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魏人口流動考述
北魏是少數(shù)民族拓跋鮮卑建立的政權，人口流動極為頻繁。首先，北魏皇族不滿于北地自然環(huán)境之惡劣，逐漸內(nèi)徙，推動人口內(nèi)流；其次，北魏向南方擴張，驅(qū)使中原百姓填充北魏都城；再次，南人北徙；最后，還有其他種種原因促使人口流動。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為公元4—5世紀世界上強大的國家，北魏的固定人口是很少的，90%以上的百姓都是流動人口。若從北魏政權來看，初建盛樂，繼遷平城，再遷洛陽，整個北魏國家也在不斷遷徙中發(fā)展壯大。因此，從人口流動的角度切入，是解開北魏社會的一把鑰匙。
第一節(jié) 北魏初期的人口流動
北魏前身是拓跋鮮卑建立的代國。西晉永嘉六年（312），猗盧被西晉懷帝司馬熾封為代公；建興三年（315），猗盧被愍帝司馬鄴封為代王，置官屬，食代郡（今河北省蔚縣）和常山郡（今河北省石家莊市一帶）。東晉咸康四年（338），什翼犍“始置百官，分掌眾職”(1)，已經(jīng)有了百官。關于此時的官職情況，《魏書·官氏志》有載：“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矣。余官雜號，多同于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shù)，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干者應選。又置內(nèi)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sup>(2)不管這些官職是否與晉朝相同，但什翼犍建立起一套為之服務的公職人員，已不同于早期的部落酋長，初具國家形態(tài)，代國就此形成。東晉太元元年（376）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攻代，代王什翼犍被活捉，代國覆亡。太元十年（385），苻堅敗于淮南，后為姚萇所殺。什翼犍的孫子拓跋珪乘機糾合舊部，于北魏登國元年（386）在牛川（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錫拉木林河）召開部落大會，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國號為魏，都盛樂，史稱北魏。
盛樂作為北魏的第一個都城，很早就開始營建。曹魏甘露三年（258），拓跋鮮卑始遷徙至盛樂（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和林格爾縣）。西晉建興元年（313），猗盧開始修建盛樂城，使之為北都。東晉咸康四年（338），翳槐在盛樂城東南十里修建新盛樂城。咸康六年（340），什翼犍將代國都城由東木根山（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興和縣西北）移至云中盛樂宮。咸康七年（341）秋九月，什翼犍“筑盛樂城于故城南八里”(3)。這個盛樂城應該與翳槐修建的為同一處，否則豈不是會有兩個新盛樂城？此后經(jīng)多次修建，盛樂城的規(guī)模應該是很大的。經(jīng)現(xiàn)代考古發(fā)現(xiàn)的盛樂古城遺址平面呈不規(guī)則的多邊形，東西約一千五百五十米，南北約二千二百五十米，面積達四百三十九萬平方米，基本上反映了北魏時期盛樂城的原貌。北魏天興元年（398）七月，北魏遷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若從昭成帝什翼犍的代國算起，盛樂城作為北魏的第一個都城，先后存在了八十六年。在這一時期，拓跋鮮卑的南遷以及擴張戰(zhàn)爭，帶來了北魏人口的流動。
關于拓跋鮮卑的淵源有兩種說法，一是黃帝之后，一是李陵之后?！段簳ば蚣o》載為黃帝之后裔：“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nèi)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sup>(4)高祐《奏請修國史》云：“惟圣朝創(chuàng)制上古，開基《長發(fā)》，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間世數(shù)久遠，是以史弗能傳?！?sup>(5)事實上，始均以后無傳，始均以前也撲朔迷離。昌意相傳是黃帝之子，受封于弱水（今四川省雅安地區(qū)，包含今攀西地區(qū)，眉山、樂山地區(qū)），建國于安息（今伊朗高原），返回中原后，修建了昌意城（今河南省南樂縣一帶）。昌意何時到達北土，未有文獻可證。更為離奇的是，昌意受封北土，連傳說也沒有。始均是否為黃帝之后裔？無文獻記載。因此，拓跋鮮卑是黃帝之后裔的說法是靠不住的?！端螘に魈斄袀鳌吩疲骸八黝^虜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后也?！?sup>(6)《資治通鑒·魏紀》胡三省注引蕭子顯云：“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為姓，故為李陵之后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輒見殺?！?sup>(7)這種李陵之后的說法更是出自南朝人的臆說，其間還夾雜著胡漢思想。故而拓跋鮮卑是黃帝后裔與李陵后裔這兩種說法都不足取。
實際上，拓跋鮮卑源于東胡族。鮮卑是我國古老的民族，源于東胡族。東胡強盛在戰(zhàn)國中葉，頻繁與趙、燕等國互相攻掠。戰(zhàn)國后期，燕昭王派大將秦開興師討伐，大敗東胡，東胡北遁千里。秦漢之際冒頓單于殺父自立后，率兵擊敗東胡，掠奪其大量人口，而東胡余部演化成鮮卑和烏桓。因此，《史記》三家注云：“《集解》：《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端麟[》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后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xù)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余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以父之名字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sup>(8)居住在烏桓山（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阿魯科爾沁旗以北，即大興安嶺山脈南端）的東胡人發(fā)展成為烏桓人。東胡人的另一部鮮卑人卻乘勢崛起，成為北方強悍的民族?！磅r卑因此轉(zhuǎn)徙據(jù)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余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9)鮮卑人占據(jù)原有匈奴人領地，兼并匈奴十余萬落，不斷發(fā)展壯大。十六國時期，鮮卑各部落趁中原混亂不堪，先后建立政權。慕容部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個政權，乞伏部建立西秦，禿發(fā)部建立南涼，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439年統(tǒng)一北方。
鮮卑族之居住地為鮮卑山，“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10)。鮮卑山即為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興安盟科右中旗的蒙格罕山，東胡居于此，并以此為號，曰鮮卑?！度龂尽贰逗鬂h書》《晉書》和《十六國春秋》諸書的記載都如此，應該是可信的。然《魏書》卻云：“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sup>(11)大鮮卑山在什么地方？它與鮮卑山是同一座山嗎？學術界爭議頗大?！段簳窞槲覀兲峁┝丝疾齑篚r卑山的一些蛛絲馬跡?！抖Y志》云：“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自后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sup>(12)幽都，高誘在“北撫幽都，南道交趾”后注云：“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13)顏師古在“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后注云：“幽都，北方，謂匈奴?！?sup>(14)二說雖略異，其實一也?！把汩T以北”，亦即古代匈奴之地。據(jù)此，拓跋鮮卑其先居住在北方匈奴之地的石室。《烏洛侯國列傳》云：“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還?！?sup>(15)據(jù)此，拓跋鮮卑之祖廟在烏洛侯國之石室。烏洛侯國始見于《魏書》，其他資料無載，這給探究石室之所在帶來極大的困難。馬長壽認為石室在“二河（額爾古納河與嫩江）之間的大興安嶺山脈之內(nèi)”(16)。1980年7月30日米文平等同志在內(nèi)蒙古進行考察，先后撰成《拓跋鮮卑先祖石室考》《鮮卑石室北魏石刻拓片》等文，認為北魏石室位于大興安嶺森林北段的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zhèn)附近的嘎仙洞(17)。由此我們可以判定，鮮卑族原先居住在鮮卑山，拓跋部后遷徙到大鮮卑山。這個大鮮卑山（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zhèn)北）大興安嶺北段頂峰東端、甘河北岸噶珊山半山腰花崗巖峭壁上的嘎仙洞，就是北魏拓跋氏之祖廟石室。
嘎仙洞所在之地是一片原始森林。夏季，蒼松翠樺濃蔭蔽日，遍地野花盛開，燦爛似錦；冬季，皚皚白雪蓋山林，一片銀色世界，林海雪原中自由奔馳著各種動物。以狩獵為生的拓跋鮮卑人世世代代在這里過著“畜牧遷徙，射獵為業(yè)，淳樸為俗，簡易為化”(18)的簡單而淳樸的生活。到成皇帝毛立之時，拓跋鮮卑已發(fā)展成為擁有“統(tǒng)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19)的強大部落。然嘎仙洞周圍氣候極為惡劣，最低氣溫可達零下52攝氏度，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環(huán)境，拓跋鮮卑準備南遷。宣皇帝推寅時“南遷大澤，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20)。推寅邁出了北魏皇族遷徙的第一步?！按鬂伞痹诤翁幰央y稽考，但肯定在嘎仙洞之南。宿白先生根據(jù)黑龍江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完工出土的拓跋鮮卑早期墓群，判定這個“大澤”是在呼倫池(21)。宿白先生的結(jié)論是建立在出土墓葬的基礎上的，這個結(jié)論應該是可信的。雖然我們難以知曉此時拓跋鮮卑的人口數(shù)量，但舉族遷徙，其人口流動的規(guī)模是很大的。呼倫池（呼倫湖）以南有大沼澤，屬中溫帶半干旱氣候，極端最低氣溫零下42.7攝氏度，極端最高氣溫40.1攝氏度，年無霜期僅有110—160天?！按鬂伞币喾抢硐胫兀实弁埔\更南徙，未行而崩。獻皇帝鄰立為了讓部族樂于遷徙，杜撰了神人之言：“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sup>(22)“荒遐”之“荒”本有長滿野草、收成不好的意思，可見“大澤”亦是邊遠荒僻之地，拓跋鮮卑人難以維持生計，故謀再次遷徙。此次南遷，極為艱辛，“山谷高深，九難八阻，于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并號曰‘推寅’，蓋俗云‘鉆研’之義”(23)。雖歷經(jīng)艱險，拓跋鮮卑終遷至“匈奴之故地”。宿白先生根據(jù)烏爾吉木倫河流域發(fā)現(xiàn)的札賚諾爾墓群認定，高深之“山谷”在遼寧省巴林左旗南(24)。“匈奴之故地”應該是指漠南匈奴所在地，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河套地區(qū)東部。
