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桐城派，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流派。它的特殊，一是它從康熙年間開始形成，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桐城謬種”才逐漸消失，時間之長，在文學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二是桐城派雖是一個以地域命名的學派，但是它的作家眾多，分布甚廣，據(jù)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和《桐城文學撰述考》記載，作家有千余人，除了安徽以外，還涉及浙江、江蘇、江西、廣西、廣東、陜西、山東、福建、山西、湖南、湖北、河北、北京等省市，幾乎遍及全國，它實際上已經(jīng)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性流派；三是桐城派成員的身份很復雜，既有專門從事古文創(chuàng)作的古文家，也有許多各級官員，以及像郭嵩燾、黎庶昌這樣的外交家。文學之外，桐城派在學術(shù)、教育、文化、政治、外交諸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對桐城派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其文學方面，還要注意到桐城派成員在文學以外的功績。

一、桐城派的產(chǎn)生、發(fā)展、演變及衰亡

明代成化以后，文多臺閣雍容之作。前后七子掀起反對“臺閣體”運動，但是沒有能夠做到以復古為革新。宗法唐宋一派，雖有歸有光得《太史公書》之神理，與“唐宋八家”相埓，但其他人等，則脫離時代內(nèi)容而死守清規(guī)戒律。清代文壇上的一些有識之士，以起古文之衰為己任，組織和掀起了古文復興運動，歷時兩百余年，“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有明確的“道統(tǒng)”、“文統(tǒng)”，自成一派；又因倡導和踐行這一古文復興運動的主要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稱為“桐城派”。

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興，可謂開桐城派先河。戴名世論文推崇程朱理學和唐宋八大家，他在《答伍張兩生書》中提出“文之為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又在《答趙少宰書》中提出文以“言有物”為“立言之道”，及“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己卯行書小題序》），其見解和實踐，實是桐城派的先驅(qū)。但是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發(fā)，戴名世被殺，所以桐城后輩便不再提及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貢獻，桐城之祖也就沒有戴名世的名字。直到近年戴名世的古文創(chuàng)作成就被重新肯定，他才名列“桐城四祖”之一。方苞的古文曾得到戴名世的指點，方苞也為《南山集》作序，還家藏《南山集》刻板，所以《南山集》案發(fā)生時，曾被判處死刑。后因得到李光地等人營救，康熙帝以“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而赦免了他，并且朱批他“以布衣入值南書房”。方苞“欲效涓埃之報”（《兩朝圣恩恭記》），提出使文、道、法三統(tǒng)一的“義法”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fā)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保ā队謺浿硞骱蟆罚┯赫荒?，方苞替和碩果親王編了《古文約選》，為天下士人提供了一部“義法”的示范書，并在“序例”中，明確規(guī)定“因文以見道”。方苞提出的“義法說”，是桐城派文論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論形成的基石，同時，“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李穆堂文集序》），方苞以其理論和實踐，歷來被認為是桐城派的創(chuàng)始人。

方苞將“義”納入程朱理學的規(guī)范之內(nèi)，而尊崇程朱理學，本是宋明以來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觀念。清王朝入關(guān)后，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范，采取尊崇儒家理學的策略，桐城派也就有了產(chǎn)生和生存發(fā)展的現(xiàn)實基礎(chǔ)。桐城派的創(chuàng)始者及其繼承人鼓吹程朱理學、道統(tǒng)與文統(tǒng)結(jié)合，因而桐城派在客觀上適應(yīng)了清王朝的需要而受到保護，并取得正宗地位。

劉大櫆出游京師以后，拜方苞為師，專心學習古文作法，文名更盛。劉大櫆繼承方苞的“義法”說，又突破“因文以見道”的框框，提出了創(chuàng)作應(yīng)以“神氣”為主的主張，將古代詩歌韻律學說中的理論，運用到散文領(lǐng)域：“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章節(jié)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保ā墩撐呐加洝罚┮浴吧駳狻睘橹行?，劉大櫆一方面把文章的神態(tài)氣勢與音節(jié)、文字聯(lián)系起來，另一方面把作家的精神氣質(zhì)與文章的境界、韻味聯(lián)系起來，構(gòu)成了他的“神氣”說的完整內(nèi)容。劉大櫆把桐城派的文論由“義法”向“神氣”推進了一步；他自幼跟從父兄讀書，早有文名，終身創(chuàng)作，文采照耀，成為桐城派的中堅人物。

姚鼐中進士后，為官刑部，由刑部進入《四庫全書》館充校辦，并參加《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乾隆三十九年夏秋之間，姚鼐離開《四庫全書》館后，先后主持梅花、敬敷、紫陽、鐘山書院，教授生徒，極大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姚鼐《述庵文鈔序》提出了“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相濟”的主張：“余嘗謂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币ω纠^承了方苞的“義法說”，拓展了劉大櫆的“神氣說”，提出了“神、理、氣、味”與“格、律、聲、色”相統(tǒng)一的觀點。另一方面，姚鼐從藝術(shù)風格的角度比較充分地論述了“文章之美”，在《復魯絜非書》中提出了“陽剛、陰柔”之說，認為陽剛、陰柔不可“一有一絕無”，應(yīng)是主剛而含柔，主柔而含剛，陰陽相生，剛?cè)嵯酀?，才能達到美的境界。至此，桐城派的文論“成形”，大體臻于完備。

方苞、劉大櫆、姚鼐師徒相傳，有桐城派三祖之稱。自方、劉、姚三先生相繼挺出，如太華三峰，矗立云表。乾隆四十二年，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引用吏部主事程晉芳、編修周永年的話：“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這一論斷后來被視為桐城派得名的由來。而后來姚鼐師徒授受廣衍，響應(yīng)附從者眾多，桐城派已然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文學流派，王先謙《續(xù)古文辭類纂序》說：“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后進，海峰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閫奧，開設(shè)戶墉，天下翕然，號為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lǐng)相望……嗚呼！何其盛也！”

姚鼐門下的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世稱“姚門四杰”。管同傳法最早，而梅曾亮聲譽最高，儼然成為文壇主盟者。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說：“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袒之后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吳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yè)姚先生之門，鄉(xiāng)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定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xiāng)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附于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shù)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廣西矣?！崩钤敗墩撏┏桥伞氛f：“至道光中葉以后，姬傳弟子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時號為古文者，群尊郎中為師，姚氏薪火，于是烈焉。復有朱伯韓、龍翰臣、王定甫、曾文正、馮魯川、邵位西、余小波之徒，相與附麗，儼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顏居之不疑?！保ā秶鈱W報》第49期）“姚門四杰”以及他們的弟子，促成桐城派作家多，支流廣，勢力大，勝于興盛時期。但在桐城派古文創(chuàng)作、理論上建樹不大，影響不及三祖。

惲敬、張惠言等專志以治古文，師承桐城派又不愿受桐城文論束縛，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辭賦，以博雅放縱取勝，作為桐城派的分支，史稱陽湖派。接著又有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鄉(xiāng)派，也是桐城派之分支。曾國藩既立功、立德，又同樣立言。他認為“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jīng)濟之學，有考據(jù)之學”，“此四者缺一不可”。“經(jīng)濟”之實可以救“義理”之虛；主張“行氣第一，聲調(diào)為本”，以此糾正“卑弱”之弊；倡導“質(zhì)樸剛健”的新風，以掃桐城派陰柔有余、剛氣不足的舊習。學文者除了要有“文、周、孔、孟之圣，左、莊、馬、班之才”外，還要通曉葛、陸、范、馬的經(jīng)濟之學，周、程、張、朱的義理之學，韓、柳、歐、曾、李、杜、蘇、黃的辭章之學和許、鄭、杜、馬、顧、秦、姚、王的考據(jù)之學。這比原來的道統(tǒng)、文統(tǒng)要大得多，視野更開闊，既無獨家偏見，更兼眾家之長。曾國藩承其源而稍異其流，使桐城派走出低谷，進人了中興時期。

曾國藩門下有四大弟子，即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都兼擅事功與文章，名重一時。曾國藩門下除四大弟子外，還有一批執(zhí)弟子禮的追隨者，出現(xiàn)了“天下文章在曾幕”的盛況，至此，桐城派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陣營（世人稱為“湘鄉(xiāng)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

隨著洋務(wù)運動的破產(chǎn)，以及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桐城派聲勢一落千丈。此時的代表人物中，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吳汝綸晚年竭平生之學授其昶，望承其事業(yè)，然而馬氏無欲求剛，難以威儀天下。桐城派文章失去活力，而理論上則有新貢獻。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收錄了桐城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觀點，文論之精粹，盡在其中。林紓的《春覺齋論文》則重點闡述了古文“應(yīng)該怎樣寫”和“不該怎樣寫”的理論問題。但是姚永樸、林紓高談理論，把桐城派的清規(guī)戒律演繹得更加繁瑣化，遠離現(xiàn)實，脫離實際。盡管林紓以桐城派文章翻譯西洋小說，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終無大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得桐城派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現(xiàn)實基礎(chǔ)。新文化運動的應(yīng)時而興，使白話文大行其道，桐城派古文的正統(tǒng)地位因此動搖。桐城派自然而然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二、桐城派的文學成就

桐城派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古文創(chuàng)作。桐城文學之興，淵源有自。康熙間何存齋、李介須輯《龍眠古文》數(shù)十卷，大多明人之文，已可見桐城派形成與發(fā)展的良好基礎(chǔ)。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傳》、《國語》、《莊子》、《史記》為文章嫡傳，反映了當時桐城學者的主要傾向。錢澄之“屏棄俗學八股文，專治經(jīng)書古文”，研經(jīng)為文，“精潔”、“典雅”，“使讀者為之目明而心開”（《桐城派源流》，人民網(wǎng)2007年12月20日），為桐城派作了示范。

戴名世處“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于是乎古文乃亡”之際，“吾今以古文救之”，“世有好古篤學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為然，相與振興古文，一洗時文之法之陋”（《甲戌房書序》）。戴名世“以筆代耕，以硯代田”（《硯莊記》），以時文和古文創(chuàng)作名重于世，所作文章皆以道、法、辭三者為要素，以致名滿天下。“仆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與劉大山書》），“文章者莫貴于獨知”（《與劉言潔書》），“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李潮進稿序》），以真為美，“頗得司馬子長、歐陽永叔之生氣逸韻”（方宗誠《桐城文錄序》），神氣盎然。戴名世自稱“始余之為文，放縱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視反聽，務(wù)為淡泊閑遠之言、縹緲之音；久而自謂于義理之精微，人情之變態(tài)，猶未能以深入而曲盡也，則又務(wù)為發(fā)揮旁通之文”（《自訂時文全集序》）。梁啟超盛贊：“蓋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組織，最能駕馭資料而熔冶之，有濃摯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記之事，且蘊且泄，恰如其分，使讀者移情而不自知?！保簡⒊吨袊倌陮W術(shù)史》）

