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長，號天池，又號青藤，別署田水月等，生于浙江山陰（今紹興市）。其父徐，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晚年與繼室苗氏的侍女生下徐渭。百日之后，徐病故。嫡母苗氏收養(yǎng)徐渭，后因家道中落，將他的生母和一批仆人遣散。徐渭十四歲時，苗氏逝世，他隨異母長兄一起生活。他的長兄比他年長近三十歲，跟他殊少共同語言。這樣的家庭境遇，使徐渭自幼就感受到了“骨肉煎逼，萁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上提學副使張公書》）的孤獨。

徐渭聰穎好學，少有文名，八歲已能做八股文。十歲時，山陰縣令劉昺面試后勉勵他“多讀古書，期于大成，勿徒爛記程文而已”。在后來的十余年間，徐渭棄“程文”而肆力于經(jīng)史百家。其結(jié)果，一方面是植深了他的學養(yǎng)，拓寬了他的心胸；另一方面，則又使他科場失意，二十歲才勉強考中生員，而此后的二十年中，八次鄉(xiāng)試竟八次受挫。

徐渭的婚姻也像仕途一樣多舛。二十一歲入贅潘家，婚后五年，十九歲的妻子就在分娩后死于肺疾。他本可繼承兄長的遺產(chǎn)，卻因入贅潘家訴訟失利，房產(chǎn)被有權(quán)勢的無賴侵占。他沒有資財，也沒有了家，個人生活充滿了不幸。

當時的明代社會，正處在內(nèi)憂外患之中，用徐渭的話來說，“方其權(quán)奸肆逆，虜寇馮陵，紛狐雄而鼠竊，實異惡而同獰”（《會祭沈錦衣文》）。就內(nèi)而言，在位的明世宗，不理朝政，迷信道教，只祈長生，進諫諸臣或被革職，或被定罪。而奸臣嚴嵩因善于迎合上意，得到世宗寵信，任輔相二十年，得以專擅國事，結(jié)黨營私，致使貪賄公行，國庫空虛。就外而言，占據(jù)河套一帶的蒙古韃靼部右翼土默特萬戶首領(lǐng)俺答對明貢奉不時，又乘明朝政紊亂之機大舉擾邊；與此同時，自元末明初開始騷擾東南沿海的倭寇勾結(jié)豪紳、奸商、海盜，加劇了在浙閩一帶的侵擾，燒殺淫掠，致使許多工商業(yè)市鎮(zhèn)受到破壞。

徐渭曾師事王陽明的弟子季本，深研王學，兼通佛道，但他更關(guān)注著社會現(xiàn)實。韃靼南下時他相繼寫了《二馬行》、《今日歌》等詩，表現(xiàn)出對邊境安危的關(guān)切，并對權(quán)貴只顧享樂、無意戰(zhàn)務(wù)的行徑作了直截了當?shù)谋摅?。他尤有志于保衛(wèi)鄉(xiāng)土、抵御倭寇。正是在這樣的時候，他結(jié)識了時任浙閩總督的胡宗憲。胡氏十分看重他的文才，屢次招他入幕府掌文書。徐渭既對實現(xiàn)自己的濟世之志特別是直接投身抗倭行列的愿望熱切，又感念于胡氏的知遇之恩，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式入幕。

徐渭入胡幕后，支持并參與了胡宗憲主持的抗倭戰(zhàn)事，得到的生活待遇也很優(yōu)厚。但“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門戶，不敢從心所欲，勢必至于進退失據(jù)”（錢鐘書語），更大的悲劇也就從此開始。

