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求”：風波驟起（1957年）

1957年（29歲）

進入江蘇省文聯(lián)創(chuàng)作組。

與陸文夫、葉至誠、方之、陳椿年等組織“探求者”，并起草啟事。

發(fā)表短篇小說《不幸》。

“探求者”被定為“右派反黨集團”。

高曉聲回家結(jié)婚。

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1957年春天，江蘇八位年輕有為的文學精英齊聚一堂，艾煊、方之、葉至誠、陸文夫、高曉聲、梅汝愷、陳椿年、曾華，像左拉的梅塘之夜，他們也有美好浪漫的金陵之夜。

艾煊，35歲，當過兵，當過記者，1954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并任省文聯(lián)秘書長、黨組副書記，組建了江蘇省文聯(lián)專業(yè)創(chuàng)作組。他正躲在蘇州修改長篇小說《紅纓槍》——即后來給他帶來國際聲譽的《大江風雷》的初稿。

比艾煊小6歲的梅汝愷在長篇小說《農(nóng)場女兒》問世后，正在南京郊區(qū)板橋血吸蟲病防治站體驗生活，準備創(chuàng)作新的長篇小說。他也決定去蘇州寫作。

陸文夫與梅汝愷、高曉聲同齡，文名最盛。1953年，處女作《移風》脫稿。1955年2月，短篇小說《榮譽》發(fā)表，榮獲江蘇省首屆文學創(chuàng)作獎，并在英文版《中國文學》刊出。他被譽為文學新人，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華東分會。1956年第10期《萌芽》發(fā)表他的成名作《小巷深處》，文壇、讀者初識“蘇州陸文夫”。1957年春，他告別蘇州小巷，來到省城。

1957年5月，高曉聲進江蘇省文聯(lián)創(chuàng)作組，從事專業(yè)文學創(chuàng)作，從此與文學結(jié)下不解之緣。他開始在小說中表現(xiàn)人物的命運。

被稱為老大哥的葉至誠也只有31歲，卻已有14年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他父親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作家葉圣陶。1954年秋，他躊躇滿志來到南京，踏上江蘇省文化局劇目編審室崗位。但戲劇創(chuàng)作極不自由，層層審查，備受政治干涉，他深深失望了。1956年春，他任省文聯(lián)黨組成員、創(chuàng)作委員會副主任，與年輕作家相知相交，成為他們的“老大哥”，心頭重燃文學希望。他一心想寫出非凡之作。

方之是個小老弟，才27歲。搞土改時，互助組死了牛，他急得徹夜不眠，賣掉自己的手表為互助組買牛。他熱情、真誠，像一團火。而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泉邊》、中篇小說《浪頭和石頭》，密切配合農(nóng)村各項運動和工作。他的才華被框住了。他正處在苦悶之中。

《雨花》的編輯陳椿年極富個性，桀驁不馴，頭發(fā)總是亂亂的，像是戳出的鋼絲。轉(zhuǎn)業(yè)軍人曾華，一心只想投身文學創(chuàng)作。

八個人，都是虔誠的文學信徒，年輕的胸膛跳動著火熱的心，不愿當人云亦云、亦步亦趨、趨時媚俗、平庸無為的文字工匠，而要當生活的斗士、文壇的驍勇，有個性、有作為的作家。志同道合，他們都在探求。

5月初，陳椿年奉命從文學講習所提前畢業(yè)回到南京，參加《雨花》編輯部工作。他覺得剛剛創(chuàng)辦的《雨花》，并未形成自己的風格，不如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他找老友高曉聲商量，高曉聲找葉至誠，葉至誠找方之，一致認為要做點什么。

葉至誠擔任省委宣傳部文藝處指導員，兼省文聯(lián)創(chuàng)作室副主任，住在南京楊公井的錫劇團宿舍。高曉聲也住錫劇團宿舍。陳椿年住湖南路的省文聯(lián)宿舍，兩處距離遙遠。5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陳椿年去看望他們，三人神聊。東拉西扯中，葉至誠說起1949年前他幫忙辦《中學生》雜志的舊事。他們都認同，那時的刊物，基本上是同人辦的。胡風派的《七月》、《希望》等不必說了，郭沫若他們的《創(chuàng)造月刊》、葉圣陶和夏丏尊的《開明少年》和《中學生》，林語堂他們的《論語》，都是這一伙那一伙信仰、志趣、文藝觀相近的文人合力同心辦起來的，自然而然形成了各自的風格和特色。如今所有的文學刊物一律辦成“機關(guān)刊物”，都要講究統(tǒng)一戰(zhàn)線大團結(jié)，從前的鴛鴦蝴蝶派和左翼作家同刊亮相，刊物不得不面面俱到，東拼西湊，像個大雜燴，哪里還談得上什么風格和特色呢！反過來說，原先各有風格和藝術(shù)觀點的作家，到了“機關(guān)刊物”上也很容易磨平棱角，銷蝕個性。

聊天中，陳椿年提出：“那么我們就來辦它一個同人刊物怎么樣？”葉至誠較為成熟，素來穩(wěn)重，他只說：再想想，再說吧。聊天即興，沒有專門深入討論，就轉(zhuǎn)向別的話題。但對“機關(guān)刊物”的弊端，他們看法一致。

高曉聲和陳椿年是老相識，幾年前都曾是“文藝應為中心工作服務”的積極奉行者，都曾奉命寫過劇本，都得過獎，也都從中感到莫大的苦惱，都覺得這套做法無非是遵從長官意志，搞圖解政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全無創(chuàng)作個性和創(chuàng)作樂趣可言，得了獎也全無“成就感”。他們對“雙百”方針，對正在中國流行的蘇聯(lián)“解凍文學”作品和“復興文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等提法，興趣濃厚。他們還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正是文學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飾現(xiàn)實的根源。高曉聲對陳椿年想辦同人刊物的提議有些心動，在另一次見面時問他可有什么具體設(shè)想，陳椿年設(shè)想辦一份報紙型的周刊或旬刊，以便擴大發(fā)行量，比較容易養(yǎng)活自己。至于刊物的名字，他建議可否考慮“探索”二字？高曉聲沒有明確表態(tài)，說：“再找?guī)讉€朋友商量商量。”

當時省文聯(lián)成立創(chuàng)作室，葉至誠任副主任，成員有顧爾鐔、方之、陸文夫、高曉聲、滕鳳章等，這是江蘇第一支專業(yè)創(chuàng)作隊伍。除了顧、滕，其他成員參加了幾次“探求者”的聚會。誰去了就隨便聊聊，不去也就算了，組合十分松散十分自由。沒見到章品鎮(zhèn)。

