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國家主義”的“自由個體”敘事——《日瓦戈醫(yī)生》的敘事倫理芻議

孫磊

內(nèi)容提要：敘事情境中所傳達的倫理思想和價值判斷就是文學的敘事倫理。俄羅斯文學深厚的“國家主義”的敘事傳統(tǒng)使得俄羅斯文學自由個體的倫理敘事被大大邊緣化了。長篇小說《日瓦戈醫(yī)生》悖逆“國家主義”的敘事倫理，呈現(xiàn)出鮮明的自由個體的敘事倫理。個體敘事、倫理敘事、反專制的自由敘事構成了這一敘事倫理的鮮明特征。

關鍵詞：日瓦戈醫(yī)生　敘事倫理　國家主義　自由個體

作者簡介：孫磊，北京外國語大學在讀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俄羅斯文學。

Title：The Anti-Statist Narrative Ethics of Doctor Zhivago

ABSTRACT：Narrative ethics refers to ethical values and moral judgments expressed in a narrative situation．In Russian literature，the entrenched narrative tradition of statism has marginalized narrative ethics of free individuality．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s novel Doctor Zhivago breaks the statist tradition to champion the opposite narrative ethics featuring personal narrative，ethic narrative，and liberal narrative to defy authoritarianism.

Keywords：Doctor Zhivago，narrative ethics，statism，free individual

Author：Sun Lei 〈beibeicaocao@126.com〉 is a Ph.D．candidate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China (100089)，specializing in Russian literature.

任何一部小說都有作者在敘事情境中所傳達的倫理思想和價值判斷，因此任何一部小說都可以被看作文學的一種敘事倫理文本。一部蘊藉豐厚、思想深刻、藝術成就卓著的小說會是各種不同敘事話語的聚合，而倫理文本只是諸多敘事話語中的一種。學者陸建德將文學中的倫理視為一種“可貴的細節(jié)”，他說，“談倫理價值，作家、批評家絕不比哲學家、倫理學家遜色。說到底，文學是對‘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無比豐沛、細膩而又復雜的探討”（18）。因此，文學的敘事倫理研究應該成為經(jīng)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命題應該成為文學敘事倫理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

長篇小說《日瓦戈醫(yī)生》的核心內(nèi)容是講日瓦戈的人生命運的，是講他如何認識生活和對待生活的。在小說中，帕斯捷爾納克有關國家與自由個體問題的思考與體驗構成了小說最為顯在的敘事話語之一。作家向讀者講述了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轉(zhuǎn)型期所經(jīng)歷的生命苦旅及存在之殤，傳達了一種“念家”甚于“憂國”，“討生活”重于“干革命”的倫理思想，以自由個體的倫理敘事取代了國家主義的倫理敘事，它令蘇聯(lián)社會震驚，讓全世界讀者震撼。美國的《日瓦戈醫(yī)生》研究權威，被譽為“美國知識分子良心”的文學及文化批評家威爾遜說，《日瓦戈醫(yī)生》是“人類文學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趙一凡35）。

“國家主義”（этатизм），根據(jù)《俄語詳解大詞典》的解釋，有兩種含義，一是指將國家的形成看作社會發(fā)展最高形態(tài)的一種政治理論學說，二是指“國家積極干預社會及經(jīng)濟生活各個領域的一種方針政策”（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1526）。本文論及的文學敘事的“國家主義”取其二解，即國家意志、國家利益統(tǒng)領一切的意識形態(tài)觀念。國家主義敘事堅持社會政治凌駕于個人生命之上的言說，是用國家、人民、歷史的必然需求遮蔽甚至犧牲生命個體的一種宏大敘事。作家以國家的意志，人民的呼聲或是他認定的社會發(fā)展的歷史理性需求為引領，講述社會故事，裁定人生價值，塑造英雄人物，確定倫理價值，以重新整飭現(xiàn)實生活的道德秩序與意義結(jié)構。

由“自由主義”這一哲學、政治史術語引申而來的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則擯棄國家意識形態(tài)原則，以個體的生命故事為描述對象，表達自由的生命存在。作家讓他筆下的人物在面對生存疑難時，堅守個人價值判斷的自由權利，做出符合其自我意愿的選擇。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不去說教，不進行“是非”責任的裁定，不發(fā)出應該怎樣的道德指引，不塑造客觀歷史規(guī)律的代表人物，而是讓人堅守生命的自我。作家在精神的維度上維護人的自由、尊嚴，表達生活的溫暖與詩意。

