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歷史小說在當代英國文壇已經(jīng)復興。對此，小說家及文學批評家拜厄特（A.S. Byatt）指出：“能夠意識到（歷史小說）在英國的突然繁榮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當代的歷史小說內(nèi)容與形式豐富多樣，充滿了文學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sup>[1]持此觀點的還有英國著名學者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他認為，“20世紀末英國小說重要的主題便是回歸歷史”。^[2]此復興趨勢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中得以更清晰地展現(xiàn)。根據(jù)相關研究，截止到2009年，英國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曼布克獎^[3]43部獲獎小說中有15部為歷史小說。^[4]其中首部獲獎小說《給某事一個交代》（Something to Answer for，1969）以及歷史上唯一的“失落的曼布克獎”（The Lost Man Booker Prize）^[5]均情歸歷史小說。

不過，令人困惑的是，面對歷史小說的卷土重來，國內(nèi)外文學評論界呈現(xiàn)的卻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CNKI）中，以“英國歷史小說”（British Historical Novel）為篇名核心詞的精確匹配對象僅為個位數(shù)；^[6]國外碩博論文庫（PQDT）相應的研究論文也寥寥無幾。當然，這只是非常粗略的搜索結果，我們不能排除在其他數(shù)據(jù)庫存在相關研究成果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單部歷史小說研究或者冠之以其他名稱的相關研究，但以篇名核心詞搜索的文章數(shù)量在以上兩大重要數(shù)據(jù)庫的嚴重不足至少可以表明英國歷史小說文類辨識度的低微以及文類整體性研究在批評界的冷遇。這種現(xiàn)狀正是本書進行英國歷史小說文類研究的起點。

第一節(jié) 選題的緣由

如前所述，英國歷史小說豐富的創(chuàng)作與匱乏的整體性批評之間的反差足以引起評論界的深刻反思：是什么樣的原因造成當代英國歷史小說整體性批評如此貧瘠？本書認為，當代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普遍化、歷史小說文類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相關研究理論的系統(tǒng)性斷裂是導致當代英國歷史小說整體性研究缺失的幾大重要原因。

一 當代英國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普遍化

在當代英國，“過去”（the past）不斷成為英國文化的審美目標（aestheticized object）。^[7]書寫歷史、重述歷史已經(jīng)成為一種廣泛而普遍的文學現(xiàn)象?？梢钥吹?，幾乎所有英國當代最具號召力的小說家，如麥克尤恩（Ian McEwan）、巴恩斯（Julian Barnes）、拜厄特（又譯拜雅特，A.S.Byatt）、拉什迪（又譯魯西迪，Salman Rushdie）、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其作品對歷史題材均有涉及。通過歷史文本，作家或追憶往昔盛世的繁榮景象，或反思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造成的人間疾苦，或追溯國家民族身份的起源、重塑帝國歸來的信心，或清算殖民時期遺落的諸種不公，或找尋當代英國走出社會困境的可能等。歷史已經(jīng)成為當代英國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

當然，這種現(xiàn)象同當代英國社會經(jīng)濟的巨大變革密不可分。二戰(zhàn)以來，英屬殖民地紛紛獨立。從20世紀50年代的印度，到60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各國，直至20世紀末的香港，各殖民地接連從英國手中奪回領土和主權。這讓強盛百年的大英帝國已近強弩之末，逐漸淪落到依附于美國，落后于德國、法國等國的地位。而伴隨著英國國際地位的下降，其國內(nèi)形勢也不容樂觀。進入20世紀60年代，英國經(jīng)濟狀況日趨緊張。戰(zhàn)后工黨推行的以“福利國家”和國有制為主要內(nèi)容的財政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推動了戰(zhàn)后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但是也出現(xiàn)了很多負面問題。比如，勞資糾紛并未真正緩解，社會階層關系日趨緊張，貧富懸殊依然明顯存在。^[8]特別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英國的經(jīng)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多年積攢的經(jīng)濟詬病暴露無遺。通貨膨脹、失業(yè)率倍增、貿(mào)易逆差、海外市場的萎縮等諸多經(jīng)濟低迷現(xiàn)象，無一不把英國財政推向崩潰的邊緣。另外，戰(zhàn)后移民潮的到來、女性運動浪潮高漲、種族問題激化、民族矛盾持續(xù)不止、中產(chǎn)階級日益龐大等一系列政治經(jīng)濟形勢的變動使英國社會的組織結構發(fā)生了劇烈變化。人們不明白，20世紀20年代鮑德溫首相還在發(fā)表演說，驕傲地解釋英格蘭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加偉大的原因，但是為何僅僅幾十年之后英國就從如日中天的巔峰一下跨入了日薄西山的低谷。^[9]這種局勢的深刻動蕩讓英國人產(chǎn)生了無法彌補的心理落差，更無法對昔日帝國的輝煌輕易忘懷。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撒切爾政府對“回歸維多利亞價值觀”的呼喚，更讓追憶歷史成為當代英國文壇的重要主題。

與此同時，當代西方文學以及史學理論的發(fā)展也吸引作家以嶄新的目光重新審視和記述歷史。比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提出的“文本之外，一無所有”、巴爾特（Roland Barthes）的“歷史真實是語言的建構”，以及懷特（Hayden White）持有的“元歷史”（metahistory）概念等許多較有影響的理論話語極大地顛覆了傳統(tǒng)的歷史書寫理念，也激發(fā)了人們重述過去的欲望。因此，無論是當代英國社會歷史的變遷，還是文史理論的重要成果，都吸引了眾多小說家介入歷史領域。當歷史成為小說創(chuàng)作普遍的取材對象時，這一曾經(jīng)具有鮮明特點、獨立于其他小說類別之外的文類題材的輪廓特征逐漸模糊，創(chuàng)作規(guī)約逐漸喪失效力，猶如涓涓細流融入大海，不見蹤影，難以區(qū)分。

二 歷史小說文類概念的模糊不清

也許正是由于英國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普遍化，研究者時常將注意力放在當代歷史話語的運作方式上，以此探討歷史文本性與虛構性的特征，這就必然會導致歷史小說文類的獨特性被忽視。不過，從根本上說，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還是歷史小說文類概念在傳承和發(fā)展過程中本身既存的模糊性。

