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張國偉研究員畢多年之功，完成了一部長達150多萬字的《中國詩歌發(fā)展史》。時間將證實：這部著作的問世，會是當代中國詩學研究界的一件大事。

大型文學史有兩條撰寫路子可走。一條路是團隊性的，由主編擬定宗旨，列出提綱，然后若干人分頭去寫，最后由專人統(tǒng)稿。這樣撰寫往往能做到：內(nèi)容的包容量多，篇幅大，完成的速度也快。不過，這樣做也會使學術思路很難真正統(tǒng)一，寫作風格很難有機融合，一不小心，會弄成學術拼盤。另一條路是個人性的，從思路的確立、角度的選擇、材料的收集，到一頁頁文稿的寫成，一竿子到底。這樣撰寫能使學術思路得到真正統(tǒng)一，獨立性程度高，且更能使文本風格有機融合。但個人要付出昂貴代價，經(jīng)年累月守盡寒窗，備嘗艱辛。當今學界，團隊撰寫之風盛行，這當然是好的，更能拓展學術疆土。不過我以為，文學研究這事兒同科學研究畢竟有所不同，我更欣賞個人著作。因此，我要對張國偉研究員致以敬意。他以虛弱的身體，古稀的高齡，猶敢占領這個學術領域，完成這部大著，堪稱學界壯舉。

《中國詩歌發(fā)展史》由于是個人著作，所以既容易擺脫詩歌史傳統(tǒng)撰寫模式的牽制，也便于充分發(fā)揮自主意識，堅定個人學術思路，來綜合梳理、分析論評幾千年來中國詩歌的發(fā)展歷程。張國偉寫作這部著作的總體優(yōu)勢也正是在這方面。他憑借個人撰寫具有獨立性的有利條件，使全書的體例顯得新穎，立論有更高的原創(chuàng)性。有關這些，可從三個方面見出：

