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造歷史：三國文化地貌之吳蜀視角[1]
引言：遺失的文學史
標準的中國文學史中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空缺。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三強之中，魏在標準的文學史論述中向來得到最多的關(guān)注，而吳、蜀二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則基本上不被提及。打開任何一本典型的中國文學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公元三世紀的文學史基本上是三個政治時期的線性敘事：東漢建安（196―220）、魏正始（240―249）、西晉太康（280―289）。其中，三曹七子、竹林七賢，尤其是阮籍（210―263）、嵇康（223―262）兩位著名作者，構(gòu)成敘事的中心。
很顯然，這個故事對任何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來說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說太熟悉，以至于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三國時代一直是后世文學喜愛的主題，其中蜀、吳二國又是故事的中心；但蜀、吳二國自身的文學作品卻反而被遺忘，大都不為人所知。一部近年出版的中國文學通史對三國時期的文學做了具有代表性的概括：“在三國時期，文學最興盛的是魏國。其他兩國保存下來的文學作品都很少，也沒有特色?！?sup>[2]曹魏朝廷的文學確實很繁榮，但三國中最弱小的蜀國，卻也并不是沒有自己的學術(shù)活動與一定程度的文學活動。吳國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與早期史料的記載，吳國朝廷有眾多的學者與作家。所謂“沒有特色”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因為吳國的文學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是不容忽視的。
“其他兩國”的文本少有傳世，尤其是文學創(chuàng)作相當繁盛的吳國，這個現(xiàn)象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實際上，文本遺失本身就應(yīng)該成為文學史敘述的一部分。這其中有兩個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重要因素：其一，五、六世紀的文人大都忽視吳、蜀二國，認為中原的魏國代表了正宗的文學傳統(tǒng)。南朝（420―589）是西晉的繼承者，統(tǒng)一了中國的西晉又代替了魏。因而，南朝文人的文學觀也受到了他們關(guān)于合法性與正統(tǒng)的政治觀的影響。雖然吳國作家的很多別集在六世紀時都還存在，但具有影響力的《文選》卻沒有收錄吳、蜀作家的詩賦；[3]這種犧牲蜀、吳，尤其是吳，而對曹魏格外青睞的做法，代表了長期以來建安、曹魏作家的經(jīng)典化過程的頂點，而這種經(jīng)典化至少能回溯到五世紀初葉。[4]其二，建安曹魏的經(jīng)典化，反過來導致了蜀、吳大多數(shù)文學遺產(chǎn)的流失，這種流失進一步阻礙了當代學者對三世紀文學創(chuàng)作真相的了解?，F(xiàn)存吳國的文學作品只是當時的一小部分。吳國作家眾多，撰寫了大量注疏、子書、吳國史，還有屬于真正意義的“美文”的詩與賦。
現(xiàn)代學者對曹魏文化與思想的重視，正如美國學者法墨（J. Michael Farmer）所言，“不但反映出而且也延續(xù)了我們對南方文化的傳統(tǒng)偏見，造成了對中國中古早期思想史的扭曲與不完整的展現(xiàn)?！?[5]在很多方面，我們不能拋開吳、蜀來討論魏的文化與文學創(chuàng)作。魏文帝曹丕（187―226）努力把自己表現(xiàn)成一個有文學和文化品味的人，這與壓倒政敵的政治目的不無關(guān)系。[6]
三國在政治合法性與文化優(yōu)越性這兩方面，競爭都相當激烈，最明顯的斗智層面就是外交出使時的言談。關(guān)于富有口才的使者以言辯維護國家尊嚴，曾有過很多記載。以口才聞名的趙咨（活躍于三世紀早期）很得體地回應(yīng)了曹丕的種種尖銳的問題，如“吳王何等主也？吳王頗知學乎？吳可征不？” [7]蜀、吳大臣如費祎（？―253）、諸葛?。?03―253）和薛綜（？―243）曾用四言韻語進行敏捷的對答。[8]蜀國學者秦宓（？―226）曾針對吳國使者提出的一系列“難題”，例如“天有姓乎？”做出了機智的答復。[9]當然，這些故事的記載大都根據(jù)記載者的政治立場而定，也許不能準確反映當時的實況，但它們毫無疑問地展示了這些話語對構(gòu)建國家形象的重要性。
在更微妙的層面，魏、蜀、吳都希望被看作漢代的合法繼承人。任何對地域身份的炫耀都僅僅是為了證明自己更適合做漢的繼承者，例如后文將要詳細討論的吳國作家的賦作。對于蜀、吳來說，與漢朝的名門望族有聯(lián)系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財富，這點在蜀、吳臣僚的史書列傳中常被特意提及。[10]北方名門望族的認可，常常被看作文化才能與價值的重要憑證。[11]正如本文所要論證的，吳國在文化建設(shè)方面完全可以與魏國抗衡，尤其是吳國的儀禮音樂與歷史書寫。
重新考慮三國時期的文化張力，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吳國文本可以提供關(guān)于魏、蜀二國的另一種局外的獨特視角。很多吳國作家都寫過社會政治方面的論述，對時事與各國人物，都做出了敏銳的觀察與評價。吳國大鴻臚張儼（？―266）的任務(wù)之一是負責外交，他曾撰寫過蜀、吳官員的比較分析，并恰當?shù)胤Q之為《默記》，此作收錄了諸葛亮別集中遺漏的一篇奏文。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吳國佚名作者撰寫的《曹瞞傳》，因曹操兒時小名據(jù)說為“瞞”故得名?！恫懿m傳》文筆出色，塑造了一個生動、復雜的曹操形象：奸詐、無情，但又極富個人魅力。裴松之（372―451）的《三國志》注大量引用了《曹瞞傳》，其中記載了很多不見于其他史料的故事。這些故事中的曹操聰明機智、率性而為而又親切隨和，與客人吃飯時開懷大笑，以至于把臉埋進了食物；可與此同時他又陰險、狠毒，讓人不寒而栗。