模糊性來自文類的劃分。對一種文學類別進行確認在文學行為中并非易事，因為文類規(guī)約的確定方式和文類本身的歷時性演變過程都有可能引起爭議。目前，視歷史小說為小說亞文類是文學界比較普遍的做法，但這并不代表在批評實踐過程中確定該小說文類屬性時就不會遇到問題，因為不同的劃分標準會導致不同的劃分結果。^[10]比如，從內(nèi)容上可以把戲劇劃分為悲劇、喜劇，從形式上可以把詩歌分為十四行詩和敘事詩，從形態(tài)和內(nèi)容的雙重考慮上可以把小說分為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等。而文類界定的困難在于“混合文類”的存在，比如，不同的文類卻可能擁有同樣的文本特征，很難通過表面的形式確定其文類屬性。另外，文類的不斷發(fā)展和變化還會造成文類之間的一些相互交叉重疊和借用。這就造成了某一文類的劃分和界定并不是唯一的，同一文本可同屬不同的文類。不過，這也是很正常的現(xiàn)象。因為很少有作家特別是當代作家會在一部作品中從一而終地使用同一種文類規(guī)約，文本中時常會出現(xiàn)文類交叉重疊的現(xiàn)象。

從這一點出發(fā)，本書的研究對象——英國歷史小說同樣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如果說19世紀傳統(tǒng)的歷史小說具有足以辨認的文類特征，如重大歷史事件、著名歷史人物、相當長的時間距離，那么當代英國小說中歷史書寫的豐富和文類交叉重疊情況的頻繁出現(xiàn)則從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歷史小說文類獨立的文本特征，致使針對文類的相關研究泛化為針對歷史話語的使用研究，從而割裂了歷史小說文類的整體性研究。

另外，英國歷史小說文類本身在歷時性發(fā)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形式和內(nèi)容上的變化，使當代歷史小說同傳統(tǒng)文本之間產(chǎn)生很大的差異。若非以發(fā)展性的眼光看待此問題，便很容易造成學界對文類演變過程認識的不足。這也是英國歷史小說文類概念模糊，從而致使文類研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 歷史小說文類研究理論的系統(tǒng)性斷裂

若研究再往前推進一步，導致歷史小說文類概念模糊的主要原因便確鑿無疑地落在研究理論的匱乏上。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在歷史小說研究領域里存在兩種理論對立的現(xiàn)象。一方面，盧卡奇（Georg Lukács）等傳統(tǒng)歷史小說理論家對文類規(guī)約的闡釋在當代依然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從而影響了評論者對當代新發(fā)生的歷史小說文類屬性的判斷；另一方面，后現(xiàn)代主義者對歷史文本性和虛構性的闡釋雖然為研究當代歷史小說提供了與時俱進的有利視角，但其很難對傳統(tǒng)歷史小說做出解釋。兩種理論一經(jīng)相遇便尷尬地割裂了歷史小說文類的整體性發(fā)展，從而導致相關研究的缺失。對此，本書認為，為了恢復歷史小說的整體性研究，研究采納的理想理論應為：既要注重文本的歷時性演變，又要避免忽略在此過程中文類規(guī)約的傳承，從而實現(xiàn)連續(xù)性、辯證性研究的目的。

綜上所述，當代英國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普遍化離散了評論界對歷史小說文類研究的聚焦，文類概念本身在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生的模糊現(xiàn)象和相關研究理論的系統(tǒng)性斷裂是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鑒于以上分析，本書提出從文類演變的角度，對英國歷史小說文類的嬗變過程進行研究，以期恢復文類概念的清晰度以及彌補整體性研究的缺失。

第二節(jié) 英國歷史小說國內(nèi)外研究現(xiàn)狀

一 國外研究現(xiàn)狀

在西方，早在19世紀中期，也就是英國歷史小說誕生不久，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相關的評論文章，如1859年刊登在《本特利氏雜志》（Bentley's Miscellany）上的《歷史的和說教的：歷史小說》（Of Novels， Historical and Didactic： The Historical Novel），1887年刊登在《麥克米蘭雜志》（Macmillan's Magazine）上的《歷史小說》（The Historical Novel）等。但這些論述主要是介紹性的，或透露作者創(chuàng)作時的細節(jié)問題，或描述某幾部歷史小說的文本特征，如尼爾德（Jonathan Nield）的《最佳歷史小說和故事導引》（Guide to the Best Historical Novels and Tales， 1902）等，尚未達到“歷史小說批評”的層面。而真正出現(xiàn)有關英國歷史小說系統(tǒng)性的批評研究，還是20世紀的事情。

弗萊希曼（Avrom Fleishman）指出，最早有關英國歷史小說的批評來自1932年沃波爾（Hugh Walpole）的《自司各特之后的英格蘭歷史小說》（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ngland since Sir Walter Scott）一文。^[11]在文章中，作者關注了司各特之后（post-Scott）英國歷史小說的發(fā)展，并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即“簡單的傳奇小說家時代”（Simple Romancers， 1830～1840）、“嚴肅的維多利亞時代”（Serious Victorians， 1840～1870）、“真正的浪漫精神時代”（Real Romantic Spirit， 1870～1910），以及“現(xiàn)代的現(xiàn)實主義時代”（Modern Realism， 1910～1930）。對此，本書認為，這篇文章是否為最早的歷史小說批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呈現(xiàn)了西方歷史小說批評所具有的典型的共時性特征。換言之，在早期直至目前的西方歷史小說批評中，大部分如上述研究一樣，是共時性研究?！胺蛛A段”“分類型”的研究在數(shù)量上要遠遠多于“整體性”“歷時性”的研究。^[12]鑒于此，本書將目前西方有關英國歷史小說的研究劃分成三個部分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1.司各特之前歷史小說的研究

目前，有兩大觀點已經(jīng)廣泛為西方歷史小說研究領域接受：第一，瓦爾特·司各特爵士開創(chuàng)了歐洲歷史小說之先河；第二，真正的歐洲歷史小說是19世紀的產(chǎn)物。這兩個觀點經(jīng)過幾代人提出、論證之后，被很多歷史小說研究者采用，成為他們進一步論述的前提。然而，被廣泛接受并不意味著它們從未受到過質(zhì)疑。目前出現(xiàn)的針對19世紀之前的歷史小說研究就是很好的證明。比如，斯蒂文森（Anne H. Stevens）在《司各特之前的英國歷史小說研究》（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before Scott，2010）一書中指出，早在18世紀后半葉，英國就興起了編年史的熱潮，催生了歷史小說?？上У氖牵捎凇八靖魈貙τ谥髿v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影響甚為廣泛”，^[13]對其之前歷史小說的研究頗為稀少。為了進一步詳細說明，斯蒂文森概覽了1762～1813年英國出版的85部歷史小說，并分析了歷史小說文類經(jīng)過模仿和實驗兩個階段的發(fā)展過程。