方苞游太學的時候，李光地看到他的文章，就非常欣賞地說：“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后無此人也?！保ā侗畟骷肪矶濉斗酵壬袪睢罚╉n菼也評論他的文章說：“廬陵無此深厚，南豐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后一人乎！”（蘇惇元《望溪先生年譜》）于是，方苞名聲大震。方苞本人寫了許多歌頌“圣恩”、宣揚節(jié)烈的文章，也有一些不限于闡道翼教，而是借鑒《史記》等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來反映現(xiàn)實，即以儒家經(jīng)典為宗旨，以通暢之文宣揚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內(nèi)容醇正。程崟說：“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跡，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fā)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保ā斗桨犯戒浂吨T家評論》）姚鼐《望溪先生集外文序》總結(jié)說：“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保ā断Пк幦の暮蠹肪硪唬?/p>

方苞的文章偏重文法，“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后》）。在選材上，“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guī)模相稱”（《與孫以寧書》）。在剪裁上，“明于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語》）。在布局謀篇上，或側(cè)重于“虛實詳略之權(quán)度”，或追求“首尾開合，順逆斷續(xù)”之“脈絡(luò)”，“一篇之中，脈相灌輸”，“前后相應(yīng)，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后》）。在遣詞造句上，或提倡義微詞隱，“妙遠而不測”（《書王莽傳后》），用語“體要”和規(guī)范簡約。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記其語：“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使古文用語典雅、古樸、簡約。方苞的古文，由于與制舉之文相通，有利于維護理學道統(tǒng)，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和歡迎。

方苞擅長議論文的寫作。方苞的讀史札記和雜說，簡潔嚴整，無枝蔓蕪雜之病。如《于忠肅論》，取材嚴謹，語言平實，把小說、散文等文學的表現(xiàn)手法引進議論文，使文章別致、生動，有理有趣。游記、贈序、碑銘，則詳略有致，具有法隨義變的特點。《獄中雜記》名為雜記，事繁而細，似乎信手拈來，實是因事見義。作者以記獄中見聞為主，以其親身經(jīng)歷揭露獄中種種奸弊、穢污、酷虐。敘事時，細致地描述事件的經(jīng)過，有時更詳細地列舉真實的姓名、時間、地點等，說服力強，揭露更加有力。敘事的手法靈活多變，或借他人之口轉(zhuǎn)述，或直敘親身所見；有時在敘述中先設(shè)問，再以他人答問的形式說明原因，喚醒讀者注意；有時則插入一些簡潔的議論，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引起讀者的共鳴，使思想更加深刻。他的文章以事實說話，條理分明，文字準確，文筆平易，感情融入字里行間而不外露?！蹲笾乙愎菔隆芬允房煞ㄗ髋阋r描繪左光斗形象，語言描寫和細節(jié)描寫的運用則使左光斗的形象更加豐滿。筆簡語潔，看似平淡，實則字字經(jīng)過千錘百煉，為中國散文人物描寫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寶貴的經(jīng)驗。

劉大櫆《與某翰林書》謂自己“率其顓愚之性，牢鍵一室，不治他事，惟文史是耽。意有所觸，作為怪奇磊落瑰偉之辭，以自為娛樂”。劉大櫆的古文，既能寫得較為清通雅潔，具有桐城派的一般特色，同時，以神為主，才雄氣肆，筆峻辭豐，以“雄奇恣睢，鏗鏘絢爛”（吳定《劉海峰先生墓志銘》）稱勝，文名遠播。劉大櫆的散文創(chuàng)作不僅突出神氣，結(jié)構(gòu)上跌宕起伏，曲折有致，波瀾壯闊，而且能把詩的含蓄、深遠、疏曠、情韻的藝術(shù)特性引進古文，從而推進了古文的詩化，“情韻并美，文采照耀”（劉大櫆《論文偶記》），形成了特殊的風格。方宗誠《桐城文錄序》評其文曰：“日麗春敷，風云變態(tài)，言盡矣，而觀者猶若浩浩乎不可窮，擬諸形容，像太空之無際焉?！眳嵌ㄔ凇秳⒑７逑壬怪俱憽分懈叨仍u價說：“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于先生者也?！?/p>

劉大櫆的議論文鉤玄提要，執(zhí)簡御繁，簡短而犀利，理明而詞當，頗能體現(xiàn)桐城文章的雅潔之風。劉大櫆應(yīng)人之求為許多詩集、文集作序，還為人作傳，作墓志銘和祭文。其中不少為應(yīng)酬之作，難免過譽、陳腐之辭。但細讀此類文字，不少篇什還是很有價值的。劉大櫆所寫詩文序、贈序、送別之文，大多能知人論世，論文與論人相結(jié)合，闡發(fā)自己對詩文的見解，內(nèi)容充實。并且他的此類文章很多是為處于下層的窮儒寒士所寫，心心相印，更富感情。游記文借景抒情，諷世刺時，近于雄肆奇詭，姚鼐評其文為“有奇氣，實似昌黎”（《海舶三集序》評語）。

姚鼐的古文內(nèi)容扎實，寓工巧于自然，寓考據(jù)于辭章，寓豐富于簡潔，寓濃郁于平淡，寓陽剛于陰柔，文法考究，嚴謹兼婉轉(zhuǎn)有序。語言凝練簡約，雅潔清暢而富有聲色，溫潤清新以韻味勝，比方苞的文章更有文采，形象性也較強。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說：“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溪，而迂回蕩漾，余味曲包，又望溪之所無也?！比纭兜翘┥接洝?，緊扣深冬時令和泰山景物的特征進行描寫；文章整體布局上，裁剪得當，詳略相宜；行文簡潔，往往只用簡短的幾句就描述了具體的形象。在繁復中求簡潔，在簡潔中求生動，使文章寫得情景如畫，體現(xiàn)了姚鼐散文的風格，也體現(xiàn)了桐城派古文的風格。姚鼐的古文成就，是桐城派中最高的。

曾國藩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議論軍國，臧否政事，闡揚治國修身之道，力圖通過發(fā)揚儒教義理來為清王朝重建穩(wěn)定的秩序，以政治家兼古文改革家的身份挽救桐城派“文敝道衰”的危機。他的文章重視真情，選用事例和運用語言，重在闡明立意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之所在，善于運用排比、夸張渲染筆法，闡明事理淋漓盡致。曾國藩作文“行氣第一，聲調(diào)為本”，借鑒漢賦藝術(shù)技巧，吸收韻文長處，駢散結(jié)合，奇偶并用，不拘一格，參差變化，明白暢達而又筆鋒犀利，雄奇恢宏、光明峻偉。他常將議論、抒情、敘述融為一體，深得唐宋文之神韻。

姚鼐的弟子劉開，主張作文必須“以漢人之氣體，運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jīng)，參之以周末諸子”（劉開《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他的文章氣勢縱橫，明白暢達。姚瑩的散文洞察世務(wù)，激昂奮發(fā)，自出機杼，長于議論而立論中肯，不為空談。惲敬、張惠言等專志以治古文，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辭賦，其創(chuàng)作比“正統(tǒng)”古文恣肆不拘，富有詞采，做到所謂醇中有肆，肆中有醇。吳汝綸的散文深邈古懿，往復不厭。桐城派末期代表作家馬其昶的散文得方苞、姚鼐真?zhèn)?，高潔純懿，思深辭婉，言有簡而意有余，幽懷微旨，感喟低回，深造自得。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文章風格大體上繼承了莊重典雅的特點，而又各具特色。如薛福成的從容而稍帶剛氣，林紓的婉曲而偏于柔弱等。

綜觀桐城派的古文創(chuàng)作，主張義理、考證與文章三者兼長相濟，融宋學、漢學和文章于一體，使義理既不至于成為空洞的說教，又不是如語錄而不文；使博學考證不再雜蕪累贅，而是以豐富的材料足能助文之境。其以獨特的理論主張、藝術(shù)風格和藝術(shù)成就成為清代文壇最大文學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廣、綿延時間久，為中國文學史所罕見。

桐城派作品浩繁，僅桐城籍主要作家文集就有戴名世《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補遺3卷），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補遺2卷，劉大櫆《劉海峰詩文集》22卷，吳中蘭《環(huán)翠軒文鈔》2卷，姚范《援鶉堂文集》6卷，方澤《待廬遺集》3卷，張鵠《問亭文鈔》6卷，姚鼐《惜抱軒全集》文集16卷、文后集10卷、詩集10卷、詩后集、詩外集、法帖題跋3卷、筆記8卷，左眉《靜庵文集》6卷，許鯉躍《春池文鈔》10卷，光聰諧《稼墨軒文集》1卷、外集2卷，錢灃《錢南園文集》2卷、補遺1卷，王灼《悔生詩文鈔》8卷，李宗傳《寄鴻堂文集》4卷、外集6卷，方績《鶴鳴集》2卷，方東樹《儀衛(wèi)軒文集》12卷、外集1卷、詩集5卷，方宗誠《柏堂集》前編14卷附1卷、次編13卷附1卷、續(xù)編22卷附1卷、后編22卷附1卷、余編8卷附1卷、補存3卷附1卷、外編12卷，劉宅俊《悌堂文集》2卷，徐璈《樗亭詩文集》12卷，劉開《劉孟涂文集》10卷，姚瑩《中復堂全集》98卷（《東溟文集》6卷、《外集》4四卷、《文后集》14卷、《文外集》2卷，《后湘詩集》9卷、《二集》5卷、《續(xù)集》7卷，《東溟奏稿》4卷，《識小錄》8卷，《東槎紀略》5卷，《寸陰叢錄》4卷，《康紀行》16卷，《姚氏先德傳》6卷，《中復堂遺稿》5卷、《續(xù)編》2卷，附錄姚濬昌《中復堂年譜》1卷），姚柬之《且看山人文集》8卷，戴鈞衡《味經(jīng)山館詩文鈔》10卷，張?zhí)﹣怼栋庍z編》3卷，方昌翰《虛白室文鈔》2卷，徐宗亮《善思齋文鈔》9卷、《文續(xù)鈔》4卷，蕭穆《敬孚類稿》16卷，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全書》19卷，嚴釗《哀鳴集》2卷，馬其昶《抱潤軒文集》10卷，葉玉麟《靈貺軒文鈔》1卷，陳澹然《晦堂文稿》6卷，姚永樸《蛻私軒集》5卷、《素園叢稿》6卷，姚永概《慎宜軒文集》8卷，吳闿生《北江文集》7卷，等等。桐城派非桐城籍作家的散文創(chuàng)作同樣是浩如煙海、汗牛充棟。

其次是古文理論。桐城派諸大家除了從事古文創(chuàng)作之外，也致力于古文理論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觀點，在清代影響甚大。如戴名世曰：“至于古文之法，則根底乎圣人之六經(jīng)，而取裁于左、莊、馬、班諸書”（戴名世《甲戌房書序》）。戴名世“對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作出如此多方面多層次的闡述，這在我國文學理論史上，尚屬首創(chuàng)”（周中明《桐城派研究》68頁）。

