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在山峁峁上的窯洞醫(yī)院

紅軍長征，1935年10月19日走進吳起鎮(zhèn)，12月開始陸續(xù)到達陜北的瓦窯堡、保安縣，1937年1月13日，黨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中央軍委把長征路上的衛(wèi)生所改編成西北辦事處機關衛(wèi)生所，負責中央領導的醫(yī)療保健工作。1937年7月，由于外來人員不斷增加，醫(yī)療任務擴大，中央決定讓傅連暲在延安東門外嘉嶺山(寶塔山)組建中央蘇維埃醫(yī)院。他們在半山上挖了一排70孔窯洞，建立了能收容100個病人的醫(yī)院，傅連暲擔任第一任院長。紅軍整編后，中央蘇維埃醫(yī)院改為陜甘寧邊區(qū)醫(yī)院，傅連暲繼續(xù)擔任院長，邊區(qū)醫(yī)院成為延安早期重要的醫(yī)療單位。1938年10月，延安不斷遭到日本帝國主義飛機的狂轟濫炸，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保育院都搬到了安塞，坐落在寶塔山上的邊區(qū)醫(yī)院也搬到安塞的黃瓜塔，一時間延安的醫(yī)療機構成了空缺，生老病死的問題急待解決。

傅連暲和中央醫(yī)院

傅連暲在延安

1938年冬，黨中央委派傅連暲同志負責組建中央衛(wèi)生處，正式成立的中央衛(wèi)生處負責中央機關的保健衛(wèi)生工作。時任中央衛(wèi)生處處長的傅連暲向中央提出建立一所正規(guī)化的醫(yī)院的建議很快被采納。

傅連暲是福建長汀人，1894年中秋節(jié)出生在一個雙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因家境貧寒，他在基督教教會崇正小學半工半讀，由于得到教會醫(yī)生的幫助才進了中學，畢業(yè)于汀州基督教會中西中學。1910年進入汀州基督教會“亞盛頓醫(yī)館”醫(yī)科學習5年，畢業(yè)后受聘在福音醫(yī)院任汀州所轄八縣旅行醫(yī)生，他為人正直，博愛濟世，友善誠摯，仁心仁術，1918年成為該院的高年住院醫(yī)師及助教，他主動報名為北伐軍救死扶傷而成為紅十字會主任醫(yī)師。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fā)，英人院長、醫(yī)生離開醫(yī)院，傅連暲被推舉為院長。1927年8月，周恩來、朱德率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經長汀，傅連暲組織醫(yī)院人員悉心醫(yī)治紅軍傷病員300余人，徐特立、陳賡都曾經他治療。他盡力保住陳賡膝蓋、踝骨兩處槍傷的左腿，使其避免截肢。他在給閩西國民黨駐軍師長郭鳳鳴治病時得知，敵人在搜捕中得到一份汀州地下黨員名單，而自己的侄女是共產黨員，他立即設法告知侄女和其他地下黨員迅速轉移，侄女在郭鳳鳴的幫助下逃亡上海，避免了一場捕殺。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部進駐長汀，他們到福音醫(yī)院看望紅軍傷病員時，傅連暲結識了紅軍的領導人，并關注他們的身體健康。傅連暲為毛澤東、朱德等紅軍將士檢查身體、治療疾病，結下一生的情緣。1931年，伍修權在第三次反“圍剿”的戰(zhàn)斗中左腮中彈，輾轉來到福音醫(yī)院醫(yī)治傷愈。紅軍撤離后，傅連暲以職業(yè)作掩護，秘密為黨工作，建立交通站、掩護地下黨、采購藥材。他在汀州開辦第一所中國工農紅軍中央看護學校，任校長；1932年開辦中央紅色醫(yī)務學校，任校長，為蘇維埃政府培養(yǎng)最早期的醫(yī)護人員。1932年5月，賀子珍在福音醫(yī)院生下小毛。毛澤東還師長汀，曾入福音醫(yī)院養(yǎng)病達四個月之久。1933年，傅連暲按著毛澤東“要有個自己的醫(yī)院”的設想，放棄每月400塊大洋的豐厚收入，舉家搬到瑞金。他用170人，花了14天，把整個醫(yī)院遷往瑞金，并全部捐獻給中華蘇維埃，創(chuàng)辦中央紅色醫(yī)院并任院長。1934年9月，正當第五次反“圍剿”準備突圍的關鍵時刻，得知毛主席在于都發(fā)高燒，他騎著一頭騾子，日夜兼程，趕了180里路到于都醫(yī)好了毛主席的惡性瘧疾病，安排紅色醫(yī)務學校的優(yōu)秀生鐘福昌一直留在主席身邊成為“醫(yī)護警衛(wèi)員”——有病時當醫(yī)生，沒病時當警衛(wèi)員。他發(fā)現紅軍部隊中有人患天花，用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及時為全體紅軍接種牛痘，防止了天花蔓延。他派出自己的醫(yī)科學生黃成、葉青山隨軍服務，這兩人成為我軍最早的醫(yī)務骨干。鄧穎超也曾在傅連暲家養(yǎng)病半個月，與傅母、傅夫人結下深厚友誼。1934年10月，傅連暲抱病參加紅軍長征，他挑選了常用的器材和藥品一共四擔子(每擔不超過40斤)連同八把牙鉗上了路。以往我們對長征的了解多是無衣無糧的艱辛、爬雪山過草地環(huán)境的艱難困苦、敵人的圍追堵截、一場場戰(zhàn)役中槍林彈雨下的犧牲，其實艱難困苦中各種疾病、傷痛的困擾成了當時又一摧殘生命的大敵。一路上，胃腸疾病、腹瀉、營養(yǎng)不良、貧血、夜盲癥、結核病、瘧疾、傷寒、痢疾、回歸熱、腦炎不斷，傷病員傷口的感染，長途行軍帶來的腳傷和各種外傷的感染、潰爛，嚴重地威脅著戰(zhàn)士們的生命，又缺醫(yī)少藥。傅連暲千方百計為紅軍和群眾解除病痛，他曾經用將冷毛巾裹在身上的土辦法退燒；就地取材，用讓病人頻頻飲用濃茶水的辦法奇跡般地治好了王樹聲、邵式平、康克清等人的傷寒??；用路邊的終年積雪捏成小冰球局部冷凍麻醉后拔除病牙。艱難的行程中，需要更多的醫(yī)務人員來協助工作。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傅連暲從四方面軍里挑選了有文化的林月琴、陳真仁、張佩和何毅與他同行，一面行軍，一面?zhèn)魇卺t(yī)療技術，使之成為他的助手。1935年1月，紅軍從扎西向赤水河急行軍途中，戰(zhàn)火紛飛的路上，在一間簡陋的茅草房里，傅連暲為賀子珍接生了另一個男孩，因為戰(zhàn)事緊張，孩子剛一出生就連同身上帶著的3塊銀元一起送給了老鄉(xiāng)，這個孩子從此沒有了下落。紅軍于1935年12月勝利到達陜北保安縣?？墒?，傅連暲一度被調往總司令部為朱德總司令治病，在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領導下，從川北南下，再次過雪山、草地。在阿壩，他為陳琮英接生了一個女兒，取名“遠征”。后來我見到任遠征，她給我講述了更細致的情節(jié)：

左起：任遠征、任遠、石新民、李訥、傅維方(傅維方提供)

左起：石新民、傅維方、任遠征

1936年7、8月份，紅軍渡過一條大河來到阿壩，見到一處木屋，下面是羊圈，有一個樹干斜靠在木屋邊，那是一個用砍刀砍幾下做成的簡易木梯，通往樓上住人。媽媽懷孕爬不上樹梯，半夜就在羊圈里生下我，荒無人跡草原的夜晚寒氣襲人，傅伯伯為我接生，陳真仁阿姨和我的爸爸任弼時舉著蠟燭、手電助產。第二天，朱老總設法到河里釣來一條魚煮了一碗湯給媽媽喝了，媽媽抱著剛出生的我一同繼續(xù)行軍，給我起名“遠征”，一直把我?guī)У窖影病?/p>

1936年12月毛澤東派彭德懷來接朱總司令，傅連暲也一同回到保安，1937年1月13日跟隨黨中央到達延安。1938年9月7日，傅連暲同志光榮地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他的入黨志愿書證明人一欄里，工工整整地寫著“毛澤東”三個字。就是這樣一位有著傳奇色彩的醫(yī)生要在延安創(chuàng)辦一所新型的醫(yī)院。

1939年3、4月份，黨中央接納了中央衛(wèi)生處傅連暲處長的提議，決定在延安修建一所正規(guī)化的醫(yī)院，為延安的革命干部和人民群眾解決生老病死的大問題，中央委托何穆同志在中央衛(wèi)生處領導下籌建這所醫(yī)院。傅連暲又從中央門診部抽調共產黨員、護士郁彬協助何穆籌辦醫(yī)院。中央撥款5 000元，覓地建院。中央組織部又調來上海人陳洛怡，他是一個參加過長征的干部，腿有殘疾，負責總務，一直工作到1939年10月份調離。一同調來的馬相友任會計，他后來就留在了中央醫(yī)院一直工作到1941年。

籌建醫(yī)院的工作就這樣開始了。

1946年中央醫(yī)院全景(韓子瑋提供)

覓址李家坬村建院

當時中央衛(wèi)生處在延安城北的西川蘭家坪一帶的山上，他們沿著河谷向上尋找合適的建院地點，很快就在蘭家坪西北方向的李家坬村選定院址。李家坬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村莊，村后聳立著一座大山，高高的山峁峁，坐東北朝向西南，綿延在陽光的普照下，甚是喜人。川流不息的延河從西北向東南流過村前，使得這一片黃土高坡生機盎然。延河對面就是陜北公學。過了延河，再向東南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guī)X、八路軍司令部王家坪。當時這段延河上沒有橋，人們一般都是卷起褲腿蹚水過河。從李家坬翻過山向西南方向就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棗園。得天獨厚的地理環(huán)境讓大家決定就在李家坬辦醫(yī)院，報請中央李富春同志批準后隨即開工建院。

郁彬

宋光明

2007年5月18日，我訪問了91歲的郁彬，她是第一個調到中央衛(wèi)生處參加籌建醫(yī)院的工作人員。她清楚地回憶說：

李家坬的山很高，是從半山坡上開始打窯洞的。打窯洞是技術活兒，陜北老鄉(xiāng)是打窯洞的行家，當時，5塊錢打一口窯洞，五六天就能完成。

曾經在中央醫(yī)院學習的宋光明是延安人，她對我說：

打窯洞可是要技術呢，選址就很重要，先要分清“立土”還是“橫土”，土窯打在“立土”上就結實，幾十年不塌；如果在“橫土”上打土窯就容易垮塌，一定要再打上“建子”來加固，用柱子架上橫板的是“明建子”，也有“暗建子”。

在山上打窯洞不像我們在城市建房，整整齊齊排成一排。它順著山勢綿延曲折，一排窯洞，有的面向東南，有的面向西南，甚至有的拐到面向北，有的在坡上，有的在坡下，可能就是根據“立土”、“橫土”來修建的。窯洞里沒有梁柱，也不需要特別的裝修，土墻、土頂，把地面夯實了，就能住人，這是最普通的“土窯”。沒有書架、衣架，在墻上挖出一個“坷坮”，就是放神像的佛龕那樣的小臺子，可以放盞油燈、書報等小物件。人們與黃土為伍。門窗都是木工老鄉(xiāng)們用自產的木材就地加工安裝上的，木制的窗欞糊上窗戶紙可以擋風、采光。厚重的兩扇木門對開，門上有門閂；小窯洞是一扇木門。無論大門、小門都有木結構的門關子。木門可以拆卸下來，既可以當“床板”，又可以當“擔架”。沒有玻璃、沒有油漆，按現在的理念來說，窯洞是原生態(tài)的、最環(huán)保的、無公害的綠色宜居之家，建完即可以居住。當然，還要在窯洞門前修上一處可以活動的小院，擺上石頭當小凳，一塊大的平整的石板就是桌子。坐在桌前納涼學習、捻線織衣、談天論地，這就是當年人們的休閑方式。一切建材都是就地取材，大人、小孩都知道那首歌謠：“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絕對的一流。到9月份，已經挖好兩排，有三四十口窯洞，初設50張病床，分內科、外科和婦產科三個科室。9月6日，初期的醫(yī)院就這樣建成并開始收治病人了。

據老人們回憶，第一個住進中央醫(yī)院的病人就是楊松，他當時是從蘇聯回來的干部，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積勞成疾，患有嚴重的結核病，身體很虛弱，1942年11月23日病逝時只有35歲。中央醫(yī)院婦產科第一個有記錄的娃娃是1939年9月17日出生的，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聯系上這個在中央醫(yī)院出生的第一個娃娃。

在《延安中央醫(yī)院第一后方醫(yī)院紀事》一書中記載著，據1939年12月31日統計，自9月至12月，全院收治病人164人，其中肺科46人、外科31人、婦科28人、產科59人，共治愈106人，死亡1人，年終留院繼續(xù)治療57人。

后來，窯洞擴大到了4層，下面一層是工作人員的住地，上面分別是外科、婦產科、內科，各占一層。最初的手術室建在山上的石窯洞里，堅固、耐用又美觀，窯里墻面都抹了灰，再不是裸露的黃土墻，便于消毒保潔。還有一種叫接口窯，有接口石窯和接口磚窯，是把土窯的門匝和外墻上都砌上石頭或磚，用來加固窯洞。一間一間的窯洞是獨立的房間，所以轉送病人，尤其是手術前后的病人和產婦，一般都需要用擔架抬著走。為了防空、遮風避雨和醫(yī)療工作的方便，就在一些窯洞的后墻之間挖了通道，像我們現在說的“走廊”，這樣不出窯洞就可以轉送病人。產房、嬰兒室都是接口窯，而且和產科病房窯洞之間都有通道，轉運產婦、把嬰兒從嬰兒室抱到病房喂奶就非常方便。手術室、嬰兒室的窯洞修了利用地熱取暖的地炕，燒火的灶砌在窯洞外面，窯洞的地面挖成一道道溝，用清澗的石板蓋在上面，又薄又結實，散熱也很好。整個地面用混合的三合土(石灰、沙、土各1/3)覆蓋，用木棍捶打，光滑度僅次于水泥。地溝的內端深入后墻，出口的煙道開在山頂上，熱氣經過石板下的地溝從后面的煙道排出窯洞外，窯洞里暖和、清潔又衛(wèi)生，還不容易發(fā)生煤氣中毒，真是奇思妙想。還在山下的平地上蓋了一些平房，山上山下分別用作病房、辦公室和醫(yī)務人員的宿舍。當時延安樹木多，工人們就地取材自制木板床和最簡單的家具。工作人員的宿舍最簡單：一張可以睡覺的木床，公家統一發(fā)的被褥，一個木凳，有的小窯洞里連桌子都沒有。