胡宗憲有勇有謀，長于韜略，在平定東南倭亂中起了重要作用，就這一點而言，徐渭對他是欽佩的。但是在中國的封建專制政體中，決定官吏升遷不只憑個人政績，更在與最高統(tǒng)治者及上級官吏的關(guān)系，也就是要有后臺與靠山。胡氏的地位，是由嚴嵩及其黨羽趙文華維護的。而徐渭反對嚴嵩一黨的態(tài)度卻很明確。他的姊丈沈生性耿介，剛直不阿，終為嚴嵩所害，徐渭對此一直懷有強烈的義憤。他入幕后，代胡典文書五年余。其間胡不斷向嚴、趙送禮致信，所有文字都交徐渭代草，類皆阿諛諂媚之語。徐渭曾自哀“渭于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于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保ā冻⌒颉罚┧麕锥入x開胡幕，雖然又數(shù)次被胡召回，但由于作文不是說真話，不是出于真心，有文之恥，甚于無文，其心理的自我折磨是不言而喻的。徐朔方先生指出：“為此而引起的內(nèi)心矛盾應(yīng)是他精神分裂癥的原因。”（《論徐渭》）徐渭在《抄小集自序》中說：“余夙學為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巳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就透露了個中的消息。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嚴嵩在御史鄒應(yīng)龍的彈劾下被免職。胡宗憲亦因與嚴嵩的關(guān)系受到參劾；其年十一月，世宗下詔將之逮捕，解京治罪。胡至京后，世宗以其抗倭有功暫免處分。嘉靖四十二年十月，胡再度被捕，終于死在獄中。胡府幕僚多受牽連。何況徐渭才氣逼人，不拘小節(jié)，早已受到天才們常易受到的忌恨。他感到了逼近的威脅，更感到深深的絕望。接連的不幸遭遇與沉重的精神壓力，以及腦風加劇，使他終于發(fā)狂。他為自己寫下一篇長長的墓志銘，回顧了自己走過的道路，決意自棄人世。他沉痛地說：“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眾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他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左耳竅中，當即血流如注，昏死過去，醫(yī)治數(shù)月，乃得痊愈。之后他或以斧劈面，或椎擊陰囊，屢次自戕竟都不死，卻在狂病的又一次發(fā)作中殺死了繼室張氏。

在第一個妻子潘氏死了十三年后，徐渭曾入贅于杭州王家，但以受到虐待，這次婚姻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結(jié)束了。次年（嘉靖四十年），胡宗憲為他續(xù)聘了張氏。徐渭對潘氏至老仍一往情深，再婚生活很難和諧；加之在他可塑性最強的歲月中因寄人籬下而形成的偏激敏感，患狂病后更是多疑易怒，終于釀成殺妻的慘禍。他被投進監(jiān)獄，過了七年負枷戴鎖的犯人生活。在友人的救援下，于萬歷元年（1573）五十三歲時得以保釋。

出獄后他參與了《會稽縣志》的編撰。后經(jīng)老友張?zhí)鞆?fù)子張元忭等的疏通被正式釋放。萬歷三年（1575）秋，徐渭開始在吳越游歷。四年夏，應(yīng)老友宣化府巡撫吳兌邀請，買舟北上。先在北京小住，后出居庸關(guān)，至宣化府，到塞北邊關(guān)巡訪考察。因體力不濟，次年春返北京。其后他曾回紹興養(yǎng)病。萬歷八年（1580）初再到北京，居京三年，徐渭以他的藝術(shù)作品而名動京師。但他“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陶望齡《徐文長傳》），遂病發(fā)。萬歷十年（1582），長子徐枚把他接回故鄉(xiāng)山陰。

其時徐渭已到暮年，而與他為伴的，仍然是疾病與貧困，賴以度日的便是收薄租、賣字畫，甚而要典賣書籍衣物。在數(shù)千卷書斥賣殆盡后，被褥破敗了也無力更換，以至于只能睡在稻草上。他以詩文、戲曲、書畫來寄托發(fā)泄他的情感，又寫下《畸譜》，記錄了自己不堪回首的一生。萬歷二十一年（1593），徐渭七十三歲，他在變賣了所有可以變賣的東西之后，伴著所剩的殘書舊稿，默默地離開了這個他早已不再依戀的人世。

