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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不妨對身處的現(xiàn)狀粗略地做一次掃描。改革開放幾十年后的今日，物質(zhì)生活有了相應(yīng)較大的提高，人們早已脫離了“糧不夠，瓜菜代”“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窘境，昔日的購物票證也已成了今日稀罕的收藏品。應(yīng)該說，此時，生民因脫窮而不會起盜心，能循守天道，把準欲望尺度了。

可是，現(xiàn)實卻并非如此，偏偏在這樣的背景下，還是會有人違拗天道，膨脹、放縱自己的欲望，以致有高官落馬，一些為人之師者少了書香氣息多了銅錢之味，入室行竊、網(wǎng)路詐騙的毛賊防不勝防，甚而，原本剛硬的執(zhí)法者被利益腐蝕的卷刃之事亦有發(fā)生。概言之，一些人已物化為物奴，在過分的欲望驅(qū)使下變得十分瘋狂，變得不擇手段，變得不成樣子。而稍稍察之，這一切又莫不是當(dāng)年劉嫖者們心性、行為的翻版與泛濫，是歷史的重演。這真應(yīng)了前人的老話：秦人不暇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則不鑒之；故后人哀之復(fù)后人哀之！

所幸，華夏民族從來不乏憂國憂民之士。對此，海內(nèi)外有若許清醒者在追索國民忘性的根因與療治良方。其中，蘭州大學(xué)陳春文先生對世態(tài)的剝解卓有見地。下面即是他對當(dāng)下社會的一段把脈：

這些年，“成功”在誘惑著浮躁時代，浮躁的人們……紛紛追逐成功就意味著讓人成為單向度的人，畸形張揚可比性，對那些更可珍貴的不可比性則顯得無奈與麻木。成功作為一個時代的普適符號，作為大眾瘋狂追求的對象，顯示出社會的粗糙與現(xiàn)實的剛硬，培養(yǎng)淺俗、庸俗與媚俗的道德自覺……

人不僅是自然律的總和，還是道德律的總和，還是所有已知和未知的中介區(qū)的總和……人不僅要過自然性的生活，還要過道德倫理生活，不僅要講物性，還要講德性……

（陳春文《“成功”：人性的牢獄》）

誠如陳先生所見，當(dāng)下事態(tài)的成型很大程度是源于輿情的引領(lǐng)、煽惑與攛掇，是一種一元型社會單向度地張揚看得見摸得到的物性的可比性，誘使人趨利而急功，激發(fā)、膨脹了人對物無止境的欲望。如果是獸，是一般動物，單向度地、罔顧一切地逐功角利，這無可言說。但是，我們是人，雖非神，卻也不是一般動物，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一種多維存在，是生命的主體。因此，雖然做不到如神那樣不食人間煙火，圣潔超曠，但也不能像一般動物，只知吃喝拉撒睡，只耽于物豐，而忘卻自身的定位，淪為一般動物，毫無人性尊嚴。就像陳先生所言，人除了過物性的、自然性的生活，還要過道德倫理的生活，遵循天道，保有仁義禮信，保有情感情操。此乃是人與一般動物區(qū)別之所在。

自然，這里且還有一個物性生活與德性生活位置擺放，即孰重孰輕問題。這一點是均由個人內(nèi)心對道德的忠信度決定的。譬如前面所列舉的曾子，臨終堅要易簀，這說明道德永駐其心，處于至高無上的位置，決不違禮越份。反之，像漢室劉嫖之流，為追逐糜爛的物性生活，內(nèi)心根本就沒有道德的位置。

其實，對此儒家早就有闡述，對人的不同心態(tài)、動機與結(jié)果做出過預(yù)示：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告子章句上》）

以上話告訴世人：修天爵，遵天道，人爵亦從之，會得到自己應(yīng)有之份；但若不修天爵，或得到人爵而遺棄天爵，為物所惑，一味地違禮越份，貪婪無度，終將身敗名裂。應(yīng)該說，此不特為儒家關(guān)于人欲的經(jīng)典教義，亦是傳承數(shù)千年的中國文化中人生觀的精粹。只是，我不知億萬生民有多少能識記這些，尤其在這紅塵滾滾、物欲橫流的年代。

《詩經(jīng)·大雅·丞民》曰：“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狈﹪擞幸活w仰望星空的謙卑之心，虔誠秉夷。至少，此后的文人們倘再提及長門宮怨，不只是哀之，更多的應(yīng)審之、鑒之。

以上之言，聊作千年焦點漫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