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忘懷的1954年

1954年，對俞平伯而言，真是個不同尋常的年份。但凡群眾運動，動力自然是廣大革命群眾，對象雖是少數(shù)、百分之一二三、一小撮……但這次批判的可是《紅樓夢研究》這本書中的錯誤思想，書的作者只是他一個人，書中的錯誤思想自然都出自他一個腦袋。雖然俞平伯也并不孤立，在他的前面還有一個胡適，批的是胡適和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這樣的一場群眾運動，其壓力之大，可能是現(xiàn)在的年輕人難以想象的。說這一年不尋常，似乎太一般化了點，可真是難以忘懷啊！

早在1949年1月26日，當時北平已是座被人民解放軍包圍的孤城，要逃走的反動派早已逃走，還想逃的，就是砍伐了天壇大樹，修了城中飛機場，怕是也難以逃脫了。而被圍在城中的老百姓，則早已在盼望解放軍進城。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北平文化界著名民主人士，聯(lián)名寫了篇對實現(xiàn)全面和平的書面意見，一致?lián)碜o中國共產(chǎn)黨主席毛澤東于十二天前提出的“和平解放北京八項條件”。在這篇書面意見上簽名的共有三十余人，其中就有俞平伯。

1949年5月4日，正是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紀念日，在紀念日前夕，《人民日報》的記者柏生登門訪問了俞平伯——這位在“五四”時代就帶頭寫白話文，努力創(chuàng)作白話詩的新詩人。詩人自然十分激動，柏生約他寫紀念“五四”的文章，他一口答應，并很快寫出。這就是五四運動三十周年紀念日當天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充滿激情及對前途充滿希望的文章《回顧與前瞻》。

5月17日，俞平伯又寫了題為《新文學寫作的一些問題》的文章，文中就“如何寫出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文學作品”來，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是出自他肺腑的真情實感，說明他因解放，再一次煥發(fā)出五四運動時的那種活力與激情，真有在人民翻身的日子里，好好為工農(nóng)兵們多寫些他們喜聞樂見的好作品的愿望與決心。

7月1日，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生日。當時北平已解放，并正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政協(xié)會議，俞平伯為獲得解放而感激解放者——中國共產(chǎn)黨，更為中國共產(chǎn)黨即將締造新中國而由衷地高興。那天傍晚，在先農(nóng)壇體育場——這是國民黨時代留給北平的最大的群眾會場，召開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二十八周年的大會。俞平伯有幸能參加這次群眾性的大會，心情非常激動。他作為群眾中普普通通的一員，坐在高高的看臺上，等待著大會的召開。天雖然悶熱，天氣預報又說“有陣雨”，但俞平伯懷著一團火似的激情，哪還顧什么雨濕衣衫，只是如饑似渴地在聽中國共產(chǎn)黨二十八年來為人民立下的豐功偉績和史無前例的奮斗史。大會中間，雨果然來了，而且一陣急雨之后，又加添了更急更大的一陣風雨，但年近半百的俞平伯，和血氣方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小伙子們坐在一起，絲毫不為風雨所動。突然停了電，全場一片漆黑，會場也絲毫不亂……這一切的一切，都增添了俞平伯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向往。他為了直接表露參加這次大會的激動心情，回家后連夜構思出一首六十多行的白話詩，題為《七月一日紅旗的雨》。這首詩今日讀來仍令人感到他當時那片赤誠的心有多么可愛，他是多么愿意永遠跟著時代的腳步，并且永遠為這中國歷史上新的一頁而謳歌。詩中寫道：

……
都來聽聽這二十八年奮斗史吧！
可歌可泣。
怎么樣從艱危里鍛煉出堅貞，
怎么樣從苦難里孕育著光明，
我們不久將親眼看到，
這中華人民新國的誕生。
……
我深深體認到群眾的莊嚴的秩序
和那高度的覺醒。
雖是沉默??！
比呼喊還要響哩。
確信“大時代”真快到了，
邁開了第一步的萬里長征。
怎么會到如夢的會場來呢？
怎么會生活在全新的國度里呢？
這是一世紀來所沒有的，
這是半世紀來所沒有經(jīng)識過的，
我不覺得，我還在這古老的北平。

