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方旅行書寫考略

2.1 “to travel”詞源辨

在西方，“旅行”（to travel）一詞最早是指“勞作，分娩”（to labour）。而“勞作，分娩”無疑是“辛苦、磨難”（to travail）的代名詞。中古英語在此基礎(chǔ)上出現(xiàn)了表達類似概念的兩個詞：“travailen”和“travallen”。后來在法語中也開始出現(xiàn)“traveiller”，“travaillier”和今日法語“travailler”的用法。十三世紀還出現(xiàn)了一個表達“旅行”概念的詞：“journey”。而“travel”、“travail”和“journey”三個詞的共同來源或者說意義上的共同聯(lián)系可以追溯至拉丁語的“tripalium”（刑具)，其字面意思是“三根火刑柱”。因為有這樣的姻親關(guān)系，所以在西方，人們習慣將旅行和苦難、考驗、折磨等具體經(jīng)驗聯(lián)系在一起。美國學者艾瑞克·里德（Eric Leed）在《旅人心靈：從吉爾伽美什到環(huán)球旅行》（The Mind of the Traveler：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一書中追溯了這種詞意上的歷史延承：

旅行是典范的“經(jīng)驗”，是一種直接而真實的經(jīng)驗的模式，它改變了旅行者。我們也許可以從印歐語言的詞根中看到這些改變的某些本質(zhì)的東西。在這些語言里，“旅行”（travel）和“經(jīng)驗”（experience）密不可分。

“experience”的印歐語詞根是per，意思是“嘗試”、“考驗”和“冒險”。這和英語的“peril”（危險)一詞的內(nèi)涵意義吻合。拉丁語中最早將per作為“experience”來講的兩個詞是“experior”和“experimentum”，相當于英語的“experiment”（實驗)一詞?！皃er”的第二層意思比較多，不過都無一例外地指運動。比如：“穿越空間”、“達成目的”、“外出”?！皃eril”中暗含的冒險和危險的意義在per的哥特式同源詞中也顯露無遺，如：（在這些詞中p變成了f）fern（far遠方)，fare（費用)，fear（畏懼），ferry（輪渡）。德語中表達experience的一個詞是erfahrung，其源自古高地德語irfaran，意為“旅行”、“外出”、“穿越”或者“漫游”。德語形容詞bewandert在15世紀還是指“到過很多地方的”，現(xiàn)在則是指“精明的”、“有經(jīng)驗的”、“聰明的”。正是這個詞表達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認為旅行是考驗和完善旅行者性格的一種經(jīng)驗。詞匯和意義的交錯反映出人們對于旅行的最早認識：苦難、考驗、折磨。早期英語詞匯中就有一個比較含蓄的詞表達“旅行”的這種意義，即：travail。……這種顯而易見的貶抑貫穿著古代所有的旅行史詩，如成書于公元前1900年、西方最早的旅行文學《吉爾伽美什的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

盡管在西方，“travel”的意思在十六世紀已經(jīng)變得單一，但“travel（journeying旅行）”和“travail”（勞作、痛苦)卻依然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且聯(lián)系緊密的兩個詞。對于“旅行”，西方人的早期意識里都是把它和艱辛、磨難、危險和前途的不可預(yù)測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不過，人們?nèi)匀粚⒙眯幸暈橐环N有益的“經(jīng)驗”。美國旅行理論家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1945—)就說：“我所說的‘旅行’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詞匯。它包含了某種或多或少自愿離‘家’去往‘異地’的行為。這種位移（displacement）的發(fā)生主要是得失所致——物質(zhì)的、精神的和科學上的得與失。它牽涉知識的獲取和（或者）‘經(jīng)驗’（令人激動的、訓(xùn)誨的、歡愉的、疏離的、開闊眼界的經(jīng)驗）的獲得”。

這里的表述同樣是建立在西方傳統(tǒng)的“旅行—經(jīng)驗”模式之上的，現(xiàn)代意義的旅游學也認同這種理論。英國社會學家約翰·厄里（John Urry)認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經(jīng)驗，其特征之一就是成為一位旅游者。他同時認為沒有外出旅行和沒車沒房其實并無二致。他也贊同旅行在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身份象征、而且是身心健康所必需的說法?？死锔５潞投蚶锏年U釋再一次證明：在西方，無論是傳統(tǒng)的還是現(xiàn)代意義的“旅行”與“經(jīng)驗”都有著不可分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而“旅行”與“知識的獲取”及“完善旅行者性格”之間則相輔相成。

