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義”的生成

本文主要探討《三國演義》的文體要素的形成，以及“演義”與“志傳”的關系等。

近數(shù)十年來，學術界充分發(fā)掘小說史料，并借鑒西方小說敘事學、文體學的思路和方法，對“演義”小說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這主要體現(xiàn)在：梳理歷史演義與講史、話本及章回小說的關聯(lián)，分析歷史演義的體式特征，辨別“演義”的類型等。這些成果不僅大大深化了對歷史演義體性的認識，還有力地推動了其他章回小說文體的研究。但其中尚有美中不足之處，主要是缺乏對“演義”的生成過程及內(nèi)在要素的系統(tǒng)梳理。本章的任務就是補充這個研究環(huán)節(jié)，考述“演義”從釋經(jīng)的言說方式到歷史小說文體之生成過程、要素因承與質性凝定。

一、“演義”言說方式之探原

（一）源出經(jīng)傳“演義”及其特征

“演義”源于儒家經(jīng)傳?！把萘x”或稱“衍義”“演繹”“衍繹”，本是動詞，特指一種釋經(jīng)的言說方式。《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文王拘而演《周易》”，指周文王推衍伏羲八卦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作卦爻辭。司馬遷所謂“演”，就是一種言說方式，既包含對某種經(jīng)典的推衍，又有增廣內(nèi)容和文字之意，已具備后世“演義”的基本內(nèi)涵。如此說來，《易》卦爻辭就是“演義”之濫觴。

先秦兩漢時期，“演義”大量用于闡釋儒家經(jīng)典，朱熹就把“漢儒解經(jīng)，依經(jīng)演繹”看成注經(jīng)的正體（《朱子語類》卷六七），并據(jù)以貶斥魏晉人離經(jīng)自著之書。而漢儒“演繹”的書名多稱“傳”而不稱“演義”，其時儒家六經(jīng)《易》《書》《詩》《禮》《樂》《春秋》皆有傳，多數(shù)尚且不止一家。這些釋經(jīng)之作均運用了同一言說方式：依附某部經(jīng)典，增廣內(nèi)容與文字，發(fā)明經(jīng)義，已確定了“演義”這種言說方式的基本特征。只不過因解經(jīng)手段不同，早期“演義”有演言、演事、演象的區(qū)別。大體而言，以事注經(jīng)的有《左傳》，以象釋經(jīng)的有《易傳》，其余多為演言。

在這些經(jīng)傳中，《左傳》出現(xiàn)的時間最早，堪稱后世“演義”之祖。杜預《春秋左傳序》曰：

左丘明受經(jīng)于仲尼，以為經(jīng)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jīng)以始事，或后經(jīng)以終義，或依經(jīng)以辯理，或錯經(jīng)以合異，隨義而發(fā)。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作為中國第一部“演事”之作，《左傳》釋經(jīng)方式具有如下特點：其一，《左傳》依附于《春秋》，兩書“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其二，《左傳》“廣記而備言”，敘事詳明，文字亦較《春秋》增廣十倍；其三，《左傳》“隨義而發(fā)”。劉知幾說“《左氏》之義有三長”，包括：“所有筆削及發(fā)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凡所采摭，實廣聞見”。其中，前一項“演”周、孔之“義”，后兩項“演”事與文，涵蓋了“演義”這種言說方式的主要特點。

（二）其他領域“演義”的特征

從漢代開始，“演義”這種言說方式已開始由釋經(jīng)擴展到其他領域。《漢書》曾言：

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shù)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漢書》卷六十六）

這段話非常明確地概括了“演義”這種言說方式的三大特征：以某項政治議題為根據(jù)，增廣內(nèi)容和文字，發(fā)明其義。具體而言，《鹽鐵論》是桓寬“推演”漢昭帝時鹽鐵會議紀要之作，如果說“增廣條目”與“極其論難”落實到“演”的內(nèi)容及文字，那么，“究治亂、成一家之法”則是“演”義了。這么說來，《鹽鐵論》就是一部闡釋政論的“演義”。這里的“推衍”也是動詞，指言說方式。從桓寬治《公羊春秋》的專家身份，還透露了“演義”與儒家經(jīng)傳的淵源關系。

使用“演義”一詞的最早紀錄見于《后漢書·周黨傳》，中有光武朝博士范升彈劾周黨的奏語，云“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軍”等語。范升所言“演義”，指推演發(fā)揮儒家經(jīng)典，也用作動詞，指一種言說方式。

最遲至唐代，“演義”已開始從言說的方式衍化為一種文類的專名。光啟間蘇鶚的《蘇氏演義》是今存最早以“演義”名書之作。該書原作十卷，《永樂大典》僅殘存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訛謬”，則知為名物訓詁之書，且是推衍書傳、增廣內(nèi)容這種言說方式的成果，當屬于小學范圍之“演義”。其后，“演義”之書多了起來。其中有經(jīng)學的“演義”，如南宋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諸子學的演義，如南宋張德深推衍司馬光《潛虛》而成的《潛虛演義》；詩學的演義，如元張性的《杜律演義》；術數(shù)的“演義”，如明陳道生的《遁甲演義》等等。這些“演義”之作，幾乎都具有依據(jù)某部原著、敷衍內(nèi)容及增廣文字、闡發(fā)意義的共同特征，是“演義”這種言說方式的產(chǎn)物。但它們均是“演言”之書，而非“演事”之作。這大概是受孔子“述而不作”、后儒釋經(jīng)偏重于名物訓詁傳統(tǒng)之影響。