用擔架抬病人

辦公室里面有各式簡易的辦公桌、木凳，有存放文件、病歷的柜子，木板式的病歷夾掛在墻上。最初的病床就是用長條木凳當床腿，支一個床板，可是這樣的床搖搖晃晃，不牢固，易損壞。就到山溝里去鋸了一些樹樁，用三根樹樁做成一個架子，一個橫梁、兩條腿，腿的下端埋在土里。這樣兩個架子代替了兩個長凳，擱上木板、鋪上草墊就成了病床。還有的床是用木頭做成框，打上洞，穿上麻繩，像南方的棕綁軟床，墊上被褥就可以當病床，抬起來就是擔架。用木板釘成一個兩層板的小桌當床頭柜，給病人存放簡單的洗漱用具和生活用品。在床頭柜上釘上一個大釘子還可以掛挎包。當時的被褥都比較簡陋，病人住院，也有自己帶鋪蓋的。

“只要看上，我就調給你”

中央辦醫(yī)院的決心已定，但是并沒有現成的醫(yī)護人員，便從各個方面調配人員、調運物資加速中央醫(yī)院的建設。

何穆在延安

后來任中央醫(yī)院院長的何穆曾經回憶說：“富春同志在交給我籌備醫(yī)院的任務時，就有非常明確的指示：在中央機關的任何一個部門里，你只要看到對中央醫(yī)院合適的干部，就告訴我，我就調給你。”這絕不是虛說的。

最先來到醫(yī)院的醫(yī)務人員是中組部發(fā)掘出來的。當時，一批一批從“大后方”來到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中有學過醫(yī)務的同志，但是他們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因為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來延安，大部分人還是背著行李，步行千里來到延安，是為了學習抗日救國的道理，參加革命，和過去的“自我”決裂。

第一個來到中央醫(yī)院的郁彬回憶說：“我是上海人，1918年出生?！?/p>

郁彬是上海仁濟高級護校畢業(yè)的專業(yè)護士。她說：“上海仁濟高級護士學校是英國人辦的教會式的學校，高中畢業(yè)還要讀四年。我在校學習三年半，已經參加國際會考有了文憑，但是還沒有參加學校的考試，抗戰(zhàn)爆發(fā)就出來參加革命，算是肄業(yè)。后來輾轉至武漢，經鄧穎超介紹到江西南昌在婦女生活改進會從事婦女救亡活動，并在那里加入中國共產黨。受組織派遣，與薛明、葉群一共5個人于1938年11月到延安進入中央組織部訓練班學習，準備學習后回新四軍去繼續(xù)做革命工作。”她說：

我當時不愿意做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所以來到延安就沒有說自己學醫(yī)的經歷。有一天葉群發(fā)燒，我隨身帶著一支體溫表，給她一試體溫38度。當時傅連暲是校醫(yī)，就問葉群：你怎么知道38度呢？才知道我是一個醫(yī)務人員，有一支體溫表。1939年3月我就被分配到新成立不久的中央衛(wèi)生處工作。準備籌建醫(yī)院，我又被傅處長點將，成為中央醫(yī)院第一個工作人員。

黎平也對孩子們說過，她來延安時，包里帶了一支體溫表，同學們追問才知道她是在上海學習過的助產士，她馬上就被調到新建立的中央醫(yī)院。還有護士龍靜先，實習醫(yī)生王廣勝、鄧良渭(鄧子華)和司藥馬忠明，他們奉調來到醫(yī)院就立即投入到籌建病房的工作中。丁侃也是最早來到醫(yī)院的工作人員之一。

1939年7月，中央醫(yī)院迎來了第一批22名女青年，她們都是來自延安其他學校、單位的知識青年，成為護士訓練班的第一批學員，由郁彬負責給她們上護理課。

石昌杰在延安

1939年8月，石昌杰同志奉命從馬列學院調來中央醫(yī)院。石昌杰是四川合川縣人，1911年11月出生，1932年3月參加中國義勇軍四川赴難宣傳隊到上海?！耙弧ざ恕鄙虾？箲?zhàn)爆發(fā)，他參加抗日義勇軍，配合19路軍對日作戰(zhàn)。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淞滬停戰(zhàn)協定》后，他又出關參加東北義勇軍馮庸部長城抗戰(zhàn)。1934年返滬，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左翼新聞記者聯盟”，任上海法南區(qū)組織區(qū)委。1935年2月，他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他被關押在蘇州軍人監(jiān)獄，在獄中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不怕犧牲的高尚品質，于1936年10月入黨?？箲?zhàn)爆發(fā)后，因國共合作他于1937年8月無條件獲釋出獄，在組織安排下到陜西云陽安吳堡青訓班學習。到延安后，他先后到延安黨校、陜北公學學習，后調任陜公衛(wèi)生總所所長，1939年初入馬列學院學習時調來中央醫(yī)院，他是一位職業(yè)革命家。石昌杰來到醫(yī)院后建立了中央醫(yī)院黨支部，并任支部書記，郁彬為副書記，當時的支部受中央直屬機關總支領導，總支書記是劉英，副書記是王平水。石昌杰于1939年8月至1944年6月任中央醫(yī)院副院長，曾于1941年7月至1942年12月任代院長。

而何穆在剛剛開始建院不久，卻因為在工作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不滿回了重慶。9月份，中央任命傅連暲同志兼任中央醫(yī)院院長，這就是最早的領導班子。接著，劉允中、魏一齋、邵達先后奉調，從八路軍總醫(yī)院來到中央醫(yī)院籌組醫(yī)療科室。隨即而來的就是在安塞黃瓜塔邊區(qū)醫(yī)院任婦產科主任的金茂岳。又有一批行政人員和事務人員來到醫(yī)院：行政機構初步建立，設院部辦公室，趙艾為秘書；設總務科，科長為傅貴典，副科長為程秉信；李?；礊楣芾砉砷L；惠艾升為供給股長。有了炊事員、管理員，買了兩個牲口，具備了食宿條件。正是靠著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里一座初具規(guī)模的醫(yī)院便建成了。

院部在上山最顯著的坡坡上，走上臺階有三口石窯，左邊是院長辦公室，右邊是通信電話室，中間是急診室，隨時接待急診病人。

中央醫(yī)院在李家坬只有住院部和工作人員的生活區(qū)，各科的門診都設在蘭家坪——就是中央衛(wèi)生處的門診部，中央醫(yī)院的各科專家、醫(yī)生在蘭家坪都有固定的門診時間。

叫“中央醫(yī)院”好

因為這所醫(yī)院是為延安的中央機關服務的，最初定名為“中央干部醫(yī)院”，編制為院長兼協理員1人，醫(yī)生1人，司藥1人，護士2人，公務員、勤務員若干，設病床30張，供領導干部療養(yǎng)。中央沒有采納這個方案，決定建一座正規(guī)化的綜合醫(yī)院。據傳毛主席說：叫“干部醫(yī)院”，老百姓有病看不看？還是叫“中央醫(yī)院”好，面向延安和邊區(qū)的黨政軍民，為群眾服務。毛主席為這所醫(yī)院定名為“中央醫(yī)院”，并為它題寫了院名。1939年11月7日是蘇聯革命節(jié)，中央醫(yī)院正式宣告成立。這一天，全院上下喜氣洋洋，為了舉行慶典活動，在李家坬村的山坡上搭起彩門，松枝和鮮花環(huán)繞著一顆鮮紅的五角星，莊嚴又熱烈的氣氛給每一個參加過慶典的人留下難忘的記憶。金茂岳主任曾經回憶說：

多才多藝的劉允中大夫把主席題寫的“中央醫(yī)院”幾個大字謄刻在木板上，高高懸掛在木柵欄門上方，特別醒目，可惜這幅題字沒有保留下來。

軍委衛(wèi)生部部長姜齊賢、中央秘書處處長王首道參加了慶典，新四軍代表張鼎丞、邊區(qū)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出席并講話。會后，所有的人坐在彩門前的山坡上留下一張珍貴的合影，據說那天還會了餐。1939年11月29日的《新中華報》還刊登了“中央醫(yī)院正式開幕”的消息。

現如今，參加過慶典活動的只有郁彬和坐在最前排的金茂岳的兒子金德崇啦。

中央醫(yī)院的護士李明曾經回憶：

我們那時吃飯用的都是土陶粗碗，也有用鐵皮或罐頭盒自己制作的“鐵碗”，焊上一個把，像缸子，打飯方便，還可以掛在腰帶上。沒有餐廳，也沒有桌子、凳子，都是到食堂打了飯就蹲在地上吃，冬天找個向陽的墻角，還能背風。有一次，吃飯時正好遇到李富春、楊尚昆來院參觀，就問我們：“你們想不想要桌子、凳子坐著吃飯啊？”大家都笑了：“那當然好了?！?/p>

1942年，在南山坡挖了兩排窯洞，又蓋了許多平房，建了流質房，給重病人和產婦做流質。還在平坦的地面上蓋了三間石窯洞作俱樂部，又能當食堂。同時又蓋了一個能容300人開會的梯式小禮堂，供學習活動、政治報告、行政大會，以及文娛活動之用。在大門外新建了運輸隊宿舍和馬廄，還建了合作社和供生產隊住宿的窯洞。新建病灶和大灶廚房也破土動工，不久落成后也投入使用。

在大門外還有裁縫鋪，王裁縫有縫紉機做活，王裁縫的老婆開飯館，賣面條和餃子，方便遠道來看病的老鄉(xiāng)。

毛澤東題寫(劉允中謄刻)

中央醫(yī)院印章(1969年10月，延安大學學生在校園內挖防空洞時發(fā)現。該圖章為橢圓形，木質，正面直徑4厘米×2.7厘米，底面直徑3.5厘米×1.8厘米，高2.7厘米。后由延安大學捐贈給延安革命紀念館收藏)

1939年11月7日中央醫(yī)院成立時合影

劉允中(后3左1)、魏一齋(后3左2)、金茂岳(后3左3)、王首道(后3左4)、張鼎丞(后3左5)、傅連暲(后3左6)、姜齊賢(后3左7)、石昌杰(后3左8)、邵達(后2左3)、黃開云(后4左1)、鮑敬桓(后4左2)、鄧子華(前3左1)、陳真仁(前2左1)、傅貴典(后1右1)、周毅勝(后2右1)、舒國璽(前4右1)、羅迭(前3右1披衣者)、李?；?前2右1)、鄧友瑞(前1右1)、郁彬(前5右2露半臉)、金德崇(前1中)

艱苦的窯洞生活

1939年剛建院時，生活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醫(yī)院建在黃土高坡的山峁峁上，寸草不生，荒無人煙。野狼出沒，甚至坐在山坡上嚎叫一夜，到天亮都不走。碩大的老鼠有一尺多長，大老鼠橫行無阻，就是白天也在窯洞里竄來竄去，許多孩子都被延安的老鼠咬傷過。大家都回憶說，晚上值夜班就聽見山上狼嚎，從窯洞里出來甚至可以看見山上狼的眼睛閃閃發(fā)亮，像“鬼火”。那時大家年紀小，大部分都是從城市來的，真的很害怕。

工作人員和病員都住在土窯洞里，四壁都是黃土。山上的各條通道、大路都是土路，刮風時，黃土飛揚，下雨時，到處是泥濘的黃泥巴，粘在腳上一走一滑，一不留神就能滑下山坡去。頓頓吃的是小米飯熬洋芋湯，經常吃不飽。領不到小米，就煮囫圇麥粒吃，每人領一茶缸煮麥?；貋砺馈Ｖ醒脶t(yī)院有一盤石磨，磨的面粉只夠病人吃，工作人員只能吃麩子面，有時斷了炊，只能臨時到友鄰單位借糧。要是能吃上洋芋、南瓜就不錯了，有時甚至只吃兩頓飯。在化驗室工作的蔡云清回憶說：

蔡云清在延安

1939年底到中央醫(yī)院時我才十二歲，在后勤當勤務員。有時幾個娃娃兵餓得受不了，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刨落下的凍洋芋、撿秧子上的小南瓜燒著吃。夏天沒有鞋穿，就穿一雙木板，一走一“呱嗒”，叫“呱嗒板兒”。后來學會打草鞋，用馬連草，或者把路邊的麻泡了剝麻皮打草鞋，舊衣服撕成布條也是打草鞋的材料。勤務員還要負責打掃衛(wèi)生，最辛苦的工作就是倒糞桶。每個科室不能下床的病人，都由護士把便盆送到病人床邊，排出的糞便都倒在一個大木頭桶里。清晨，勤務員要用一根長棍子，在一端釘上一個大鐵釘，把糞桶掛住，連扛帶背，倒到后山的積糞坑里。廁所是土茅房，借著山坡挖個土坑，上面搭上兩塊木板就可以方便，每層窯洞都有這種簡易的“茅房”。

當年山上沒有自來水裝置，醫(yī)院有一個打仗被炮彈震聾了雙耳的“聾子”，每天趕著兩頭騾子，到后山拉泉水供全院吃水做飯，每個科室有一個窯洞里燒開水，勤務員把開水裝在茶壺里送給病人。全體人員洗涮用水是山下延河的水，由牲口馱上山的。有一個洗澡房，但是沒有洗澡的設備。夏天男同志到延河里洗澡，把衣服洗凈，曬在河灘上，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女同志洗澡更困難，郁彬回憶說：“那幾年從來都沒有洗過澡，好的時候打盆水到洗澡房擦一擦?！边@樣的生活條件真是難以想象的，但是，這些過來人都像郁彬說的那樣：“當時苦是苦了一些，可是，我們都年輕，每天都樂呵呵的，也沒有覺得怎么樣就過來了，大家都一樣嘛。倒是現在無法想象那些日子是怎么過來的了?！?/p>

早晨可以到延河去洗臉，用什么刷牙呢？宋光明告訴我：“我們自己做牙刷。”她回憶說：找一個長條的木板，用小刀把一端慢慢地刮成窄窄的薄片，穿上兩三排小眼，用馬尾巴的鬃毛來回穿緊，一面打上套，固定結實后，把有套的一面鉸齊了就是一把牙刷。開始用鹽刷牙，后來才有了牙粉。用木板、鬃毛做的牙刷肯定比我們現在用的五顏六色的塑料制品更天然、更環(huán)保。