徐渭顛沛困頓，窮老以死。他的一生，是落魄潦倒的一生，沒有可以夸耀炫示的權(quán)勢和金錢。但他自有他的自信，那就是他的藝術(shù)。書畫之外，他留下的《徐文長三集》二十九卷、《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徐文長佚草》等多種著述，奠定了他在我國文學藝術(shù)史上引人注目的地位。他自稱：“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边@個名次的排列，后人未必同意，但他在詩文、書畫、戲曲等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卻是不容置疑的。權(quán)勢滋生腐敗，金錢滋生貪婪，唯有從藝術(shù)中才產(chǎn)生出不朽。徐渭——這個生前飽受苦難的“畸人”，而今已成為他的祖國永久的驕傲。

二

徐渭現(xiàn)存詩二千一百余首，文八百余篇。他的詩文尤其是詩歌創(chuàng)作沖擊了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復(fù)古思潮，給“詩道荒穢”的文壇帶來了全新的氣息。

明弘治時，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力倡復(fù)古；至嘉靖中，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又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他們的文學主張是對宋元詩文流弊的反動，自有其歷史的意義。但風氣所及，則不免流于剽竊模擬，他們像臨摹古帖那樣模仿古人的詩文，結(jié)果便產(chǎn)生出大量“惟肖而不惟妙”的假古董式的作品，所謂形腴神索，了無生意。徐渭在《葉子肅詩序》中刻薄而恰當?shù)匕岩阅M為能事的“今之為詩者”比為“鳥之為人言”。而形式上的摹擬其實正表現(xiàn)了思想上的貧乏，沒有真情實感，偏要裝腔作勢：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shè)以為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于后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yīng)，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于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shè)情以為之。夫設(shè)情以為之者，其趨在于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于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肖甫詩序》）

從這樣的批評中，我們不難想見徐渭對于詩文創(chuàng)作的正面主張，同時也已能窺見徐渭的文風與個性，那就是任情率意，不拘形跡，而充分表達出真實的自己。

徐渭的創(chuàng)作認識與創(chuàng)作實踐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這種發(fā)展變化，又與他特殊的生活經(jīng)歷有關(guān)。《張母八十序》說：“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wǎng)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于頹放”；《書草玄堂稿后》說：“渭之學為詩也，矜于昔而頹且放于今也”。前者說行為，后者說詩風，都用了“頹放”一詞，正顯露出二者內(nèi)在的相關(guān)性。他個性中本有“疏縱不為儒縛”的一面，生活道路的坎坷更使他與世俗格格不入。這不僅表現(xiàn)在思想上，更表現(xiàn)在他的藝術(shù)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他的詩作無論構(gòu)思還是語言，都有前不見古人的奇崛險怪，令人讀來始而瞠目結(jié)舌，繼以拍案稱絕。例如他的《四張歌》，語言俚俗生動，章法縱恣奇特，構(gòu)想怪誕不經(jīng)，卻又巧妙合情，使我們一時想不起一首類似的祝壽詩來。又如他在《賦得百歲萱花為某母壽》中以“阿母但辦好齒牙，百歲筵前嚼甘蔗”來表示對鄰家老母的衷心祝福；在《沈生行》中以“請看小李繼家聲，好驢不入驢行隊”來表示對忠臣之后的殷切期望，其言都突兀而出人意外，淋漓地表達出自己的真情。袁宏道謂其“一字一句自有風裁，愈粗莽，愈奇絕，非俗筆可及”，“才思奇爽，一種超軼不羈之致，幾空千古”（商維濬《刻徐文長集原本述》引），確不愧為知音之言。徐渭并不是在形式上刻意求奇，否則他與刻意摹擬的復(fù)古派們也就殊途同歸了。他只是要把自己的所歷所感說盡說透，以徹底展露自己的個性，表達自己的感情。有助于此的，什么形式都無避忌地使用；有礙于此的，什么戒律都無顧慮地打破。這樣說出的才是“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竊于人之所嘗言”的“人言”，才是有“自我面目”而不同于“優(yōu)孟衣冠”的一家之言。