同斯蒂文森一樣，麥斯威爾（Richard Mexwell）也提出歷史小說比普遍認為其產(chǎn)生的年代要久遠得多。在《歐洲歷史小說1650～1950》（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urope 1650-1950， 2009）一書中，麥斯威爾將17世紀的法國視為歐洲歷史小說最初的發(fā)源地，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眾多小說，其中文本涉獵范圍之廣成為此書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14]不過雖說如此，麥斯威爾并沒有否認司各特對歷史小說發(fā)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和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在此書的第一部分“時間的洪流：司各特對歷史小說的改造”（Inundations of Time： Scott's Re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al Novel）以及論文《時間的洪流：論司各特的原創(chuàng)性》（Inundations of Time： A Definition of Scott's Originality， 2001）中，麥斯威爾都明確強調(diào)了司各特對歐洲歷史小說所做的巨大貢獻，表示司各特對情節(jié)和人物類型的描寫對后來的歷史小說產(chǎn)生了重要的借鑒作用。

當然，針對19世紀之前的歷史小說研究也并非都是為了證明司各特是歐洲歷史小說“第一人”。歷史和小說之間的結合、歷史書寫的真實與虛構以及歷史觀的發(fā)展和演變等問題也是其中比較重要的研究主題。比如，齊默爾曼（Everett Zimmerman）的《小說的邊界：歷史和18世紀的英國小說》（The Boundaries of Fiction： History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Novel， 1996）以笛福（Daniel Defoe）、菲爾丁（Henry Fielding）、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等18世紀英國著名小說家的作品為樣本，探討了英國小說和歷史書寫之間的關系，其中還援引了洛克（John Locke）、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吉本（Edward Giben）等18世紀重要思想家的理論來討論18世紀的小說創(chuàng)作對司各特小說的影響。再比如，奧特（Monika Otter）的《12世紀英國歷史書寫中的虛構和指涉》（Inventions： Fiction and Referentiality in Twelfth-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1996）探討了英國中世紀拉丁語歷史書寫中的虛構。奧特認為，雖然歷史小說在12世紀的英國尚未成形，但在羅曼司等虛構的文學形式中，人們已經(jīng)開始使用虛構和自我指涉等技巧。這些研究在探究歷史小說的成因和內(nèi)部理論問題方面做出了創(chuàng)新性的貢獻。

2.19世紀英國歷史小說的研究

針對19世紀歷史小說的研究基本上都將司各特視為歐洲歷史小說的開創(chuàng)者，并以此為立論基礎。這部分研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論著當屬盧卡奇的《歷史小說》（The Historical Novel， 1937）一書。這部成書于20世紀30年代的研究論著自20世紀60年代被譯成英文以來，一直保持著廣泛的影響力，可以說開啟了西方歷史小說批評的新時代。盧卡奇明確指出，英國真正的歷史小說始于司各特的《威弗利》（又譯《威弗萊》）系列小說。換言之，在拿破侖戰(zhàn)?。?815）之前，歐洲并沒有真正的歷史小說。那些17、18世紀所謂的歷史小說（so-called historical novels），只是在“主題和服飾上是‘歷史的’，而人物的心理和行為還停留在作者所處的時代”，^[15]并不具有某一歷史時代的特殊性。他認為，法國大革命之后，人們意識到歷史在社會變革中的巨大力量。因此，歷史小說的形成與資產(chǎn)階級歷史意識的興起密不可分，而司各特正是傳達這一意識的典型代表。盧卡奇贊賞了司各特在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保持的客觀性：“司各特既不屬于狂熱的運動派，也不屬于悲觀憤怒的保守派。他試圖從歷史的角度徹底了解整個英國的發(fā)展過程，以便從兩個極端之中找尋一條中間道路（a middle way）?！?sup>[16]由此，盧卡奇認為，歷史小說家可以拋開個人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來客觀公正地反映歷史變遷中普通人的生活。

盧卡奇對于司各特文學地位的論證事實上已經(jīng)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但同時他的論述也飽受爭議。其中廣受詬病的一點就是他本人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所導致的批評視角的獨斷化。已經(jīng)不止一人指出，盧卡奇在稱贊司各特客觀性的同時，自己卻沒能避免主觀意識形態(tài)的過多浸入。^[17]也有人指出，盧卡奇對于現(xiàn)實主義手法的強調(diào)讓他忽視了很多不滿足此條件的小說家，比如安斯沃斯（Harrison Ainsworth）、艾略特（George Eliot）等。^[18]雖說如此，盧卡奇對于歐洲歷史小說的論述，特別是他提出的“歷史小說的經(jīng)典形式”還是頗值得本書在分析傳統(tǒng)歷史小說時借鑒的。

另外一部重要論著當屬弗萊希曼的《英國歷史小說：從瓦爾特·司各特到弗吉尼亞·伍爾夫》（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 1971）。同盧卡奇的涉獵范圍之廣不同，弗萊希曼將視角集中在英國的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上，系統(tǒng)論述了司各特、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哈代（Thomas Hardy）、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伍爾夫（又譯伍爾萊，Virginia Woolf）等人的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作者不僅關注了傳統(tǒng)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特征，而且承認了伍爾夫等人對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造性實驗，給歷史小說的定義增添了新的內(nèi)涵，也讓歷史小說的批評視角變得更加廣闊。這或許是該書最大的創(chuàng)新和價值所在。

還有一部分研究屬于司各特影響研究的范疇。其中一些關注了司各特對于本國（英國）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探討了司各特之后英國歷史小說的繼承、發(fā)展與革新。比如桑德斯（Andrew Leonard Sanders）在《維多利亞歷史小說：1840～1880》（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1979）中就聚焦了司各特去世后50年之內(nèi)的歷史小說。桑德斯認為，這些小說或多或少受到了司各特的影響，但1852年出版的《亨利·艾斯芒德的歷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是偏離《威弗利》小說形式最為明顯的歷史小說。薩克雷在書中并不將歷史視為“繪制好的河流”（charted stream），^[19]而是將其視為“緩慢前行的流水和旋渦”。^[20]但薩克雷對司各特的真正挑戰(zhàn)則是“選擇了一位自傳式的敘述者，一位郁郁寡歡、多愁善感，只能從自己的視角觀察事物的敘述者”。^[21]鄧肯（Ian Duncan）的《司各特的影子》（Scott's Shadow： 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 2007）則關注了1802～1832年蘇格蘭小說的發(fā)展。鄧肯認為，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說展現(xiàn)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興起。正因為這樣，司各特將國家、民族的歷史生活同小說這一文類結合起來，開創(chuàng)了蘇格蘭小說的新時代。