很顯然，嚴肅的魏朝正史不可能像《曹瞞傳》那樣描述他們的開國君主，但《曹瞞傳》記載的這些故事卻逐漸經(jīng)典化，對后世文學作品中的曹操的形象塑造，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對于魏政權(quán)的外在的“他者”視角，在陸機（261―303）、陸云（262―303）兄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xiàn)。陸機、陸云兄弟是南方名門望族的后裔、孫權(quán)兄長與孫吳建立者之一孫策（175―200）的曾外孫。晉朝280年滅吳，他們在家中隱居十年之后才前往首都洛陽。在北方，盡管他們的文學才華得到大家的贊賞和仰慕，但他們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外來者身份。兄弟二人對自己的南方根源有很強的認同感，但又對北方文化尤其是曹魏的文化遺產(chǎn)深感迷戀。陸機無疑是二人中更為創(chuàng)新的一位，他對南朝詩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早期中古時代被視為建安詩人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但與公元三世紀詩壇上同樣重要的人物傅玄（217―278）和張華（232―300）相比，陸機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把自己的南方身份帶入了北方詩歌，對北方文學傳統(tǒng)起到了只有外來者才能起到的影響。
本文先對蜀、吳文學創(chuàng)作做一個簡要的概述，再具體討論吳國的文化建設(shè)，主要是歷史的撰寫與儀禮音樂的創(chuàng)作。我認為這兩者都是針對魏、蜀聲稱的政治與文化正統(tǒng)而為，其目的是彰顯吳國的政治正統(tǒng)與文化力量。蜀、吳二國的視角在中國文學史中是重要的一環(huán)，它使我們對三國時期錯綜復雜的文化沖擊角力得到一個更完整的圖像。
本文使用了三個不同的概念：文化生產(chǎn)、文學生產(chǎn)、文本生產(chǎn)。與三國時期經(jīng)常發(fā)生的軍事行動相對，這三個概念強調(diào)一個政權(quán)不同方面的文化使命。所謂的文學生產(chǎn)是指狹義的或現(xiàn)代意義上的“美文”創(chuàng)作。文化生產(chǎn)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但也包括歷史的撰寫與儀禮音樂的創(chuàng)作：這些屬于廣義的“文”，但不屬于狹義的“文學”。文本生產(chǎn)泛指文本寫作，無論是經(jīng)典注疏、史傳還是詩賦；但很顯然，除了歌辭之外，音樂創(chuàng)作不能被文本生產(chǎn)所涵蓋。
蜀國的文學生產(chǎn)
我們對蜀國文化生態(tài)的了解大多來自《三國志·蜀志》。史學家陳壽是蜀人，他盡其所能展示蜀國最佳的一面。在十位學士的合傳中，陳壽列入了許慈和胡潛。許、胡二人經(jīng)常因為儀禮問題爭吵甚至互毆，這在當時就已成為笑柄。西晉史學家孫盛（約302―373）評論道：“蜀少人士，故慈、潛等并見載述?！?sup>[12]
“蜀少人士”之嘆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東晉史學家習鑿齒（？―384）批評諸葛亮殺馬謖（190―228）：“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杰……將以成業(yè)，不亦難乎？” [13]諸葛亮聽說他素來敬仰的徐庶（？―約230）和石濤在魏擔任不甚重要的職位，曾感嘆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14]
當時蜀國之地盤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四川，人民各族雜居，如果作為一個州省來說它做得相當不錯，但與魏、吳相比，蜀毋庸置疑地被地域的狹小與各方面資源的缺乏所限制，面對強大敵人的進攻而自保不睱，這不能說沒有影響到蜀國對各種文化事業(yè)的注重。蜀地文學曾經(jīng)有過繁榮：漢朝兩位出色的辭賦家司馬相如與揚雄都是蜀人。文學興盛的局面到了東漢似乎有所減弱，但正如法墨所言，當時也絕不是沒有學術(shù)與思想活動。[15]很多蜀地學者為儒家經(jīng)典撰寫注疏、創(chuàng)作哲學論著，學問淵博的學者譙周（約200―270）還曾寫過有關(guān)上古史的論述。但如果我們將注意力轉(zhuǎn)移到蜀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即詩賦，情況就沒有學術(shù)方面那么樂觀了。
查看《隋書 · 經(jīng)籍志》集部，我們只看到諸葛亮、郤正（?―278）、許靖、夏侯霸（約180―約250）四位蜀國作家，他們的別集現(xiàn)在都已佚失。[16]值得注意的是，這四位作家都是北方人，而不是蜀國本地人。
諸葛亮是瑯琊（今山東）宦族的后裔。郤正的祖父郤儉曾任益州刺史，在東漢末年的動亂中為叛軍所殺，郤正的父親留在蜀地，因此郤正在蜀出生。許靖是汝南（今河南）顯赫家族之后代。夏侯霸則是一個與曹氏有姻親關(guān)系的魏國將軍，在249年司馬氏政變殺害輔政將軍曹爽之后，歸降于蜀。
我們不知道許靖、夏侯二人的別集內(nèi)容，但諸葛亮的文章似乎主要是政治或軍事等方面實用性很強的公文。諸葛亮文集為陳壽親自編纂，274年呈給皇帝。陳壽上呈文集的奏疏今天還在，奏疏后附有文集各卷目錄。各卷題目體例不一，有些是根據(jù)文類與內(nèi)容而編，如《兵要》、《與孫權(quán)書》等，有些則以重要事件為題，如《南征》、《北出》等。值得一提的是，時人認為諸葛亮的文章缺少文采，陳壽在奏章中為之辯護：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圣人也?？贾渡袝?，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17]
陳壽認為諸葛亮的文章因其“公誠之心”而應(yīng)得到珍惜與重視。諸葛亮的一篇奏表后來被選入《文選》，也就是著名的《出師表》。但陳壽的辯護詞卻提醒我們，諸葛亮在當時并不以文采著稱。文學品味與評判的標準會隨著時代變化而變遷。
同為北人的郤正，是上述四人中唯一一位對“文章”（或者說美文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感到強烈興趣的人。蜀國書籍難得：學士許慈、胡潛不肯通借書籍；李權(quán)曾試圖向秦宓借《戰(zhàn)國策》，秦宓卻以《戰(zhàn)國策》不是李權(quán)應(yīng)該讀的書為由而拒絕。[18]據(jù)史傳記載，郤正熱衷于搜尋“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班［固］、傅［毅］、張［衡］、蔡［邕］之儔遺文篇賦”。他自己據(jù)說著有 “詩賦論約百篇”，其《三國志》本傳收入了一篇設(shè)主客問答的《釋譏》文，除此之外并無其他作品傳世。[19]