方苞的義法說，深化了文道關(guān)系的討論。方苞以義法關(guān)系代替了傳統(tǒng)的道文關(guān)系，對文章的內(nèi)容與形式及兩者的關(guān)系作了全面闡述，并轉(zhuǎn)向了作品的內(nèi)部。方苞在理論建樹上超過了唐宋古文家，其“言有物”、“相稱”、簡潔、傳神、“變化隨宜”等原則，深化了對古文審美特征、創(chuàng)作方法的認識。他所提供的理論思路促進了桐城派對作品內(nèi)容與形式問題認識的深入。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說：“義理，是方、姚文論的中心，而在海峰論文則并不是如此。海峰謂義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能事應(yīng)在神氣音節(jié)中求?！眲⒋髾湣墩撐呐加洝氛f：“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翆Ｒ岳頌橹髡撸瑒t猶未盡其妙也?！薄吧駳庹?，文之最精處也；音節(jié)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卑盐恼轮畬W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以語言藝術(shù)來體現(xiàn)文章的“神氣”，是劉大櫆的獨創(chuàng)。戴名世也曾嘗試過以“精”、“氣”、“神”來指導文章寫作。劉大櫆則在于使它系統(tǒng)化、理論化，不僅闡明了神與氣的主輔關(guān)系，而且還指明了實現(xiàn)神氣說的具體切實的途徑。

姚鼐生活于乾嘉盛世，坐而論道，雍容俯仰，學習傳統(tǒng)眼界寬，對古文藝術(shù)體會深，其《敦拙堂詩集序》認為“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姚鼐以義理、考證、文章兼長，“得其美之大者”。并從美學角度，闡明陽剛、陰柔的風格論。

在姚門四杰中，管同最重義理。方東樹《昭昧詹言》提出：“愚嘗論方、劉、姚三家，各得才學識之一。望溪之學，海峰之才，惜翁之識，使能合之，則直與韓、歐并轡矣?！币Μ撛凇杜c吳岳卿書》中提出為學“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jīng)濟也，文章也，多聞也。四者明貫，謂之通儒”。又在《與陸次山論文書》中提出，作文“大抵才、學、識先立其本，然后講求于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八者以為其用”。梅曾亮《答朱丹木書》則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彼麄儚牟煌慕嵌蓉S富了桐城派的創(chuàng)作理論。

曾國藩在姚鼐“義理、考據(jù)、辭章”的基礎(chǔ)上，再添“經(jīng)濟”一說，使詩文直接服務(wù)于社會，顯現(xiàn)出經(jīng)世致用的鮮明特色來。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引方苞語曰：“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边@是方氏為追求“雅潔”風格而立下的禁忌。至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立“辭賦”一門，稍稍擴大了桐城派的堂廡，至曾氏駢散兼行、又偏愛辭賦，加之以小學與古文相結(jié)合，則大大突破了桐城派的樊籬。吳汝綸《與姚仲實》說：“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nèi)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yōu)槠揭?，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边@表明曾氏在自己的文章創(chuàng)作中也確實有意對桐城派所標榜的“雅潔”風格進行突破。到了晚清，林紓有《春覺齋論文》，姚永樸有《文學研究法》，這都是古文理論的專著，也是桐城派古文理論的集成之作。

第三是古文選本。桐城派傳授古文創(chuàng)作技法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通過編選古文選本，為桐城后學提供一個師法學習的標準。如方維儀編歷代婦女作品為《宮閨詩史》。李文淵錄《國語》、《國策》、《管子》、《列子》、《韓非子》、《荀子》、《揚子》、《漢書》等文，以為文之源者，編成《古文選》若干卷；又錄《左傳》、《史記》、韓愈之文，以為文之至者，編成《三家文選》若干卷；再錄道家、墨家、縱橫家、雜家等諸子之文，編成《諸子粹言》若干卷；還錄歐陽修、蘇軾諸家之文，汰其冗弱而俗者，編為《北宋文選》若干卷。方苞選編《古文約選》，“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后義法之精可見”（方苞《古文約選序》）；又選輯《欽定四書文》，被定為鄉(xiāng)試、會試及歲、科試的標準書。劉大櫆輯有《古文約選》48卷、《歷代詩約選》52卷、《七律正宗》4卷及《唐人萬首絕句鈔》。朱雅輯《歷代詩約選》6卷。姚鼐在揚州書院纂輯《古文辭類纂》74卷，又隨時修訂，至晚年方定稿。是書鑒別精，析類嚴，品藻當，以為示范，確立了古代散文發(fā)展的“正宗”文統(tǒng)，被桐城古文家奉為圭臬，影響甚廣。姚鼐另輯有《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張惠言、張琦輯唐宋44家詞為《詞選》2卷。潘瑛與高岑、陳墊同選《國朝詩萃初集》10卷、《二集》14卷。王灼編《今體詩選補》4卷、《三家詩選》8卷、《增定唐宋五七言近體詩選》若干卷。李兆洛在廣東編《駢體文鈔》31卷。曾國藩纂《十八家詩鈔》、編《經(jīng)史百家雜鈔》。梅曾亮編選《古文詞略》，分類悉依姚鼐《古文辭類纂》，又增詩歌一類。王先謙編《續(xù)古文辭類纂》28卷，又輯刻《十家四六文鈔》。黎庶昌為“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于光緒十五年編成《續(xù)古文辭類纂》。如此等等，桐城派編選的古文選本，不僅在當時影響甚大，而且像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還成為后人學習古文的必讀書。

第四是古文傳授。桐城派古文，是通過師法傳授的方式代代相續(xù)，綿遠不絕地向前發(fā)展的。這種師法，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向前代古文家?guī)煼?，二是桐城派?nèi)部的前后師法。比如自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開始，桐城派大大小小的古文家，毫無例外，都清一色地欣賞《史記》，提倡師法太史公筆法。方苞是一派之祖，在七歲就“潛觀”《史記》，以后又撰有《史記評語》、《史記注補正》及一些單篇讀史筆記。他為文講究義法，而“義法”二字最早是由司馬遷提出來的。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說：孔子《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可是司馬遷并沒有對“義法”二字作出具體的解釋。方苞是對“義法”說做詳細論述的第一人。他在《又書貨殖傳后》一文中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彼J為“義法”二字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一說內(nèi)容，一講形式，兩者緊密結(jié)合，自然就能寫出很好的文章來。因為“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所以他主張把《史記》的“義法”引到古文寫作的實踐之中，提倡向《史記》學習作古文的方法。他的這個主張，曾得到了桐城派其他諸位大家的響應(yīng)。如吳德旋《初月樓文鈔》認為，學古文“必慎其所入之途，不慎后而悔焉，舊染之習未易忘也”。那么，怎樣學習呢？“上者自司馬子長、韓退之入，其次自柳子厚、王介甫入，又其次自歸熙甫、方靈皋入。自子長、退之入者，長于奇變，然慮其形具而神不屬也；自子厚、介甫入者，長于幽邈，然慮其多為作而晦且詭也；自熙甫、靈皋入者，長于渾樸，然慮其狃于近而識不遠也。”劉開《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認為，“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制，至八家而乃全”。所以他主張學習古文的順序，應(yīng)該先從唐宋八大家入手，然后上推至司馬遷和班固的文章。他說：“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從入；其中又進之以《史》、《漢》，而后克以有成?！泵吩痢稄完惒螘氛f他自己“少好駢體之文”，后來才“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為可貴”，所以就改弦易轍，開始向馬、班文章學習。為了使時人學習有法可循，桐城派特別推崇明代歸有光對《史記》的圈點。如姚鼐《答徐季雅》書就認為：“震川閱本《史記》，于學文者最為有益，圈點啟發(fā)人意，有愈于解說者矣?！睔w有光在評點《史記》時，把司馬遷文章的精彩之處都作了圈點提示，使初學者一看就知道文章的好處在哪里，應(yīng)該從中學些什么。姚鼐還繼承歸有光圈點《史記》的傳統(tǒng)來圈點《古文辭類纂》，以便給人學古文提供指導幫助。

桐城派大力提倡學習太史公筆法，取得了很出色的成就。這里我們試以戴名世和劉大櫆為代表來說明這個問題。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驅(qū)之一，他比方苞略早，對方苞的古文曾有過不小的指導，由于他因“《南山集》案”被清朝統(tǒng)治者所殺，所以后來的桐城派弟子就很少提及這位桐城派先輩了。近年來學術(shù)界對戴名世在桐城派的地位和貢獻作了重新評價，還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戴名世夙以馬、班自命，以撰寫“成一家之言，與《史記》、《五代史》相頡頏”（尤云鶚《南山集跋》）的明史為終身奮斗目標，所以他不僅具有“盲左腐遷之識”（方正玉《孑遺錄序》），而且是屬于“有子長之才，不能成子長之志”（戴鈞衡《潛虛先生文集目錄敘》）的史學家。就古文而言，他受司馬遷的影響也很深，他自己就在《答張氏二生書》中說過：“不佞自初有知識即治古文，奉子長、退之為宗師”；又在《與王云濤書》說：“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書》，亦欲有所撰著”?！肚迨犯濉繁緜饕舱f他“喜讀《太史公書》”。因為對司馬遷和《史記》好之很深，所以師法也就非常到家，如王哲《重訂南山集序》說戴名世“所作古文，直追龍門，而氣魄雄厚，有過之無不及也”。戴鈞衡也認為戴名世文章“其氣之逸，韻之遠，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而得其神”。這樣的評價，都是非常高的。劉大櫆是繼方苞之后桐城派的又一位宗師，他也是司馬遷的崇拜者，曾在《論文偶記》中對《史記》的藝術(shù)作過很深入細致的研究，認為《史記》有“大、遠、疏、變”等特點。他的古文寫作受到司馬遷的影響也非常巨大，我們從歐陽霖和高肇麟合編的《海峰文集》中的評點里，可以見到許多將劉大櫆的文章與《史記》進行比較評論的文字，如說他的《書戰(zhàn)國策后》“神韻高古似《史記》”；《刪錄荀子序》“用筆以拙為工，而神韻高古，是學《史記》之文”；《馬湘靈詩集序》“摹寫淋漓，風神遒逸，似司馬子長”；《義士吳君傳》“直敘三四事，掃除枝葉，獨存老干，神味似《史記》”；《吳節(jié)婦傳》“寫出閨閣幽隱人情所難言處，使人如見，得史公神髓”；《方氏節(jié)母傳》“敘事獨得史公之峻潔”。此類評論甚多，評點者從敘事筆法，到語言風格，再到人物傳記的描寫藝術(shù)，將劉大櫆所受太史公影響的方方面面，都被逐一指了出來。盡管這樣的評論還比較簡單，甚至有些牽強，但它仍可證明，劉大櫆的文章的確是師承太史公的。