《左傳》以后，“演事”之書也有所發(fā)展。如出現(xiàn)于漢魏之際的《吳越春秋》，本為補《春秋》之闕，卻在史實中摻雜神怪異聞，至今被視為歷史演義的雛形。唐傳奇中有不少作品是關于唐詩本事的“演義”，如《鶯鶯傳》演《鶯鶯歌》，《長恨歌傳》演《長恨歌》，《李娃傳》演《李娃行》。它們都含有詩歌本事、內(nèi)容和文字的敷衍、意義的闡發(fā)等特征，是“演義”這種言說方式的成果。清人鈕琇說，“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其中就包含唐傳奇這種基于詩歌本事的“演義”。宋元時期的講史和話本小說，其事多有所本，又皆出于增廣內(nèi)容與文字、發(fā)明其義的“演義”方式，從它們分別被稱作“演史”和“演話”的事實，說明早就被視為“演義”的同類之作。后來不少明清文學家把所有通俗小說都稱作“演義”，確是淵源有自。這些歷史和文學題材的“演事”之作，雖無“演義”之名，卻行“演義”之實，是后世“演義”小說的直接淵源。

（三）歷史演義的特征

《三國志演義》是首部正式題署“演義”的歷史小說。明刊《三國演義》的題名大有意味：嘉靖元年刊本全稱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其“演義”用作名詞，已衍化為一種小說類型；而其余大部分刊本的題名中都嵌有“按鑒演義三國志傳”等字，其中“演義”仍作為動詞，指示一種針對正史的闡釋性言說方式。但無論《三國志演義》中的“演義”是名詞還是動詞，它們都指向共同的含義：對《三國志》等書事實的推衍、文字的增廣和意義的揭示。

《三國志演義》及其后的歷史演義，也均是“演義”這種言說方式的成果，包含了“演義”的三大特征。例如，林瀚《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稱其書是在“羅氏原本”的基礎上，又將“隋唐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于風化者悉為編入”；熊大木《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序》稱其書是在“原有小說”（“武穆王《精忠錄》”）的基礎上，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鑒綱目》而取義”；陳繼儒《唐書演義序》稱其書是據(jù)“新舊（唐）書”中的《太宗紀》并雜采“野史事實”和“流俗文詞”的演義；甄偉《西漢通俗演義序》稱其書乃據(jù)“馬遷《史（記）》”，“因略以致詳，考史以廣義”而成；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傳序》稱其書是在《列國志》的基礎上，“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用以發(fā)揮“國家之興廢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丑貞淫”之“義”。這些演義小說所依據(jù)的原書，大都是歷史著作或者敷衍歷史故事的小說，這就從題材上規(guī)定了演義的“歷史”性質。

直到近代，“衍義”一詞仍可用作動詞，指一種言說方式。如《新小說》第八號起連載的《電術奇談》（一名《催眠術》），標“日本菊池幽芳原著、東莞方慶周譯述、我佛山人衍義、知新主人評點”。方慶周原譯只有短短六回，卻被吳趼人“衍義”成二十四回的長篇，包括內(nèi)容的推演：“有的地方吳趼人稍做了修改。更加詳細地描寫了主人公的心理狀態(tài)，增加了故事里的伏筆，也增加了金錢的描寫等等”；以及文字的增飾：“書中有議論諧謔等，均為衍義者插入，為原譯所無。衍義者擬借此以助閱者之興味，勿譏為蛇足也?！?sup>這說明，晚清作家吳趼人對“演義”的認識是非常精準的。

顯然，無論“演言”，還是“演事”，其言說方式皆具有相同特征，即推演事實、增廣文字、揭示意義三項?！把萘x”從言說方式衍變?yōu)槲捏w類型之后，其基本特征仍一脈相貫。然而，目前學術界對“演義”體性的認知仍有諸多模糊之處。大家對“演義”以俗語推演事與義的特征并無異議，其主要疏失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第一，不解“演義”本出于一種言說方式；第二，不解“演義”必要依據(jù)某部原作或某項事義。這種疏失并非今人才有，早在明清人對“演義”的論述中，已多偏重于“演”事“演”義及語言的通俗性，實未囊括“演義”的全部或主要特征。

二、“演義”三要素之生成

（一）“演義”的三要素

“演義”作為一種言說方式，這規(guī)定制約了“演義”體式的構成要素。中國“敘事起于史官”，而“史之大原，本乎《春秋》”。《孟子·離婁下》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孟子已從理論上鉤稽出《春秋》敘事的三大要素：事、文、義。

正所謂“六經(jīng)皆史也”（《文史通義·易教上》），《春秋》成了后世之“史教”?！洞呵铩匪於ǖ氖隆⑽?、義三要素逐漸被論定為歷史敘事的通例。宋人吳縝說：“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sup>章學誠也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保ā段氖吠x·史德》）也就是說，具備義、事、文方可稱“史”。這些意見都是對史學三要素的理論概括，也是對孟子關于《春秋》事、文、義三要素論的因承和發(fā)展。