我們現(xiàn)在只看得到一首詩相傳是蜀地本土人士秦宓所作，那就是一千多年后才首次出現(xiàn)在傳世文獻里的五言詩《遠游》，文本來源很不可靠。[20]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得出結(jié)論說：蜀國文學罕有流傳，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蜀地美文創(chuàng)作貧乏的結(jié)果。但如果檢視一下吳的情況，這種想法就不能成立了。
吳國的文學生產(chǎn)
《隋書·經(jīng)籍志》集部著錄了二十余位吳人的別集。[21]除此之外，經(jīng)部著錄了很多吳人撰寫的經(jīng)典注疏，子部著錄了吳人有關(guān)社會、政治與哲學問題的專著，更重要的是，史部著錄了不少吳人的史學著作，這一點將在后文討論。這時期最值得一提的作家是張纮（153―212）、胡綜（183―243）、薛綜及其子薛瑩（？―282）、華覈（219―278）、閔鴻（活躍于三世紀四十年代—八十年代）、楊泉（活躍于三世紀中晚期），他們基本上代表了三代吳國作家。另一位重要吳國文化人士韋昭（204―273），他的一生幾乎貫穿整個吳國歷史，將在本文下一節(jié)詳細討論。
張纮和建安七子中的陳琳一樣同為廣陵（今江蘇揚州）人，著有詩、賦、銘、誄十余篇，和陳琳有書信來往。陳琳在寫給張纮的一封信中，以一種既謙遜又高傲的口氣，抱怨北方文學人才的缺乏，以此來解釋自己在北方的突出地位：
自仆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于文章，易為雄伯，故使仆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22]
張纮也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三國志》卷五十三記載：“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纮書曰：‘……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也。’”[23]孔融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他的認可總是被作為重要的社會評價而記錄在史傳里。張纮的《瑰材枕賦》（也許就是陳琳公開贊賞的那一篇）有相當一部分錄入《藝文類聚》。[24]此外，張纮還為孫吳創(chuàng)業(yè)者孫堅（155―191）、孫策寫了兩篇紀頌。據(jù)記載，孫權(quán)讀后甚為感動，贊美張纮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sup>[25]
與蜀國情況大為不同的是，《吳書》記載了很多吳國作家的詩賦創(chuàng)作。胡綜早年曾與孫權(quán)一起讀書，孫權(quán)在位時，他負責起草詔書及其他朝廷文件。229年，黃龍現(xiàn)夏口，孫權(quán)應(yīng)此瑞相登基，“又作黃龍大牙……命綜作賦”，《吳書·胡綜傳》收錄了此賦。[26]公元229年，吳、蜀聯(lián)盟之時，胡綜也曾寫過盟文。[27]
最值得一提的是，胡綜曾冒吳質(zhì)（177―230）之名偽造過三封書信。吳質(zhì)是曹丕的摯友，因文學才華而受到青睞，也善于在曹丕、曹植（192―232）兄弟之間周旋。[28]《文選》收錄了吳質(zhì)三封分別寫給曹丕和曹植的書信，可見他在書信寫作方面的才能頗受重視，而書信寫作不但需要文學修養(yǎng)，還要求作者對微妙的人情有精準的了解。曹丕登基后，任命吳質(zhì)為幽、并二州的都督。曹丕死后，一個叛魏歸吳的降人報告說吳質(zhì)受到魏明帝（226―239在位） 的猜忌。胡綜因借此機會造書誹謗吳質(zhì)。他的“吳質(zhì)書”文筆自然優(yōu)美，其中還有不少心理描寫與物質(zhì)細節(jié)的點綴。書信抒寫了吳質(zhì)降吳的愿望，詳細敘述了具體原因與行動計劃。[29]
胡綜的偽“吳質(zhì)書”，是中國文學史上現(xiàn)知首次由一個有名有姓的作家出于政治和軍事原因，誹謗他國敵人而偽造的書信。這是書信中的“代作”，值得學者關(guān)注；而且與三世紀常見的“代作”詩歌不同，它們旨在對“被代作者”造成嚴重的現(xiàn)實后果。[30]對吳質(zhì)來說幸運的是，胡綜偽造的“吳質(zhì)書”開始廣為流傳的時候，他已經(jīng)離開了邊界上的軍事重地，被調(diào)回都城轉(zhuǎn)任侍中。
與胡綜同名的薛綜，也是一位重要官員與作家。據(jù)《三國志》本傳，他曾“著詩、賦、難、論數(shù)萬言，名曰‘私載’。”[31]“私載”的出處見《禮記》孔子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明。” [32]薛綜反其意而用之，說自己的作品是“私載”，這是意味著他對自己的寫作特別偏愛，還是說他的作品裝“載”了自己格外青睞的想法，我們無從得知。有人認為“私載”是薛綜別集的標題。如果真是如此，那薛綜就是現(xiàn)知第一位給自己的文集起名字的作家，而作為文集之名而言，“私載”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巧妙幽默的說法，表明自己的文章與“無私載”的大地不同，是個人的文字和思想的載體。
薛綜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成就是為東漢張衡的《二京賦》作注，李善（630―689）的《文選注》多有引用。薛綜文集在唐朝時還有三卷，但后來就遺失了。[33]他的現(xiàn)存作品主要是奏疏，以及一些贊美各種瑞獸的四言頌。這些頌大都保留在類書中。[34]
薛綜的次子薛瑩繼承了薛綜的文學才華。公元271年，吳后主孫皓 （242―284，264―280年在位）看到了薛綜的作品，甚為贊賞，命薛瑩“繼作”。薛瑩寫了一首很長的四言詩，詳細敘述了父親與兄長仕吳的經(jīng)歷，以及對吳國知遇之恩的感激，此詩錄入薛瑩本傳。[35]但孫皓性情反復無常，薛瑩因?qū)嶋H或想象的罪名而數(shù)次受罰。他對吳國的最后貢獻是在晉軍兵臨城下時所寫的降書。薛瑩入晉后頗受尊重，不久后去世，留下文集三卷、史書一部（待后文詳細討論），以及《新議》八卷。其子薛兼（？―323）在晉朝仕宦顯赫，與閔鴻以及其他三人被稱為“吳中五俊”。[36]晉朝史家王隱（活躍于三世紀初期）曾以典型的北人的傲慢口氣稱贊薛兼：“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sup>[37]