肖（Harry E. Shaw）的《歷史小說的形式：司各特爵士以及他的繼承者》（The Forms of Historical Fiction： Sir Walter Scott and His Successors， 1983）則以法國等其他國家的歷史小說為參照物，考察了司各特之后的歷史小說書寫狀況。肖最重要的貢獻在于提出了“標準歷史小說”（standard historical novel）的概念，并將歷史在小說中的使用劃分為三種情況，即“作為牧歌的歷史”（history as pastoral）、“作為戲劇來源的歷史”（history as a source of drama），以及“作為主題的歷史”（history as subject）。該書因提出這一概念而成為目前為數(shù)不多的對歷史小說定義內(nèi)涵進行討論的佳作。其中對于“標準歷史小說”所隱含的問題，即如何處理個人特殊性和群體普遍性的關系也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比較重要的還有奧瑞爾（Harold Orel）的《從司各特到薩巴蒂尼：針對文類態(tài)度的改變1814～1920》（The Historical Novel from Scott to Sabatini：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a Literary Genre 1814-1920， 1995）。在書中，奧瑞爾考察了司各特之后歐洲歷史小說的變遷，分析了19世紀80年代歷史小說復興的原因，為歷史小說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角。

還有一些研究探討了以司各特為代表的歷史小說對其他國家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比如，莫斯利（William W. Moseley）的《智利歷史小說的起源》（Origi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Chile， 1958）描述了司各特歷史小說在智利的接受情況，沃爾什（Catherine Henry Walsh）的《歷史小說中的崇高：司各特和吉爾·伊·卡拉斯科》（The Sublime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Scott and Gily Carrasco， 1990）分析了司各特對于西班牙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施密特（Peter Schmidt）的《瓦爾特·司各特、殖民地理論以及新南方文學》（Walter Scott，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New South Literature， 2003）論證了司各特對于美國南方文化的重要性等。

3.20世紀英國歷史小說的研究

如前所述，歷史小說在當代英國復興已是不爭的事實。20世紀以來社會和文化思潮的沖擊賦予了歷史小說文類創(chuàng)新和實驗的成分。首先是針對20世紀早期現(xiàn)代主義思潮下歷史小說的研究。相對于二戰(zhàn)后歷史小說的大量涌現(xiàn)，20世紀初并沒有太多歷史小說問世。究其原因，這個時期的作家在歷史懷疑論和藝術自足性的影響下將歷史視為夢魘，較少涉及歷史文本。因此，針對這一階段的歷史小說研究比較匱乏。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選擇了“曲線救國”的研究策略——從現(xiàn)代主義詩人入手分析歷史書寫。他在《現(xiàn)代主義歷史詩學：龐德、艾略特及過去的意識》（The Modernist Poetics of History： Pound， Eliot， and the Sense of the Past， 1987）一書中以龐德（Ezra Pound）、艾略特（T.S. Eliot）和詹姆斯（Henry James）三位現(xiàn)代主義詩人的作品為樣本，探討了現(xiàn)代主義語境下歷史撰述的特點。根巴赫的研究價值在于他十分重視20世紀早期哲學家的思想對于詩人書寫歷史的影響，而其中精妙的詩歌賞析也豐富了文學對于歷史意義的解析。同根巴赫一樣，威廉（Louise Blakeney William）也在《歷史中的現(xiàn)代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文學、政治和過去》（Modernism and the Ideology of History ：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Past ， 2002）中關注了葉芝（Willian Butler Yeats）、龐德、艾略特等現(xiàn)代主義詩人以及福特（Ford Madox Ford）、勞倫斯（D.H. Lawrence）等現(xiàn)代主義小說家。其中，威廉以一個現(xiàn)代主義者的視角密切關注了歷史的所指——歷史意義的生成、歷史中的因果關系、歷史的發(fā)展線路等主題，并指出這些現(xiàn)代主義者雖然在19世紀歷史觀的影響下開始創(chuàng)作，但他們已經(jīng)對歷史進步觀提出了質(zhì)疑，歷史中蘊含的政治因素也昭然若揭。

歐莫利（Seamus O'Malley）的博士論文《我們?nèi)绾螘鴮憵v史？——約瑟夫·康拉德、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和麗貝卡·韋斯特的現(xiàn)代主義歷史撰述》（“How Shall We Write History？”The Modernist Historiography of Joseph Conrad， Ford Madox Ford and Rebecca West， 2011）則是為數(shù)不多的關注現(xiàn)代主義歷史小說的研究之一。他在文中專門探討了康拉德、福特、韋斯特三位英國現(xiàn)代主義小說家的歷史創(chuàng)作，力圖彌補受詹姆遜（又譯詹明信）“現(xiàn)代性危機”影響導致的現(xiàn)代主義歷史小說研究的空缺。歐莫利詳細論證了三位小說家在現(xiàn)代主義運動中的地位以及對歷史的興趣，確認了三人在歷史小說發(fā)展過程中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有力反駁了現(xiàn)代主義時期英國歷史小說缺失的判斷。

雖然以上幾部論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xiàn)代主義歷史小說研究的不足，但對于豐富的戰(zhàn)后歷史小說研究來說，還是顯得捉襟見肘。戰(zhàn)后逐漸興起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為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注入了嶄新的思維活力，使其無論在創(chuàng)作理念還是在文本形式上都展現(xiàn)了新的面貌，成為后現(xiàn)代評論家話語理論實踐的重要基地。在這些評論中，筆者觀察到一個現(xiàn)象，即在1988年哈琴（Linda Huthcheon）的《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歷史·理論·小說》（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出版之前，針對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英國）歷史小說研究幾乎沒有什么太大進展。即便有一些相關專著出版，其研究方式依然擺脫不了前人的影響，創(chuàng)新方面略欠缺。比如，尼爾·麥克尤恩（Neil McEwan）將弗萊希曼研究的結論作為自己研究的起點，在其博士論文《英國小說家的歷史小說研究1953～1983》（Perspective in Historical Fiction by British Writers 1953-1983， 1984）以及在此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今日英國歷史小說研究》（Perspective in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Today， 1987）一書中關注了20世紀50年代之后英國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雖然作者在書中意識到20世紀以來歷史小說在歷史真實性問題認識上的改變，也對后現(xiàn)代主義者提出的“小說之死”和“過去之死”做出了反駁，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論支撐，論述過程稍顯薄弱。而柯沃特（David Cowart）的《歷史和當代小說》（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 1989）以及斯坎倫（Margaret Scanlan）的《時間的痕跡：戰(zhàn)后英國小說中的歷史和政治》（Traces of Another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1990）幾乎和哈琴的著作同一時間出版，似乎并沒有受到哈琴的影響?？挛痔睾退箍矀惗家庾R到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下宏大歷史遭受的質(zhì)疑和當下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中新的文本形式，前者將“展現(xiàn)未來的小說”劃入歷史小說的范疇，而后者則提出了“當代懷疑歷史小說”（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novel）的概念。即便如此，有評論者還是認為二者“忽略了歷史小說的典型特征”，也“沒有檢驗該文類同后現(xiàn)代主義的關系”。^[22]