為了實現(xiàn)辦刊愿望，葉至誠、方之、陸文夫等一開始就按組織程序，首先請示了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艾煊明確表示支持，說這些青年挺有積極性的嘛！文藝處派指導員周正良來做“聯(lián)絡員”，直接參與“探求者”的一切活動。周正良曾任蘇南新專的輔導員，下鄉(xiāng)剿匪反霸時還是陳椿年的組長，彼此無話不談。省文聯(lián)黨組書記錢靜人也多次要葉至誠匯報“探求者”的活動情況。“探求者”們的全部活動都是在黨組織完全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沒有背著組織搞任何名堂。在這一過程中，也從未聽說有哪一位領(lǐng)導、哪一級組織批評反對他們籌組同人刊物。

在文聯(lián)的會議室，葉至誠、高曉聲、方之和陳椿年，與錢靜人對話。錢靜人說：“《雨花》創(chuàng)刊不久，你們何必另外再出一本刊物呢？這樣好不好？你們照樣辦同人刊物，但不要另出單行本，我去跟俞銘璜部長說，讓《江蘇文化報》按期辟出一版《探求者》的園地，兩版也行！”《江蘇文化報》是省文化局出版的一份四開周報。錢靜人還說：“如果給你們兩個版，一個月也有八萬字的篇幅了，可以了！”當時無論是省委宣傳部還是文聯(lián)黨組，都確認同人刊物可以辦，分歧只是辦的方式，是在報紙上辟一專刊，還是出單行本。錢靜人作為當家人，不能不考慮出單行本需要經(jīng)費和辦公地點等實際問題，他提出的意見，大家能夠理解。

他的意見符合陳椿年原先想辦成“報紙型”的念頭，但又嫌它易受報社的限制，陳椿年不說話，持中立態(tài)度。但方之、高曉聲激烈反對。好好先生葉至誠則嗨嗨嗨地在一旁笑著緩和氣氛。

雙方談不攏，四個年輕人便去吃餃子。吃罷回文聯(lián)，在會議室鋪席睡午覺。睡不著，講些省里文化界的鳴放點滴。方之建議：下午我們一同去找省委談意見。三人都同意，要解決問題，只有找省委。

下午三時許，四人到了省委。出面接待的是分管文教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四人早商量好了，公推方之主談，他是團市委宣傳部長，能說會道。方之侃侃而談，書記十分客氣，十分禮賢下士的樣子。他答復：“同人刊物是可以搞的，但怎么搞還要再商量?！?/p>

談完了，回來的路上又公推陳椿年執(zhí)筆成文，在《雨花》上發(fā)表。于是，七月號的《雨花》出現(xiàn)了四人署名的《意見與希望》一文，表達他們想辦同人刊物的強烈愿望。

文章認為，江蘇文學工作相當落后。問題何在？在于領(lǐng)導。領(lǐng)導問題有三。一，“長期以來，領(lǐng)導上片面地強調(diào)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為運動宣傳，而忽視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殊性?！倍?，“領(lǐng)導上雖然強調(diào)文藝要為政治服務，其實對文藝很不重視?！迸u鋒芒直指中共江蘇省委和宣傳部。三，“省委把文藝工作主要地當做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希望有四。一，是請有關(guān)部門的領(lǐng)導，給予作者、編輯相應的“政治待遇”，改變一些行政管理方式，擴大民主，信任知識分子。二，是“請領(lǐng)導上對江蘇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具體有效的安排”。三，是“請領(lǐng)導上重視劇本創(chuàng)作”。四，是“建議文藝界領(lǐng)導上提倡和支持作者們自由結(jié)合組織文學社團”。他們，勇敢地喊出了探求的強音。隨即，他們付諸行動。

6月初，去連云港參觀的陸文夫與曾華一起回來了。陸文夫剛到南京，就去葉至誠家。

6月6日，陸文夫見到高曉聲的那一天，就是發(fā)起《探求者》的那一天。葉至誠的宿舍，陸文夫、方之、葉至誠、高曉聲四人聚首，一見如故，坐下來便意氣風發(fā)地縱論文藝界的天下大事。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勾起他們極大的興趣和共鳴。葉至誠特別提到，聽說毛主席講要把王蒙同志從圍攻中解救出來，更增添了他們反對、譏諷官僚主義的膽量和勇氣。他們覺得眼下的文藝刊物一個模式，發(fā)表的作品大同小異，要改變此種狀況，他們義不容辭，決定創(chuàng)辦同人刊物《探求者》文學月刊，要在中國文壇上創(chuàng)造一個流派。一整天熱烈討論之后，議定由高曉聲起草一個“啟事”，闡明《探求者》的政治見解和藝術(shù)主張，由陸文夫起草組織“章程”，并四處發(fā)展同人。陸文夫馬上打電話給在鄉(xiāng)下的梅汝愷，讓他回南京。

過了兩天，葉至誠通知大家到他那里聚會。那個上午，到了七個人：葉至誠、方之、陸文夫、高曉聲、梅汝愷、陳椿年、曾華。此外，尚有省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位。葉至誠作開場白，說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要辦成一本正兒八經(jīng)的文學月刊，由高曉聲和陸文夫起草“啟事”和“章程”。陳椿年擔心：錢從何來？又怎樣維持下去？葉至誠很有把握：“這些都有辦法！”

主編請誰？葉至誠自認聲望、資歷、影響還不足以當頭兒，大家不約而同：請艾煊。艾煊溫和安靜，一心為文，熱心扶人，與他們心有靈犀一點通。為鄭重起見，先由梅汝愷寫信告知艾煊，再讓陸文夫回蘇州面談，請他定奪。

陸文夫與艾煊詳談，艾煊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絕，卻談了一通如何在靈巖山和一位高僧論佛。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很快寫出來了。

“探求者”文學月刊啟事

我們是一群年輕的文學工作者。我們的政治、藝術(shù)觀點都是一致的?，F(xiàn)在，我們結(jié)集起來，企求在同一目標下，在文學戰(zhàn)線上發(fā)揮更大的力量。