這里不難看出，“五四”時代寫白話詩的火焰，被苦難多艱的抗戰(zhàn)與三年內(nèi)戰(zhàn)磨難幾乎撲得已成死灰，而就在這一次澆灌著風雨的群眾大會上，死灰竟又復燃了起來?？梢娙罕姷牧α坑卸啻螅谌肴罕娭械挠崞讲那橛卸嗝词鏁?。他是多么盼望新中國早日誕生，盼望他的文學研究事業(yè)，其中主要的是他的《紅樓夢》研究，在新中國能夠得到新生，有一個新發(fā)展，能跨上一個新臺階。

俞平伯這樣一位知名教授，一位具有相當影響的專家學者，在北平剛一解放，便能放下架子，想到如何為工農(nóng)兵服務，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說，他是認真跟著共產(chǎn)黨走的好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

7月11日，這首《七月一日紅旗的雨》，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俞平伯十分高興。

本來，新舊體詩對他來說是兼擅的。舊體是他的童子功，從他的曾祖父俞樾（字蔭甫，自號曲園居士）到他的父親俞陛云（字階青），直至他的兩位胞姐俞琎（字佩瑗）、俞珉（字佩珣），都是他舊體詩詞的老師，所以他這方面的功底自然比一般人要深厚得多。而俞平伯又不是墨守成規(guī)的人，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來臨，帶頭改寫白話新體詩的就有他，在這一新園地中耕耘得很有功績，詩集就不止出了一本，而且都很有個性，很有特色。雖然情調(diào)有時灰暗些，但不能不承認，這是他在新思想新文化感召下的新探索；雖然有的詩詩味差一些，但他總是在破舊立新！至今要談論“五四”時代的新詩，總還不能不提到俞平伯。然而為什么后來他就很少寫了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此處且不細說。個人的情緒雖然是主導方面，但在那個令人欣慰不起來的時代，頻年戰(zhàn)亂而又身處淪陷區(qū)北平，都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1945年9月最后完成的那首著名長詩《遙夜閨思引》，長達七百四十二句、三百七十一韻，就是五言古體；1949年己丑元宵夜最后定稿完成的長詩《寒夜風城行》，是首亟盼寒夜早日過去的抒懷之作，也是用的舊體七古。兩詩的題目中又都用了一個“夜”字，而且不是“遙夜”，便是“寒夜”，都對這“夜”有一種詩人的特殊感受，而這“寒夜”卻更明確，不言而喻是在盼暖日的快快到來。在1949年7月1日的群眾大會上，俞平伯不但看到了暖日之和煦，也切身感受到了沐浴在紅旗雨露下的群眾的情感與力量、紀律與追求……所以他那支放下了多年的寫新詩的筆，毫不遲疑地又拿了起來。詩人俞平伯感到，再不能用舊體詩來表達他的激動之情了，必須用新體，也只能用新體，才足以表達他對工農(nóng)兵的一片真情。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俞平伯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還被推定為主席團成員之一。

大會期間，7月16日，北平召開中蘇友好協(xié)會發(fā)起人大會，俞平伯作為發(fā)起人之一，出席了大會。

7月24日，俞平伯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xié)會成立大會，他不但當選為協(xié)會委員，還在閉幕式上發(fā)了言。俞平伯雖是大學教授，但他并不熱衷于站在講臺上講話，他說話時有些口吃，這樣的大會，請他發(fā)言，他卻欣然地走上了講臺，可見當時他的心情有多么激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北平之名取消，又恢復名為北京。從此，俞平伯正式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在結束軍管、成立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時，他當選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

1950年元旦，俞平伯作了一首《浪淘沙令》當時不打算發(fā)表，這也正表明，他認為舊體詩詞已不適應新時代，用在抒發(fā)自己的感情而不用來影響社會，當然還是可以的。而就在這樣僅用來自娛的作品，今天讀來，他的一片對新中國喜迎第一個新年的歡快心情，依舊躍然紙上，詞中寫道：

開國古幽燕，佳景空前。紅燈絳幟影蹁躚。億兆人民同仰看，圓月新年。
回首井岡山，革命艱難。海東殘寇尚冥頑。大陸春生歐亞共，晴雪新年。

歡慶新年而不忘過去革命斗爭的艱苦歲月，看到前面還有更艱難的革命任務等待大家去完成；大地回春而不忘蘇聯(lián)及東歐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共同大家庭，其抱負之縱橫上下前后左右兼顧，足證俞平伯真是以全身心投入新中國，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懷抱。