首先，《中國詩歌發(fā)展史》在對中國詩歌整體演變規(guī)律的探求上，是獨樹一幟的。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這部著作中論及文學史編撰問題時，對大多數(shù)文學史著作“僅只是把文學視為圖解民族史或社會史的文獻”這種狀況很不以為然，批評了“要么是社會史，要么是文學作品中所闡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寫下對那些多少按編年順序加以挑剔的具體文學作品的印象和評論”等等做法，從而提出：須以語言變革為依據(jù)來對詩歌自身的演進規(guī)律做歷史書寫。張國偉對中國詩歌發(fā)展的這場歷史書寫似乎是和韋勒克·沃倫的言說不謀而合的。他在給我的信中就這樣說過：“文學的發(fā)展有其內(nèi)在因素，有其自身規(guī)律，這絕對不會與帝王的朝代變遷同步進行。因此，采用寫歷史的方法來編寫文學史有很大的缺陷，無法說清文學本身的發(fā)生、發(fā)展與變化的情況，難以展示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為此，我以為有必要把文學史從歷史的框架中解放出來，重新構建一個符合文學本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新框架，讓文學史擺脫歷史本位的桎梏，回歸文學本位。”唯此，使張國偉決定在這部著作中改變以朝代更替來定詩歌演變階段的傳統(tǒng)，而致力于從中國詩歌自身演進的規(guī)律中去找這種依據(jù)。從體例上看，已顯示出這個特色。我手頭有兩部中國詩歌史著作。一部是我國最早出版的這方面的著作——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它分古代詩史、中古詩史和近代詩史，共三卷，每卷按帝王朝代細分，如中古詩史卷共四篇：《三國詩》、《六朝詩》、《初盛唐詩》、《中晚唐詩》。這全是以政治經(jīng)濟體制為依據(jù)來為中國詩歌分期的。還有一部是最近剛出版的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趙敏俐、吳思敬主編的十一卷本《中國詩歌通史》，它分《先秦卷》、《漢代卷》、《魏晉南北朝卷》、《唐五代卷》等，更明顯地是按朝代來為中國詩歌分期。這種按社會歷史左右詩歌發(fā)展的思維方式來撰寫詩歌史當然可以，且有便于讀者接受的優(yōu)點，但比較而言，難以更真實地體現(xiàn)詩歌自身演變的規(guī)律。張國偉是一位堅持讓詩歌研究回歸到研究詩歌上來的學者，所以他這部著作的框架不同于上述兩部，是以詩歌自身演變規(guī)律為依據(jù)的，共分五個階段：創(chuàng)始期、探索期、鼎盛期、裂變期、衰落期。每期又細分成若干篇，如鼎盛期分為“起步時期”、“高亢的盛唐之音”，“波谷現(xiàn)象”、“再度輝煌”、“無可奈何花落去”。與這樣一個框架相應合的是他于此中展開“史”的描述時，也盡力避免“既是文學的又是歷史的”（韋勒克·沃倫語）那種不倫不類的追求，而純作詩歌自身演變規(guī)律的尋蹤與描述。如寫到中國詩歌從創(chuàng)始期轉(zhuǎn)向探索期，談其內(nèi)驅(qū)力何在時，他提出來自語言及由語言變革所決定的題材、主題及藝術手法、形體格式的變異，并因此引出了一場把“賦”寫進詩歌史中的話題。在這部著作和他給我的信中，張國偉都十分看重屈原把體現(xiàn)中原文化的《詩經(jīng)》語言和楚方言詞語融成一體，完成楚辭——騷體詩寫作這件事，認為是中國詩歌自身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在他看來，兩類語言結合的直接作用是使中國詩歌創(chuàng)始期的語言有了散文化傾向，并促成《離騷》等騷體詩比《詩經(jīng)》語言的容量要擴大得多，這使它能為文本抒敘中意象化藝術的呈現(xiàn)和旋律化體式的確立提供更多的“物質(zhì)”條件，而中國詩歌也因此出現(xiàn)了賦化跡象，以致使騷體詩演進為漢賦?；谶@樣的認識，張國偉完全不同于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所做的那樣，根本不提“賦”在中國詩歌史中的地位。他則十分重視“賦”，并以四章的篇幅寫進了《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中。在他看來，賦正是中國詩歌從創(chuàng)始期向探索期演進過程中一個絕對忽略不得的環(huán)節(jié)，并具體提出了它對中國詩歌發(fā)展做出的兩大貢獻：其一是拓寬了題材，認為探索期以后的詩中“有不少題材和主題，首先在賦中出現(xiàn)”，且舉了不少例子，如宋玉的《高唐賦》、枚乘的《七發(fā)》等開啟了后世的山水詩，班彪的《北征賦》開啟了紀行詩，張衡的《歸田賦》開啟了田園歸隱詩，王粲的《登樓賦》開啟了羈旅詩，賈誼的《吊屈原賦》開啟了懷古詠史詩，司馬相如的《長門賦》開啟了宮怨詩，等等。其二是由于語言容量的增大，促成中國詩歌的表現(xiàn)藝術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僅在詩歌體式方面從四言推向五言、七言起了積極作用，還促進詩人們注重詞句的錘煉雕琢，力求聲調(diào)和諧優(yōu)美，致力于句式對偶等等。鑒于種種，張國偉下了一個斷語：由詩推向賦，再由賦推向探索期的詩，是中國詩歌發(fā)展中一段極重要的歷程。所以我們說，張國偉這部著作在對中國詩歌自身演變規(guī)律的探求上是別樹一幟的。

