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從文獻史料中尋找歷史的真實

“郭沫若有三個生日”，這既不是無緣由的推斷，也非故弄玄虛，三個生辰日期都是郭沫若先后親筆記下的。

如果說記述郭沫若生平活動的第一則史實，即存在這樣的不確定性，并且還沒有被郭沫若研究所提及，也沒有做出說明，那意味著什么呢？

這需要回顧考察一下郭沫若文獻史料收集整理的歷史與現(xiàn)狀。

郭沫若研究如果從對《女神》的評論和研究算起，已經有九十余年歷史了。但其作為一個專門學術領域的形成，是從郭沫若去世以后至今的三十余年間。對于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則基本上是伴隨著這一學術領域形成的進程而進行的。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這一學術進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對于一個學術領域的基礎性建設。

回顧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至今，有關郭沫若文獻史料的發(fā)掘、收集、整理及出版的工作，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如果從時間上劃分，大致以90年代初為界，或者更精細一點劃在1992年。這一年是郭沫若誕辰一百周年，郭沫若研究界有許多學術活動，其中包括有一些文獻史料成果的出版。

第一階段，由于郭沫若研究為學術熱點所在，呈一片蓬勃發(fā)展的態(tài)勢，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的發(fā)掘、收集、整理以及出版，也同樣呈興旺發(fā)達之勢。其間，既有機構、單位（郭沫若著作編委會、上海圖書館、樂山文管所……）有組織、成系統(tǒng)地開展郭沫若文獻史料的發(fā)掘、整理、考證、研究、出版工作，也有許多學人有志于此，涉足于此，專注于此。所以，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熱鬧非凡的場面，而且有大量的成果問世。

《郭沫若著譯及研究資料》（成都圖書館，1980年）；《郭沫若著譯書目》（蕭斌如、邵華編，1980年初版，1989年增訂版）；《英詩譯稿》（1981年）；《櫻花書簡》（唐明中、黃高斌編注，1981年）；《郭沫若書簡——致容庚》（曾憲通編注，1981年）；《三葉集》（上海書店，1982年）；《郭沫若集外序跋集》（上海圖書館文獻資料室、四川大學郭沫若研究室編，1982年）；《郭沫若少年詩稿》（樂山文管所編，1982年）；《郭沫若秘密歸國資料選》（四川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抗戰(zhàn)文藝研究室編，1984年）；《郭沫若佚文集》（王錦厚、伍加倫、蕭斌如編，1988年）；《郭沫若研究資料》（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王訓昭、盧正言等編，1986年）；《創(chuàng)造社資料》（饒鴻兢、陳頌聲等編，1985年）；《郭沫若年譜》（龔濟民、方仁念，1992年增訂版）；《郭沫若書信集》（黃淳浩編，1992年）；《郭沫若全集》（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其中歷史編、文學編至1992年已出版，考古編也在進行最后部分的工作）……這些文獻資料，有很多是多卷本大部頭的成果。

除此之外，大量的資料、回憶文章等刊載于各種刊物上，特別是與郭沫若研究直接有關的一些刊物，如《四川大學學報叢刊·郭沫若研究?？贰豆粞芯繉W會會刊》《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學刊》等，或辟有文獻史料欄目，或以有關郭沫若的資料作為每期刊物內容的一個重要部分。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一度專門設有“郭沫若研究”欄目，輯錄郭沫若研究（當然包括文獻史料）的文章、索引。

這一階段文獻史料的發(fā)掘、收集、整理工作，可以說基本上建立起了截至目前，郭沫若研究所憑借的學術資料庫。

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90年代初以后，隨著郭沫若研究逐漸沉寂下來，乃至在學術領域遭冷遇，有關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沉寂下來。這幾乎是必然的，因為從一開始，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就是郭沫若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也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即郭沫若研究界可能覺得有關郭沫若的文獻史料整理得差不多了。

這樣一來，郭沫若文獻史料的發(fā)掘、整理工作基本上衍化為一種散兵游勇的狀態(tài)。可以稱之為有組織或成系統(tǒng)地（包括學者個人所做的項目）進行并完成的課題及成果，屈指可數(shù)?？梢粤_列出來的，諸如：《郭沫若研究資料索引》（樂山師專、四川郭沫若研究學會，1993年）；《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馬良春、伊藤虎丸主編，1997年）；《郭沫若留日十年》（武繼平著，2001年）；《〈女神〉及佚詩》（蔡震編注，2008年）等，僅此而已。見之于報刊的資料性文章數(shù)量很少，而且多散佚在各處，甚至沒有被研究者所注意。