至于桐城派內(nèi)部的前后師法學習，就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據(jù)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載，“（方苞）博究六經(jīng)百世之書，少以時文名天下。其為古文，取法昌黎，謹嚴簡潔，氣韻深厚，力尚質(zhì)素，多征引古義，擇取義理于經(jīng)，有中心側(cè)怛之誠；尤精義法，言必有物有序，能自出機杼，世推為古文巨擘，為國朝二百余年之冠?！倍轿氖肌皫熓路桨?，受古文法，得文章正脈”；諸洛“少學古文，及交徐流芳，得方苞義法，文學益進”；黃鐘“游學靖江，受古文法于程崟。崟本方苞高第弟子，故學有本原。下筆千言，一衷之于義法”；陳大受“師事方苞，受古文法。其為文不務(wù)聲華，原本性情，義正詞醇，恪守方苞軌范”；劉大櫆“師事方苞，受古文法”，但“雖學于方苞，能自成一家，方苞稱為今世韓、歐”；左堅吾“師事外祖劉大櫆，受古文法。讀經(jīng)史類能得其大意。為文尤能得古人文章深處，極似大櫆”；許節(jié)“師事劉大櫆，從游甚久。詩文皆有義法，貫穿經(jīng)史，淹通博洽”；陳家勉“師事劉大櫆。博聞強識，尤工于詩，大櫆嘗誦其警句于朋游間”；吳澤階“師事陳家勉，得劉大櫆之傳。所為詩格律雄健，造語新奇”。劉聲木曰：“方康、雍時，方苞以古文名天下，同邑劉大櫆、姚范繼之，（姚）鼐親受文法于劉、姚。本所聞于家庭師友間者，益以自得，治之益精，所得實臻古人勝境，加以才藻縱橫，足為一代宗主。所為文高簡深古，才斂于法，氣蘊于味，尤近司馬遷、韓愈?！币ω境蔀楣盼淖谥饕院?，先有姚瑩“師事從祖姚鼐，受古文法。其為詩、古文詞，洞達世務(wù)，激昂奮發(fā)，磊落自喜，論事之作尤能自出機杼?！﹂T四杰’本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劉開四人，又有去開更入瑩者，文學為當時所重可知”；次有梅曾亮“師事姚鼐，受古文法，居‘姚門四杰’之首”；再有管同“師事（姚鼐）最久，久親指授，最承許與，實為‘姚門四杰’之次；苦心孤詣，淹貫群言，好為深湛之思，實得姚鼐的傳，遂以古文名家”；又有方東樹“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為‘姚門四杰’之一。覽經(jīng)史諸子百家，獨契朱子。為文好構(gòu)深湛之思，醇茂昌明，言必有物，窮源盡委，沉雄堅實，無不盡之意，無不盡之詞，不盡拘守文家法律”；還有劉開“師事姚鼐，盡授以詩、古文法，名雖居‘姚門四杰’之一，實不能盡守師法。其為文，天才宏肆，光氣煜爚，能暢達其心之所欲言，然氣過囂張，類多浮詞，與姚鼐簡質(zhì)之境懸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桐城派就是在這種互相師法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發(fā)展、不斷壯大，從而形成“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劉師培《文章原始》，轉(zhuǎn)引自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的浩大局面。

第五是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歌理論。桐城派以古文創(chuàng)作和古文理論為主，至于早期的戴名世、方苞等人，都不以詩歌擅長，但是劉大櫆、姚鼐等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方東樹在詩歌理論上都有杰出的成就。所以，桐城派在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歌理論方面的成就，也不能忽視。

《桐舊集》成書于咸豐元年，共收錄桐城地域1238名詩人的7704首作品，可見桐城詩歌的創(chuàng)作盛況。姚瑩對桐城詩的發(fā)展概況做過簡要的歸納，并認為桐城詩當與桐城文一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桐舊集序》曰：“竊嘗論之，自劉蓉川給諫以詩著有明中葉，錢田間振于晚季，自是作者如林?？滴踔校四狙孪壬且杂小洱埫唢L雅》之選，猶未極其盛也。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繼之，然后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諸大家之美無一不備。海內(nèi)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然哉？”清末安徽績溪人程秉釗《國朝名人集題辭》也曾有“論詩轉(zhuǎn)貴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輕”之句。

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推許“桐城則薑塢、海峰皆尚是作手”。姚范論詩“極度超詣深微，可謂得三昧真詮……；但其所自造猶是凡響塵境”（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薑塢為詩“事料醲郁，善于儷事”（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著有《援鶉堂詩集》7卷。

劉大櫆“先生高才而遇窮，于詩靡所不工，而古詩尤超越國朝諸賢之上，其抑塞騰踏悲壯之氣，充滿天壤，莫之能御，儻所謂有郁而鳴者也”（吳定《海峰先生詩序》）。劉大櫆率性作詩，飽含深沉之思，富有思想深度；其詩“包括前人，熔諸家為一體，雄豪奧秘，揮斥出之”（《國史文苑傳》）。吳孟復先生在《桐城文派述論》中曾就具體詩作加以解析：“如劉大櫆《雜感》詩：‘團一門內(nèi)，弟寒兄不知。深宮狎阿保，而閔百姓饑？豈非天使然，知臨大君宜？吾聞晉帝言：何不食肉糜？中人數(shù)家產(chǎn)，涕淚誦此詩。’讀來直如讀黃宗羲《原君》、唐甄《室語》。其《感懷》言：‘弱冠負勇氣，鄉(xiāng)閭嬰禍羅。仗劍出門去，飲馬昆侖河’，殆為方、戴書案而發(fā)。又《飲酒》：‘一去涉世故，將為禍網(wǎng)嬰，’辭氣憤激，《雜詩》亦同?！惫食挑~門當時就評劉大櫆“詩勝于文也”（見袁枚《隨園詩話》）。劉大櫆的生徒學子麇集門下，“守其微言緒論以道學，肖其波瀾意度以為文及詩者，不可勝紀”（方東樹《劉悌堂詩集序》）。

桐城詩派迨至劉大櫆、姚鼐相繼而起，詩名益振。姚鼐作詩并不專主溫柔敦厚，其詩中也說了一些其文中所不敢說的話?！皭疸┐认?，而襟期瀟曠，有山澤間儀，有松石間意。詩旨清雋，晚學玉局翁，尤多見道之語。望其眉宇，翛然已知在風塵之表矣?！保ㄍ蹶啤逗Ｔ妭鳌罚┮ω舅鳌断Пк幵娂?0卷，各體皆精，“以五古為最，高處直是盛唐諸公三昧，非膚襲貌取者可比。七古用唐調(diào)者，時有王、李之響；學宋人處時入妙境，尤不易得。七律工力甚深，兼盛唐、蘇公之勝。七絕神俊高遠，直是天人說法，無一凡近語矣。”（姚瑩《識小錄》）曾國藩以為姚鼐的七律“國朝第一家”（吳汝綸《與蕭敬甫》），其集中近體也以七律數(shù)量最多。其《今體詩鈔序目》曰：“夫文以氣為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蹶矣。”姚永樸在《惜抱軒詩鈔釋序》中曾說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都以為姚鼐的詩“勁氣盤折”、“多豪雄語”、“筆力健舉”。程秉釗以為“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國朝名人集題詞》自注）。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評姚詩“以清剛出古淡，以遒宕為雄，……與文之蕭然高寄者異趣”。錢鍾書先生論詩眼高于頂，獨許惜抱詩“尤粹美”。“蓋學識高深，只可明義，才情照耀，庶能開宗，坐言而不堪起行者，其緒論亦每失墜而無人掇拾耳?！保ㄥX鍾書《談藝錄》）惜抱庶幾“坐言”又堪“起行者”，二妙駢臻，宜其開一代風氣。

桐城文派中所謂姚門高弟如梅曾亮、方東樹、劉開、姚瑩等，都不僅傳姚鼐文法而且篤守其詩學。梅曾亮常以悲歡為詩，原本唐音，兼有眾體。其詩“汰膚存骨，由瘦得堅，以崚嶒出妥帖，以清削見識趣，蓋亦衍韓退之、黃山谷一派”（錢基博《中國文學史》）。方東樹精于言詩，其《昭昧詹言》嘉惠后學，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至自為詩“則橫空盤硬，好作生語；由黃庭堅敩韓愈以窺杜甫，力避俗熟，自是姚門師法?！迤哐越^，獨緣情綺靡，出以清麗，不為拗體”。所作“排奡而未妥帖，意境兀傲而未及華妙”（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著有《儀衛(wèi)軒詩集》5卷。姚瑩“其為詩、古文詞，洞達世務(wù)，激昂奮發(fā)，磊落自喜，論事之作尤能自出機杼”（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其為詩“由明何景明、李夢陽入，而以盛唐李杜為宗。古體勝于近體；七古尤勝五古，震蕩錯綜，闔辟頓挫，其原出李白；而近體亦頗脫去纖秾，獨抒高渾，嗣響杜陵，不為格律所拘；庶幾姚鼐之血脈！”（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著有《后湘詩集》。劉開著有《劉孟涂詩前集》10卷、《后集》21卷。孟涂詩無意求工而自成高格，孤憤之氣漫溢辭間，詩風與杜甫詩相似，或沉郁頓挫，或質(zhì)樸平易?！榜珮O思，頗喜巧琢，詞務(wù)妍練，格求生峭，……與姚鼐之不貴綺錯，由韓學杜，以堅蒼出古澹者，體氣迥異?！保ㄥX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說：“道光而后，何紹基、祁雋藻、曾國藩之徒出，益盛昌宋詩。而國藩地位最顯。其詩自昌黎、山谷入杜，實衍桐城姚鼐一脈?！眳顷]生編撰《晚清四十家詩鈔》，將后期桐城詩派詩人從散文譜系中剝離出來，譜寫了一個較為純粹的詩人群像。其《自序》曰：“先大夫垂教北方三十余年，文章之傳則武強賀先生，詩則通州范先生。二先生從先公最久，備聞道要，究極精微，當時有‘南范北賀’之目。其后各以所得傳授徒友，蔚為海內(nèi)宗師，并時豪杰未有或之先也……二先生外，則有馬其昶通伯、姚永樸仲實、姚永概叔節(jié)、方守彝倫叔、王樹楠晉卿、柯劭忞鳳孫，咸各有以自見。其年輩稍后，則李剛己、吳鏜凱臣、劉乃晟平西、劉登瀛際唐、李景濂右周、王振堯古愚、武錫玨合之、谷鍾秀九峰、傅增湘沅叔、常堉璋濟生、尚秉和節(jié)之、梁建章式堂、劉培極宗堯、高步瀛閬仙、趙衡湘帆、籍忠寅亮儕、鄧毓怡和甫等，皆一時才士。”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說：“惜抱之詩，方興未艾?！币τ罉恪⒁τ栏爬ブ贋樵姟扒蹇潭桶l(fā)，又不害盡；蓋篤守姚鼐之教也”?！叭昃]嘗稱其（永概）詩才俊逸，足使辭皆騰踔紙上，雖百鈞萬斛，而運之甚輕，故能出入于李、杜、蘇、黃諸家，而自成體貌也?！狈懂斒罏樵娨嘁蛔裣ПЬ爻E，于黃山谷詩的兀傲倔奇、玄思瑰句，參悟極透。吳汝綸《與姚叔節(jié)》甚至認為：“當今文學無出肯堂右者。”姚浚昌少時以詩受知于曾國藩，晚年自訂其集12卷，詩續(xù)集9卷。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評其詩：“一秉家法，屬辭比事，蔚然與薑塢同風；而骨力之清遒，神情之俊朗，則鼐之遺也。”

桐城派論詩，早期的戴名世、方苞等人已經(jīng)有所涉及，他們認為詩歌必須充盈深厚的情感，具有實在的內(nèi)容，而且，應(yīng)該裨益人倫，利于教化。如方苞《徐司空詩集序》曰：“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所以，詩人當讀書練識，端正性情，如方以智《通雅》曰：“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qū)使古今，吞吐始妙。”

