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學科的成長與育人的歡欣

從兒時起，和大多數農村百姓一樣，我對教師群體充滿敬意。后來成了大學老師，深感這是個特殊的職業(yè)，常常是如履薄冰，時時提醒自己要對得起這份工作。直至今日，我依然認為“老師”是我最為自豪的身份。每次聽到別人叫我“郭老師”，總能喚起我內心的那種榮譽感、責任感。從教40多年里，我到底教過多少學生，也沒有坐下來慢慢算過，但用“桃李滿天下”倒是恰如其分的——學生們確實遍布了全國各地。

我不僅給哲學系的學生上課，還給經濟系、法律系等其他院系的學生上倫理學課，后來還給研究生們上專業(yè)課。每年都有一些哲學系的本科畢業(yè)生，選擇倫理道德方面的選題作為畢業(yè)論文，由我來指導完成。那些年，因為倫理學專業(yè)教師比較缺，我還上過一些培訓課，有的還是在其他學校上的。比如有一次，我在南京師范大學給全省的輔導員培訓班講倫理學。還有兩件讓我印象特別深的事情：1984年1月，我在宜興川埠二師所在地為全軍首個軍隊干部大專班講授“倫理學”，歷時一個多月集中授課，當時孩子尚幼，一同跟隨前往，由奶奶來照顧孩子日常。返程之時，遇到大雪天氣，解放軍同志為汽車綁上防滑鏈，把我們送回南京，讓我非常感動。也是在這一年，我給南京大學歷史系84級石油管道干部專修班上倫理學課，這批專修班學員非常認真，對倫理學也很有興趣。學習期間，他們搜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于道德問題的論述，編成了一本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論道德》。這本書很實用，可以為教學、科研和倫理學愛好者提供不小的幫助，我至今還收藏著。

后來，無論工作多忙，我都堅持上講臺給學生授課。在南京大學黨委和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期間，日常事務非常多，精力有限，我就晚上來給研究生上課。我先后主講的研究生課程有現(xiàn)代倫理學、現(xiàn)實倫理道德問題專題研究、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專題研究、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研究等。上課，其實也可以減少一些應酬，增加一些研究思考討論的時間。正是因為這種堅持，我一直保持著對倫理學的研究與思考，保持著上課、帶學生、寫文章的節(jié)奏，始終沒有間斷。

每年上倫理學課，我都會提到一個基本要求——讓有道德的人做道德學問。在倫理學課程的第一堂課和最后一堂課，我都會反復強調這一點，希望同學們首先要嚴格要求自己，成為有道德的人，自覺做道德原則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對于倫理學專業(yè)的研究生，我更是反復強調、不斷提醒，督促他們學用合一、知行合一。如今，這一要求已經成為南京大學倫理學學科師生的最基本操守，沉淀為頗具特色的學科文化，影響著每一位南大倫理學人。

可喜的是，在我和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南京大學的倫理學學科也不斷發(fā)展壯大，逐漸取得碩士點、博士點，形成了一支具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學科隊伍，培養(yǎng)了一批非常優(yōu)秀的碩士生、博士生。南京大學倫理學的碩士點，設立于1994年，當時還是經教育部批準設立的。2000年，南京大學哲學系招收倫理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正式設立倫理學博士點。截至2019年9月，該學科點有教授3人，副教授3人，其中3人有國外留學經歷，擁有一個跨學科的研究中心，其成員在國內倫理學界具有相當影響。該學科已有165人獲得碩士學位，66人獲得博士學位；在讀碩士研究生13人，在讀博士研究生18人。這些畢業(yè)生，有的任職于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中南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南京醫(yī)科大學、中國礦業(yè)大學、江蘇省委黨校等高等院校，有的任職于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辦公廳、江蘇省委組織部、江蘇省委辦公廳、南京市政府辦公廳等黨政部門，有的任職于《群眾》雜志社、江蘇人民出版社、天風證券、銀城地產等知名企事業(yè)單位。

