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前詩文總集及其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影響

唐前豐厚的文化積淀，如荀子“三不朽”論、司馬遷發(fā)憤著述說、摯虞《文章流別論》、曹丕《典論·論文》、陸機(jī)《文賦》、鐘嶸《詩品》、蕭繹《金縷子》、劉勰《文心雕龍》以及魏晉六朝文體辨析習(xí)尚、魏晉以來的宗教思想、先秦以還的諸子哲學(xué)思想等，均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縱觀唐人詩文總集編纂史及編纂成果，魏晉六朝詩文總集的編纂對其影響尤為顯著，故本章擬重點予以考察。

第一節(jié)　唐前詩文總集述論

唐前詩文總集的編纂至早可上溯到《尚書》、《詩經(jīng)》。晉摯虞《文章流別集》可視為編纂家自覺編纂詩文總集之濫觴。摯虞后，魏晉六朝成為我國詩文總集編纂的第一個高峰期。本節(jié)擬研究這一時期編纂家之選學(xué)觀、選編方法、選編體例以及總集的面貌特征，旨在進(jìn)一步探討唐前總集編纂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影響。

一、詩文總集編纂的萌芽與初步發(fā)展

《尚書》、《詩經(jīng)》以后，有漢詩文總集編纂經(jīng)歷了一個相對沉寂的時期。除《楚辭》等少數(shù)具有總集特征者，《漢書·藝文志》錄《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jié)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云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洛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南郡歌詩》五篇等，雖然具有“合而編之”的特點，但皆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總集。盡管如此，《漢書·藝文志》所錄者具有以下特色，此應(yīng)當(dāng)引起研究者注意：

第一，歸類方法多樣化。首先，是以地域為標(biāo)準(zhǔn)歸類，如《邯鄲河間歌詩》、《洛陽歌詩》、《淮南歌詩》、《南郡歌詩》。尤其是出現(xiàn)了以某種條件而組合的多層次歸類，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雁門云中隴西歌詩》、《邯鄲河間歌詩》等。其次，是以詩什所反映的內(nèi)容特點歸類，如《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臨江王及愁思節(jié)士歌詩》、《諸神歌詩》等。再次，是以詩篇所涉及的人物身份為前提條件歸類，如《臨江王及愁思節(jié)士歌詩》、《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等。從方法論上溯源，《詩經(jīng)》無疑是采用地域歸類編纂總集之濫觴。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著錄者，顯示了由《詩經(jīng)》到魏晉這一總集編纂過渡時期的特征。

第二，《漢書·藝文志》所錄者已明顯具備“選”的特點。如《吳楚汝南歌詩》、《周謠歌詩聲曲折》、《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等即是據(jù)一定的標(biāo)準(zhǔn)將不同創(chuàng)作時代、不同作者的詩歌結(jié)合在一起，已具有“選”而“集”之的特點，且“選編”標(biāo)準(zhǔn)已有多樣化跡象。如《吳楚汝南歌詩》的組合方式是“地域+詩體”，《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乃以“時代+特定內(nèi)容+詩體”的方式，將諸詩什組編在一起。

第三，《漢書·藝文志》所錄者已具有“集”之雛形。如《宗廟歌詩》、《淮南歌詩》、《南郡歌詩》等，明顯可見《詩經(jīng)》編集的影響。而《臨江王及愁思節(jié)士歌詩》、《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燕代謳雁門云中隴西歌詩》等，以詩人身份歸類，應(yīng)當(dāng)受漢以后文人踏上詩壇的影響。如此類者，其收錄對象非一人所為，此已經(jīng)具有總集之特點。故，這一時期可謂詩文總集編纂的萌芽與發(fā)軔階段。

二、魏晉之際詩總集的編纂及其特點

如上文所云，真正意義上由編選家自覺編纂詩文總集始于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此后，南北朝出現(xiàn)了我國詩文總集編纂史上的第一個高峰。《隋書·經(jīng)籍志》設(shè)集部，將總集與別集分列，其后，史志及其他公私書目文獻(xiàn)，多于集部中置總集類，如《舊唐書·經(jīng)籍志》下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宋史·藝文志》八總集類、《崇文總目》卷一一總集類、《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通志·藝文略》八總集類、《玉?！肪砦逅目偧惖龋酝端鍟そ?jīng)籍志》。諸書目文獻(xiàn)著錄總集集名、卷目等或有差異，然公私史志書目所著錄者，乃研究集部總集之重要文獻(xiàn)?！队窈！肪砦逅闹?，起魏迄唐，詩文總集有七十五家。實際上，遠(yuǎn)不止這個數(shù)目。以《隋書·經(jīng)籍志》等為參考書目文獻(xiàn)，據(jù)集名考察，起魏迄隋所編纂的總集，計有二百余部。其中，主要的部分是詩總集。概括起來，這一時期詩總集的編纂有以下特點：

第一，通代詩總集數(shù)量較多。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據(jù)集名知其屬于通代總集者，有徐陵《六代詩集鈔》《六代詩集鈔》四卷，《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著錄，未題集撰人；《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集錄總集類著錄，題徐陵集撰；《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玉?！肪砦寰拧读娂窏l均兩出是集，卷目相同，一題許凌，一題徐陵，今存疑待考。本書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與《舊唐書·經(jīng)籍志》，暫錄一種，題徐陵集撰。、昭明太子《詩苑英華》、徐陵《玉臺新詠》、張湛《古今九代歌詩》等。另，據(jù)傅剛《<昭明文選>研究》考證：“由于文集地位的提高，齊梁時期的詩文總集已具有品評的內(nèi)容，所以‘不錄存者’一般地被采作通例?！备祫偅骸?lt;昭明文選>研究》，3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0。故史志著錄，如佚名《古詩集》、《古樂府》、《古歌錄鈔》、《詩林英選》、疑為虞綽等纂集之《詩纘》與《詩錄》等，其選詩當(dāng)屬于通代詩總集。亦有部分詩總集，或以其佚失之故，《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于某集注釋中。如其總集類著錄《詩集》五十卷，題謝靈運撰，注曰：

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張敷、袁淑補(bǔ)謝靈運《詩集》一百卷；又《詩集》百卷，并例、錄二卷，顏峻撰；《詩集》四十卷，宋明帝撰；《雜詩》七十九卷，江邃撰；《雜詩》二十卷，宋太子洗馬劉和注；《二晉雜詩》二十卷；《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撰；《詩鈔》十卷。亡。

此注釋之“《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據(jù)集名“古今”二字，知其為通代選詩總集?！端鍟そ?jīng)籍志》中這樣的例子甚多，又如，《百志詩》九卷，注曰：“干寶撰。梁五卷。又有《古游仙詩》一卷；應(yīng)貞注應(yīng)璩《百一詩》八卷；《百一詩》二卷，晉蜀郡太守李彪撰。亡?！贝俗⑨屗洝啊豆庞蜗稍姟贰保瑩?jù)集名，其當(dāng)為通代詩總集。又，清姜宸英《湛園札記》(見《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下文同)卷二：“干寶《百志詩集》五卷、崔光《百國集詩》二十九卷，此選諸家詩之祖也?！薄栋賴姟吩斂即蟆?jù)姜宸英所記，干寶《百志詩集》疑為通代詩總集。

除《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外，兩《唐志》、《崇文總目》、《通志》等公私書目亦收錄唐前編纂的眾多選詩總集。然其總集數(shù)目、集名等或有差異，一一列舉實非易事，此僅例錄數(shù)種，旨在例證唐前選詩總集的編纂特點，詳考且俟他日。以所列總集觀之，唐前纂集通代選詩總集有二十余種。這個數(shù)字與唐以后總集編纂發(fā)達(dá)的歷史時期相比，雖然有些相形見絀，但若與魏晉總集編纂初始階段的實際情形相比，則是頗值得關(guān)注的。

第二，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本朝人選編本朝詩歌的總集。唐前的斷代詩總集，首先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是《陳郊廟歌辭》三卷，《隋書·經(jīng)籍志》總集類著錄，注曰：“并錄，徐陵撰?！薄锻ㄖ尽肪砹母柁o類著錄略同。徐陵，《陳書》卷二六有傳，《隋書·經(jīng)籍志》別集類并錄陳尚書左仆射《徐陵集》三十卷。據(jù)集名及編者，《陳郊廟歌辭》乃迄今可考本朝人選本朝詩較早的選本。

除《陳郊廟歌辭》外，這一時期的本朝人選編本朝詩總集還有很多，據(jù)《玉海》卷五四云：

昭明《古今詩苑英華》，《元嘉宴會》，干寶《百志》，崔光《百國》，應(yīng)璩、李夔《百一》，伏滔《元正宴會》，顏延之《西池宴會》，齊之《清溪釋奠集》，徐伯陽《文會》，北齊《文林詩府》，以至劉孝孫、郭瑜之《類聚》，終于《歌集錄》，皆集詩也。

進(jìn)一步研究王應(yīng)麟這段評論，昭明《古今詩苑英華》(當(dāng)為《詩苑英華》。筆者注，下文同，不復(fù)注)屬通代詩選集；干寶《百志詩》，據(jù)魏晉編纂特點，疑其未錄存者；劉孝孫、郭瑜乃唐人；《元嘉宴會》，疑為《元嘉宴會游山詩集》，共五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均著錄，未題集撰人，據(jù)集名知其為宴飲唱和詩總集。這類總集，常常于唱和事之后未久便編纂結(jié)集，旨在以詩總集的方式載錄文士唱和事跡。

崔光《百國》，即《百國詩》。明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曰：“又，《通志》有崔光《百國詩》四十三卷。檢光傳，乃知光答李彪《百三郡國詩》，國為一卷。《通志》書名、卷數(shù)皆誤，此或因仍前史，然光傳失考，亦鄭之疏也?！焙鷳?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31頁。查《魏書》卷六七《崔光傳》曰：“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蔽菏眨骸段簳?，149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故胡應(yīng)麟是，鄭樵非。實際上，并非只有《通志》誤錄，王應(yīng)麟《玉?！芬嗾`。據(jù)《魏書》崔光本傳，該集乃唱和集。

應(yīng)璩《百一詩》，據(jù)六臣注《文選》卷二一《百一詩》注曰：

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yīng)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蛞詾閼?yīng)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yīng)休璉五言詩，百數(shù)十篇，以風(fēng)規(guī)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yīng)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bǔ)益，世多傳之。據(jù)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yīng)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jù)《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也。蕭統(tǒng)編，李善等注：《卞臣注<文選>》，39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下文同，不復(fù)注。

據(jù)《玉海》、六臣注《文選》之《百一詩》注，疑《百一詩》為應(yīng)璩詩選集之一種，其應(yīng)屬應(yīng)璩別集。又，李夔有《百一詩》，其選錄特點待考。

《玉?！匪^《元正宴會》，即《晉元正宴會詩集》四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玉海》卷五九《晉元正宴會詩集》條均著錄，《新唐書·藝文志》注曰：“伏滔、袁豹、謝靈運集?！薄杜f唐書·經(jīng)籍志》作《晉元氏宴會游集》，兩《唐志》、《玉?！纷⒙酝?。伏滔，《晉書》卷九二有傳。袁豹，《晉書》卷一九《禮志》上、卷九九《段仲文傳》有其事跡。謝靈運，《晉書》卷七九有傳。據(jù)史傳所載三人事跡以及集名，知該集編于東晉。又，《晉書》卷二一《禮志》下曰：“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xùn)，綜殷周之典藝，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藙t兼采眾代可知矣?！狈啃g等：《晉書》，64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由這些材料推測，《晉元正宴會詩集》乃宴飲唱和集。

《元嘉宴集游山詩》五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著錄，與《晉元正宴會詩集》、《元嘉西池宴會詩集》并列，未題集纂人?！对挝鞒匮鐣娂啡?，《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均著錄是集，題顏延之集撰。顏延之，《宋書》卷七三有傳。元嘉(424—453)乃宋文帝劉義隆年號，故這兩部詩總集編于劉宋時期。據(jù)集名，知其乃宴游唱和集。

《清溪詩》三十卷《清溪詩》名稱，諸典籍有異。本書參《隋書》，1084頁。，《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著錄，皆注曰：“齊宴會作。”《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集錄總集類著錄，題齊武帝命撰，《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著錄，題“齊武帝敕撰”。據(jù)此知該集亦乃宴飲唱和集。

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著錄?！端鍟そ?jīng)籍志》注曰：“陳仁威記室徐伯陽撰?！笨肌蛾悤肪砣摹缎觳杺鳌吩唬骸疤ǔ?，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xué)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后有蔡凝、劉助、陳暄、孔范亦預(yù)焉。皆一時之士也。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于世。”姚思廉：《陳書》，468～4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2。故該集亦唱和集。

另有《文林館詩府》，《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玉?！肪砦寰啪?，《隋書·經(jīng)籍志》注曰：“后齊文林館作。”《通志》著錄甚為簡約?！杜f唐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著錄，集名作《文林詩府》，注曰：“北齊后主作。”《玉?！肪砦逅脑唬骸氨饼R《文林詩府》……皆集詩也。”據(jù)此，疑是集為唱和集。