方苞藏拙罷詩，他在《廌青山人詩序》中說：“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為也。是雖小道，然其本于性質(zhì)，別于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峣然于古昔者哉！即吾所及見宗老涂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為彼，以遍于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lián)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誰何，漫為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于詩，……?！狈桨m不善為詩，而對于詩的“得失則頗能別”（方苞《喬紫淵詩序》）。方苞《廌青山人詩序》說自己“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nèi)詩家“或偏得古人之氣韻，……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為誰何”，所以“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他的這一“門戶可別”的思想，是其后袁枚論詩“著我”風格的先聲。

姚范論詩“極超詣深微，可謂得三昧真筌，直與古作者通魂授意”（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桐城文人重宋詩，提倡黃庭堅的詩風實由姚范始：“涪翁以驚創(chuàng)為奇，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誦之久，有一切廚饌腥螻而不可食之意”（姚范《援鶉堂筆記》）。“熔鑄唐宋，則固是仆平生論詩宗旨耳?！保ㄒω尽杜c鮑雙五》）以古文之法為詩，本是桐城詩派的當行本色，此中之覆，薑塢亦有以發(fā)之：“字句章法，文之淺者，然神氣體勢，皆因之而見?！薄拔姆ㄒn硬札高古”（方東樹《昭昧詹言》）。

姚鼐是姚范的侄兒，“以從子受業(yè)焉；姚氏之學所由起也”（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姚鼐除“親受文法于學博（劉大櫆）外”，論學論詩皆“少傳業(yè)伯父薑塢編修”（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姚鼐承薑塢緒論，于桐城詩派的微言大義，“鼐獨抉其微而發(fā)其蘊”，見于《惜抱軒詩文集》、《惜抱軒尺牘》、《今體詩抄》者，比比皆是。姚鼐認為：“詩之與文，固是一理。”（《惜抱軒文集后集》卷三）“存古人之正軌，以正雅祛邪”（姚鼐《今體詩抄序目》），庶不入詩文魔道。“大抵作詩，皆急須先辨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姚鼐《與陳碩士》）。洗脫俗塵，熟讀古人詩，這是學詩的第一步。確定范本，以為汲古之助?！敖嗣吭谱髟姴豢赡M，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從何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數(shù)番之后，自能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姚鼐《與伯昂從侄孫》）

姚鼐在《與鮑雙五》中進一步提出“熔鑄唐宋”的詩歌主張，并在《荷塘詩集序》中說道：“古之為詩者，不自命為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fā)之于詩則詩與之為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為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jié)、道德之養(yǎng)、經(jīng)濟天下之才，舍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shù)君子豈甘哉？”沈曾植說姚鼐：“于詩之自得，經(jīng)緯唐、宋，調(diào)適蘇、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諦，實參實悟，庶其在此?！保ㄒτ罉恪断Пк幵娂栕搿罚耙ω咎岢鋈坭T唐宋，就是將明七子學杜之法與黃庭堅學杜之法結(jié)合起來，將明七子之格高調(diào)響、‘香色流動’，與黃庭堅的驚創(chuàng)之奇、兀傲之神、倔奇之氣糅合起來，取得骨肉停勻、氣韻意象兼?zhèn)?、聲色神韻俱佳的理想效果?！保ㄖ苊餍恪墩撏┏桥稍娬摰闹饕獌?nèi)容及其形成過程》，《文藝理論研究》2002年第4期）

姚鼐是古文家，他頗有以詩法文法互通的主張。如他評杜甫的排律，就著重指出過這一點，以為杜甫送人的詩，就像韓愈送人的序；杜甫敘事的章法，即如司馬遷《史記》中的布局。姚鼐提出“詩之至善者，文與質(zhì)備，道與藝合”。在此基礎(chǔ)上，姚鼐論詩尤重“氣”。其子為《惜抱軒詩后集》所寫的跋語中傳惜抱之言說：“詩道非一端，然要貴有才氣，人年衰則才氣多隨而減，故吾年七十以后不復常作詩矣?！币ω驹凇督耋w詩鈔序目》中說：“夫文以氣為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躓矣。楊升庵專取為極則，此其所以病也?！彼Q杜甫的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贊黃庭堅的詩“兀傲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啟性靈”（王鎮(zhèn)遠《桐城派詩論初探》，《江淮論壇》1983年第2期）?！按蟮指吒袂屙崳猿鲂匾?；而遠追古人不可到之境于空蒙曠邈之區(qū)，會古人不易識之情于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為之欣忭惻愴，不能自已”的詩境是“詩學第一種懷抱”（姚鼐《惜抱軒文集后集》卷三）。

方東樹、梅曾亮等人繼承了姚鼐的詩論主張，進一步學習杜甫、黃庭堅等人的詩歌，強調(diào)詩人的道德氣節(jié)和人格修養(yǎng)，注重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重視學養(yǎng)，以古文之法論詩，既重視詩歌的氣勢與陽剛之美，又標舉雅正、雅潔，反對作凡俗語，使詩歌有層次跌宕之妙。方東樹作《昭昧詹言》，目的是昭示后學，于古人詩文“求通其辭求通其意之確有依據(jù)也”（《昭昧詹言》跋一）。方仲棐“尤注意于方儀衛(wèi)《昭昧詹言》，嘗戲曰：‘桐城詩法文法，在此一書中矣’。”（吳孟復《馬茂元傳略》）此書書首有許多泛論詩文的話，內(nèi)容很精詳，大旨是和薑塢、惜抱論詩宗旨相發(fā)明而更見系統(tǒng)。在卷一“通論五古”、卷十一“總論七古”、卷十四“通論七律”等卷中表達對詩歌的基本見解與品評具體作品的原則，在講讀詩篇時，也處處貫串著這些基本見解與原則?！墩衙琳惭浴贰俺兄Пд撛姷淖谥?，可算是代表‘熔鑄唐宋’的眼光”（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卷下）。桐城詩派第一步學唐人之形，即學唐人規(guī)矩方圓，側(cè)重掌握唐人的格律聲色。借徑“明七子”學唐，薑塢前已論及，姚鼐則曰“吾以為學詩，不從明李、何、王、李路入，終不深入”（姚鼐《與陳碩士》）。第二步，借學宋來由表及里地抉取唐人之神，側(cè)重掌握唐人的神理氣味。郭麐《樗園銷夏錄》卷下說：“吾師姚姬傳先生曰：‘近日為詩，當先學七子，得其典雅嚴重，但勿沿襲皮毛，使人生厭，復參以宋人坡、谷諸家’?！苯梃b黃山谷遺貌取神、善于學唐的方法。“明以來詩家，皆求與古人似，所以多成剽襲滑熟”；而“黃之學古人，皆求與之遠。故離而去之以自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此即恪守韓公‘去陳言’‘詞必己出’之教也，……凡前人勝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許一毫近之，所以避陳言，羞雷同也?！嬗霉ι钤?，而自成一家，遂開古今一大法門，亦百世之師也。”（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〇）方東樹又主張在學黃的同時，當輔之以學歐陽修、王安石，“從歐王入，則用意深而不襲”（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〇）?！皻W王兩家，亦尚能開人法律章法。山谷則止可學其句法奇創(chuàng)，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脫凈盡，此可為法；至其用意則淺近，無深遠富潤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縮，不可多讀，不可久學。取其長處，便移入韓，由韓再入太白、坡公，再杜公也?！保ǚ綎|樹《昭昧詹言》卷一一）“七律宜先從……山谷入門，字字著力，但又恐費力有痕跡，……故又當以杜公從肺腑中流出、自然渾成者為則?！保ǚ綎|樹《昭昧詹言》卷一四）取精用宏，由摹擬以成真詣。

方東樹具體闡釋了以古文義法通之于詩，拓展以文為詩的風氣：“凡學詩之法：一曰創(chuàng)意艱苦，避凡俗淺近習熟迂腐常談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創(chuàng)意，及常人筆下皆同者，必別造一番言語，卻又非以艱深文淺露，大約皆刻意求與古人遠。三曰造字，必避舊熟，亦不可僻?！玫溆直苁斓洌殦Q生。又虛字不可隨手輕用，須老而古法。四曰隸事避陳言，須如韓公翻新用。五曰文法，以斷為貴。逆攝突起，崢嶸飛動倒挽，不許一筆平順挨接。入不言，出不辭，離合虛實，參差伸縮。六曰章法，章法有見于起處，有見于中間，有見于末收。或以二句頓上起下，或以二句橫截?！保ǚ綎|樹《昭昧詹言》卷一）吳孟復先生評這六點正是“桐城古文”的義法所寄，是古文義法通之于詩的具體應(yīng)用。

桐城文派中所謂姚門高弟都不僅傳姚鼐文法而且篤守其詩學。劉開論詩，注重言志抒情。姚瑩《復楊君論詩文書》說：“文與六經(jīng)，無二道也；詩之與文，尤無二道也?！币Μ摰摹墩撛娊^句六十首》基本上體現(xiàn)了姚鼐不廢七子，又重蘇、黃的論詩宗旨。林昌彝詩話《海天琴思錄》中將姚鼎之《五七言今體詩鈔凡例》全文抄錄。曾國藩論詩宗旨大段出自惜抱，如“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宜長進”；“吾于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此外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曾國藩家書》）。曾國藩還采用惜抱的“陽剛陰柔”之說，開列出一張《文章各得陰陽之美表》，分詩文為四象。吳闿生編撰《晚清四十家詩鈔》，在具體詩作評點上，多引用其父吳汝綸的評語，或以此為話頭，導入自己的評點。所錄吳汝綸的評點全面而具體，或品評詩作的意境與風格，或道出其風格淵源和模仿對象，此外還有相當多的評語是討論詩歌技法的?！锻砬逅氖以娾n》對桐城派詩學源流的梳理與總結(jié)進行了一定深度的探索。

三、桐城派的學術(shù)貢獻

桐城派研究學術(shù)，自戴名世和方苞時就已經(jīng)開始。張舜徽說：“桐城經(jīng)學文章之緒，開自錢澄之。方苞與名世繼起，有志昌大。而學問識力，皆不逮澄之遠甚。名世與苞，治學途徑，又有不同。苞勤于治學，于《易》、《春秋》，訓詁不依傍前人，輒時有獨得；而名世平居好言史法，每論古人成敗得失，往往悲涕不能自已?！保ā肚迦宋募瘎e錄》卷四《潛虛先生文集》）戴名世《送許亦士序》有感于“自周之衰至于今，儒學既擯焉，圣人之道掃地無余”，主張道、法、辭三者兼?zhèn)洹Ｋ凇都好袝☆}序》中說：“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彼鶑娬{(diào)的道即指四書，尤其是宋代程朱所闡明的四書。戴名世在刑部獄中輯成《四書朱子大全》，他的《四書朱子大全序》說：“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fā)孔孟之秘于千載廢墜之余，自朱子出而其學尤為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為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于他書，而集注則朱子以為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學者但明于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于胸中而不為其所亂?！贝魇细鲝堁a其不足。在《讀易質(zhì)疑序》中說：“其于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曼衍，顯無忌憚，而務(wù)求勝于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曲從，不敢有毫發(fā)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為古人之害也與叛等。”戴名世自訂《周易文稿》之外，還酷嗜史學，其《史論》曰：“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為法戒于萬世?！贝髅烙攘粜拿鞒墨I，欲以獨力撰修明史之宏志。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中贊揚戴名世的史學見識說：“大抵南山考證史跡之懇摯，或不如力田、季野，而史識史才，實一時無兩。其遺集中《史論》、《左氏辨》等篇，持論往往與章實齋暗合。”