當薛瑩被吳后主流放到廣州的時候，華覈曾上書請求赦免薛瑩：“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jīng)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38]可見吳國作家對不同才華與不同文體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有強烈的自覺意識。就像曹丕評價“七子”那樣，胡綜之子、《吳歷》的作者胡沖（活躍于243―280年之后）論華覈與韋昭（即韋曜）曰：“華覈詩賦之才有過于曜，典誥不及也?！?sup>[39]
與張纮一樣，華覈也是吳人。孫權(quán)曾任命五位大臣撰寫吳史，華覈為其中之一。孫皓在位時，華覈任右國史?！梆┮砸嚹昀?，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贝恕拔摹睂嵟c四言詩無別，見華覈本傳。[40]值得注意的是，華覈留下一首題為《與薛瑩》的五言詩殘篇，這是一個知名吳國作家以五言創(chuàng)作的私人性詩作，極為少見，李善《文選注》只保存了其中兩句：
存者今唯三，飛步有匹特。[41]
很巧的是，薛瑩有一首《答華永先詩》（華覈字永先），這是現(xiàn)存唯一另外一首吳國作家的私人五言詩作。《太平御覽》“從軍”部保留了其中兩聯(lián)：
桴鼓常在側(cè)，筆研永欲捐。卷帙不復開，干戈以為權(quán)。[42]
這兩首詩是否原本構(gòu)成一對“贈答詩”，我們無法確定。不過，華覈有一封關(guān)于請求赦免薛瑩的奏表，或許能讓我們對詩歌原作的內(nèi)容有所了解：
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43]
據(jù)此看來，薛瑩的詩有可能是寫他離京前往武昌“為將”的不快遭遇，而華覈的詩句則很可能是寫五位史家在周昭、梁廣去世后剩下的三位。
最后要提到的兩位吳人作家，是侍中閔鴻與隱士楊泉。兩人都經(jīng)歷了280年吳國的覆滅，也都曾受到晉朝征召，但都不愿出仕。楊泉著《物理論》十六卷，很多片段保留在類書中。兩位作家都留下了可觀的賦作，賦的題目既有強烈的地域色彩，也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閔鴻的《親蠶賦》，寫每年春天皇后親蠶或曰親桑的儀式，這個儀式與皇帝每年春天親耕也即籍田儀式相對應(yīng)。親耕儀式可上溯至周朝，在整個漢代都與親蠶儀式一起繼續(xù)舉行。[44]碰巧的是，楊泉也寫過一篇《蠶賦》。在序言中，楊泉提到前代賦作者從來沒寫過蠶，但很顯然，這篇賦并不只是寫蠶，而是寫親蠶儀式。值得注意的是，曹丕于226年在魏朝開始實行親蠶儀式，這是在他去世幾個月前、孫權(quán)稱帝四年之后開始舉行的。[45]為了表演并確認其政治合法性，吳國似乎也開始舉行同樣的儀式。通過閔鴻和楊泉的賦可以看出，這兩位吳國子民強烈地意識到，親蠶儀式對王朝的構(gòu)建有著重要的意義。
楊泉還寫過一篇《五湖賦》，這個題目具有強烈的南方地域色彩，無疑是有意與北方王朝著意宣傳的中原統(tǒng)治的政治與地域重要性相抗衡。[46]序言明確表明了作者支持南方的態(tài)度：
余觀夫主五湖而察其云物，皇哉大矣。以為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詩，云夢有子虛之賦。[47]夫具區(qū)者，揚州之澤藪也。有大禹之遺跡，疏川導滯之功，而獨闕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竊憤焉。敢妄不才，述而賦之。
作賦時在序言里自稱發(fā)前人所未發(fā)，這種現(xiàn)象是從東漢開始出現(xiàn)的。楊泉在《蠶賦》與《五湖賦》的序言中，都提到了自己是寫作此種題材的第一人，他對創(chuàng)新有著特別的關(guān)注。一般來說，這種創(chuàng)新意識總是與同樣強烈的文學史意識與自我定位意識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但楊泉的自我定位既是文學史的（就他對賦作傳統(tǒng)的意識而言），也是地域性的（就他光大吳國的愿望而言）。
對吳人身份的自豪在閔鴻的《羽扇賦》中也得到體現(xiàn)。當時北方的扇子通常是竹紈所制，一般是方形或圓形的。而吳地的扇子往往由鳥羽做成，例如鶴羽之類，形制也與北地不同。晉滅吳之后，羽扇這種吳國的“地方特產(chǎn)”在北方成為時髦的裝飾品，很多北方作家都為它寫過賦，把它當作來自新征服地域的具有異地風味的物產(chǎn)來描寫。[48]閔鴻的賦把羽扇和羽毛的來源——高貴的鶴——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在殘留下來的賦作中我們不斷聽到作者對經(jīng)典尤其是《詩經(jīng)》的回聲。閔鴻對中原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本的引用，為江南地方特產(chǎn)賦予了一種典雅和尊嚴。
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chǎn)九皋之中澤，邁雍喈之天聰。[49]表高義于大易，[50]著詩人之雅章。賴茲翮以內(nèi)飛，曜羽儀于外揚。于時祝融持運，朱明發(fā)揮。奔陽沖布，飛炎赫曦。同煴隆于云漢，[51]咸慘毒于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蔭玄云。運輕融以容與，激清風于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之繽紛。眾坐侃以怡懌，咸拊節(jié)以齊歡。感蕙風之蕩懷，詠棘心之所嘆。[52]于是暑氣云消，獻酬乃設(shè)，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詳回，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翻翻奕奕，飛景曜日。同皦素于凝霜，豈振鷺之能匹。[53]
通過對中原經(jīng)典的大量運用，閔鴻把來自南方炎熱朱明之鄉(xiāng)的羽扇，書寫得比北方還要“北方”：可以說它體現(xiàn)了經(jīng)典的精髓，無論其“用”（帶來清涼）或“色”（白色）都代表了北方的陰寒之德。在最后八句中，鶴與扇逐漸融為一體：羽扇的搖動模擬鶴翅的飛動，帶來一陣清風；光與影在皎潔凝霜的意象中交相輝映，詩人稱其甚至遠遠超過了《詩經(jīng)》里代表朝中高潔君子的振鷺。閔鴻筆下的羽扇可以說是兼具了南方和北方兩個世界之優(yōu)點。