史傳的三要素漸次滲透到文學領域，演變?yōu)楦鞣N新生的敘事文學文體的基本要素。在從歷史到歷史演義的生成過程中，事、文、義要素的嬗變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張尚德《三國志通俗演義引》曰：

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語隱括成編，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

這就明確概括出首部歷史演義的三大要素：事、語、義，并指出歷史演義的事、語、義與歷史著作的事、文、義有明顯的對應關系。下文即以《三國志演義》為中心，具體梳理歷史演義三要素的成因及特點。

（二）演義之“事”的生成及特點

《孟子》概言《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意是說，《春秋》所記載的是霸業(yè)而非王業(yè)，其主要內(nèi)容是“戰(zhàn)”而非“禮”。但《春秋》敘事簡略，幸得根基于《春秋》的《左傳》敘事詳明，可推原其理。一千多年后，唐人劉知幾尚稱許《左氏》為“敘事之最”。他在《史通·雜說（上）》概括《左傳》的敘事成就，曰：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聒沸騰；論備火則區(qū)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余；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記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

劉知幾所述《左傳》敘事成就幾乎都體現(xiàn)在戰(zhàn)爭描寫。這也說明，《左傳》忠實地繼承了《春秋》以“齊桓、晉文”之霸業(yè)為中心的敘事策略。

戰(zhàn)爭描寫亦最能代表《左傳》“敘事之最”的成果?！蹲髠鳌窋懥舜呵飼r期二百五十五年中的四百九十二起戰(zhàn)役，儼然一部春秋爭霸戰(zhàn)爭史。作者靈活運用倒敘、預敘、插敘和補敘等多種方法，多角度多側面地描述了這些大小戰(zhàn)爭的起因、經(jīng)過和結局，彼此之間絕無雷同。近人梁啟超贊嘆說：“《左傳》中有名之五大戰(zhàn)——泓、城濮、鞌、邲、鄢陵，吾腦際至今猶有極深刻之印象，覺此五役者為我國史中規(guī)模宏大之戰(zhàn)事。……動輒以之與后世國際大戰(zhàn)爭等量齊觀?！?sup>《左傳》在戰(zhàn)事的組織安排上極具匠心。大致說來，其書正敘戰(zhàn)爭過程的內(nèi)容較略，一般把敘事重心放在戰(zhàn)爭之外?！蹲髠鳌访鎸Σ煌膽?zhàn)爭，有的側重于人際恩怨，有的側重于計劃謀略，有的側重于力量對比，有的側重于經(jīng)驗教訓，乃至把人們的個性心理與道德修養(yǎng)也視為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誠如清人馮李驊所言：“左氏極工于敘戰(zhàn)，長短各盡其妙……篇篇換局，各各爭新。”

《三國志演義》主要是依據(jù)《三國志》《后漢書》和《資治通鑒》的“演義”，其事雖不出于《左傳》，但其敘事義例卻與《左傳》一脈相承。不少人注意到，《三國志演義》之“事”與《左傳》之“事”有明顯的對應關系。首先，跟《左傳》一樣，《三國志演義》也以戰(zhàn)爭為敘事焦點。小說主要描寫從漢末各路諸侯爭霸，至魏、蜀、吳三國鼎立，再到三家歸晉的歷史進程，戰(zhàn)爭描寫是其中最為精彩也為最成功的部分?！度龂狙萘x》描寫戰(zhàn)爭的篇幅之長、次數(shù)之多、形式之多樣、規(guī)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屬罕見。據(jù)有人統(tǒng)計，全書寫了大大小小四十多場戰(zhàn)事，無論是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還是小規(guī)模的戰(zhàn)斗，都寫得各具聲色，變化多端。其中，敘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戰(zhàn)役最為人所稱道。作者不僅詳細描繪出這三次以弱勝強戰(zhàn)役的不同經(jīng)過，還突出了各自不同的側面，如以糧草為中心寫官渡之戰(zhàn)，以外交為中心寫赤壁之戰(zhàn)，以心理為中心寫彝陵之戰(zhàn)。這使得《三國志演義》的戰(zhàn)爭描寫千姿百態(tài)、趣味橫生。

其次，《三國志演義》不僅大量模仿了《左傳》戰(zhàn)爭描寫的內(nèi)容，也大量借鑒了《左傳》戰(zhàn)爭描寫的寫法?！度龂狙萘x》戰(zhàn)爭敘事的焦點往往并不局限于戰(zhàn)爭本身，而是將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外交斗爭交織在一起，表現(xiàn)出決戰(zhàn)雙方綜合力量的對比與變化。小說著重突出了軍事謀略在戰(zhàn)爭中的關鍵作用，如敘官渡之戰(zhàn)、赤壁之戰(zhàn)等重大戰(zhàn)役時，就重點寫統(tǒng)帥的運籌帷幄，強調(diào)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運用?！度龂狙萘x》還通過戰(zhàn)爭描寫來突出人物，不僅塑造了諸葛亮、曹操、司馬懿、周瑜、陸遜等一大批優(yōu)秀的軍事指揮家，荀彧、荀攸、郭嘉、賈詡、龐統(tǒng)、魯肅等一批著名謀士，還塑造了關羽、張飛、趙云、典韋、許褚、夏侯惇等一批勇猛武士，組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智慧型人物世界。就戰(zhàn)爭描寫的藝術而言，真可謂《左傳》而后，便是此書。