方苞在為果親王允禮編選的《古文約選》序中說：“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jīng)、《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于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方苞《學案序》認為：“昔先王以道明民，范其耳目百體，以養(yǎng)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于命，而粗亦不失為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薄叭苏咛斓刂模酌弦院?，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為天之所不祐決矣?！薄胺矘O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方苞《與李剛主書》）。近代新文化運動把矛頭對準古文，斥桐城派為“桐城謬種”，正因為桐城派內(nèi)容上多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為“闡道翼教”而作。

方苞視顏李之學的領(lǐng)袖顏習齋是壞學、害世、害民，其《再與劉拙修書》曰：“夫?qū)W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君梨洲壞之；燕趙間，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jīng)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為之倡，立程、朱為鵠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擯異端，非貴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于經(jīng)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jié)，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后，工文章垂聲于世者眾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jié)，若唾溺然。由是觀之，不出于圣人之經(jīng)，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于《六經(jīng)》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托于《六經(jīng)》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為害于斯世斯民豈淺小哉！”

方苞以《左傳》、《史記》，唐宋八大家，直至明代歸有光一系為文統(tǒng)；以董仲舒、程頤、程顥、朱熹等一系為道統(tǒng)。二者有機結(jié)合，便是其所開創(chuàng)的桐城派散文“義法”的實質(zhì)。一方面篤信程朱理學，同時對于朱子的《詩說》，曾“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有人責難他“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他在《再與劉拙修書》中辯解說：“程子之說，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另一方面，他對顏李之學也有所肯定：“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jīng)義疏與設(shè)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比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民，各持所見，而不害其并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方苞《與李剛主書》）方苞曾為數(shù)學家梅定九作有《梅征君墓表》，說他“與吾友昆繩、北固游，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shù)相過，乃知君博覽群書，于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方苞認為鹿繼善“其于陽明氏之志節(jié)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圣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方苞《鹿忠節(jié)公祠堂記》）。

顧炎武、黃宗羲所開創(chuàng)的求實之風，經(jīng)過戴震等人的努力，得到極大發(fā)展，使“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成為“這個時代的學術(shù)主潮”?！盁o論何方面之學術(shù)，都有這樣的趨勢”（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方苞也是學皆濟于實用。他在《熊偕呂遺文序》中說：“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者，于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為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后，常陰求行身不茍，而有濟于實用者?！狈桨值茏魑囊浴妒酚洝窞榈浞?，方苞“義法”說的產(chǎn)生，也和他受《史記》的影響密切相關(guān)。但“苞邇者欲窮治諸經(jīng)，破舊說之藩籬，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方苞《與王昆繩書》）。他早年“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方苞《再與劉拙修書》）。直到康熙三十年，方苞開始傾心宋儒之學，由“視宋儒為腐爛”到“學行繼程朱之后”。方苞在獄中著《禮記析疑》，同系者投其書于地曰：“命在須臾矣！”方苞應(yīng)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蘇惇元《方苞年譜》、徐珂《清碑類鈔》）在獄中又著有《喪禮或問》。方苞另著有《周官辨》1卷、《周官義疏》、《周官集注》12卷、《周官析疑》36卷、《春秋通論》4卷、《春秋直解》12卷、《喪禮議》、《儀禮析疑》17卷、《喪禮或問》1卷、《禮記析疑》48卷、《考工記析疑》4卷、《春秋比事目錄》4卷、《左傳義法舉要》1卷、《左氏評點》、《史記注補正》1卷、《刪定荀子》1卷、《刪定管子》2卷、《讀子史》1卷、《離騷經(jīng)正義》1卷、《朱子詩義補正》8卷、《尚書述》4冊、《書義補正》8卷、《讀易偶筆》、《讀尚書偶筆》等。乾隆四年，方苞奉旨重刊《十三經(jīng)》、《廿二史》，又充經(jīng)史館總裁、《三禮》館副總裁。他在治經(jīng)史方面的成就，并不比專門研究經(jīng)史的學者遜色。

劉大櫆著有《評點孟子》、《評點左傳》等，對各種學術(shù)觀點皆取包容的態(tài)度，“其心恢然有余”，“視天下之岐趨異說，皆未嘗出于吾道之外”，“于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劉大櫆《息爭》）。他還以其他學派之長，反省“吾儒”之短：“今釋氏之徒，乃能興復其七百余年已隳之業(yè)，加宏壯焉，求之吾儒未有也。豈堯、舜三代圣人之道，比之釋氏猶易失而難守邪？”（劉大櫆《如意寺記》）“吾以為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敝鲝埧鬃印捌涞拦逃幸园葜病保▌⒋髾湣断帯罚?/p>

姚鼐著有《老子章義》、《左傳補注》、《九經(jīng)說》、《春秋三傳補注》等。他的《程綿莊文集序》認為，“論繼孔、孟之統(tǒng)，后世君子必歸于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于圣門，而其論說所闡發(fā)，上當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為大且多。使后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為無病也?！庇衷凇对購秃嘄S書》中說：“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后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蓖瑫r，姚鼐也認為，“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妄行，為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為善也”（姚鼐《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代）》）?！捌堄_圣賢之意于后世，雖或舍程朱可也”（姚鼐《復曹云路書》）。姚鼐認為漢學是“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姚鼐《復孔撝約論禘祭文》），指責“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搜而遺其巨”（姚鼐《贈錢獻之序》），“相率而競于考證訓詁之途，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姚鼐《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今之為漢學者以探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為功，其為玩物不彌甚邪”（姚鼐《與陳碩士》）。

姚鼐還踵武戴震，研治輿地之學。他在輿地研究中，也很看重地理沿革和實地考察，并把古文獻與實考所得相結(jié)合。姚鼐又追隨戴震等研習禮學。在學問重心轉(zhuǎn)移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姚鼐追隨戴震等，受到了一定的漢學考據(jù)訓練。這一訓練為他日后在四庫館內(nèi)撰寫《惜抱軒書錄》，從都門告退后撰寫《九經(jīng)說》、《春秋三傳補注》等專著和大量考據(jù)筆記，奠定了基礎(chǔ)；也為他日后建立桐城派時倡言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兼收之說提供了資料；更對他簡質(zhì)文風的形成產(chǎn)生了決定性影響。

當乾、嘉漢學熾盛時，姚鼐獨守宋儒之說，至方東樹排斥漢學益力。阮元督粵，辟學海堂，名流輻輳，東樹亦客其所，不茍同于眾。方東樹以盧文弨手校《十三經(jīng)注疏》詳校阮元所刻《十三經(jīng)注疏?？庇洝贰！敖郎锌紦?jù)，與宋賢為水火。而其人類皆鴻名博學，貫穿百氏，遂使數(shù)十年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保ā肚迨犯濉肪硭陌肆┠税l(fā)憤著《漢學商兌》一書，正其違謬。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稱《漢學商兌》“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

桐城派文人致力古文，潛心學術(shù)，著述多有成就。如張惠言，所著《周易虞氏義》、《虞氏易禮》、《易言》、《易事》、《易候》及《易義別錄》等，卓然為有清一代易學大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認為“可以代表清儒《易》學者不過三家，曰惠定宇，曰張皋文，曰焦里堂”。沈廷芳則著有《十三經(jīng)注疏正字》，“《注疏》有功于圣經(jīng)，此書更有功于《注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三），另著有《續(xù)經(jīng)義考》、《五禮經(jīng)傳目二種》。沈大成也曾校正《十三經(jīng)注疏》，著《讀經(jīng)隨筆》。李祥賡六經(jīng)皆有撰述，尤邃于《易》，著《周易慎疑》，能發(fā)前人未發(fā)之旨。魯嗣光嘗校正《禮記》、《爾雅》諸書，長于考據(jù)，著《尚書說》?！袄韺W名儒”曾國藩，把“經(jīng)濟”之學納入了“理學”的范疇之中，所作《圣哲畫像記》一文，其中推崇文周孔孟并且把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列入。雖然沒有什么理學名著，但對理學的發(fā)展卻是有著重要的貢獻。曾國藩設(shè)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頗譯泰西科學書，其算學名著多出李善蘭、華蘅芳之手，自是所謂西學者漸興。“通儒”姚永樸，著有《群經(jīng)考略》、《文學研究法》、《史學研究法》、《大學章義》、《倫理學》等。博學而取精華，自成一體。

隨意翻開桐城派文人文集，文學創(chuàng)作與學術(shù)研討往往并舉。學術(shù)專著刊刻也是蔚為大觀，對清代學術(shù)發(fā)展作出了應(yīng)有的貢獻。

四、桐城派的教育貢獻

習慣上，人們通常以“師事”或“私淑”等指稱桐城派成員之間不同類型的關(guān)系。這些關(guān)系彰顯了綿延二百余年的桐城派，其傳承相當程度上依托于傳統(tǒng)的教育制度；昭示著桐城派在人員構(gòu)成、地理區(qū)域上的擴展，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一支共同旗幟下的教育隊伍。戴名世授徒以養(yǎng)親，執(zhí)教有十三年之久。方苞隨高公游京師，覓塾館以自贍，曾先后館于高公住所、涿州滕氏、京師汪氏；南歸授經(jīng)于寶應(yīng)喬氏。在《南山集》案出獄后，方苞以白衣入值南書房，移值蒙養(yǎng)齋，編校樂律歷算諸書，被誠親王延為王子師，又教習庶吉士。劉大櫆在鄉(xiāng)里塾館授徒、在張氏勺園課徒。返樅陽，劉大櫆在家課其弟侄。后來留居北京時，劉大櫆在城北授徒，曾經(jīng)館于工部侍郎吳士玉家，時達十年之久。劉大櫆返里，設(shè)帳課徒。后一度在百泉書院擔任主講。因方苞之薦，劉大櫆入江蘇學幕校試閱文。后又入湖北學幕、浙江學幕。劉大櫆任黟縣教諭期間，兼領(lǐng)安慶書院。辭黟縣教諭，劉大櫆應(yīng)聘至歙縣，主講于問政書院。劉大櫆離歙回桐，仍在家鄉(xiāng)講學，直至壽終。姚鼐曾授徒以敷家用，中進士后，選為庶吉士，先后授禮部主事，山東、湖南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再遷刑部郎中，后薦入《四庫全書》館為纂修官。旋乞養(yǎng)而歸，聘為揚州梅花書院山長，姚鼐又先后主講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鐘山書院，最后卒于鐘山書院。上述桐城四祖，毫無例外，都有教書授徒的經(jīng)歷，他們的思想和古文創(chuàng)作成就，也被桐城后學所繼承和發(fā)揚光大。