真正實現(xiàn)系統(tǒng)論述當代歷史小說同后現(xiàn)代語境關系的還是哈琴的著作《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歷史·理論·小說》。該書一經(jīng)出版，便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歷史小說的研究面貌。特別是哈琴提出的“歷史編纂元小說”（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概念，^[23]使之后的相關研究幾乎就沒有撇開對這一術語的討論。所謂“歷史編纂元小說”是指那些“著名的、廣為人知的小說。它們具有強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稱同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關”。^[24]哈琴的最終目的是要揭示后現(xiàn)代主義的本質(zhì)是“矛盾性、堅定不移的歷史性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性”。^[25]雖然哈琴這一術語同歷史小說之間關系的認同需要得到進一步的討論，但這無疑是對詹姆遜認為的后現(xiàn)代主義無歷史性以及盧卡奇等人認為的“歷史小說在當代已經(jīng)消亡”的有力駁斥。

同時，哈琴的理論也引起了不少的質(zhì)疑和補充。比如，韋瑟琳（Elisabeth Wesseling）在《作為預言家的歷史書寫：后現(xiàn)代主義對歷史小說的改造》（Writing History as a Prophet： Postmodernist Innov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1991）一書中認為，哈琴的“歷史編纂元小說”雖然體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小說的政治意圖，但沒能提供解決問題的途徑。巴克爾（Patricia A. Barker）的博士論文《當代歷史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2005）詳細對比了以盧卡奇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詩學和以哈琴為代表的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分別對于經(jīng)典歷史小說和歷史編纂元小說的論述。在此基礎上，巴克爾反駁了盧卡奇認為的“歷史小說家可以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表述歷史”，以及哈琴認為的“歷史編纂元小說是20世紀60年代獨有的”的論斷，因為早在16世紀末，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Henry V， 1599）以及伍爾夫的《幕間》（Between the Acts， 1941）、《奧蘭多》（Orlando， 1928）等小說就或多或少地體現(xiàn)了歷史編纂元小說的特征。不僅如此，巴克爾還闡述了歷史編纂元小說的兩種情節(jié)組織方式：題銘式（epigraphic）和插話式（episodic）。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擴展了哈琴的后現(xiàn)代詩學理論。博卡爾迪（Mariadele Boccardi）在《當代英國歷史小說：再現(xiàn)·民族·帝國》（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2009）中也指出，哈琴所謂的自我指涉在最早的歷史小說中就已出現(xiàn)，這讓她“錯失了更好探究后現(xiàn)代小說書寫過去的良好時機”，也忽視了對“特殊文學和文化背景下英國歷史小說回歸的研究”。^[26]

當然，圍繞后現(xiàn)代語境下針對歷史和小說相結合的探討并非只出現(xiàn)了“歷史編纂元小說”這一概念，很多后現(xiàn)代理論家都嘗試提出過類似的術語，只不過同哈琴的影響力比起來稍顯薄弱。比如，麥克海爾（Brain McHale）的“后現(xiàn)代修正主義歷史小說”（postmodernist revisionist historical novel）、^[27]伊萊亞斯（Amy J. Elias）的元歷史羅曼司（metahistorical romance）、^[28]斯坎倫（Margaret Scanlan）的“當代懷疑歷史小說”（the contemporary skeptical historical novel），^[29]以及巴克爾的“編纂元小說羅曼司”（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al romance）^[30]和“傳記元小說”（biographic metafiction）^[31]等，都反映了各評論家對后現(xiàn)代小說中歷史書寫的不同理解，也為本書的研究帶來很多啟示。

二 國內(nèi)研究現(xiàn)狀

在中國，當代英國歷史小說的復興引起了一些長期關注英國文學的學者的關注和討論。比如，2005年，曹莉在《歷史尚未終結——論當代英國歷史小說的走向》一文中針對這一現(xiàn)象指出了英國當代歷史小說的兩個走向，即歷史元小說和后殖民歷史重寫，并分析了其中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成因。^[32]

楊金才教授2008年和2009年接連在兩篇論文《當代英國小說研究的若干命題》和《當代英國小說的核心主題與研究視角》中指出，當代英國小說家“對過去所采取的態(tài)度也因市場影響而發(fā)生了變化，出現(xiàn)一種‘向后’（retro）的文學消費要求”，^[33]以及“對歷史話題的關注并不亞于二戰(zhàn)后的20世紀60年代”，^[34]以此來呼吁國內(nèi)學界對該現(xiàn)象的重視。2010年，由《當代外國文學》編輯部主辦的“當代外國文學的歷史書寫與敘事格調(diào)”學術研討會成功舉辦，將國外（英國）歷史文學的創(chuàng)作現(xiàn)狀大規(guī)模引入國內(nèi)學者的視域。然而，即便如此，國內(nèi)針對英國歷史小說的批評現(xiàn)狀看上去也并不十分明朗。除去針對司各特及其作品的相關研究，^[35]研究者很難發(fā)現(xiàn)其他有關英國歷史小說研究的專著。甚至在一些權威的英國文學史的編著中，也很難尋覓到關于英國歷史小說發(fā)展的只言片語。對此，筆者認為，之所以較難總結國內(nèi)英國歷史小說的研究現(xiàn)狀，是因為其總體呈現(xiàn)混合研究的態(tài)勢。所謂混合研究，指的是研究者將英國歷史小說研究同其他小說文類的研究混合在一起，或進行相互間的比較，或混為一談進行整體性論述，從而未能對英國歷史小說進行獨立的、系統(tǒng)性的研究。具體而言，有以下三種情況。^[36]

1.同中國歷史小說研究的混合

目前，中國歷史小說研究在國內(nèi)的成果之豐碩、文本之廣泛、程度之深刻，都是西方歷史小說研究遠不能及的。在眾多中國歷史小說研究中，有一類就是混合了西方（英國）歷史小說的研究，特別是司各特小說的研究。在這類研究中，研究者時常將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小說進行平行比較和影響闡釋，一方面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歷史小說研究理論，另一方面對西方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進行了探討。比如，易新農(nóng)早期在《中西歷史小說比較初探》（1989）中以《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司各特的系列小說為例，比較了不同文化傳統(tǒng)下歷史小說的興起、發(fā)展和內(nèi)涵，就是這種混合研究的范例。再比如，孫建忠在《司各特與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2008）中探討了《艾凡赫》等作品對中國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的影響。還有張亞的《掛小說的釘子——以司各特為例看中西歷史小說》（2010）通過對司各特小說的解讀，探討了中西歷史小說在流變中呈現(xiàn)的不同面貌。