《三國志演義》是小說，終究是跟史傳敘事有區(qū)別的，其主要表現(xiàn)就是增加了大量虛構故事。如《三國志演義》中“赤壁之戰(zhàn)”一節(jié)主要出自《資治通鑒》。《資治通鑒》中并沒有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蔣干盜書、諸葛亮草船借箭、龐統(tǒng)獻連環(huán)計、諸葛亮借東風等一系列故事，《三國志演義》卻加以大書特書，打造成為最精彩的部分。這些情節(jié)主要出自一些漢魏筆記、宋元小說、戲曲與其他講唱文學資料，不僅其分量遠遠超過史傳，其興味亦遠遠超過史傳。正是在虛實結合的基礎上，《三國志演義》最為集中地展示了古代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和智慧，成為我國戰(zhàn)爭文學之翹楚，甚至被后代將領視作軍事教科書。

《三國志演義》的敘事從兩個方面給后世演義小說體式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一，《三國志演義》是最早以戰(zhàn)爭為敘事焦點的章回體長篇小說，受其影響，后來的“演義”也多把戰(zhàn)爭描寫放在顯要地位；其二，從《三國志演義》開始，虛構故事就成為“演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演義之“文”的生成及特點

《孟子·離婁（下）》中的“其文則史”一句，趙岐注與孫奭疏均解釋為“史記之文”。劉知幾《史通》首列《尚書》與《春秋》，錢大昕《廿二史札記序》贊《尚書》與《春秋》是“史學之權輿”，章學誠《文史通義》說史學本于《春秋》，均視《春秋》為“史記之文”。但這個解釋頗有點就事論事的意味，其確切含義仍顯模糊。筆者認為，“文”即指“文采”，也含有史家章法即體例的意思。

首先說“文采”?！夺屆め屟哉Z》曰：“文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文采”是“文”的本義。因為在《孟子》成書前后，皆概稱經(jīng)史為“文”，尚無文人之文，所以有“文則史”之說。如《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儀禮·聘記》“辭多則史”，《韓非子·難言》“捷敏辨洽，繁于文采，則見以為史”，其中之“史”，皆言“史官多文也”。這樣說來，“其文則史”即指史傳富于文采的意思。

一般說來，歷史演義比史傳更注重修飾文采。史傳需要講究文采是不錯的，但無論怎么飾辭，均不能脫離史實，也不能抑揚過當。而演義小說則不然，不僅事實可以虛構，遣詞造句皆可任意摹擬。《三國志演義》增飾文辭的地方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層次上：其一是“虛加練飾，輕事雕彩”；其二是“體兼賦頌，詞類徘優(yōu)”。

對于史實，《三國志演義》很注意增飾細節(jié)，以提升文學趣味。如《三國志演義》中的“舌戰(zhàn)群儒”雖出于虛構，但諸葛亮確曾前往東吳游說孫權聯(lián)合抗曹?！顿Y治通鑒》也載有此事，從“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到“權大悅，與其群下謀之”，僅用了453字。其大意如下：諸葛亮向劉備請命“求救于孫將軍”，因與前來給劉表吊喪的魯肅同歸柴桑；諸葛亮一見孫權就展開游說；孫權也一拍即合，當即答應聯(lián)合抗曹?！度龂狙萘x》則用了四則篇幅敷衍相關內(nèi)容，增改了很多文字?！度龂狙萘x》把諸葛亮主動請求聯(lián)吳，改寫為魯肅乘給劉表吊喪之機，向劉備“堅請孔明同去”結盟；又增加劉備“詐言不肯”、經(jīng)諸葛亮親自請求才勉強應命的細節(jié)。又加寫魯肅在歸舟中反復叮嚀諸葛亮，“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惹得“孔明冷笑”等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描寫，突出了劉備之機謀、魯肅之憨厚、諸葛亮之胸有成竹，大大強化了人物性格。

還有借題發(fā)揮乃至完全虛構文字的情況?！度龂狙萘x》虛構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就很成功。在諸葛亮正式面見孫權的前日，《三國志演義》又增敘孫權先后接見張昭與魯肅，為舌戰(zhàn)群儒作鋪墊。論戰(zhàn)中，吳方主降派張昭、虞翻、步騭、薛綜、陸績、嚴峻、程秉以唇槍舌劍紛紛來襲，諸葛亮一一反擊，場面異常激烈，行文氣勢磅礴。緊接下文，《三國志演義》又把《資治通鑒》寫諸葛亮勸說孫權的話“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演變?yōu)椤吨T葛亮智激孫權》一則；把《資治通鑒》寫周瑜主動向孫權請戰(zhàn)的一段對話，附會為《諸葛亮智說周瑜》一則?？傊度龂狙萘x》不僅在鋪敘歷史故事時大量增加細節(jié)描寫，更在虛構故事中大膽放開手腳，精雕細琢。