此外，《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通志》卷六四歌辭類著錄《樂府新歌》十卷，題秦王記室崔子發(fā)撰。又，《隋書·經(jīng)籍志》總集類、《通志》歌辭類著錄《樂府新歌》二卷，均題秦王司馬殷僧首撰。又，《隋書·經(jīng)籍志》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著錄《今詩英》八卷。據(jù)集名，疑此三部總集皆選錄存者詩什。

因此，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通志》、《玉?！返鹊浼?，魏晉時期已經(jīng)編撰了約十種本朝人選編本朝詩什之總集。從總體上看，其主要特點為“編”而非“選”。唯徐陵《陳郊廟歌辭》例外，其可謂真正意義上的本朝人“選”本朝詩。然，《陳郊廟歌辭》的編選體裁、內(nèi)容皆具有局限性，與唐人之《國秀集》、《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唐詩類選》等相比，仍有相當(dāng)大的差異。這也從一個方面顯示了這一時期詩總集編纂的特色。

第三，纂集標(biāo)準(zhǔn)趨于多樣化。以不同標(biāo)準(zhǔn)選詩纂集，是纂集家自覺選詩結(jié)集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唐前編纂的詩總集，從纂集標(biāo)準(zhǔn)上說，首先是以時代為遴選范圍。如前文述論《詩苑英華》、《六代詩集鈔》、《陳郊廟歌辭》、《晉元正宴會詩集》、《元嘉西池宴會詩集》等，均涉及時間范疇。另，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者，還有《春秋寶藏詩》、《二晉雜詩》、《晉歌章》等，據(jù)集名，知諸總集選編標(biāo)準(zhǔn)之一乃其時間范疇。唐前以時間為標(biāo)準(zhǔn)編集者，有通代詩總集，有斷代詩總集，也有諸如《元嘉西池宴會詩集》等以某一特定時間為編選范圍的詩總集。

其次，以遴選對象藝術(shù)成就高低為纂集標(biāo)準(zhǔn)。如昭明太子纂《詩苑英華》，其《答湘東王書》曰：“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zhì)彬彬，有君子之致?！滞暌蛳?，搜采英華，上下數(shù)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核，以粗足諷覽。集乃不工，并作多麗?！薄洞鹣鏂|王書》，文原題作《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見《梁昭明太子文集》卷三，《四部叢刊》本。據(jù)“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zhì)彬彬”、“猶有遺恨”、“集乃不工，并作多麗”等可知，在纂集《詩苑英華》的過程中，蕭統(tǒng)已經(jīng)注意到編纂總集的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問題。另，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五岳七星回文詩》、《眾詩英華》、《今詩英》、《詩英》等，以及《隋書·經(jīng)籍志》在《吳聲歌辭曲》注釋中所敘及的《三調(diào)相和歌辭》五卷、《三調(diào)詩吟錄》六卷、《回文集》十卷、《織錦回文詩》一卷等，均可以看出，藝術(shù)成就乃唐前選詩標(biāo)準(zhǔn)之一。

最后，以詩人身份特征為標(biāo)準(zhǔn)分類結(jié)集。以詩作者身份特征為標(biāo)準(zhǔn)歸類，《漢書·藝文志》著錄《臨江王及愁思節(jié)士歌詩》、《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等已經(jīng)采用。魏晉以后，這一方法得到較好的繼承?！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之《文林館詩府》等即是例證。尤其是，選女性詩什總集的產(chǎn)生，標(biāo)志著以詩人身份特征為標(biāo)準(zhǔn)的纂集方法發(fā)展到更高階段。雖然，這類詩總集數(shù)量較少，今可知者有：《婦人詩集》二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皆著錄是集，題顏竣集。顏竣，《宋書》卷七五有傳。《婦人集》，《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著錄，二十卷，注曰：“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亡?！币蟠尽秼D人集》，《新唐書·藝文志》、《通志》總集類均載錄，三十卷?！秼D人集鈔》二卷，《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未知集纂人姓名。又，《隋書·經(jīng)籍志》錄《雜文》十六卷，注曰：“為婦人作?！薄峨s文》十六卷，《隋書·經(jīng)籍志》注“為婦人作”，對“為”的理解，爭議較大，故考察時，可作為參考。后兩部集子，編纂人未詳。此外，昭明太子《文選》、徐陵《玉臺新詠》等，雖然女性詩什僅為選本內(nèi)容一部分，然其均選女性詩，亦可視之以纂選對象身份遴選之例證。據(jù)現(xiàn)存資料，有唐一代，至李康成《玉臺后集》始選女性詩，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至《又玄集》、《才調(diào)集》又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然而，唐人選編本朝女性詩什專集，可考者唯蔡省鳳《瑤池新詠》。和魏晉相比，唐人在這一領(lǐng)域沒有能很好地發(fā)展(詳考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jié))。

三、魏晉之際文總集的編纂及其特點

唐前文總集的編纂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詩歌總集相比，這一時期編選文總集有以下特征：

第一，文體分類較為細(xì)密。唐前編纂的文總集，查《隋書·經(jīng)籍志》總集類、兩《唐志》總集類，諸典籍所錄有碑、策、詔、書、賦、俳諧文、啟事、箴銘、贊、軍國書、頌、表、奏等以文體分類纂集的總集。僅就某一種文體而言，其又劃分為不同的子目。如七體，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者，有《七林》十卷，注曰：“梁十二卷，錄二卷。卞景撰。梁有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薄镀呶颉芬痪?，注曰：“顏之推撰。梁有《吊文集》六卷，錄一卷；《吊文》二卷，亡?！庇秩绫募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雜碑集》二十二卷，注曰：“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將作大匠陳勰撰；《碑文》十卷，車灌撰；又有《羊祜墮淚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長沙景王碑文》三卷，《荊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義興周處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贊銘集》二十六卷；《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撰；《雜祭文》六卷；《眾僧行狀》四十卷，釋僧祐撰。亡?！睋?jù)諸例可以看出，唐前文總集纂選家注重以文體分類纂集。有以文體兼及內(nèi)容分類者，如《釋氏碑文》、《羊祜墮淚碑》、《諸寺碑文》、《長沙景王碑文》等。有以文體的特點分類者，如《七林》、《七悟》、《吊文集》、《吊文》等。有以文體兼及時間分類者，如《桓宣武碑》等。有以文體兼及地域分類者，如《荊州雜碑》、《雍州雜碑》、《廣州刺史碑》、《義興周處碑》等。值得注意的是《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贊銘集》，不僅以文體、地域為標(biāo)準(zhǔn)，而且亦具有家集的特點。該集與《隋書·經(jīng)籍志》總集類著錄《李氏家書》等可以視為唐人家集的濫觴。據(jù)此管窺，由于文體辨析等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的影響，唐前文總集依據(jù)文體等多角度分類，使總集編纂呈現(xiàn)出紛繁復(fù)雜的局面。

第二，產(chǎn)生了斷代文總集。唐前纂選家纂集斷代文總集，其編選范圍限定在某一具體的時間范圍之內(nèi)。如《魏名臣奏》三十卷，見《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梁中表》注、《通志·藝文略》八奏議類，題陳長壽集撰。據(jù)集名，知該集選錄魏名臣奏文。又如，《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著錄《宋永初雜詔》十三卷，注曰：“梁有《詔集》百卷，起漢迄宋；《武帝詔》四卷，宋《元熙詔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詔》三卷，《永初已來中書雜詔》二十卷。亡。”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注，疑“梁有《詔集》百卷”纂于梁，《武帝詔》、宋《元熙詔令》為選錄梁前詔令總集。再如，《晉朝雜詔》九卷，《隋書·經(jīng)籍志》注曰：“梁有《晉雜詔》百卷，《錄》一卷。又有《晉雜詔》二十八卷，《錄》一卷；又《晉詔》六十卷，《晉文王、武帝雜詔》十二卷，亡?！庇秩?，《錄晉詔》十四卷，《隋書·經(jīng)籍志》注曰：“梁有《晉武帝詔》十二卷，《成帝詔草》十七卷，《康帝詔草》十卷，《建元直詔》三卷，《永和副詔》九卷，《升平、隆和、興寧副詔》十卷，《泰元、咸寧、寧康副詔》二十二卷，《隆安直詔》五卷，《元興大亨副詔》三卷，亡。”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注，《晉雜詔》百卷、《晉武帝詔》十二卷等，乃選錄晉代詔令之總集。又如，《舊唐書·經(jīng)籍志》下著錄《梁中書表集》二百五十卷等。這些總集，編撰人、編撰時代多佚失難考，疑其特點以“編”為主。

值得關(guān)注的是，唐前出現(xiàn)了本朝人選本朝文的總集。如《梁中表》十一卷，《隋書·經(jīng)籍志》注曰：“梁邵陵王撰……”《通志》卷七〇著錄該集于表章類，故知該集為梁表章類總集。邵陵王綸，字世調(diào)，高祖蕭衍第六子，《梁書》卷二九有傳。又如《霸朝雜集》，李德林集纂，《隋書·經(jīng)籍志》總集類、《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制誥類著錄?！端鍟そ?jīng)籍志》總集類著錄該集集名為《霸朝集》，三卷。余者均錄為五卷，名《霸朝雜集》。是集選編內(nèi)容范圍，據(jù)《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曰：“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麓已還，至于受命文筆，當(dāng)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泵髅范瘛端逦募o(jì)》卷三錄《霸朝雜集序》所載亦同。又，《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曰：“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yīng)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魏徵等：《隋書》，1200～1202頁?！侗笔贰肪砥叨独畹铝謧鳌芬嘣唬骸伴_皇……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李延壽：《北史》，2506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故《霸朝雜集》纂于隋開皇五年(585)，乃李德林奉敕命纂集斷代文總集。又如《皇朝詔集》九卷、《皇朝陳事詔》十三卷，《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是二集編纂人待考，據(jù)集名知其為斷代文總集。

這幾部斷代文總集，均具有“編選”的特征，其編纂特點與唐代王方慶纂《王氏神道銘》、吳兢纂《唐名臣奏》、李吉甫纂《類表》、五代南唐張易纂《大唐直臣諫奏》等略同。據(jù)此可窺見，有唐諸編纂家受唐前的影響。

第三，編撰動因具有復(fù)雜性。唐前總集編纂的主要動因，《隋書·經(jīng)籍志》謂之“采擿孔翠，芟剪繁蕪”，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書》謂其選編《詩苑英華》“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zhì)彬彬，有君子之致”、“集乃不工，并作多麗”等，據(jù)此可見，唐前總集編纂之動因，一方面旨在存錄詩文，一方面為了辨析文體，同時，也兼及品鑒詩文藝術(shù)?！短接[》卷五九〇《文章流別論》釋“銘”曰：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zhì)文時異，論既論則之矣。且上古之銘，銘于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李昉等：《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本。下文同，不復(fù)注。

文亦見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二。由論所謂“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質(zhì)文時異”、“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文多穢病”知摯虞選文既注意遴選對象的藝術(shù)水平，也重視被選銘文的思想內(nèi)容，又注意到被選對象的社會功用?！端鍟だ畹铝謧鳌蜂洝栋猿s集序》謂其纂集動因亦曰：

皇帝內(nèi)明外順，經(jīng)營區(qū)宇……讓受終之禮，報群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發(fā)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dá)……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圣懷，用成典誥，并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shù)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jì)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yáng)，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內(nèi)，忝曰一民，樂推之心，切于黎獻(xiàn)，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勖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nèi)手捫心，夙宵慚惕。

據(jù)序文“皇帝內(nèi)明外順”、“其有詞理疏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xùn)誘，神筆改定”、“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圣懷，用成典誥，并非臣意所能至此”、“濟(jì)時拯物，無以加也”、“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群情賜委”、“潘勖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等，知《霸朝雜集》編纂，既注重選集的藝術(shù)水平，又注重被選內(nèi)容的政治實用功能和教育功效，也注重體現(xiàn)選纂家政治主張。又，顏之推《顏氏家訓(xùn)》卷四亦曰：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訖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于世，無鄭、衛(wèi)之音故也。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xùn)集解》(增補(bǔ)本)，269頁，北京，中華書局，2002。

“鄭、衛(wèi)之音”，《樂書》卷九曰：“鄭、衛(wèi)之音，亂世之音也。”《顏氏家訓(xùn)》謂“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查《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舊唐書·經(jīng)籍志》四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總集類，皆題蕭淑集撰，諸典籍著錄疑有誤者。據(jù)顏之推這段述評，知《西府新文》除注重遴選對象的政治教化功能，亦注重體現(xiàn)選纂家自身的審美觀。

四、唐前詩文總集的編纂體例

據(jù)傅剛先生《<昭明文選>研究》考證，唐前編纂詩文總集的編纂體例主要有四種：一是以作品收集的時代劃限，二是不錄存者的體例，三是在內(nèi)容上采取“以類相從”的體例，四是書名下系作者小傳。參見傅剛：《<昭明文選>研究》，31～37頁。除此以外，唐前詩文總集編纂還有兩種體例：

一是以文體劃限、分類。如摯虞《文章流別集》，《隋書·經(jīng)籍志》云：“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逼洹段恼铝鲃e論》論及文體有詩、賦、箴、銘、誄、哀辭、哀策、碑等。這種編纂體例的特點：一是分類，二是文體。這類總集，往往收錄文體眾多，具有文體辨析的特點。隨著編纂經(jīng)驗的積累與探索，唐前很快便產(chǎn)生了以某一種文體為遴選標(biāo)準(zhǔn)的專集，而且往往劃限非常具體細(xì)密。如《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吳聲歌辭曲》一卷，注曰：