2.2 西方旅行書寫的文化政治意義

然而，在地理大發(fā)現(xiàn)，尤其是西方傳教士關(guān)于東方的描述被神化后，西方對于跨界旅行的認識便開始彌漫著另一種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迷思。對“他者”尤其是亞洲國家的旅行凝視通常都是建基于君臨一切的東方主義情結(jié)之上。無論是從歐洲最早期的以朝圣文學為代表的旅行書寫文本來看，還是從二十世紀后半期熱門的后殖民研究話語審視，從歐洲到其他世界旅行的思想和理論，都無一例外地喚起人們對于探險、擴張、殖民、掠奪、拯救、征服、啟蒙等概念的追憶。對于這一過程中的文化和社會政治意義，法國旅行理論家范登阿比利（Georges Van Den Abbeele)在《作為喻詞的旅行》（Travel as Metaphor）一書的序言“旅行經(jīng)濟學”（the Economy of Travel）中有比較委婉的描述：“雖然觀點有些陳腐，但旅行一直都被人認為是激動人心的、有趣的、釋放身心的以及‘開闊眼界的’。此外，西方最重要的概念幾乎無一例外都與旅行這一母題息息相關(guān)，如：進步、尋求知識、人身自由、奧德修斯精神的自我意識、走指定線路（有代表性的是一些筆直但狹窄的線路）到達終點后獲得的救贖。”這里，范登阿比利探討的旅行母題無疑是從另一個側(cè)面來表達的。他所述及的觀點不知道是故意回避西方旅行史中濃厚的政治意識色彩呢？還是完全出于資本社會中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對于旅行的善意表達？也許他更多的是從現(xiàn)代旅游學關(guān)于旅游休閑的論述和傳統(tǒng)的“旅行—經(jīng)驗”模式的角度去闡釋的。但克里福德卻毫不諱言：“漫長的旅行史（包括‘田野工作’的空間實踐）很明顯是一部以西方為主導(dǎo)的、男性中心的以及中上階層的旅行史。”

實際上，簡單回顧一下西方旅行史，我們便不難看出作為旅行主體的西方對于旅行客體（他者）的凝視總與一定的社會階層、權(quán)力話語、歷史階段、性別和族群等因素難脫干系。有學者稱：“毫無疑問，異國的形象服從于一些強制性的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可通過注視者文化的狀態(tài)以及注視者文化與被注視者文化之間的力量關(guān)系而得到解釋?！痹趦煞N不同文化間的旅行凝視如此，在同一文化語境的內(nèi)部，情況也一向如此。厄里曾說：“在十九世紀以前，如果不是因為工作或者商務(wù)的關(guān)系，除了上流社會，幾乎沒人會外出旅行看風景的?！睂τ诼眯兄械淖迦汉蜌v史敘述，克里福德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旅行的主導(dǎo)話語中，有色人種不可能被描述成英雄的探險者、審美的詮釋者或者科學的權(quán)威?！边@不難讓人聯(lián)想到文化研究中所謂“‘白人男性是上帝’綜合征”（the white man as god syndrome）的說法。不僅如此，西方旅行的主流傳統(tǒng)也一直將女性排除在外?？死锔５绿岬剑骸啊匾穆眯小ū热缬⑿鄣?、教育的、科學的、探險的和高貴的旅行）都是男人們的事。嚴肅的旅行將女人排除在外，某些女性也去遙遠的地方，但她們多是以陪同或者‘例外’的身份成行的?！笔聦嵣希@鳳毛麟角的女性旅行者還全都是上流社會的白人婦女。說到底，誰能夠旅行？為誰旅行？為什么旅行？旅行書寫為誰而作？寫作什么樣的旅行日志？這些問題無疑都與權(quán)力話語和族群敘述息息相關(guān)。