此后，拓跋鮮卑繼續(xù)南遷至盛樂，“（始祖）三十九年，遷于定襄之盛樂……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tǒng)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穆皇帝）六年，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烈皇帝復立，以三年為后元年。城新盛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建國）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樂宮”(25)。在這一段文字中出現(xiàn)了定襄之盛樂、云中之盛樂宮兩個不同的地名，是否為一地？胡三省認為是同一地，“疑定襄之盛樂，即云中之盛樂也”(26)。清人董佑誠認為不是同一地，“定襄郡縣在東，云中郡縣在西”(27)。王仲犖、嚴耕望經(jīng)過考證認為定襄之盛樂是指成樂城（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遺址），云中之盛樂是指云中宮（在成樂城之西四十里處）(28)。今人何天明認為云中之盛樂屬“喬遷郡，在今天山西省境內(nèi)”(29)。這些說法需要我們仔細甄別。云中郡初置于秦始皇十三年（前234）。西漢時期，將云中郡劃分為云中郡和定襄郡。東漢又重新設置了云中郡，下轄有定襄縣。因此，定襄之盛樂與云中之盛樂宮有是同一地之可能。然《魏書·序紀》在定襄之盛樂與云中之盛樂宮中間有“（惠皇帝賀傉立）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筑城于東木根山，徙都之”(30)的記載，則定襄之盛樂與云中之盛樂宮絕非一地。結(jié)合《魏書·序紀》與他書所載可考知，始祖三十九年，亦即曹魏甘露三年（258），力微始遷至定襄盛樂（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遺址）；惠皇帝四年，亦即東晉太寧二年（324），“（賀傉立）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筑城于東木根山，徙都之”(31)，東木根山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興和縣西北。建國三年，亦即東晉咸康六年（340），什翼犍遷都云中之盛樂宮（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托克托縣古城村古城與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之間(32)）。定襄之盛樂即“盛樂故城”，云中之盛樂宮即“新盛樂城”。由定襄之盛樂遷至東木根山，再徙至云中之盛樂宮，雖三地均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但云中之盛樂宮北接黃河，南靠大青山，既適合放牧，又利于農(nóng)耕，符合拓跋鮮卑當時的經(jīng)濟情況。在惠帝之前的昭帝祿官時，已“控弦騎士四十余萬”(33)；平文皇帝郁律亦“控弦上馬將有百萬”(34)。雖然此時的拓跋鮮卑仍是游牧民族，但一百萬恐不是其民眾的全部。因此，什翼犍遷都云中之盛樂宮時，流動人口的數(shù)量超過一百萬。這樣規(guī)模的遷徙，恐怕是歷史上少有的現(xiàn)象。
盛樂位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中部，東、南部為山地，山巒連綿，丘陵起伏；西、北部地勢平坦，屬土默川平原。氣候為中溫帶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其主要特征是干旱、多風、寒冷，日光充足，溫差大，冬季漫長而寒冷，夏季時短而溫熱，春季升溫快，秋天降溫烈。這一地區(qū)既有可發(fā)展農(nóng)業(yè)的需求，同時水草豐美。這些條件滿足了北魏以畜牧為主、逐步發(fā)展農(nóng)業(yè)的目標。同時盛樂西南可通長安，東南可達雁門，北可去漠北，西北可達五原。南部依托崇山峻嶺，山谷狹長幽深，山勢緊逼，谷道奇險，便于向南用兵，軍事戰(zhàn)略意義巨大。然定都盛樂后，北魏戰(zhàn)爭頻繁，軍糧難以為繼，加之瘟疫流行，群臣都思還北。于是天興元年（398）七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遷都平城。
自嘎仙洞到盛樂的直線距離超過了兩千公里，拓跋鮮卑基本上沿著西南方向完成了本民族的南遷。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本民族外，拓跋鮮卑還吸納了一些其他民族，產(chǎn)生了北魏初期的人口流動。從流向來看，此時出現(xiàn)了以南方為主，同時兼顧西、東、北方的多元化人口流動趨向。
伴隨著拓跋鮮卑的向南擴張，南方成為盛樂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區(qū)域。
曹魏景元二年（261），“（力微）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35)，文帝沙漠汗到曹魏洛陽。西晉泰始三年（267），因力微年老而回歸。咸寧元年（275），沙漠汗又一次到西晉首都洛陽，并于咸寧三年（277）返回北魏。正如《晉書》所言“（咸寧元年）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36)、《資治通鑒》所云“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zhì)”(37)一樣，沙漠汗到曹魏或西晉，其身份并不是使者，而是人質(zhì)。沙漠汗在洛陽先后滯留了九年，接受了中原文化，西晉征北將軍衛(wèi)瓘擔心養(yǎng)虎為患，便聯(lián)合拓跋鮮卑執(zhí)事及外部大人，欲置沙漠汗于死地?！熬坪?，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畯楋w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眾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tǒng)，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桃詾槿弧Ｇ译x間素行，乃謀危害，并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愿察之?！缘墼跁x之后，諸子愛寵日進，始祖年逾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之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谑侵T大人乃馳詣塞南，矯害帝?！?sup>(38)連彈弓都沒見過，可見拓跋鮮卑文化之落后！沙漠汗死了，但跟從他兩度到達中原的隨從存活于北魏，這些流動人口給拓跋鮮卑帶來高級文明的曙光。
西晉永嘉六年（312），“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從琨求句注、陘北之地。琨自以托附，聞之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之民于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shù)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39)。十萬拓跋鮮卑流動人口進入了馬邑（今山西省朔縣）、陰館（今山西省山陰縣）、樓煩（今山西省神池縣）、繁畤（今山西省渾源縣西南）、崞（今山西省原平市）。這些區(qū)域?qū)τ谖鲿x而言過于偏遠，但對于北魏卻如獲至寶，是其南遷中原的肇始。
西晉建興四年（316），普根鎮(zhèn)壓了不服從代王猗盧的六修，“衛(wèi)雄、姬澹率晉人及烏丸三百余家，隨劉遵南奔并州”(40)。衛(wèi)雄、姬澹是穆帝猗盧的部將，曾于西晉永嘉六年（312）隨猗盧及六修救援過晉陽劉琨。六修是猗盧之子，六修之死，衛(wèi)雄、姬澹有兔死狗烹之慮，于是南奔西晉并州。衛(wèi)雄、姬澹率領投降代王的晉人和烏桓（即烏丸）人三百余家流動人口進入并州。
東晉咸和二年（327），后趙中山公石虎攻擊代王紇那，雙方戰(zhàn)于句注山陘北，拓跋紇那戰(zhàn)敗，遷都至大寧以避敵禍。次年，石勒擒劉曜，前趙滅亡，后趙成為當時北方最強的國家。東晉咸和四年（329），“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國，從者五千余家”(41)。這是史家為尊者諱的寫法，此前石勒曾敗代國，此時后趙實力非常強大，不可能向代國求和。因此昭成皇帝什翼犍到后趙的首都襄國（今河北省邢臺市），實際上是去做人質(zhì)，是代王翳槐主動向后趙示好，此次到襄國的流動人口有五千余家。翳槐的臣服換來了后趙的好感，在翳槐與紇那爭奪代王的斗爭中，石虎向翳槐伸出了橄欖枝，“三年，石虎遣將李穆率騎五千納烈帝于大寧，國人六千余落叛煬帝，煬帝出居于慕容部”(42)。東晉咸康三年（337），后趙單于石虎派遣李穆迎烈帝翳槐到大寧（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有強大的后趙支持，代國六千余落從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叛逃到大寧。跟隨什翼犍到襄國的和隨翳槐到大寧的流動人口，在什翼犍即位于繁畤后，都遷到繁畤北。
高車，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于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因其“車輪高大，輻數(shù)至多”(43)而得名。南朝人稱其為“丁零”，漠北人又稱其為“敕勒”“鐵勒”“狄歷”等。故《魏書·高車傳》云：“高車，蓋古赤狄之余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敕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44)故而狄歷、敕勒、高車、丁零是古代各族人民對同一民族的稱謂，在特定的歷史時間內(nèi)稱謂略有差異?！段簳返淖髡邔⒎植荚诖竽媳钡母哕囀献?、部落稱為高車。代國以及北魏盛樂時期，拓跋鮮卑先后對高車進行了七次戰(zhàn)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尤以女水之戰(zhàn)和鹿渾海之戰(zhàn)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劉庫仁曾打敗高車族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45)。桑乾川，在今山西省山陰縣。北魏登國三年（388）十二月，太祖拓跋珪在女水（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境內(nèi)）大破高車族解如部，獲“男女雜畜十數(shù)萬”(46);登國五年（390）太祖拓跋珪在鹿渾海（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西部額吉諾爾一帶）打敗高車族袁紇部，獲“生口、馬牛羊二十余萬”(47)。將這些高車族人擄掠遷至平城一帶的桑乾川，其目的是為了隔斷其與故地的聯(lián)系，防止再次反叛，更重要的是準備用這些外族人對付后燕。
登國十年（395），太祖拓跋珪親率大軍在參合陂（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涼城縣東邊的岱海）打敗后燕慕容寶的軍隊，“生擒其陳留王紹、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北地王世子鐘葵、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將吏數(shù)千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余萬計。于俘虜之中擢其才識者賈彝、賈閨、晁崇等與參謀議，憲章故實”(48)。這些人口都被南遷至盛樂。
南遷之外，盛樂時期還有部分人口流向北方。
西晉元康五年（295），“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49)。穆帝猗盧將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雜胡北遷云中（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托克托縣東北）、五原（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五原縣）、朔方（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河套西北部及后套一帶）。