文化的文學中心主義形態(tài)，文學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功利主義的經(jīng)驗哲學使得俄羅斯文化與文學從來就具有強大的國家主義思想背景。國家的命運、民族的歷史、民族的苦難、民族的精神等，成為相當多作家關注、思考、敘說的核心內(nèi)容。在虛構的文學世界里，作家“集體無意識地”強化著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集體的元素。文學的國家和民族塑型（而不是個性塑型）成為相當多的作家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解釋、生活事件的評價、人性的體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美學追求和價值取向。

故而，“國家敘事”的倫理成為俄羅斯文學敘事倫理的一個重要形態(tài)，而自由個體的文學敘事卻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程度地邊緣化了。這一看法也為俄羅斯批評界所認可。批評家巴耶夫斯基說，“俄羅斯的經(jīng)典長篇小說——日常生活的，心理的，社會的，家庭的，歷史的——都充滿了國家主義（國家性）。以長篇小說為創(chuàng)作體裁的我們的作家們都以卡拉姆辛、恰達耶夫、索洛維約夫、克留切夫斯基這些經(jīng)典的歷史思想家的觀點為武裝。俄羅斯長篇小說這一傳統(tǒng)的始作俑者是普希金”（281）。這一說法盡管不無批評家主體認知的偏激性，但卻具有相當?shù)暮侠硇浴ＫJ為，不管這些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提出的歷史理性具有怎樣的內(nèi)涵，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倡導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歷史倫理，即把人們召喚到有著深厚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社會現(xiàn)實中來，讓俄羅斯人的行為符合國家的、民族的發(fā)展需要，讓個體不要在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迷失。

多面的普希金也未能避免他強大的國家主義情懷。詩人的創(chuàng)作中確實存在著被俄羅斯文學史家諱莫如深的鄙棄下層民眾，鼓吹泛斯拉夫主義，甚至為沙皇歌功頌德的詩歌，如《荒原的自由播種者》（Свободы сеятель пустынный，1923），《斯坦司》（Стансы，1826），《致俄國誹謗者》（Клеветникам России，1831），《波羅金諾周年紀念日》（Бородинская годовщина，1831）等。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創(chuàng)作始于俄國專制社會危機四伏、12月革命黨人起義的前夕，結(jié)束于“舉國沉默、全民失望”的尼古拉一世時代。此間正是普希金的社會歷史觀漸趨成熟的時代，他的創(chuàng)作由浪漫主義走向了現(xiàn)實主義。作家通過對奧涅金無為的人生和悲劇性情感的描敘表達了一種通過糾正現(xiàn)實來尋求社會拯救和貴族知識分子拯救的敘事思路與倫理關懷。它深刻地影響了整個19世紀俄羅斯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敘事形態(tài)。在歷史長篇小說《上尉的女兒》中這一敘事倫理有了更為國家化的具體體現(xiàn)。沙皇軍官什瓦布林倒向農(nóng)民起義軍領袖布加喬夫的行為被作家視作不可饒恕也無法予以辯護的背叛，與此相反，他對格里涅夫在同樣境遇中所保持的忠于沙皇君主的貴族立場與軍人氣節(jié)，卻表達了由衷的贊美。小說中甚至連格里涅夫與為國捐軀的白山炮臺司令女兒瑪莎的愛情、幸福也是在葉卡捷琳娜女皇的恩庇中才得以圓滿的。

普希金之后的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索爾仁尼琴等等，他們都有深深的社會情結(jié)、民族情結(jié)、人民情結(jié)。他們都在社會的危機、民族的危難和人民的痛苦中看到了文學家的使命與文學的拯救價值，并傳播著他們所認定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俄羅斯文學經(jīng)典所提出的，令各代文學史家普遍引以為是的一系列社會命題，如“誰之罪？”，“怎么辦？”，“誰能在俄羅斯過好日子？”，“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你到底要什么？”等等，都是作家代表社會、民族、人民提出的道德“問責命題”，而經(jīng)典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如“小人物”、“多余人”、“當代英雄”、“死魂靈”等，都是在國家化的生存規(guī)范中陷入生存困境或道德困境的人。小說中顯現(xiàn)的是一種社會的道德原則，設置的是人民的倫理法庭。較之此間的歐美文學，自由個體的元素顯然較為淡漠，而國家的印記卻清晰可見。