又有《樂府歌詩》二十卷，秦伯文撰；《樂府歌詩》十二卷，《樂府三校歌詩》十卷，《樂府歌辭》九卷；《太樂歌詩》八卷，《歌辭》四卷，張永記；《魏宴樂歌辭》七卷，《晉歌章》十卷；又《晉歌詩》十八卷，《晉宴樂歌辭》十卷，荀勖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齊三調(diào)雅辭》五卷；《古今九代歌詩》七卷，張湛撰；《三調(diào)相和歌辭》五卷，《三調(diào)詩吟錄》六卷，《奏鞞鐸舞曲》二卷，《管弦錄》一卷，《伎錄》一卷；《太樂備問鐘鐸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回文集》十卷，謝靈運撰；又《回文詩》八卷，《織錦回文詩》一卷，苻堅秦州刺史竇氏妻蘇氏作；《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晉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有鼓吹、清商樂府、宴樂、高禖、鞞、鐸等《歌辭舞錄》，凡十部。

這里，“歌辭”又分出“樂府歌辭”、“太樂歌詩”、“歌辭”、“魏宴樂歌辭”、“晉歌詩”、“祭高禖歌辭”、“三調(diào)雅辭”、“三調(diào)相和歌辭”、“三調(diào)詩吟錄”、“太樂備問鐘鐸律奏舞歌”等，據(jù)此可見編集分類設(shè)限的精細(xì)。若此類，《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甚多。如《古今箴銘集》十四卷，注曰：“張湛撰。錄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雜誡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圖》一卷，又有《銘集》十一卷，又陸少玄撰《佛像雜銘》十三卷，釋僧祐撰《箴器雜銘》五卷，亡。”編纂家將“箴銘”類分為“箴”、“雜誡箴”、“女史箴”、“銘”、“雜銘”，或以文體兼及藝術(shù)，或以文體兼及內(nèi)容，分類細(xì)致入微。據(jù)此知唐前編纂家以遴選對象文體形式為纂集體例的特點。

二是以國別、地域劃限。唐前編纂的詩文總集，以地域、國別劃限者可溯至《詩經(jīng)》，如“風(fēng)”有十五國風(fēng)。魏晉編纂家較好地繼承這一方法。如《隋書·經(jīng)籍志》總集類著錄佚名《吳朝士文集》十卷、《錄魏吳二志詔》二卷、《荊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贊銘集》二十六卷、《后魏詔集》十六卷、《后周詔集》八卷、《吳晉雜筆》九卷等。此等，或以國別，或以地域結(jié)集，其編纂體例對唐以后詩文總集的編纂有很大影響，本章第二節(jié)有詳論，此不贅述。

五、唐前續(xù)集略論

唐前產(chǎn)生了續(xù)集，有代表性者三部：《續(xù)文章流別》、《續(xù)誹諧文集》、《續(xù)賦集》?！独m(xù)文章流別》，《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總集類著錄，題孔寧集纂，是集為續(xù)摯虞《文章流別集》?？讓幋迹瑩从荨段恼铝鲃e集》見前論?！独m(xù)誹諧文集》，《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袁淑撰《誹諧文》十卷注著錄，疑為續(xù)是集?！独m(xù)賦集》，《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總集類著錄，是二種典籍皆未題集纂人。續(xù)集的產(chǎn)生，是選本批評自覺化的重要標(biāo)志，它表明選本編纂進(jìn)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第二節(jié)　《文章流別集》等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影響

唐前編纂的詩文總集，其選學(xué)觀、文學(xué)觀、纂集心態(tài)、方法及經(jīng)驗等，均從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影響唐人的編纂活動。其中，尤以《文章流別集》、《文選》、《詩苑英華》、《玉臺新詠》等對唐人編纂詩文總集影響為甚，本節(jié)擬考論之。

一、摯虞《文章流別集》——編纂家自覺選編詩文之濫觴

摯虞選編《文章流別集》，可謂編纂家自覺選編詩文之濫觴。此后，編纂家在不同領(lǐng)域以不同的選學(xué)觀、選編方法等選編詩文，先后出現(xiàn)魏晉、唐、宋等詩文總集編纂高潮。要之，摯虞開啟了自覺編選諸類總集的序幕。對此，清姜宸英《湛園札記》卷二曰：

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此選文之祖也。宋《元嘉宴集游山詩》五卷，此宴會游賞詩集之所祖也。顏峻《婦人詩集》二卷，此《玉臺新詠》之所祖也。干寶《百志詩集》五卷……此選諸家詩之祖也。

這段文字論述詩文總集編纂之學(xué)術(shù)淵源，其所論“《百志詩集》”等見前文考。除此以外有幾處，頗值得商榷?！端膸烊珪偰俊肪硪灰痪拧?lt;湛園札記>提要》曾指出：“引顏竣《婦人詩集》為《玉臺新詠》之祖，不知《新詠》非婦人詩，亦皆不免小有疏舛。”詳察《湛園札記》，姜宸英謂“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此選文之祖也”，此論亦待商榷?！队窈！肪砦逅摹短破呤寮铱偧窏l謂《文章流別集》為選文總集，然同卷《晉文章流別集》條又謂：“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庇?，摯虞《文章流別論》曰：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毖云渲局^之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后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敝畬偈且?，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jié)。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藝文類聚》卷五六、《太平御覽》卷五八六、明梅鼎祚《西晉文紀(jì)》卷一三均著錄是文，故知《文章流別集》乃詩文合集。因此，《湛園札記》謂“《文章流別集》”為“選文之祖”，其論有失精準(zhǔn)。

《文章流別集》之后，有張《春秋寶藏詩》四卷、謝莊《碑集》十卷、徐陵《陳郊廟歌辭》三卷、袁淑《誹諧文》十卷“誹”，《舊唐書·經(jīng)籍志》作“俳”，此從《隋書·經(jīng)籍志》。該集卷目，亦從《隋書·經(jīng)籍志》。、謝靈運《賦集》九十二卷、昭明太子《詩苑英華》二十卷、張湛《古今箴銘集》十四卷、梁邵陵王《梁中表》十一卷、佚名《宋永初雜詔》十三卷、佚名《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殷仲堪《雜論》九十五卷、謝莊《贊集》五卷、宗幹《詔集區(qū)分》四十一卷、佚名《雜碑集》二十九卷等，此諸總集，或選詩，或選文，或詩文合選。尤其重要的是，以昭明《文選》為代表的詩文總集，顯示了魏晉六朝時代詩文總集編纂技巧的成熟。雖然這諸多總集是否受《文章流別集》影響而編纂，至今尚難定論，但是，摯虞的開啟之功是不可否認(rèn)的。摯虞之后，編纂家剪裁詩文、辨析文體、分類結(jié)集等，追源溯流，《文章流別集》之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到了唐代，如楊恭仁妾趙方等《宴樂》五卷、孫季良《正聲集》三卷、殷璠《河岳英靈集》二卷、吳兢《古樂府》十卷、溫彥博《古今詔集》三十卷、李義府《古今詔集》一百卷、陳正卿《續(xù)尚書》、臧嘉猷《羽書》三卷、周仁瞻《古今類聚策苑》十四卷、五代南唐徐鍇《賦苑》二百卷、王方慶《王氏神道銘》二十卷、五代前蜀劉贊《蜀國碑文集》八卷、李麟《制集》五十卷、五代前蜀毛文晏《咸通后麻制》一卷、李吉甫《類表》五十卷、吳兢《唐名臣奏》十卷、馬總《奏議集》二十卷等，諸總集編纂家的選學(xué)觀、文學(xué)觀及其采用的編纂體例、編纂方法等，上溯其源，均可至于摯虞。據(jù)此可見，自《文章流別集》開啟編選家自覺編纂活動以后，詩文總集的編纂日趨繁榮，至魏晉南北朝產(chǎn)生我國編纂史上第一個高峰，至唐，產(chǎn)生了又一個編纂高峰，其間的發(fā)展變化軌跡是較為明晰的。

二、《晉元正宴會詩集》等與唐人唱和、送別詩集的編纂

據(jù)本章第一節(jié)考論，《晉元正宴會詩集》四卷，纂于東晉；《元嘉宴會游山詩集》五卷，纂于劉宋初。故如前所論，《湛園札記》謂“宋《元嘉宴集游山詩》五卷，此宴會游賞詩集之所祖也”，是論亦稍有偏差。又，前文已論，姜宸英謂“崔光《百國集詩》”為“選諸家詩之祖也”，此說亦未為精確。崔光《百國集詩》乃唱和集。自《晉元正宴會詩集》始，唐前唱和詩總集，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等考察，有《元嘉宴會游山詩集》、《元嘉西池宴會詩集》、《清溪集》、《齊釋奠會詩集》、《齊宴會詩》、《百國詩》、《雜祖餞宴會詩集》等。就其數(shù)目而言，這個數(shù)字似乎不值得稱道。但是，這種唱和結(jié)集風(fēng)尚的影響卻是不能低估的。準(zhǔn)確地說，《晉元正宴會詩集》為宴飲唱和之始，劉宋《元嘉宴會游山詩集》則為游賞唱詠之濫觴。

唐唱和、送別、宴飲詩集編纂呈現(xiàn)繁榮局面。唐文士有唱和、題序并結(jié)集的風(fēng)尚。宋吳泳《鶴林集》(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卷三六《東皋唱和集序》曰：“余每嘆唐人劉、白、皮、陸、盛山、韋侯、花下婁二十四秀才，每有酬唱則連標(biāo)共軸，或自序，或倩人序，皆非無意于為詩者，矧近時《坡門唱和》，又豈能越唐人窠臼哉？”前引傅璇琮先生《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也認(rèn)為，唐人習(xí)慣宴飲賦詩，然后匯為一編，推舉一人撰寫序文，以記其事。參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增訂本)，423頁。因此，唐人唱和結(jié)集，其數(shù)目一定不會太少。如《鄴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見張說《鄴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序》，《張燕公集》卷一六著錄是序曰：“層城日下，高蓋云飛，天子賦詩，已載寵行之史；群公盛集，須傳出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睆堈f：《張燕公集》，12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由序文知此次宴飲唱和詩什已編纂結(jié)集。又如《吳尊師華原露仙館詩》，見權(quán)德輿《吳尊師華原露仙館詩序》，《權(quán)德輿詩文集》卷三三著錄此文曰：“眾君子用徵聲詩，師亦繼和，是皆遺形達(dá)生之言也……于是或者退，而鄙夫書之，以冠于群篇云?！睓?quán)德輿：《權(quán)德輿詩文集》，郭廣偉校點，51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下文權(quán)德輿詩文，除注明者，均參該書，不復(fù)注。據(jù)此知此次唱和亦當(dāng)結(jié)集。又如，《緱山道中五詠詩》，見穆員《緱山道中五詠詩序》，《全唐文》卷七八三著錄此文，曰：“仲春之節(jié)，洛帥還近郊，亞尹尚書郎御史元公、李公、韋公，將事如軍，賞心百里。予時有所系，不克與偕。三君子賦《嵩峰》、《漢陵》、《維源》、《竹澗》、《仙壇》五篇，遺我居者?！諏俸椭?，洛陽為之動。既編次盈什，則不可不紀(jì)其所以然。”董誥等：《全唐文》，8182～818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jù)序文，是集當(dāng)為穆員編。唐人編撰送別詩集，其情形大致上與唱和詩集的編撰相似。據(jù)《文苑英華》、《全唐文》等錄存眾多唐人記載唱和、送別活動的序文，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送別、宴飲唱和活動均已結(jié)集，計其數(shù)，有一百余種。可見，唐人唱和、送別詩總集的編纂均呈現(xiàn)出繁榮景象。以時間追溯，其當(dāng)始于《晉元正宴會詩集》。

三、《文選》、《詩苑英華》等與唐人詩文總集的編纂

除《文章流別集》等，《文選》、《詩苑英華》對唐人集纂詩文總集之影響亦頗為顯著。《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劉孝綽等人集纂。其選編內(nèi)容，《文選序》曰：“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于補(bǔ)闕，戒出于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fā)，圖像則贊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志狀，眾制蜂起，源流間出。……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文選》所錄，據(jù)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〇曰：“蓋選漢迄梁諸家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秀才文、表、上書、啟、彈事、箋、記、書、移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符命、史論、連珠、銘、箴、誄、哀辭、碑、志、行狀、吊、祭文，類之為三十卷。”《文選》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影響，可以歸之為兩方面：一是《文選》及《文選序》的文學(xué)觀、文體觀等對唐人選學(xué)觀的影響。如殷璠《河岳英靈集·敘》謂“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其應(yīng)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眾口銷鑠，為知音所痛”、“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顧陶《唐詩類選序》謂“以察風(fēng)俗之邪正，以審?fù)趸d廢”、“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fēng)”、“聲流樂府”、“句在人口”、“風(fēng)韻標(biāo)特”、“譏興深遠(yuǎn)”等，均可以看出《文選序》及《文選》選編內(nèi)容的影響。二是《文選》編纂方法的影響?！段倪x》的編纂方法，其序謂“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這種方法，有唐一代，頗受詩文總集編撰者的青睞。

