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現(xiàn)今中國，年長者寫回憶錄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要真正寫出一本好的回憶錄，卻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一本好的回憶錄，必須滿足以下一些條件：第一，顯現(xiàn)個人歷史和所處時代，特別是與歷史大事件的直接和間接的關聯(lián)性。因為至少20世紀以來，沒有國人的個人命運可以擺脫時代變遷的影響；第二，需要有個性（個體）的獨特歷史記憶角度及其觀察記錄；第三，提供比較翔實和準確的歷史文獻；第四，敘述的話語自然、平和、簡潔，而不是過度文字化，或者說教，甚至煽情的。簡言之，一部好的回憶錄，并不取決于作者原本的社會地位，而是取決于作者能否對自己所經(jīng)歷的特定時空有一種深沉的，卻又是超脫和淡然的記錄，在字里行間，給人留下思索的天地。這樣的個人回憶錄，不僅有歷史價值且能存留于世。如今，具有歷史價值和存留于世的回憶錄其實少之又少，而孔慶普先生的這本不過十幾萬字的回憶錄卻充滿歷史價值，勢必存留于世。具體來說，它有如下顯著特征：

第一，歷史跨度長?？讘c普先生出生于1928年，今年已經(jīng)88歲了。他以個人所見所聞為主線，串聯(lián)了自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直至20世紀90年代幾十年的歷史。我們在書中看到：七七事變之前，河北省高邑縣武城村一個世家的方方面面；日本侵略及抗日戰(zhàn)爭使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秩序瓦解；抗戰(zhàn)之后中央軍如何進入北平，那時的貨幣經(jīng)濟、石景山鋼鐵工業(yè)、共產(chǎn)黨領導學生運動、解放軍圍城；1949年以后三十年間接連不斷的運動，從三反運動、“打老虎”、“大躍進”、“除四害”、大煉鋼鐵、大搞技術革新、困難時期的糧食定量、職工停薪留職自謀出路、采取生產(chǎn)自救措施，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完結和改革開放時期的主要事件。

第二，以自己的職業(yè)生涯折射北京城的命運?？讘c普先生是學土木工程出身，一位典型的工程技術人員，終其一生與北京市自20世紀50年代初期直到80年代晚期的市政建設，特別是北京大部分城樓、牌樓、橋梁的修繕和拆除，還有少數(shù)鮮為人知的城樓、牌樓、橋梁的搶救緊密相連。這本書告訴了讀者：這個北京城在1950年曾經(jīng)有過環(huán)城花園建設的規(guī)劃；1951年曾經(jīng)有過道路、橋梁、城樓等普查、建立了城里街巷名稱檔案、城墻城門技術檔案，開始城墻修繕工程；1952年，劉少奇關于要把北京建設成一個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響建設的障礙物的指示，置北京于拆毀老城墻、城門、牌樓的萬劫不復之中。當時，豈止梁思成，包括彭真在內的北京市領導人都不能理解。彭真說：“拆城墻可是一件大事情，五百多年的北京城說拆就拆，恐怕老百姓都不同意?！比欢磺幸呀?jīng)不可逆轉，1954年拆除了宛平城城門、地安門、宣武門；1955年拆除了西長安街的雙塔寺；1956年拆除了阜成門，切去了團城南邊一片；1957年拆除東直門；1958年拆除中華門、崇文門；“文化大革命”初期拆除了西直門。書中也記載了拆毀和埋于北京城地下的各類古橋名單，例如：甘石橋、江米橋、玉和橋、望恩橋、宣武橋、崇文橋、三里河橋、正陽橋，等等。讀到這些，我自然是與孔慶普先生一樣陷入難以釋懷的悲哀和傷痛之中。為北京城悲哀和傷痛，為中國的歷史悲哀和傷痛，為一部文明史和建筑史悲哀和傷痛。這里的每一座牌樓、城樓和古橋，每一段城墻，其實都是歷史和文明的凝結，沒有這些牌樓、城樓、城墻和古橋的北京，早已是一個殘缺的北京?？梢圆豢鋸埖卣f，任何一座被拆除的城樓牌樓和古橋，其價值都超過我們眼前一片一片的高樓大廈。如果說，梁思成先生與當時的決策者爭論的是保留北京古城的意義，他為決策者無視自己的主張而痛心疾首，但是，梁思成畢竟沒有親手拆毀他鐘愛的北京城。而對于孔慶普先生來說，他有著與梁思成先生一樣的對北京城的那份情懷，那份眼界，直接參加了早期的修復，卻又不得不參加接踵而至的持續(xù)拆毀，情何以堪！