小油燈

當年大家都居住在窯洞里。病房、工作人員宿舍的窯洞里點的都是小煤油燈，豆大的火苗一點點亮。這種燈十分簡單，是個器皿就能當“燈”，所以花樣繁多。小油燈有粗陶的小燈盞，最好的是有一個燈臺，可以把油燈高高地支起來，燈光照的范圍大一些。也可以用一個小盤或打破的碗碴，捻一個棉條，倒上麻籽油，棉條浸在麻籽油里，點燃棉條就是一盞燈，可謂“青燈如豆”。麻籽油和棉條都是公家定量發(fā)的，包括點燈的洋火(火柴)也是發(fā)的。那時人們的“窮辦法”也挺多，找不到棉條了就從破棉襖里扯一塊棉花，搓一搓當點燈的棉條；找不到洋火，就到炭火盆里取火。辦公室和少數專家配給一個煤油燈，這種油并非“洋油”，而是邊區(qū)自產的土煤油，夏天稀，冬天稠，易結燈花還不亮，燃后的煤煙把燈罩熏得黑黑的，經常擦洗也不得明亮。中央醫(yī)院院部的院子里，高高豎著一個桿子，上面懸掛著一盞馬燈照明。護士值班巡視病房、發(fā)藥，手提一盞小馬燈，這比小油燈亮多了，有燈罩，不怕風把它吹滅了，有提手，拿著也方便。只有手術室、禮堂里才有汽燈，點的是汽油，特別明亮，這在延安是最高級的燈具了。

馬登瀛(左)、周春喜(右)和小馬燈(公誼會醫(yī)療隊斯坦利攝，李鋼提供)

窯洞雖然冬暖夏涼，但是，在老人們的記憶中延安的冬天特別冷。時任總務處副處長的蘇佐山同志曾撰文回憶說：“有兩年每人發(fā)不到一套衣服，冬天沒有棉衣，每人發(fā)點羊毛，把單衣改成棉衣穿，也有的發(fā)件硬山羊皮就過冬?！蔽蚁?，就像我們經歷的1960年困難時期一樣，條件艱苦。冬天沒有足夠的防寒衣物，發(fā)的棉衣、棉褲不夠厚，一身棉衣從入冬穿到開春，而且不是每年發(fā)。久穿的舊棉衣當然不暖和，經過刷洗穿在身上怎么能和我們現在比：又是絲綿，又是駝絨、鴨絨、鵝絨，還有高科技的防寒棉，兩件、三件來回換著穿，所以都覺得天氣一年比一年轉暖。再就是肚子里沒有油水，身上就冷。那時間伙食那么差，幾天吃不上一次肉，就像李明回憶的那首打油詩：“桃子大的饅頭，稀稀啦啦的菜?！蹦贻p人基本上吃不飽，怎么能不冷呢。冬天，窯洞里，不論是病房、辦公室，還是宿舍里，都是用一個木炭火盆取暖。病房里用的是石頭鑿成的方形石盆做火盆，也有的火盆是把鐵盆或銅盆放在一個木頭架子上，放上燒制過的木炭，這種開放式的火盆一般不會引發(fā)煤氣中毒，但是有發(fā)生火災的危險。

郁彬回憶說：“剛建院時，工作人員不多，我和助產士黎平住一個窯洞。有一天，黎平睡覺了，我為了看書，就到辦公室去了。晚上回來，一進窯洞就看見黎平蓋在身上的棉衣被木炭火烤著了在冒煙，她還睡覺著呢。我急忙把她喊醒，兩人用濕毛巾把火熄滅，真是有驚無險?！痹瓉?，晚上一定要等木炭盆的旺火燒過了才能睡覺，可是黎平著急睡覺，結果她的棉衣燒了一個大洞，只好補一塊補丁。但就是這樣的火盆燒的木炭，也是要定量發(fā)的。

護士徐化民就曾經回憶說：“那時候我?guī)е钛?，冬天，發(fā)的木炭不夠燒，單身的男同志就把省下來的木炭支援我們這些帶孩子的媽媽們。那時候條件差，可是大家都特別的團結、友愛。”

徐化民

徐化民和兒子李延在延安

與狼共舞

延安的荒郊野嶺的山上有很多狼，經常到村莊、駐地騷擾，大人們都說，延安的狼比狗大，延安的老鼠比貓大。中央醫(yī)院所在的李家坬是一個窮鄉(xiāng)僻壤的小山村，我還記得夜里經常聽見狼嚎，一直到天明，清晨只見一群狼坐在山坡上，村里的狗一起站在村邊朝著狼群狂吠，狼也不下山跑，狗也不上山追，就這么對峙著。狼嚎的聲音非?？植溃o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從小就怕狼，就是到了北京動物園，走過狼舍，我都會一激靈。我訪問過的阿姨們都說，那時候鎖門不是防小偷，因為沒有什么可偷的，就是為了防狼，尤其是把孩子放在家里的媽媽們，出門一定要把大門鎖上，無論白天黑夜，野狼隨時隨地都可能悄無聲息地出現。

郁彬也不止一次地說起：

在中央醫(yī)院的山上有不少狼，醫(yī)生出診經常遇到狼。我?guī)状悟T馬出去講課，講完課單位招待一頓飯，一般是一葷一素兩個菜，有肉有饃地吃一頓也不是總能碰上，吃完飯再騎馬回醫(yī)院。天都比較晚了，就有狼跟在馬的后邊，馬跑得快，狼也快跑，馬放慢速度，狼也跑得慢，就一直跟著。這時，一定不能回頭，我就趴在馬頭上，緊緊抱住馬脖子，馬是認路的，任它徑直跑回中央醫(yī)院的山上，就安全了。

楊炬

我第一次見到楊炬，她回憶在延安中央醫(yī)院的那段日子時就說：“我們那個時候是小大夫，晚上值夜班要巡視病房，提著小油燈從窯洞里出來，幾乎天天聽見狼叫，有時還看見‘鬼火’吶！就是磷火?！?/p>

我笑著問：“害怕嗎？”

“害怕?！彼敛谎陲椀卣f，“那時候年紀小，又在城市里長大，真的很害怕，后來才慢慢不怕了。”

據蔡云清回憶：

學生療養(yǎng)院山下面的溝里是太平間，一有死人，就有狐貍來。

護士方一說：

有一次，我護理的一個患梅毒的女病人，對914(一種治療梅毒的藥物)過敏，全身潰爛，流水水，我每天給她擦洗。病故后我把她送到太平間，鎖上門回來，別人說太平間里有人哭，我不信，就拿著鑰匙又到太平間去看，沒有人哭，大概就是狐貍鬧的。

2008年3月6日，我們聽閔自強回憶了發(fā)生在醫(yī)院里的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

1942年我生了大女兒后得了闌尾炎，住進中央醫(yī)院外科，一個小窯洞里住了三個人——王彩秀、田麗和我。窯洞在山上，晚上經常聽見狼叫。有一天夜里，狼來抓門，把木門抓得吱吱響，突然狼把門推開了，我看見狼的眼睛亮亮的一閃，嚇得我大叫一聲“狼！”接著門又“咚”的一聲關上了，我扭頭一看，王彩秀鋪上的人沒有了，就和田麗大聲哭著喊“救命??！”因為王彩秀的鋪緊靠著大門，我們以為狼把她叼走了。病房的值班護士聞聲來推門，怎么也推不動，在門外面喊我們起來開門，我下地才看見王彩秀躺在地上昏過去了，原來她被狼嚇得滾在地上，倒把小窯洞的大門碰上了，那間小窯洞實在太小了。

真是有驚無險的奇遇。

閔自強在延安

閔自強

延安的大老鼠

在延安的窯洞里，除了住人，還住著一窩一窩的老鼠，到處都有老鼠出沒，不分白天黑夜，在窯洞里竄來竄去，人鼠為伍。延安的老鼠個頭特別大，一只一只肥墩墩的，有一尺來長，長長的大尾巴，亮亮的小眼睛給每一個在窯洞里生活過的延安人都留下深刻的記憶。

就連剛剛會說話的娃娃都會說：小老鼠，上燈臺，偷油吃，下不來……。那是歌謠，延安的老鼠可沒有那么客氣、乖巧。

老鼠精

陳真仁就講過延安老鼠的故事。她當時結核病比較嚴重，在家里養(yǎng)病，搞來一小布袋紅棗，靠墻放在窯洞里，還沒有吃，就見口袋里的紅棗一天一天地減少。這天，陳阿姨叫來警衛(wèi)員問：“小鬼，你每天都吃這口袋里的紅棗啊？”警衛(wèi)員理直氣壯地說：“我可沒有吃。我知道那是給首長養(yǎng)病補身體的。”陳阿姨就奇怪了，仔細看這口袋的口上扎著的麻繩也沒有解開，棗子到哪里去了？她順著口袋往下看，也沒有發(fā)現端倪。挪開布口袋，只見一個一個的紅棗順著墻根整整齊齊地從口袋底一直排到老鼠洞口。警衛(wèi)員氣憤地刨開老鼠洞，看見洞里不但有成堆的紅棗，還有黃豆、小米，原來口袋里的紅棗被老鼠運到自己洞里當口糧了。陳阿姨還看見過一只老鼠爬上桌子，用鼻子把筐里的雞蛋拱到桌子邊，再拱一下，雞蛋掉在地上摔碎了，桌子上面的老鼠跳下來就把地上的碎雞蛋吃光。如果桌子上有兩只老鼠，其中一只先從桌子上跳下來，四腳朝天躺在地上，上面的老鼠用鼻尖把雞蛋拱下來，正好掉在下面老鼠的懷里，上面的老鼠再跳下來，托著抱雞蛋老鼠的尾巴向老鼠洞走去。

在清涼山新華社工作的王丹一也曾經給我講過：

那時候東東還小，我攢了一小袋面粉，想留著給他改善伙食，就把面袋扎好掛在窯洞頂上。有一天我在家里睡覺，就看見一只大老鼠直起身體向上盯著面袋看，鼻子一抽一抽地嗅，終于抵不住誘惑，像貓一樣跳起來想咬面口袋，我心想你肯定夠不著，人定勝鼠，就繼續(xù)睡我的覺。

王丹一(右2)和李昕東(左2)全家

1946年李昕東在延安

延安的老鼠都成了“精”了。

畫板搖籃

曾黎力(凌力)

老鼠不光偷食物，碩大的老鼠還把小孩當“肉”吃。我們這些娃娃小時候，不知有多少個人都被老鼠咬過。蕭耘就曾指著額頭上的小疤痕對我說：“這就是延安老鼠咬的傷疤。”凌力的耳朵也被老鼠咬過。我的左手從小魚際到小拇指有一串小老鼠咬的牙印。賈芝老師的女兒因無人照看，就在窯洞里被兇狠的大老鼠“毀容”了。徐蔚為的父親，延安魯藝美術系的教師、大畫家安林在世時曾經回憶說：

蔚為小時候，剛吃完奶，放在窯洞里，我們出去了。一回來，看見蔚為滿臉的鮮血，把我們嚇壞了。原來是老鼠跑出來吃他臉上的奶，咬破了他的臉。以后，我想辦法，把在魯藝畫畫的畫板的四個角打上洞，用綁腿帶穿起來，掛在墻上，做成一個“畫板搖籃”，出去時，把蔚為放在“搖籃”上掛起來，就再也不怕老鼠咬他了。

畫板搖籃(安林繪)

安林、徐蔚為和徐瑞璋在延安

徐蔚為和爸爸安林

已經90歲的安林應我的請求，特意畫了一幅《畫板搖籃》：兩只小老鼠蹲在地上，望著睡在畫板上的蔚為，無可奈何。為了防老鼠，不少爸爸媽媽都曾經就地取材，把孩子放在荊條編的小筐里或者木制的小床里“掛”起來過。

亮亮的鼻子

丑子岡院長的女兒丑松亮是我在萬壽寺軍委保育院的玩伴。我們從小就知道，亮亮的鼻子在延安被大老鼠咬傷過，所以她的鼻子上有一道很明顯的疤痕?，F在她年紀大了，這道疤痕越來越看不出來了，只有查體時，耳鼻喉科的?？漆t(yī)生才能檢查出，她的鼻道有一點畸形，鼻中隔歪曲。2008年，我采訪丑松亮時，才聽她說：

當時我只有5個月大，媽媽不是出去開會就是到各班去巡查，工作沒有白天、黑夜，總是把我自己放在窯洞里。這天她又不在。晚上，已經夜深人靜，值班的周(桂枝)阿姨聽見我在窯洞里大聲地哭，進來一看，嚇得她大叫，只見我滿臉是血，鼻子掉下來，一邊只連著一層皮。

當年已經5歲的武力華大姐姐還記得：

我是托兒所里的大孩子。那天，周(桂枝)阿姨值班，不知怎么鬼使神差，讓我睡在丑媽媽的窯洞里陪亮亮。我已經睡著了，突然被哭聲、叫喊聲吵醒，我看見沈所長跟著周阿姨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她們抱起亮亮就往外跑，當時我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亮亮的鼻子讓大老鼠咬掉了，阿姨們把她抱著送到中央醫(yī)院去。

每每說起鼻子，亮亮都會說：

當時中央醫(yī)院真不簡單，怎么就用一點消炎粉(磺胺)，就把我的鼻子“按”上去了，沒有縫合，也沒有感染。如果擱現在，又是消炎藥，又是破傷風疫苗，還得縫合整形，不知將如何折騰、受多大罪呢。如果當初我的鼻子沒有了，那我一生的命運將不知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我真感謝中央醫(yī)院高超的醫(yī)術，不僅保住了我的鼻子，還給了我健康、光明的一生。

丑松亮

武力華

中央醫(yī)院和張協和

在中央醫(yī)院建院的早期，用的桌子、板凳都是老鄉(xiāng)就地取材自己打制的，連手術室的手術臺、產科的產床等必需的醫(yī)療器材也都是自己設計、自己動手制作的，自然很簡陋。隨著醫(yī)院的擴大，需要的家具、設備越來越多，就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的人，他就是著名的高級工程師張協和。張協和，江蘇銅山縣人，1920年3月20日出生，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參加了抗日救國聯合會的進步活動。他曾就讀于山東省立濟南高級工業(yè)學校，主修機械工程，選修應用化學和建筑工程專業(yè)，畢業(yè)后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無法繼續(xù)深造，1937年冬到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開辦的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學習。1940年春天到延安，根據朱德、李富春的指示，創(chuàng)辦美堅木作業(yè)工廠并兼任廠長。他是延安少數的外高級技師專家之一。他先后為中央醫(yī)院設計了各項工程和各種器具、家具。據張協和的孩子張延生、張強、張輝歷經數年整理父親保存下來的資料，署名為中央醫(yī)院設計的就有110項之多，涉及各個科室設施的方方面面，成就了中央醫(yī)院的各項工作，實屬了不起。