相對于以上零散的研究，21世紀初由童慶炳先生等人合著的《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重大問題研究》（2011）一書則是探討中國以及西方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比較全面的著作之一。該書是2004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和改編重大問題研究”的最終研究成果。編委會以近年來國內(nèi)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xiàn)繁榮局面為契機，討論了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中出現(xiàn)的“十大問題”和“八大現(xiàn)象”。^[37]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分別關注了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論問題、中國當代歷史題材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改編以及中外歷史題材文學的傳統(tǒng)與經(jīng)驗。下篇的最后三章特別關注了英國歷史小說的三個方面，^[38]分別是“十九世紀歷史小說的特征”、 “司各特的敘事模式”以及“二十世紀小說的歷史敘述策略”。不過，該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文本上均以中國的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為主，針對國外創(chuàng)作的研究在篇幅和內(nèi)容上只能算作對前者進行補充和豐富，但最后三章的討論還是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了有關英國歷史小說特別是英國傳統(tǒng)歷史小說整體創(chuàng)作面貌的相關參考。

2.同西方歷史小說研究的混合

毋庸置疑，英國歷史小說是西方歷史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國出現(xiàn)了一些將英國歷史小說同其他國家歷史小說（特別是美國）混合起來，以西方歷史小說為整體進行討論的研究論述。比如，高繼海在《歷史小說的三種表現(xiàn)形態(tài)：論傳統(tǒng)、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歷史小說》（2006）一文中將西方歷史小說看成一個整體，從小說發(fā)展的三個時期全面討論了歷史小說的文類特征。彭青龍的《歷史小說的嬗變與文學性特征》（2010）指出西方歷史小說區(qū)別于其他文學形態(tài)的四個方面，即歷史性、時代性、虛構性和寓言性，其中歷史性是歷史小說的根本性特征。作者通過對西方歷史小說整體嬗變的概括，對歷史小說批評者提出了文學思想和文學藝術融合統(tǒng)一的要求。趙文書的《再論后現(xiàn)代歷史小說的社會意義——以華美歷史小說為例》（2012）以華美歷史小說為研究樣本，著重探討了后現(xiàn)代歷史小說社會意義的產(chǎn)生這一重大問題，強調(diào)了歷史小說的文學性以及其對大眾歷史知識傳播的重要作用。這對本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還有王建平的《美國后現(xiàn)代小說與歷史話語》（2012）考察了當代文學與史學理論背景下美國后現(xiàn)代文學與歷史的關系，指出后現(xiàn)代作家對重構歷史和知識的普遍關切。

3.同后現(xiàn)代小說研究的混合

隨著西方后結構主義以及解構主義等后現(xiàn)代理論被源源不斷地引入，國內(nèi)學者針對德里達、?？隆⒄材愤d、鮑德里亞、哈琴、懷特等人所提出的后現(xiàn)代文史理論展開了廣泛的探討。早在世紀之交，國內(nèi)一批關注西方文論的學者就已經(jīng)發(fā)表一系列的論文和出版一系列的著作對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和文化的現(xiàn)狀進行引介，掀起了國內(nèi)對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關注的熱潮。其中，有關后現(xiàn)代主義語境下對于歷史主義的重新闡釋吸引了很多學者的注意，如盛寧的《文本的虛構性與歷史的重構——從〈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刪節(jié)談起》（1991）、《歷史·文本·意識形態(tài)——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評和文學批評芻議》（1993）、《新歷史主義》（1995）、《新歷史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真實》（1997），王寧的《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1998）、《敘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認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評理論》（2002）、《德里達與結構批評的啟示：重新思考》（2005），陳曉明的《歷史頹敗的寓言——先鋒小說的后歷史主義傾向》（1991）、《最后的儀式——先鋒派的歷史及其評估》（1991）、《過渡性狀態(tài)：后當代敘事傾向》（1994）、《歷史的誤置：關于中國后現(xiàn)代文化及其理論研究的再思考》（1997），趙一凡的《后現(xiàn)代主義探幽——兼論西方文學應變與發(fā)展理論》（1989）、《利奧塔與后現(xiàn)代主義論爭》（1990）、《福柯的知識考古學》（1990）等。這些論作引起了國內(nèi)對新歷史主義理論的關注，也對當時中國先鋒小說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也許正因如此，國內(nèi)后來學者對于當代西方歷史文學理論的闡述同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有了密不可分的關系。比如，林慶新的《從后現(xiàn)代歷史小說的指涉問題看有關歐美文論》（2004）通過分析歷史小說是否已經(jīng)衰亡這一問題，探討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下史纂元小說與替換史的書寫，從而對后現(xiàn)代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情況做了很好的總結。洪罡的《三張面孔：當代英國元小說中的歷史》（2011）針對歷史在當代英國元小說中的猶豫、對立和個人化的三張面孔，分析了“歷史”在元小說中所扮演的復雜角色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此外，還有很多針對哈琴后現(xiàn)代詩學的研究，既有理論方面的探討，如楊春的《歷史編纂元小說——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新方向？》（2006）、陳后亮的《歷史書寫元小說：再現(xiàn)事實的政治學、歷史觀念的文體學》（2010），也有文本分析的實例，如李丹的《從歷史編纂元小說的角度看〈法國中尉的女人〉》（2010）、翟亞妮的《虛構與真實——從歷史元小說角度解讀〈福樓拜的鸚鵡〉》（2010）等。

三 問題的提出

文獻綜述表明，戰(zhàn)后英國歷史文學創(chuàng)作的普遍化、歷史小說文類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相關研究理論的系統(tǒng)性斷裂導致西方（英國）歷史小說共時性研究多、歷時性研究少，以及國內(nèi)相關研究處于“混沌狀態(tài)”，甚至尚未展開。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創(chuàng)作實踐還是在理論分析中，英國歷史小說文類的整體性始終都沒能獲得廣泛的認同，因而直接引發(fā)了學界對歷史小說文類歷時性發(fā)展審視的斷層。其中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對“歷史小說”這一最基本文類概念的考量出現(xiàn)了錯位。傳統(tǒng)歷史小說、現(xiàn)代主義歷史小說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小說研究者們常常只關注本領域的文本特征，割裂了本應連貫、系統(tǒng)的闡述過程。

這種割裂行為的一個后果便是當代研究對于歷史小說文類傳統(tǒng)的忽視，繼而導致文類生命力的減弱。以文類名稱為核心關鍵詞的檢索結果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鑒于此，本書將英國歷史小說的歷時性發(fā)展嬗變作為研究對象，在研究過程中明確歷史小說的文類特征，注重其發(fā)展的整體性、連貫性和演變性，一方面彌補國內(nèi)外在英國歷史小說整體性研究上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豐富文類研究的理論和樣式，以期對其他文類的研究起到借鑒和反思作用。