回顧唐人詩文總集編纂史，《文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唐建國初，《文選》即受到重視?！杜f唐書》卷一八九上《曹憲傳》曰：“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dāng)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xué)者，本之于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fù)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xué)大興于代。”同卷《許淹傳》、《李善傳》、《公孫羅傳》所載略同。又，《新唐書》卷二〇二《李邕傳》曰：“李邕……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xué)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yuǎn)至，傳其業(yè)，號‘《文選》學(xué)’?！睂Υ?，汪習(xí)波《隋唐文選學(xué)研究》曰：“唐人注釋《文選》，從來未局限于文本的教條式講解，更進(jìn)一步地，他們有著從語辭、章法、風(fēng)格等相當(dāng)立體的文體關(guān)注，以及對文章作者心靈的體察與把握，從而構(gòu)成了一個貫通作者、文本、經(jīng)籍和社會歷史的詮釋空間?！蓖袅?xí)波：《隋唐文選學(xué)研究》，2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故唐人治《文選》，往往具有明顯的時代特點，這也是唐人效《文選》編纂詩文總集而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受《文選》學(xué)的影響，唐人或擬、或續(xù)、或由《文選》編選方法推陳出新，其實質(zhì)，或為繼承《文選》及《文選序》的文學(xué)思想，或為學(xué)習(xí)《文選》的編選方法。類似詩文總集甚多，其中，徐堅等集撰《文府》二十卷、徐安貞等集撰《文府》二十卷，詳考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jié)；李吉甫集撰《麗則集》五卷，詳考見本書第八章第二節(jié)。除這幾種總集，現(xiàn)再舉幾部為例：

《續(xù)文選》十三卷，孟利貞集撰?！杜f唐書》卷一九〇上《孟利貞傳》、《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著錄該集，十三卷?！队窈！肪砦逅摹短评m(xù)文選》條載唐孟利貞《續(xù)文選》十一卷，其資料來源于《新唐書·藝文志》，然其闕二卷，或因殘佚之故?！锻ㄖ尽に囄穆浴钒丝偧愔洝独m(xù)文選》十三卷，題孟利正纂，改“貞”為“正”，當(dāng)緣于宋人避諱。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xù)集》(《四庫全書》本，下文同)卷一六《總集文章》條曰：“如《文選》所選……孔利貞、卜長福所續(xù)，卜隱之所擬……何其慕者之紛紛也。”同著卷一八《文選》條亦云：“擬于卜隱之，續(xù)于孟利貞……”故卷一六所記“孔”應(yīng)為“孟”。孟利貞，據(jù)《舊唐書》本傳載，華州華陰人，高宗初，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為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轉(zhuǎn)著作郎加弘文館學(xué)士，垂拱初卒。故該集最晚纂于武周垂拱初年。

《續(xù)文選》三十卷，卜長福集撰?！缎绿茣に囄闹尽匪亩〔靠偧愝d卜長福《續(xù)文選》三十卷，注云：“開元十七年上，授富陽尉?！薄对托兆搿肪硪哗柌窏l、《通志·藝文略》八總集類、《玉海》卷五四《藝文》之《唐續(xù)文選》條亦著錄，卷數(shù)、題名略同《新唐書·藝文志》?！斗馐下勔娪洝肪砣d“卞長福《續(xù)文選》三十卷”，“卞”當(dāng)為“卜”之誤。

《擬文選》三十卷，卜隱之集撰?！缎绿茣に囄闹尽匪亩〔靠偧?、《通志·藝文略》八總集類、《玉?！肪砦逅摹稊M文選》條皆著錄該集，《新唐書·藝文志》題卜隱之撰，注曰“開元處士”?！队窈！吠??！锻ㄖ尽纷⒃弧疤撇冯[之集”?！端问贰に囄闹尽钒丝偧愔洸粪彙独m(xù)文選》二十三卷，疑為卜隱之《擬文選》，待考。參見陳尚君：《唐代文學(xué)叢考》，200頁。該集選編的特點，宋唐士恥《靈巖集》卷三曰：“孟利正、卜長福之《續(xù)文選》，卜隱之《擬文選》，瞠若乎其學(xué)步矣……”又，參上文《續(xù)文選》考述等，《擬文選》的編撰可略見一斑。

《大和通選》三十卷，裴潾集撰?！缎绿茣に囄闹尽匪亩〔靠偧悺ⅰ锻ㄖ尽に囄穆浴钒丝偧愔??！队窈！肪砦逅摹短铺屯ㄟx》條著錄為《太和通選》三十卷，亦題裴潾集纂?！疤汀奔础按蠛汀保莆淖谀晏?827—835)。該集編選的特點，據(jù)《舊唐書》卷一七一《裴潾傳》記載：“集歷代文章，續(xù)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當(dāng)時文士，非素與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裴潾，《舊唐書》本傳載，河?xùn)|人，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起居舍人等，穆宗即位，征為兵部員外郎，歷官遷刑部郎中等，開成三年(838)四月卒，贈戶部尚書。

還有部分唐人所纂的詩文總集，其雖非“續(xù)”或者“擬”《文選》，但或多或少也受到《文選》的影響。如殷璠《河岳英靈集·敘》謂“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大同至于天寶……中間爍然可尚者，五分無二”、“令眾口銷鑠，為知音所痛”，據(jù)殷璠序，知《河岳英靈集》受《文選》編纂思想影響，旨在廓清《文選》后選學(xué)“玉石相混”的局面。檢閱兩《唐志》等，唐人纂集為數(shù)較多的詩文合選集，其纂集體例與《文選》相通，據(jù)此亦可見《文選》的影響。

除《文選》外，《詩苑英華》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也有一定的影響。如慧凈纂《續(xù)詩苑英華》參見傅璇琮、盧燕新：《<續(xù)詩苑英華>考論》，載《文學(xué)遺產(chǎn)》，2008(3)。以及佚名纂《詩編》，詳論見本書第六章第一節(jié)。除這兩部集子，另有《古今類序詩苑》。據(jù)劉孝孫《續(xù)詩苑英華序》曰：

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既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mào)；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回清鑒，采摭詞實，耘剪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未為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后，纂而續(xù)焉。

文見《全唐文》卷一五四?？梢姡豆沤耦愋蛟娫贰返木幾胧艿健对娫酚⑷A》選學(xué)思想之影響?！队窈！肪砦寰配洝豆沤耦愋蛟娫贰酚凇对娫酚⑷A》條下，此亦可作為旁證。

《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郭瑜集撰。《舊唐書·經(jīng)籍志》下集錄總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玉?！肪砦逅摹短破呤寮铱偧窏l、卷五九《梁古今詩苑英華》條皆著錄是集，題郭瑜撰，七十九卷?！锻ㄖ尽に囄穆浴钒丝偧愔洖椤豆沤裨婎悺?。該集的特點，由集名推測，應(yīng)屬以類集詩的通代選詩總集。郭瑜，據(jù)《舊唐書》卷八六《孝敬皇帝弘列傳》載：“孝敬皇帝弘……嘗受《春秋左氏傳》于率更令郭瑜?！笨肌杜f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太子率更令，從四品，掌宗族次序等。又，考《唐會要》卷三三《雅樂》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7。下文同，不復(fù)注。、《舊唐書》卷一九〇上《孟利貞傳》等，郭瑜顯慶三年(658)左右官太子洗馬，龍朔年間曾官崇賢館學(xué)士。據(jù)《舊唐書·孟利貞傳》、《新唐書·藝文志》、《玉?！肪砦逅牡扔涊d，郭瑜參與編纂的總集還有《瑤山玉彩》、《芳林要覽》等。據(jù)《玉?！肪砦寰配洝豆沤裨婎惥邸酚凇读汗沤裨娫酚⑷A》條下推測，該集與《詩苑英華》選學(xué)觀有一定關(guān)系。

四、《玉臺新詠》與《玉臺后集》

受《玉臺新詠》影響，李康成編撰《玉臺后集》，十卷?！冻缥目偰俊肪硪灰豢偧悺ⅰ缎绿茣に囄闹尽匪亩〔靠偧?、《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郡齋讀書志》卷二、《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后村詩話》卷五、《唐音癸簽》卷三一等皆著錄該集。《新唐書·藝文志》、《通志》、《宋史·藝文志》題名李康集撰，余者皆題名李康成。據(jù)《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和《后村詩話》，晁公武等似曾目見此集。又，晁氏《郡齋讀書志》卷二《玉臺新詠》條釋曰：“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yōu)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逼洹队衽_后集》條亦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范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xù)陵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并不錄，惟庾信、徐陵仕周、陳，即為異代，理不可遺’云。”《后村詩話續(xù)集》卷一亦云：“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后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后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匯為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劉克莊著，王秀梅點校：《后村詩話》，8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度圃姟放矶ㄇ蟮染帲骸度圃姟?，北京，中華書局，1960。本書所引《全唐詩》，均此年版，除特殊情況者，均于文中注明卷次，余者不一一注釋。卷二〇三小傳所載略同，以此可窺見是集編纂旨在續(xù)徐陵《玉臺新詠》，所選多為艷體樂府詩，以作者列目，以時間編次，屬通代總集。黃宗羲《明文?！肪矶迨彰鞔?jié)《苑詩類選后序》曰：“若唐人李康成輩所輯《選》以后詩，有《麗則集》，有《玉臺后集》，皆不可復(fù)見……”黃宗羲：《明文?！?，2310～23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故該集至少亡佚于明代?，F(xiàn)有陳尚君先生輯本，得作者六十一人，其中七人無詩，二人待辨；詩八十九首，其中八首為殘句，存疑二首。該集編撰的時間，據(jù)《郡齋讀書志》、《后村詩話》、《全唐詩》小傳等所載，當(dāng)在唐玄宗朝天寶年間(742—756)，陳尚君認(rèn)為“從收有張繼、張赴(當(dāng)作張起，原注)及康成己作來看，似應(yīng)在天寶以后”《玉臺后集》條所引用陳尚君先生觀點均見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316頁)。。又，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shù)家……《玉臺》陷于淫靡……《丹陽》止錄吳人?！笨梢?，李康成編撰《玉臺后集》在一定程度上受《玉臺新詠》的影響。

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國秀集>提要》曰：“唐以前編輯總集，以己作入選者，始見于王逸之錄《楚辭》，再見于徐陵之撰《玉臺新詠》，挺章亦錄己作二篇，蓋仿其例?！睋?jù)此知《玉臺新詠》不僅直接影響《玉臺后集》的編纂，其選編思想亦影響到《國秀集》等總集的編纂。

五、鐘嶸《詩品》等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影響

與《文選》對唐人編選總集的影響相似，《詩品》亦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概括起來，這種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詩品序》文學(xué)思想及《詩品》品評內(nèi)容對唐人選學(xué)觀的影響。如《詩品序》謂“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fēng)盡矣”、“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fēng)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等等，和殷璠《河岳英靈集》之《敘》與《論》、《中興間氣集序》、《篋中集序》、《唐詩類選序》的文學(xué)思想以及唐人選本內(nèi)容特點比較，唐人編選詩文總集明顯繼承了《詩品》的文學(xué)思想。

二是《詩品》品評內(nèi)容及方法對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影響。如鐘嶸《詩品》具有“選”而評之的特征，此種方法為唐人所借鑒。如《本事詩》《本事詩》是否屬詩歌選本，學(xué)界爭議頗多。本書以其具有“選”的特征，借以從著述方法看《詩品》對唐人的影響。，《郡齋讀書志》卷二〇總集類釋云：“纂歷代詞人緣情感事之詩，敘其本事，凡七類?！薄端膸烊珪喢髂夸洝肪矶枴侗臼略姟窏l亦曰：“取歷代緣情之作，各詳其事跡，分為七類。惟宋武帝、樂昌公主條為六朝事，余皆唐事也?！薄锻ㄖ尽窔w之于詩總集類，《唐音癸簽》歸是集于“詩話”，注釋略同于《郡齋讀書志》。緣何《本事詩》歸屬，學(xué)界觀點差異如此之大？究其因，雖然《本事詩》選詩且分類品評、敘事本末，“評”、“敘”的成分甚至超過了“選”。因此，《本事詩》不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選”本。此外，從《本事詩》選詩品評的特點可以看出，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詩品》的影響。與《本事詩》相似，有盧瑰《抒情集》與處常子《續(xù)本事詩》，是二集敘論詩人、品評詩篇，其編纂體例亦受《詩品》之影響。

除此之外，《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品評詩人、摘句論析，與《詩品》論詩亦有相通之處。應(yīng)當(dāng)指出的是，唐人纂集受唐前纂集家選學(xué)觀、纂集方法等影響，并非簡單的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如《河岳英靈集》既受《文選》影響，又受《詩品》品評、論析之法影響。又如，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曰：

或曰：晚代銓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然于取舍，非無舛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論之。至如王中書“霜氣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則使氣飛動，后篇則緣情宛密，可謂五言之警策，六義之眉首。棄而不紀(jì)，未見其得。及乎徐陵《玉臺》，僻而不雅；邱遲《鈔集》，略而無當(dāng)。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觀點見[日]遍照金剛撰，盧盛江校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1539～1566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下文同引此書，不復(fù)注。