張協和抱兒子在美堅廠門口

左起：張輝、張強、張延生

2009年是中央醫(yī)院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張協和的子女們給了我一份張協和為中央醫(yī)院設計的名錄和圖紙，其中有一些設計圖，他們也看不懂。我如獲珍寶，細細端詳，有辦公桌、圓角方茶幾、高腳凳、可以升降的螺旋凳、方凳、洗手盆架、升汞盆架、檔案架、藥柜、器械柜、敷料柜、換藥臺、藥房桌子、木床、折疊床、帶輪的床……各式家具一應俱全，都標有尺寸和制作的工藝。小到實驗室的試管架、小兒科的治療盤、壓舌板和一些醫(yī)療器具，甚至科室用的英文護理記錄單、手術麻醉記錄單、英文處方箋等，真是無所不有。

消毒窯洞

消毒窯洞的設計圖

其中有一張是中央醫(yī)院傳染科消毒窯洞的設計圖，特別與眾不同。那是一間封閉式的窯洞，厚重的木門關閉后，把消毒的物品擺放在做好的架子上，進行熏蒸消毒，可達到80℃～100℃。還有一份消毒窯洞估價預算單：

(一)高7尺，寬6尺5寸，長8尺，全用磚坯箍成，若用磚或石材箍，久經高熱易于酥碎。此窯每個腿要3尺5寸寬。此窯兩壁及后山自地起至窯交口以下用石灰及黃焦土拌合，打土墻。窯交口以上至窯頂用磚坯箍成，窯頂至上蓋要2尺5至3尺5厚。(二)地基施工深4至5尺，寬3尺5至4尺，其法與一般打地基相同。(三)窯里墻泥小摻一次，大摻一次，灰二次，灰內摻舊麻繩頭或泥精或棉絮或毛發(fā)均可。窯里地鋪以大塊青石板。(四)地火道以三道或四道，增用壁爐，以美堅工廠派人砌壁爐。(五)窯口一邊置一鍋臺，鍋臺上黑大鍋一口，以便一舉兩用。窯口一邊另置一獨板門，要厚至2寸，不開花格，免透氣。門及框開小口，也為免透氣。(六)窯內烘架三排，兩邊固定，當中一排制活動的。

這樣一份細致的設計說明，放在現在也能照圖修建起來啊。

手術室的水箱

還有一份署名阿洛夫手術室的清單，包括折疊手術臺、平面手術臺、帶箱手術臺、麻醉桌、升汞盆架、旋轉凳、敷料桌、消毒衣桌、放臟敷料架、自動小幾、辦公桌、圓桌、掛衣架、領藥盤等36樣、101件各式家具。

水箱的圖紙

手術室的水箱

從另外一張手術室的平面圖可以看出，有大手術室和小手術室之分，包括更衣室、主任辦公室、敷料室、病人待手術區(qū)和醫(yī)生預備手術區(qū)，布局非常合理。

讓我驚喜的是，在中央醫(yī)院保存下來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藥房里的藥品架和調劑臺，護士辦公室、治療室里面擺放著帶抽屜的辦公桌、器械柜、治療臺、換藥臺，都能在圖紙上查到。診室里用的診查床，一頭還附有一個“小枕頭”，和我們現在用的診查床完全一樣。最讓我吃驚的是張協和設計圖中的婦產科的檢查床，兩個木質的放腿的支架和照片上一模一樣。為重癥病人設計的靠背架可以擺放到木板床上，靠背的支架放在一棱一棱的凹槽里，可以調節(jié)靠背，可高可低。我剛在醫(yī)院工作時，那種用手把搖起來的鐵制病床還不多，許多不能平臥的重病人還要用這種靠背架來調整半臥位睡姿。

我們家里保存著一套金茂岳做剖腹產手術時的老照片，其中一張是幾位手術醫(yī)生在術前刷手，背后是高高的掛在墻上的一個水箱。我在張協和的設計圖上看到了和照片里一模一樣的圖紙，原來那是用汽油桶制作的一個儲水桶，有腳踏式的控制閥，解決了手術室用流動的清潔水洗手的問題，下面還有一個接水的洗手盆，有水管可以把洗手水集中到水槽里。后來，據景嘉魁回憶，新手術室的洗手桶特別大，放在屋子的中間，四周有多個龍頭可以同時洗手，在龍頭上接一個長臂，術者可以用自己的肩或臂觸動來開關龍頭，好幾個出水的龍頭可以讓多個手術的醫(yī)生同時洗手。而且，新手術室的門是那種可以用腳踢的活動門。在張協和的設計圖紙中確實有一張“手術室的門”的設計圖，這在當時，真是了不起的創(chuàng)舉。

還有一張圖紙上畫的一個箱式結構的圖，沒有名稱，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看那像是一個封閉式的嬰兒保溫箱，側面有兩個圓洞，可以把手伸進箱里護理早產兒?？上覜]有聽老人們說起曾經有過這么一個現代式的保溫箱。這也可能是化驗室用來做細菌檢驗的封閉式操作臺，因為在《白衣戰(zhàn)士的光輝篇章》一書中就說到化驗室可以做細菌培養(yǎng)，有自制的保溫箱(孵卵箱)，可以用煤油玻璃罩的燈來調節(jié)溫度。

我還在張協和保存的一張名為中央醫(yī)院的草圖上看到：一排窯洞，中間一孔大窯洞，向兩邊延伸的是小窯洞，窯洞的圓形拱頂是石頭砌成的，這正是中央醫(yī)院一排一排、一層一層窯洞的布局。草圖上列著：病人100，工作人員宿舍80人，辦公室、俱樂部、會議室、手術室、治療室、護士辦公室、藥化驗室、X光室、浴室、廚房、廁所、檢查室、傳達室，中央醫(yī)院的各個部門基本齊全，中間寫著“2億”，我們只能推理、猜想，這2個億是對中央醫(yī)院的投資預算。在另外一張草圖上寫著：小兒、產婦、皮—花(柳)、口腔—牙科、眼、耳鼻喉、內—神經、關節(jié)、外—胸腹、泌(尿)、骨，像是門診科室涵蓋的業(yè)務范圍，這在當時那個年代，也不是每一所醫(yī)院都能具備的。

從這些珍貴的圖紙上可以看出，黨中央的確是要把中央醫(yī)院建設成一個大型的、綜合型的醫(yī)院，從這些圖紙里我更了解了中央醫(yī)院是怎樣因地制宜、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

婦科檢查床的設計圖

升汞盆架的設計圖

檢查床及洗手盆的設計圖

金主任在婦產科門診(可見后面的婦科檢查床)

診室檢查床的設計圖

手術臺的設計圖

手術室門的設計圖

預算單

壓舌板的設計圖

玻璃柜的設計圖

敷料柜的設計圖

敷料桌的設計圖

“門牌”和“大門”

孫維岳

中央醫(yī)院不斷擴建，兩年多的時間建起102口窯洞，90間平房。一共有病床180張，分為內科、肺科、外科、婦產科、嬰兒室、小兒科、傳染科，化驗室、藥房、手術室、流質房、X光室一應俱全。八九層窯洞，錯落有致，李家坬高大的山層層疊疊、巍巍壯觀，到了晚上，窯洞里閃爍的燈光使這座西北名不見經傳的黃土高坡宛如一座高樓。

醫(yī)院不斷擴建，窯洞不斷增加，為了加強管理，對醫(yī)院主要集中的窯洞做了統一編號。孫維岳是1942年6月來到中央醫(yī)院參加護訓3班的老同志，學習結束后就一直留在中央醫(yī)院工作。在1993年時，他留下一篇關于中央醫(yī)院窯洞層次及編號的短文，敘述得比較詳細，我經過對多人采訪、回憶，認為比較準確，并做了補充。

第一層是小兒科。1942年，這里的老鄉(xiāng)搬走后，傳染科從七層搬到老鄉(xiāng)的院子里，有6口窯洞。一層的編號是101、102、103……。第二層是侯健存主任的小院，一共3口窯，為201、202、203。第三層只有3口窯洞，是石面的好窯洞，臨時來院實習人員王慈吾、胡平等人在此居住過。醫(yī)院工作人員的孩子多了以后，辦的托兒所就設在這里。1941年，王明住院，就把托兒所搬到山頂上，這里成了王明的病房。編號為301、302、303。第四層是一長排窯洞，也是最早挖的一排窯洞，集中居住著醫(yī)院的大夫們，金茂岳住最南邊的401、402，阿洛夫住403，楊金濤住404、405，魏一齋住406、407，劉允中住408……。第五層是外科和手術室，手術室在501、502、503，504改為換藥室，后面都是外科病房505、506、507……。第六層是三個臺階，分成三部分。第一個臺階601、602是化驗室。第二個臺階603、604是藥房，面向西北。第二個臺階下面是一長排窯洞，605以后是婦產科、嬰兒室，坐西向東。第七層是由南向北的一個慢坡，有一大排窯洞，是內科，為701、702、703……。第八層分成兩段，高低錯落不在一個層面上，后來住上人才把兩段修通。第一段有2口窯洞，原來是藥房的庫房，1941年藥房失竊就發(fā)生在這里。第二段是醫(yī)訓班學習的地方。第九層是一大長排窯洞，是1941年1月19日成立的學生療養(yǎng)院的駐地，這排的編號是從右向左901、902、903……。1941年11月，學生療養(yǎng)院搬到陜北工學那邊叫楊家灣的溝里，九層、十層作為護訓班的宿舍，九層一長排窯洞是護訓2班宿舍，南端最后一口窯洞和臺階上面第十層的兩口窯洞是護訓3班女生宿舍。第十層又分三個臺階，由北向南編號。第一個臺階是3口窯洞，為1001、1002、1003，曾是護訓3班男生宿舍，孫維岳、劉文昌、彭士祿、徐月照住過1001。第二個臺階上是干部病房，關向應政委在這里住過院。第三個臺階上是托兒所。護訓班的護士后來歸各科室以后，部分人搬到原來掛鐘的山梁上新蓋的平房里住，第十層的窯洞就成立了干部療養(yǎng)科。

除了以上集中的窯洞統一編號外，還有一些零散的窯洞沒有編號。在北面的洼地里有兩層窯洞，上下相通，南面和第七層窯洞相通，這里曾是護訓1班男生宿舍、夜班護士宿舍、機動宿舍。下面就是何穆居住的小院，有兩口窯洞，南面和第四排窯洞相通。山南面的洼地里也有幾口窯洞，開始是廚房，1941年，在山下新建了大廚房后，這里的窯洞就屬學委。從這洼地向上再向南就是太平間的窯洞。原來院辦有兩口石窯，坐北朝南，石昌杰副院長住一口，院辦一口。在掛鐘的小山頭西側對面有一口窯洞，住的是蘇愛吾秘書長，后來劉瑞森副院長住過。由此向北轉再向上是李冰住過的窯洞。大門口南側的小山溝里，坐東朝西有一排窯洞是總務處。禮堂東南坡下有一個院子，這里的窯洞是管理科，白志敏科長在此住過。傳染科上面有兩間窯洞是滅虱房。在東墻外搭了一個下房，管理干部王家寬在里面居住，后來改為護理部保管室。在北面有一間，總務處陳光指導員住過，會計科劉岸科長也曾住過。1942年，在下面新蓋三口石窯，開始做俱樂部，可容300人開會，后來改作化驗室了。在大門外面建有馬廄，有幾口窯洞是運輸隊宿舍。還建了合作社，給生產隊修建了住宿的窯洞，又建了專門給病人做飯的病灶和工作人員的大灶廚房。這些平房都沒有編號。

吳埃

延安中央醫(yī)院的大門也有過幾次變動。1939年11月7日舉辦醫(yī)院慶典的大門是一個木柵欄門，坐落在山坡上，是上山的必經之路。毛主席題寫的“中央醫(yī)院”的木板懸掛在木柵欄門的上方。后來醫(yī)院擴大了，木柵欄門下面的山坡也修建了窯洞和平房。就在山下的路口建造了一座石頭門，右側的立柱上刻著“中央醫(yī)院”，左側的立柱上刻著“延安學生療養(yǎng)院”。這個字體規(guī)規(guī)矩矩，蒼勁有力，據吳埃同志回憶說，這是請軍隊書法家郭化若同志題寫后把它雕刻在石柱上的。1993年孫維岳回憶：學生療養(yǎng)院搬走后，左邊的石刻文字用泥巴抹平了刷成黑色。1944年中外記者參觀團來參觀，左邊掛上了“國際和平醫(yī)院”的木牌，同劉萬家溝的國際和平醫(yī)院用了同一個名字。事隔不久，把木牌改成“國際和平醫(yī)院總院第一部”，木牌沒有重做，就在原木板的下面接了一塊木板，而且接的這塊木板是用兩塊橫的和一塊豎的三塊小木板拼起來的，在上面加寫“總院第一部”幾個字。1945年又把木牌改為“國際和平醫(yī)院總院”，這次的院牌沒有拿出去重新制作，又是醫(yī)院自己改制的，把下面“總院第一部”幾個字刮掉，改為“總院”，是院直干部孟慶安同志仿描的，原來五個字的面積放上兩個字，位置擺的不大對稱。有幸的是，中央醫(yī)院大門的這幾次變動都留下了珍貴的照片。

1941年中央醫(yī)院大門

1943年中央醫(yī)院大門(吳印咸攝)

1944年中央醫(yī)院大門(西安市兒童醫(yī)院提供)

1945年中央醫(yī)院大門(唐都醫(yī)院提供)

魏明中

中央醫(yī)院和國際和平醫(yī)院分別隸屬中央衛(wèi)生處和軍委衛(wèi)生部，但是一度院名相同，后來經過考證才知道，雖然當時中央醫(yī)院的院牌有過三次改動，但是，在中央醫(yī)院內部卻從來沒有用過其他名稱，中央醫(yī)院的院章也沒有修改過。我拜訪原邊區(qū)醫(yī)院院長魏明中，他回憶，大約是在1943年時，周恩來副主席指示，為了統一與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等國內外救濟機關聯系，以便爭取外援，應將解放區(qū)醫(yī)院都改稱“國際和平醫(yī)院”，因此，中央醫(yī)院和邊區(qū)醫(yī)院對外亦都稱“國際和平醫(yī)院”。中央醫(yī)院無論稱作“國際和平醫(yī)院總院第一部”，還是“國際和平醫(yī)院總院”，都是為了適應對外聯絡的需要，中央醫(yī)院、國際和平醫(yī)院和邊區(qū)醫(yī)院三家醫(yī)院彼此之間，從來都沒有合并、分開及隸屬關系，但是，由于當時戰(zhàn)事的需要，三院之間頻有工作人員的調動。可是，由于對外名稱的變故，有些不明事理的后人撰寫回憶文章時，往往把發(fā)生在中央醫(yī)院的事寫入和平醫(yī)院，也有的延安娃因此說不清楚自己出生是在中央醫(yī)院、和平醫(yī)院還是邊區(qū)醫(yī)院。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同志在晉察冀前方的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因手術中被細菌感染轉為敗血癥醫(yī)治無效，病逝在中國，年僅49歲(1890—1939)。為了紀念這位令人尊敬的國際主義白衣戰(zhàn)士，同年12月1日，院址在劉萬家溝的國際和平醫(yī)院更名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yī)院”。