閔鴻此賦是否在晉滅吳之后為了回應(yīng)北方作者而作，現(xiàn)在已不得而知。如果是寫于晉滅吳之前，這篇賦就不免帶有一點“預知”的色彩，雖然為扇子作賦本來就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54]但如果此賦作于晉滅吳之后，情況就大為不同了。我們在一位終身不愿北上洛陽侍奉新朝的吳國作家身上，看到了南北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依然在持續(xù)的文化較量。這種文化較量在陸機、陸云身上得到了更明顯的體現(xiàn)——陸機北上洛陽后，也寫過一篇《羽扇賦》；[55]陸云年輕時見過閔鴻，閔鴻贊美他“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56]這一文化較量有新的表現(xiàn)，很多學者都曾對此進行過討論。[57]
吳國有很多學者、史學家、詩賦作者。如果說蜀國文學主要以北方移民作家為代表，那么吳國很多作家都是本土人士。閔鴻和楊泉的作品意欲光大、宣揚吳國，特意表現(xiàn)吳與北方中原經(jīng)典傳統(tǒng)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吳國作家似乎對四言詩情有獨鐘，也掌握得相當嫻熟，而四言是《詩經(jīng)》的主要句式，被視為高雅莊重的典范形式。這與興盛于北方洛陽地區(qū)、深受曹魏王族喜愛、但在當時屬于低俗體裁的五言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58]然而，到了吳國的第三代作家如華覈、薛瑩等，我們開始看到吳人創(chuàng)作五言詩。我們知道曹丕曾把自己的文集與《典論》分別送給了孫權(quán)與張昭，[59]我們也知道陸機去洛陽以前已經(jīng)讀過曹植的文集，想必到了三世紀中葉，北方詩賦已逐漸滲透到吳國的精英階層。
在三國之中，蜀國以諸葛亮的理念為指導思想，也就是說蜀國必須首先把所有的精力與資源用于軍事，否則就會被兩個強敵輕易地征服。[60]但吳和魏則在文化領(lǐng)域中有意識地互相競爭。本文下面就要詳細討論這種競爭的兩個重要方面。
撰寫歷史
魏國與吳國首先通過撰寫歷史進行政治正統(tǒng)與文化強力的競爭。東晉南渡之后，東晉皇帝的一個首要舉措就是應(yīng)宰相王導（267―339）的請求設(shè)立史官。在奏章中，王導把撰寫朝代歷史形容為“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勛……厭率土之望，悅?cè)松裰?，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sup>[61]從王導的話中可知，撰寫王朝歷史，尤其是本朝開國的歷史，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意義的。
在三國之中，似乎只有魏、吳二國設(shè)置了史官?！端鍟そ?jīng)籍志·史部》曰：“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 [62]華覈云：
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63]
雖然據(jù)華覈的形容，丁孚與項峻似乎缺乏史才，但他們起草的吳史對后來的作者顯然很有幫助，甚至有可能獨立保存到了四世紀。[64]“末年”究竟是指孫權(quán)統(tǒng)治的最后一年即公元252年，還是泛指其晚年，這個不得而知；但少帝孫亮252年繼位之后不久，諸葛恪就上奏請求委任韋昭為太史。于是，諸葛恪、華覈、薛瑩、周昭、梁廣五人被任命撰寫《吳書》。[65]273年，孫皓監(jiān)禁韋昭之后，華覈曾試圖用這項任務(wù)為借口來營救韋昭，使他免于殺身之禍：
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后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后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66]
華覈盡力幫助朋友逃脫災(zāi)禍，但此時《吳書》似乎已經(jīng)差不多完成了。雖然現(xiàn)在無法看到其全貌，但裴松之《三國志》注對之大量引用，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引文都體現(xiàn)了《三國志》原文中所缺乏的吳人視角。[67]
公元255年，在吳國君主下詔著國史之后不久，魏任命王沈（？―266）、荀
以及著名詩人阮籍撰寫《魏書》。此舉完全可以被理解為魏對吳國創(chuàng)舉的回應(yīng)。此書據(jù)說“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68]但是，它依然被作為魏國歷史的重要材料而在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多有引用，也許更多的是因為它給歷史事件提供的獨特視角而不是因為所謂的“客觀事實”。
值得一提的是，吳國作家遠比魏國大臣更熱衷于撰寫東漢史。吳國以繼承漢朝正統(tǒng)自命，因而撰寫東漢史這一舉措既具有學術(shù)意義，也具有政治意義。孫權(quán)的內(nèi)弟謝承（182―254）著有《后漢書》。韋昭的《洞紀》則是一部頗有雄心的通史，從中國歷史伊始一直寫到222年吳國建國。[69]吳國作家還寫過很多地方先賢傳，如謝承的《會稽先賢傳》。此外，他們還撰寫過有關(guān)極南地域的風俗物產(chǎn)、地理環(huán)境等，也記錄了吳國的殖民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朱應(yīng)與康泰記錄他們出使東南亞的著作。[70]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詳細評述吳國諸多的修史活動，這里的簡要介紹只是為了體現(xiàn)吳國作家在歷史撰寫方面的活躍。他們對王朝歷史的興趣，特別是他們對南方地理、風俗、物產(chǎn)的特殊興趣，和建立南方帝國的努力緊密相關(guān)。[71]
創(chuàng)作樂歌
對于魏與吳來說，歷史書寫是一個多媒體的活動。政治正統(tǒng)與文化力量的第二個主要競爭方面是音樂的制作，更確切地說，是用音樂形式造作王朝的歷史。魏國朝廷對禮樂極其重視，對漢代遺留下來的宮廷廟堂音樂進行了重新改寫，以致新朝之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繆襲（186―245）所作的一組《魏鼓吹曲》十二首。