于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化研究對于旅行書寫的興趣，主要便是從權(quán)力、話語、女性主義、族群理論和后殖民主義等視角去解讀具體的旅行敘事。這類學術(shù)研究不僅吸引了地理學家，而且人類學者、社會學者、文化史和科學史的學者，以及文學與翻譯研究者都紛紛參與其中。研究領(lǐng)域也不僅僅局限于書寫文本（狹義的旅行書寫），而且與區(qū)域地理學、航海史、藝術(shù)史、制圖史、翻譯史等眾多學科均有交叉關(guān)聯(lián)。綜覽西方傳統(tǒng)的旅行觀與西方現(xiàn)代文化對于旅行書寫的關(guān)注與描寫，我們不難看出西方人心目中的“旅行”始終與經(jīng)驗、知識，甚至與由此而衍生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power relations）息息相關(guān)。

毫不夸張地說，對整個西方旅行史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在研究整個西方文化的發(fā)生和發(fā)展史，因為一部西方旅行史無疑就是一幅西方文化的縮略景觀圖。艾瑞克·里德曾將西方旅行史推而演之：“旅行史昭示的不僅僅是西方的旅行史，而是整個人類的旅行史。這是一部關(guān)于散布、搶掠以及不同物種在不同的地方、氣候、土壤、地形條件下得以馴化的歷史。因此，人類的歷史和其他生物物種進化、延續(xù)和在適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群體定居的歷史并沒有什么兩樣。當然，人類的移居并非出自‘本能’，而是通過想象、通過對那塊神秘而遙遠、無比富足、遍地機會的圣地的想象開始的?！睂⑷祟惖穆眯泻臀锓N的進化作比較，無疑讓旅行研究有了幾分達爾文主義的味道，但這樣的旅行史言說應(yīng)該還是比較客觀的。事實上，沒有適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人類的旅行，甚至物種的旅行與進化都只能遭遇“水土不服”的命運。翻譯行為與此相仿，沒有適宜的起始環(huán)境，沒有“散布”（旅行）、“搶掠”（吞噬）或“馴化”（本土化）這些過程，源語文本要想在目標語文化體系中立足幾乎是天方夜譚。

2.3 旅行隱喻

人們往往有這樣的錯覺：以為無論是中國的“旅”、“行”、“游”，還是西方的“旅行—經(jīng)驗”模式，似乎更多強調(diào)的是旅行本身所引起的空間上的轉(zhuǎn)換和位移與旅行者之間的關(guān)系。這自然是對旅行研究的一種狹隘化和片面化的理解。事實上，正如英國學者克里斯·羅杰克（Chris Rojek）和約翰·厄里在《旅行與理論的轉(zhuǎn)換》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人類、文化與文化產(chǎn)品都在流動……顯而易見，人在不同文化中旅行，與此同時，文化和文化產(chǎn)品自己也旅行?！笨死锔５律踔羷?chuàng)造出了一個新詞“culture as travel”（作為旅行的文化）來表達旅行的無所不至。很顯然，旅行研究如果僅僅關(guān)注作為旅行凝視主體的旅行者是遠遠不夠的。

事實上，在文化研究領(lǐng)域中，“旅行”早已成為各種喻詞最主要的來源。里德分析說：“旅行的普遍性和人們對它的熟悉程度也可以從旅行是喻詞最通常的來源這一事實看出來。它被用來說明各種類型的轉(zhuǎn)換和變遷。我們用人類移動的經(jīng)驗來定義死亡（‘正在消逝’）和生命的結(jié)構(gòu)（‘旅程’或‘朝圣’），同時我們用它來闡述社會變遷和初始的生存狀態(tài)（‘推移’）”。在這些初始意義的基礎(chǔ)上，便衍生出現(xiàn)代批判理論思潮中洋洋大觀的旅行隱喻。如：流動（flow，flux，fluid）、流動性（mobility）、放逐（exile）、流散（diaspora）、位移（displacement）、游牧（nomadism）、朝圣（pilgrimage）、遷移（migration）、移居（immigration）、逾越（transgression）、越界（crossing boundary）、雜合（hybridity）、無根性（rootlessness)、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等。

毫無疑問，文化研究也完全可以用旅行來表達空間和轉(zhuǎn)換變遷層面上的隱喻。如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1939—）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Polysystem Theory）中關(guān)于從邊緣到中心或者從中心到邊緣的論述。除此之外，學者們也用旅行來喻指知識與理論的越界旅行與翻譯。如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旅行理論”（Traveling Theory)以及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1928—）關(guān)于文學和翻譯批評的“踐行地理志”（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和“越界”（Border Crossings）的理論言說。當然，翻譯所引起的文本的越界旅行既涵蓋了空間上的位移，亦有實質(zhì)性的轉(zhuǎn)換遷移行為，因此，將翻譯與旅行結(jié)合起來進行研究，或者說從旅行的角度來看待和分析翻譯現(xiàn)象無疑是可行的。