《三國志演義》還鑲嵌了大量的詩賦文章。諸葛亮在智說周瑜時，頌曹植《銅雀臺賦》，故意把原文中“挾二橋于東南兮”的“二橋”說成“二喬”，以激怒周瑜，還假意勸導周瑜：“昔匈奴累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元帝曾以明妃嫁之，何惜民間二女乎？”當周瑜說明“小喬乃吾之妻也”，孔明仍佯裝不知，連聲說：“惶恐！惶恐！亮實不知也。失口亂言，死罪！死罪！”（卷九《諸葛亮智說周瑜》）此外，如敘群英會上周瑜舞劍作歌，孔明草船借箭時插入《大霧垂江賦》，曹操視察大軍時詠《短歌行》等，赤壁鏖兵中又插入數(shù)篇詩賦等，使小說處處洋溢著詩情畫意的美感。這些詩詞歌賦不僅具有傳統(tǒng)的抒情寫意功能，又新增了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敘事效應。

以上事例說明，歷史演義是從史家之“文”變?yōu)槲膶W之“文”的成果。以《三國志演義》為標志，當“演義”從史筆變?yōu)槲墓P之后，審美性超越了對真的要求。受其影響，其后的章回體長篇小說更自覺地致力于文筆的細膩與奇幻。

《三國志演義》號稱“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雖然力爭雅俗共賞，但其主要目標乃是粗通文墨的普通讀者。語言的通俗化就成了最合理的選擇。從《三國志通俗演義》開始，“通俗”與“演義”從未判為二途。

其次，《孟子》所謂“其文則史”，不僅限于史家文筆，還包括史家章法即體例問題?！度龂狙萘x》成功化用了史書的三大敘事體例：“編年體”“人物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編年體可上溯到我國現(xiàn)存第一部史書《春秋》，《左傳》也沿用了這種“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的序時方法。紀傳體為司馬遷所創(chuàng)，其優(yōu)點是可以完整地記敘特定的人物。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大大改進了編年體“一事而隔越數(shù)卷，首尾難稽”、紀傳體“一事而復見數(shù)篇，賓主莫辨”的弊端，成為紀事本末體的先驅。《三國志演義》則兼具各體之長，卻無其短，正如毛宗崗所言：“殆合本紀、世家、列傳而總成一篇?！?/p>

《三國志演義》起于漢靈帝建寧二年（189），終于晉武帝太康元年（280），正所謂“陳敘百年，該括萬事”，建構了一個結構宏大、時序連貫又文筆生動的敘事世界。筆者曾對此加以總結說：

《通俗三國志》在對《資治通鑒》《后漢書》和《三國志》吸收的特色上，一般是以《資治通鑒》為骨架，而以《后漢書》和《三國志》為血肉，并兼采其他野史筆記和前人的詩詞論贊而成。具體說來，在以事系年和故事框架兩方面，《通俗三國志》主要參考了《資治通鑒》，比如，普遍在含葉逢春本在內(nèi)的志傳系統(tǒng)本的各卷卷首標明起訖年代的做法，就是對《資治通鑒》的移植。另一方面，對具體人物事件的描繪及其評價，則又多采《后漢書》和《三國志》等。這樣一來，形成了在敘事上既有條不紊而又細膩生動的特點，而這正是該書的顯著成就之一。

總之，“按鑒”而分章回、據(jù)某史實推演并使之虛構化、大量增飾文辭并使之通俗化，堪可代表歷史演義“文筆”的共同特點。

（四）演義之“義”的生成及特點

《三國志演義》究竟所演何“義”？大家對這個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沈伯俊曾說：“不宜簡單地說《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sup>沈先生此說可謂別具慧眼，但尚未給出正面答案。筆者認為，《三國志演義》之“義”亦即《春秋》之“義”，同是針對亂臣賊子的誅心之作。庸愚子在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緣起說：

夫史……有義存焉。吾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春秋》，魯史也?？鬃有拗?，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貶之。然一字之中，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垂鑒后世，俾識某之善，某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此孔子立萬萬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合天理，正彝倫，而亂臣賊子懼。

庸愚子在此敏銳地看到，《三國志演義》與《春秋》其“義”相通。

在先秦歷史著作中，《春秋》尤為注重演“義”。后人據(jù)《春秋》總結的“春秋筆法”，成了“春秋學”的核心問題。所謂“春秋筆法”，主要說《春秋》通過一系列“屬辭比事”的方法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義”。但其“義”究竟何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sup>這就是說，“春秋筆法”的核心在于“懲惡而勸善”，具體在于抨擊“亂臣賊子”。

《三國志演義》之“義”也在于辨忠奸善惡而使“亂臣賊子懼”。毛宗崗讀《三國志法》曰：

《三國》一書，有首尾大照應、中間大關鎖處……然尤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術而外，尤重在嚴誅亂臣賊子，以自附于《春秋》之義。故書中多錄討賊之忠，紀弒君之惡。而首篇之末，則終之以張飛勃然欲殺董卓；末篇之末，則終之以孫皓之隱然欲殺賈充。雖曰演義，直可繼麟經(jīng)而無愧耳。