對于目前有一些文藝雜志的辦法，我們很不滿意；認為他們不能夠很好地發(fā)揮文學的戰(zhàn)斗作用。這一些文藝雜志，雖然也明確文藝為政治服務；但是，編輯部缺乏獨立的見解，顯示不出探討人生的精神；特別在藝術(shù)問題上，沒有明確的目標，看不出它們的藝術(shù)傾向。這種拼盤雜湊的雜志雖然美其名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卻反映了編輯部戰(zhàn)斗力量的薄弱，以及藝術(shù)思想的混亂。這是用行政方式來辦雜志的必然結(jié)果。

我們這個雜志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結(jié)社創(chuàng)辦的。我們有自己的宗旨。

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偉大的生命力。我們愿意為這個制度的勝利，貢獻出全部的力量。

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jīng)驗，吸取教訓；那么，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復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

社會生產(chǎn)關(guān)系改變了，人們的意識也隨著改變。但是，總的來說，后者卻遠遠地落后于前者。怎樣促使思想意識較快地趕上時代，是一項極其迫切的任務。而文學必須參與這項巨大的工作。

思想意識的改變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別。壞的要鏟除；好的要繼承、要發(fā)揚。這是一件細致復雜的事情。在新思想、新意識建立的過程中，有益的和有害的、正確的和錯誤的經(jīng)常同時出現(xiàn)，錯綜地交織在一起，也必須加以辨別。有益的和正確的要扶植，要幫助他們成長；有害的和錯誤的要批判、要糾正過來。這更是一件細致復雜的事情。

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jīng)造成了嚴重的危害，阻礙了思想意識的健康發(fā)展，更突出地妨礙了年青一代的成長。

教條主義又把浩瀚統(tǒng)一的社會生活歸結(jié)成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斗爭中，由于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tài)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zhì)的主要標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shè)。階級斗爭有它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階級斗爭基本結(jié)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xiàn)在人民內(nèi)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貌上存在著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斗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guān)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鑒于以上種種，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zhàn)斗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

文學創(chuàng)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chuàng)作方法。今天看來，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種各樣的兵器一樣，只要對社會主義有利，各種創(chuàng)作方法都可以運用。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是最好的方法，更不認為它是唯一的方法。

創(chuàng)作方法有過歷史的發(fā)展，現(xiàn)實主義的形成是一個大進步。恩格斯給現(xiàn)實主義下了定義。這個定義像一條紅線，把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其他創(chuàng)作方法劃分得清清楚楚?，F(xiàn)實主義當然也在不斷地發(fā)展。但是現(xiàn)實主義是否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發(fā)展而起質(zhì)的變化，成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至少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人能夠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之間清楚地劃出一條紅線。一切有關(guān)的論文中提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不同的論據(jù)僅僅是世界觀的問題，沒有或者極少接觸到創(chuàng)作方法。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方法有密切聯(lián)系，但是不能混為一談。不能把作家世界觀的轉(zhuǎn)換現(xiàn)象判斷為創(chuàng)作方法的變化。社會主義的文學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出現(xiàn)了許多好作品，這些作品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否就叫作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我們認為尚有待于對具體作品進行認真分析研究，目前難下定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所有這些優(yōu)秀的作品基本上都運用了典型環(huán)境和典型人物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其所以與原來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有所不同，是因為作家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故而能更正確地、深刻地理解現(xiàn)實和反映現(xiàn)實。除此以外，我們還不明白他們運用的創(chuàng)作方法為什么恰恰就叫做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

鑒于上述種種，我們認為現(xiàn)實主義在目前仍舊是比較好的創(chuàng)作方法。不斷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下，運用現(xiàn)實主義的方法進行創(chuàng)作，就是我們的主張。我們的理論研究方向是：具體地研究古典作品和當代的優(yōu)秀作品，探索他們的創(chuàng)作方法。只有這樣，才能逐步明確現(xiàn)實主義在哪些方面是豐富了、發(fā)展了。那種在概念上打滾，空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洋洋宏論，我們認為毫無道理。

我們還認為，自愿結(jié)合來辦雜志，和用行政方式辦雜志比較起來有很多優(yōu)越之處。

用行政方式辦雜志的缺點在于它是“官辦的”，盡管申明并非機關(guān)刊物，但是卻擺脫不了機關(guān)刊物的性質(zhì)。現(xiàn)在的文藝刊物是中央有幾個，各省有一個，各自為政。各省雜志的任務大抵是：“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團結(jié)與培養(yǎng)本省作者，繁榮創(chuàng)作”；中央則擴而大之。因此都不得不面面照顧，雜志的內(nèi)容也就不得不拼盤雜湊。另外，這些雜志編輯部的組成人員是用行政命令從各方面調(diào)過來的，編輯之間的觀點往往各不相同；即使有藝術(shù)觀點完全一致的編輯部，卻又因為面面照顧，必須登載那些和本身觀點相抵觸的作品。所以雜志就談不上獨特的見解和藝術(shù)傾向，樹立不起自己的風格來。

用行政方式辦雜志的缺點還在于作者與編輯部是脫節(jié)的，作者得聽憑編輯部的擺布。有時候同一編輯部對于作者的同一作品都會提出相反的意見；何況作者往往和幾個編輯部接觸，一篇稿件在幾個編輯部旅行之后，聽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修改了，發(fā)表了，而作品原有的特色往往也不見了。這就使作者難于認識自己，容易迷失方向，不僅無助于自己的風格的形成，相反的帶來了苦悶。

我們這樣來辦雜志：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shù)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志上鮮明地表現(xiàn)出我們自己的藝術(shù)風貌。我們也竭誠地尋求同道，但絕不面面照顧。對于來稿，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們期望以自己的藝術(shù)傾向公之于世，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學的流派。

還有一點，用行政方式組織的雜志編輯部往往機構(gòu)龐大，我們沒有這個必要。雜志的編輯工作，由同人輪流擔負，每班兩人即可（行政、雜務另聘專人負責），同人在擔負編輯工作期間，在經(jīng)濟上稍加補貼或不必補貼。這樣可以減低雜志成本，避免賠錢。目前許多雜志，都在蝕本，需要國家補貼。我們兩手空空，無本可賠，除要求政府幫助或貸給開辦費之外，將逐步做到自給。

在文學上形成一個流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經(jīng)過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斗爭。我們的辦法，不是先形成流派再來辦雜志；而是用辦雜志來逐步形成流派。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形成文學流派才有可能。目前，我們提出的主張并不一定就是完善的，在今后的發(fā)展中將不斷吸收養(yǎng)分，糾正錯誤。我們知道，我們會碰到很多困難；我們將刻苦學習，刻苦創(chuàng)作，克服困難，并盡量避免錯誤。黨和政府支持我們，文學戰(zhàn)線上的前輩會關(guān)心我們，與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給我們增添力量，廣大讀者會贊成我們，即使困難重重，也堅信事在人為，勝利必定。