北魏皇始元年（396）十月，太祖拓跋珪親率大軍從井陘（今河北省井陘縣）出發(fā)，開始大規(guī)模地攻打后燕。皇始二年（397）二月，北魏軍隊包圍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后燕惠愍帝慕容寶突圍前往龍城（今遼寧省朝陽市），后燕滅亡。天興元年（398）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余口，以充京師”(50)。此次人口的流向是“京師”，是年七月北魏方遷都平城，因此這個“京師”應該是指盛樂，然結(jié)合《魏書》所載，并非如此。天興元年（398）正月，拓跋珪自中山出發(fā)，幸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市）、高邑（今河北省高邑縣）、鄴，“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51)。遷都鄴之議被否決后，“車駕自鄴還中山……車駕將北還，發(fā)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余里”(52)。拓跋珪修筑了自望都（今河北省唐縣東北）經(jīng)恒山（今河北省阜平、淶源間太行山脈）到代（今河北省蔚縣東北）的通道，這對北魏此后平城的人口遷徙以及交通運輸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山，拓跋珪決定遷山東六州民吏等往京師，但卻沒有返回盛樂，而是駐扎在繁畤。拓跋珪在繁畤確定國號為魏后，遷都平城。因此，這里的“京師”既不是盛樂，也不是平城，而是繁畤。繁畤在平城的近郊，直線距離僅有八十余公里。將這些人遷往繁畤，其目的是為了以后修建平城做準備的。人口流出地為“山東六州”，《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一晉海西公太和二年五月“以六州之眾”條下胡三省注“六州：幽、并、冀、司、兗、豫也”(53)，宓三能認為是司、冀、幽、平、并、雍六州(54)，毋有江駁斥宓三能之說，認為是冀、司、幽、平、兗、青、徐、并、雍、豫十州(55)，毋說不知源自何處，宓說證據(jù)不足，暫以胡注為是。胡注六州中，除司州外，其余五州所指均為后燕轄地。“徒何”是北魏對慕容鮮卑的稱呼。此次流動人口的數(shù)量也引起人們的關注，《魏書》稱有四十六萬，馬長壽先生認為有三十六萬(56)，唐長孺先生也認為是三十六萬(57)，葛劍雄先生認為人口沒有那么多(58)。筆者以為在沒有確鑿的證據(jù)下，以《魏書》所載為是。這些“民吏”也包括皇始元年（396）投降的后燕文武官吏，“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已下舉城降……擒其將軍高長等四千余人……寶尚書閔亮、秘書監(jiān)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并降……寶將李沈、王次多、張超、賈歸等來降……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余人”(59)。此次將山東六州民吏、高麗雜夷和百工伎巧四十六萬人遷至繁畤，幾乎是把中山等地的后燕領地全部遷空了。據(jù)《魏書·食貨志》所載，“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余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60)。則這些后燕的人口都成為北魏的農(nóng)民。
有少部分人口向西流動?；适荚辏?96），太祖拓跋珪派遣將軍王建等率軍討伐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61)。劉亢泥，劉庫仁之次子。代國覆亡后，苻堅讓匈奴獨孤部酋長劉庫仁和匈奴鐵弗部酋長劉衛(wèi)辰共同管理鮮卑族拓跋部落。劉庫仁死后，其長子劉顯率部謀逆，試圖殺拓跋珪而自立為王。經(jīng)劉亢泥營救，拓跋珪幸免于難，劉顯率部南逃。劉亢泥被殺，以劉庫仁為首的匈奴獨孤部勢力被消滅，“徙亢泥部落于平城”(62)。劉亢泥部落從廣寧（今河北省涿鹿縣）被遷徙到平城。登國六年（391），道武帝拓跋珪“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磧南床山下，大破之”(63)。蠕蠕，即柔然，亦稱芮芮、茹茹等，是北魏時期北部邊境強大的民族。此次戰(zhàn)爭，道武帝拓跋珪在南床山（今中蒙邊境席勒山）大敗蠕蠕，“虜其半部……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舉落請降。獲缊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詰歸之、社侖、斛律等并宗黨數(shù)百人，分配諸部”(64)。后來道武帝拓跋珪任命啟拔、吳頡為將軍，統(tǒng)率西遷的蠕蠕諸部。
還有少部分人口向東流動。登國六年（391）十月，拓跋珪率軍從五原金津（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五原縣）渡過黃河，攻打劉衛(wèi)辰所居住的悅跋城（即代來城，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伊金霍洛旗西北）。劉衛(wèi)辰在逃亡途中被殺，其部族或降或散，子弟宗黨五千余人被殺，“山胡酋大幡頹、業(yè)易于等率三千余家降附，出居于馬邑”(65)。據(jù)周一良先生所考，這些山胡人“主要根據(jù)地一直是并州。尤以西河、離石、吐京、五城、正平、平陽住地為最多”(66)。這些山胡人后來被劉衛(wèi)辰兼并和北遷，此次又西遷至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劉衛(wèi)辰少子屈丐逃到鮮卑薛干部，登國八年（393）八月，拓跋珪南征薛干部帥太悉佛于三城（今陜西省延安市），“獲太悉佛子珍寶，徙其民而還”(67)。筆者認為這些薛干部族被遷到馬邑。劉衛(wèi)辰被殺，其部族及山胡，以及薛干部族被遷至馬邑，匈奴鐵弗部的勢力全部被剿滅。
綜上所述，北魏初期的人口出現(xiàn)了以南遷為主，兼顧西、北的傾向，這與此時拓跋鮮卑的征伐戰(zhàn)爭有關。雖是初期，但也顯現(xiàn)出北魏人口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的端倪。
第二節(jié) 北魏中期的人口流動
平城作為北魏第二個都城，規(guī)劃與修建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西晉建興元年（313），平城首次被拓跋鮮卑作為首都納入規(guī)劃范圍，“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陽黃瓜堆筑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修鎮(zhèn)之，統(tǒng)領南部”(68)。新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山陰縣岱岳鎮(zhèn)的新岱岳村東。雖然由于連年戰(zhàn)爭等因素的影響，穆帝猗盧修建新平城的任務并沒能付諸實施，但卻反映出拓跋鮮卑對平城的重視。北魏天興元年（398），“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69)。此后，平城的擴建工作才正式拉開序幕。天賜三年（406）筑灅南宮，天賜四年（407）筑北宮垣，泰常元年（416）筑蓬臺，泰常二年（417）建白臺，泰常三年（418）建西苑宮，泰常四年（419）修蓬臺北宮、白登山宮，泰常五年（420）建灅南宮，泰常六年（421）建宮苑，泰常七年（422）建平城外郭，泰常八年（423）拓建西宮，太和十二年（488）建文宣堂、經(jīng)武殿，太和十三年（489）立孔子廟，太和十五年（491）改建太廟、明堂，太和十六年（492）建太極殿，等等。北魏平城時期九十八年，修建平城花了九十五年！修復一新的平城，規(guī)模頗為宏大：
截平城西為宮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施屋，城又無塹。南門外立二土門，內(nèi)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間，瓦屋。其西立太社。佛貍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食廚名“阿真廚”，在西，皇后可孫恒出此廚求食。……殿西鎧仗庫屋四十余間，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余間。偽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钟袘沂惩呶輸?shù)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nèi)婢為之。偽太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筑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邊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70)
如此規(guī)模的都市，在當時也是頗為罕見的?，F(xiàn)代有些學者根據(jù)平城的考古資料推斷，平城可以和羅馬城相媲美，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
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太和十九年（495）遷都洛陽，平城作為北魏的第二個都城，存在了九十八年。在這將近一個世紀里，北魏人口流動極為頻繁。
一、人口流向京師平城
《南齊書·魏虜傳》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貍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筑郭邑?！?sup>(71)這是南朝人眼中的平城，雖有胡漢的偏見，亦有“拓跋珪”錯訛為“什翼珪”，但卻反映出當時平城的實際狀況。建都之初，不僅無城郭，也沒有太多的人口。遷都平城之后，北魏為了修建平城以及保障朝廷供給，便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遷徙，諸多人口流向京師平城。
天興元年（398）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72)。此次遷徙中的“六州二十二郡”仍然是后燕地區(qū)，“守宰”是后燕的官員，流入地非常明確是平城。
天興二年（399）正月，北魏軍隊分別從長川（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興和縣西北）、牛川、駁髯水（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烏蘭察布市集寧區(qū)西北）三路出擊，形成了對高車的包圍，“破高車雜種三十余部，獲七萬余口，馬三十余萬匹，牛羊百四十余萬。驃騎大將軍、衛(wèi)王儀督三萬騎別從西北絕漠千余里，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余口，馬五萬余匹，牛羊二十余萬頭，高車二十余萬乘，并服玩諸物”(73)。這次俘獲的高車部族被遷到平城東北，“以所獲高車眾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shù)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nèi)外。又穿鴻雁池”(74)。這十萬高車人除了建造平城鹿苑宮外，其余被編入軍隊，成為北魏的一支生力軍，“高車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內(nèi)附，拜敕力犍為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谷二萬斛。后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余落內(nèi)附，亦拜為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75)。敕力犍與幡豆建被封為將軍，從此這些高車人就被正式納入北魏的軍隊之中。