因為傳說孔子作《春秋》至獲麟而止，故后人又喻《春秋》為“麟經(jīng)”。毛宗崗直把《三國志演義》比作《春秋》這部儒家經(jīng)典，揭示出兩者寄寓了一脈相承之“義”。

具體而言，在《三國志演義》中，“春秋筆法”集中體現(xiàn)于“尊劉貶曹”這一總思想傾向之中。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又說：

曹瞞雖有遠圖，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為身謀，雖得之，必失之，萬古奸賊，僅能逃其不殺而已，固不足論?！┱蚜?，漢室之胄，結義桃園，三顧草廬，君臣契合，輔成大業(yè)，亦理所當然。

這就說明，《三國志演義》帝蜀寇魏，在一褒一貶中，寄寓了作者鮮明的道德觀念。

《三國志演義》中，曹操是“亂臣賊子”的典型。卷九《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中，諸葛亮罵曹操為“逆賊”；卷十四《魏王宮左慈擲杯》寫曹操欲自立為魏王，尚書崔琰力阻之，大罵“篡漢奸賊”。卷十二《曹操大宴銅雀臺》寫曹操的下屬大肆奉承、贊揚他“雖周公、伊尹，不及丞相耳”，此處“不及”寄寓了“一字褒貶”之法，實則暗諷曹操篡權。作者生怕讀者體會此意不出，接著寫道：

尹氏有詩一首，單道王莽奸邪處，后人讀此詩有感，因而可以擬曹操也。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zhèn)斡姓l知！

可見，《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已明確把曹操比作篡漢的王莽。

另一方面，《三國志演義》把反對曹操的戰(zhàn)爭一律視為正義戰(zhàn)爭。當曹操不顧一些人的勸阻，執(zhí)意自立為王：

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為丞相府掾，后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好。見曹操爵至魏王，出入用天子車服，心常不平。時遇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耿紀與韋晃在私宅中共飲。耿紀起身密議曰：“曹操篡逆，有心多時。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濟？”（卷十四《耿紀韋晃討曹操》）

耿紀、韋晃不僅罵曹操為“篡逆”，還起兵討伐他。作者書此回目即用“討”字，曰《耿紀韋晃討曹操》，也通過“一字褒貶”體現(xiàn)了正反善惡的區(qū)別。

在曹操的敵人和對手之中，劉備被看作是繼天命之正統(tǒng)。小說寫建安四年，漢獻帝不滿曹操弄權，密賜董承衣帶詔，令他聯(lián)合劉備等誅賊除害，不料事泄。劉備出逃后，組織數(shù)萬兵力乘虛進攻曹操的老巢許昌。曹操領兵迎擊，兩軍相遇：

玄德出馬于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卷七《劉玄德敗走荊州》）

曹、劉兩人陣前對罵，一據(jù)私恩，一據(jù)公義，勝負未分，是非已判。

《三國志演義》是怎樣上溯春秋之“義”的呢？庸愚子《序》言：

至朱子《綱目》，亦由是也。豈徒紀歷代之事而已乎？

此話指出，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忠實地繼承了《春秋》之義，而《三國志演義》“尊劉貶曹”之義并非直接源自《春秋》，而是直接出自《資治通鑒綱目》。朱熹編撰《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記事起訖與《資治通鑒》一致。書中大字為提要，即“綱”，模仿《春秋》以明“書法”；小字以敘事，即“目”，模仿《左傳》，記評史事；另有凡例一百余條，述褒貶之旨。朱熹編撰此書的目的，除了條理《通鑒》以利閱讀外，更主要的是借修史來維護綱常名教，因此行文義例嚴謹，處處仿《春秋》筆法，極重褒貶進退。例如，《綱目》卷十三寫建安四年，“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其后“書法”說：“討賊義重，《綱目》重以予人也。必若劉備然后可以書‘討’矣?！笨梢?，《資治通鑒綱目》正如《三國志演義》，也把劉備作為正義的一方，把曹操作為非正義的一方；把爭霸的雙方，看作是正統(tǒng)對逆賊的戰(zhàn)爭。這說明，《三國志演義》是直接以《資治通鑒綱目》為中介來遠紹“春秋筆法”的。

當然，也得承認，其后的眾多歷史演義所演之“義”，在《春秋》以“一字褒貶”而誅“亂臣賊子”之“心”的基礎上，擴展到以“忠孝節(jié)義”為中心的整個儒家道德體系。

（五）演義的“事”“文”“義”之關系

在歷史著作中，“義”是靈魂，是核心，“事”與“文”是工具，是手段。章學誠辨之甚詳，曰：

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yè)，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魇焚F知其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文史通義·言公上》）