據(jù)此可知唐前詩文總集對唐人的影響。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的是，唐人在受到唐前文學(xué)思想、唐前總集編纂理論與方法影響的同時，亦有意識地模仿學(xué)習(xí)唐人總集，如《中興間氣集》除受《文選》的影響，亦模仿學(xué)習(xí)《河岳英靈集》；《又玄集》除受《詩品》影響，亦模仿《極玄集》；等等，這些情況說明，影響唐人編纂總集的因素是極為復(fù)雜的。

再進(jìn)一步探討，唐人纂集也絕非消極被動地接受前人的經(jīng)驗。唐人自覺模仿、續(xù)編前人總集，也絕不停留在前人選學(xué)觀的范囿里，如《續(xù)詩苑英華》、《國秀集》以及唐人形式多樣的唱和及送別集、詩句選集及唐人家集的繁榮等皆是力證。唐人正是在批判與接受、繼承與創(chuàng)新中開辟唐人纂集新紀(jì)元的。

第二章　唐代編選詩文總集的社會文化背景

在唐代，影響唐人編選詩文總集的因素甚多，如唐代學(xué)校教育、唐代科舉與銓選以及唐代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秩序、詩文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社會審美傾向、倫理道德風(fēng)尚乃至官府對待編纂總集的態(tài)度等等，均從不同方面或多或少地影響唐人總集的編纂。然而，縱觀唐代編纂史，唐人詩文別集的編纂狀況，唐代文士的職官變遷、幕府宦游以及唐代的館院制度三類因素對唐人編纂詩文總集之影響尤為顯著，本章擬在考論這三種因素的同時，兼論其他因素及其影響。

第一節(jié)　唐人詩文別集的編纂

別集繁榮對總集的編纂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端鍟そ?jīng)籍志》四謂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合而編之，纂成總集；傅剛《<昭明文選>研究》亦認(rèn)為魏晉別集的繁榮促進(jìn)了總集的編纂?yún)⒁姼祫偅骸?lt;昭明文選>研究》，21頁。。據(jù)此可見別集繁榮與總集編纂之關(guān)系。有唐一代，詩文總集編纂雖不像唐前那樣，受到詩文別集編纂的廣泛而深遠(yuǎn)的影響，但以唐總集編纂史觀之，唐人編纂別集對其編纂詩文總集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唐人對詩文別集的重視及唐人別集數(shù)述略

別集的編纂，始于漢代。《隋書·經(jīng)籍志》四曰：“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chuàng)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眾矣，然其志尚不同，風(fēng)流殊別。后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辭人景慕，并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郡齋讀書志》卷一七亦曰：“學(xué)者欲矜式焉，故別而序之，命之為集。蓋其原起于東京，而極于有唐，至七百余家。”可見，自漢至唐，別集編纂漸漸呈現(xiàn)出繁榮局面。

唐人別集的繁榮，究其因，首先在于唐人對其詩文作品的纂集和保存的重視。這一點，可據(jù)《全唐文》摘錄三條材料為證：

顥生平自負(fù)，人或為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后必著大名于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币虮M出其文，命顥為集。(卷三七三魏顥《李翰林集序》)

居敬姓元名宗簡，河南人……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贊序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為之序，無恨矣。”(卷六七五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樵遂檢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志得二百余篇，叢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卷七九四孫樵《自序》)

類似的序、記，見于唐人別集或《文苑英華》、《全唐文》等總集者，還有很多，如白居易《東林寺<白氏文集記>》云：“今余前后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既畢，納于藏中。”顧學(xué)頡校點：《白居易集》，147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下文引白居易詩文，除注明者，均引自本書，不復(fù)注，僅于文中注明卷次。據(jù)此知唐人極為重視對本人詩文別集的編纂。

《舊唐書·經(jīng)籍志》集錄謂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新唐書·藝文志》四謂別集類有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這些數(shù)字，不是唐人的別集數(shù)目?！短埔艄锖灐肪砣栐唬骸白运螄?yán)滄浪稱唐詩有八百家，后人傅會，漫云千家。今合諸家集錄，實數(shù)如此，即七百亦不滿。其中諸集，有單行詩者，有不分詩文概稱集者，亡佚浸遠(yuǎn)，難可悉稽。約略此八千卷，文筆定四占其三，詩大抵為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簽唐音，在亡之?dāng)?shù)，其猶幸相半也乎！”查檢《新唐書·藝文志》，其著錄唐人別集計五百七十余種。又，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bǔ)》別集類補(bǔ)考二百四十九種。參見張固也：《新唐書藝文志補(bǔ)》，270～312頁。合二者總計，唐人別集八百二十余種，這個數(shù)字與嚴(yán)羽八百家之謂基本吻合。此外，唐人序文、記或碑志等亦存錄唐人別集名目，可考唐人別集數(shù)或未止于八百二十余種。

唐人別集佚失者甚多，《新唐書·藝文志》謂“玄宗以下不著錄四百六家”，萬曼《唐集敘錄》考錄存者，僅一百零八種參見萬曼：《唐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這些數(shù)據(jù)，乃唐人編纂本朝詩文別集以及唐以后編纂整理的唐人別集之和，并非唐人編纂本朝別集的總數(shù)。

二、唐代詩文別集編纂人

唐人編纂本朝詩文別集，諸多編纂者已無從確考。今據(jù)唐人序文、唐人別集等文獻(xiàn)的相關(guān)記載，可略知其概況?！端膸烊珪偰俊ぜ靠倲ⅰ吩唬骸肮湃瞬灰晕恼旅?，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編次?！边@里，四庫館臣以漢武帝、魏文帝為例，指出別集多為后人搜蒐輯集之特點。傅剛《<昭明文選>研究》認(rèn)為：“編集之風(fēng)至魏晉尤盛，有作家手自編集者，如曹植自編《前錄》七十八篇；有帝王敕編者，如魏景初(237—239)中明帝敕錄曹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nèi)外’?！备祫偅骸?lt;昭明文選>研究》，20頁。其概括說明唐前別集編纂人員構(gòu)成特點。和唐前相比，有唐別集編纂人員的構(gòu)成變得相對復(fù)雜了。“追錄”、“自編”、“敕編”等，僅為編纂人員的一部分。宋以后，別集編纂者的類型與唐代多有相似之處，這也從一個側(cè)面看出唐人編纂別集的影響。本節(jié)研究唐別集的編纂人，主要以其與唐總集的編纂有較為密切的關(guān)系?，F(xiàn)大致梳理如下：

第一，自纂別集。除前文敘及白居易、孫樵曾自纂其集，又如盧照鄰，《盧照鄰集》卷一《窮魚賦序》謂：“余曾有橫事被拘……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盧照鄰著，李云逸校注：《盧照鄰集》，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8?！端膸烊珪偰俊肪硪凰木拧?lt;盧昇之集>提要》曰：“又《窮魚賦序》……則照鄰自編之集，當(dāng)以是賦為第一。”據(jù)此，知盧照鄰曾自纂其集。又如李德裕，《李衛(wèi)公會昌一品集》(《畿輔叢書》本，下文同)卷一八錄其《進(jìn)新舊文十卷狀》云：“四月二十三日奏宣，令狀臣進(jìn)來者?！?jǐn)錄新舊文十卷進(jìn)上，輕瀆宸嚴(yán)，無任兢惕?！睋?jù)傅璇琮《李德裕年譜》考，此十卷本所錄者皆為文，乃李德裕自纂。參見傅璇琮：《李德裕年譜》(第二版)，446頁，北京，中華書局，2013。如是者，又如《全唐文》卷七九六錄皮日休《文藪序》、卷八二〇錄吳融《禪月集序》、卷八二九錄韓偓《香奩集自序》、卷八三六錄錢珝《舟中錄序》等，知《文藪》、《西岳集》(即《禪月集》)、《香奩集》、《舟中錄》等皆為作者自纂。又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著錄《笠澤叢書》四卷，釋曰：“龜蒙有《耒耜經(jīng)》，已著錄。此集為龜蒙自編?！庇秩纾端膸烊珪偰俊肪硪晃濠枖洐?quán)德輿《制集》五十卷，亦乃其自纂。

第二，族人、子孫、外親等。唐人別集，由族人或后輩子孫編纂者甚多。如《新唐書·藝文志》四錄《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注曰：“李陽冰錄?！鼻逋蹒ⅰ独钐兹肪砣讳浝铌柋恫萏眉颉吩疲骸袄畎?，字太白，隴西成紀(jì)人……陽冰試弦歌于當(dāng)涂……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灾性惺拢艿匕四?，當(dāng)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yīng)元年十一月乙酉也?！崩畎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1443～1447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本書以下部分所選李白詩，皆出于此書，所引王琦注釋，未有特別注明者，亦引于此書。據(jù)此，知李陽冰整理李白集概況。又，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卷一九錄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jì)》曰：“后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其首?！眲⒂礤a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48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下文所引，除注明者，均引自該書。據(jù)此，知韋淳詩文集由其嗣子韋蕃編纂。

類似者，又如《崔處士集》，《文苑英華》卷七〇三錄王仲舒《崔處士集序》曰：“帝唐綏佩之士，年未壯，其文老成者，曰博陵崔秀文……余于君，從母之昆弟也，嘗為碣銘志，君之文，篇目遺逸，乃綜而次之，敘而引之?！笨梢姡踔偈孀爰蛑?，乃其為崔秀文“從母之昆弟”。再如《權(quán)文公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著錄《權(quán)文公集》十卷曰：“德輿字載之……其孫憲又編其詩文為五十卷，楊嗣復(fù)序之。”可見，權(quán)德輿詩文別集，除其自纂，另有其孫編纂者。

第三，門生、友人或崇拜者等。唐人別集經(jīng)由門生、友人編纂者，如《東皋子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六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類似者，又如楊炯為王勃編集、盧藏用為陳子昂編集、梁肅為獨孤及編集、李漢為韓愈編集、劉禹錫為柳宗元編集、元稹為白居易編集等，此等編纂者或門生、或摯友。這類例子較多，現(xiàn)再摘錄兩條為證：

先生為詩思遲……有僧樓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捃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攜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干齊，集畢遂為之序。(《文苑英華》卷七一四林嵩《周樸詩集序》)

惟公以進(jìn)士擢第，以詞賦馳名?！欢鯚o簡編，文乃亡逸。嗣子翹、門生王克珍等，或搜諸經(jīng)笥，或傳于人口，或焚稿之外，或削材之余，匯聚群分，凡得十卷，授之執(zhí)友，以命冠篇。(《騎省集》卷一八徐鉉《翰林學(xué)士江簡公集序》)

還有一類編纂者，其編集目的出于對被編纂者詩文等的崇拜，如《權(quán)德輿詩文集》卷三三錄權(quán)德輿《唐故中岳宗玄先生吳尊師集序》曰：“宗玄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fēng)，自先生化去二十五年，顏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為三十編，拜章上獻(xiàn)，藏在秘府。厥后冀玄得其本以授予，請序引其徑庭，庶傳永久?！鳖愃普?，又如《唐文粹》卷九三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曰：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于文。……元賓尚于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于質(zhì)，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于漢上，惜其恐復(fù)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于首。姚鉉：《唐文粹》，《四部叢刊》本，下文同。

據(jù)序文，陸希聲對李觀文多溢美之詞。如是者，又如樊晃集杜甫詩為《小集》、張洎集張籍《張司業(yè)詩集》等，從編集心態(tài)上分析，此類別集編纂者共同之處即在其對編纂對象的尊崇，下文將論之，此不贅述。

第四，敕命、官府官員等。唐人別集亦有由皇帝敕命或者由官府編纂者。《唐音癸簽》卷二七載：“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jìn)。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一釋子耳，亦下敕征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薄恶樫e王集》十卷，《舊唐書》卷一九〇上《駱賓王傳》曰：“駱賓王……文明中，與徐敬業(yè)于揚(yáng)州作亂?！礃I(yè)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郄云卿集成十卷，盛傳于世?！薄缎绿茣肪矶栆槐緜髟唬骸熬礃I(yè)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昌，詔求其文，得數(shù)百篇。”《郡齋讀書志》卷一七考釋更為明晰：“中宗詔求其文，得百余篇，命郄云卿次序之。”《唐才子傳》卷一所載，同《新唐書》本傳及《郡齋讀書志》?！杜f唐書》云“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誤。參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6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

皎然別集的編纂稍有不同。《文苑英華》卷七一二錄于《吳興晝公集序》曰：“有唐吳興開士釋皎然……貞元壬申歲，余分刺吳興之明年，集賢殿御書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采而編之，得詩五百四十六首，分為十卷，納于延閣書府?！蔽囊嘁姟度莆摹肪砦逅乃?，題《釋皎然<杼山集序>》。皎然《杼山集》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八別集類等均見錄。故《杼山集》可視為官府委命編纂。

亦有帝王敕命為其本人結(jié)集者，如徐鉉《騎省集》(《四庫全書》本)卷一八《御制雜說序》曰：“又若雅頌文賦，凡三十卷，鴻筆麗藻，玉振金相，則有中書舍人集賢殿學(xué)士徐鍇所撰御集序詳矣。今立言之作，未即宣行。理冠皇墳，謙稱雜說。臣鉉以密侍禁掖，首獲觀瞻。有詔冠篇，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義既廣，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要道備矣。將五千而并久，與二曜以同明。昭示孫謨，永光冊府?！惫视晒俑幾胩迫藙e集，其編纂的動因其一在于完成官方任務(wù)，其二則是緣于編纂者對編纂對象的尊崇。