其次，這部著作致力于考察詩人詩思意識的覺醒，且顯得細致而又深入?！吨袊姼璋l(fā)展史》對詩歌世界有個總體把握，或者說圍繞人性的覺醒對不同階段詩思意識的覺醒有著動態(tài)的描述。可貴的是，張國偉牢牢抓住了每一階段主導的詩思意識在史的演進格局中的作用，對階段間這種覺醒的推延關系做出了頗為合理的解釋。這里須要提及的是，我們一再說到的有關詩思的實際內(nèi)涵。簡要地說，詩思就是心靈意識。詩是心靈的事業(yè)，而詩人是心靈的雕塑家，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端鍟そ?jīng)籍志》中早就有過“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的話。黑格爾在《美學》第一卷的開頭這樣談心靈：“只有心靈才是真實的，只有心靈才涵蓋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這較高境界，而且由這較高境界產(chǎn)生出來的，才真正是美的?！比耸侨f物之靈，心靈只有人才具有。所以，人性意識的心靈化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也是詩美創(chuàng)造的最高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判斷詩歌的審美價值，最重要的依據(jù)是人性意識的心靈化層次。把心靈化了的人性意識簡化為心靈意識，并用之于詩美創(chuàng)作中，也就是所謂的詩思意識。進而言之，詩中人性意識的心靈化層次也就是詩思意識覺醒的層次。張國偉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詩歌發(fā)展的各階段顯示出來的詩思意識覺醒的程度方面做了重點考察。這場考察大不同于諸多文學史、詩歌史中那樣，喋喋不休地談詩歌運動、詩人詩作所出現(xiàn)的社會背景及其所體現(xiàn)出來的政治意義及現(xiàn)實價值。有關這方面的考察，在此做全面介紹是不可能的，我只想提一提前三個階段的情況，即張國偉對創(chuàng)始期、探索期和鼎盛期中國詩人詩思意識的覺醒及推進脈絡所做的考察與表述。在創(chuàng)始期，張國偉著重抓屈原，通過對他的詩思意識的考察來凸顯這階段詩人們一場宇宙共融意識的覺醒。對此，值得一提的是他對《詩經(jīng)》與《楚辭》的比較。張國偉認為，被儒家捧上顯學地位的那些“顯學”門徒，為人處世都是很實際的，“都主張克制自己，抑制人性”；楚辭時代不同，以屈原為代表的騷體詩作者，“所表現(xiàn)的多數(shù)為超越人事、充滿想象與幻想”的，因此有一種超現(xiàn)實想象抬頭，以致在《湘夫人》、《山鬼》中都顯出人神之戀的表現(xiàn)，這正是以宇宙共融具現(xiàn)的詩思意識的覺醒。在探索期，張國偉著重通過《古詩十九首》以及阮籍、陶淵明來做詩思意識的考察，凸顯出這階段詩人們對生命存在意識的覺醒。值得我欣賞的是他對《古詩十九首》及組詩《詠懷》、《歸園田居》、《飲酒》等做的分析，深究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無根蒂，飄如陌生塵”、“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等等感受，從而獲得了這場生命存在意識的覺醒。誠如他在論阮籍時所說的，這些體現(xiàn)詩思意識覺醒的詩是“貫穿著對人生問題的思考，對生命價值的探索”的。在鼎盛期，張國偉著重抓李白，通過對李白詩思意識的考察來凸顯這階段中國詩歌中主體自主意識的覺醒。他為此以李白的《酒中八仙歌》為例來展示這位詩人在詩中的自我放縱表現(xiàn)，也舉了《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來展示這位詩人把山水在詩中任意擺布的那種張揚主觀性的性格，從而顯示出了以強烈的自主精神具現(xiàn)的詩思意識的覺醒。在鼎盛期開始走下坡路的中晚唐，張國偉則抓住李商隱，通過對他的詩思意識的考察來凸顯這階段中國詩歌中人性本能意識的覺醒。為此，他著重舉了李商隱的無題詩來分析，認為這位詩人由于理想追求屢遭挫折而人生極其苦悶壓抑，甚至使其心靈觸角所及的對象也“有很大的變化”了，即“由外部世界攝取轉(zhuǎn)為更多地向內(nèi)心世界搜索”——其中特別具現(xiàn)為多情詩人對愛情的尋求，以用來消解自己人生舞臺上的失意之痛，而這也使詩人的人性本能意識有了抬頭。但求愛同樣失望，于是“想到年華已逝，在愛情與事業(yè)兩方面都深遭挫折，理想如曉夢般迅速幻滅”，“往事如煙，唯剩盈盈珠淚”，從而拿一批“意極悲，語極艷”的無題詩來宣告以人性本能意識具現(xiàn)的詩思意識的新覺醒。張國偉在對中國詩人詩思意識的覺醒做分階段描述與論析中，狠抓各階段覺醒了的詩思意識的主要內(nèi)容，概括力極強。不過在我看來，更可貴的還在于他竟能憑以上四類詩思意識的覺醒為線索，來顯示中國詩歌從創(chuàng)始到探求再到鼎盛以及盛極而衰的演變軌跡。所以，單從上古到唐代這一段漫長的中國詩歌發(fā)展時段看，《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一書關于這場詩思意識演進的考察，是具有對詩歌本體內(nèi)在演變做歷史的概括的深刻性的。這條演變軌跡所顯示的其實是一條從心靈的覺醒發(fā)展為靈肉共融的生命存在意識的覺醒，再轉(zhuǎn)而為個體生命價值在肉性世界中做本能尋求的意識覺醒。所以我們說，張國偉找出了一條中國詩歌的抒情軌跡線，且這條線已被他很準確又很清晰地描畫出來。