第二章　自己動手，艱苦辦院

由于國民黨對解放區(qū)的經濟封鎖，建院初期，醫(yī)院的生活條件極差，醫(yī)療設備極其短缺。工作人員就克服艱難困苦，自己動手辦醫(yī)院。

市場溝的鐵匠鋪

醫(yī)院里沒有設備，開始收治病人最需要的是小便壺、大便盆和化驗室的用品。據何穆撰文回憶說：

能加工制作的就是市場溝的鐵匠鋪，可是這些物件，白鐵工人都沒有看見過，也不知道怎么用，更不會制作了，我畫的圖樣他們也看不懂。只得憑我的常識，給他們比劃著說，這種大便盆像個老式布鞋，頭部扁圓，便于插在病人的臀下，后部呈盆形，可以接受糞便；進一步幫助他們剪裁。材料就是美孚石油桶，但這種白鐵很薄，估計一定負擔不起病人臀部的重量。這個問題我想了好幾個晝夜，終于想出了在里頭墊上一塊木頭，來承受病人臀部的重量，再用一條白鐵皮把里頭的木塊焊封起來，使接受糞便部分成為一個完整的盆，糞便也不致污染木塊。畫好圖，由鐵匠們卷邊、焊錫，制成一個不如意再修改，做成兩個之后，工人才能開始單獨制造。已經完成的器具，我用繩子穿起來，放在馬背上，分批馱回醫(yī)院。

駱行

據當年護訓3班的駱行回憶說：“那時我們護理用的鑷子、盤子都是到延安城里新市場街找鐵匠打制的，都是鐵的，捏棉花球沒有彈性，又死又重?！眲⑻┩居描F桶改制的便盆雖然結實耐用，但特別重，端著一盆糞便走起來都費勁。甚至做扁桃腺手術用的小勺等設備都是在鐵匠鋪打制的，像郁彬說的那樣：“做好了，先給我們醫(yī)務人員做手術，試用一下，哪里不合適，再到鐵匠鋪修改一下。當初，實在是太困難啦?！?/p>

如今，鐵匠鋪的實景就坐落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展廳里，每次走過這條“市場街”，看到紅紅的爐火和舉錘打鐵的匠人，我都會想到，中央醫(yī)院建院初期，他們曾經做了多么重要的工作，沒有他們，中央醫(yī)院難以開院啊。

延安革命紀念館復制的市場街的鐵匠鋪

沙漏計時器

當時在中央醫(yī)院，除了個別的主任有手表，沒有一個護士長、護士戴手表，也沒有人聽說誰給中央醫(yī)院的各科主任分發(fā)過手表，醫(yī)院只有一個從新市場買來的舊馬蹄表。后勤的同志搞到一個鐵圈，掛在傳達室上山的半山坡上?！笆瞻l(fā)”是一個叫梁三峁的大個子，發(fā)的褲子短一截，接上一塊布穿著。他效仿外輪船上報時的方法，從清晨5點到晚10點，每過1小時敲鐘向大家報時間。可是，護士工作需要有鐘表計時間來測體溫、數脈搏、記呼吸。聰明的劉允中大夫用試管、安瓿制作的沙漏替代鐘表，給在中央醫(yī)院工作過的每一個醫(yī)務人員留下深刻記憶，幾乎每一個在中央醫(yī)院工作過的人談起這個創(chuàng)意至今都贊不絕口。我在1943年6月12日的《解放日報》的《生產展覽會特刊》一版上的《展覽會紀實》一文中，看到介紹說：

刊于《解放日報》的《展覽會紀實》

代用品的制造有衛(wèi)生牙膏、代乳粉、沙漏表等，這都是延安需要的。這都是中央醫(yī)院醫(yī)務人員利用業(yè)余時間所貢獻的，這種創(chuàng)造精神是值得提倡和發(fā)揚的。

特刊還以《生產戰(zhàn)線上的創(chuàng)造》一文詳細地介紹了衛(wèi)生牙膏、代乳粉和沙漏表的制作。

何奇

劉允中用直徑1.5公分、長12公分的玻璃管，中間用酒精燈燒熱拉長變細，成為只能漏過細沙的小孔，裝進洗干凈的細沙，將玻璃管兩端封好，讓上面玻璃管里的細沙流過小孔到下面的玻璃管正好是1分鐘，倒過來，細沙流過小孔也是1分鐘，制作好的沙漏用膠布固定在小盒里，以此替代計時器用來測體溫，數脈搏、呼吸次數。后來又分別制作了半分鐘的沙漏，用起來準確又方便，很快就在各科推廣使用。但是，制作沙漏并非容易之事。我于2013年4月19日到成都，見到97歲的何奇，她是劉允中的老伴。雖然她已經雙目失明多年，聽力也很差，但是，思維清晰，記憶力驚人，她說：“沙漏是把洗凈的細沙裝入拉細的試管里，用鐘表開始計時，到1分鐘時立即停止裝沙，把試管端口封起來，倒過來，細沙從上面流下來，也是1分鐘。關鍵在于掌握漏過細沙的量來控制時間?！卑?，我才明白，沙漏計時不是靠漏過細沙的小孔的直徑，而是掌控細沙流過小孔的量，那是很難掌握的，不像現在有機械化的設計和電子操控，那要經過多少次的測試才能成功??！我驚奇地說：“劉叔叔真了不起，發(fā)明的沙漏真實用?！焙纹姘⒁叹尤环浅ＵJ真地說：“沙漏計時自古就有，我們在大后方就見過。你劉叔叔只不過自己把它制造出來了。”多么實事求是的一代人?。『髞磉€有用裝藥的玻璃安瓿制作的沙漏。為了尋找這種沙漏，我曾經去了北京的天意小商品批發(fā)市場，但看到各種大大小小、有漂亮的外形的沙漏，里面裝上五彩的細沙，來回翻滾流動，只是當成裝飾品，幾乎沒有了計時的概念，只有在高檔的桑拿房里還能看到這種計時的沙漏。

沙漏計時器

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劉允中醫(yī)生用玻璃管和細砂制成的沙漏，替代計時器，解決了醫(yī)護人員觀察病人脈搏、呼吸的一大困難。這個創(chuàng)意很快在中央醫(yī)院的各個科室得到推廣，衛(wèi)生展覽會、生產展覽會上展出，在延安受到各界的好評。

由何穆、劉允中共同研制的“衛(wèi)生牙膏”是用硫酸鎂，加入少量殺菌劑、薄荷制成的。多量的硫酸鎂，少量的堿性殺菌劑，例如肥皂便可以，薄荷可以使得味道清香。這種牙膏是固體的，堅實耐用，用起來清香可口，價格便宜。一只外來牙膏當時賣價120元，這在當時價格不菲，實在太不經濟，衛(wèi)生牙膏才30元。不久，就有大批的成品解決了邊區(qū)生活必需品的困難。沈元暉研制的代乳粉，是根據科學的原理及營養(yǎng)成分分析制成的，以解決母親乳汁不足的困難。沙漏、衛(wèi)生牙膏和代乳粉這三件創(chuàng)作，經《解放日報》介紹推廣，譽滿全延安。

劉允中在延安

劉允中，河南人，祖籍安陽，1917年10月出生在焦作，從焦作中福醫(yī)院護校畢業(yè)后，又受醫(yī)學訓練兩年，開始做麻醉實習醫(yī)生的工作；抗戰(zhàn)爆發(fā)后，至武漢進入國民黨第115傷兵醫(yī)院任上尉軍醫(yī)，在醫(yī)院認識黃樹則，志同道合成為摯友，共同尋求抗日救國的道路。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批準，他毅然決定帶著胞妹與黃樹則夫婦于1938年8月奔赴延安，在八路軍軍委衛(wèi)生部直屬所任醫(yī)生，所長是蒲榮欣。后與魏一齋、邵達一起籌建八路軍總醫(yī)院。1939年8月奉調來中央醫(yī)院后協助魏一齋籌建外科。

劉允中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他是一位有進取心的青年醫(yī)生，他白天忙日常工作，虛心向各位有造詣的專家學習臨床技能，夜晚刻苦讀書，學習外語，經常學習到凌晨一兩點，能閱讀英文和日文原版醫(yī)學書籍，業(yè)務水平提高得很快；1941年調中央門診部任主任，1943年又奉調回中央醫(yī)院任傳染科主任。我2006年訪問北京醫(yī)學院馬旭院長時他就說過：“劉允中是中央醫(yī)院自學成才的大夫?！?/p>

消毒鍋

消毒鍋是醫(yī)院必不可缺的設備，當時沒有高壓消毒鍋，注射器、鑷子都是清洗后煮沸消毒。護訓4班的侯靜波在《延安中央醫(yī)院憶事》一文中說，各科辦公室都有一個爐子，燒水、消毒。不少人都回憶說，在辦公室的爐子上消毒護理用的器具，都得煮沸一小時，馬虎不得。

手術室護士長景嘉魁曾撰文回憶說：

最大的難題是醫(yī)院沒有高壓消毒鍋。我們把汽油桶鋸掉上蓋，里邊放上木架，需要消毒的時候，木架上面放上所需消毒的敷料，桶沿周圍用布圍起來，蓋上木蓋，再加上一塊大石頭。每消毒一鍋敷料，需三個小時。除手術室消毒敷料外，全院各科室所用的棉球、紗布、治療巾、產包等都是使用這口自制平壓消毒鍋消毒的。消毒過的敷料，經檢驗完全達到了滅菌的要求。

景嘉魁

2013年4月20日，我在成都見到已經91歲高齡的景嘉魁，他精神矍鑠，見到我特別高興，第一句話說的是：“最怕不實事求是。”第二句才說：“你小時候我就見過你。”一直在手術室擔任護士長的景嘉魁回憶說：

護士長每天安排消毒物品是最困難的工作，需要消毒的敷料、嬰兒臍帶布、產婦的月經墊子都送到消毒室來，就一個消毒鍋，由一個叫楊來寶的小鬼負責，日夜不停地消毒。

以后，醫(yī)院找到李強同志，讓兵工廠給制作了一個高壓消毒鍋，有汽油桶那么粗，鋼結構的，有壓力表。安裝時還特別請技術員設計了一個爐子，煙筒是一個延長的蛇形管，利于保溫。兵工廠還給制作過不少其他的器械，有手術用的拉鉤、鑷子，但是，大部分器械是到大后方買的，或者國際援助的，阿洛夫來延安時帶來成箱的手術器械。

侯明

2006年3月22日，我們見到手術后還在恢復期的侯明，她回憶在延安中央醫(yī)院工作的日日夜夜真是歷歷在目。她是1941年2月到中央醫(yī)院護訓2班的學員，一直在手術室工作。她說：

那時的手術室在三層，有三口石窯，第一間是敷料準備室，把手術后的器械都擦洗干凈，按不同手術的需要包成一個一個的手術包，有做闌尾的、做痔瘡的、做剖腹產的，包好包送去消毒，消毒后待用的器械包都放在器械柜里。第二間是洗手室，有一個自己制作的洗手桶。第三間是手術室，有兩個手術臺。手術室里用的是汽燈，燒煤油，在延安，這是最明亮的燈。旁邊有一個消毒房，有一個大鍋，日夜燒柴火，用蒸籠蒸煮來消毒手術室、換藥室的各種器械、敷料，非常嚴格，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因器械消毒不嚴引發(fā)的感染事件。

那個時候病人住院沒有病號服，病人住院用的床單、被套都要在病人出院后換洗。山上用水太困難了，洗衣班就在醫(yī)院門前的延河邊支起大鍋，放上堿面煮沸消毒。有血漬的紗布、繃帶，產科接惡露的布墊子，都要先用草木灰水浸泡后再消毒，漂洗后晾在河灘搭的架子上曬干，強烈的紫外線也有良好的殺菌效果。

所有的人都說，我們就是用這種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種種困難，把中央醫(yī)院辦起來了。他們當時面臨的困難，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甚至是無法忍受的。但是，細細看來，處處都透著精心的創(chuàng)造和科學的態(tài)度，而最主要的是他們內心擁有一種為理想追求和為理想奮斗的信心，時時鼓勵著他們愉快地面對現實、幸福地收獲成果。

加強領導，發(fā)展生產，自給自足

延安中央醫(yī)院是在黨中央直接關懷下建立起來的一座醫(yī)院，陳云、李富春同志常來醫(yī)院了解情況、解決問題。開始建院時，中央衛(wèi)生處傅連暲處長兼任中央醫(yī)院院長，一直到何穆1940年12月重新返院。石昌杰任醫(yī)院副院長，魏一齋任醫(yī)務處主任兼外科主任，金茂岳任婦產科主任兼醫(yī)務處副主任，郁彬任總護士長，這就是1939年時醫(yī)院的領導班子。大家都是醫(yī)務人員，只有石昌杰副院長是政工干部。陳云同志注意到行政領導薄弱，1940年12月，組織部委派一位參加革命多年的蘇愛吾同志來院任秘書長，黨內任分總支書記，借以加強政治工作的領導。1941年9月，石濟時奉調擔任總務處處長，陳光、潘念慈任正副指導員，加強后勤工作，開展大生產運動，改善醫(yī)院生活。

捻羊毛，紡線

1942年，毛主席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李富春同志召集中央直屬機關34個單位主管經濟的同志開會，他說：“毛主席號召各機關最高負責人領導生產，關心生產。必須要他們參加生產委員會，不當主任，也要當委員。讀書人要學著管生產，管供給，不然永遠是書呆子。”響應中央號召，總務處處長石濟時同志當月成立了生產委員會，以石濟時同志為主任，院領導和各科主任、科長為委員，李森來院任生產科科長，領導全院生產運動，蘇佐山同志擔任了生產委員會副主任，直接管理農副業(yè)生產。發(fā)動全院人人動手，紡線，捻毛線，在房前屋后開荒種菜來改善生活。為了進行生產，護訓班有一段時間改為半日工作、半日生產、早晚學習。

護訓3班的陳萍還記得他們參加大生產運動的情景：每個人做一個“捻坨”捻毛線，講究的“捻坨”是一根木棍下面綁上麻錢或者光滑的石塊等重物，手提著，用拇指和中指一捻，它就能轉，可以把羊毛、棉花捻成線，借著線的“勁兒”，再把它纏繞在木棍上，呈紡錘形的一團線拆下來就可以編織用。捻出來的線可粗可細，粗線可以編織襪子、手套和毛衣，細線可以縫衣服。