無疑，托爾斯泰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最具“生活召喚力”和生命深度與厚度的作家之一，但他的國家主義情懷仍然不可不見。《戰(zhàn)爭與和平》中安德烈、皮埃爾、娜塔莎之所以成為俄國貴族青年的優(yōu)秀代表，原因之一是他們對國家政治與社會道德倫理的認同。以對個體的靈魂探究為己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性善惡、真假、美丑做出了他的判斷、抉剔，但他對個體尊嚴、生命價值、個人權利、個體自由的關注與追求是以基督的思想為歸宿的，即他用基督的神性來規(guī)定人的個性的可能性。難怪學者劉小楓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這兩位昆德拉推崇的小說大師，都不是人義論的，而是神義論的自由主義小說家：在他們那里，個人的賬簿仍然保存在上帝的寶座邊”（165）。

有俄羅斯批評家說，19世紀俄羅斯作家的敘事倫理中還有一種與國家主義互為表里的反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文學作品中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人物大都與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暴力恐怖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伊凡諾娃說，“如果將俄羅斯的自由主義之根（諾維科夫、拉吉謝夫、赫爾岑）與反自由主義傳統(tǒng)進行比較，那明顯可以看到：俄羅斯歷史上的自由派都是與‘革命思想’對接的。在反自由主義的文學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對俄羅斯自由主義者的怪異的描寫，對自由派（包括對他們的似乎脫離俄羅斯現(xiàn)實的生活方式）的漫畫式的諷刺。比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以及契訶夫和高爾基的小說中”（87）。

國家主義的倫理在蘇聯(lián)小說敘事中得到了大大強化。時代的總體性要求使蘇聯(lián)作家從個體走向社會、國家，甚至放棄、犧牲個體。國家主義原則更明確地被具體化為了忠誠于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敘事?！惰F流》、《毀滅》、《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新墾地》等（這樣的作品還可以無限地羅列下去），就是宣揚蘇聯(lián)國家主義的典范之作，與此同時，也有相當多的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展現(xiàn)了人在追求個體自由，違逆國家意志道路上的碰壁，經(jīng)典文學《靜靜的頓河》就是一例。蘇聯(lián)文學敘事的主流倫理取向是國家意識，而非個體意識，是理性意識，而非生命意識。

固然，上述話語并非否定俄羅斯文學傳統(tǒng)中自由個性倫理敘事的客觀存在與創(chuàng)作成就。如果像俄羅斯批評家所說，普希金是國家主義倫理敘事的“始作俑者”，但我們同樣可以確切無疑地說，這位偉大的詩人同樣是俄羅斯文學傳統(tǒng)中自由個性倫理敘事的確立者。以人的全面發(fā)展、和諧和美好為價值追求的契訶夫在創(chuàng)作中從未掏空生活的意義，舍棄對個性、自由、生命的價值探究。即使像屠格涅夫這樣的具有高度時代感和社會感的作家，也對生活充滿了向往和期待，他的小說始終彌漫著朝陽般的詩意，即使是以神秘主義的方式呈現(xiàn)的。當然在蘇聯(lián)文學中，也不乏《靜靜的頓河》中葛利高里那樣堅韌地向往自由、珍視生活和堅持自我的個性，遺憾的是他們并沒有成為蘇聯(lián)文學的主體。缺乏對生命自由與生活詩意向往的蘇聯(lián)作家在整體上并沒有完成文學創(chuàng)作精神上的現(xiàn)代化，抵達精神自由的境地。

然而，帕斯捷爾納克因其生命個體存在之殤的深切體驗，以其對個體生命價值的高度尊重與關切，對自由精神的現(xiàn)代性體悟，反其道而行之，在《日瓦戈醫(yī)生》中堅持了一種鮮明的自由個體的小說敘事倫理。

首先，小說《日瓦戈醫(yī)生》采取的是一種“個體敘事”。這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講述的關于蘇維埃政權建立前后的生命個體的故事，小說中有著他獨特的個性眼光，獨特的敘事倫理。批評家謝有順說，“文學是個體敘事，敘事倫理也應該是個體倫理，它呈現(xiàn)的應該是‘模糊’時代中清晰的個人……如何把個人從‘群眾’中拯救出來，使之獲得個體的意義，這是文學的基本使命之一”（28）。