天興五年（402）北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遵在高平（今甘肅省涇川縣一帶）打敗破多蘭部帥木易于，并一直追擊到隴西瓦亭（今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涇源縣境內(nèi)），“獲其輜重庫藏，馬四萬余匹，駱駝、牦牛三千余頭，牛、羊九萬余口。班賜將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師”(76)。破多蘭部是鮮卑族的一個部落，至木易于時始盛。此戰(zhàn)之后，破多蘭部走向衰落，后為赫連屈丐所滅。這些破多蘭鮮卑人被遷到平城。
天興五年（402）五月，后秦安北將軍、義陽公姚平率眾四萬入侵，道武帝拓跋珪親率大軍在蒙坑（今山西省臨汾市襄汾、曲沃兩縣交界處）打敗姚平軍隊，“獲興征虜將軍、尚書右仆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平從弟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余人”(77)。天賜元年（404）三月，北魏在蒲子（今山西省隰縣東北）再敗后秦，“擒姚興寧北將軍、泰平太守衡譚，獲三千余口”(78)。通過這兩次戰(zhàn)爭，北魏對后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三千多名后秦吏民被遷往京師平城。此次戰(zhàn)爭之后，后秦年年向北魏進貢。
始光三年（426）八月，“（太武）帝以屈丐既死，諸子相攻，九月，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雍州刺史延普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率洛州刺史于栗
襲陜城”(79)。屈丐，即赫連屈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大夏國皇帝。匈奴鐵弗部酋長劉衛(wèi)辰死后，其三子（一說次子）赫連勃勃外逃，在后秦姚興的支持下不斷壯大。天賜四年（407），勃勃自稱天王，定國號曰大夏。赫連勃勃先敗南涼，次敗后秦，再敗東晉，并于神
四年（431）滅了乞伏鮮卑建立的西秦。勢力擴展到南阻秦嶺，東戍蒲津，西收秦、隴，北薄于河，包括今陜西渭水以北、內(nèi)蒙古河套地區(qū)、山西太原臨汾西南部以及甘肅東南部。始光三年（426）八月，太武帝拓跋燾在黑水（今陜西省榆林市橫山區(qū)西北）打敗夏軍，“殺獲數(shù)萬，生口牛馬十數(shù)萬，徙萬余家而還”(80)。始光四年（427）六月，太武帝拓跋燾率軍攻破大夏國首都統(tǒng)萬城（今陜西省靖邊縣西北），赫連昌逃至上邽（今甘肅省天水市），“虜昌群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萬數(shù)，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擒昌尚書王買、薛超等及司馬德宗將毛修之、秦雍人士數(shù)千人，獲馬三十余萬匹，牛羊數(shù)千萬。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赍將士各有差”(81)。次年，赫連昌被擒。夏主赫連昌以及被擒獲的大夏國吏民被遷往京都平城。
太延五年（439）“九月丙戌，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侍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nèi)戶口二十余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余家于京師”(82)。太平真君二年（441）十一月，“鎮(zhèn)南將軍奚眷平酒泉，獲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口”(83)。牧犍，即沮渠牧犍，北涼國皇帝，沮渠天周是其子。北涼是盧水胡建立的政權，到沮渠牧犍時“西控西域，東盡河湟。嘗置沙州于酒泉，秦州于張掖，而涼州仍治姑臧，前涼舊壤，幾奄有之矣”(84)，達到極盛。太延五年（439），北魏軍隊兵臨北涼國都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qū)），沮渠牧犍率眾投降，北魏將涼州民三萬余家遷于京師平城。
太平真君元年（440），“詔（周）觀統(tǒng)五軍西討禿發(fā)保周于張掖。徙其民數(shù)百家，將置于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85)。禿發(fā)保周，是南涼王禿發(fā)傉檀之子。南涼是禿發(fā)鮮卑建立的政權。禿發(fā)鮮卑是拓跋鮮卑的一個分支?！缎绿茣ぴ紫嗍老当怼吩词蠗l云：“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詰汾長子疋孤。七世孫禿發(fā)傉檀，據(jù)南涼，子賀降后魏，太武見之曰：‘與卿同源，可改為源氏。’”(86)《唐原武縣丞崔君夫人源氏墓志》亦云：“拓跋同源，因賜姓焉?！?sup>(87)據(jù)此，禿發(fā)鮮卑源于拓跋鮮卑，其先祖為拓跋部酋長詰汾之長子疋孤。其先由塞北遷于河西，勢力范圍東至麥田（今甘肅省平?jīng)鍪形鞅保?、牽屯（今甘肅省靖遠縣北），西至濕羅（青海湖東），南至澆河（今青海省貴德縣），北接大漠（今騰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一帶）?；适荚辏?96），禿發(fā)烏孤自稱西平王，建立政權，天興五年（402）改稱涼王，史稱南涼。太平真君元年（440），數(shù)百家禿發(fā)鮮卑人從張掖（今屬甘肅）遷到武威（今屬甘肅）。在武威，周觀將這些人當作戰(zhàn)俘與部下私分。世祖太武帝得知消息后，將周觀降職為金城侯，改授內(nèi)都大官，這些禿發(fā)鮮卑人被強制遷徙至平城。
吐谷渾是我國古代西北民族名之一，原為慕容鮮卑的一支，世居徒河青山（今遼寧省義縣東北）。后來吐谷渾率一千七百余戶從遼東慕容鮮卑中分離出來，西遷至今內(nèi)蒙古陰山腳下。在與西部部落、東晉的戰(zhàn)爭中，吐谷渾逐步發(fā)展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并于東晉咸和四年（329）建立國家，總部在白蘭（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蘭山）一帶，與北魏戰(zhàn)爭不斷。太平真君五年（444）“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
鳩梨、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萬三千落內(nèi)附”(88);皇興四年（470）四月“戊申，長孫觀軍至曼頭山，大破拾寅。拾寅與麾下數(shù)百騎宵遁。拾寅從弟豆勿來及其渠帥匹婁拔累等率所領降附”(89);太和十五年（491）二月，北魏枹罕鎮(zhèn)將長孫百年率軍討伐吐谷渾所置洮陽、泥和二戍，五月取得勝利，“俘獲三千余人”(90)。次年高祖詔書有云：“二戍望風請降，執(zhí)訊二千余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sup>(91)這些吐谷渾人被遷至北魏境內(nèi)成為奴隸，吐谷渾的皇族諸如吐谷渾氏、谷渾氏、匹婁氏、樹洛干氏等流入京師平城，或在朝為官，或與北魏宗室聯(lián)姻，成為新貴。
太平真君七年（446）六月，“發(fā)定、冀、相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防越逸。丙戌，發(fā)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筑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92)。北魏的統(tǒng)治激起了民眾的反抗，蓋吳起義軍是眾多力量中較為強大的一支。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北地盧水胡人蓋吳在杏城（今陜西省黃陵縣西南）發(fā)動起義，反對北魏統(tǒng)治。蓋吳自稱天臺王，設置百官，并與劉宋王朝取得聯(lián)系，被授以雍州刺史職及北地郡公爵位。安定（今甘肅省涇川縣北）地區(qū)氐、羌等族以及河東蜀薛永宗響應，聲勢浩大。北魏朝野震驚，一邊派兵攻打，一邊積極防守。司州（今河南省偃師市）、幽州（今河北省北部一帶）、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冀州（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區(qū)）四州十萬百姓被征發(fā)到平城修筑防御工事，以備蓋吳起義軍。同年八月，在北魏強大的軍事力量逼迫下，蓋吳為部下所殺，起義失敗。
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徙長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師”(93)。這些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城內(nèi)的二千家能工巧匠被遷往平城，目的是修葺京師平城。
丁零，是《魏書》的作者對早已入居河北、山西的丁零族的稱呼。《魏書》中有榆山丁零、西山丁零、定州丁零等，只不過是在“丁零”前冠以地名而已。太平真君八年（447）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師”(94)。若一家以三口人計，此次從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流入平城的丁零人口就有九千余人。
太平真君九年（448）二月，“誅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師”(95)。五千余家離石（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qū)）人，即大約一萬五千人被遷入京師平城。
正平元年（451）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勛，告于宗廟。以降民五萬余家分置近畿”(96)?！敖堋保妇熎匠歉浇牡胤健！敖得瘛保溉ツ晖督当蔽旱哪铣瘎⑺稳?。據(jù)《魏書·世祖紀》載，這些“降民”主要有：二月，永昌王仁大破劉義隆將劉坦之、程天祚于汝東，斬坦之，擒天祚，收伏來自汝陽（今河南省汝陽縣）的降民；十月，太武帝拓跋燾自枋頭（今河南省?？h枋城）渡過黃河，與先行渡河的殿中尚書長孫真所率領的軍隊對圍攻滑臺（今河南省滑縣東）的王玄謨所率領的宋軍進行合圍，王玄謨敗走，部分軍隊投降北魏；十一月，在北魏大軍強大的攻勢下，劉宋魯郡（今山東省曲阜市）太守崔邪利率屬城降；十二月，燕王譚攻占盱眙（今江蘇省盱眙縣），永昌王仁攻占懸瓠（今河南省汝南縣北），收伏來自盱眙和懸瓠的降民，這些“降民”都被遷徙到平城近郊?！拔迦f余家”，大約十五萬人，此次遷徙，是平城時期規(guī)模最大的。
天安元年（466）十一月，劉彧兗州（今山東省濟寧市兗州區(qū)）刺史畢眾敬遣使內(nèi)屬；皇興元年（467），北魏先后攻占了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肥城（今山東省肥城市）、垣苗（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qū)西南）、麋溝（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qū)境）、升城（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qū)西）、歷城（今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qū)）、梁鄒（今山東省鄒平縣）、平原（今山東省平原縣）、東陽（今山東省青州市）等城邑，幾乎占領了南朝劉宋的兗州、青州、齊州等地?；逝d三年（469）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師”(97)。這些占領區(qū)的百姓被遷往京師平城，歷史上稱為“平齊民”。
二、南方政權人口北徙
隨著北魏向南方的擴張，迫于戰(zhàn)爭的壓力，大批南方政權（東晉和劉宋）人口主動流入北魏；或者由于南方大亂，許多東晉、劉宋人自愿到北魏轄區(qū)避難，故諸多南方政權人口遷入北魏，成為北魏的新民。其流入地，有些可考，有些不可考，然卻是北魏真實存在的流動人口。