三、唐人編纂詩文別集的體例

與別集編纂人的類型特點相似，唐人在別集編纂體例方面亦有承前啟后之功。其特點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類：

第一，總體上以類相從。見于唐人別集之“類”，較多的是以作品體裁分類。如《權(quán)德輿詩文集》卷三四《左諫議大夫韋君集序》曰：“自貞元五年，始以晉公從事至京師，迨今十年，所著凡三百篇……今茲詩集，以類相從，獻(xiàn)酬屬和，因亦編次，且以《圣誕日麟德殿三教講論》詩為首，凡十卷云?！比缡钦?，又如同書卷三三錄權(quán)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同書卷三四錄權(quán)德輿《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quán)公文集序》以及《劉禹錫集箋證》卷一九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jì)》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496頁。等，這些序文均言以類編纂別集。只不過，有些序文未曾明確記載以何者為類。據(jù)《文苑英華》卷七〇三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則可清晰看出唐人分類纂集的方法特點：

既薨之來載……征公遺編，藏之御府。……始得集錄于公子繁，且以序述見托?！仍亣@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志、碑、贊、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據(jù)此知李泌文集乃以“詩”、“表”、“志”、“碑”、“贊”、“序”、“議”、“述”等文體分類結(jié)集?！栋拙右准肪矶弧?lt;白氏長慶集>后序》亦曰：“前三年，元微之為予編次文集而敘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fù)有格詩、律詩、碑志、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為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薄端膸烊珪偰俊肪硪凰木拧?lt;張燕公集>提要》曰：“今旁加搜輯，于集外得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啟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志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類補(bǔ)入。”《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九著錄《孟襄陽集》三卷曰：“唐進(jìn)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首，分為七類，太常卿韋絳為之重序。”檢閱萬曼《唐集敘錄》敘考之《東皋子集》、《李翰林集》等，知以文體分類相從，乃唐人編纂別集較為常見的體例。參見萬曼：《唐集敘錄》，1、79頁。另，唐人也有以作品題材內(nèi)容分類者，如白居易將其詩分為“諷喻”、“閑詩”、“感傷”等。

第二，以時間為序。除以類相從外，以時間為序也是唐人編纂別集較為常見的順序。以此體例編纂，首先是選取一定的時間段。如獨孤及《文苑英華》卷七〇二《趙郡李公(一作華，原注)中集序》曰：

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xué)至校書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志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游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員外端、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旦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并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jiān)察御史已后迄至于今所著述者，公長男羔，字宗緒，編而集之。斷自監(jiān)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后二十卷，頌賦、詩碑、表敘、論志、記贊、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為《中集》?！绽^于此而作者，當(dāng)為《后集》。

此文亦見于《毗陵集》卷一三、《全唐文》卷三八八，《全唐文》題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且“自監(jiān)察御史”以下，《全唐文》曰：“少時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xué)至校書郎已前八卷，并《常山公主志文》……《王常山碑》，并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jiān)察御史已后所作頌賦、詩歌、碑表、敘論、志記、贊祭，凡一百四十三篇。公長子羔，字宗緒，編為二十卷，號《中集》?！边@段文字，與《文苑英華》略有不同，今從《文苑英華》。李華，天寶二年(743)登博學(xué)宏詞科，由南和尉拜官校書郎。天寶十一載，拜監(jiān)察御史。參見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xué)編年史》(初盛唐卷)，536、608，沈陽，遼海出版社，2012。據(jù)《文苑英華》所錄之文，知李華官監(jiān)察御史前，有《前集》十卷。又，序文曰：“二京既復(fù)，坐謫杭州司功參軍……無何，詔復(fù)授左補(bǔ)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氏鄧汗珝s之領(lǐng)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按，《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李華傳》甚為簡約，《新唐書》卷二〇三李華本傳曰：“上元中，以左補(bǔ)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jié)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lǐng)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睋?jù)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xué)編年史》(中唐卷)考證，李華于代宗廣德二年(764)正月詔征為司封員外郎，以疾不赴。同年九月，辟為李峴從事，加檢校吏部員外郎。代宗永泰元年(765)，李華罷李峴幕，至杭州。參見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xué)編年史》(中唐卷)，90、94、104頁。又，《全唐文》題曰《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故序文中曰“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疑有誤，序當(dāng)作于代宗廣德二年至永泰元年間。因此，《中集》所錄，大致為李華天寶十一載至永泰元年左右作品。大約永泰元年(765)至李華卒前，諸作品當(dāng)錄于《后集》。自《前集》至《后集》，李華詩文大體上以時間為序，分期纂集。如是者，又如，前引錄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后序》所謂“前三年，元微之為予編次文集而敘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栋拙右准ね饧肪硐峦礓洶拙右住?lt;白氏長慶集>后序》云：“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后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xù)后集》五卷，自為記。前后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卑拙右自娢募稍〖捌浔救俗霝椤栋资祥L慶集》、《后集》、《續(xù)后集》，亦是以時間為體例纂集的。

王勃《入蜀紀(jì)行詩》情況稍殊。該集以時間為序系年式編纂，這是唐人以時間為序編纂別集的另一類形式。據(jù)王勃《入蜀紀(jì)行詩序》曰：“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溪，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編為三十首，投諸好事焉。”王勃著，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226～22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jù)序文等，知其纂集以羈旅時間為序。類似者，又如，趙嘏《編年詩》二卷，《新唐書·藝文志》四別集類著錄，《唐才子傳》卷七曰：“趙嘏……今有《渭南集》及《編年詩》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跡，自始生至百歲，歲賦一首二首，總得一百一十章，今并行于世?！弊T優(yōu)學(xué)于《唐才子傳校箋》卷七校證曰：“至《編年詩》，晁、陳二氏已不見著錄，諒已佚。而辛氏所謂‘今并行于世’，殊屬可疑?！备佃骶帲骸短撇抛觽餍９{》，307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故《編年詩》至少在南宋就已經(jīng)亡佚，其具體面貌已難以確知。今觀集名及《唐才子傳》所載，《編年詩》或在趙嘏生前已經(jīng)編定。據(jù)“編年”二字推測，其當(dāng)以時間為序編排，體例上略同于《入蜀紀(jì)行詩》。

李紳《追昔游集》亦可視為以時間為序且具有編年特征的別集。其《追昔游集序》曰：“追昔游，蓋嘆逝感時，發(fā)于凄恨而作也……起梁溪，歸諫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風(fēng)物，遭讒邪，播歷荊楚，涉湘沅，逾嶺嶠荒陬，止高安，移九江，泛五湖，過鐘陵，溯荊江，守滁陽，轉(zhuǎn)壽春，改賓客，留洛陽，廉會稽，過梅里，遭讒者，再賓客，為分務(wù)歸東周，擢川守，鎮(zhèn)大梁，詞有所懷，興生于怨，故或隱顯不常其言，冀知者于異時而已。開成戊午歲秋八月。”李紳著，盧燕平校注：《李紳集校注》，275～276頁，北京，中華書局，2009。據(jù)序文“起梁溪”、“歸諫署”、“升翰苑”等知《追昔游集》紀(jì)詩人生平經(jīng)歷。對此，《郡齋讀書志》卷一八曰：“《追昔游》者，蓋賦詩紀(jì)其平生所游歷。謂起梁漢(‘漢’，《集》作‘溪’，引者注)，歸諫署，升翰苑，及播越荊楚，逾嶺嶠，止高安，移九江，過鐘陵，守滁陽，轉(zhuǎn)壽春，留洛陽，廉會稽，分務(wù)東周，守蜀，鎮(zhèn)梁也。開成戊午八月自為之序?！惫手罴澴搿蹲肺粲渭罚栽娙松浇?jīng)歷之先后為順序。同時也應(yīng)當(dāng)指出，諸如此類編年別集，在唐人編纂本朝別集中畢竟較少，和今人整理古籍所采用的學(xué)術(shù)編年是有區(qū)別的。

第三，以地域劃限。上文提到的《入蜀紀(jì)行詩》、《追昔游集》均具有以地域為纂集體例之特征。又如，顏真卿《廬陵集》、《臨川集》。顏真卿《顏魯公集》末附錄唐人殷亮《顏魯公行狀》(一本作《顏魯公集行狀》)曰：“永泰二年春，差公攝職謁太廟。公以祭器不修，言之于朝。載譖公以為訕謗時政，貶陜州別駕。代宗為罰過其罪，尋換吉州別駕。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為樂甚。有所著，編為《廬陵集》十卷。于大歷三年遷撫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約身減事為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曾暫廢焉。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賦，為《臨川集》十卷?！鳖佌媲洌骸额侓敼?，12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亦參《四部叢刊》本《顏魯公集》。下文引顏真卿文，同見此二書。文中注明卷次，不復(fù)注。同書附錄令狐峘《顏魯公神道碑銘》(一本作《顏魯公集神道碑》)云：“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wù)。君子極深而研幾，不出戶而制動，行諸已而馭化，其惟圣德乎？有唐名臣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公……又著《吳興集》十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并行于代?！鳖佌媲洹秴桥d集》十卷，下文有論。據(jù)《顏魯公行狀》等，知顏真卿纂《廬陵集》、《臨川集》除時間上有銜接關(guān)系，其主要是據(jù)地域范圍設(shè)限而編纂。

以地域劃限而纂集的唐人別集較多，此再略舉幾例。李德?！陡F愁志》三卷，《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曰：“初貶潮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shù)十篇，號曰《窮愁志》。”《郡齋讀書志》卷一八曰：“《窮愁志》乃在崖州時所撰?！薄吨饼S書錄解題》卷一六亦曰：“《窮愁志》，晚年遷謫后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論精深，其詞峻潔，可見其英偉之氣?！睋?jù)《舊唐書·李德裕傳》，大中二年(848)，李德裕自洛陽水路經(jīng)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故知《窮愁志》所錄，乃其貶潮州至崖州所為詩文。

鄭嵎《津陽門詩》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別集類著錄?！短撇抛觽鳌肪砥咴唬骸班崓罚仲e光，大中五年李郜榜進(jìn)士，有集一卷，名《津陽門詩》。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詢求父老，為詩百韻，皆紀(jì)明皇時事者也。”《郡齋讀書志》卷一八曰：“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嵎開成中過之，聞逆旅主人道承平故實，明日，馬上成長句一千四百言，自為之序云?！惫手督蜿栭T詩》乃鄭嵎紀(jì)其詠“津陽”故實之詩什。

某些典籍在著錄唐人別集時，因忽略唐人以地域為編纂別集體例這一特點而致誤錄者，如施肩吾《西山集》，五代王定?！短妻浴肪戆嗽唬骸笆┘缥?，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風(fēng)，高蹈于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于世?！薄犊S讀書志》卷一八著錄施肩吾《西山集》五卷，釋曰：“右唐施肩吾，吳興人。元和十五年進(jìn)士。以豫章之西山乃十二真仙羽化之所，心慕之，因卜隱焉。且以名其所著，自為之序?！薄短撇抛觽鳌肪戆艘嘣唬骸耙院橹菸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慕其真風(fēng)，高蹈于此。題詩曰：‘……若數(shù)西山得道者，兼余即是十三人。’早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頗述初心，大行于世?！惫省段魃郊纺耸┘缥嶙宰?，其以地域為體例，編其西山所為詩什。《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九著錄《西山集》一卷，注曰：“案：《唐書·藝文志》作十卷。”《西山集》，亦見《全唐詩》卷四九四施肩吾小傳?？肌缎绿茣に囄闹尽匪亩〔縿e集類著錄《施肩吾詩集》十卷，無《西山集》。陳振孫等誤將施肩吾《西山集》和《施肩吾詩集》混為一談，顯誤。

第四，以詩、文體裁劃限。前文第一章第一節(jié)在論述唐前詩文總集的編纂體例時曾論及，由于《文章流別集》等以文體分類的進(jìn)一步細(xì)密化，以及選編經(jīng)驗的積累，摯虞以后，總集編纂很快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編纂體例——以文體劃限。唐人編纂別集亦廣泛采用這一體例。其特點是以某一種文體或某幾種文體為范圍，將遴選對象編纂成某一種或某幾種文體的專輯?！缎绿茣に囄闹尽匪膭e集類著錄以體裁為編纂體例的詩文別集，雖然其大部分乃唐以后追錄補(bǔ)編，但唐人編纂者亦為數(shù)不少。除上文提及者，又如《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別集類著錄韋處厚纂陸贄文為《翰苑集》十卷、蔣偕集李絳《論事集》三卷、蘇弁編楊炎《制集》十卷、李紳編集《元稹制集》二卷、權(quán)德輿自纂《制集》五十卷等。亦有部分別集，《新唐書·藝文志》等典籍雖未曾著錄，然其亦為唐人編纂，且以文體為體例。如《權(quán)德輿詩文集》卷三三錄權(quán)德輿《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曰：