小說中盡管有不少關于革命、戰(zhàn)爭場景的描寫，但小說敘事的核心是日瓦戈、拉拉和其他人物的一個個生命故事，是他們獨有的生命熱情，情感生活，人生變故，以及種種內(nèi)在的心靈事件?！皞€體敘事”中的人生描寫大都充滿了偶然性。小說中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由一個個偶然的，千差萬別的生活事件構成的。一個人遭遇的不幸或無意中給別人造成的不幸都遠遠超出人的主觀意志和情感意愿。但與此同時，人的生命感覺和生存態(tài)度又是高度個體的，是個體性情的必然，它決定了個體的生活道路選擇。

從為母親送葬的10歲少年到突然倒斃街頭的36歲醫(yī)生、詩人，日瓦戈短短的一生始終在漂泊動蕩之中。無論在莫斯科，還是在烏拉爾；無論在前線戰(zhàn)場，還是避難在山林；無論是與拉拉的相遇，與安季波夫的邂逅，還是與馬琳娜的結(jié)合，日瓦戈猶如生活海洋中的一葉小舟，聽任海上風暴的襲擊。然而，他從來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性，聽從生命的感覺行事。日瓦戈雖然被卷入了革命和戰(zhàn)爭，但他的生命遭際與重大的社會事件沒有發(fā)生任何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相反，主人公總是千方百計地要逃離那充滿動蕩的社會現(xiàn)實。即使他被劫掠到游擊隊里打仗、行醫(yī)，他也三次試圖脫逃。小說中其他人物的生命故事也莫不如此。拉拉與安季波夫的結(jié)合、別離、偶遇都缺乏小說描敘應有的邏輯鋪墊與情節(jié)發(fā)展的規(guī)定性，顯得倉促、突兀。拉拉與日瓦戈熱戀中的最終別離很令讀者費解，不知所措，似像天意，而對拉拉傷害甚深的科馬羅夫斯基的突然出現(xiàn)以及她匆匆追隨他的遠東之行，也像是鬼使神差，讓人有些不得要領。日瓦戈在瓦雷金諾的拉拉住處偶遇了一個叫西瑪?shù)呐?，這個令他贊嘆不已的“神學家、哲學家”儼然是個天外來客。作者通過這樣的“偶然性”敘事，試圖說明，生活不是按照人的理性設計的，一個又一個偶然的事件都是由偶然的機緣促成的。

此外，小說中，事件與事件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常常缺乏命運小說中通常應有的邏輯關聯(lián)。日瓦戈以及其他不同人物的生命故事正是因為其偶然性，所以顯得很真實，很尋常，也很人性。有批評家說，“在《日瓦戈醫(yī)生》里，人是通過他的個人的單一性來表現(xiàn)的，他的生活不是用來說明歷史事件，而是作為一場獨特和奇異的冒險，是在人的知覺、本能、思想和精神反抗的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斯洛寧241）。還有相當多的評論說，這是一部“哲理小說”，一部浸透了“宗教意識”的小說，此評價的正確性是對小說思想的形而上的意義而言的，并非就敘事對象來說的。小說描敘的對象不是社會的政治法理，不是理性的觀念世界，而是具體可感的個體生命世界和生命之謎。作者要解析的是人的個體，人的生命之謎，他說，日瓦戈醫(yī)生的人生“凝聚著我們竭力探索的巨變的秘密和生命之謎”（帕斯捷爾納克471）。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帕斯捷爾納克小說中“個體敘事”的方法。《日瓦戈醫(yī)生》不是書寫20世紀俄羅斯革命的史詩，小說中零散、片段、模糊的，甚至一句話交代的關于俄國三次戰(zhàn)爭、三次革命的描敘根本構不成俄國社會歷史的畫卷。主人公日瓦戈，幾個與他有著重要關系的女性冬妮婭、拉拉、馬琳娜與革命活動幾乎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與革命有著直接、間接關系的卻是相對次要的人物，如安季波夫、科馬羅夫斯基、戈爾東、杜多羅夫等。小說勾魂攝魄或令人唏噓不已的不是人物在革命、戰(zhàn)爭中的經(jīng)歷，而是日瓦戈、拉拉、安季波夫等人的個人命運以及情感經(jīng)歷中的人倫糾葛。

