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童嶺相識于2005年5月。那時,我受張宏生教授邀請訪問南京大學,而童嶺負責接待我和我的妻子安孫雅教授Sonja Arntzen(專攻日本古典文學)。童嶺當時正在準備博士生入學考試,但依舊熱心地去機場迎接我們,引領我們入住,盡一切可能細致地為我們安排,讓我們在南京的生活更加便利、舒適。

很快,我們發(fā)現(xiàn),因為都以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為專業(yè),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興趣和愛好。童嶺的熱情和學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于這樣一位年輕的學人來說,他對學問的涉獵非常廣泛。然而,更為吸引我的則是童嶺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文學思想的西方學者的開放態(tài)度和熟悉程度。

自然而然地,我們特別討論到我的老師劉若愚先生(James J. Y. Liu)的國際影響。劉若愚先生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讀書時的導師,也是我1971年提交給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作為批評家和詩人的王士禎》〔Wang Shih-chen(1634-1711)as Critic and Poet, 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9〕的指導教授。在討論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在分析原則、價值觀、研究與寫作的基本方法等方面,我們有很多共同的理念:

(1)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密不可分;

(2)“文化特異性”(Cultural-specific)是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不可或缺的基礎;

(3)對于原始文獻的研究而言,語言文字學知識必不可少;

(4)堅決反對時下風靡中西的觀點——全盤應用西方后現(xiàn)代文學批評方法可為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思想研究提供有效途徑。

那些以思想承載、思想還原為捷徑導出本質結論的“后主義”(Postist)方法,充滿著懷疑和反傳統(tǒng)論調,表面上頗具吸引力。但我們認為,這種方法非但沒有加深,反而削弱了對文本本身的理解。

因為反潮流而行,所以我們的工作往往顯得瑣碎,執(zhí)著于歷史事實和語言文字;我們不愿意以偏概全,努力保持著不容置疑的文化特異性;我們認可從歷史經驗和文學事實中自然生發(fā)的分析方法,反對模仿現(xiàn)成的提前預見結果的“理在事先”的理論體系。

我們閱讀文本,是因為它們的內在價值——信息的積累,可以提高洞察力、擴充感知力、加強感性和理性反應能力、提升倫理道德、閎深想象范疇。因此,我們尊重文本的完整性,對文本進行“分析”,而不是“解構”:層層剝筍,直抵核心,于此彰顯那些可能潛藏于文本中的、由掌權者架構、為掌權者利用的權力關系及“產生”文本的社會經濟因素——而作者,似乎只是棋子,由他們自己也無法控制的無名的力量操縱著懵懂前行。

“文化特異性”并不意味著童嶺的文章缺乏國際意義和對比意義。雖然他當然首先是為中國讀者寫作此書,但是,童嶺的作品也對西方(北美、英國、歐洲大陸、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整個亞洲(特別是日本——童嶺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曾在日本留學)的國際漢學、中國史學和中國文學研究作出了貢獻。此外,“文化特異性”方法并不是建立在文化差別必然帶來文化對立的假設之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如此不同,任何比較都必然導致變形和誤解。正如“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教條絕對錯誤,“東是東來西是西”(“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的名言卻不容置疑。在東西兩大文化傳統(tǒng)之間,社會差異和歷史差異明顯存在,但差異不應等同于對立。我們堅信:人類的心靈和精神是如此寬廣、如此靈活,足以理解和欣賞不同的文化,在互保文化完整性的同時不斷創(chuàng)新,讓燦爛的文明之光互相輝映、倍添光彩。

童嶺這本書的主題是六朝文學評論,以當代和近現(xiàn)代對謝靈運、蕭統(tǒng)、劉勰、鍾嶸、裴子野、沈約的批評和理論研究為背景,側重于研究蕭子顯(489—537)及其文學評論。

在西方漢學界,前六位學人對中國文學批評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廣為人知。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很多學者都曾為文討論,比如:劉若愚先生(James J. Y. Liu)、魏世德(J. Timothy Wixted)、白牧之(Bruce Brooks)、季博思(Donald Gibbs)、海陶瑋(James R. Hightower)、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侯思孟(Donald Holzma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白潤德(Daniel Bryant)、馬瑞志(Richard B. Mather)、傅熊(Bernhard Füehrer)、余寶琳(Pauline Yu)、蔡宗齊(Cai Zong-qi)、田曉菲(Tian Xiaofei)、吳伏生(Fusheng Wu),以及我自己。相比之下,近年來,盡管學術界對蕭子顯的關注有所增加,但深入的翻譯和研究則少得多,比如:《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田曉菲,2010)、康達維《刈草與擇花》〔(Culling Weeds and Selecting Prime Blossoms)收錄于《中國意境中的文化與力量》(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Realm,200-600,S. Pearce, A. Spiro, P. Ebrey, ed.,2001)〕、吳妙慧《聲韻與視界:永明時代的詩歌與宮廷文化》(Sound and Sight: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Era, Meow Hui Goh,2010)對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論》選段進行了翻譯和注解。柏麗爾(Anne Birrell)《詩歌游戲:中國中古詩讀本》(Games Poets Play:Readings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2004)對蕭子顯的詩歌有所翻譯。此外,柏士隱(Alan J. Berkowitz)《隱逸的形式》(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2000)對《南齊書》卷五十四《高逸傳》進行了大篇幅的翻譯和分析。另外,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六朝晚期史研究也多次提及、轉述和摘譯了蕭子顯的《南齊書》。因此,毋庸置疑,蕭子顯這個名字對于研究中古時代中國歷史、文化、文學的西方學者來說,是耳熟能詳?shù)摹?/p>

然而,童嶺對蕭子顯所作的研究,覆蓋家庭背景、時代生活、個人思想和儒釋道影響,廣泛、詳細而深入,在西方漢學界可謂史無前例。在西方出版物中,蕭子顯的文學批評仍然呈碎片化形態(tài),包括劉若愚先生(James J. Y. Liu)的《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1992)在內的西方中國文學批評史或中國文學批評論述,甚至連蕭子顯的名字都沒有提到。因此,我非常樂見童嶺對蕭子顯所作的研究。它給中國文學思想形成的迷人時期打上了美麗的聚光燈,必將對全世界的中國文學研究產生直接和持久的影響。

[加]林理彰

多倫多大學榮休教授

2012年6月

英屬哥倫比亞,加布里奧拉島

(趙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