章程和啟事，有著極其鮮明的流派意識，宣揚了明確的文學主張，堪稱一個文學流派的宣言，宣告“探求者”文學流派即將誕生。

他們將章程的打印稿直呈北京，不久就到了康生的手里?？瞪x后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陰陽怪氣地說：“聽說這葉至誠是葉圣陶的兒子，嗯，嗯，嗯……”

高曉聲、陸文夫他們當然不知道康生在打什么主意。他們把章程、啟事油印若干份，分送文藝處、文聯(lián)黨組以及“探求者”各個成員，此外又多印了幾份，由方之和陸文夫帶去上海，去籌集經(jīng)費，尋找支持，在上海文學界中征求“同人”。

方之、陸文夫是華東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陸認識不少上海的青年作者，方自告奮勇同行。他們跑到上海的華東作家協(xié)會，先去看望巴金，之后拜訪了葉以群、阿章、唐克新、姚文元等，希望他們加入。

巴金畢竟是“過來人”，已經(jīng)感到氣候的變化，明確表態(tài)自己不參加，并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刊物”。

巴金在多年后的《悼方之同志》一文中說：

我只記得他和陸文夫同志一起來找我，談他們組織“探求者”的打算……他們想在創(chuàng)作上多下功夫，約幾個志同道合的業(yè)余作者“探求”。他們說已找某某人說過，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勵。我了解他們的心情，三十年代我們也曾這樣想過，這樣做過。這兩位年輕人在創(chuàng)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負。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志”，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麄儧]有聽懂我的話，我也說不清我的意思，他們當然不會照我的意思辦。

葉以群、阿章、唐克新等人的態(tài)度模棱兩可。只有初露崢嶸的姚文元，讀了章程和啟事，連聲贊嘆叫好，表示“你們辦起來，我一定參加幫忙”。誰知人心難測，正是這個“金棍子”姚文元，根據(jù)方、陸送上門去的章程和啟事，無限上綱任意“推理”，炮制了好幾篇批判“探求”的大作，置人于死地，而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凈凈，且又撈了一票政治資本。

被巴金婉拒后，血氣方剛的方之很失望，說：巴金不是黨員，我們別去聽他。陸文夫有些沮喪，但沒說什么。從上海回來，陸文夫順便去了一趟蘇州的家。他已冷靜下來，想想巴金的意見恐怕有道理，于是寫了一封信給南京市文聯(lián)，信中說：“同人雜志，總覺得有小集團嫌疑，與提倡的集體主義思想有抵觸，我想來想去，還是退出，不參加的好。”這封信救了陸文夫一命。后來追查，他雖受處分，但沒被打成右派。

方之從上?；貋?，對妻子李艾華說起巴金：嘿，他怕什么！他怕，我們又怕什么？方之的意思很明白：我是小青年，是黨員，沒什么好怕的?！疤角笳摺眰冇X得巴金不參加“探求”是因為膽小，沒有理解巴金對他們的提醒和保護。不出幾天，他們就倒了大霉。

高曉聲也不怕，他非但寫了綱領(lǐng)性的啟事，而且勇敢實踐“探求者”主張，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不幸》。小說從題材到立意都有獨創(chuàng)性。他的筆觸開始伸向人物的感情世界，捕捉和表現(xiàn)人們心理的微妙變化。小說描寫深受丈夫精神壓迫的女演員李素英的內(nèi)心痛苦，細膩動人，批判的鋒芒直指那個滿腦子封建思想虛偽的“君子”丈夫。而這個獨斷專橫、道貌岸然，“說盡真理，做盡壞事”身任劇團副團長、藝委會主任的丈夫，正是共產(chǎn)黨員?！恫恍摇访黠@地體現(xiàn)高曉聲創(chuàng)作的重大轉(zhuǎn)折，他已經(jīng)把文學創(chuàng)作從為宣傳轉(zhuǎn)移到為人生上來，并且舉起了批判的匕首和投槍。

《不幸》在《雨花》第6期發(fā)表。小說第一次“把筆觸伸向了革命隊伍的內(nèi)部，描寫了一個滿口革命原則，而實際上靈魂卑污，給妻子制造痛苦和不幸的偽君子形象，從一個側(cè)面提出了知識婦女同樣存在的婦女解放問題”。（高曉聲，《我的創(chuàng)作道路》，《鐘山》，2006年第2期）

《雨花》第6期同時發(fā)表高曉聲、方之、葉至誠、陳椿年的《意見與希望》，對“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被視為金科玉律的“原則”發(fā)出質(zhì)疑。

說來叫人不信，就在籌辦“探求者”的同時，他們對于那些把黨員說得一無是處的言論和大字報，對于上街鬧事等等，很反感。方之甚至趕寫了一篇小說，希望感動上街鬧事的青年學生切莫忘了舊社會的苦難。他們的反感，其實也帶有不少“左”的情緒。誰料，不久他們自己卻都成了反黨集團的成員。

《探求者》因為經(jīng)費和人力的種種困難，奔忙了半個多月，煙消云散。啟事與章程只為征求意見，給極少數(shù)熟人看過，沒有發(fā)表，也沒廣為傳播。未成形，便流產(chǎn)。但影響遠播。江蘇六合高級中學31名師生響應探求召喚結(jié)社，領(lǐng)頭羊查良鏗，就是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的哥哥。

由于政治的高壓，“探求者”的宣言未能付諸實現(xiàn)，章程和啟事后來發(fā)表在《雨花》1957年第10期，充當批判材料。但“探求者”那獨樹一幟的強烈流派意識，它對社團——雜志——流派三位一體的周詳完整的設(shè)計，足以使它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極其寶貴的獨一無二的流派文獻。這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文壇實屬首創(chuàng)。而翻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人們可以看到，“文學研究會”——《小說月報》——“為人生派”是三位一體，“創(chuàng)造社”——《洪水》——“為藝術(shù)派”也是三位一體，它們都成為20年代令人矚目的文學景觀，造就了一批文學巨匠和大家，推動了一個輝煌的文學時期的崛起。這也是“探求者”憧憬的文學前景。方之、葉至誠、高曉聲、陳椿年興奮地展望：“大批的文學社團出現(xiàn)后，青年作者們就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討論自己的手稿，探索自己感到興趣的藝術(shù)問題，這對于活躍我們文學界的空氣，幫助不同流派和不同風格的形成，吸引更多的人愛好文學，都會有好處。……人們在文學事業(yè)中這種‘氣味相投’的結(jié)合，常常能夠起一種互相刺激、互相推動、互相幫助的作用，這對文學事業(yè)是大有好處的。”一個多么美好、理想、偉大的文學夢！