小說作者采用的不是講革命故事的方法，他用的是倫理故事的講法。這兩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只有一種敘事聲音——敘說革命的必然和消滅反革命的必要，其他聲音都是為應和這一聲音服務的，如《鐵流》，《恰帕耶夫》，《苦難的歷程》，《毀滅》等；而后者卻是讓小說中多個人講故事，講自己的或別人的故事，與革命有關或者無關的生活故事，與外在世界的關系，作者從各種人物講述的故事中表達他的價值判斷和倫理思想。

安季波夫的故事令讀者震撼和唏噓之處，不是他作為天才紅軍將領的功勛、業(yè)績（實際上小說對此只有間接的，多通過其他人口中表述的介紹），而是他對待情感、生命、幸福的態(tài)度，是他波瀾起伏的尋找生命價值的人生旅程。他真誠善良，天真率直，嚴于律己，意志堅定，是一個高尚的男人。他深愛著拉拉，這個工人子弟為了拉拉上了大學，又為了能與她在一起當了教師，拼命讀書，以便有朝一日能夠幫助她，最終也是因為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安季波夫結(jié)婚的當晚，得知了妻子曾經(jīng)被科馬羅夫斯基蹂躪的事實。拉拉的經(jīng)歷極大地傷害了他的自尊心，讓這個男人覺得生活在羞辱之中。他覺得必須離開家，離開妻子，到?jīng)]有人認識他的地方去。于是，他懷著復仇的目的隱姓埋名，投身戰(zhàn)場。也就是說，安季波夫不是出于對社會政治問題的看法，不是為了推翻舊制度和勞苦大眾的解放，而是為了化解私人的痛苦才踏上革命之路的。如他自己所說，打仗是“以便為她（拉拉——筆者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徹底報仇，洗清那些悲傷的回憶，以便過去永遠不再返回，特維爾大街和亞瑪大街不再存在”（444）。為擺脫個人的生命痛苦而起來干革命的情感倫理在蘇聯(lián)文學中可以說是此前從來沒有過的。

為了復仇，安季波夫全身心地打仗，殺人殺紅了眼，甚至炮轟住著妻子、女兒的尤里亞金。但成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很快便開始后悔所做的一切，他明白，“要想回到原先那種被中斷了的生活，首先應該結(jié)束現(xiàn)在這種新生活”（247）。他最終發(fā)現(xiàn)，“我們把生活當成戰(zhàn)役，我們?yōu)樽约核鶒鄣娜艘粕降购！?，結(jié)果卻是“除了痛苦外我們沒給他們帶來任何東西”（441）。從軍后的六年里，對妻子、女兒之情始終是他的未了之情。他說，“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們跟前，看見她們的愿望?。　F(xiàn)在只要能再見她們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價”（444）。這是他在拉拉的心靈伴侶日瓦戈面前傾訴的衷腸，其情之切，其意之堅，可見一斑。六年后，他懷著對以往一切的記憶，包括對自己的徹底否定，帶著未能解脫的痛苦和新的精神創(chuàng)傷回頭來尋找拉拉和女兒。情感倫理是塑造安季波夫這一人物的核心敘事倫理，也是最打動讀者之處。

“斯特列利尼科夫”是革命的名字，他為愛國主義的革命獻出了一切，但革命非但沒有在他身上造就愛，反而還一度窒息了他的人性，是愛情與親情拯救了他的人性與人倫。最終他以自己的道德意識做出了抉擇，以自殺的壯烈形式否棄并徹底告別了革命“狂熱的、畸形的、荒誕的歪曲”（439）。自由個體的敘事倫理激發(fā)的是個人的倫理感覺，一種獨特的生命感受與情感。小說中也有不是因為個人的痛苦參加革命的人物，比如日瓦戈兒時的好友戈爾東與杜多羅夫。早年，他們用浪漫主義的道德理想來填充青春的激情，革命時代的道德理想對于他倆總是那么充滿了吸引力，成年后喪失了鑒別能力的兩個人仍把時代的道德理想當作自己的追求，最終時代吞噬了他們的生命個性，造就了他們的奴性人生。因此他們的一生都是在“那種昨天好、今天好、永遠好、就是好的音樂當中度過的”（461）。日瓦戈說，“世界上任何個人的獨自活動，都是清醒而目標明確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匯聚在一起，就變得混沌不清了”（13）。戈爾東與杜多羅夫經(jīng)常與日瓦戈爭論，他們對戰(zhàn)爭、革命、人性、道德、時代的看法截然不同。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的杜多羅夫說，經(jīng)過時代的洗禮，他最終“腦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461），而這些時代流行的爛熟的話語也深得戈爾東的贊賞。日瓦戈說，他們是把革命當作了“時代的精神天花板”，“不自由的人總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461—62）。戈爾東、杜多羅夫與日瓦戈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態(tài)度和生活理念。他們的人生表明，唯時代話語是從，必然丟失生命的自我。在小說的尾聲中，這兩個知識分子即使有所醒，卻始終沒有能所悟，他們?nèi)匀粶蕚洹皾M懷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嚴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爐”，仍然做著以“英雄主義，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業(yè)的準備”。（484）政治文化、革命倫理、權力體制等形成的外在壓抑成為兩個人生存苦難與精神苦難的深層根源，他們兩人也成為國家主義敘事的審視對象。