從歷史到“演義”，義、事、文三者關系大體穩(wěn)定，但在細節(jié)表現(xiàn)上又有所差異。

其一，歷史演義可以脫離事實來夸大其“義”。《三國志演義》就為突出其義而夸大事實，過甚其詞。如敘曹操濫殺無辜，最突出的例子血腥屠殺親族呂伯奢一家，在知道是誤殺以后，他還把呂伯奢也殺死。有關此事的起因經(jīng)過，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中共有三條，分別出自《魏書》《世語》《雜記》。羅貫中選擇了其中最有損于曹操品格的一條，即孫盛《雜記》中的說法，對另兩條則略而不提。《雜記》敘曹操錯殺了呂伯奢一家后，愴然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還多少帶些痛惜之情。此話在《三國志演義》中變成“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卷一《曹孟德謀殺董卓》）簡直成了暴君的宣言。小說中這種不顧事實而夸大其“義”的筆墨甚多，以致給人以“欲顯劉備之長厚而近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深刻印象?？梢?，歷史之“義”建立在史實的基礎上，而小說之“義”卻建立在文章的基礎上。當歷史演義脫離歷史而“演義”，歷史不過是個由頭罷了。因此，爭論“七實三虛”或“三實七虛”，對“演義”的體式而言，并不具有實質性意義。

其二，在歷史演義中，還有“義”與“事”“文”不協(xié)調(diào)的現(xiàn)象。如《三國志演義》在極力鞭撻曹操之惡的同時，又展示他具有雄才大略、愛惜人才的英雄面目。他以“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力掃群雄，平定北方，在客觀上結束了漢末的動蕩局面，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小說在頌揚劉備之德的同時，又展示出他志在天下的梟雄本色。敘劉備來荊州投奔劉表，劉表有意托付荊州，他卻三辭三讓，義薄云天。不料他卻乘酒興矢口說出“備若有基本，何慮天下碌碌之輩耳”的話來，露出兼并之意。當陽撤退時，他拒絕諸葛亮“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的建議，說“若濟大事，必以人為本”（卷九《劉玄德敗走江陵》），又強調(diào)“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吾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十二《龐統(tǒng)獻策取西川》）?？梢?，劉備拼仁義，與其說是道德操守，毋寧說是爭霸策略。這說明作者在創(chuàng)作中，遵循的是藝術規(guī)律而非歷史精神，由此在不知不覺之間造成某些多“義”或歧“義”。

總之，歷史演義中“義”與“事”“文”之間發(fā)生游離甚至矛盾，是小說藝術自身邏輯的結果。這些筆墨雖有違史傳中義與事的嚴謹和統(tǒng)一，卻更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這種“義”“事”“文”不協(xié)調(diào)現(xiàn)象對以后小說影響甚大。一方面，它大大拓展了小說的藝術空間，進一步推動通俗小說從史傳中獨立出來；另一方面，它導致通俗小說中“義”與“事”“文”進一步分離，使充斥于古代小說中的道德勸戒逐漸虛化為空洞的說教。

三、“演義”名義質性之凝定

（一）“演義”與“傳”：從言說方式到文體

如前所述，“演義”本是一種用于釋經(jīng)的言說方式，其體式則有“傳”“記”等稱?！皞鳌奔础坝栣屩x”。劉知幾說：

《左傳》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jīng)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jīng)旨，以授后人?；蛟唬簜髡撸瑐饕?，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jīng)也，言見經(jīng)文而事詳傳內(nèi)，或傳無而經(jīng)有，或經(jīng)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史通·六家》）

這就是說，“傳”的本義是轉述經(jīng)義以傳后人，也指一種釋經(jīng)方式，跟前引朱熹所謂“依經(jīng)演繹”原是一回事。但在兩漢以前，釋經(jīng)雖行“演義”之實，尚無“演義”之名。而“傳”的使用則較為普遍，它既可跟“演義”一樣用作動詞，表示一種釋經(jīng)的方式；也可用作名詞，表示一種釋經(jīng)的體式、一種文類的名稱。如《春秋》三傳就是“傳”體的代表作，它們各有所側重，《左傳》舉事實，《公羊傳》《穀梁傳》析義例，其共同目的均為發(fā)揮《春秋》寄寓的“微言大義”。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內(nèi)篇《傳記》中，除《春秋》三傳之外，還列舉了《禮經(jīng)》的大小戴《禮記》、《易經(jīng)》的“大傳”《系辭》等。章氏斷言，言“傳”言“記”，實無區(qū)別，如《春秋》三傳“各記所聞，依經(jīng)起義，雖謂之‘記’可也”；而《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各傳其說，附經(jīng)而行，雖謂之‘傳’可也”（《文史通義·傳記》）?？傊?，無論作為釋經(jīng)方式的“演義”與“傳”，還是作為釋經(jīng)體式的“傳”“記”，都包含推演某部原書、增廣內(nèi)容與文辭、發(fā)明意義的共同特征。

在歷史演義成熟之后，很多作品仍沿襲秦漢經(jīng)傳的成例，以“演義”為動詞表示言說方式，以“傳”為名詞表示文體類型。有多個明刊《三國志演義》的書名同署“演義”與“傳”，如萬歷二十四年誠德堂刊本全稱為《新刊京本按鑒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明萬歷三十三年聯(lián)輝堂刊本全稱為《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萬歷三十八年楊閩齋刊本全稱為《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等。也有其他歷史演義兼舉“演義”與“傳”為全名者，如《殘?zhí)莆宕费萘x傳》《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楊家將演義全傳》等等。在這些題名中，“演義”是動詞，指一種言說方式；“傳”是名詞，表示文體類型。兩者互為補充，構成書名的全稱。