這需要勇氣。戲稱被“探求者”拉下水的艾煊當時發(fā)表的雜文《也有感于環(huán)境的勇氣》中表白：“正直的、確想用藝術(shù)武器為人民幸福而斗爭的藝術(shù)家，他總是勇敢的。他的勇氣就在于：他要表現(xiàn)他所深切地感受到、深刻鉆研過的東西，他不能不把真實的東西奉獻給人民。這常常要接觸到深刻的社會生活問題，有時要觸犯官僚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的忌諱，甚至要冒險?！?0年代中國文壇的環(huán)境，與個性、風格、流派格格不入。以批判電影《清宮秘史》《武訓傳》《關(guān)連長》為發(fā)端，接著批判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海河邊上》，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直至斗爭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都在運用政治大棒將文藝打進政治框架，造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模式。誰想背離，格殺毋論?！疤角笳摺惫惶魬?zhàn)政壇權(quán)威，挑戰(zhàn)文壇的既定秩序。經(jīng)歷了二十多年滄桑，陸文夫曾說：“壓力和勇氣本來都不屬于藝術(shù)，但是藝術(shù)都是在其間滾動著向前?！?/p>

“探求者”并不孤立。它是反對公式化、概念化文藝運動的產(chǎn)兒，是“干預生活”的文藝思潮的組成部分，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后的文學反響。從1956年到1957年6月，中國文藝界進入活躍時期，努力恢復文藝本身審美創(chuàng)造的積極力量抬頭。秦兆陽的《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巴人的《論人情》、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鐘惦斐的《電影的鑼鼓》等，闡述文藝本質(zhì)，批評教條主義文藝的束縛和禁錮?！案深A生活”的作品，如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報告文學《改選》與《在橋梁工地上》、話劇《洞簫橫吹》、電影劇本《布谷鳥又叫了》等相繼問世。

“探求者”文學流派應運而生。他們共同經(jīng)歷了相似的思想歷程和創(chuàng)作歷程，對文藝界無休止的批判及其后果有清醒認識，感應文藝界漸漸活躍的環(huán)境氣候，意識到自己創(chuàng)作實踐的不足。他們迫切希望踏上真正的新路。

在高曉聲起草的啟事中，“探求者”們把自己的主張歸結(jié)為“二十四個字”：“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求人生，促進社會主義?！鼻笞?、求實、求真、求新的文學精神貫穿其間。這是一種改革的、進步的文學精神，也是一種生命力旺盛、創(chuàng)造力巨大的文學精神，與保守、僵化、虛假、媚俗精神水火不容。教條是創(chuàng)作的大敵。只有個性，只有創(chuàng)造，只有風格，只有流派，才給創(chuàng)作帶來蓬勃生機和活力。

“探求者”文學社團和《探求者》文學月刊雖然夭折，可“探求者”們的藝術(shù)心靈已經(jīng)深深扎下自己流派的慧根，不管遭遇怎樣的困頓，再也不會拔去。作為凡人，他們可能成為昨夜星辰，但不會成為明日黃花。遠追梅塘之夜，作為精神，永生永存，“金陵之夜”的佳話永垂史冊。

氣候說變就變。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著名社論《這是為什么？》，“整風”一夜之間轉(zhuǎn)為“反右”。中國大地颶風驟起，“探求者”在劫難逃。夏天剛到，迫不及待秋后算賬，于是百花凋零。

5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女學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到北京大學發(fā)表長篇演講，為“胡風事件”翻案，引起巨大反響。隨后，林被打成右派。陳椿年在中國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學習時與林希翎有過交往，并通信，因此也被揪出。這一揪也就帶出“探求者”們。

6月初，敏感的陳椿年隱隱覺得有些不妙。一個星月交輝的晚上，高曉聲和葉至誠、梅汝愷邀陳椿年去玄武湖乘船納涼。閑談中陳椿年說起在北京認識了林希翎，從她那里看到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關(guān)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講了些報告內(nèi)容。冷不防高曉聲生氣地阻止他：“你說這些干什么？！今后不要再說這些事！”

陳椿年一愣，這才注意到，原來有人不斷向他問這問那，打聽他與林希翎來往詳情，此刻卻沉默了。陳椿年悟出苗頭不對。果然，第二天有人就找文聯(lián)秘書長檢舉揭發(fā)。當時省文聯(lián)的反右斗爭遠未開始。人在事中迷，陳椿年并不認為自己有什么大錯誤，至多有點自由主義罷了，因為斯大林的錯誤在中共八大文件中，以及后來發(fā)布的“一論”和“再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這些文件中，早已一再公開評論過了。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英國共產(chǎn)黨的《工人日報》、法國共產(chǎn)黨的《人道報》、日本共產(chǎn)黨的《赤旗報》，均已全文或摘要刊載。這些“兄弟黨”的機關(guān)報，當年在中國可直接訂閱。只有到陳椿年成了“右派”之后，他才從回憶中深切體會到高曉聲對他的一聲斷喝，實在夠朋友！80年代初，陳椿年從青海平反歸來，當年那位秘書長去陳家懇談，透露了些許內(nèi)情。

6月下旬，北方各報點名揭批林希翎，江蘇的“反右”也緊鑼密鼓發(fā)動。陳椿年居然無動于衷，稀里糊涂從未想到眼前波濤洶涌的“運動”，跟自己有什么糾葛。高曉聲比他聰明多了，重新住醫(yī)院生病去了?！短角笳摺返氖峦ｎD下來。

錢靜人向葉至誠、陸文夫打招呼，叫他們準備“主動檢查”。誰也沒去和陳椿年打招呼。他被視為“另類”?！傲眍悺眳s依舊滿不在乎，去醫(yī)院看望高曉聲，還詢問有關(guān)《探求者》的進展。高曉聲嘆了口氣說：“不談它吧！這事我們都別問了，自然另外有人會來問的?！备邥月暿鞘龟惔荒暌庾R到處境危險的第一人。

但陳椿年并未“主動補救”，固執(zhí)地認定辦同人刊物沒錯，那不是周揚親口倡導的嗎？至于林希翎，她在北京的活動自己全不知情，自己在南京的活動也不與她相干，有什么錯？黨對自己知根知底，不可能把自己踢出家門。