天興二年（399）七月，“陳郡、河南流民萬余口內(nèi)徙，遣使者存勞之”(98)。此年后秦姚興派兵攻打洛陽，十月攻陷洛陽，陳郡、河南百姓紛紛逃難，流入北魏。
天賜元年（404）“秋，江南大亂，流民襁負而奔淮北，行道相尋”(99)。天賜元年，亦即東晉元興三年，此年對于東晉來說，誠為多事之秋。二月，建武將軍劉裕叛，屢敗朝廷軍隊；三月，劉裕誅尚書左仆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溫詳，逼帝西上江陵。自三月至年終，劉裕與東晉朝廷軍隊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這就是《魏書》所說的“江南大亂”。江南大亂，南朝百姓逃入北魏避難。
神瑞元年（414）六月，“司馬德宗冠軍將軍、太山太守劉研弟，輔國將軍、領東平太守陽平趙鸞，廣威將軍、平昌太守羅卓，斗城屠各帥張文興等，率流民七千余家內(nèi)屬”(100)。若以一家三口人計，約有來自太山（今山東省泰安市）、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平昌（今山東省諸城市）、斗城（今山東省禹城市西南）的二萬余名因災而流亡的東晉人遷入北魏。神瑞二年（415）四月，“司馬德宗瑯邪太守劉朗，率二千余家內(nèi)屬”(101)。大約六千余名瑯琊（今山東省臨沂市）人遷入北魏。
神瑞二年（415）四月，“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內(nèi)屬”(102);九月，“河南流民，前后三千余家內(nèi)屬”(103)?！昂幽稀?，亦即黃河以南，參考《晉書》所載，當指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此年青州刺史劉敬宣為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青州戰(zhàn)亂，百姓紛紛逃入北魏。
泰常二年（417）九月，“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息譙王文思，章武王子司馬國璠、司馬道賜，輔國將軍溫楷，竟陵內(nèi)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璲及桓溫孫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shù)百人來降”(104)。這些東晉人被安置在北魏轄地。
宋少帝景平二年（424），“譙郡流離六十余家叛沒虜”(105)。這些南朝劉宋譙郡（今安徽省蒙城縣西北三里）的流民進入北魏，安置地不詳。
北魏延和三年（434）正月，楊難當“克漢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長安”(106)。楊難當，氐人仇池（今甘肅省南部一帶）首領，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劉宋元嘉七年至九年間（430—432），宋文帝劉義隆先后封楊難當為秦州刺史、征西將軍。北魏延和二年（433）九月，楊難當投靠北魏，被太武帝拓跋燾封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南秦王。次年，為了向北魏表忠心，楊難當率兵攻克劉宋漢中（今屬陜西?。?，把雍州（今湖北省襄陽市）的流民七千家遷至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
太安二年（456）十一月，“劉駿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伯倫，各棄郡率吏民來降”(107)。大批濮陽（今河南省濮陽市）、新平（今屬江蘇?。┤肆魅氡蔽?。
三、北魏平城時期其他地區(qū)的人口流動
除以上兩個流向性非常明確的人口流動外，北魏平城時期還有許多流入地復雜、難以歸類的，今一并歸入第三種人口流動之中。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shù)萬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sup>(108)張幸是“慕容超東牟太守，后率戶歸國”(109)。慕容超是南燕國的最后一任皇帝，在位時間僅六年（405—410），張幸任東牟（今山東省煙臺市牟平區(qū)）太守的時間大約在此時。北魏永興二年（410），南燕為東晉所滅，張幸投奔北魏，招引河東（今山西省永濟市東南）民千余家到冀州。這些流入冀州的河東人經(jīng)張幸、張準的管理，良性發(fā)展，人口繁衍迅速，成為北魏時期的繁華富民。
永興五年（413），明元帝拓跋嗣“徙二萬余家于大寧，計口受田”(110)。若以一家三口人計，大約有六萬余人的越勤倍泥鮮卑人被遷往大寧（今河北省張家口市）。同年，明元帝拓跋嗣擊敗河西胡曹龍，“置新民于大寧川，給農(nóng)器，計口受田”(111)。這些“新民”就是投降北魏的曹龍部落。是年超過六萬的新民遷入大寧，并實施“計口授田”的均田制，這些新民迅速由牧民轉(zhuǎn)化為農(nóng)民，促進了北魏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
神瑞二年（415）九月，“京師民饑，聽出山東就食”(112)。此年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平城等地發(fā)生饑饉，饑民紛紛流亡，大量饑民涌入山東（今崤山以東地區(qū)），北魏政府組織安頓這些饑民，供給他們糧食。
神
三年（430）十一月，“獲乞伏熾磐質(zhì)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113);神四年（431），“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114)。乞伏熾磐與暮末是父子關系，均為西秦國王。西秦是乞伏鮮卑建立的政權，東漢中后期由漠北南遷至大陰山（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陰山山脈）。東晉太元十年（385），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建立政權，擁有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等十二郡，史稱西秦。北魏神瑞元年（414），乞伏熾磐襲取南涼國都樂都（今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qū)），將萬余戶禿發(fā)鮮卑人遷往西秦首都枹罕（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西南）。神
年間，這些投降北魏的乞伏鮮卑人被遷往上邽（今甘肅省天水市）。
登國年間，拓跋珪對高車的戰(zhàn)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高車人口流入北魏轄地。天興三年（400）十一月，“高車別帥敕力犍，率九百余落內(nèi)屬”(115)；天興四年（401）正月，“高車別帥率其部三千余落內(nèi)附”(116)。這些歸附的高車人東遷到北魏轄地，分為東、西二部，東部敕勒，居住在今內(nèi)蒙古中部；西部敕勒，居住在今陜西、甘肅一帶。他們成為北魏對付未降高車人和蠕蠕的主要有生力量。泰常三年（418），太宗拓跋嗣派護高車中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眾北伐，在弱水（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額濟納河流域）“降者二千余人，獲牛馬二萬余頭”(117)。神二年（429）八月，世祖拓跋燾派左仆射安原率騎歸附的高車族人在巳尼陂（今俄羅斯貝加爾湖），攻打未降之高車部族，“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shù)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余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118)。若一落按平均十五人計算，此次降服的高車人多達數(shù)百萬之眾，北魏王朝把這些高車人安置在漠南千里之地，亦即東至濡源（今河北省豐寧滿族自治縣西北），西暨五原（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五原縣）、陰山（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陰山山脈）三千里。
東晉義熙三年（407），中衛(wèi)將軍馮跋滅西燕，擁立慕容云為天王，建都龍城（今遼寧省朝陽市）。義熙五年（409），馮跋即天王位于昌黎（今遼寧省義縣），后遷都龍城，史稱北燕。因其都龍城，又名黃龍，故劉宋稱其為黃龍國。也有史書因其地處東北地區(qū)南部，又稱其為東燕。北燕與北魏的戰(zhàn)爭不斷。北魏延和元年（432）七月，魏太武帝拓跋燾派遣安東將軍、宜城公奚斤征發(fā)幽州民及密云（今屬北京）丁零萬余人，運攻具，出南道，俱會和龍（今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開始大規(guī)模攻打北燕。此次戰(zhàn)爭北燕大敗，“文通石城太守李崇、建德太守王融十余郡來降”(119)，“文通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余戶于幽州”(120)。此次投降北魏的是“十余郡”還是“六郡”，不得而知。人口數(shù)量《魏書》記載不一，《海夷馮跋傳》為“三萬余戶”，《世祖紀》為“男女六千口”。若一戶按三人計算，三萬余戶為九萬余口。故此次降魏的人數(shù)究竟有多少已不可知。這次戰(zhàn)爭北燕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三萬余戶北燕人被遷往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延和二年（433）六月，太武帝拓跋燾派遣永昌王健率軍攻打北燕，“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余家而還”(121)。這三千余家北燕人流向不明，估計亦遷往幽州。此次戰(zhàn)爭擊潰北燕主力，不久北燕滅亡。
敕勒，亦即丁零、高車。“（太平真君五年）六月，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擊于漠南，殺其渠帥，余徙居冀、相、定三州為營戶”(122)；“（延興元年）冬十月丁亥，沃野、統(tǒng)萬二鎮(zhèn)敕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斬首三萬余級；徙其遺迸于冀、定、相三州為營戶”(123)；“（延興二年三月）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為營戶”(124)。與后面兩條文獻記載相參照，筆者疑太平真君五年（444）“徙居冀、相、定三州為營戶”的人亦為敕勒人。所謂“營戶”，是指北魏統(tǒng)治者出于生產(chǎn)和戰(zhàn)爭的需要，把擄掠和投募來的民戶配置各地，隸屬于軍府。他們主要從事耕田、畜牧、匠作等生產(chǎn)勞動，以供養(yǎng)軍隊。有時亦當兵。其身份低于平民，高于奴隸，須世代服役。這些流入冀州、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相州（今河北省磁縣）、兗州（今山東省濟寧市兗州區(qū)）的敕勒人是亦兵亦農(nóng)的營戶，戰(zhàn)爭時沖鋒陷陣，和平時從事農(nóng)耕生產(chǎn)。