他的詩中充滿了他本人的形象，他的筆也一直沒有離開現(xiàn)實世界。除了《廿八日雪》、《少年》、《二馬行》、《海上曲》這些直接描寫現(xiàn)實的詩歌外，他的詠史詠物詩中所體現(xiàn)出的感情也無不鮮明地印上了他個人身世的標記，折射出他對現(xiàn)實的感慨。比如詠史詩中《淮陰侯祠》、《伍公祠》，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可以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隱痛。又如詠物詩中的《葡萄》表達懷才不遇的悲憤，《牡丹》傾吐不慕富貴的孤懷，都能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物后之人的情志。他的詠物詩以題畫者居多。作畫往往是他感情充沛時用來抒發(fā)喜悅或宣泄不平的手段，因此同時題在其上的詩也就往往最能表現(xiàn)出他的個性和心境。這些不加雕飾的題畫詩不但豐富了畫境，也成為徐渭詩歌創(chuàng)作中別具光芒的文字。

據(jù)袁宏道記述，“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而“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shù)拦僦?，求一字不可得”，以至于有“狂生”之名。然而，我們不能忽視他?nèi)心深處對愛與溫情的渴求。鄰家張母對他自小憐愛，在他經(jīng)歷變故出獄之后“益為治俎脯，釀黍秫”（《張母八十序》）；他的岳父自始至終不計顯晦地厚待他（《贈婦翁潘公序》），這都使自幼就飽嘗了世態(tài)炎涼的他感動莫名。他的一系列動人的悼亡詩，更明白地展示了這一點。他的狂是在畸形社會壓抑下個性得不到自由發(fā)展的結(jié)果。他與顯貴間的對立，也是隨著他對統(tǒng)治者本質(zhì)愈來愈清醒的認識而逐漸加深的。他早就意識到上下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之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quán)，此事之所以日弊也?！保ā短照瑧?zhàn)歸序》）這個論斷多么一針見血！山陰縣令李公熒廉潔正直，頗受百姓擁戴，卻為“御史所詆”而不得不離任，任期僅三個月。“化行之速與得謗之速，果如此其并行而不相悖耶？下之口如此而上之耳如彼，何哉？”（《贈山陰李公序》）這個問題多么發(fā)人深省！如果說在這里還有困惑，那么后來他的批判就更加徹底。他在樂府詩《六昔》中揭示：“昔官府，騶與虞，不得已，今為虎?！薄拔羟n，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惫俑c人民的利益不僅不會一致，而且他們視大眾如蛆蟲，殘害百姓，兇殘如虎。在看透這一點后，徐渭的“憤益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徐渭的詩作，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其創(chuàng)新是建立在深入學習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的。他認為前人之作無不可以拿來模仿，但詩僅靠模仿是不會有出息的（見《書田生詩文后》）。他批評當日文壇取徑褊狹的現(xiàn)象（見《與季友》），而他本人的作品，則能接受歷代詩人的不同影響，用袁宏道的評語，是“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融會前人的優(yōu)長，鑄成獨有的自我。他在一封論友人詩作的信中說：“讀來詩，細膩中有老剌，老剌中有嬌麗，且復(fù)間出新鮮，真可稱大作家也?！保ā杜c鐘天毓》）我們不妨借助這個評論來看徐渭自己，他正是這樣一個風格多樣、頻出新鮮的大作家。