陳椿年錯了，錯得一塌糊涂。7月20日，江蘇省作協(xié)黨組召集全體“探求者”開會，要各人說清情況。錢靜人宣布：“有些同志主動要求檢查，這是很好的?，F(xiàn)在就由各人把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tài)度和情況說說清楚，自我批評，提高認識。我們的目的是治病救人，當然各人的情況不一樣，各有各的責任?！短角笳摺芬酝獾氖?，今天不談，性質(zhì)不同嘛！”

陳椿年的心一沉。他一聽就明白了。“《探求者》以外的事”，指的是他和林希翎的關(guān)系。“性質(zhì)不同”，那就是敵我矛盾了?？磥睃h組當時把《探求者》一案當作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想把除了陳椿年以外的其余人保護過關(guān)，而陳椿年，將被供奉到“運動”的祭壇上。伸頭一刀，縮頭一刀，事到臨頭，陳椿年樂得大方。他靜聽眾人一一檢討過關(guān)，有意最后一個書面發(fā)言，表明自己知道成了“重點”。

高曉聲養(yǎng)病不成，從醫(yī)院被“請”回來了。他在發(fā)言中客觀地敘述了《探求者》的來龍去脈，承擔了草擬啟事的責任，但沒作檢討。發(fā)言完畢，他就斜靠在椅背上垂下眼皮吸煙，一副聽天由命的神態(tài)。

陳椿年在書面發(fā)言中承擔了“策動”的責任，敘述了“同人刊物”念頭的由來，也沒作檢討，末了表態(tài)：“至于我在北京期間的其他問題，和《探求者》無涉，不在這里贅述?！卑炎约旱倪@一切與《探求者》分開，兩不牽扯，便于其他人“過關(guān)”。

錢靜人聽罷看罷，黑著臉沉默半晌，起身離座說：“好吧！今天的會就到此為止?！睆阶酝鶗h室門外走去。其余人也紛紛離座走開，只有陳椿年一人坐在位子上不動，目送他們離去。他注意到，高、葉等人回頭朝他望望，那是一種告別的目光。

很快，陳椿年被停職反省，通知他搬出宿舍，住進機關(guān)二樓一間小屋，軟禁起來。再次見到高曉聲，是在批判斗爭會上。高曉聲什么也不說。有人咒罵侮辱陳椿年。

作為和藹長者的錢靜人，從蘇南文聯(lián)起就是陳椿年的老領(lǐng)導，多年來關(guān)心愛護。非常時期雖把陳椿年送上祭壇，對他還是心慈手軟。錢不滿人身攻擊，從此改作對陳開小會“說理斗爭”?！罢f理批判會”由顧爾鐔主持，開了三四次，次次和風細雨。幾個人心平氣和圍桌而坐，也允許陳申辯、澄清事實。有一次陳椿華香煙“斷炊”，陸文夫、方之和高曉聲一齊把他們的煙拋給他，一點兒都沒有“同仇敵愾”的氣勢。

8月12日，省文聯(lián)召開首次“反右”批斗大會，又召開文聯(lián)委員擴大會，批判“探求者”“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相繼被隔離審查。不過，起初“探求者”們并不承認自己辦刊是“反黨”，只說是這做法“不合時宜”。實際上，當時他們已經(jīng)看到了《這是為什么？》打出的信號，但出于對文學的天真和癡迷，忽視了政治斗爭的殘酷性和復雜性，竟然不顧勸阻，執(zhí)著地“逆流而上”，也就注定了悲劇的發(fā)生。

《人民日報》社論接二連三：《工人說話了》《農(nóng)民說話了》。實際上，是毛澤東發(fā)話了。

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chǎn)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fā)表。毛澤東公開宣稱：反右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毛澤東的內(nèi)部講話：秦始皇坑了四百五十個儒，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毛澤東講給秘書的私房話：反右是引蛇出洞，是釣魚。

可憐的“探求者”們哪能未卜先知。他們只知心悅誠服地響應黨和領(lǐng)袖的號召，只知掏心掏肺，銳意進取。他們完全被蒙在鼓里。

更可悲的是，他們一頭撞上了康生，那個見風使舵的整人老手。

中央派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具體指導江蘇文藝界的“反右”斗爭。在北京時他已獲悉江蘇出了個《探求者》，那時他就認為這里面“有問題”。8月底，他離開上海，坐鎮(zhèn)蘇州。省委負責人去看望他，匯報全省反右斗爭形勢，康生聽了，一錘定音：“全國揭出的右派集團上千上萬，像你們江蘇的《探求者》那樣，有綱領(lǐng)，有宣言，有組織，大搖大擺成立起來而且公開活動，倒是只此一家。這樣的集團還不算右派反黨集團，那你們眼睛里還有誰算反黨集團呢？！”遂下令嚴查。

北京、四川等地一些同人刊物雖被取締，但沒有哪一個像《探求者》那樣遭遇沒頂之災。

錢靜人企圖拋一個保一批，此刻是行不通了。省委宣傳部的部長俞銘璜本也著眼于保，這時也保不住了。多年后，章品鎮(zhèn)跟陳椿年談起，錢靜人曾被一位省委分管書記叫去挨了一頓罵，質(zhì)問他：“這幾年你們是怎么搞的？！培養(yǎng)了那么多右派！”

中共江蘇省委對“反右”并不積極，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還為此受到上邊批評。時任省長的惠浴宇回憶：省委召開常委會專門研究對“探求者”這批成員的處理意見時，常委們都想保他們，俞銘璜甚至“說著說著眼淚汪汪的”。于是想出對有些人“邊戴帽子邊摘帽子繼續(xù)留在黨內(nèi)”的保護性做法，這是中共江蘇省委在“反右”運動中的發(fā)明。盡管“探求者”們都挖空心思作了深刻檢查，但康生咬住他們不放，江蘇不得不公開批判“探求者”。省委領(lǐng)導也身不由己。

從8月8日到31日，省文聯(lián)在南京召開十多次座談會，批判高曉聲、陳椿年等“探求者”的思想，批判升級為斗爭。

1957年10月9日，江蘇省委機關(guān)報《新華日報》發(fā)表長篇社論《〈探求者〉探求什么？》，系統(tǒng)批判“他們所謂‘打破教條束縛’，就是打破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所謂‘大膽干預生活’，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所謂‘嚴肅探討人生’，就是否認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就是他們所謂‘探求’的實質(zhì)。至于所謂‘促進社會主義’，也就是要把社會主義‘促進’到他們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標去?！比悄氂?、想當然。每一頂鐵帽子都壓得死人。10月24日《人民日報》全文轉(zhuǎn)載了這篇社論，鐵板釘釘。