在桐城后學中，具有教書經(jīng)歷的為數(shù)不少，如方東樹鄉(xiāng)試十次不售，遂摒棄科舉入仕之念，授經(jīng)于江右新城陳家。后又應(yīng)姚鼐之約，赴江寧鐘山書院課其長孫，其間亦輾轉(zhuǎn)于阜陽、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講學。在廣州助修《廣東通志》竣，方東樹又執(zhí)教于廉州海門書院，主政韶州韶陽書院，又歷主廬州廬陽書院、亳州泖湖書院、宿松松滋書院。方東樹返桐城后，又授徒課孫。最后卒于祁門東山書院。管同曾授經(jīng)于通判陳氏家中，應(yīng)姚鼐先生之薦，赴寶山縣令田仲衡之任所，課其子弟。后又入安徽巡撫鄧廷楨幕，課其子。梅曾亮去官還鄉(xiāng)，主講于揚州梅花書院。梅氏雖執(zhí)教時間不長，其在京為官時，士人慕其文名而皈依門下者比比皆是。曾國藩不僅非常關(guān)心弟妹子侄的教育，而且對部下僚屬、各地來投的人才士子均以師道待之。他還時常制定一些勸誡條規(guī)，對屬員進行約束指導。“有師徒課督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薛福成《庸庵文編》卷一）。曾國藩督直隸伊始，曾寓居蓮池，為之選任新山長，后更把書院當做向直隸士子宣傳《勸學篇》的主要窗口，對直隸的文風、學風與士風以及教育的變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戴鈞衡創(chuàng)辦桐鄉(xiāng)書院，親自主持校政，登堂講學，書院教學得人。方宗誠先授經(jīng)于友人方召卿之家，后入山東布政使吳竹如之幕，講授經(jīng)學，并主講于商河書院。后因曾國藩之薦，任棗強縣令。方氏治理棗強十年，設(shè)鄉(xiāng)塾，創(chuàng)建敬義書院，一時棗強文風昌盛。張裕釗終生從事教育，歷主江寧、湖北、直隸、陜西各地書院。吳汝綸在深州聚集一州三縣高才生親自教授，“民忘其吏，推為大師”。后來補任冀州，“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輔”。稱疾乞休后，又赴保定任蓮池書院山長。最后以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身份，率團赴日本考察新學制。回國后，籌建桐城學堂。林紓與友人創(chuàng)辦蒼霞精舍于閩縣。后至杭州，任東城講舍講習。林紓后赴京任北京五城學堂國文總教習，兼金臺書院講習。林紓受大學文科聘，并兼北京閩學堂、高等實習學堂教習。旋受北京大學堂聘，入主文科。又改任正志學堂教習。林紓創(chuàng)文學講習會于北京。任勵志書院講習。馬其昶授經(jīng)于安慶，主講廬江潛川書院，授經(jīng)合肥李仲仙家，任桐城縣公立中學堂總理八年。清廷詔舉人才，馬其昶授學部主事。民國初曾主安慶高等學堂。馬其昶赴北京主京師法政學堂教務(wù)。姚永樸授經(jīng)于湖口，執(zhí)教于天津、旅順。會試屢不售，遂殫心教育。姚永樸先受聘為起鳳書院山長和山東高等學堂教習，后任安徽省高等學堂監(jiān)督。清學部大臣薦姚永樸為學部咨議官；京師法政學堂監(jiān)督聘姚永樸為國文教習。姚永樸又應(yīng)北京大學聘，任文科教授。南歸后，又職掌秋浦周氏宏毅學舍教務(wù)三年。安徽省籌建安徽大學，又聘姚永樸為教授。姚永概先后任安徽高等學堂教務(wù)長，兼桐城中學堂監(jiān)督，安徽師范學堂監(jiān)督，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正志學堂教務(wù)長，幾乎一輩子從事教育事業(yè)。桐城文派依托教育而培養(yǎng)人才，成就后學甚眾，貢獻卓著。

桐城派依托教育，給力教育，淡化學而優(yōu)則仕，身體力行學而優(yōu)則師，以養(yǎng)成濟世人才為己任，始終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致力于教育界的移風易俗。在中國封建傳統(tǒng)的人才培養(yǎng)體系中，科舉考試是選拔人才的途徑，入仕做官是培養(yǎng)人才的目標，“學而優(yōu)則仕”是教育的宗旨。以科舉考試為參照系的量化標準，往往導致教育誤入歧途。清代的教育體系同樣不可避免地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屬物。戴名世《送劉繼莊還洞庭序》說：“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之人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yǎng)之以廉恥，而在下者亦不務(wù)為茍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jié)末路，相習為速化之術(shù)，而風俗之頹，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于不可勝言，此有心者所為嘆息痛恨于科舉之設(shè)也?！笔咳艘钥婆e為富貴利達之途，以八股文為沽名釣祿之具，于是真才實學毀，廉潔之心滅。戴名世以古文為時文，并力圖以真才實學、廉潔之心為教育根本。或因《南山集》案，更是導致當時很多桐城派的文人終身以教書為業(yè)。方苞的教育思想，已經(jīng)具備兼容并包的特點，他曾與反對宋學的顏李學派的李塨易子而教。即便是曾國藩，因太平天國活動的影響，“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鐘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不能專職于教育工作，但“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明理之君子”（曾國藩《字諭紀鴻兒》）。曾國藩主張德才并重、教育為先，以做讀書明理之君子為教誡，組織精通西學的人才翻譯西書，傳播西方科技知識，積極支持新式學校的創(chuàng)辦和派遣留學生出國留學。更有吳汝綸，認為只有振興教育，才可以“救其弊”，遂棄政從教。吳汝綸赴保定任蓮池書院山長，開辦了東西兩學堂，以傳授外文及科學知識，師夷長技以制夷。四方學子紛至沓來，連日本學子中島裁之、野口多內(nèi)等人“亦踔海來請業(yè)”。其后桐城中學堂總理馬其昶、監(jiān)督姚永概等能繼承其遺志，1902年開國文、日文、法制、數(shù)學四科；1904年增設(shè)倫理、物理、化學、博物、英語共九門課程。該學堂中，學子佼佼者由校方資助直接輸送日本深造。如孫聞園被選赴日本弘文學院博物科，施普被選至日本早稻田大學理科。后來孫、施二人回桐城后先后接替桐城中學校長，繼續(xù)弘揚吳先生遺訓。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時，桐城中學的校門上仍保留有吳汝綸題的“后百十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聯(lián)，至今新的校門上也保留了“勉成國器”的校訓。

桐城派文人覓塾館、值書房、主書院、創(chuàng)辦學堂，促進了教育組織的應(yīng)時優(yōu)化和嬗變。桐城派繼承宋明時期著名學者多以書院為講壇，闡發(fā)學術(shù)，培植學派的做法，推動文派、學術(shù)的發(fā)展。桐城派各階段的代表人物都與書院講學有聯(lián)系。書院一方面受到社會文化大環(huán)境和清政府文教政策的支配，另一方面，在教育思想、教學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以至于培養(yǎng)目標等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權(quán)。平庸之士主持書院，書院必然向科舉制靠攏，而桐城派則在自身教育理想和理念指導下，“今天下府州廳縣蓋莫不有書院矣。課士者，但以時文帖體詩賦，而以經(jīng)史課者，百不二三見焉。課經(jīng)史者又第搜羅箋注，否臧人物，求能與諸生講明圣賢之道，考鏡治亂之本，實踐返己之修，以務(wù)成明體達用之學，則千不二三見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傳諸先生流風未遠，今又得賢訓導為之師，宜乎其教。士與士之所學者，與世俗異也”（羅惇衍《桐鄉(xiāng)書院記》）。經(jīng)過洋務(wù)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沖擊，興辦西式學堂，引進西學的教學內(nèi)容，建立新的教育行政管理機構(gòu)，一時成為時代潮流。晚清書院教育的嬗變?yōu)閺氐讖U除舊的教育制度準備了條件。1898年，戊戌維新，京師大學堂應(yīng)運而生。在初期的十五年中，桐城派晚期要員及其盟友云集于京師大學堂，先后入據(jù)要津。在學制設(shè)置——“癸卯學制”是中國第一個系統(tǒng)而完備的近代學制、“廢科舉”——“科舉不廢，學校不興”、保校定性——將保留北大與保留中華文明等同起來，吳汝綸及嚴復等在京師大學堂初期的三次重大變革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桐城派依托教育，給力教育，根據(jù)時勢和國勢的變化，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對于傳統(tǒng)的課程設(shè)置和教學內(nèi)容以及教學方法，也都注入了革新精神。尊崇程朱理學，本是宋明以來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觀念，朱子之書，成為教化之本，也是清代教育的指歸。“自漢以來，儒者世出，將圣人經(jīng)書多般講解，愈解而愈難解矣。至宋時，朱子輩注《四書》，發(fā)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guī)，”“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內(nèi)外為一家”（《康熙政要》卷一六）。朱子之學獨尊，在清代已經(jīng)形成不可動搖之勢。清廷規(guī)定朱熹所注《四書集注》是科舉考試必考的內(nèi)容，是府州縣學、國子監(jiān)必學的內(nèi)容。桐城派文人在興學從教中，尊崇程朱理學，更注重正世俗，廣教化，育民智，養(yǎng)濟世人才。在傳統(tǒng)的圈點評注和精讀等教學方法之下，以古文為時文，十分重視教材的編選工作，力求在所編的教材中體現(xiàn)出編者的思想觀點。戴名世在教學中編印了不少時文如《時文全集》、《意園制義》等讀本，這是教材編選工作上的一次有益實踐。戴名世精心選取唐宋八大家之文，編成《唐宋八家文選》，并詳加評點，希冀“以是書為為文之舟車”。方苞曾代和碩親王編纂《古文約選》，約選兩漢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官設(shè)學校的泛稱）諸生。這部文選于乾隆初年，詔頒全國各學官。劉大櫆編有《歷代詩約選》、《唐宋八家古文約選》；姚鼐編有《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編有《經(jīng)史百家雜鈔》。特別是《古文辭類纂》，成為學生必讀的課本。直到吳汝綸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引進西學，還規(guī)定“洋學堂”學生非讀這本書不可。曾國藩編《曾氏家訓長編》，又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姚永概在正志學校為學生編輯了不少讀本，如《孟子講義》、《左傳選讀》、《歷朝經(jīng)世文鈔》、《初學古文讀本》。李書田則有《國文課本》1卷。通過古文選本教授諸生，是桐城派教育的一大特點。

五、桐城派的開放性

桐城派的形成，目的之一是為了救時文之弊，不是為標榜文章派別。桐城派文人就“隨時而變”而言，前后一致。方苞《書李習之平賦書后》曰：“萬物之理難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再說明古文寫作“變化無方，各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方苞《史記評語·廉頗藺相如列傳》）；“諸體之文，各有義法”（方苞《答喬介夫書》）。姚鼐《答翁學士書》則曰：“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曰：“為文章者，有所變而后大?！泵吩痢洞鹬斓つ緯穭t強調(diào)：“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币蟆拔闹S時而變”。

以曾國藩為首的晚期桐城派，也強調(diào)文章與世變相因。在洋務(wù)派“求新、求變、求用”思想的影響下，桐城派也與時俱進。陽湖派張惠言《送徐尚之序》指出：“古之以文傳者，傳其道也。夫道，以之修身，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故自漢之賈、董，以逮唐宋文人韓、李、歐、蘇、曾、王之儔，雖有淳駁，而就其學，而皆各有以施之于天下，非是者其文不至，則不足以傳今?！薄爸信d”之后的桐城派散文從桐城義法的桎梏中擺脫出來，表現(xiàn)出求新求變的趨勢。薛福成的《變法》一文，從“變”的哲學觀和歷史觀出發(fā)，論證變法的重要性。謝飄云《中國近代散文史》稱后期桐城派“雖然仍打著桐城的旗號，實際上已不同程度地背離了桐城的義法家規(guī)，從不同的角度走進了散文變革的大潮之中”。這是很中肯的評價。