1950年5月28日，俞平伯又參加了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為了參加大會，他事前還寫了篇《祝京市文代會》的文章，帶給大會以示祝賀，文章中流露出他能躬親此會的喜悅心情。

1950年9月16日，俞平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周年，寫了篇《一年來的感想》，充分抒發(fā)了他在五星紅旗下，獲得充實、緊張而有意義的生活，度過了人生從未有過的一年之感動情懷。這篇文章被收進了10月1日開始發(fā)行的為慶祝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的聯(lián)合特刊《勝利的一年》之中。

而就在此時，棠棣出版社的文懷沙來約俞平伯，讓他把早年出版的《紅樓夢辨》一書，加以整理刪改，另起一個新的書名《紅樓夢研究》，為他重新出版。俞平伯早在《紅樓夢辨》剛出版之時，就已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不少錯誤，就想要改?，F(xiàn)在在新中國五星紅旗的照耀下，早已決心更好地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俞平伯，能有改正錯誤重新出版的機會，當然欣然答應，并表示一定認真細致，改掉錯誤。

也就在此時，10月12日，俞平伯的父親俞陛云（字階青）去世了。他十分悲痛，但與出版社已有成約，怎能因憂而拖延交稿日期？又怎能因一己之悲慟而疏慢了改正錯誤？于是他戴著孝，依然孜孜矻矻地伏案改稿修訂。當時他所想的只是一條：如何把舊書改成能更好地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新書，更通俗易懂，更富有人民性、現(xiàn)實性。從他為《紅樓夢研究》所寫的《自序》中可以清楚看出，他首先承認《紅樓夢辨》中有許多錯誤，大致分兩類，一類是本來的錯誤，一類是由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而證明出來的錯誤，他都愿意改。也正因此，他對《紅樓夢辨》只印了一版再未重印，瀕于絕版，反而感到高興。他與顧頡剛一樣，治學態(tài)度嚴謹，一向勇于承認錯誤，修正錯誤。知錯必改固然是他的美德，但改正又談何容易，這次有重新出版的機會，他當然首先是要改錯。最后關于為什么要改名為“研究”，也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取其較通行，非敢輒當研究之名，我底《紅樓夢研究》也還沒有起頭呢?！边@固然屬自謙之辭，但也確是他的真思想，為的是較通行，適合更多現(xiàn)代讀者的需求。從《自序》不難看出，他竭盡全力把舊書變新書以便跟上時代步伐的質樸之心。

1952年1月15日出版的《語文教學》第六期上，還發(fā)表了俞平伯的一篇短論，題為《語言文學教學與愛國思想》，文雖短，但他在文中極力主張要通過語言文學的教學，向學生灌輸愛國主義思想。

這年的9月，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正式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問世了，內(nèi)容做了很大的改動，修正了許多錯誤，刪去了《〈紅樓夢辨〉引論》和顧頡剛的《序》，增加了《〈紅樓夢研究〉自序》和文懷沙寫的《跋》。此書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中的一種。

這年，北京大學成立文學研究所，俞平伯被調(diào)入研究所，教授的頭銜換成了研究員的頭銜。

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劃歸中國科學院，俞平伯又成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的研究員。

從此開始，直到1954年，俞平伯集中精力校勘《紅樓夢》，當然，那時候已發(fā)現(xiàn)的版本還不如后來多，但他盡自己的全力，就當時所見的所有版本，進行了認真而精細的?？北葘Γ？边^程中副產(chǎn)品至多，陸續(xù)寫出了有關《紅樓夢》的論文數(shù)篇和《讀〈紅樓夢〉隨筆》三十八則。論文中《〈紅樓夢〉簡論》一篇，就發(fā)表在《新建設》1954年3月號上。他在寫《〈紅樓夢〉簡論》等論文時，既注意了通俗性，為的是好讓更多《紅樓夢》愛好者能花不多的精力與時間，即可對《紅樓夢》一書之最基本的知識有一個綱領性的了解，同時他也盡了最大努力使人們了解《紅樓夢》中人民性的精華，又盡可能作了他力所能及的公正的判斷。當然，他畢竟是幾代書香的舊式官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人，盡管從“五四”時代起，從主觀上就力爭跟上時代的先進步伐，但舊文人的傳統(tǒng)，畢竟在他身上還十分深厚。一時的興奮與激動，固然可爆發(fā)出耀眼的火花，當真正知曉錯誤時，也真心實意地、認認真真地要改?？墒窃捯f回來，要是在未能使他內(nèi)心真正理解、而是壓服的情況下，硬要他去違心地接受強加在他頭上的東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曲了他本意的東西，愣要他接受、去改，這在精神上的痛苦與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1954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還請俞平伯去演講《紅樓夢》，他講的題目是“《紅樓夢》的現(xiàn)實性”，足見他內(nèi)心深處真是想要用他的《紅樓夢》研究所得，來為人民服務，為現(xiàn)實的新社會新時代服務。