高曉聲看到，自己心愛的《雨花》從第10期開始，第11、第12期連續(xù)發(fā)表批判“探求者”的文章，調(diào)子不斷升級：賀慶國的《一定要歌頌社會主義》、謝聞起的《對“探求者”的“政治觀點”的探索》、蘇雋的《歧途上的探索——評“探求者”的“藝術(shù)主張”》等。編輯部全文刊登“探求者”月刊社的《啟事》和《章程》，在編者按中寫道：“希望大家對它進行討論和批判”。在刊登村夫的《向何處去？——質(zhì)〈雨花〉編輯部》時，編者在《編后記》中作了反省和檢討。

第11期，《雨花》刊發(fā)社論《在“反右派斗爭”偉大勝利的基礎(chǔ)上堅決、徹底、大膽地改進文藝工作》，表示“文藝界的‘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中，偽裝幫助黨整風，到處放火，向黨進攻。……對于他們的這種陰謀罪行，我們當然不能輕輕放過，一定要狠狠地給以反擊，辨別大是大非，劃清敵我界限”。12期又發(fā)表江樹峰的文章《從作品看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優(yōu)越性——批判“探求者”否定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錯誤》。

上海的姚文元也聞風而動。此人是“文棍”。其父姚蓬子，與魯迅的學生胡風友善，曾讓姚文元認胡風做干爹。1955年，揪出“胡風反革命集團”，姚文元作文大批干爹。1957年，姚文元寫的文章引起毛澤東的關(guān)注，他在談到王蒙、李希凡、姚文元時，對姚評價最高。姚的《錄以備考》，與《〈文匯報〉的資產(chǎn)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觀點、思路不謀而合。姚文元吃準風向，一棍子打了下來，在1957年第12期上海的《文藝月報》發(fā)表《論“探求者”集團的反社會主義綱領(lǐng)》，文中說：“‘探求者’的啟事和章程是一個在文藝領(lǐng)域中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lǐng)。這個綱領(lǐng)的反動性是露骨的、不加掩蓋的，他們也的確把自己的這種主張‘公之于世’了。這個綱領(lǐng)是這樣的荒謬，他們想‘探索’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陸文夫、方之送上門去的啟事和章程，成了姚文元揭發(fā)批判“探求者”的第一手材料和罪證。毛澤東對姚青眼有加，曾夸獎：“57年的真正左派是姚文元。”

這場由江蘇發(fā)端、北京推動、上海呼應的批判，連篇累牘，“探求者”一時竟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大案。由于康生的直接干預，“探求者”終被打成“反黨小集團”，罪名是“取消黨的領(lǐng)導”，“搞同人刊物”。此時的“同人刊物”已等同于“反黨刊物”，哪里只是“不合時宜”，完全淪為敵我性質(zhì)的大是大非問題。康生的指令，直接導致批判“探求者”的升級和定性。

康生定性后，省文聯(lián)機關(guān)的“反右斗爭”立即升溫。陳椿年已被“揪出”，第一波火力沖他齊射。9月一個悶熱的秋夜，陳椿年坐在隔離室，翻閱基佐寫的《法國大革命史》。忽然門外走道燈火大亮，接著傳來人們的低語聲和紙張的沙沙聲。他想出門看看，卻聽到高曉聲沙啞的嗓門和方之重濁的喉音低聲對話：“看看貼得齊不齊？”“不錯，蠻好?！碧炷?！他們來貼自己的大字報！陳椿年沒有開門。第二天清早出門，墻上糊滿了大字報和漫畫。畫家亞明筆下的陳椿年兩只眼睛奇大，一只眼睛里是瓜皮小帽的地主，一只眼睛里是西裝領(lǐng)帶的資本家。聲討詩似葉至誠的筆跡：“你是一毒草，昨砍今又生。野火燒不盡，鋤頭來挖根。”還有高曉聲筆跡的一副長聯(lián)，敦促陳椿年認罪悔改。年輕氣盛的陳椿年邊看邊冷笑，別的人不在乎，他特別生高、葉的氣，心里叫喊：“好你個葉至誠、高曉聲！你們可真是士別三日應當刮目相看了?。　逼鸪蹶愐詾檫@批大字報乃是猛烈批斗他的“先聲”，為此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誰知“太陽落雨嚇小鬼”，幾張紙頭貼完，也就完事了。陳椿年再也無人問津。

一個月后，一切都明白了，陳對葉、高也不再生氣了。這是錢靜人的一片苦心，要他們對陳“堅決斗爭”，以便表明“探求者”已和右派劃清了界線，以求從寬發(fā)落的一個計策??！

風云突變?！疤角笳摺北欢椤胺袋h小集團”，要找首犯，找主謀?！疤角笳摺眰兒脻h做事好漢當，都把責任拉到自己身上。

口誅筆伐持續(xù)了兩個多月。宣布審查“探求者”之前，專業(yè)作者集中到省文聯(lián)學習。方之和葉至誠同住一個房間，同睡一張地鋪的草席。召開文聯(lián)委員會擴大會議時，把他們幾個也叫了去。會上從主席起，一個接一個發(fā)言，都說“探求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人就像聽了宣判一樣回到宿舍，坐在草席上默不作聲。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總歸跟你走的?！比耘f充滿了對葉至誠的信任。葉至誠心亂如麻，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本來我也是跟黨走的，可是，現(xiàn)在……你跟我走，我跟誰走呢？葉至誠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蘖艘粫街终f：“這中間只有我們兩個黨員，應該把責任擔起來。”葉至誠說：“主要是我的責任?！贝撕螅麄儽惚恍几綦x審查了。葉至誠，從小秉承父訓，為人為文要至誠。面對寫檢查和“揭發(fā)材料”的稿紙，他頭腦中一片空白，一根又一根地抽煙，一根又一根地拔下頭發(fā)，又一根又一根將頭發(fā)湊上煙頭燃燒，茫然而機械地重復這些動作。幾個小時過去了，依然面對白紙一張。那滿頭烏發(fā)，不知不覺滲出縷縷銀絲。想當初，父親葉圣陶發(fā)起成立文學研究會，是一件多么值得稱道的文學壯舉，而自己卻不能走父親走過的路。難道文學不再可為嗎？而方之想到了死。