公之秉筆內(nèi)署也，榷古揚(yáng)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僄狡向風(fēng)，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余，論思獻(xiàn)納，軍國利害，巨細(xì)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募性?、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guān)于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后之君子，覽以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據(jù)此知陸贄別集有《制誥集》、《奏草》、《中書奏議》等，這些別集均以文體分體集纂。亦有一部分別集，如《新唐書·藝文志》四錄令狐楚《梁苑文類》三卷、《表奏集》十卷，后者注曰：“自稱《白云孺子表奏集》。”又，《通志·藝文略》八別集類著錄《梁苑文類》三卷，注曰：“令狐楚集。”此類別集，疑其為自纂或唐人編纂。很明顯，其以編選對象的體裁為纂集體例。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唐人所為詩文，在以文體劃限編成別集的同時或稍后，很可能被其子孫或他人收集整理，編成詩文別集合訂本。從文獻(xiàn)學(xué)角度講，詩文別集合訂本雖有可能將以某一文體為體例編纂而成的別集統(tǒng)收，但重編者應(yīng)視為另一種別集。如前引《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權(quán)文公集>提要》曰：“德輿字載之，天水人，初辟河南幕府，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跡具《唐書》本傳。德輿嘗自纂《制集》五十卷，楊憑序之。其孫憲又編其詩文為五十卷，楊嗣復(fù)序之。”這里，權(quán)氏自纂“《制集》五十卷”，儼然自成體系，為權(quán)德輿別集之一種。其孫編纂其詩文五十卷，很可能將權(quán)德輿自纂《制集》收錄。很明顯，這兩種別集是不能等同的?！缎绿茣に囄闹尽匪闹浱迫藙e集如是者較多，其中相當(dāng)一部分即以文體為編纂體例結(jié)集，此不復(fù)廣引。

唐人編纂詩文別集之體例中亦有不類不次者，如《文苑英華》卷七〇七著錄陸龜蒙《笠澤叢書序》曰：“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xì)碎也，細(xì)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內(nèi)壹郁則外揚(yáng)為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敘，往往雜發(fā)。不類不次，渾而載之，得稱為叢書。自當(dāng)諼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其中略無避焉。”這類別集以收錄詩文為主，其所云“不類不次”，雖非唐人纂集別集之廣泛運用體例，但其已見存于唐人別集中，暫敘于此。

四、唐人別集對總集編纂的影響

從編纂史上分析，別集繁榮會影響到總集的編纂。《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類附錄魏徵等史學(xué)家述論曰：

總集者，以建安之后，辭賦轉(zhuǎn)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后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

魏晉時期，別集的繁盛是詩文總集編纂的動因之一。傅剛《<昭明文選>研究》亦曰：“別集的大量涌現(xiàn)，促成了總集編撰的歷史要求?！备祫偅骸?lt;昭明文選>研究》，21頁。然而，回顧唐人編纂詩文總集的歷程，情況則略有不同。今可考知唐人較早纂集的詩文總集有三部：

《古今詔集》三十卷，溫彥博集撰?！杜f唐書·經(jīng)籍志》下丁部集錄、《新唐書·藝文志》二史部起居注類、《通志·藝文略》八制誥類、《玉?！肪砹摹短乒沤裨t集》條、宋章如愚《群書考索續(xù)集》卷一六均著錄，所載書名、卷數(shù)及編撰者皆同。溫彥博，《舊唐書》卷六一、《新唐書》卷九一《溫大雅傳》后附其事，字大臨，太原祁人，溫大雅之弟。唐高祖、太宗時歷官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御史大夫、中書令、尚書右仆射等，進(jìn)爵虞國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卒，故是集至晚當(dāng)在貞觀十一年前纂成。

《宴樂》五卷，疑楊恭仁妾趙方等纂集?！杜f唐書》卷三〇《音樂志》三、《群書考索》卷四九《樂門·樂名》類均載：“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宴樂》五調(diào)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wèi)，皆近代詞人雜詩……”《唐會要》卷三二《雅樂》上、《冊府元龜》卷五六九《掌禮部·作樂》五、《玉海》卷一〇六《音樂》之《唐開元樂章》條亦述及是集，均少“宮、商、角、徵、羽”五字，余與《舊唐書·音樂志》、《群書考索》相似。又，《玉?！纷⒃唬骸盎蛟曝懹^中楊恭仁與趙方等所集。”故是集五卷，疑楊恭仁、趙方等集唐建國以還詞人雜詩，以五音分類。楊恭仁，《舊唐書》卷六二、《新唐書》卷一〇〇有傳。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祿大夫，行揚(yáng)州大都督府長史。貞觀五年(631)，遷洛州都督，十三年卒，故是集約于貞觀十三年前后編成。

《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劉孝孫集撰，集名見于《舊唐書·經(jīng)籍志》下丁部集錄。《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后、《續(xù)通志》卷二一〇《褚亮傳》后所附劉孝孫事跡，皆記載該集為四十卷，諸典籍著錄集名同作《古今類序詩苑》?！缎绿茣に囄闹尽匪亩〔靠偧?、《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玉?！肪砦逅摹短破呤寮铱偧窏l總論、卷五九《梁古今詩苑英華》條等所載該集編撰者、卷數(shù)皆與《舊唐書·經(jīng)籍志》同，然集名為《古今類聚詩苑》。今以《舊唐書》定集名。劉孝孫，《舊唐書·褚亮傳》附傳云：“劉孝孫者……太宗召為秦府學(xué)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采歷代文集為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薄缎绿茣ゑ伊羵鳌犯絺髀酝试摷幱谪懹^十五年以前。傅璇琮《唐五代文學(xué)編年史》據(jù)《全唐文》卷二一五陳子昂《申州司馬王府君墓志》等，考劉孝孫《古今類序詩苑》纂于貞觀十年，可參考。參見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xué)編年史》(初盛唐卷)，51頁。

除上述三部總集，稍后，有慧凈《續(xù)詩苑英華》十卷、佚名《詩編》十卷。這兩部總集編成于貞觀十五年前后。參見傅璇琮、盧燕新：《<續(xù)詩苑英華>考論》，載《文學(xué)遺產(chǎn)》，2008(3)。這樣，僅貞觀十五年前后，唐人大約編有五部詩文總集。幾近同時或稍后，褚亮等編纂《古文章巧言語》一卷，郭瑜集撰《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許敬宗等集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麗正文苑》二十卷、《芳林要覽》三百卷、《文館詞林》一千卷，佚名纂集《翰林學(xué)士集》《翰林學(xué)士集》編纂時間，可參見拙文：《<翰林學(xué)士集>題名職官考辨》，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3)。，僧玄鑒集撰《續(xù)古今詩集》三卷，李義府集撰《古今詔集》一百卷，崔融集撰《珠英學(xué)士集》五卷，元兢集撰《古今詩人秀句》二卷，王方慶集撰《王氏神道銘》二十卷，孟利貞集撰《續(xù)文選》十三卷，劉允濟(jì)撰《金門待詔集》十卷，疑為許南容有《五子策林》十卷，楊師道等有《安德山池宴集》，另有佚名《韋氏兄弟集》二十卷、慧凈與諸公唱和集等，這些總集皆纂成于高宗朝前后，可見，唐建國初期，總集編纂出現(xiàn)了第一次高潮。

對比這一時期別集編纂狀況，據(jù)《舊唐書·經(jīng)籍志》、《崇文總目》別集類、《新唐書·藝文志》、《唐音癸簽》卷三〇等考錄，初唐別集十亡八九，幾于無存，故唐太宗貞觀年間，唐人編纂本朝人詩文別集的詳細(xì)狀況已難悉知。然，據(jù)上述典籍，今仍可以略知概貌：唐人別集較早者有《竇威集》、《薛收集》、《孔紹安集》、《庾抱集》、《蔡允恭集》、《賀德仁集》、《袁朗集》、《李玄道集》、《沈叔安集》、《陳子良集》、《陳叔達(dá)集》、《凌敬集》、《鄭世翼集》、《沈齊家集》、《虞世南集》、《劉孝孫集》、《溫彥博集》、《魏徵集》、《謝偃集》、《王績集》、《岑文本集》、《劉洎集》、《顏師古集》、《褚亮集》、《楊師道集》、《唐太宗集》、《劉子翼集》、《濮王泰集》、《趙弘智集》、《蕭德言集》、《杜正倫集》、《褚遂良集》、《王志梵詩集》、《來濟(jì)集》、《上官儀集》、《馬周集》、《蕭瑀集》、《孔穎達(dá)集》、《李百藥集》、《薛元超集》、《于志寧集》、《令狐德棻集》、《李義府集》、《入蜀紀(jì)行詩》、《崔行功集》、《王勃集》、《裴行儉集》、《宋令文集》、《唐高宗集》、《盧照鄰集》等。僅從數(shù)據(jù)上看，初唐別集亦可謂經(jīng)歷了一個較為繁榮的時期。然而，倘若據(jù)此認(rèn)為初唐別集繁榮刺激了總集的編纂，似乎未免有牽強(qiáng)之嫌。關(guān)于這一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具體分析：

首先，從時間上分析，貞觀十五年(641)前后，唐人大約已編纂五部詩文總集。雖然上文所述《竇威集》以下十余種別集之作者均在貞觀前期或中期辭世，然而，據(jù)現(xiàn)有資料，這些別集未必在其作者謝世以前編就傳世。又，據(jù)溫彥博《古今詔集》等分析，初唐詩文總集的出現(xiàn)與唐人編纂本朝別集產(chǎn)生的時間不會相差太遠(yuǎn)。最低而言，這一時期唐人別集還未大規(guī)模涌現(xiàn)。

其次，觀《古今詩類聚》、《古今類序詩苑》和《古今詔集》之集名，聯(lián)系本書第三章第二節(jié)論述唐帝國建立與文士心態(tài)等，知唐人早期編纂總集最重要的動力源于編纂人繼承唐前文化、謀求盡善盡美地發(fā)展唐代詩文文化的立功心態(tài)。故唐人編纂總集與唐前苦于集卷繁多、刪裁詩文而為閱讀者提供方便之主旨是有區(qū)別的。

最后，如兩《唐志》、《通志》等典籍所錄唐太宗、高宗朝謝世諸文士之別集，相當(dāng)部分乃后人補(bǔ)輯。對比而言，這一時期可考的詩文總集有二十余種，且這些總集多為通代總集。很顯然，初唐編纂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唐前編纂文化、尤其是唐前詩文總集的影響，如慧凈《續(xù)詩苑英華》、孟利貞《續(xù)文選》等，其旨在承續(xù)唐前之總集。故唐人詩文總集的繁盛，并不像唐前那樣與詩文別集的編纂具有明顯的因果關(guān)系。

雖然如此，綜觀唐代詩文總集編纂史，唐人編纂別集對其編纂詩文總集仍有一定的影響。具體地說，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別集的編纂質(zhì)量刺激了總集編纂家的責(zé)任感。由于詩文創(chuàng)作的繁榮，別集數(shù)量進(jìn)一步增多，諸多詩文別集收錄詩文的內(nèi)容及藝術(shù)成就良莠不齊，從客觀上刺激了唐人編纂總集的責(zé)任感。如殷璠《河岳英靈集·敘》謂其編選詩集之標(biāo)準(zhǔn)“豈得逢詩集纂”，此論并非完全針對選詩總集而發(fā)。唐人編纂別集，如《劉禹錫集箋證》卷一九《澈上人文集紀(jì)》曰：“上人沒后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峰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去三百篇，勒為十卷。’”《全唐文》卷七九四孫樵《自序》亦曰：“樵遂檢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志，得二百余篇，叢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可見，編纂別集亦可能經(jīng)由選編的過程。然而，在別集編纂過程中，由于多數(shù)編纂者以存錄詩文為己任，故“詮揀不精”就在情理之中。針對這種情況，總集編纂家很可能萌發(fā)去劣存優(yōu)、去蕪存精的愿望。據(jù)《河岳英靈集·敘》所謂“大同至于天寶，把筆者近千人”、“中間爍然可尚者，五分無二”、“為知音所痛”等等，知殷璠云“玉石相混”，詬病的矛頭應(yīng)當(dāng)是指向天寶以前編纂的總集和別集兩個部分。因此，“刪略群才”之欲便成為纂集的動因之一。

又如，姚合纂《極玄集》謂“人有其集”、“制作雖多”、“鮮克全美”，品味之，此乃《極玄集》選詩纂集動因之一。又如，韋莊《又玄集序》曰：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歧爰少。……管中窺豹，但取一斑……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zé)o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yīng)、劉，猶多累句……韋莊著，聶安福箋注：《韋莊集箋注》，456～45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韋莊所謂“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歧爰少”、“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zé)o瑕”、“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yīng)、劉，猶多累句”等，據(jù)此知韋莊對別集“玉石相混”的編撰效果亦有不滿之慨。

唐人因不滿別集的編選效果而編纂總集，亦可由《郡齋讀書志》卷一七集部總敘管窺：“故別而序之，命之為集?！计淞桦s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匯分之，曰《文章流別》，后世祖述之而為總集，蕭統(tǒng)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笨梢?，在晁公武看來，別集內(nèi)容“凌雜難觀”是總集編纂的動力之一。這一點唐人也不例外。因此，雖然初唐詩文總集編纂并非緣于別集，但縱觀唐代詩文總集編纂史，由于別集的繁盛及其編纂的質(zhì)量良莠不齊，其激發(fā)總集編纂家遴選詩文編集，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別集與總集在編纂方法上相互影響。唐人編纂本朝人詩文別集，部分編纂者并非將編纂對象統(tǒng)編統(tǒng)收，更多的是依據(jù)編纂者的倫理觀、處世觀、詩文審美觀等，對編纂對象進(jìn)行刪選。如上文引劉禹錫《澈上人文集序》所云“刪去三百篇，勒為十卷”者。不僅門生、親友等編纂別集時如此，唐人自纂別集也有類似情況?！度莆摹肪砥呔湃浝钊河瘛哆M(jìn)詩表》曰：