遷徙北魏的蠕蠕在其首領社崘的帶領下叛逃，率部落西走。天興五年（402），社崘自稱丘豆伐可汗，仿效北魏，立軍法，置戰(zhàn)陣，整頓軍隊，建立可汗王庭，使蠕蠕迅速由部落聯(lián)盟進入早期奴隸制階段，后人亦稱之為柔然汗國。其勢力范圍擴展為“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125)，亦即東起大興安嶺，南臨大漠，與北魏相峙，西逾阿爾泰山，占有準噶爾盆地，與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貝加爾湖。蠕蠕“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126)，即在今鄂爾渾河東側(cè)和碩柴達木湖附近。蠕蠕在北方的強大，給北魏造成很大的威脅，戰(zhàn)爭連年不斷。始光元年（424）八月，蠕蠕率六萬騎入云中，殺掠吏民，攻陷盛樂宮。太延五年（439）九月，長孫道生等率軍在陰山北（今屬內(nèi)蒙古）打敗蠕蠕軍，“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127);太平真君十年（449）二月，“蠕蠕渠帥爾綿他拔等率其部落千余家來降”(128);太平真君十年（449）九月，略陽王羯兒打敗蠕蠕，“盡收其人戶畜產(chǎn)百余萬”(129);太安四年（458），北魏北征，“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眾數(shù)千落來降”(130);皇興四年（470），顯祖親征，在女水（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境內(nèi)）打敗蠕蠕，“降者萬余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131)。這些歸順的蠕蠕人被遷往北魏轄地。
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河東蜀薛永宗聚黨盜官馬數(shù)千匹，驅(qū)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號”(132)。薛永宗，本河東汾陰（今山西省萬榮縣）人，是遷居河東的蜀族部落的首領。由于不滿北魏統(tǒng)治，率部族起義，與盧水胡人蓋吳的起義軍相為呼應。他將三千余人自汾陰遷入汾曲（今山西省臨汾市南），其目的是為了對抗北魏。次年，亦即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薛永宗被殺，起義失敗，這三千余人投汾水自盡。
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選六州兵勇猛者二萬人，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領，為二道，各一萬騎，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133)。這次北魏對南朝劉宋的戰(zhàn)爭，將淮河、泗水以北的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市）的百姓遷到河北。永昌王仁、高涼王那英勇善戰(zhàn)，此次戰(zhàn)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xiāng)、方與，遷其民五千家于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134)。戰(zhàn)后，北魏將金鄉(xiāng)（今山東省金鄉(xiāng)縣）、方與（今山東省魚臺縣北）的百姓五千家遷至河北；把濟南東平陵（今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qū)龍山鎮(zhèn)東北）六千余家遷往河北。
太和十七年（493）四月，“襄陽蠻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余戶內(nèi)徙，居于太和川”(135)。雷婆思率領的一千三百余戶南方民族被北魏安置在太和川（今河南省嵩縣一帶）居住，并由朝廷撥給他們糧食以及日常用品。
平城時期是北魏人口流動頻繁、人口流動量非常大的一個時期。此階段的人口流動，給北魏王朝注入了新鮮活力，使得北魏文化方面有了新的特點。
第三節(jié) 北魏后期的人口流動
平城時期是北魏王朝發(fā)展極為迅速的時期。拓跋鮮卑逐漸擺脫了游牧民族的束縛，走向了農(nóng)業(yè)文明。隨著領土向南的拓展，平城地處偏遠的劣勢逐步顯現(xiàn)出來了。平城地處塞北，“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136)，自然環(huán)境惡劣，農(nóng)業(yè)收成不好，經(jīng)常出現(xiàn)饑饉以及自然災害。在這種情況下，孝文帝元宏決定遷都洛陽。太和十八年（494）二月，孝文帝元宏昭告天下，決定遷都洛陽；三月，諭在代群臣以遷洛之略。太和十九年（495）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完成了遷洛計劃。
太和十七年（493），北魏開始修建洛陽城，“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征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jīng)始洛京”(137)。到正光元年（520），洛陽城修建仍未完畢，“正光元年，（源子恭）為行臺左丞，巡行北邊。轉(zhuǎn)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書曰：‘（洛京）高祖所以始基，世宗于是恢構……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榔街?，始創(chuàng)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fā)旨，即加葺繕’”(138)。由此看來，洛陽城修建的時間前后超過二十八年。
營建之事本是司空之責，太和十七年初營洛京時司空穆亮擔此重任?！段簳だ顩_傳》載高祖詔書有云：“改制規(guī)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jīng)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jiān)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sup>(139)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共同承擔營建洛京之事。將作大匠，“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140)，其職責是掌管宮室修建。李沖領將作大匠，董爵任將作大匠，修建洛京均在他們的職責范圍之內(nèi)。景明二年（501），穆亮薨。此后，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任城王澄都曾先后擔任過司空一職，他們在洛陽的修建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貢獻。而實際上起主導作用的則為李沖，“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于沖”(141)，前引源子恭上肅宗孝明帝奏疏亦云“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這一切都說明洛陽的修建完全是按照李沖的構想來實施的。
洛京的規(guī)劃，源子恭上肅宗孝明帝奏疏中提及“兩京模式”。所謂“兩京”，即平城與洛陽。所謂“兩京模式”，亦即洛京的修建延續(xù)了平城的模式。平城的設計與修建者為蔣少游，而洛陽的修建者為李沖，二者有沒有某種關聯(lián)？事實上是有的，蔣少游也參與了洛京的修建，“后于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少游又為太極立模范，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142)。據(jù)勞榦所考，“金墉門樓”“太極立模范”均指營建洛陽之事(143)。因此，洛京的修建承襲了平城的因子，而平城又借鑒了南朝建業(yè)城的元素，均為漢化的結(jié)果。
到太和十九年（495），“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144)。從此洛陽自晉室失國廢棄一百八十年以后，再次成為北方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北魏洛京分外郭、內(nèi)郭、宮城三重城池。僅內(nèi)郭就與魏晉舊都規(guī)模相等，城內(nèi)街道整齊劃一，共置三百二十坊，住戶十余萬。據(jù)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證明，洛陽城的總面積為265.5平方英里，人口約六十余萬。而同時代歐洲羅馬帝國極盛時期的首都羅馬跟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總面積才合70平方英里，僅為洛陽的26.4%。中古的倫敦也只有38.5平方英里，僅為洛陽的14.4%。據(jù)韓國學者金大珍（Kim Dae-Jin）的研究，洛陽城花團錦簇、碩果累累、四季常綠，是極為舒適的大都市，“園林景點達到近50處，每平均8平方公里的面積內(nèi)就有一處。折合為現(xiàn)代的度量來看，大約是在0.2平方千米的空間內(nèi)就有一處園林”(145)。工商市肆完備，行業(yè)齊全，成為溝通“百國千城”的國際性貿(mào)易都會。
孝文帝元宏遷都洛陽，促成了北魏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梢韵胂?，六宮粉黛、文武百官，以及百余萬平城百姓盡悉遷徙。自平城至洛陽的七百公里的大路上，隨處可見流動的人口大軍。路途之遙遠，花費之巨大，可想而知。據(jù)史料記載，此次遷徙，富人都變成了貧民，“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chǎn)罄于遷移，牛畜斃于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jīng)，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146)。富者猶損太半，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了。為了杜絕百姓眷戀故土的念頭，孝文帝元宏下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于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147)，“遷洛之人，自茲厥后，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恒代”(148)，杜絕了遷洛之民北歸的念頭。似乎此后，北魏不再有規(guī)模較大的人口流動，其實未必?！段簳ふ殉勺訉O傳》有云：
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于移徙，時欲和合眾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外人之論?！睍熢唬骸跋然室贫迹瑸榘傩諔偻?，故發(fā)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yè)，勿信邪臣不然之說?！笔雷趶闹?sup>(149)
這段文字饒有興味，其意在說明，對于朝中的舊貴族，孝文帝元宏采用了折中的策略，允許他們冬天居洛陽，夏天居平城。這是北魏洛陽時期常規(guī)的、大規(guī)模的定期人口流動，有利于南北文化與生活習俗的融合。
與平城時期相比，洛陽時期的人口流動顯得單一，主要是在與南方政權的戰(zhàn)爭中擄掠而來的人口。太和二十一年（497），崔僧淵擊敗入侵南青州黃郭戍（今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qū)西北）的南齊王曇紛率領的軍隊，俘獲萬余人；景明元年（500）十一月，荊州刺史桓道攻下南齊下笮戍（今湖北省仙桃市一帶），俘獲二千余戶；正始二年（505）六月，揚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蕭梁將王超宗，俘斬三千級；正始二年八月，蕭梁沔東（今湖北省仙桃市一帶）太守田青喜率郡七、縣三十一、戶萬九十內(nèi)附；正始二年十一月，王足圍涪城（今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qū)），益州（古地名，其范圍包括今天的四川盆地和漢中盆地一帶）諸郡戍降者十分之二、三，民送編籍者五萬余戶；正始三年（506）四月，平南將軍楊大眼擊敗蕭梁王茂先軍，俘獲二千余人；永平二年（509）正月，北魏攻占武陽關（故址當在今河南省羅山縣南），擒獲蕭云騎將軍馬廣、冠軍將軍彭甕生、驍騎將軍徐元季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余人；延昌四年（515）八月，蕭梁定州（今湖北省麻城市東）刺史田超秀率眾三千請降；孝昌三年（527），青州刺史、彭城王劭、南青州刺史胡平遣將斬蕭梁將彭群首，俘獲二千余人；永安三年（530）正月，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俊等斬殺蕭梁都督蕭玩，擊敗何難尉、陳愁等，俘獲萬余人等。這些南方人被擄掠到北魏，成為北魏王朝的新民。對此，唐長孺先生有精辟的結(jié)論，“北魏在向南進軍，擴大疆土的過程中，通常把新占領的州治及重要城鎮(zhèn)的居民（這些居民主要是官吏、軍人及其家屬和地方豪強）遷往代京及北方諸鎮(zhèn)，而遷入鎮(zhèn)戍將士及其家屬，他們成為這些鎮(zhèn)的新住戶，即城民”(150)。唐先生所論極是。