郁彬在延安織毛衣

郁彬回憶說：

最簡單的“坨坨”可以用一根棍扎上一個小洋芋(土豆)就做成了。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轉轉洋芋就掉了。

捻出的線一定要均勻，不能一段粗一段細，開始時大家互相切磋技藝，最后都能捻出好線。只要下了班，大家就開始捻線，一邊說著話，或一邊走著就能捻線。醫(yī)院開會時，大家都是一邊聽報告，一邊捻線。我們在電影里最常見到的就是放羊人一邊趕著一群羊，一邊捻羊毛線，那個羊毛是順手就可以從羊身上取來的生羊毛。郁彬說：

中央醫(yī)院捻線的羊毛是從婦女合作社領回來的白羊毛，白羊毛發(fā)給大家捻線，捻好的線交回婦女合作社，合作社用煙灰把白線染成灰色，再發(fā)給我們織襪子。那時候年輕，手快，一晚上就能織兩雙襪子，而且是襪筒長長的那種襪子，大家都是編織能手。

這就是生產任務，都要上交的，不能私用。男同志不會捻線的人就給大家打水、讀報，做后勤。

在延安參加過大生產運動的人，沒有不會紡線的，無論是男是女，大家都紡線。中央醫(yī)院也騰出一間房子，安上紡車，大家利用工作之余的時間去學紡線?？赡苁軋龅睾凸ぷ餍再|影響，大家對紡線的記憶都不深了。

梁波(梁二寶)

2013年11月4日，我到武警總醫(yī)院見到大病初愈的梁波，雖然他做了氣管切開，帶著鼻飼管，不時地需要吸氧，但是他的精神很好，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可是無法用言語表達。一見到我，他用手比劃著：你這么大的時候我見過你。我們的“談話”完全是他用顫抖的手在紙上把關鍵詞寫出來，再用沙啞的聲音和口型對我講的。

1943年我到中央醫(yī)院才不到14歲，叫梁二寶，是一個娃娃兵，在院辦。大生產運動的時候，石濟時處長從中央總衛(wèi)生處和中央醫(yī)院調來15個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在中央醫(yī)院的山上成立一個紡織廠。這里有幾臺農村用的老式織布機，把大家紡的線線織成紗布，主要供給中央醫(yī)院和中央門診部用的紗布。我們還用豬鬃自制醫(yī)院用的洗手刷子。

大生產運動真是無所不能。

延安“藕粉”

陳萍

為了解決蔬菜自給，只靠房前屋后的業(yè)余生產是不夠的。醫(yī)院抽調十多名工作人員組成專業(yè)生產隊，朱曉中任隊長，張海漁任副隊長。從總務處、護訓班、青年隊等處抽調護士尤勝奇、王錦華、李明義、楊明禮等20余人，青年隊李福壽、張?？啤⒑赂F、羅滿貴等都參加了生產隊。在河川租了老鄉(xiāng)幾畝地，中央警衛(wèi)團又讓給幾畝地，還在醫(yī)院下邊的河灘圍堰造了幾畝地，逐步達到30多畝，播種各種四季蔬菜。在延河邊架起了兩副桔槔，用兩級提水法灌溉菜園。他們努力學習生產技術，再加上全院同志在農忙時積極參加勞動，平日積肥送糞，專業(yè)隊伍與群眾業(yè)余勞動相結合，使蔬菜生產年年豐收，全院自給有余，用收獲的番茄、黃瓜、茄子、辣椒、白菜、芹菜、芥菜、洋蔥、茼蒿等各種細菜改善生活，改變了過去早上洋芋南瓜、下午南瓜洋芋的單調生活。

護訓班的陳萍、駱行回憶說：

中央醫(yī)院大門外面的菜地里種著各種應季的蔬菜，護訓班的同學們一大早起來，背著荊條編的糞筐出去拾一筐糞回來再上班。有一段時間改為半日工作，半日生產，晚上學習。后來，生產的蔬菜都吃不完，就把黃瓜、西紅柿發(fā)到各單位，給大家當水果吃。

為了完成每人每年上交3斗小米公糧的任務，還在本院山頭和陜公附近開墾了幾十畝荒地，播種糧食。又派供給科科長宋彥昌帶領十多人到南蟠龍辦農場，也開了幾十畝荒地，播種玉米、煙葉等作物。后來留下管理員劉勤、護士邵康負責管理。還在那里燒木炭，解決冬季取暖問題。

惠國元

惠國元是陜北老紅軍，回憶起在中央醫(yī)院生產科工作時說：

醫(yī)院逐步辦起了各種作坊。袁進輝管磨坊，不但磨面粉，還制作掛面。宋希文管粉坊、豆腐坊，豆腐坊磨豆腐，還能做豆腐干、豆腐絲，粉坊制作粉條、生豆芽。李西行管燒坊、殺坊，燒坊釀造白酒供消毒使用，還能做醋和醬油；殺坊是負責殺豬宰羊的。食堂、豆腐坊、燒坊、粉坊都養(yǎng)豬，屠宰的豬肉足供全院改善伙食，豐衣足食后，大家肉都吃膩了，不再凈撿菜里的肉吃了，而是挑菜吃。養(yǎng)羊，不但可以吃上羊肉，病員和娃娃們還喝上了羊奶。

中央醫(yī)院供給商店的延安商人張合秀

醫(yī)院又根據富春同志指示，把小賣部改成了供給商店，由延安商人張合秀負責經營，先后由宋彥昌、劉岸、趙達負責管理。供給商店從產地購買食品、用品，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把有限的資金購買本單位必用之物，既免掉了往返奔波，又可在貨幣不斷貶值的情況下自然保值增值，使商業(yè)生產與本單位供給密切結合，節(jié)約了人力物力，發(fā)揮了重大作用。醫(yī)院還與張合秀合作在新市場又開了一個買賣(商店)，派賈維樸、張建嶺、高成堂(高云卓)去學習做生意。

除了專業(yè)生產單位以外，全院同志都積極參加業(yè)余生產活動，組成生產組，利用屋前屋后空地，種植生產蔬菜，交食堂折價收購，還可得點零花錢。我在多幅中央醫(yī)院的老照片中都能看見窯洞前種的蔬菜和搭的西紅柿架。蔡云清回憶說：“窯洞前的西紅柿結得特別多，晚上渴了，摘一個就吃?！?/p>

結合各科室業(yè)務進行生產，更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五花八門的小生產就更多了。

1944年，化驗室姚冷子同志制作了康氏反應抗原。藥房阮學坷同志制成了鹽酸嗎啡等注射劑和滑石粉。熬精鹽、做肥皂，這些產品，不但解決了本院的困難，對邊區(qū)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也是貢獻。

女護士織毛衣、打草鞋、做布鞋。運輸隊除運輸本院供應物資外，還到三邊、鹽池運鹽，交給邊區(qū)鹽業(yè)公司。運輸員下鄉(xiāng)運東西，捎帶收購雞蛋。供給科還派李德成挑貨郎擔下鄉(xiāng)，賣針線火柴之類小商品，也收購雞蛋；派李志明到富縣收購大米、蜂蜜、麻。廚房炊事員從煙囪掏煙灰，賣給工廠做炸藥。春天來了，大家都到野外挖防風草等藥材，秋天又割馬蘭草賣給造紙廠，多種經營，生財有道，掀起了人人動手的生產高潮。

生產的健康發(fā)展，不但改善了全院人員的生活，個人也多了點零花錢，每年還完成了向公家上交3斗小米的公糧的任務。大生產運動深入人心，就連我們小孩子玩的都是“大生產”，剛會走路的小孩就提著小桶桶，拿著小鏟鏟，在院子里的土坡坡上挖土“開荒”。有孩子的家長也在窯洞前壘起雞窩，養(yǎng)雞下蛋給孩子們改善生活，山上、山下一片繁忙。

陳萍在延安

延安的大生產運動真是無所不能，但是，延安是大西北，黃土地上長不出蓮藕。在南方長大的女娃們特別懷念家鄉(xiāng)的藕粉。后來她們發(fā)現，食堂洗土豆絲、土豆片的水里沉淀的淀粉漿液，經過熬煮，就會做出像藕粉一樣黏稠的洋芋面糊，香甜可口，味道好極了！ 陳萍曾經高興地說：“我們在中央醫(yī)院不但有水果吃，還有吃不完的紅棗，小米飯的鍋巴當餅干，還可以煮‘藕粉’喝，特別解饞。”

經過幾年苦干，延安的大生產運動果然達到“豐衣足食”的目標，基本能夠吃飽穿暖了。到撤離延安時，光帶不走的糧食就有20多萬斤，主要是小米和麥子，還有12萬斤馬草。

大生產對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改造也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徐特立同志贊揚說：“……最值得我們慶幸的，就是勞心和勞力統一起來，打破了中國歷史的記錄。中直和軍直機關工作人員最大部分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識分子，歷史上沒有勞動的習慣，而今竟突破了這一歷史的傳統?！?/p>

采制中藥

配血與輸血(西安市兒童醫(yī)院提供)

當年中央醫(yī)院醫(yī)療物資十分匱乏，藥品大部分來自八路軍制藥廠，抗菌藥物極其短缺?？诜幕前匪幮枰嘏挥幸环N叫百浪多息(Prontosil)的新藥，總是留給重病人，特別是給兒童使用。還有一種叫“薩爾菲丁”的磺胺，服用后病人經常出現血尿。盤尼西林更是奇缺，就是特批的一支、兩支救命的盤尼西林也只有3萬、5萬單位(我們現在使用的一支青霉素是40萬或80萬單位)。沒有輸液的設備。所謂“輸血”，是用大注射器從獻血人胳膊上抽了鮮血直接推注到病人的靜脈里?！拜斠骸笔怯么笞⑸淦靼焉睇}水注射到皮下或腹腔內慢慢吸收。經常用抽少量鮮血作肌肉注射的方法來增加身體免疫力，戰(zhàn)勝疾病。

在大生產運動中，醫(yī)務人員開動腦筋，想辦法，上山采集中藥，由藥局的同志把原材料制成中藥丸、水劑，甚至還有注射液。在駱行保存的自己抄錄的“藥物手冊”里，我看到有白帶丸、白色補丸、健胃散、喘寧散、敵痢丸、百咳寧、平熱丸、行軍丹、壯爾神等38種中藥，我采訪時曾問駱行是否還記得都是用什么中草藥制成的，事隔幾十年，她說已經不記得了。

1944年6月，在寶塔山下舉辦了中直、軍直生產成果展覽會，毛主席也來參觀展覽會，大家不約而同地跑過去看望毛主席。主席問：“你們是哪個單位的？”大家說：“是中央醫(yī)院的?！敝飨⑿χ虼蠹覔]手致意。接著，6月30日，又在中央大禮堂舉辦“衛(wèi)生展覽會”，展出了邊區(qū)幾年來醫(yī)藥衛(wèi)生發(fā)展成就，其中就有很多中草藥。護士長侯靜波被抽去到大會做工作人員，守在門口簽字登記。她曾經撰文回憶說：

展覽會展示的自制的藥品(西安市兒童醫(yī)院提供)

徐特立對中藥特別感興趣，展期7天他就來了8次，觀看展覽。

周副主席和鄧大姐也來到展會，周副主席常不在延安，我不認識他。進門時，鄧大姐提筆寫下“周恩來”三個字，問周副主席：“像不像？”我們才認出來周副主席，大家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忙說：“周副主席好！”“鄧大姐好！”參觀出來時，他們又向我們點頭，表示謝意。

成立營養(yǎng)研究委員會

現如今，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發(fā)展，我們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已經得到明顯的改善，食品極大豐富，但是，獲得新生活的群體因為不了解什么是科學的生活方式和缺乏健康飲食的知識，吃了太多的肉和各種高熱量的食物，肥胖、高血脂這些危害健康的因素急劇增長，不健康生活方式帶來的慢性疾病威脅著現代人的健康水平。醫(yī)院的各個專業(yè)醫(yī)生、護士、營養(yǎng)師都參與了全民健康教育的大課堂，力圖普及科學飲食的知識，改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質。而在延安，卻是因為物質匱乏，吃不飽、吃不好和不科學的飲食習慣，發(fā)生了許多營養(yǎng)不良性疾病，嚴重地影響了革命青年的體質和戰(zhàn)斗力。

在延安，為了改善生活，根據李富春同志指示，中央總衛(wèi)生處于1943年2月成立了“營養(yǎng)研究委員會”。這是一件大事，當時，《解放日報》在2月23日第27期《衛(wèi)生》專欄做了這樣的報道：

中央總衛(wèi)生處成立營養(yǎng)研究委員會

日前，中央總衛(wèi)生處為了響應毛主席“豐衣足食，為改善物質生活而斗爭”及“給自然科學會的信”的兩個指示，特聘請醫(yī)學界先進何穆、金茂岳、侯健存、魏一齋及國際友人阿洛夫等同志，組設營養(yǎng)研究委員會，由該處保健科科長鮑敬桓同志任主任委員，下設：研究實驗組，調查組，宣教組等三組，并請曲正、薛公綽兩同志任顧問，即日開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課題為2～4月的菜、飯譜，聞準備將此研究結果在中央醫(yī)院大灶實驗后，再呈請中央批準，以便推廣到各機關而保證營養(yǎng)云。該會歡迎諸位同志有關營養(yǎng)的質疑及詢問。如有問題，將由金茂岳、魏一齋二同志負責解答。通信處為中央總衛(wèi)生處轉。

這個委員會已經打破醫(yī)院的界線，由延安地區(qū)的醫(yī)務專家來共同主持，主要研究飯、菜譜的改善，將研究結果在中央醫(yī)院大灶實驗，然后呈報中央批準，向各機關推廣。為此，何穆、劉允中都曾親至廚房操作實驗，與炊事員共同琢磨改進辦法，克服了過去飲食單調的難題，還提出了粗糧細作、提高膳食營養(yǎng)的許多措施。這一期《衛(wèi)生》專欄刊登的《談談邊區(qū)食物營養(yǎng)問題》中說：

我們許多機關中做豆腐漿，把豆腐渣全喂了豬，這也是很可惜的事。豆腐渣中仍含了相當高的營養(yǎng)，比豆腐漿不過僅差一些罷了。(每百克豆腐渣中有蛋白質2.6克，脂肪0.3克，碳水化合物7.3克，無機鹽0.7克，而豆腐漿的蛋白質也不過3.7克。)如果我們把豆腐渣用油好好炒一下，是一種很美味而營養(yǎng)價值高的菜泥。如把豆渣合著小米煮稀飯，也是很好的飯食。