2.4 作為旅行隱喻的翻譯

英語的“to translate”（翻譯）一詞源自拉丁動詞“transla～tus”，該詞是“transferre”的不規(guī)則完成式，（transferre中的“ferre”這個詞根意為“to bear（負載），to carry（運送），to bring（帶來）”）意即“to carry across”（將某物從一處運至另一處）或“to transfer”（遷移）。后來在此基礎(chǔ)上派生出名詞transla～ti，即指transferring（遷移），也指removal to heaven（移至天堂）和a version（譯文）。顯然，“翻譯”的詞源本身就預(yù)設(shè)了一種地理位移的行為。而且，和所有的旅行喻詞一樣，“翻譯”的詞源同樣預(yù)設(shè)了意義上的轉(zhuǎn)換與遷移。綜合起來說，“翻譯”一詞在本質(zhì)上既包含了空間與時間的遷移，亦有形式和內(nèi)容的轉(zhuǎn)換。

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說翻譯就是一種另類的旅行方式，是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從主方文化（host culture）去往作為他者的客方文化（guest culture)的一次旅行。美國學者阿瑟·肯尼（Arthur Kinney）在《十六世紀的旅行與翻譯》一書的序言中也指出：“從概念上講，翻譯與旅行如出一轍；其區(qū)別在于抽象度的不同。一個強調(diào)抽象，一個強調(diào)具體。在概念上和實踐中，二者的共通之處在于都專注于關(guān)系、指稱和自我指稱。它們都是通過一定的模式、網(wǎng)絡(luò)或者意義指稱系統(tǒng)建立起來并發(fā)生作用的；都或含蓄或直接地依賴相似性（analogy）、隱喻和明喻”。當然，肯尼在這里是將旅行的意義狹隘化了。不過他所講的二者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于相似性這一點卻是再正確也不過了。很顯然，相似性是針對相異性而言的，無論是旅行本身還是作為旅行方式之一的翻譯，既是在他者中求同，也是通過對他者文化中殊異性的考定來最終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這無論如何都是最重要的，否則旅行的意義何在？翻譯的意義又何在呢？

不過，無論是作為文本旅行的翻譯還是旅行本身所尋求的相似性其實都不得不受制于其自身以外的一些因素，因此這里的相似性多少是打了折扣的。正如羅拉丹那·普拉熱（Loredana Polezzi）所說：“旅行書寫和翻譯所建構(gòu)起來的形象和表述通常是不對稱的，因為二者都是權(quán)力關(guān)系形塑下的產(chǎn)物……旅行書寫傳統(tǒng)與翻譯一樣，長期以來都為一種所謂的忠實和客觀（旅行者是目擊證人）的迷思所籠罩，然而實際上它是依據(jù)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和等級序列（hierarchies）來闡釋和表現(xiàn)現(xiàn)實的?！笨死锔５路治稣f：“如今我一直、或者說不遺余力地致力于將旅行視為一個翻譯術(shù)語。所謂的翻譯術(shù)語通常是指一個被長久或臨時用作對比意義的詞匯?！眯小傆幸粋€抹之不去的污點（inextinguishable taint），即它是由階級、性別、種族和一定的文學性（literariness）來定位的。這提醒我們在全球性的比較話語中，所有的翻譯術(shù)語——比如文化、藝術(shù)、社會、農(nóng)民、生產(chǎn)方式、男人、女人、現(xiàn)代性、民族志——離我們都是有一定距離的，而且這些術(shù)語本身不堪一擊。翻譯者，反逆者也（Tradittore，traduttore）”。這里，克里福德將翻譯的外延進一步擴展至比較和對比意義的層面。由于這些“翻譯術(shù)語”與旅行一樣均受階級、權(quán)力、種族等的約束，所以這些翻譯術(shù)語包括翻譯行為本身總會包含一些變異和反逆的因素。這樣的說法自然是可以站得住腳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接著說，正是這些變異和反逆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推動和促進了文本在不同時間和空間上的遷移與互動。假設(shè)真存在著兩個一模一樣的文化語境，旅行與翻譯無疑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