延昌元年（512）四月，“詔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辛未，詔饑民就谷六鎮(zhèn)”(151)。是年北魏黃河以北發(fā)生大面積饑荒，部分饑民被遷往收成比較好的燕州（今北京市昌平區(qū)東南一帶）、恒州（今山西省大同市）、沃野鎮(zhèn)（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杭錦旗北）、懷朔鎮(zhèn)（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固陽縣西南）、武川鎮(zhèn)（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武川縣西）、撫冥鎮(zhèn)（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四子王旗東南）、柔玄鎮(zhèn)（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興和縣西北）、懷荒鎮(zhèn)（今河北省張北縣）等地。
洛陽時期，由于北魏王朝的整體南遷，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流民潮。除此之外，人口流動不如平城時期那么頻繁，給北魏文學帶來的影響也不如平城時期那么巨大。
第四節(jié) 推力—拉力作用下的北魏人口流動
研究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時，中外學者因?qū)W術視角不同，提出了多種頗有見解的理論和觀點，譬如E.S.李的“人口遷移理論”、庫茲涅茨的“人口再分布”理論、舒爾茨的“投資與收益”理論、托達羅的“預期收入”理論等，尤以唐納德·博格（D.J.Bogue）等人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提出的“推力—拉力”理論影響最大。其主要內(nèi)容是，人口流動是兩種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結(jié)果，一種是促使人口流動的力量，即有利于勞動力轉(zhuǎn)移的積極因素，一種是阻礙人口流動的力量，即消極因素。在人口遷出地，存在著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產(chǎn)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資源枯竭、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成本增加、農(nóng)村勞動力過剩導致的失業(yè)和就業(yè)不足、較低的經(jīng)濟收入水平等。需要指出的是，在遷出地既存在人口轉(zhuǎn)移的“推力”，也存在一定的“拉力”因素，例如家人團聚的快樂、熟悉的社區(qū)環(huán)境、在農(nóng)村熟人社會中的人際關系等。比較而言，遷出地“推”的力量超過“拉”的力量?？疾爝w入地會發(fā)現(xiàn)，這里存在著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拉力，能夠把外部人口吸引過來。產(chǎn)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有：較多的就業(yè)機會、較高的工資收入、較完善的文化設施和交通條件、較好的氣候環(huán)境等。當然，遷入地也存在著一些不利于人口轉(zhuǎn)移的“推力”因素，例如與家庭的分離、陌生的環(huán)境、激烈的競爭、生態(tài)環(huán)境比原居住地差等。相對地說，遷入地的“拉力”要比“推力”更大，占主導地位。
唐納德·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論是二十世紀研究人口流動和移民的重要理論之一，是研究農(nóng)村、城鎮(zhèn)人口流動的較有說服力的理論支撐，它同樣也可以用來解釋北魏的人口流動。
北魏皇族拓跋氏自嘎仙洞遷至盛樂，再自盛樂遷至平城、洛陽，除了武力擴張的因素外，最主要的推力因素是氣候、經(jīng)濟與生活條件。
嘎仙洞地處北緯50度38分、東經(jīng)123度36分的大興安嶺北段，屬寒溫帶大陸季風性氣候，冬季寒冷而干燥，夏季溫涼濕潤，日照長，晝夜溫差大。年平均氣溫為零下3.5攝氏度，極端最低氣溫在零下42.7攝氏度。這里本是原始森林，夏季蒼松翠樺濃蔭蔽日，遍地野花盛開，燦爛似錦；冬季皚皚白雪蓋山林，一片銀色世界，林海雪原中自由奔馳著各種動物。以狩獵為生的拓跋鮮卑人，世世代代在這里過著和平、幸福的生活。然冬季零下42.7攝氏度的惡劣氣候使得生活在這里的拓跋鮮卑人極度痛苦，他們渴望南遷，尋求適宜生活的空間。
從宣皇帝推演開始，拓跋鮮卑開始南遷。經(jīng)過幾代部落首領的努力，歷盡千辛萬苦，終于遷至盛樂。盛樂地處北緯39度58分、東經(jīng)111度26分的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中南部，屬中溫帶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其主要特征是干旱、多風、寒冷，日光充足，溫差大，冬季漫長而寒冷，夏季時短而溫熱，春季升溫快，秋天降溫烈。這樣的氣候適合畜牧業(yè)的發(fā)展，符合拓跋鮮卑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后，于登國元年（386）二月頒布“息眾課農(nóng)”(152)詔。1971年秋在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鄉(xiāng)西的小板申村東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古墓穴，“后室南壁有大幅莊園圖，那里面繪有山巒、別墅、果樹環(huán)抱、農(nóng)耕、蠶桑、馬牛羊雞犬彘，以及車庫、作坊等等，正是墓主晚年過著地主剝削生活的實錄”(153)。紙質(zhì)文獻與出土文物有力地證明了盛樂時期北魏開始種植農(nóng)作物，初步邁向農(nóng)業(yè)文明。然盛樂地區(qū)降水量少，農(nóng)作物生長期短，溫差大，以及37.9攝氏度極端最高氣溫與零下31.7攝氏度極端最低氣溫均不適合農(nóng)作物的生長，北魏謀劃繼續(xù)遷徙。
天興元年（398）七月，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遷都平城。平城地處北緯39度03分、東經(jīng)112度34分，與盛樂所處的經(jīng)緯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地形、氣候差異很大。一般海拔在1000—1500米之間，沒有高山，以丘陵為主。桑干河自西南向東北橫貫全城，形成了周圍高、中間低、兩山夾一川的槽型盆地。除桑干河外，境內(nèi)主要河流還有屬海河水系的御河、南洋河、壺流河、唐河和屬黃河水系的蒼頭河等，農(nóng)業(yè)灌溉十分方便。氣候為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區(qū)，受季風影響，四季鮮明，有利于農(nóng)作物的生長。平城是“代表拓跋部族由草原文化向農(nóng)業(yè)文化過渡的城市”(154)，此時的經(jīng)濟狀況是畜牧與農(nóng)業(yè)雜糅的局面。畜牧業(yè)是北魏的支柱產(chǎn)業(yè)，“農(nóng)耕經(jīng)濟自然就往往被輕視并在實際上居于次要地位了”(155)。太和十一年（487），京都大饑，韓麒麟表陳時務曰：“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于今者，動以萬計?！?sup>(156)僅三分之一的百姓種植農(nóng)業(yè)，他們的收獲很難養(yǎng)活三分之二的非農(nóng)業(yè)人口。加之平城時期多處災禍頻顯，平城、定州、山東、河北、雍州、云中等地陸續(xù)出現(xiàn)饑饉，北魏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糧食緊缺現(xiàn)象，以致有遷鄴之議：
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國家遷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眾。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云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睆褪怪匈F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谷。若來秋無年，愿更圖也。但不可遷都?！碧趶闹?，于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谷以稟之。來年遂大熟。(157)
神瑞二年（415）是北魏平城時期最為嚴重的饑荒之年，《魏書》中有多處記載，甚至在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一帶）發(fā)生了河西饑胡暴動，北魏王朝面臨著最為嚴峻的挑戰(zhàn)。太史令王亮、蘇垣等秉承華陰公主之意建議遷都鄴（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崔浩與周澹堅決反對。鄴城豐收，平城歉收，遷都鄴城可解燃眉之急，卻非長久之計。崔浩分析了平城的戰(zhàn)略意義，力排眾議，采用遷徙饑民到山東就食的方法緩解了是年的京師饑饉，同時也確保了平城的穩(wěn)固。神瑞二年的饑饉過去了，然平城時期的糧食緊缺問題卻沒有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北魏尚書令王肅曾吟詩云：“悲平城，驅(qū)馬入云中。陰山?；扪?，荒松無罷風?！?sup>(158)感嘆平城的荒涼與無奈。孝文帝亦曾云：“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sup>(159)“富有四海”之謂恐是虛辭，“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道出平城地理上的先天不足，位置偏北，不利于對廣大中原地區(qū)的統(tǒng)治。于是北魏再次遷都，以尋求更好的解決辦法。
太和十八年（494）二月，孝文帝遷都洛陽。洛陽地處北緯33度35分、東經(jīng)111度8分的中原腹地。氣候為暖溫帶南緣向北亞熱帶過渡地帶，光照充足，屬大陸性氣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夏熱多雨，秋季溫和，冬季寒冷，素有“九州暖地”之稱。洛陽境內(nèi)山川丘陵交錯，地形復雜多樣，其中山區(qū)面積占45.51%，丘陵面積占40.73%，平原面積占13.8%。但境內(nèi)河渠密布，分屬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黃河、洛河、伊河、清河、磁河、鐵灤河、澗河、瀍河等十余條河流蜿蜒其間。洛陽境內(nèi)山川縱橫，河渠密布，古代有“四面環(huán)山，六水并流，八關都邑，十省通衢”之稱。土地平曠，灌溉便利，適宜農(nóng)作物的生長，符合北魏當時高度農(nóng)業(yè)文明發(fā)展的需要。同時交通便利，“北魏洛陽城伊、洛水旁乃市場繁盛之區(qū)，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運輸于當日之經(jīng)濟政策及營造便利有關”(160)，商業(yè)乘勢崛起。這樣的環(huán)境為北魏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契機，歷經(jīng)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莊帝、長廣王、節(jié)閔帝、安定王、孝武帝八個帝王，前后四十一年。