第三節(jié) 研究內(nèi)容、策略及意義

一 研究內(nèi)容及策略

首先，從上文的分析可知，目前歷史小說研究中存在的文類概念的模糊和文類整體性研究的缺失等問題要求本書選取的研究理論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能夠強調(diào)文類內(nèi)部機制的獨立性和特別性，二是承認文類在歷時性發(fā)展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的連續(xù)性和傳承性?；诖耍韲问街髁x程序詩學的文類理念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該詩學強調(diào)以發(fā)展的眼光看待文類的演變，它不僅承認文類嬗變過程中產(chǎn)生的新的文本形式，而且以“程序”為單位對文類內(nèi)涵的傳承做出了清晰的說明，為當下的研究找到了最佳觀測視角，是本書進行文類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和研究工具。在接下來的章節(jié)中筆者將對其進行詳細闡發(fā)。

其次，在確認理論切入點的基礎上，本書選取英國歷史小說文類為主要研究對象，^[39]力求對其整體性的嬗變過程做出系統(tǒng)性闡釋。當然，針對小說文本的分析是本研究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全部。毋庸置疑，文類的嬗變是社會思想文化變遷在文本實踐中的具體成像。因此，在進行歷史小說文本分析的同時，研究更要注重對“潛文本”的闡釋，即要將文學與歷史的關系放入西方文學和史學理論思潮中考察，且對文本背后所隱含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文化傳承模式、權利運作方式、文類社會責任等進行揭示和探析，以期梳理出豐滿、連續(xù)的文類發(fā)展路線。

再次，注重社會文本的研究并非意味著對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思想文化無所挑揀的涉獵，篇幅和時間的限制使得當前的研究必須針對歷史小說相關的文化理論背景。因此，史學理論、文學理論以及社會歷史發(fā)展等內(nèi)容是本研究在文本分析之外所要納入的重要信息。當然，鑒于本書的研究對象英國歷史小說是西方歷史小說的重要分支，以上所涉及的理論基本來自西方相關領域，在涉及國內(nèi)理論時會做出特別說明。

從次，需要劃定具體的研究對象。英國歷史小說歷經(jīng)近兩個世紀的發(fā)展，形成了數(shù)量龐大的文本群，本書無法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歷史小說文本，因此需要恰當?shù)卮_定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另外，文類研究仍是一個較為寬泛的視角，所以確定具體的研究議題至關重要。而這兩項研究任務需要運用文類的相關理論來完成。

最后，需要明確的是，歷史小說雖然同歷史有著密切的關系，但終歸屬于文學類別，因此本書在研究中要特別強調(diào)歷史小說的文學性屬性，防止將對其的研究同歷史研究混淆，從而導致研究方向和目標偏離。

二 研究之意義

首先，本研究選取英國歷史小說為研究對象，力求厘清模糊的文類認知，恢復被割裂的文類發(fā)展路線，最終完成連續(xù)性、系統(tǒng)性的歷史小說文類研究。針對目前國內(nèi)外普遍存在的歷史小說共時性研究多、歷時性研究少的狀況，本研究能夠起到一定的填補空白的作用。

其次，本研究從文類視角討論英國歷史小說的嬗變，有效地彌補了歷史小說理論研究的不足。在俄國形式主義程序詩學的指導下，研究既承認歷史小說在發(fā)展過程中新發(fā)生的文本形式，又注重傳統(tǒng)程序的傳承和連續(xù)，辯證地看待文類內(nèi)部的發(fā)展嬗變，同時也不忽略文本背后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作用，為相關文類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價值。

最后，通過文本實踐反觀理論，本研究對于文類理論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和補充作用。在研究過程中，實際的文本分析和闡釋必定會促進理論的豐富和發(fā)展。因此，本研究對于俄國形式主義詩學文類理念的反方向闡發(fā)也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1] A.S.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Chatto ＆ Windus Random House， 2000， p.9.

[2]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527.

[3] 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是當今英語小說界最重要的獎項之一，它是由最初的布克獎（Booker Prize）經(jīng)2002年更換出版商之后易名而來。作為英國本土獎項，其評選范圍只面向英聯(lián)邦國家、愛爾蘭和津巴布韋。因此它的評選已經(jīng)成為當代英國文學的風向標，預示英國文壇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方向。

[4] 劉國清：《曼布克獎與當今英國歷史小說熱》，《外國文學動態(tài)》2010年第6期，第47頁。

[5] 自1971年始，曼布克獎頒發(fā)給當年最佳英語小說，取代此前頒發(fā)給前一年最佳小說的做法，因此1970年沒有當年小說獲獎。直到2010年，評獎委員會才將1970年“失落的曼布克獎”頒發(fā)給J.G.法雷爾（J.G.Farrell）的《麻煩》（Trouble）。

[6] 數(shù)據(jù)搜索時間為2018年3月。

[7] Ryan S. Trimm， “Belated Englishness： Nostalgia and Post Imperi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and Film，”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 p.1.

[8] 蘭道·斯蒂文森（Randall Stevenson）在《帝國的沒落》（The Last of England）一書中引用《經(jīng)濟學家》統(tǒng)計的數(shù)據(jù)，指出1971年84%的國有資產(chǎn)掌握在7%的人手中，充分說明了當時貧富懸殊現(xiàn)象之嚴峻。

[9] 1924～1925年，時任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在其發(fā)表的兩篇關于“英國性”的演講中認為，在海外擴大殖民地是英國民族最突出的典型特征：“在海外領土上尋找家園……建設新的家園，是我們民族的特征，也是我們民族之所以偉大的地方?！保═seng Ching Fang， “The Imperial Garden： 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 Doris Lessing， and Tayeb Salih，”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 pp：1-2.）

[10] 胡全生：《文類、讀者與后現(xiàn)代小說》，《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08年第2期，第295～311頁。

[11] Avrom Fleishma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p： -.