“探求者”們爭搶“右派”帽子，但批判者非要追挖主謀，最后頂了十幾天，不得不“供出”高曉聲。

高曉聲自承是他起草了啟事，啟事即是宣言，他才是“主謀”。高曉聲頓成罪魁禍首、眾矢之的。他不推諉，不反駁，不吭聲。他明白兇多吉少，索性放下《探求者》，思索自己的前路。

批判斗爭正當激烈，高曉聲突然失蹤，誰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很緊張，怕他去跳崖或投江。南京的燕子磯往往被某些不愿忍辱偷生的人選作歸宿之地。葉至誠很了解高曉聲，叫大家不必驚慌，高曉聲是不會自殺的。果然，過了幾天高曉聲回來了，負責審查《探求者》的人厲聲責問他：

“你到哪里去了？”

“回家?！?/p>

“回家做什么？”

“結(jié)婚?！?/p>

對話幾乎是戲劇性的，可高曉聲永遠的悲劇也由此揭幕。

女方有肺病，高曉聲也有肺病，相戀多年未結(jié)婚。大難到來，高曉聲以閃電般的方式確定關(guān)系，以期患難與共，生死相依，希望在被世界排斥之后，還有一個溫暖的窩巢，還有一位紅塵的知己。人總要有一種寄托才能活下去，特別是知識分子。

省文聯(lián)機關(guān)已遷至山西路一家百貨公司的樓上。湖南路72號原址，只有門房和陳椿年。10月的一天晚上，樓下一陣響動，燈火通明。陳椿年走下幾級樓梯，俯身看去，只見原來一間辦公室房門大開，空空蕩蕩的屋子里，兩個總務人員動手架床，一旁立著高曉聲，怔怔的，呆呆的，手里還拎著一個旅行包。陳椿年一看就明白了，高曉聲“出事”了！前幾個月軟禁陳椿年時，為他架床的也是這兩位總務人員?！巴翘煅臏S落人”了，自己還能生他的氣嗎？

兩人常找機會私下交談，每次三言兩言，以免兼當看守的門房發(fā)現(xiàn)兩個“右派”在“密謀”什么。第一次，陳問高：“你怎么了？”高嘆口氣：“也戴帽子啦。”“怎么會呢？”他苦笑笑：“我不戴誰戴？啟事不是我寫的嗎？”“可那是大家公推的呀，又不是你自己主動要的！”“嘿，現(xiàn)在還能說這些嗎？！”

另一次，陳椿年向高曉聲詢問其他“探求者”的情況，高支吾了一小會兒，淡漠地說：“葉至誠大約不會戴帽，可能受個處分吧。方之、陸文夫也差不多?！标愖穯枺骸斑€有呢？”高又支吾了一陣，不耐煩地說：“政策你不懂嗎？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贖罪嘛！”作為“過來人”，陳椿年心里雪亮，不再說什么。

《新華日報》社論發(fā)表，陳椿年讀著社論，想著事情發(fā)展到這種地步，違背宣傳部和文聯(lián)黨組初衷，恐怕也出乎省委意料，更不用說“探求者”幾個年輕人了。夜里，他下樓走進高曉聲的房間，問他：“那篇社論你看到了嗎？”高曉聲身體不好，半躺在床上看書，他放下書本靜靜地看著老朋友，懶散地笑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你還是到院子里去欣賞秋月秋風吧！”

也在秋天，起初批判由高曉聲赤膊掛帥的“探求者”時，吳天石在會上批評了高曉聲。高曉聲一貫傲上，寧可吃虧不靠攏領(lǐng)導。碰到擺官架子的官僚，正眼不看?？伤偰芨惺軈翘焓挠H切。吳天石的批評深深震動了他，覺得辜負了教自己愛自己的長者。經(jīng)過近兩個月的批判斗爭，“探求者”們終于十分虔誠地認罪和懺悔。

五十年代初，一個友人到葉至誠家作客，對葉的藏書之豐大為贊嘆，看了所有的書櫥后問：“怎么看不見馬列主義？”葉至誠脫口而出：“馬列主義在外面。”書房外確有一個書櫥，里面裝著馬列主義。批判葉至誠時，這事也被翻出來，寫成鋒利的文章，題目就叫《馬列主義在外面》。把馬列主義放在外面，大逆不道！反黨反社會主義絕非偶然！

艾煊家里為“探求者”鬧不和，艾煊顯然發(fā)了犟勁，忿忿然對妻子說：“你盡可以去揭發(fā)我?！焙髞黼x婚。

高曉聲幽居湖南路期間，難得見到任何熟人。有一次在門口掃街，碰到艾煊從機關(guān)回來。艾看見了高，微微一笑，便無語而過。高曉聲的心胸為之一開，還可以笑嘛！

無情的口誅筆伐，無情的檢舉揭發(fā)，然后是無情的政治判決，一紙公文宣判“探求者”實屬反黨小集團、右派小集團，將陸文夫的《平原的頌歌》、方之的《楊婦道》、高曉聲的《不幸》、梅汝愷的《夜診》以及曾華的《七朵紅花》定性為毒草，發(fā)動大家集中批判。“探求者”成員一律受到處分：“首惡”陳椿年被戴上極右分子的帽子，送進勞改農(nóng)場，后又流放到青海勞動教養(yǎng)，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罪行”逐步升級，終于被送進監(jiān)獄，過著與世隔絕、暗無天日的生活?！皥?zhí)筆者”高曉聲，戴上極右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發(fā)配到原籍勞動改造。艾煊、葉至誠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又立即摘去，留黨察看。陸文夫、方之、梅汝愷、曾華被定為“中右”，即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高曉聲沒法和“同人”們一一道別。12月，陳椿年被押送省公安廳轉(zhuǎn)押去濱海農(nóng)場勞改，臨行時回望熟悉的院子，只見高曉聲佇立在他房間的窗戶后，朝他默默地點頭。

城市尚在沉睡。清晨，原本握筆的手拿起大掃把，打掃秋天的落葉，冬天的積雪，春天的花絮。

12月，高曉聲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在南京中山東路307招待所挨文化界左派人士批斗。有一次，有人疑心他在聽報告時做小動作搞攻守同盟，把他叫出會場命令他翻轉(zhuǎn)口袋，這就暴露了他懷有一匣“輝煌牌”鐵殼香煙。那是為慶祝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特制的一批高級香煙，以后再也沒有生產(chǎn)過。其后，高曉聲遭公開點名批判。后來，他在《煙囪世界》里提起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