桐城派之所以能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經(jīng)歷時間最長的文派，跟它能適應(yīng)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是分不開的。周中明《桐城派研究》總結(jié)指出：“桐城派綿延長達二百余年，其所以有如此長的生命力，重要的內(nèi)因之一，就在于它沒有凝固僵化，而是不斷注入活力，使之處在發(fā)展變化的動態(tài)之中?！?/p>

桐城派綿延數(shù)百年，也在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在戴名世看來，“文章之道，未有不縱橫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戴名世《與何屺瞻書》）。方苞醉心于程朱之時，他亦不排斥顏李之學：“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jīng)義疏與設(shè)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比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并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并稱贊習顏學的定興鹿善繼、榮城孫征君、睢州湯斌為“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方苞《重建陽明祠堂記》）。方苞曾與反對宋學的顏李學派的李塨易子而教，但仍稱贊李塨為“賢人”（方苞《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稱習顏學的王昆繩“子之心胸，函山振海。子之議論，風驚雷駭”。《清儒學案·惜抱學案》說：“昔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jīng)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币ω尽杜c陳碩士》自稱：“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于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泵吩痢毒沤?jīng)說書后》稱其師姚鼐說過“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姚鼐明顯地總結(jié)了宋學、漢學的長處和短處，典型地反映了當時要求兼長相濟的學術(shù)思潮。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指出：“這是清代一般文人學者共同的主張，而其意實發(fā)自顧（炎武）、黃（宗羲）。由顧氏之說推之，以著述為文，則重在考據(jù)；以明道為文，則重在義理；而同時復以語錄為不文（見《日知錄》卷一九《修辭》條），則又重在辭章。顧氏所言早已透露此意，不過不曾明白地指出而已?！币ΧΑ妒鲡治拟n序》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文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詞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過，而智昧于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為貴。”他《復秦小峴書》強調(diào)：“一途之中，歧分而為眾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徑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zhí)其所能為，而齜其所不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為善?！币ω緦⒐盼膭?chuàng)作引向了“有唐宋大家之高韻，而議論考核，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于竭盡”的高美境界。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說：“當乾隆中葉，海內(nèi)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shù)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zhì)，而后文有所附，考據(jù)有所歸。”

方苞曾告誡門人沈廷芳說：“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保ㄉ蛲⒎肌稌酵壬鷤骱蟆罚┘爸烈ω?，主張吸收漢賦、六朝駢儷文之長，兼收并蓄，完善古文創(chuàng)作。姚鼐編寫的《古文辭類纂》已收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的辭賦。梅曾亮從理論上說明駢散不必分家的道理，他的《復陳伯游書》說：“文貴辭達耳，茍敘事明，述義暢，則單行與排偶一也?！崩钫茁逡浴瓣庩栂嗖⒕闵?，故奇偶不能相離”作《駢體文鈔》，表明其駢體與古文相雜疊用的觀點（李兆洛《駢體文鈔序》）。曾國藩不僅不排斥辭賦，還以漢賦之氣運之，形成雄奇瑰偉之境。李詳說：“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后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彩炳煥，而戛焉有聲?！保ɡ钤敗墩撏┏桥伞?，《國粹學報》第49期）

方苞的文章被稱為“繼韓、歐之軌跡，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fā)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程崟《方苞文集序》）。繼承中獨創(chuàng)，是桐城派文人的共識之一。劉大櫆《徐笠之時文序》說：“夫人之業(yè)，精于其所獨創(chuàng)，而敝于其所共趨?！?/p>

桐城派即使對本派的宗師也不是一味效法，而是要求因人而異，充分發(fā)揮個人風格的獨創(chuàng)性和多樣性。《國史文苑傳》說：“大櫆雖游方苞之門，所為文造詣各殊，苞蓋擇取義理于經(jīng)，所得于文者義法。大櫆并古人神氣音節(jié)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币ω尽对購秃嘄S書》稱程朱為父師：“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蓖瑫r，反對“守一家之偏”，“茍欲達賢圣之意于后世，雖或舍程朱可也”（姚鼐《復曹云路書》）?！俺讨煅曰蛴惺?，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后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姚鼐《再復簡齋書》）。姚鼐在《與陳碩士》書中批評方苞說：“震川論文深處，望溪尚未見，此論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為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義法亦不可不講，如梅崖便不能細受繩墨，不及望溪矣?！狈阶谡\說：“惜抱先生之文以神韻為宗，雖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獨有心得?！保ǚ阶谡\《桐城文錄·義例》）蘇輿《虛受堂文集序》說：“國朝桐城姚惜抱氏為義理、考據(jù)、詞章合一之說，藉以融洽漢宋門戶，定文章之趣向。吾以謂考據(jù)以博古、義理以明道，此非姚氏之私言，即昌黎所自期，與其教人為文之恉，端在于是。然姚氏之文，沉潛古籍，于義理、考據(jù)為能兼綜其全，故雖取法唐宋，而能拔出一代?！蓖┏桥珊髮W對姚鼐的評價是很高的。

曾國藩在桐城派的義理、考據(jù)、辭章之外加入了“經(jīng)濟”?！皣L自謂粗解古文由姚氏啟之，列姚氏于圣哲畫像三十二人中，可謂備極推崇矣。然曾氏為文，實不專守姚氏法，頗熔鑄《選》學于古文，故為文詞藻濃郁，實拔戟自成一軍。”（陳柱《中國散文史》）吳汝綸《答姚叔節(jié)》說：“通白與執(zhí)事皆講宋儒之學，此吾縣前輩家法，吾豈敢不心折氣奪。但必欲以義理之說施之文章，則其事至難，不善為之，但墮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盡饜眾心，況余人乎？方侍郎學行程朱，文章韓歐，此兩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雖高而力不易赴。此不佞所親聞之達人者，今以貢之左右，俾定為文之歸趣，冀不入歧途也?！惫B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指出：“桐城文人之于義理，也不是徒衍宋儒語錄為能事；必須適于時，合于用，才盡文之功能。……他們之講義理，顯然又與宋明儒者不同。義理，由桐城之學來講，也只是一種門面語。”

吳汝綸借桐城文章宣傳西學，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講，吳氏在宣傳西學、倡導維新上，與維新并無多大沖突。吳氏以桐城古文宣傳西學、倡導維新的努力，在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中贏得了一定市場，促進了維新思想的傳播。嚴復以古文翻譯《天演論》等傳播西方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大量作品，不僅在思想觀念上迎合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要求，所表現(xiàn)出來的古文修養(yǎng)，至今仍被人們稱為“力能扛鼎，運斤成風”，“使得異族的文字透過典雅有力似可通靈的中國古文，脫胎成為另一種文字精神，化而能生，變而有情，光芒點點，墨彩郁郁”；其譯文之美，“曠世而不一遇”（伍立揚《譯文的尷尬》）。

當然，“時事幾經(jīng)變遷，而末流不知順應(yīng)，徒為沿襲，桐城派遂漸蔽，以致不可復救”（姜書閣《桐城文派評述》）。

六、《桐城派編年》的意義

桐城派歷時兩百余年，自產(chǎn)生以后就引發(fā)廣泛關(guān)注。從桐城派文人互相間的溯源歸宗，到學者對于桐城派譜系的編排和認證；從“義法”之類的具體文論的探討，到從文學維度展開對桐城派及其人物的研究；從社會思潮、教育、學術(shù)等具體文化領(lǐng)域的分析，到對于桐城文派在歷史上的作用、地位的綜合評價，評價桐城派的視角日益多樣化，研究桐城派的成果日益豐富。但是，就目前所見對于桐城派的研究，關(guān)注點仍然集中于“三祖”、“四杰”、曾國藩中興及其四弟子、兼及陽湖幾人?！锻┏桥删幠辍分鹉昃幣磐┏桥僧a(chǎn)生、發(fā)展、興盛、衰微、中興、衰亡之演變，摘編原始史料和各種相關(guān)資料，既彰顯數(shù)座里程碑的立體感，又細辨因時順勢之初萌潛變；既見質(zhì)變之節(jié)點，又見量變之累積?！锻┏桥删幠辍妨η筮€原桐城派的原始生態(tài)，又拓展研究桐城派的視域。

《桐城派編年》以編年形式敘事，汲取年譜體例之長，大體形成桐城派各成員的年譜合編。同時，按活動、作品、生卒年三板塊表述，體現(xiàn)一般學案體例的優(yōu)點。其中，人物活動板塊，以人物在文派中的地位高低、影響大小為先后順序排列，并以主要人物統(tǒng)領(lǐng)與之直接相關(guān)的人和事，文派各成員事跡得到相對獨立展示，各成員之間原有“師承”、“私淑”等關(guān)系仍有具體體現(xiàn)，各成員間更加豐富的人際關(guān)系也得以展開。作品板塊，為文派成員作品系年（不能系年的附在相關(guān)年份或條文之下）。重要作品，摘錄原文，或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相關(guān)評價、名人序跋、后代研究著作或重要論文，并及版本流傳情況。生卒年板塊，以卒年先后排列。人物卒年，給出人物總體介紹和評價，類似人物辭典正文撰法，重要人物并附相關(guān)傳記、評論文摘，略備綜述之體。已無確切卒年的人物，則在人物最后活動事項下或作品刊刻時以按語形式給出簡介，實在無時間可考者，則附記于其“師”或其他相關(guān)人物事跡之下。《桐城派編年》融資料性、學術(shù)性、工具性為一體。

《桐城派編年》采用正文加按語的形式著錄，首尾脈絡(luò)相貫，又以類附注，并輔以相關(guān)背景資料，使語不相離，而文仍相屬?；蛟S可以說，《桐城派編年》暗合了民間說唱史詩“主干”和“插話”相結(jié)合的結(jié)構(gòu)方式，努力于呈現(xiàn)桐城派原始生態(tài)，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現(xiàn)有的編年架構(gòu)，而貌似已經(jīng)被固定的主體，也只是類同于民間說唱史詩的一個底本，仍有伸張的可能，并為各家研討、評議以及各界從桐城派采擷精華，繼續(xù)研究，提供導航?！锻┏桥删幠辍肪邆淞宋{不同時間、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層面研究桐城派成果的可能，為《桐城派編年》今后自身的增訂留下了無限的空間。

關(guān)于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shù)，但是用編年的形式來反映桐城派的發(fā)展歷程，記述桐城派上千弟子的事跡和成就，本書是第一次嘗試。因此，書中的不足自然難免，請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在編纂過程中，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yè)2007級研究生李勝男、王曉均、李鵬博、嚴雨瑩、張鳳、王志芳、孫瓊曦、侯群香、周昉等幫忙收集了部分資料，薛榮、朱晶晶、婁欣星、劉永輝等協(xié)助整理、校對了部分資料，特此表示衷心感謝。

俞樟華 胡吉省

于浙江師范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