[12] 當然，這并非代表著整體性研究的完全缺失。就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有關英國歷史小說的整體性研究有杰·格魯特（Jerome de Groot）的《歷史小說》（The Historical Novel， 2010）一書。該書縱覽了自司各特時期到20世紀后現(xiàn)代時期的歐洲歷史小說，論述具有一定的整體性和連貫性。然而較為遺憾的是，該書的篇幅不長，論述較為簡略，在探究歷史小說的演變方面也不夠翔實，其中英國歷史小說部分只是該書所關注的歐洲歷史小說的一個組成部分，并沒有成為獨立的研究目標。另外還有一部論著是安東尼·葛拉弗頓（Anthony Grafton）的《歷史是什么？早期現(xiàn)代歐洲的歷史藝術》（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10）。在書中葛拉弗頓探討了文學和藝術的關系問題。他解釋了古代詩人如何通過藝術理論生產(chǎn)詩學藝術，并指出直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才出現(xiàn)歷史藝術。這標志著歷史和文學之間開始分化，直到19世紀這一過程得以完成。雖然這部論著也算得上是歷史小說的整體性論著，但由于其文本選擇的泛化，同本書的研究還是有相當大的差異。

[13] Anne H. Stevens，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before Scott，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

[14] Jonathan Dent， “Rev.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urope， 1650-1950，” Women's Writing， 2012（3），pp：372-374.

[15]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 Stanley Mitchell，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p.19.

[16]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 Stanley Mitchell，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p.32.

[17]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2； Avrom Fleishma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50； David Cowart，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etc..

[18]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10.

[19]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0]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1]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2] Mariadele Boccardi，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6.

[23] 該術語在國內(nèi)也被譯成“歷史書寫元小說”“歷史元小說”“史纂元小說”“歷史編纂元小說”等多種名稱。為統(tǒng)一起見，本書統(tǒng)稱為“歷史編纂元小說”。后文不再標注。

[24]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5.

[25]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p.4.

[26] Mariadele Boccardi，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9.

[27] Brai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1987， p.90.

[28] Amy J. Elias， Sublime Desire： History and Post-1960s Fic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6.

[29] Margaret Scanlan， Traces of Another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

[30]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102.

[31]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144.

[32] 曹莉：《歷史尚未終結——論當代英國歷史小說的走向》，《外國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第136～144頁。

[33] 楊金才：《當代英國小說研究的若干命題》，《當代外國文學》2008年第3期，第65頁。

[34] 楊金才：《當代英國小說的核心主題與研究視角》，《外國文學》2009年第6期，第58頁。

[35] 我國20世紀初期就開始了司各特作品的譯介工作，隨后有零星評論作品問世。自1979年之后，對司各特的研究開始進入繁榮階段，并有文美惠的專著《司各特研究》（1982）問世。據(jù)吳鏑在《我國對沃爾特·司各特研究的初步述評》（2010）一文中的統(tǒng)計，截至2008年，我國共有63篇相關論文問世，其中博士論文1篇（高靈英的《蘇格蘭民族形象的塑造：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的蘇格蘭歷史小說主題研究》），碩士論文11篇（萬信瓊的《司各特小說的歷史敘事研究》、李晚婷的《司各特歷史小說的傳統(tǒng)道德觀微探》等），其余為期刊論文。

[36] 此處只是大致的研究情況，并不是絕對的劃分，不排除有例外的存在，如針對某一部歷史小說的研究，針對某一位作家的研究等。

[37]童慶炳等：《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重大問題研究》，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2011。其中“十大問題”是指：①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問題；②文學敘事與歷史敘事的異同及其關聯(lián)問題；③政治視野和美學視野中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④歷史題材文學中歷史、藝術和時代三向度問題；⑤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建、隱喻和暗示三層面問題；⑥歷史題材文學的藝術理想即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tǒng)一問題；⑦歷史題材文學的類型及其審美精神問題；⑧歷史題材文學中人民取向問題；⑨歷史題材文學中封建帝王的評價問題；⑩當前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趨勢問題?！鞍舜蟋F(xiàn)象”是指：①歷史題材文學的現(xiàn)代性追求現(xiàn)象；②歷史題材文學承載中華民族之根的現(xiàn)象；③當代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盛世情結”現(xiàn)象；④歷史題材文學中的人民性缺失現(xiàn)象；⑤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中的“戲說”現(xiàn)象；⑥歷史題材文學中歷史人物的“翻案”現(xiàn)象；⑦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中紅色經(jīng)典的改編現(xiàn)象；⑧歷史題材作品的生產(chǎn)與消費現(xiàn)象。

[38] 鑒于書中一些篇章已經(jīng)成文發(fā)表，為避免重復，已發(fā)表的學術論文不再重復提及，如劉洪濤、丹凌在《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fā)表的《19世紀英國歷史小說簡論》，以及在《楚雄師范學院學報》發(fā)表的《20世紀英國小說中的歷史敘述策略》即為本書第31章和第33章內(nèi)容。

[39] 在闡釋之前，仍有一個問題要說明，即“歷史小說是否存在”，或者說“歷史小說是否獨立存在”。這是我們立論的根基。以常理來看，歷史小說在許多文學批評場合都被作為獨立的文學類別，但對此的再次確認并非多此一舉，因為的確存在對歷史小說作為獨立文類的否定。比如，盧卡奇將歷史小說同歐洲現(xiàn)實主義小說聯(lián)系起來，視其為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分支。盧卡奇理論中浸透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和對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過分張揚自不必多言，但他所闡明的歷史小說同現(xiàn)實主義小說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也不無道理。而到了哈里·肖這里，歷史小說甚至淪落為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附庸，因為它“依賴于更廣闊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傳統(tǒng)”?？磥?，歷史小說并不僅僅受到現(xiàn)實主義思潮的影響，它本身也在深刻影響著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發(fā)展。它們之間的確有著頗深的淵源。然而，一個事實是，自英國小說誕生的那一刻起，現(xiàn)實主義便如影隨形，貫穿了英國小說的整個發(fā)展過程。照此說來，幾乎所有的小說類型都無法擺脫現(xiàn)實主義手法和理念的影響，那么，我們分類別研究的意義何在？情況當然不是這樣。雖然現(xiàn)實主義無論作為風格還是術語，在各個時代的英國文學中都可以覓其影蹤，但也應注意到，若將諸如歷史小說之類的小說類型都視為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分支或者附屬品，那么必定會忽略其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質(zhì)。而也正是這些獨特性，讓歷史小說有了成為獨立文學的前提。這些獨特性同現(xiàn)實主義結合會產(chǎn)生“經(jīng)典歷史小說”（盧卡奇語），同羅曼司結合會產(chǎn)生“歷史羅曼司”，同后現(xiàn)代主義結合會產(chǎn)生“歷史編纂元小說”。正如杰羅姆·德·格魯特（Jerome de Groot）所說，“歷史寫作可以發(fā)生在許多虛構的場合：羅曼司的、偵探的、驚悚的、反事實的、恐怖的、文學的、哥特的、后現(xiàn)代的、史詩的、科幻的、神秘的、西方的，以及兒童書籍”。因此，即使歷史小說與現(xiàn)實主義小說有密切的關聯(lián)，也并不妨礙該文類具有獨立的辨識特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歷史小說作為獨立的文類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