徐渭的文賦功力深厚，頗受時人推重。他自言十歲時即已仿楊雄的《解嘲》作《釋毀》，但以生計所迫，不遑專意創(chuàng)作，而將大量精力用來為人代寫文章，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如馬耕地（見《抄代集小序》），“典文”以生（見《自為墓志銘》）。這不僅造成他文才的浪費，也是他一生中的污點。他為胡宗憲代寫了多篇阿諛昏君奸相的文章，嚴嵩倒臺之后才能盡吐心中之言，得以痛詆嚴氏。但他并未掩飾先前的這類文字，而是將尚存者匯集成冊，讓讀者從中觀人考世，并作序說：“昌黎為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諂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概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保ā冻〖孕颉罚┧以诖硕鞯奈淖滞?，他留下的散文中仍不乏可誦之作：《與諸士友祭沈君文》慷慨激昂；《祭少保公文》深婉委曲；《豁然堂記》與《借竹樓記》，則借一堂一樓名義的討論，由小及大，由近及遠，教人不為小我小利所蔽，而培養(yǎng)自由的精神與開放的心靈。他如《答張?zhí)贰?、《與朱翰林》等，雖為短札，也能在寥寥數(shù)筆中把自己的性格、心態(tài)展露無遺。

在徐渭的散文中，值得我們重視的，還有那些以論文談藝為內(nèi)容的文字，如《書草玄堂稿后》、《跋陳白陽卷》等。他既是一位富有實踐經(jīng)驗、深通藝術(shù)三昧的大師，所以出語無多，而片言可寶；加之其中沒有玄虛空洞之辭，又好用生動活潑的比喻，于是這些評論就往往成為清新可喜的小品。

對于徐渭文學上的成就，從當時到近代，評價向不一致，正像歷史上的許多天才一樣，在受到極度推崇的同時也免不了會受到極度的貶抑。除了社會思潮與文學觀念等因素，這也與其本身所呈現(xiàn)的復(fù)雜性有關(guān)。但徐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清人李慈銘說：“天池詩文雖駁雜，而有奇氣，其才終不可及?！保ā对娇z堂日記》）今人臺靜農(nóng)先生說：“徐文長文章的風格，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者，批評為鄙俗纖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長唾棄七子，自成風格；袁宏道謂其‘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不是無見之言?！倍拔拈L在當時文學上造成的清明風習”，對后來的文學家如張岱等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陶庵夢憶序》）。這不失為對徐渭文學成就的公允的總評。

三

本書共選錄詩68首，文23篇。

近年來對徐渭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究獲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文獻整理如中華書局編錄出版的《徐渭集》；論文如徐朔方先生的《論徐渭》；專著如駱玉明、賀圣遂先生的《徐渭評傳》等。本書參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初稿承周啟成先生審閱，樊維綱先生也對部分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見。由于徐渭詩文集向來沒有注本，筆者勉為其難，錯誤在所難免，歡迎讀者予以指正。

翻譯，尤其是基本用直譯法來譯詩，要完全傳達出原作的神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翻譯如不附上原文，好比看畫像而不見本人，所以即使譯文平庸殊甚或者走樣太遠，讀者因為不便當堂對質(zhì)，也就容易讓譯者蒙混過關(guān)。但這是一種與原文并列的對照本，它對于原著者固不失為幸事——庶幾可免不明不白地讓人畫成花臉；也保障了讀者的知情權(quán)；而對譯者尤其是不高明的譯者，卻實在是一種“珠玉在側(cè)，覺我形穢”又無從藏拙的難堪。但因時代的隔閡，普及的需要，這種難堪必須有人承受（半個多世紀前，曹聚仁先生發(fā)愿譯古書時，就曾自道其心境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七十年代，前輩學者熊公哲先生撰《荀子今注今譯》，深慨其難：“文言語體，譬之繪畫，一為寫意，一為寫生。寫意之畫，用筆甚簡而高；寫生之作，用筆甚細而工。二者各是一途徑?！惫偶褡g，往往“褫其衣冠佩帶，而被以時裝”，所以“每見有精彩文言，一譯為今語，便覺散漫不可讀，而精神全失矣！抑非必譯者之工夫，有所未至也”。因此吁請后學“研讀古籍，仍當以原書為主，而未可徒以譯本為捷徑”，最好“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這應(yīng)該是值得本書乃至于一切古籍今譯本的讀者記取的忠告。

傅　杰（復(fù)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