繆襲《魏鼓吹曲》的每一首按說都是基于漢“鼓吹鐃歌”創(chuàng)作的。每一首標題下都有可能出自沈約（443―513）之手的小注，給出與之對應(yīng)的漢曲名并解釋樂歌描寫的歷史事件。[72]比如說第三首題下注云：“漢第三曲《艾如張》，今第三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sup>[73]繆襲《魏鼓吹曲》作于魏明帝時，其最后一首題為《太和》，起句云“惟太和元年，皇帝踐祚”，[74]因而很有可能是太和年間（227―233）的作品。
《宋書》里收錄的“漢”鼓吹鐃歌從表面看來與朝廷事件沒有太大關(guān)系。相比之下，繆襲的《魏鼓吹曲》則是引人注目的魏史敘事詩。第一首《初之平》用三十句急促有力的三言詩，描述了東漢的崩潰、國家的混亂，以及西北邊、韓之亂不久后曹操的崛起。[75]第二首《戰(zhàn)滎陽》，記述了曹操與董卓手下將領(lǐng)徐榮作戰(zhàn)失利的過程。當時討伐董卓的各路諸侯都不敢前進，只有曹操帶軍進攻，因而遭遇了挫折。曹操的戰(zhàn)馬受傷，曹操自己也被流矢射傷。在他的杰出軍事生涯中，曹操打贏過無數(shù)或大或小的戰(zhàn)役，但繆襲偏偏選擇了一次曹操遭到慘敗的戰(zhàn)斗進行詳細刻畫，而這反過來凸顯了曹操的勇氣、毅力與忠于王事的正義感。《戰(zhàn)滎陽》包含了一些極為令人難忘的句子，它讓人聯(lián)想到《九歌·國殤》的英雄悲劇氣概，也成為唐朝詩人李賀（約790―816）具有強烈浪漫氣息的歷史歌謠的先奏。
戰(zhàn)滎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陳未成，退徐榮。二萬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眾幾傾。白日沒，時晦冥。顧中牟，心屏營。[76]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歌中所述之事，如戰(zhàn)馬受傷、徐榮的二萬騎兵等等，固然能印證或補充正史中曹操的傳記，然而此詩真正動人之處，是對日落戰(zhàn)場與主將在黑暗降臨之際中心屏營的戲劇化描述。后來，李賀正是以這樣的對心理與物質(zhì)細節(jié)的想象，為他的歷史歌行創(chuàng)造出鮮明的戲劇感和感情力量。
接下來的七首樂歌是《獲呂布》、《克官渡》、《舊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荊》、《平關(guān)中》，它們敘寫的是曹操逐漸平定北方的過程。第五首《舊邦》很突出，因為它在組詩中是唯一一首從頭到尾采取四/三節(jié)拍的作品。這首歌沒有繼續(xù)講述曹操的戰(zhàn)績，而是描寫他對百姓的關(guān)懷，而這正是一個賢君明主的最重要特征。
公元202年，曹操大破袁紹后回到故鄉(xiāng)譙縣（今安徽境內(nèi)），為那些在戰(zhàn)爭中犧牲的無后將士立嗣，并為死者建廟設(shè)祭，其教令曰：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后者，求其親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后何恨哉！[77]
以下是繆襲為紀念其事而作的樂歌：
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何依。游士戀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愿違。博求親戚，在者誰？立廟置后，魂來歸。
在曹操的教令里，對死去將士的關(guān)念和對自己死亡的預期糾結(jié)在一起，甚為感人。立廟本是為了生者（教令說“為存者立廟”），“魂而有靈”云云更是顯示了他對死后有知的不確定。然而，曹操依然想象自己的靈魂會因此舉而感到欣慰。我們很容易把繆襲樂歌中的聲音想象為曹操直接向聽眾傾訴，并在祭祀儀式中被無限重復、永遠存在。這首詩紀念的，是已經(jīng)去世的曹操對死者的紀念。樂歌的最后一句既是在招陣亡將士之魂，也是在招曹操之魂。在這組樂歌里，描述武帝曹操征討戰(zhàn)伐的樂歌一共九首，此歌居于正中，對于繆襲的整組樂歌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
第十首《應(yīng)帝期》歌頌曹丕建魏，組歌感情節(jié)奏從此發(fā)生轉(zhuǎn)變。前面的樂歌主要描述武帝曹操的各種軍事征討活動，而《應(yīng)帝期》則描述了新帝國的太平盛世，充滿各種祥瑞，重點特別放在曹丕的文明教化上，樂歌伊始即以“文皇”（曹丕謚號）的稱呼奠定基調(diào)。
第十一首《邕熙》繼續(xù)歌頌魏王朝的統(tǒng)治，側(cè)重于君臣相得之樂，詠唱了音樂本身的和諧力。下文選錄了此歌換韻之后的段落，令人想到建安時期曹操、曹丕集團成員所寫的公宴詩，音樂和飲酒總是同時出現(xiàn)。[78]
吉日臨高堂，置酒列名倡。歌聲一何紆余，雜笙簧。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壽考樂無央。
音樂既充滿節(jié)慶歡樂（“八音諧”），但同時又帶來秩序（“有紀綱”），遙遙呼應(yīng)也有力抵制了第一首樂歌中的“無紀經(jīng)”。對魏王朝的贊美最后在第十二首樂歌《太和》中達到高潮，此首樂歌是對當代君主魏明帝的歌頌。
儀式的作用是增強參與者之間的合作與凝聚力，讓不同的個體一起參與共同身份的建構(gòu)，這對于所有族群的生存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音樂在這樣的儀式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能夠激發(fā)和維持個體之間的團結(jié)感與認同感。配樂的歌辭通過對經(jīng)過選擇的歷史事件的演唱、重復與固化，構(gòu)建歷史并塑造社會記憶，使音樂的效果尤為強烈?！段汗拇登氛侨绱耍核鼈兪且栽姼璧男问綄懗傻慕▏吩?，在朝廷祭祀活動的語境中演奏，也許還帶有舞蹈與角色扮演。這些樂歌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彼此之間緊密相連，次第言說了魏王朝的歷史?！对娊?jīng)》里也有很多詩篇歌頌了周朝的建立與各位先祖，但并沒有像《魏鼓吹曲》這樣系統(tǒng)地編排，它們不構(gòu)成組歌，也恐怕不像《魏鼓吹曲》那樣作為組歌表演?！段汗拇登肥菢O具特色的歌詩，受到歷代王朝的模仿。