在這一階段，郭沫若研究界中專門從事文獻史料收集整理，或是把主要學術精力用于進行這方面工作的人，幾乎是鳳毛麟角。

這樣一種狀況大致延續(xù)至進入21世紀的前幾年，只是近五六年以來情況方有改觀。一些研究者從郭沫若研究的進展中意識到文獻史料方面存在的問題，開始著手解決這些問題。這樣一來，一些基礎性的、系統(tǒng)性的收集整理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的大型課題得以立項，并帶動文獻史料工作深入開展。

根據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發(fā)展的歷史脈絡，與當前這一工作的總體狀況及現(xiàn)有文獻史料的情況，可以得到兩點基本認識。

其一，盡管在第一個階段，學術界對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的發(fā)掘整理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建立起很好的基礎，但是，對郭沫若生平基本史料、原初史料的發(fā)掘、收集、整理，特別是從成系統(tǒng)地進行這一工作的角度來看，還遠沒有達到一個相對可以稱之為完善或完整的階段。所以，關于郭沫若的生平活動，無論從地域空間上說還是從時間段上說，都存在歷史的空白之處，存在資料上的盲點，已有的史料也往往失之零亂，并不完整。事實上，我們對于郭沫若的生平活動尚不能做出全面的、完整的歷史描述。

郭沫若的文學作品、學術論著及其他文章著述中有大量的佚文、佚詩是有待整理的，甚至有待尋找和發(fā)掘，這其中也包括與創(chuàng)作、撰寫及發(fā)表、出版相關的資料需要查考、收集。郭沫若著作、譯作的版本情況和版本變化包含很復雜的歷史內容，除少數(shù)如《女神》等幾種作品的版本匯校外，大量的版本情況和變化還沒有被疏理、考訂。

郭沫若在日本留學十年，后又有近十年的流亡生活在日本度過，前后二十年時間不可謂不長，同時，這又是他一生中兩段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化行旅。但就如此重要和豐富的歷史時光而言，我們所能了解和掌握的歷史信息實在是太少了。

郭沫若的書信、他的人際交往關系及他所參加或置身其中的各種政治活動、社會活動、文化活動……凡此種種，其中都包含了太多缺失的歷史內容和歷史空白點。

可以說，在郭沫若生平活動的許多時候和許多方面，我們連最基本的情況都還沒有完全搞清楚。

其二，在現(xiàn)有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存在不少失實失誤的情況，并且這一問題尚未被研究者充分意識到，從而進行考辨補正的工作。

基本文獻史料的匱乏、缺失，涉及的是未曾被發(fā)掘或整理的資料，一旦進入學術視野，理當會引起重視。但現(xiàn)有文獻史料存在舛誤，卻意味著郭沫若研究一直認可并沿用著的一些資料存在問題，而且它們已經在郭沫若研究中產生了影響。如何發(fā)現(xiàn)這些失實失誤的問題，是需要專門予以學術關注和考察的。

郭沫若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學術論著的撰寫，及其發(fā)表出版的歷史信息記錄中存在疏誤的情況，不是個例。詩作《十里松原四首》《題〈一個流浪人的新年〉》創(chuàng)作時間的記錄都有誤，而前者四首詩源出何處，是怎么創(chuàng)作出來的，其實是需要進行考證的。在郭沫若著譯系年及其年譜中，都把他為《甲骨文辨證》所寫的序文記述為以日文發(fā)表，后由金祖同譯為中文。事實是，該序文的中文本與日文本是同時發(fā)表的，且中文本為原稿手跡?！吨袊糯鐣芯俊肥枪魧W術研究的重要開始，研究其史學著述活動，也多從對該書的考察開始。然而，該書究竟完稿于何時（包括正論部分后陸續(xù)撰寫的多篇補遺）？該書初版、再版、三版幾個版次究竟是何時出版的？幾個版次在內容上出現(xiàn)了什么變化？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這些情況的記述多有失實失誤之處。