喂馬用豆子，大多是用黑豆，其實黑豆在沒有什么更多鮮菜的冬天可以變成很好的豆芽菜，這是養(yǎng)分很好的一種菜，應該提倡吃。所以喂馬最好用料豆或其他谷類，留下黃、黑、綠豆給人吃，豆子永是最好的東西，今年生產最好多種豆子，提倡到老百姓中間去。

在延安時，平時吃飯都是小米、洋芋，往往把白面、肉食集中在節(jié)日大會餐，一頓吃個痛快。至今不少老人提起當年會餐，都會說起一頓吃一串饅頭(用筷子穿起來的串)和十多個包子的趣事。在這篇文章中說：

有人在會餐吃肉時，非吃一斤或12兩(當時用16兩秤——筆者注)不算過癮，這種吃法也是有害的，甚至是糟蹋肉，而不能真正由身體享受，甚至鬧胃腸病，這個道理已經在本刊第七期(去年四月十九日)《大會餐的結果》一文中已經詳論了，不在這里多說，我只建議：吃肉每天都平均的吃一點，是最好的辦法，否則也要每隔天吃四、五兩(現在的125～156克，即2～3兩——筆者注)的辦法為妙，不然是容易鬧腸胃病。

另一篇文章說：

……小米煮的一粒一粒硬硬的，他們才認為是香的，是好吃的，其實這種吃法是不大好消化，試看我們的廁所中，在許多大便里，仍把一粒一粒的小米拉出來，……這是糟蹋公糧?！岢孕∶酌骘炞?，或小米面饃(又名絲糕，或窩窩頭)以便好消化吸收。

科學的生活方式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這一篇篇生動而實用的文章受到讀者的關注，《解放日報》第29期《衛(wèi)生》欄目就刊登了張遠同志的提問：

我們現在的伙食里，含蛋白質的量是什么道理呢？為什么一只母雞只吃小米也可以一天生一個蛋呢？是不是淀粉和脂肪也可以轉化成蛋白質呢？

編輯部的文章十分精彩地回答了這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母雞吃小米和其他雜糧、蟲子、草籽，這些東西里含有一定的蛋白和脂肪。而一只牛只吃草，草里很少有油和肉類的東西，就可以長肉并且長肥，還可以出奶，奶里有很多蛋白和油(酥油)，是因為它們的身體中具有特種的消化吸收功能。當然不能和人一概而論的?！澄镏械牡鞍踪|分成植物蛋白和動物蛋白，但只有動物蛋白最合乎人類需要，也最容易吸收，長肉，……人體若不能得到足夠的動物蛋白時，可以依賴轉化作用，維持短期的不足，若長久下去，便會影響身體健康。

文章最后說：

食物經過消化轉化成氨基酸，氨基酸有許多種，在人體里最需要的有幾種，而這幾種氨基酸不是每一種植物蛋白都含有的，大多數動物蛋白就含有，這幾種氨基酸也不能在人體中，從淀粉，脂肪，或其他蛋白轉化而成，必需依賴吃含有這種氨基酸的蛋白質才成。因此毛主席李富春指示我們每月每個人至少吃三斤大秤的肉，在科學上講起來也是非常正確的。

1943年4月，中央醫(yī)院新建的病灶和大灶廚房經過精心設計和改造，非常合乎衛(wèi)生要求，何穆總結經驗，撰文《一個衛(wèi)生廚房的建設與管理的建議》發(fā)表在《解放日報》上，為改善邊區(qū)廚房的衛(wèi)生工作起到推動作用。

1943年6月29日，夏季就要來臨，在第39期《衛(wèi)生》欄目里登出了中央總衛(wèi)生處保健科給伙食工作同志的一封信：

寄給伙食工作同志的一封信

致各機關、學校、部隊、工廠、農場的炊事員、采購員、管理員、菜蔬生產員、司務長同志們：

提出：一)改善伙食，要消滅因飲食而來的腸胃傳染病……

如果你們肯這樣辦，那么，一定可以消減傷寒、赤痢和上吐下瀉等腸胃病。

二)改善伙食，在夏季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總而言之，炊事員同志們要相信這是科學，要堅決這樣辦理，這樣一定可以把今年的傳染病減到極少。

炊事員同志們！為消滅夏季腸胃傳染病而奮斗吧！

此致敬禮

中央總衛(wèi)生處保健科

六.二十九

經過這樣的努力，提高了制作飯菜的技術，改善了伙食，增進了健康，減少了疾病人數，也改變了大家對伙食工作的認識。炊事員不再是簡單的伙夫，烹飪里面有科學，飲食中蘊藏著文化，從此大家更加尊重管理人員和炊事工作者。

李志中和《解放日報》

原來，《解放日報》的《衛(wèi)生》專欄就是由中央醫(yī)院的“筆桿子”李志中主編。這些精湛的文章，有趣的比喻，深入淺出的論述，至今讀起來都令人津津樂道。李志中的大女兒李樺曾經對我說：

為了辦好《衛(wèi)生》專欄，傅連暲伯伯把他調到中央總衛(wèi)生處，每天開動腦筋，不停地寫啊、寫啊，我媽媽說，爸爸經常在煤油燈下熬夜到清晨。

李志中的辛勞，不但指導了當時的衛(wèi)生工作，還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艱苦奮斗的后勤運輸隊

中央醫(yī)院坐落在山上，在山上住著的有全體醫(yī)生、護士、勤雜人員，有他們的家屬和孩子，還有所有各科的病人，在這個山上居住著整整一個醫(yī)院的人員。那時，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汽車，更沒有火車，住在山上的人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糧食、蔬菜、油鹽醬醋茶、穿的衣服、蓋的被子、燒的炭、病人用的藥品，就是人人、天天離不開的水——吃的水、洗漱的水，無一不是從山下運到山上。這么巨大的運輸工作就是靠著一個十余人的運輸隊來完成的，而他們用的運輸工具就是牲口和大車。

運輸隊分成兩個班，一個是運輸班，一個是飼養(yǎng)班，飼養(yǎng)班負責全院騾、馬、毛驢的養(yǎng)護。運輸班擔負著全院糧秣、煤炭等物資的運輸和馱水任務。隊長叫寇金致，管理員叫張智勇。

管理員張智勇是1942年10月從中央管理局調到中央醫(yī)院負責運輸隊工作的。他曾經撰文回憶中央醫(yī)院運輸隊的工作，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讓我對他們艱苦卓絕的工作肅然起敬。

運輸班班長是劉治國，運輸員有老申、老趙、李浩和賀吉等人，配有一輛大車，馱騾四五頭。運輸員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那時邊區(qū)交通不便，能走馬車、汽車的所謂“大路”，都是泥巴路，遇到雨天，泥濘難行，常常把馬車陷在泥里，至于山間小路，就更不用說了。冬天踏冰過河，滑倒牲口是常事。最怕的是初冬開始結冰和早春開始化冰的時候。

大車經常到延安以東的楊山煤礦拉煤，往返60多里路程，要過8次河，河上又無橋。一次，春天剛開始化冰，駕轅的騾子在河里陷倒了，一兩噸煤炭裝在車上，急得運輸員無法可想，只好踏著刺骨的冰和水一趟又一趟地把煤炭搬到岸邊，然后再救出牲口，把車弄上河岸，再把炭一筐一筐裝上車。這時運輸員的棉褲已全濕了，腳凍得麻木了，腿上多處被冰劃破，流著血，再把馬車趕回醫(yī)院。張智勇說：“我在中央醫(yī)院的八年中，這樣的情況曾遇到多次?！?/p>

運輸員是“兩條腿跟著四條腿跑路”的人，工作累、飯量也大。外出運輸，每天早上還未開飯，他們便胡亂吃點東西，就出發(fā)了。中午發(fā)的菜金，買飯吃自然不夠，只好懷里揣著干糧上路，白天餓了吃點干糧，渴了在河溝里喝點生水，晚上趕回來吃頓飽飯。

窯洞里用一個火盆，燒木炭取暖，一天就需要千余斤木炭，要從40里外的梢山馱回來。馱騾經常到安塞一帶馱糧食草料，牲口也常常陷在河里。這時運輸員便不顧個人安危，連鞋帶襪下到冰水里拉牲口、扛糧食。夏天還好受些，要是初冬和早春最難處理。救出牲口，穿著冰濕的衣服，腿上流著血，繼續(xù)上路。那時換洗的衣服少，一年能領到一套單衣，兩年一套棉衣，算是不錯了。但如遇到上述情況，或者下雨下雪，衣褲鞋襪濕了，沒有替換的，只好回院后一邊吃飯、一邊烤火。衣服烤干了，還要去整理修補鞍仗挽具、照看牲口?？倓仗庮I導對運輸員還是盡力照顧的，常常尋些舊衣服給運輸員穿，給些破布打草鞋；還每月發(fā)給事務人員半斤旱煙葉、兩張粉連紙卷煙抽。

騎小毛驢的小八路(公誼會醫(yī)療隊斯坦利攝，李鋼提供)

侯明騎馬

飼養(yǎng)班工作同樣很艱苦。喂的牲口有馱騾、挽騾、乘馬共十五六匹，毛驢3頭。飼養(yǎng)員楊明禮、老馮、小馬擔負著牲口喂養(yǎng)的工作。在劉治國同志帶領下，全班同志都十分愛護牲口，看牲口像命根子一樣，精心喂養(yǎng)，刷洗、遛、修補鞍子。寧肯人多受累，決不叫牲口吃虧。雖然多次遇到險情，牲口都未傷殘過，背上也沒有壓爛過，一個個膘肥體壯，使人疼愛?！榜R不得夜草不肥”。喂牲口主要是在晚上，飼養(yǎng)員一夜要起來幾次添草添料，白天除糞、掃圈、墊圈、鍘馬草備料、修整鞍具，愛護牲口就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

乘馬主要供專家出診使用。首長生了病，接到電話后無論白天黑夜，大夫便要立即乘馬出診。蘇聯專家阿洛夫外出的時候最多，他除了給首長看病以外，還常常乘馬外出打獵。他騎的第一匹小黃馬，是毛主席送給他的，叫“馬什卡”，許國禎對這匹馬格外愛護。這馬也很馴服，馬鞍備好了，阿洛夫在山下叫幾聲，它便自己跑下去迎接阿洛夫。阿洛夫回到家，拍拍它的屁股，它便自己跑回馬廄。后來阿洛夫到王家坪出診，延河水突然暴漲，阿洛夫要趕回醫(yī)院搶救重危病人，冒險過河，馬被洪峰沖到下游，直到飛機場附近才找到淹死了的“馬什卡”，許國禎心疼這匹好馬，許多日子心里都不好受。后來換了一匹馬，阿洛夫叫它“百萬”，據說是花了100萬邊幣買回來的，許班長照樣精心飼養(yǎng)。后來阿洛夫又在從楊家?guī)X返院時遇到洪水，被冷水所激，這匹馬也暴病身亡，許國禎又難受了多日。阿洛夫對許國禎的工作特別滿意，看見他，便豎起大拇指贊揚。

延安地處黃土高原，吃水非常困難。中央醫(yī)院后山下有一個泉眼，清涼的泉水是最好的飲用水源，可是遠遠不能滿足需求，馱水就成了醫(yī)院最艱苦的工作。延安沒有自來水，全院用水，全靠幾位馱水員從山下的延河里把水馱上山。馱水員李春牛、李金鎖、曾顯榮、王宗田等擔負著全院用水的供應工作。到了山下的延河邊，他們把水一桶一桶從延河里提上來，裝在驢、騾背上的馱水桶里面，裝滿了，趕著牲口馱上山，送到病灶、水灶(開水房)、大灶、中灶、作坊，倒在水缸里存起來，供一天使用。一天要從延河里馱450擔水。下雨天水濁，天旱水枯，都增加運水的困難。夏天日頭曬不算苦，遇到雨雪路滑，空手走路還寸步難行，趕著馱水的牲口，更需處處小心。他們的衣服鞋襪，常年都是濕的，到冬天，身上、鞋上到處掛著冰凌，走起來丁零當啷，手裂了，腳凍了，仍堅持不懈地工作著。

運輸隊還有個采購員楊山，也是醫(yī)院的老模范，他常常下鄉(xiāng)購買草料等物，不但保證了運輸隊的需要，節(jié)約了錢財，還從農村收購雞蛋、雞給病人吃。

運輸隊是個團結友愛的集體，吃苦耐勞，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保證了醫(yī)院工作的正常運轉。沒有人歧視他們，他們還經常得到領導的表揚，但他們說：前方將士浴血抗戰(zhàn)，命都不要了，我們苦點、累點，算不了什么!