氣候、經(jīng)濟與生活條件等因素形成的“推力”促使北魏南遷，而同時“戀舊”因素形成的“拉力”導致北魏部分民眾北歸。《魏書》中屢次出現(xiàn)“北人戀本”“北人戀舊”等語足以說明問題，而《魏書·咸陽王禧傳》中的一段話更值得玩味：
初，高祖閑宴，從容言于禧等：“我后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膘R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幾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弦管奏之，莫不灑泣。(161)
咸陽王禧是顯祖獻文皇帝拓跋弘的兒子，高祖孝文皇帝拓跋宏的弟弟，位高權重，官至太尉、太保、司空，高祖臨終被委任為輔政大臣，后因貪婪好色，擅威作福，意欲謀反而被賜死家中。這不是我讀這則材料的重心所在，我更關注“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的戀北情結(jié)，以及“北人在南者，雖富貴，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的眷戀北國故土的普遍情緒。這說明雖然孝文帝已遷都洛陽，但北魏大多數(shù)民眾并不習慣于南方洛陽的生活，他們?nèi)账家瓜氲娜匀皇潜狈狡匠堑纳?。在這種“戀舊”情結(jié)的“拉力”作用下，北魏南遷的民眾有返北者，限于資料匱乏，已不得所考。然北魏部分舊貴族冬天居洛陽，夏天居平城，就應該是這種“拉力”作用的體現(xiàn)。
此外諸如戰(zhàn)亂、饑荒等因素造成的人口流動亦屬“推力—拉力”作用下的產(chǎn)物自不待言。
(1) 《魏書》卷一，第12頁。
(2) 《魏書》卷一一三，第2971頁。
(3) 《魏書》卷一，第12頁。
(4) 《魏書》卷一，第1頁。
(5)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第3657頁。
(6) 《宋書》卷九五，中華書局，1974年，第2321頁。
(7) 《資治通鑒》卷七七，中華書局，1956年，第2459頁。
(8) 《史記》卷一一〇，中華書局，1959年，第2885頁。
(9) 《后漢書》卷九〇，中華書局，1965年，第2986頁。標點改動。
(10) 《晉書》卷一〇八，中華書局，1974年，第2803頁。
(11) 《魏書》卷一，第1頁。
(12) 《魏書》卷一〇八，第2738頁。
(13) 高誘注《淮南子注》，世界書局，1935年，第337頁。
(14) 《漢書》卷八七，中華書局，1962年，第3563頁。
(15) 《魏書》卷一〇〇，第2224頁。
(16) 馬長壽《烏桓與鮮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39頁。
(17) 米文平《大興安嶺北部發(fā)現(xiàn)鮮卑石室遺址》，《光明日報》1980年10月25日。
(18) 《魏書》卷一，第1頁。
(19) 《魏書》卷一，第1頁。
(20) 《魏書》卷一，第2頁。
(21) 宿白《東北、內(nèi)蒙古地區(qū)的鮮卑遺跡》，《文物》1977年第5期。
(22) 《魏書》卷一，第2頁。
(23) 《魏書》卷一，第2頁。
(24) 宿白《東北、內(nèi)蒙古地區(qū)的鮮卑遺跡》，《文物》1977年第5期。
(25) 《魏書》卷一，第3—12頁。
(26) 《資治通鑒》卷一〇六，第3360頁。
(27) 董佑誠《水經(jīng)注圖說殘稿》，楊守敬、董佑誠《水經(jīng)注圖（外二種）》，中華書局，2009年，第134頁。
(28) 參看論文：王仲犖《北魏延昌地形志北邊州鎮(zhèn)考證》（《北周地理志》，中華書局，1980年，第1071—1072頁）、嚴耕望《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唐代交通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9頁）。
(29) 何天明《北魏盛樂與拓跋鮮卑的代政權》，《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
(30) 《魏書》卷一，第10頁。
(31) 《魏書》卷一，第10頁。
(32) 盛樂宮所在地今不詳，本文采用了呂陽《“盛樂城”與“盛樂宮”地理位置考辨》（內(nèi)蒙古大學2011屆碩士學位論文，中國知網(wǎng)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庫）的說法。
(33) 《魏書》卷一，第6頁。
(34) 《魏書》卷一，第9頁。
(35) 《魏書》卷一，第4頁。
(36) 《晉書》卷三，第65頁。
(37) 《資治通鑒》卷七七，第2459頁。
(38) 《魏書》卷一，第4—5頁。
(39) 《魏書》卷一，第7頁。
(40) 《魏書》卷一，第9頁。
(41) 《魏書》卷一，第11頁。
(42) 《魏書》卷一，第11頁。
(43) 《魏書》卷一〇三，第2308頁。
(44) 《魏書》卷一〇三，第2307頁。
(45) 《魏書》卷二三，第605頁。
(46) 《魏書》卷一，第12頁。
(47) 《魏書》卷一，第13頁。
(48) 《魏書》卷二，第26—27頁。
(49) 《魏書》卷一，第6頁。
(50) 《魏書》卷二，第32頁。
(51) 《魏書》卷二，第31頁。
(52) 《魏書》卷二，第31頁。
(53) 《資治通鑒》卷一〇一，第3206頁。
(54) 宓三能《說北魏初年破后燕后“遷徙山東六州吏民”的六州》，《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輯，第244—246頁。
(55) 毋有江《天興元年徙民與北魏初年的行政區(qū)劃》，《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
(56) 馬長壽《烏桓與鮮卑》，第47頁。
(57) 唐長孺《北魏南境諸州的城民》，《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第98頁。
(58) 葛劍雄、吳松弟、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5頁。
(59) 《魏書》卷二，第28—31頁。
(60) 《魏書》卷一一〇，第2849—2850頁。
(61) 《魏書》卷二，第27頁。
(62) 《魏書》卷二三，第604頁。
(63) 《魏書》卷二，第24頁。
(64) 《魏書》卷一〇三，第2290頁。
(65) 《魏書》卷二，第24頁。
(66)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65頁。
(67) 《魏書》卷二，第25頁。
(68) 《魏書》卷一，第8頁。
(69) 《魏書》卷二，第33頁。
(70) 《南齊書》卷五七，中華書局，1972年，第984—985頁。
(71) 《南齊書》卷五七，第984頁。
(72) 《魏書》卷二，第34頁。
(73) 《魏書》卷二，第34頁。
(74) 《魏書》卷二，第35頁。
(75) 《魏書》卷一〇三，第2308—2309頁。
(76) 《魏書》卷二，第39頁。
(77) 《魏書》卷二，第40頁。
(78) 《魏書》卷二，第41頁。
(79) 《魏書》卷四上，第71頁。
(80) 《魏書》卷九五，第2057頁。
(81) 《魏書》卷四上，第72—73頁。
(82) 《魏書》卷四上，第90頁。
(83) 《魏書》卷四下，第94頁。
(8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第2082頁。
(85) 《魏書》卷三〇，第728頁。
(86) 《新唐書》卷七五，中華書局，1975年，第3361頁。
(87) 李昉編《文苑英華》卷九六六，中華書局，1966年，第3465頁。
(88) 《魏書》卷四下，第98頁。
(89) 《魏書》卷六，第130頁。
(90) 《魏書》卷七下，第168頁。
(91) 《魏書》卷一〇一，第2239頁。
(92) 《魏書》卷四下，第101頁。
(93) 《魏書》卷四下，第100頁。
(94) 《魏書》卷四下，第102頁。
(95) 《魏書》卷四下，第102頁。
(96) 《魏書》卷四下，第105頁。
(97) 《魏書》卷六，第129頁。
(98) 《魏書》卷二，第35頁。
(99) 《魏書》卷二，第42頁。
(100) 《魏書》卷三，第54頁。
(101) 《魏書》卷三，第55頁。
(102) 《魏書》卷三，第55頁。
(103) 《魏書》卷三，第55頁。
(104) 《魏書》卷三，第57—58頁。
(105) 《宋書》卷四五，第1379頁。
(106) 《魏書》卷四上，第83頁。
(107) 《魏書》卷五，第115頁。
(108) 《魏書》卷六四，第1433頁。
(109) 《魏書》卷六四，第1427頁。
(110) 《魏書》卷三，第53頁。
(111) 《魏書》卷三，第53頁。
(112) 《魏書》卷三，第55頁。
(113) 《魏書》卷四上，第77頁。
(114) 《魏書》卷九九，第2200頁。
(115) 《魏書》卷二，第37頁。
(116) 《魏書》卷二，第38頁。
(117) 《魏書》卷三，第58頁。
(118) 《魏書》卷一〇三，第2309頁。
(119) 《魏書》卷四上，第81頁。
(120) 《魏書》卷九七，第2127頁。
(121) 《魏書》卷九七，第2127頁。
(122) 《魏書》卷四下，第97頁。
(123) 《魏書》卷七上，第135頁。
(124) 《魏書》卷七上，第136—137頁。
(125) 《魏書》卷一〇三，第2291頁。
(126) 《魏書》卷一〇三，第2291頁。
(127) 《魏書》卷一〇三，第2294頁。
(128) 《魏書》卷四下，第103頁。
(129) 《魏書》卷一〇三，第2295頁。
(130) 《魏書》卷一〇三，第2295頁。
(131) 《魏書》卷一〇三，第2295頁。
(132) 《魏書》卷四下，第99頁。
(133) 《魏書》卷四下，第100頁。
(134) 《魏書》卷四下，第100頁。
(135) 《魏書》卷七下，第172頁。
(136) 《南齊書》卷五七，第990頁。
(137) 《魏書》卷七下，第173頁。
(138) 《魏書》卷四一，第933—934頁。
(139) 《魏書》卷五三，第1182頁。
(140) 《漢書》卷一九，中華書局，1962年，第733頁。
(141) 《魏書》卷五三，第1187頁。
(142) 《魏書》卷九一，第1971頁。
(143) 勞榦《北魏洛陽城圖的復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魏晉隋唐五代卷）》，中華書局，2009年，第1026頁。
(144) 《魏書》卷七下，第178頁。
(145) 金大珍（Kim Dae-Jin）《從<洛陽伽藍記>看北魏洛陽城市園林》，“第五屆河洛文化國際研討會暨2006年漢民族研究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河洛文化與漢民族散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頁。
(146) 《魏書》卷六五，第1451頁。
(147) 《魏書》卷七下，第178頁。
(148) 《魏書》卷二〇，第527頁。
(149) 《魏書》卷一五，第378—379頁。
(150) 唐長孺《北魏南境諸州的城民》，《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第108頁。
(151) 《魏書》卷八，第212頁。
(152) 《魏書》卷二，第20頁。
(153) 黃盛璋《和林格爾漢墓壁畫與歷史地理問題》，黃盛璋《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4頁。
(154) 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zhuǎn)變的歷程·導言》，中華書局，2006年，第20頁。
(155) 任重《平城的居民規(guī)模與平城時代的經(jīng)濟模式》，《史學月刊》2002年第3期。
(156) 《魏書》卷六〇，第1332頁。
(157) 《魏書》卷三五，第808頁。
(158) 王肅《悲平城》，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第2205頁。
(159) 《魏書》卷一九中，第464頁。
(160)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4年，第67頁。
(161) 《魏書》卷二一上，第5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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