再次，這部著作在對詩人創(chuàng)作的論析方面也很見功力。我向來認為，詩歌史的撰寫要建立在詩潮、詩人、詩作的基礎上。如果說詩潮是詩歌演進的脈絡，那么詩人詩作的論評則是基礎。只有把基礎工程夯實，詩歌史的分量才會顯得厚重。在這點上，張國偉的實踐似乎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這大概同我們都出身于南京大學有關。南大中文系的文學研究歷來重作家論評，作品分析追求事事落于實處，不習慣于做天馬行空式的高言大論。正是這一點，深深地影響著我們學術研究的思路與方法。在《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一書中，對詩人的論評并沒有被生平事跡煩瑣的考證、記賬式的介紹所湮沒。張國偉挑選入史的詩人依據(jù)的條件看來有兩個：審美層次是否高格，抒情個性是否鮮明。他并不看重某些詩作高產(chǎn)者和詩歌活動家，一切以藝術成就所達到的層次為準。因此，即使像只傳下來兩首詩的張若虛，僅憑其《春江花月夜》而具有“頂峰上的頂峰”的審美價值被他大書特書。他對詩人的論評是建基于抒情個性的，抒情個性大致說是一種個人習慣地擁有的藝術思路與表現(xiàn)風格的綜合。張國偉論評杜甫這位大詩人時，就抓其抒情個性，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探討杜甫沉郁頓挫兼?zhèn)涞那轫?、陽剛陰柔統(tǒng)一的風姿及其詩作中體現(xiàn)的、以一蘊涵萬有的典型化、以景興托抒情的烘染法。而這些正是這位杰出詩人具現(xiàn)出來的抒情個性特征?！吨袊姼璋l(fā)展史》一書中對這種抒情個性的探討，還深刻體現(xiàn)在論評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李清照、姜夔、納蘭性德等詩人的篇章。正由于對這些杰出詩人能做出比較切實的論評，才使一代代風騷格局、一代代詩美主導風尚以及后者對前者的決定性作用，有合理而又科學的闡述，也使得這場書寫更切近于一部詩史書寫的真實。與此相應合的是張國偉對一些精品——特別是已成為經(jīng)典的作品所做的分析更是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以抒情個性考察為基礎的詩人論評是建基于他對作品精當?shù)姆治錾系?。這里我想特別提一提張國偉對《離騷》的分析，如下幾點就很有新意：第一，他首先分析《離騷》的詩題。一般研究者只把詩題當作詩作的標志性符號，特別是由于出現(xiàn)了像李商隱的《無題》、《錦瑟》這樣的詩題，更讓人有充足理由說詩題乃符號而已。其實，有些經(jīng)典詩歌的詩題是絕對忽略不得的?！峨x騷》、《天問》就是這樣。它們的詩題埋著引人進入作品深層處的密碼。我瀏覽過一些文學史，談《離騷》都不談詩題，甚至名氣很大的那本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也如此。但例外也有。首都師大的《中國詩歌通史·先秦卷》中，著者李炳海先生對此就十分重視。早在這以前，前輩學者胡小石先生講授文學史時，對此更重視。猶記得整整六十年前，我和張國偉同受業(yè)于南京大學中文系，聽胡先生講授中國文學史。當講到《離騷》時，他就首先用整整一節(jié)課講詩題，引了古今學者的種種解釋。我保存著當年的聽課筆記，查閱了胡先生的授課記錄，其中有一句特別吸引我。他這樣說：“《離騷》這題目可能是屈原自己定的。取這個題目和《詩》三百篇不同，是把詩的內(nèi)容抽出來而命名的。”這話極好，說明詩題與文本整體內(nèi)容有密切關系?？磥砗壬慕虒箯垏鴤ネ乙粯又匾曉婎}。不過胡先生傾向于揚雄的“牢騷”說，而張國偉傾向于班固在《離騷贊序》中解作“遭憂”一說。這個題意表明：這首詩系詩人遭遇到一場生命憂患而做的感受抒發(fā)。我覺得這樣解比受政治斗爭排擠而發(fā)一通牢騷的世俗化理解意味要更高遠深長一些，不至于把這首堪稱“千古絕唱”的經(jīng)典詩看成只為一時一地政治斗爭服務的政治抒情詩了。第二，他繼而分析《離騷》的結構。歷來的楚辭研究中，或者文學史上，《離騷》結構的分析倒是普遍的，問題在于以什么為依據(jù)來分段和理解結構。有些研究者以事件為依據(jù)劃分出多個段落，也有以思想內(nèi)容的層次進展為依據(jù)而劃分多個段落的。張國偉有自己獨特的分段方法，即以“豈余心之可懲”為分水嶺，分之前與之后為兩大部分。這就不同于眾。如此劃分的依據(jù)也很特別，即以現(xiàn)實表現(xiàn)與超現(xiàn)實表現(xiàn)之不同為憑。前半部分寫的是自述身世，回首輔佐君王之往事；追溯歷史，正視忠邪爭斗的社會。這些全是現(xiàn)實的。后半部分寫的是騰飛上天，探求美政于帝鄉(xiāng)而無門；駕車遠游，尋覓美人于四方而無路。這些全以神話傳說呈現(xiàn)，是超現(xiàn)實的。所以，《離騷》結構反映出來的生活概括傾向也就顯示為基于現(xiàn)實精神的浪漫主義抒情。第三，他再進一層分析《離騷》文本構成的獨特性。這進一層的分析是從文本構成現(xiàn)象上的不平衡、不遵矩度為切入點的。張國偉既探討了這個文本現(xiàn)實與幻想并存于生存狀態(tài)中所顯示出來的不平衡，又探討了這個文本現(xiàn)實與理想屬于同一方位的單極強化——上下求索皆無路的徹底絕望所顯示出來的文本構成不遵矩度。據(jù)此可見，張國偉為這個文本確立起一個營建體系，以反中庸之道為邏輯起點深入展開，強化抒情主人公在大幻滅、大痛苦中猶能大堅忍、大拼搏——“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凸顯出一位殉道者的悲壯造型，從而使《離騷》的文本營建能于不平衡中顯出大和諧，于不遵矩度中顯出有機性，于“流于跌宕怪神”中顯出文本的“其旨甚響”——讓“不與惡勢力妥協(xié)，為理想戰(zhàn)斗而寧死不屈，閃爍著崇高的人性光彩”這個主旨，得到了有力而鮮明的體現(xiàn)。這樣深入的作品分析，又何止《離騷》？對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隱、李煜、陸游、姜夔等人的一些經(jīng)典作品分析，這般的精彩也都可以見到。這樣做不僅使一些杰出詩人的杰出成就在審美價值的平臺上有了出色的亮相，也使每一時期統(tǒng)領詩壇的審美主導傾向在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得以更具概括性的表現(xiàn)。說張國偉這部著作具有“史”的厚實、“識”的深刻，從詩人詩作的論評中即可見出。