《櫻花書簡》收錄的六十余封家書，是郭沫若留學日本期間最重要的一批史料，1981年即已整理出版，前幾年在日本也有日文譯本出版，可是其中有許多封信函（占總數(shù)的近五分之一）的書寫時間是誤斷的?！豆糁挛那筇脮啞肥撬魍鋈毡酒陂g最重要的一批書信資料，也存在書寫時間斷錯的問題，還有把他人寫給郭沫若的詩誤斷作其書簡的情況。

殷塵著有《郭沫若歸國秘記》一書，書中記述了郭沫若1937年秘密歸國的過程，該書是被研究者視為歷史資料的，所以目前郭沫若年譜對那一時間段郭沫若行跡活動的記述，即以其為主要依據，但是該書存在明顯的史誤。其實，郭沫若自己撰寫的傳記著述，如《創(chuàng)造十年》《抗戰(zhàn)回憶錄》（《洪波曲》）等，其中也存在一些疏誤。

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可能一一羅列，只能將不同類型文獻史料中存在疏誤的問題列舉一二。但是以上所舉之例，涉及的都是關于郭沫若生平活動的基本史料，可想而知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多么讓人憂慮了。首先，許多基本史實疏誤的存在，導致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是，現(xiàn)有的郭沫若傳記、年譜，實際上存在許多失實或錯誤之處。其次，一些基本史實的疏誤會影響到一個學術判斷是否準確，甚至是否成立，譬如《十里松原四首》，該組詩篇的內容是人們常常用來解讀郭沫若留學時期的思想歷程，及某個時段精神心態(tài)的“證據”，但如果其創(chuàng)作的時間并非目前所標示的，那么已有的學術論斷至少是要做出相應修正的。

現(xiàn)有史料中存在失實失誤的另一種情況更為復雜，也更加難以判斷，當然也就幾乎未被意識到。這主要是指來自20世紀80年代的許多回憶文章中所披露的各種史料。

從郭沫若去世一直持續(xù)到整個80年代，報刊上發(fā)表了大量關于他生平活動的回憶文章，其中大多是由親歷者撰寫的，它們成為郭沫若研究學術資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和組成部分。但是現(xiàn)在回過頭來檢識這些回憶文章中可作為史料部分的內容，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注意，即許多明顯帶有當時政治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實際上造成了歷史記憶失實的情況。

在這段時期的不少回憶文章中，對歷史資料的敘述，無形地具有某種傾向性，也就是說摻雜了屬于史料提供（回憶）者主觀判斷的內容。他們以郭沫若辭世后對于他一生在政治上蓋棺論定的評價為出發(fā)點，框定出一個敘述其人生行旅的政治脈絡。于是，一些顯而易見的歷史情節(jié)被忽略了，另一些歷史情節(jié)則被放大，或者加入回憶者解讀出的內容。這并非有意對歷史作偽，但其中非歷史的因素勢必導致歷史記憶在某種程度上或某些方面的失實、失誤，無形中模糊了歷史的真實存在。對于郭沫若在大革命時期的政治經歷，以及他在這段經歷中與國共兩黨如何發(fā)生了政治關系的歷史描述，就是典型的一例。

現(xiàn)有郭沫若文獻史料存在史誤，當然有各種成因，但這已經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也沒有必要再去尋其究竟。對于郭沫若研究來說，尷尬之處，或者說問題的難點在于，多年以來，研究者們在使用那些存有疏誤的史料時從未疑其有誤。所以，當務之急是擺脫這種尷尬境地，改變這種狀況。

郭沫若研究如何在學術視野的廣度上和學術思考的深度上有所拓展，是一個多年來不斷重復的話題。但無論怎樣說，文獻史料的收集都是需要格外給予關注的方面。因為它在不斷地尋找和揭示那些我們知之有限，還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的歷史存在和歷史真實——由文獻史料所書寫的歷史存在和歷史真實。這一尋找過程，一定會給郭沫若研究帶來新的、更大的學術空間。

本書正文從兩個方面對郭沫若生平文獻史料進行疏理：一是關于缺失文獻史料的發(fā)掘、鉤沉、整理、考釋；二是對現(xiàn)有生平史料中存在疏漏、舛誤的考辨、訂正。每一問題或一則史料單獨成篇，按照郭沫若生平活動的幾個方面歸類，分為“史跡”“著述”“交往”“書信”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