也有歷史演義單題“演義”或“傳”為書名。如嘉靖壬午刊本稱《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二十七年葉逢春刊本則稱《新刊按鑒漢譜三國志傳》。再如，明代的《武穆精忠傳》又名《武穆王演義》，《唐書演義》又名《唐書志傳》，《殘?zhí)莆宕费輦鳌酚置段宕鷼執(zhí)蒲萘x》；清代的《梁武帝西來演義》又名《梁武帝傳》，《洪秀全演義》又名《洪楊豪杰傳》等。在這些書名中，“演義”與“傳”均用作名詞，同指文體類型，兩者不僅同義，甚至可以相互替代。這是“演義”從一種言說方式衍化為一種小說文體的結果。

（二）“演義”即“傳”

即使在“演義”成為明清小說的一個獨立文類之后，其文體名稱也不限于“演義”一端。明清演義不僅可稱“傳”，也可稱“志傳”“全傳”“書傳”“本傳”等名。如《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又名《武穆王演義》《武穆精忠傳》《精忠全傳》和《岳王志傳》，《全漢志傳》又名《東西漢全傳》，《大唐秦王詞話》又名《唐秦王本傳》《唐傳演義》和《大說唐全傳》，《南北兩宋志傳》又名《南北宋演義》和《南北宋傳》，《英烈傳》又名《大明志傳》《洪武全傳》及《皇明英烈志傳》等等。諸如此類同書異名現(xiàn)象表明，不僅“演義”可稱“傳”，而且還可稱“志傳”“全傳”“書傳”。在這些名目之間亦無實質性區(qū)別。

在“傳”之外，“志傳”之名使用最多。由于使用較為頻繁，“志傳”之名甚為顯赫，其重要性儼然與“演義”相抗衡?！爸緜鳌币部煞Q為“傳志”，如萬歷三十三年西清堂刊本全稱為《京板全像按鑒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傳志》。在文學批評中也用到“傳志”之名，如林瀚《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曰：“羅貫中所編《三國志》一書，行于世久矣，逸士無不觀之。而隋唐獨未有傳志，予每撼焉?！薄爸尽薄皞鳌辈粌H可合稱，也可分言，如《續(xù)英烈傳》又名《永樂定鼎全志》和《云合奇蹤后傳》，《鋒劍春秋》又名《鋒劍春秋傳》和《鋒劍春秋后列國志》等。此外，也有單言“志”者，如《（新）列國志》《前后七國志》《東西兩晉全志》《東周列國志》等。

還有一些演義小說既不稱“演義”，也不稱“傳”“志傳”，而另用他名。其中有稱“史”者，如《隋煬帝艷史》；有稱“書”者，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有稱“記”者，如《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臺灣外記》；有稱“錄”者，如《遼海丹忠錄》；有稱“話”者，如《大唐秦王詞話》；有稱“評”者，如《梼杌閑評》；有稱“文”者，如《隋史遺文》等。雖這些名稱各異，其內(nèi)涵與“演義”或“傳”“志傳”并無區(qū)別，一般也可互換。

志、傳、書、記都是正史的體例，正如明陳于陛所謂“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明史》卷二百十七）。紀（記）、傳是史書的體裁，由司馬遷首創(chuàng)?！妒酚洝酚小氨炯o”十二篇，為帝王傳記，居于全書綱領的地位；有“列傳”七十篇，述皇帝以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也用來記載少數(shù)民族及外國史?！皶币酁椤妒酚洝肥讋?chuàng)，《漢書》改“書”為“志”，主要記述歷代典章制度以及社會、經(jīng)濟、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歷史。所以，志、傳、書、記既可分用，也可合稱，均是“史”的意思。當然，歷史演義與正史終究是不同的。很多“演義”小說稱“錄”“文”“評”“話”，就明確揭示出其通俗小說的特性。

在“演義”的諸多名稱中，當今學術界單把“志傳”一詞抽取出來，并拿它和“演義”對舉，認為兩者在內(nèi)容及體式上具有顯著區(qū)別。如普遍把明刊《三國演義》分為“演義本”和“志傳本”，且認定兩者之間不僅有內(nèi)容的差異，也有體式的區(qū)分；還有不少人認為在“演義體”小說類型之外，別有“志傳體”小說類型。據(jù)以上辨析可知，這些意見是不恰當?shù)摹?/p>

結論應該是，“演義”和“傳”最初是動詞，都指一種釋經(jīng)的言說方式；而“傳”同時又用作名詞，表示一種釋經(jīng)的體式。最遲至唐代，“演義”也用作名詞，成為一種文類的體式?！度龂狙萘x》的問世標志著“演義”作為一種小說文體正式生成。在歷史小說題名中，“演義”不僅與“傳”或“志傳”同義，且可與記、書、志、錄、文、評、話等詞通用。明清歷史小說無論作上述何種稱呼，均屬于“演義”這一類型，其基本質性仍不外乎推演某部原書事義、增廣文辭、揭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