延安中央醫(yī)院這支運輸隊的工作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是一群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他們做的是醫(yī)院里最辛苦的工作，有了他們，中央醫(yī)院才能正常運轉。而且，隨著醫(yī)院的擴大，工作人員增加和住院病人增多，他們的運輸工作量會不斷增加，而工作條件在那個年代卻不會有明顯改變。直到1942年末，醫(yī)院在大門外給他們新建了馬廄和運輸隊宿舍，他們的生活條件才有了改善。他們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懷，贏得的是尊敬、贊賞和關懷。

只可惜在我的采訪中，沒有見到一位在運輸隊工作過的同志，畢竟年頭太久遠了，但每每看到中央醫(yī)院留在《白衣戰(zhàn)士的光輝篇章》書中的這些記述，我都會流下感動的眼淚。讓他們的事跡永遠留在我們心中吧。

多方援助

陜甘寧邊區(qū)的醫(yī)藥衛(wèi)生工作得到國際友人、著名人士的援助，這對于中央醫(yī)院的建設和發(fā)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8年6月，為了加大全民抗戰(zhàn)服務的力度，宋慶齡從上海轉移到香港，與何香凝組織“保衛(wèi)中國大同盟”宣傳抗戰(zhàn)，爭取外援，特別是致力于戰(zhàn)地醫(yī)療工作。在她們的宣傳鼓動下，從富有的資本家到勞苦大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團結一致，共赴國難。1939年2月19日，在紐約有3萬人參加華僑舉行的募捐活動，4個小時就捐款2萬余美元，形成援華募捐新熱潮。南洋華僑陳嘉庚為延安捐助一輛救護車，后經改裝，成為毛澤東的座乘。在中央醫(yī)院建院過程中，曾得到宋慶齡領導的“保衛(wèi)中國大同盟”(抗戰(zhàn)勝利后改稱中國福利基金會)、華中萬國紅十字會理事長馬克斯維爾(Maxwell)、漢口美國教會蘇藹士(Suess)女士和希金(Higgins)先生、作家史沫特萊(Smedley)女士等贈送的可供100名病人半年之用的藥品器械及現款20 600元(摘自1946年軍委總衛(wèi)生部編印的《衛(wèi)生資料》上刊登的《抗戰(zhàn)八年來延安國際和平醫(yī)院總院(中央醫(yī)院)的概述》)。1943年10月，經宋慶齡周旋，得到史迪威將軍幫助，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聯合國救濟總署贈送的1臺200毫安X光機和配套的發(fā)電機于1944年末運抵延安，1945年初安裝完畢開始使用，替換了中央醫(yī)院的舊設備，大大提高了醫(yī)院的診斷能力。

周副主席在重慶，經常把通過宋慶齡、史沫特萊等友好人士募集的藥品器材運回延安，并從“大后方”輸送了一批批醫(yī)務干部來中央醫(yī)院工作。李樺曾經講述過她和爸爸李志中、媽媽沈元暉從重慶到延安經歷的細節(jié)：

左起：余秋成、張羽、劉承雷和200毫安X光機(西安市兒童醫(yī)院提供)

李樺(李建華)

周副主席在重慶組織了5輛大卡車的物資，有不少醫(yī)療器材和藥品準備送往延安。讓我父親身穿國民黨軍裝押運，同行的是十多個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記得有后來和父母一起在中央醫(yī)院工作的胡凌阿姨。媽媽化裝成無關的家庭婦女，抱著一歲多的我坐在汽車里，怕我認出押運的軍官喊“爸爸”，所以一路不敢露面。沿路經過許多關卡盤查，我們于1941年1月到達延安。

周副主席每次回延安，都要帶一些延安奇缺的最新的醫(yī)學雜志。李堅回憶說：

每當魏一齋收到周副主席送給他的齊魯大學校刊等讀物，帶來新的醫(yī)學進展信息時，心中總有說不出的高興。

據說，當時國內買不到膀胱鏡，周副主席委托蘇聯飛行員從德國柏林買回一架膀胱鏡，解決了急需。

在黨中央領導的關懷下，在多方的援助下，延安中央醫(yī)院的醫(yī)療儀器基本上是配套的，有完整的化驗室、正規(guī)的藥房和各類成套的手術器械。

1944年6月，中央首長和援華在中央醫(yī)院工作的蘇聯阿洛夫外科醫(yī)生、美國米福蘭機械師合影左起：康生、阿洛夫、林伯渠、米福蘭、董必武、李伯釗、楊尚昆，小孩是林用三(李鋼提供)

中國紅十字會醫(yī)療隊

在戰(zhàn)爭年代，中國紅十字會發(fā)揮過巨大的作用。金茂岳曾經回憶說：

中國紅十字會的組織很早就有了，總會在上海，山東有中國紅十字會分會。1935年我們從齊魯大學畢業(yè)時，中國紅十字會就吸收我們?yōu)闀T，我們有權利和義務，還繳納會費。1936年，中華醫(yī)學會第十一屆年會在上海召開，我參加了這次年會，并在年會上做了學術論文報告。在這次中華醫(yī)學會的會議期間，中國紅十字會就組織會員們討論：日本打進中國怎么辦？我參加了討論會，會員們情緒很高，大家明確了中國紅十字會的任務就是救護傷員，號召有錢出錢，有人出人，成立醫(yī)療隊，參加抗戰(zhàn)。這時，中國紅十字會也進一步研究了組織機構和醫(yī)療器械方面的準備工作，大家提出研究設計、制作一些攜帶方便的醫(yī)療器械，也吸收了外國經驗，準備急救車、各種消毒手術器械包、消毒器材、攜帶方便的藥品箱、可以折疊的手術床、氧氣袋、骨折用具等等。所以，我很早就對紅十字會醫(yī)療隊有所了解。

邊區(qū)的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也得到中國紅十字會的幫助。中國紅十字總會在林可勝先生的主持下先后派往陜甘寧邊區(qū)的醫(yī)療救護隊有紅十字會第7隊、23隊、25隊、29隊、33隊、35隊，還有國聯防疫一團三組。據魏明中回憶，金茂岳是跟隨紅十字會23醫(yī)療隊于1938年初來到延安的。因為前方轉送的傷病員都在甘谷驛二兵站醫(yī)院，那里的救治工作量大，就把23隊調往二兵站醫(yī)院。紅十字會35隊來到延安參加邊區(qū)醫(yī)院的工作時，金茂岳擔任了35隊的隊長。每一支醫(yī)療隊都有較高技術水平的外科、內科、婦產科、小兒科醫(yī)生和專職護士，還帶來許多精美的醫(yī)療器械和大批的藥物，他們參加救護傷員的工作，到邊區(qū)的醫(yī)院參加臨床工作，極大地提高了醫(yī)療水平。在邊區(qū)作出很大貢獻的要算23醫(yī)療隊(可參見《陜甘寧邊區(qū)醫(yī)藥衛(wèi)生史稿》175頁)。

中國紅十字會23醫(yī)療隊成立于1937年12月27日。七七事變抗戰(zhàn)爆發(fā)，南京政府衛(wèi)生署醫(yī)政科科長王禹昌是老齊魯的畢業(yè)生，他聽說齊魯大學還有一些大夫、護士和畢業(yè)生留在濟南，與南京中國大學的師生聯合組織了救護隊，在濟南火車站做起了救護傷病員的工作。他想把這些人組織起來，就從南京到了濟南，經他一動員，很多同學都愿意參加政府組織的救護工作，金茂岳也報了名，大家約定10月10日在兗州府集合，隨后來到南京。衛(wèi)生署的副署長金寶善沒有像其他政府要員攜家眷到臺灣去，而是留在南京，他說：正好，齊魯有人，中大有錢，你們兩邊合作吧。就這樣，中大、齊大救護隊手術組正式成立了。張查理當隊長，王禹昌當副隊長，藥品、敷料由衛(wèi)生署供應。該隊派到了安慶傷兵醫(yī)院，后回到武漢，南京政府衛(wèi)生署也退到了漢口，已是自顧不暇。中國紅十字會擔負起成立中國紅十字會醫(yī)療隊的任務，總會設在貴陽，醫(yī)療隊的經費是由宋慶齡的“保衛(wèi)中國大同盟”供給的。中大、齊大救護隊手術組的人就在武漢組成了23醫(yī)療隊，隊長是王禹昌，1933年畢業(yè)的學長侯道之當了副隊長，全隊由21個人組成。他們乘火車經鄭州，1938年1月3日到了西安，舉著紅十字會的大旗走在大街上，十分顯眼。他們滿懷抗日救國的豪情，準備為抗日前線的將士們進行戰(zhàn)傷救護和手術治療?？墒牵斔麄冋业揭凰鶉顸h的傷病醫(yī)院時，對方卻拒絕他們進入營區(qū)。隊長說：“我們有專門的外科手術技術和先進的消毒藥品?！蹦且膊恍小Ｓ终f：“我們有紅十字會的津貼，不需要給我們費用。”那也不行。后來才知道，原來是手術隊在安慶傷兵醫(yī)院時曾經揭發(fā)軍醫(yī)克扣軍餉，糊弄傷兵，不好好治傷，所以才遭到嚴詞拒絕。正當23醫(yī)療隊不知去向時，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伍云甫同志來到中國大飯店醫(yī)療隊的駐地，告訴他們說：“現在國共合作打日本帝國主義。這里不要你們，你們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延安也有傷兵員，還有群眾，缺醫(yī)少藥，延安非常需要醫(yī)務人員?！焙髞?，他們被請到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主任對他們說：“你們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參加抗戰(zhàn)，我們非常歡迎?！彼€點名說：“金大夫，你的家屬和孩子們不是一直跟著你四處奔波嗎，我們可以給家屬安置工作，讓孩子上學，保證讓你不會困難?！边@正是金茂岳最大的困難，一聽林主任這么善解人意，金茂岳當時就激動地說：“好！我去?！标爢T們也說：“好嘛，老金拉家?guī)Э诘亩寄苋ィ覀円矝Q定到延安去，不好就跑嘛?！绷种魅斡株P照地說：延安比西安要冷一些，準備一些御寒的衣服。隊長王禹昌離開了醫(yī)療隊，侯道之當了隊長，帶著愿意去延安的隊員做好簡單的準備工作。1938年1月10日，八路軍辦事處的兩輛卡車把33、23兩個醫(yī)療隊的醫(yī)務人員和家屬徑直送往延安，還派了兩個衛(wèi)兵和一個參謀護送，安全通過路途上國民黨的關卡，順利到達延安。

我在1940年2月21日出版的《新中華報》見到一篇名為《介紹中國紅十字會廿三醫(yī)療隊》的文章。

中國紅十字會廿三醫(yī)療隊1938年1月13日來到延安，隊長侯道之是山東齊魯大學的醫(yī)學博士，外科主任，副隊長謝景奎是內科主任，隊員李匯文是外科醫(yī)師，金茂岳是婦產科醫(yī)師，都是齊魯大學的畢業(yè)生。X光技師蔡子白，護士長王學理，護士朱朝成、朱朝正，勤務員李復懷。他們帶來了不少的醫(yī)療器材和藥品。

出診的皮箱(唐都醫(yī)院提供)

醫(yī)療隊配備有婦產科和一些常用的外科手術器械。另外，幾個真皮的、制作精良的出診箱也完全不同于現在使用的背包式簡易出診箱，像一只手提箱，內部容量很大，藥品、器材都可以固定在大大小小的口袋或卡套內。用這些診箱也帶了不少藥品到延安。據說還有一臺手提式X光機。其中有一種精美的針盒，針盒是銅質的，兩邊有兩個活動的提手，針盒中間固定著兩個彈簧架子，不知是銅的還是不銹鋼材質的，彈性很好，可以把大注射器卡在中間，隨身攜帶避免損壞。針盒里50cc、100cc的大注射器是玻璃制品，針栓的推拉桿是金屬的，制作精巧，推拉針芯十分順暢。把注射器放在中間的架子上，裝上水，蓋上蓋子，就可以煮沸消毒注射器了。針盒還配有兩個酒精燈，隨時點燃后用來煮沸針盒。這套針盒我小時候玩過，所以記憶特別清楚。

23醫(yī)療隊在甘谷驛二兵站醫(yī)院(甘谷驛教堂)(金德崇提供)

我又在1940年4月26日《新中華報》的《邊區(qū)新聞》專欄上看到《中國紅十字會第廿三醫(yī)療隊離延軍醫(yī)處特設宴歡送》的報道，這在當時報道當地新聞不多的《新中華報》上連續(xù)介紹23醫(yī)療隊的消息實屬罕見。

在延安地區(qū)工作兩年時間，他們曾在邊區(qū)醫(yī)院、拐峁療養(yǎng)所、二兵站醫(yī)院等多處服務，成績卓著，尤其在甘谷驛二兵站醫(yī)院工作期間，他們在甘谷驛教堂建立了手術室和重癥病房，醫(yī)治病人40 295人，檢查1 590人，實施手術635人，救治了不少傷病員，博得信譽和榮耀，在這里掛著負傷病員贈送的紀念品和八路軍總司令員朱德贈送的一面綠色的錦旗。

金茂岳在甘谷驛教堂(金德崇提供)

1940年4月11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干部歡送廿三醫(yī)療隊離延的晚會上，周恩來副主席致歡送辭，表彰醫(yī)療隊：

以其醫(yī)術優(yōu)良，設備齊全，使邊區(qū)醫(yī)療工作獲得不少幫助。該隊同仁工作努力，不辭辛勞，實為感激。該隊在邊區(qū)工作較久，對邊區(qū)一切情形洞悉，希望此次離延后，能將邊區(qū)真實情形報給國人，揭露奸人之造謠污蔑等語。

該隊的名醫(yī)金茂岳和三名隊友一直留在延安，參加邊區(qū)的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

《新中華報》

在金茂岳保存的老照片中，就有一張是護士朱秦離開延安時贈送他的紀念照，背景就是朱德總司令贈送23醫(yī)療隊的錦旗，他在照片的背面留言：“金大夫惠存，這上面有我們大家的辛苦和血汗換來的光榮”。

我2007年到甘谷驛去，在教堂周邊的農村路邊坐著曬陽陽的老人們，都是參加過支前的“離休干部”，他們都知道，當年重傷員在教堂里做手術，大部分傷員就在村子里老鄉(xiāng)的家里養(yǎng)傷，醫(yī)生要走十多里路去給傷員換藥，傷員傷愈再上前線殺敵。

朱德贈23隊錦旗及朱秦在照片后面的留言(金德崇提供)

如今的甘谷驛教堂(2007年)

當年設在教堂的手術室

工作人員在教堂后面的住地

公誼服務會醫(yī)療隊

1946年12月2日，經宋慶齡周旋，公誼服務會醫(yī)療隊一行六人自鄭州飛抵延安。公誼服務會1890年成立于英國，總部設在倫敦(現在遷至美國芝加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擴大組織，吸收了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中國等國家的教友參加，是一個國際性基督教慈善團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該會曾組織救護隊參加協約國戰(zhàn)場服務。二戰(zhàn)時期又組織救護隊赴北美、印度、阿比西尼亞、中國等戰(zhàn)場服務。1940年曾運送物資來延安，至三原被國民黨扣留。1941年成立在華救護隊，在緬甸及中國的甘肅、湖南、廣西救護傷病員。1946年2月13日，利用毛澤東重慶談判后的有利時機，救護隊向延安運送了三卡車共計7噸藥品器材。10月28日，英國援華委員會會長克利浦斯夫人、援華總會秘書密勒夫人、中國婦女指導委員會陳紀彝女士一行飛抵延安，受到朱德總司令、林伯渠主席、李鼎銘副主席、延安總部秘書長楊尚昆、保育委員會康克清、總衛(wèi)生部蘇井觀部長的熱烈歡迎。在延安期間，他們曾到中央醫(yī)院參觀，留下良好印象。這趟行程促成公誼服務會醫(yī)療隊12月2日從鄭州飛抵延安，攜帶由宋慶齡福利基金會等國內外友人籌措的兩架飛機的藥品器材3.5噸。12月10日，醫(yī)療隊被正式安排在中央醫(yī)院參加工作，受到醫(yī)院全體人員的熱烈歡迎，并于11日晚舉行歡迎晚會。李興培就是這時接受總衛(wèi)生部蘇井觀部長的派遣來到中央醫(yī)院擔任公誼服務會的翻譯。當時，中央醫(yī)院已經改編成第一后方醫(yī)院，疏散到子長縣的湫峪溝，為了能讓他們順利地開展工作，李炳之院長從醫(yī)院調回十余名技術骨干，有呂雪梅、王鄆、江洪等人，還讓水平較高的外科醫(yī)生李冰與他們配合工作，收治內、外科傷病員。邊區(qū)政府林伯渠主席撥發(fā)2億元邊幣和一些毛毯、布匹等物資改善工作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