《日瓦戈醫(yī)生》不是對舊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也不是對新生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的質(zhì)疑，帕斯捷爾納克甚至對區(qū)分白衛(wèi)軍與游擊隊誰是誰非的問題都沒有興趣。他只是試圖以一種自由主義的倫理精神反對形形色色的專制的“真理”，以捍衛(wèi)脆弱的個體生命及其生存的權利。

昆德拉說，“小說作為建立在人類事物相對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樣板，與專制的天地是不兼容的……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的小說的精神相茍同”（轉(zhuǎn)引自劉小楓157—58）。在昆德拉看來，反“專制真理”的小說精神是現(xiàn)代小說自由倫理精神的本質(zhì)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日瓦戈醫(yī)生》成為充滿自由倫理精神的俄羅斯現(xiàn)代小說的典范。

小說描寫的是只有戰(zhàn)場、廣場，沒有家庭、個人容身之地的生存形態(tài)，呈現(xiàn)的是一種只有“人民”話語，沒有個人話語的言語秩序，表達的是一種總體性人民公意的倫理。

日瓦戈發(fā)現(xiàn)，“人民的”真理、意志很可能是一個抽象的虛構，這不僅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而是遠早于那個時代的道德話語。他說，“從那個時期（指凱撒大帝時期——筆者注）往后，這個名詞只不過是個虛構，為的就是讓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說時可以這樣講：人民，我的人民”（116）?！八麄兏信d趣的就是總要有那么一種關于人民的話題，人民最好還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難，因此也就聽任對他們的擺布，同時在他們身上還可以滿足大發(fā)善心的欲望……”（118）令日瓦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么這個民族的精神主宰不遠遠地甩開這種過分廉價的、舉世聞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譏諷味道的智慧？為什么不肯冒險放棄自己的這項不可更改的職責，而像鍋爐在巨大壓力之下爆炸一樣，把這支不知道為了什么而正在掙扎和受到殘害的隊伍釋放出來？”（118）日瓦戈認為，“人民”這一名詞的虛偽性在于歷代統(tǒng)治者都以它作為幌子來實現(xiàn)并鞏固其統(tǒng)治，實現(xiàn)對自由個體的擠兌和扼殺。

士兵帕姆菲爾是窮苦人家出身，聽從了“人民的真理”，“不用宣傳便刻骨仇恨知識分子、老爺和軍官”（341）。為了革命的利益，他沒完沒了地隨意殺人，他講述說，“我干掉過你們很多人，我手上沾滿老爺、軍官還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數(shù)和姓名我記不住了。往事如煙嘛。有個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過一個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為什么要把小伙子殺死呢？因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時發(fā)昏，笑著朝他開了槍。毫無緣由”（342）。帕姆菲爾堅持暴力至上主義，導致他精神錯亂，徹底喪失了人性。為了不讓妻子、兒女在這場人民革命中受到傷害并減少自己內(nèi)心的痛苦，他用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個孩子，而那把斧子正是幾天前他替孩子們削木頭做玩具時用的。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們的（指帕姆菲爾這類人——筆者注）兇殘被視為階級意識的奇跡，他們的野蠻行為被當成無產(chǎn)階級的堅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游擊隊的首領和黨的領袖們都很看重他”（341）。帕姆菲爾人性的淪喪，魔性的張揚無疑受到了階級斗爭專制真理的戕害。