模仿也發(fā)生于當代：吳國史官韋昭留下了類似的組歌。東晉學者何承天（370―447）曾說：“世咸傳吳朝無雅樂?！?[79]《宋書·樂志》的作者沈約不同意他的看法，引韋昭獻《吳鼓吹曲》奏表“當付樂官善哥者習哥”語，評論道：“然則吳朝非無樂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辭被絲管?！?sup>[80]沈約認為組歌是獻給吳景帝孫休（258―264年在位）的。如果沈約所言正確，那韋昭是在繆襲的組歌寫完很久之后才完成了這套《吳鼓吹曲》。
的確，在很多層面上，這些樂歌都必須與《魏鼓吹曲》放在一起聽讀：一方面，它們的創(chuàng)作是為了與魏朝宣稱的合法性相抗衡，提供了不同的歷史角度；另一方面，這些歌辭在形象與修辭上都有意或無意地呼應(yīng)了《魏鼓吹曲》。樂歌的句式節(jié)拍是確認兩者之間復雜關(guān)系的另一重要元素。據(jù)沈約《樂志》，韋昭的歌辭完全采用繆襲歌辭的順序?qū)h鼓吹鐃歌進行重寫。不過，雖然有些樂歌采取同樣句式，比如說韋昭的第一首歌辭與繆襲的第一首一樣用三十句三言寫成，但又并非所有的樂歌都如此。譬如沈約認為第六首吳曲《克皖城》相當于漢曲第六首之《戰(zhàn)城南》，但《克皖城》在句式上卻與第五首魏曲《舊邦》一致，而《舊邦》又與漢曲第五首之《翁離》相當，也就是說，吳曲第六與漢曲第五都是六句，并采用了四/三節(jié)拍的句式。歌辭的句式與音樂之間想必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那么，吳國演奏這些鼓吹曲時所用的音樂與魏國的音樂是一樣的嗎？還是說吳國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音樂，但與此同時還是在某種程度上試圖保留“漢樂淵源”的幻覺？也許后一種情況更加可能。
沈約在第一首吳曲之后注曰：
《炎精缺》者，言漢室衰，武烈皇帝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跡始乎此也。漢曲有《朱鷺》，此篇當之。第一。
稱孫堅為“武烈皇帝”，后來又稱孫權(quán)為“大皇帝”，這表明上文有可能是沈約直接從吳國原始文獻中抄錄下來的，甚至也許就來自于韋昭的奏疏。
與《初之平》一樣，韋昭第一首歌辭的歷史敘述也是從公元一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那是漢王朝陷入動亂的時代，標志著三國領(lǐng)袖的崛起。歌辭中敘述了以“炎精缺”為象征的漢朝之沒落，但敘述中心是孫堅：他相當于魏國的曹操，開創(chuàng)了吳國之王業(yè)。然而，魏曲的前九首重點都放在曹操身上，吳曲卻只有第一首《炎精缺》與第二首《漢之季》是寫孫堅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的第三首到第九首跳過孫權(quán)的兄長、在開國過程中起了關(guān)鍵作用的孫策，而直接描述孫權(quán)的成就。
正如第十首魏曲一樣，第十首吳曲《從歷數(shù)》是歌頌王朝正式建立的作品。首二句“從歷數(shù)，于穆我皇帝”完全是魏曲首二句“應(yīng)帝期，于昭我文皇”的模擬重寫。[81]第十一首《承天命》與第十二首《玄化》似乎是歌頌當代君王孫休的，題下小注稱皇帝為“上”（按指今上）而不是像此前題注那樣稱“大皇帝”等等。當然，就像最后幾首魏曲一樣，也有可能是對吳國統(tǒng)治的總體歌頌。
但最后一首吳曲則包含了最后幾首魏曲里所缺席的一層意思：
玄化象以天，陛下圣真。張皇綱，率道以安民，惠澤宣流而云布，上下睦親。
君臣酣宴樂，激發(fā)弦歌揚妙新。修文籌廟勝，須時備駕巡洛津?？翟仗?，四海歡忻，越與三五鄰?！熬己ㄑ鐦?，激發(fā)弦歌揚妙新”表現(xiàn)了君臣同宴共賞音樂的和諧場面，與魏《太和》曲沒什么不同。但是，“修文籌廟勝，須時備駕巡洛津”，表示要攻克魏都洛陽，則帶有明顯的軍事性和攻擊性。
吳曲不僅在結(jié)構(gòu)上與魏曲一一對應(yīng)，其個別歌曲的內(nèi)容也往往與魏曲呈現(xiàn)頗有意味的相似之處。如第三首《攄武師》：
攄武師，斬黃祖。[82]肅夷兇族，革平西夏。[83]炎炎大烈，震天下。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魏曲第三首《獲呂布》：
獲呂布，戮陳宮。芟夷鯨鯢，驅(qū)騁群雄。囊括天下，運掌中。
這兩首歌的句數(shù)與句式節(jié)拍是一致的。第一、二句宣布了重要敵人被斬首，第三句都用“夷”字表示消滅與誅殺，最后一聯(lián)中也都用到“天下”一詞。
當魏曲和吳曲描寫相同的歷史事件時，吳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南方視角。第四首吳曲《伐烏林》中描述的事件，大致與第八首魏曲《平南荊》相當。《平南荊》寫曹操于208年攻克荊州，重點描述荊州的投降與曹軍的強大：“陶陶江漢間，普為大魏臣?！钡珜Σ懿僭跒趿值氖∫约按撕笄G州的失守只字不提。相比之下，吳曲描寫了同一年發(fā)生的事件，卻選擇了孫劉聯(lián)合大敗曹軍的赤壁之戰(zhàn)：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卷，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郡震驚。[84]眾既降，操屠荊。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fā)圣明?；⒊夹哿遥芘c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
這首歌的開頭幾句簡要地概括了曹操破柳城、征荊州的經(jīng)過，與魏曲第七、八首的基調(diào)很不一樣。魏曲說曹操“撫其民”，吳曲卻說他“屠荊”。歌辭中完全沒有提到孫吳的盟友劉備（161―223），把勝利全都歸功于孫權(quán)的決斷與吳將周瑜、程普的英勇。然而，“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fā)圣明”這幾句卻與魏曲第二首驚人地相似：
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這樣的相似之處特別能夠顯示韋昭對魏曲有意無意之間的借鑒。
從句式節(jié)拍的角度來看，第五首吳歌《秋風》值得一提，全詩除一句外皆為五言，從一個普通士兵的角度敘寫戍守邊疆：
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鳩鳥化為鷹。[85]邊垂飛羽檄，寇賊侵界疆。跨馬披介冑，慷慨懷悲傷。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窮達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戰(zhàn)場。身逸獲高賞，身沒有遺封。
