪主編：《比較文學譯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30-32頁。
- 楊乃喬：《比較詩學（東方卷）、（西方卷）》，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頁。
- 按：“日本人的能樂”（Japanese Noh）是指日本古典戲劇的形式，以舞蹈和音樂為主，流行于貴族當中。
- 楊乃喬：《比較詩學與跨界立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7頁。
-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厄爾·邁納：《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禮》，王宇根、宋偉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緒論。）
- 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厄爾·邁納：《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禮》，王宇根、宋偉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8頁。）
- 葉維廉：《比較詩學》，臺北：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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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若愚、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年，導論。
- ［美］劉若愚、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年，導論。
- ［美］喬納森·卡勒：《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生安鋒譯，《中國比較文學》2012年第10期，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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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沛：《比較文學·比較詩學·人文之道》，《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121頁。
- 張沛：《比較文學·比較詩學·人文之道》，《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122頁
- 厄爾·邁納：《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禮》，王宇根、宋偉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342頁。
- ［美］劉若愚，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導論》，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年。
- 厄爾·邁納：《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禮》，王宇根、宋偉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314頁。
- 方漢文：《世界比較詩學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09頁。
- 王寧：《世界詩學的構(gòu)想》，《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第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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