1954年是制定我國第一部憲法的一年。俞平伯有幸參加了第一部人民的憲法草案初稿的座談會，心情自然十分激動。他深深感到自己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主人翁，會上他認真研讀草案初稿，并認真討論，認真發(fā)言。這還不止，他還寫了《學習憲法草案的感想》一文，發(fā)表在當年《文藝報》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對給予他參加討論憲法草案的機會，深感榮幸，他是真心實意地熱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俞平伯當選為浙江省的人民代表，并參加了這次盛大的會議。作為一名全國人民代表，他深感肩上責任之重大，必須要用自己的所長，更好地來為人民服務。他心情之激動，更是難以言表的。

而就在這同年同一個月，李希凡、藍翎這兩位“小人物”聯(lián)名合寫的文章《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在山東大學刊物《文史哲》第九期上發(fā)表了。這是直接指名批判俞平伯的第一篇文章。這篇著名論文很快又在全國性的并帶有指導性的刊物《文藝報》上發(fā)表了。這一下就點燃了一場空前也堪稱絕后的轟轟烈烈的大批判。為什么會這樣？其中原委，世人當時是不太清楚的。當然也包括俞平伯本人在內(nèi)。

10月5日至7日，俞平伯還出席了中國文聯(lián)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上他還發(fā)了言。到了中旬，這場名為批胡適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運動，就在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內(nèi)展開了。具體內(nèi)容就落實在《紅樓夢》研究這個題目上，要批的就是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在研究《紅樓夢》中的影響。胡適遠在美國，他的研究《紅樓夢》又是遠在幾十年前的事，而俞平伯則不同，不但把舊書改頭換面出版“兜售”給了人民，還拿自以為新的正確觀點來“蒙騙”人民，無疑受到了批判。

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古典文學部，舉辦了一次《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旨在批判俞平伯的反動思想，會上俞平伯也發(fā)了言，當然是檢討性質的。但正如上面已說過的，他一旦真正認識到錯誤，是會切切實實去改的，而這頭一次會，還不叫檢討會、批判會，在他根本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要他在“發(fā)言”中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且是深刻認識，這也不可能。

于是從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止，俞平伯先后共八次參加中國文聯(lián)和作家協(xié)會召開的批判《紅樓夢》研究中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和《文藝報》的錯誤的會議。這八次會議，也還只叫他“發(fā)言”。

然而一次批判運動，不可能停留在讓被批判者“發(fā)言”的階段上。俞平伯所參加的民主黨派是九三學社，他被編在九三學社北京市分社沙灘支社。11月21日，沙灘支社召開了小組會，開始不讓他“發(fā)言”，而是要他作檢討了。這是他在這場運動中的頭一次檢討。這個頭一開，自然紛紛學習、效法。既然所在黨派的基層可以讓他檢討，所在單位不讓他檢討豈不落后，于是文學研究所也為他專門召開會議，要他做檢討。

之所以從10月31日到12月8日要連開八次會，逐步上綱上線，那是因為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

因為兩個“小人物”的那篇著名的文章《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先是送交《文藝報》求發(fā)表的，卻遭到了編輯部的冷遇，不得已，才轉到母校去求發(fā)表，母校老師很支持，所以才在《文史哲》上首先發(fā)表。這一下可驚動了天地，《文藝報》編輯部“吃不了兜著走”，首當其沖挨了批，說他們是壓制小人物的革命精神，因而是大政問題、方向問題。為什么要壓制革命的“小人物”呢？為此，文聯(lián)與作協(xié)舉行聯(lián)席會議，會議就從檢查《文藝報》的工作入手。開到第八次，即12月8日的會上，總算才有了明確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