我在南京大學倫理學專業(yè)共招收47位博士研究生，他們絕大部分都拿到博士學位順利畢業(yè)。我對他們的共同要求，是要把做學問和做人結合起來，也就是“做學問博大精深，做人堂堂正正”。在研究方向上，我充分尊重他們的學術興趣，鼓勵他們選擇自己喜歡的、能做好的題目，并且傾盡我的全力給予他們全方位的指導。其中，比較多的是選擇應用倫理學的題目，比如《現(xiàn)代企業(yè)倫理建構》《官僚制的倫理困境及其重構》《法律的道德審視》《當代政黨執(zhí)政道德研究》《大科學時代科技主體責任倫理研究》《媒體道德責任研究》等；也有的從事傳統(tǒng)倫理思想的研究，比如《孫中山心性文明研究》《中國傳統(tǒng)慈倫理思想研究》《倫理學視域中理想人格研究》《王陽明心學思想及其實踐性研究》等。通過幾年的博士研究生涯，他們基本都形成了嚴謹的學術思維，不少人還成為頗具影響的優(yōu)秀學者。

除了我教過課的學生，更多的是我服務過、管理過的學生，因為，我從留校開始，就兼顧學生工作，后來又走上哲學系和學校的管理崗位，接觸學生的面就更廣泛了。

1977年2月，剛剛留校任教的我，兼任哲學系76級本科生輔導員，后改任文科班輔導員，再后來又任80級、81級等的輔導員。一直到1983年，我不再擔任輔導員，而是當了83級的班主任。那幾年，我經常往學生宿舍里跑，和他們聊天談心，不僅關注他們的學業(yè)，而且聽聽他們講講家里的事、生活上的事。他們無論是遇到什么困難，我有什么能幫上忙的，肯定是盡力幫助解決。因而，我和學生們關系非常緊密，相處非常融洽，完全打成了一片。我還記得，那些年元旦時候，同學們會找我借煤球爐和鍋碗瓢盆，在宿舍里自己動手做點好吃的。同學們對我如此信任，我自然也更加細致熱情地關心幫助他們。有一些同學離家太遠，春節(jié)不回家，我會邀請他們到我家里一起吃年夜飯?，F(xiàn)在回想起來，那幾屆的學生，我印象是很深刻的，有些同學至今還保持聯(lián)系。

到了1984年4月，我開始擔任哲學系的黨總支副書記，主要分管學生工作。這大概源于哲學系老一輩領導對我之前擔任輔導員工作的肯定，認為我做學生工作是“合適的”。當時的系黨總支書記是潘潔老師，我們經常一起討論怎么開展工作。擔任系黨總支副書記期間，我就更加關注大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逐漸開始對這一領域問題的研究思考。1985年9月，我被江蘇省人民政府授予“江蘇省優(yōu)秀教育工作者”稱號。取得這樣的榮譽，是出乎我意料的，這主要得益于學校、系領導以及其他老師們對我的鼓勵。

1986年5月，我接任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這對于剛滿34周歲的我而言，無疑又是一副重擔。一邊是繁重的科研教學任務，一邊是忙碌的黨總支工作，那時常常感覺時間不夠，只能想辦法擠出時間來，常常是晚上和周末進行研究寫作?，F(xiàn)在回想，那幾年既找到了倫理學研究的“感覺”，寫出了一批比較有影響的學術論文，又提升了行政工作能力，較好地完成了系里的各項工作任務。

轉眼間到了1991年，南京大學黨委又給我換了一副更重的擔子——黨委宣傳部部長。從1973年進入南京大學，我一直在哲學系里學習或者工作，而這次調整，我必須承擔面對全校的宣傳事務，無疑又是一次新的挑戰(zhàn)。那年，學校派我到江蘇省委黨?？h處級干部進修班學習了一段時間。也是在那年，我又被中組部、中宣部、國家教委等五部委評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yōu)秀思想政治工作者”，這是個很有分量的稱號，享受省部級勞動模范待遇。同時，這也是一種無形的鞭策，驅使我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應對更為復雜的工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