根據(jù)以上這些讀后印象，我想已可以為《中國詩歌發(fā)展史》做出如下的定位了：這是一部具有相當高學術水準的著作，它將以對中國詩歌歷史書寫的全面性、系統(tǒng)性、資料豐富性、見解新穎性和論析深刻性而為其作者——張國偉研究員在文學史的研究和著作中樹立起一塊新的里程碑，為中國當代詩學的探求提供典范。

前已提及，我和張國偉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在南大的南園宿舍同室四載，至今已有一個甲子的同窗之誼。因此，我對他有較多了解。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他對世俗社會清高超脫，對人際交往真誠謙遜；一生手不釋卷，廣泛涉獵，博聞強記，知識積累豐富，并能以別具一格的見解而在學生時代就已暢行于學術研究領域。他在求學期間就已確立了一個理想：寫一部多卷本的中國詩歌史。幾十年來他歷盡世事滄桑而未改初衷，而今終于在他望八之年以一部規(guī)模龐大的《中國詩歌發(fā)展史》的出版了此夙愿，我為他高興，也要對他表示熱烈祝賀。我講這些話無非想證實如下這點：在終于盼到了的開明時代里，一個知識者只要肯自強不息，誠懇對待自己為之奮斗的事業(yè)，理想遲早會成為現(xiàn)實的。

我這樣深信。

駱寒超

2013年4月8日晚寫畢于浙江大學求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