人民不應該是一個總體，從“人民”中看到的應該是無數(shù)的個體。否則，為由每個個體組成的人民奮斗的口號便會成為統(tǒng)治者支配個體命運的托詞。日瓦戈認為，自視為“民族公意”和“人民道德”化身的統(tǒng)治者主宰一切的時代早就應該結(jié)束了，應該把承認個體的道德選擇及其差異視為國家生活的基礎。他說，“希臘的哲人、羅馬的圣賢和《舊約》的先知早就了解這個道理?！谏钏际鞈]的心靈里，在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在被稱作天國的新的交往范圍里，沒有民族，有的只是個人”（118）?！邦I袖和民族已成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個性和對自由的宣傳。個別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紀事，充滿宇宙的空間”（398）。

與“人民真理”的專制倫理相反，作家通過日瓦戈所表達的生命理想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生活才是真理”的倫理思想。這一思想不探求生命形而上的意義，不探求為偉大事業(yè)奮斗的人生，而是在生活、生命的本身尋找最原初、樸實的價值與意義。安季波夫與日瓦戈生存的差異僅僅在于：前者一直在為他所認定的“正義的事業(yè)”戰(zhàn)斗，而后者追求的是一種安寧、平靜、質(zhì)樸、真實的生活。帕斯捷爾納克讓前者失去了愛情，毀了家庭，錯過了幸福，失落了人生，而讓后者贏得了愛情，嘗到了生命的快樂，獲得了心靈的自由與安寧。所以，日瓦戈總是說，“不把生活毫無必要地弄得如此復雜和失調(diào)”（275）。

“從清晨到黃昏，為自己和全家工作，蓋屋頂，為了養(yǎng)活他們?nèi)ジN土地，像魯濱孫一樣，模仿創(chuàng)造宇宙的上帝，跟隨著生養(yǎng)自己的母親，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創(chuàng)造自己的世界”（274），日瓦戈最為樸實、真切地把他對生活和生命真理的理解寫在了札記中。他沒有為自己設定偉大的事業(yè)和理想，對那些“變化無常的狂妄的吶喊和要求”（369）深惡痛絕，卻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瞬間的真實，捕捉此刻的幸福，實現(xiàn)當下的快樂。“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婦，我的愿望是平靜的生活，還有一大砂鍋湯”（282），《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樸實的詩句成了日瓦戈的生活理想。

“人生來是為了生活，而不是為了準備生活的”（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346）——這是小說主人公日瓦戈醫(yī)生始終堅持的一條生命原則。生活十分重要、神圣，但又十分復雜，因此他說，“生活本身、生活現(xiàn)象和生活的天賦絕對不是開玩笑的事！”（293）拉拉對此也感同身受，她認識到要“信賴最主要的東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讓它們而不是讓被打破了的人類各種法規(guī)來支配你，使你過一種比已往那種平靜、熟悉、逸樂的生活更加充實的、毫無遺憾的生活”（123）。

帕斯捷爾納克沒有遵從蘇聯(lián)小說的主導性敘事倫理，沒有屈從于一個時代的總體話語，他從小說敘事的“國家倫理”、“社會倫理”、“人民倫理”中突圍出來，以自由個體的生命倫理敘寫了一個個生命故事。作家沒有讓他筆下的人物用國家的道德倫理束縛自己的人生，而是盡情地讓他們自我的生命在現(xiàn)實中恢復個體的真相。這樣也就將他們個體的生命倫理化作了小說自由個體的敘事倫理。

劉再復先生指出，“文學是超越的，它的超越首先在于它是個人的。就是說，文學的超越視角首先是一種個人的視角”（97），“文學作品中的靈魂，歸根結(jié)底，應當是個體的靈魂，也就是體現(xiàn)在每個生命個體身上的靈魂，而不是群體性的民族靈魂……文學更多地應當是展開生命個體的靈魂沖突。靈魂本來天生是屬于個人的”（導言VII）。學者劉小楓也表達過相似的觀點，他說，“所謂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個體偶在的喃喃敘事，就是小說的敘事本身”（154—55）。個體敘事，個體倫理，個體視角是帕斯捷爾納克在長篇小說《日瓦戈醫(yī)生》中堅持的書寫方式。他通過對主人公在集體性時代中的自由個體書寫接續(xù)并發(fā)展了長期以來蘇聯(lián)文學中被邊緣化的自由個體的敘事倫理，對蘇聯(lián)文學的敘事倫理傳統(tǒng)有著重要的現(xiàn)代化更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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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季波夫后改名為“斯特列利尼科夫”，俄語射擊、槍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