此篇題注：“秋風者，言大皇帝說以使民，民忘其死?！?sup>[86]這首歌既與曹植一些雄壯慷慨的詩歌如《白馬篇》有相似之處，也可以被視為“邊塞詩”始祖鮑照（約414―466）詩作的先驅(qū)。無論如何，在王朝祭祀樂歌中，從一個缺乏具體階級標志的將士的視角出發(fā)來抒情敘事是很巧妙的作法，它使所有的普通士兵都獲得了一種尊嚴與使命感。
第七首吳曲《關(guān)背德》是對蜀漢將軍關(guān)羽 （?―220）的譴責。在三國英雄中，關(guān)羽在后世最享盛名，終被神化，在東亞、東南亞各個國家地區(qū)都廣受崇拜。但《關(guān)背德》中所描述的關(guān)羽，并不是正面的形象。
關(guān)背德，作鴟張。割我邑城，圖不祥。稱兵北伐，圍樊襄陽。嗟臂大于股，將受其殃。巍巍吳圣主，睿德與玄通。與玄通，親任呂蒙。泛舟洪氾池，溯涉長江。神武一何桓桓，聲烈正與風翔。歷撫江安城，[87]大據(jù)郢邦。虜羽授首，百蠻咸來同，盛哉無比隆。
這首樂歌使清代王士禛（1634―1711）的道德情感大受刺激，勃然稱之為“狺狺狂吠，讀之發(fā)指”。[88]他又批評繆襲、韋昭與后來傅玄所作的鼓吹曲全部“淺俗無復古意”，“其詞尤多狂?！薄Ｍ跏系膽嵟肛熥詈玫伢w現(xiàn)了歷史中意識形態(tài)的演變。
有意思的是，《關(guān)背德》與魏曲中次序相當?shù)牡谄呤住锻懒恰吩谡Z言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锻懒恰焚澝懒瞬懿儆诠?07年克烏桓之役：
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隴塞，[89]路漫漫。北踰岡平，但聞悲風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
海外，永無北顧患。
我們注意到，“神武”、“授首”的字樣也出現(xiàn)在吳曲之中。魏曲的“悲風正酸”，在吳曲中變成了“聲烈正與風翔”。
最后，吳曲第八首《通荊門》與第九首《章洪德》，則有意與魏曲系列中相應(yīng)的樂歌唱反調(diào)。第八首魏曲描述了荊州降曹，而《通荊門》卻描述了公元222年吳蜀重新建立的聯(lián)盟，“荊門”即指吳、蜀之間的荊州要塞。第九首魏曲敘寫曹操征服西北，第九首吳曲《章洪德》則針鋒相對地描述了吳國向南方發(fā)展的殖民統(tǒng)治。
結(jié)束語：重造歷史
如上所述，魏與吳分別通過多媒體渠道進行王朝建設(shè)與意識形態(tài)的較量。他們試圖通過撰寫歷史以及反復公開演奏音樂化的詩史，來塑造公共記憶和確立王朝的合法性。這些關(guān)于建國功業(yè)的儀式性樂歌，后來歷代皆有效仿，甚至到了二十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自己的大型歌舞史詩《東方紅》。
但本文標題中的“重造歷史”，不僅僅是指魏、吳兩國積極開展的修史事業(yè)，也指我們今天對中國文學史中以北方/魏晉政治正統(tǒng)作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敘事模式提出的修正。三國時期的武力沖突是眾所周知的，對蜀、吳二國的文學生產(chǎn)和對吳、魏二國的文化爭霸進行反思，卻可以讓我們對三國時期的文化生態(tài)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吳以及魏的儀禮音樂尤其應(yīng)該得到文學史家更多的重視。一方面，這些樂歌為后世詩歌傳統(tǒng)中的歷史歌行提供了很好的樣板；另一方面，作為王朝政體的文化工作之一，它們發(fā)揮了重要的政治功用。正如吳國貴族將軍陸景在其《典語》中所說：
所謂文者，非徒執(zhí)卷于儒生之門，攄筆于翰墨之悉，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90]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得知，韋昭很有可能是在有意識地把繆襲的樂歌系列作為范本。吳國樂歌時時處處在修辭和意象層面回應(yīng)魏曲，但同時又與魏國的北方視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樣的語境中，吳樂對魏樂的呼應(yīng)似乎是有意為之的書寫手段，以求更為有力地凸顯二國的不同。陸景之弟陸機顯然認可陸景對“文”的看法：晉滅吳十年之后，他前往洛陽，在那里秉“造化之淵”，對北方洛陽音樂傳統(tǒng)予以特別的關(guān)注，并像韋昭那樣，重寫了這一傳統(tǒng)。
最后，本文間接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一個時代的文本保存多有殘缺的時候，應(yīng)該如何撰寫文學史？是置之不顧，還是通過文本考古，盡可能地利用手頭材料來還原當時的歷史，盡管與此同時我們深知這只能是非常片面的重構(gòu)？在我看來，正確的答案應(yīng)該是后者。更重要的是意識到中國中古時代是一個手抄本文化時代，是文本大量佚失的時代，因此寫作中國中古文學史的時候，應(yīng)該把資料的不完整與不完美本身也考慮與書寫在內(nèi)，不僅討論文本佚失與變形的現(xiàn)象，也對其內(nèi)在原因進行反思。
（張元昕 譯）
[1] 本文英文版發(fā)表于《美國東方學會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16年總136期第4號，題作“Remaking History： The Shu and Wu Perspective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2] 見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282。
[3] 《文選》的其他部分收錄了很多魏的作品，卻只收錄了兩篇蜀、吳的作品，諸葛亮的《出師表》和韋昭（204—273，為避晉諱改為韋曜）的《博弈論》，見［梁］蕭統(tǒng)，《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三七，頁1671―1674?！段倪x》還收錄了很多貶斥吳、蜀之作，例如陳琳（？―217）《檄吳將校部曲文》、鍾會（225―264）《檄蜀文》、阮瑀（？―212）《為曹公作書與孫權(quán)》等，見《文選》卷四四，頁1976—1985，1987—1990；卷四二，頁1887―1893。相比之下，我們看不到來自蜀、吳的類似之作，雖然蜀、吳并不缺乏政治宣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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