第三，通過親身經(jīng)歷的片段，讓人們得以窺見已經(jīng)消失的時代。可以歸納為這樣幾類：

第一類，一些小環(huán)境的記錄。例如，作者出生之地：

第四類，一一寫出人生經(jīng)歷中有過這樣或那樣關聯(lián)的人物名字。書中眾多人名，或簡或繁加以介紹。這些人物可以分成這樣幾類。其一，家人三十余位。對孔慶普先生有養(yǎng)育之恩、支持最大的是兩位伯父——大伯父孔憲文（1921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土木系，是中國第二條自行設計、自行施工的鐵路——淮南鐵路總工程師）、二伯父孔憲武（1897—1984，1921年畢業(yè)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博物系，植物分類學家），以及二姑、姑父曹經(jīng)武（北京師范大學數(shù)學教授）。經(jīng)濟上幫助過他的人還有陳孝開（北京大學土木系主任）、曹安禮（北京工業(yè)職業(yè)學校校長）等。其二，彼此有工作配合和相互支持的人，比如單士元（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鄭孝燮（建設部規(guī)劃設計院顧問）、劉仙洲（清華大學教授）、茅以升（1896—1989, 土木工程學家、橋梁專家）和他的助手羅英（橋梁工程師）、梁思成（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侯仁之（北京大學教授）、羅哲文（中國文物研究所主任）、趙迅（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員）、胡玉遠（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員），以及對作者一生事業(yè)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許京騏先生（1919年生人，原北京市建設局局長）。其三，見面（多系匯報城墻和城門情況）較多的是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有過幾次會議的人物，像當時（1951年）的北京市市長彭真（1902—1997）、副市長張友漁（1898—1992）、吳晗等人。其四，一些雖無過多接觸，但因“文革”而死的人。

我寫到這里，感慨之至，人老了，能夠記住和記載人生中那些遇到過、共事過、受過資助、得到幫助，特別是影響自己人生軌跡的，以及遭受不幸的人們，是一種境界，是一種感恩，也是一種情懷。

以上特點，并不足以反映孔慶普先生回憶錄的全貌。每一位讀者，只要認真閱讀，都會因自己的背景、興趣和價值偏好而有自己獨特的發(fā)現(xiàn)，這就是所謂的“橫看成嶺側成峰”。舉個例子：孔慶普先生在跋中補充了1956年公私合營的一個情景：他所在的北京建設局有位工程師叫張連壁。此人還有一個身份是“東升祥綢布店”的東家。黨支部書記問張連壁對公私合營的看法，張連壁說，非常擁護。接著又說，他的叔和嬸，白天上街敲鑼打鼓，晚上回家老夫妻抱頭大哭。寥寥數(shù)行，讓我們看到了公私合營大歷史背后一個小業(yè)主的真實情感。

今年是“文革”發(fā)動50周年。多年來，關于“文革”的回憶、反思、研究多是集中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上，而“文革”時的市民日常生活，鮮有記錄。本書提到了有關“文革”期間“大字報”的兩個片段。其一是貼大字報的糨糊：“貼大字報和標語要用大量的糨糊，機械所北面是化工試驗廠，他們研制成功一種合成糨糊。該廠有兩派，他們分別和市政處的兩派有聯(lián)系，互稱咱們是一家。市政處的兩派職工貼大字報和標語用的糨糊，都是去化工試驗廠要，各找各派要來的（無償贈送）?！逼涠翘彀查T前的舊大字報哪兒去了？“學校都停課了，孩子們都跑著玩兒，有兩名工人利用公家的材料，為自家孩子制作垃圾車。用角鐵焊成一個三角形，前端安裝一個軸承，再車一根長軸，焊在后邊，兩端各裝一個軸承，成為小車兒的底盤兒。上面放一個竹筐，用鉛絲把竹筐固定在底盤上。孩子的雙手扶住竹筐，一只腳踩在車盤后軸上，另一只腳蹬著地，跑起來還真快。……這些孩子們每天晚上，結伙蹬著竹筐車到天安門去撕大字報和標語，第二天賣廢品?！比藗冸y以想象，“文革”期間，首都北京天安門的大字報竟然“補貼”了當時某些老百姓拮據(jù)的日常生活。

孔慶普先生歷盡滄桑，而這本回憶錄，從頭到尾，如同一幅歷史白描，無論寫日常工作還是歷史事件，決然沒有文人墨客式的“抒情”，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說教，沒有道德制高點，甚至沒有評論，但是，卻不放過細枝末節(jié)，筆到意到，一絲不茍。在平實的敘述中，顯現(xiàn)的是一種生命的“內斂”，讓你感受到一種歷史“美學”，以及筆底流淌的深厚含義。

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倡“微歷史”，即通過一個人一件事的有限歷史信息，集合成大歷史、宏觀歷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微歷史”，老百姓的歷史是有其價值的。但是，在提倡“微歷史”的同時，要避免“微歷史”的庸俗化。依我所見，并非所有“微歷史”都值得記載，如同今天走在街上，讓每一個人把他今天做的事記載下來，應該說絕大多數(shù)人今天的所作所為并無記載的意義。如果“微歷史”僅僅是一個個體的記載，如同一本本流水賬，不能折射出一個大歷史，其意義和價值是非常有限的。

再說一遍，孔慶普先生的這部回憶錄，是個人的歷史，也是一部大歷史。它將個人的一生和北京城數(shù)十年的變遷重合在一起，由一個個體承載如此沉重的“時空”，可謂“微言大義”。對我這個血液里流淌著北京基因，漂泊海外數(shù)十年的人來說，打開這本回憶錄，就如同打開那沉重的北京城門；而當我合上這本回憶錄，如同輕輕掩上北京城門。這之后，則是對那個消失的北京，難以消弭的懷念。

朱嘉明

2016年正月于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