臣宗緒凋淪……以至年逾不惑，疴恙暴侵?！?jǐn)捧所業(yè)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謹(jǐn)詣光順門昧死上進(jìn)?！八耐ā?，即四卷。參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392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由此可見，李群玉上詩三百首，編為四卷，很明顯，所上詩什是經(jīng)過其編選而纂集的。又如，《桂苑筆耕集》(《四部叢刊》本)卷首錄崔致遠(yuǎn)《進(jìn)詩賦表狀等集狀》曰：

右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遂有賦五首、詩一百首、雜詩賦三十首，共成三篇?！剿鶠椋屑寰?。益勵為山之志，爰標(biāo)《覆簣》之名，地號中山，遂冠其首?！哪暧眯?，萬有余首。然淘之汰之，十無一二，敢比披沙見寶，粗勝毀瓦畫墁，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

文亦見《唐文拾遺》卷四三。崔致遠(yuǎn)為新羅人，入唐登第，對唐代文化頗有研究。據(jù)狀文可以看出，為了保證別集的質(zhì)量，編集者“淘之汰之”，旨在去蕪存優(yōu)。類似者，如元結(jié)纂《文編》、皮日休纂《文藪》等，亦可以為證。如是，則唐人編纂別集與總集，其選學(xué)觀、文學(xué)觀乃至編纂方法、纂集心態(tài)等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互相影響。這一點，據(jù)《全唐文》卷八二九錄韓偓《香奩集自序》可知：

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卻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態(tài)，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未嘗糠秕；金閨繡戶，始預(yù)風(fēng)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zé)其不經(jīng)，亦望以功掩過。

文亦見清鄭方坤《五代詩話》卷六等。《玉臺新詠》雖然不是唐人所纂，但由韓偓“誚《玉臺》”，知其纂《香奩集》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受到了總集編纂方法的影響。

唐人編纂別集與其編纂總集相互影響，亦可以據(jù)編纂者而得到證明。如前引殷亮《顏魯公行狀》曰：“永泰二年春……尋換吉州別駕。公與往來詞客，詩酒講論，為樂甚。有所著，編為《廬陵集》十卷。于大歷三年遷撫州刺史。在州四年，以約身減事為政。……因命在州秀才左輔元編次所賦，為《臨川集》十卷?！送怵T別之文，及詞客唱和之作，又為《吳興集》十卷?！庇?，據(jù)令狐峘《光祿大夫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志銘》，知顏真卿有《吳興集》十卷、《廬陵集》十卷、《臨川集》十卷并行于世。顏真卿《吳興集》十卷，據(jù)陳尚君《唐人編選詩歌總集敘錄》、賈晉華《大歷年浙西聯(lián)唱：<吳興集>考論》，知是集為顏真卿編纂唱和詩總集。參見陳尚君：《唐代文學(xué)叢考》，204頁；賈晉華：《大歷年浙西聯(lián)唱：<吳興集>考論》，載《寧波大學(xué)學(xué)報》，1991(1)。故顏真卿既纂有《廬陵集》、《臨川集》等別集，又纂有唱和詩總集《吳興集》，其纂集方法相互影響，就成為必然之事。

諸如此類，有唐一代，既編總集又纂別集的編纂者甚多。如元結(jié)自編別集《文編》，又纂總集《篋中集》；權(quán)德輿自纂《制集》五十卷，又纂有送別集《送許協(xié)律判官赴西川》；劉禹錫為柳宗元編集，又編《彭陽唱和集》三卷、《吳蜀集》一卷；元稹編《白氏長慶集》五十卷，又纂《因繼集》三卷；白居易自編別集，又編纂《劉白唱和集》二卷、《劉白唱和集》五卷、《劉白吳洛寄和卷》三卷；陸龜蒙自纂別集《笠澤叢書》，又編纂唱和詩總集《松陵集》十卷。這類編纂家，在編纂別集與總集的過程中，其編纂方法必然相互借鑒、相互影響。《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皮子文藪》下考釋曰：“詩僅一卷。蓋已見《松陵唱和集》者，不復(fù)重編，亦如《笠澤叢書》之例耳。”由此可見，不僅陸龜蒙編《松陵集》與《笠澤叢書》如此，其他編纂家編纂總集與別集時，其對編選對象的審美判斷、編纂方法等相互作用亦當(dāng)如是。

第三，唐人編纂詩文別集，影響到詩文總集選編對象的遴選剔別。詩文總集內(nèi)容多來源于別集，如前文引《郡齋讀書志》卷一七謂總集的基本功能謂“自時厥后，綴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軌轍不同，機(jī)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计淞桦s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匯分之……后世祖述之而為總集”，故知詩文別集影響總集選編內(nèi)容。如《白居易集》卷六九《因繼集重序》曰：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一。今年，予復(fù)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薄?/p>

《因繼集》編于大和二年(828)，據(jù)序文知是集卷一乃元稹取《長慶集》詩五十七首追和而成。同書《外集》卷下《白氏長慶集后序》亦曰：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今又《續(xù)后集》五卷……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nèi)錄出，別行于時。若集內(nèi)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為耳。

這里說得明白，“《元白唱和因繼集》”(疑為《元白唱和》、《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游賞宴集》”等，其遴選對象“盡在大集內(nèi)錄出”。唐人編纂總集，諸如此類者較多，又如姚合《極玄集序》謂其“于眾集中更選其極玄者”，韋莊《又玄集序》亦曰：“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nèi)，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征數(shù)首?！薄稑O玄集序》與《又玄集序》，參見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532、579頁。此之“眾集”、“全集”應(yīng)當(dāng)包括唐人編纂之別集。因此，唐人在編選詩文總集時，已纂成傳世的唐人別集很可能成為其參閱的第一手材料。

同時，唐人編選詩文總集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即由于唐人別集規(guī)模浩大，因而會限制或者影響總集編選內(nèi)容。如《文苑英華》卷七一四錄顧陶《唐詩類選后序》云：

余為《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fù)平昔。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xué)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

據(jù)序文觀之，元、白別集影響到《唐詩類選》編選的內(nèi)容。換言之，“家集浩大”是“共無所取”原因之一。這一點，也可以視為唐人別集影響唐人編纂總集的另一側(cè)面。

第二節(jié)　唐代文士的職官變遷、幕府與宦游

文士職官變遷、幕府與宦游導(dǎo)致文士的遷徙、流動，是影響唐人編纂詩文總集的又一重要因素。對于文士職官變遷、幕府、宦游與文學(xué)關(guān)系的研究，學(xué)術(shù)界成果甚碩。如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學(xué)士族研究》、尚永亮先生《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xué)》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學(xué)士族研究》(增訂本)第五章，北京，中華書局，2008；尚永亮：《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xué)》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四節(jié)，蘭州，蘭州大學(xué)出版社，2004。等。然而，關(guān)于文士職官變遷、幕府、宦游與唐人編纂詩文總集關(guān)系的探索，迄今，還尚待深入。本書擬在前輩學(xué)者研究的基礎(chǔ)上，予以探考。

一、唐代文士職官變遷與詩文總集的編纂

關(guān)于職官變遷導(dǎo)致文士的遷徙與流動，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學(xué)士族研究》認(rèn)為：“遷徙是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原注)的一個側(cè)面。根據(jù)筆者的理解，社會流動既有橫向的，也有縱向的。橫向流動即地域的遷徙，縱向流動即階層與等級的上下移動?！崩詈疲骸短拼蟮赜蛭膶W(xué)士族研究》(增訂本)，115頁。這說明文士遷徙流動具有多向性。就某一文士而言，其職官與地域變遷流動存在著六個方面的可能：第一，職位縱向提升而橫向地域未發(fā)生變化；第二，職位縱向提升同時導(dǎo)致橫向地域遷徙流動；第三，職位縱向未有升降而橫向地域空間上發(fā)生遷徙流動；第四，縱向職位與橫向地域均未發(fā)生遷徙流動；第五，職官縱向降低而橫向地域未發(fā)生變化；第六，職位縱向降低同時導(dǎo)致橫向地域遷徙流動。除此以外，因職官變遷而引起的遷徙與流動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即因某種工作需要，臨時委某人職官而導(dǎo)致橫向或縱向的變動。

上述所列文士橫向地域與縱向職官可能產(chǎn)生的諸種變化，其中第四種，相對于某一文士，僅僅理論上存在某種可能性而已?，F(xiàn)實中，大規(guī)模出現(xiàn)此類“遷徙”的概率較小，且其對唐人編纂詩文總集沒有實質(zhì)性的影響。另，職官變遷對唐人編纂詩文總集心態(tài)的影響，本書擬于第三章研究。本節(jié)重點在探討其余五種變化與唐人編纂詩文總集之關(guān)系。此外，因某種工作需要而造成文士臨時的遷徙流動，雖屬特殊情況，但其影響卻不容忽視，本節(jié)擬附論兼及之。

從唐代詩文總集編纂狀況之總體看，無論縱向職官與橫向地域出現(xiàn)何種形式的變化，均會對文士的編撰環(huán)境、心理及編撰效果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相比之下，第一種和第二種遷徙流動，使文士對未來，尤其是對仕途充滿憧憬，其樂觀情緒遠(yuǎn)遠(yuǎn)超過悲觀情懷?？v觀唐人詩文總集編纂史，這兩類遷徙流動，其影響首先在于送別集的編纂。如《賜刺史詩》，集名見于《玉?！??！队窈！肪矶拧短崎_元賜刺史詩》條、卷五九《藝文》之《唐賜刺史詩》條均述及?！短崎_元賜刺史詩》條下注曰：“見張說集云‘賜刺史以題坐右’，說有應(yīng)制詩?！薄短瀑n刺史詩》條云，該事跡見于《許景先傳》。查《舊唐書》卷一九〇中《許景先傳》載：“(開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為虢州刺史?！庇?，《新唐書》卷一二八《許景先傳》載：“(開元)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wèi)尉少卿李升期邢州，太仆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yè)蔣挺湖州，左衛(wèi)將軍裴觀滄州，衛(wèi)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全唐詩》卷三收有唐玄宗《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注曰：“開元十六年(當(dāng)‘開元十三年’之誤，引者注)，帝自擇廷臣為諸州刺史，許景先虢州……”又，《全唐詩》卷四七收張九齡《奉和圣制賜諸州刺史以題坐(當(dāng)為“座”字，引者注)右》詩，卷八六收張說《奉和圣制賜諸州刺史應(yīng)制以題座右》詩。據(jù)此推測，此次唱和的規(guī)模比較大，參與人數(shù)也較多。

又如，蕭昕編《送邢桂州詩》一卷，《宋史·藝文志》八總集類、《唐音癸簽》卷三〇皆著錄是集。宋姚鉉《唐文粹》卷九八著錄蕭昕《送桂州邢中丞序》曰：“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fēng)濤之壯，眾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無酒酤我，緩仳離之憂；征文寵別，慰行邁之思。仆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蔽囊嘁姟度莆摹肪砣逦濉Ｐ瞎鹬?，《新唐書·肅宗紀(jì)》載：“上元元年……是歲，吐蕃陷廓州。西原蠻寇邊，桂州經(jīng)略使邢濟(jì)敗之?！庇?，《舊唐書》卷九五《恵文太子李范傳》附傳載：“上元二年，珍與朱融善?！瓭?jì)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脫？’……駙馬都尉薛履謙預(yù)逆謀，宜賜自盡。乃以濟(jì)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御都使?！薄缎绿茣肪戆艘弧痘菸奶永罘秱鳌犯絺魉d略同。故知邢桂州即邢濟(jì)，上元元年(760)在桂州刺史任，二年兼桂州都督等，疑此次送別當(dāng)在上元元年。蕭昕，《舊唐書》卷一四六、《新唐書》卷一五九有傳。清趙殿成撰《王右丞集箋注》卷八、《唐詩品匯》卷六一高棅編選：《唐詩品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全唐詩》卷一二六皆著錄王維《送邢桂州》詩，疑即此集中詩。

受這兩類變遷之影響，文士所編唱和集，又如《華陽屬和集》，《文苑英華》卷七一二著錄于邵《華陽屬和集序》曰：“洎大歷初，尚書左仆射冀國崔公，登壇受命，邊鄙不聳，既國用偃武，而家將訓(xùn)文?！钪惺逃窚铌栢嵐?，道同斯應(yīng)，參乎理戎，以玉帳之暇，而清詞閑作。盈我懷袖，式歌且謠，以為離群索居，誰與晤語？故自相府及冀公達(dá)于儲公，凡所獻(xiàn)酬，纘為三卷，仍以屬和為集之目?！晌乙孕蛞??！蔽囊嘁姟度莆摹肪硭亩摺Ｊ羌斂家姳緯谒恼碌诙?jié)。又如《斷金集》，《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云：“令狐楚、李逢吉自為進(jìn)士以至宦達(dá)所與唱酬之詩。開成初，裴夷直為之序?！睋?jù)于邵序文“國用偃武，而家將訓(xùn)文”、“道同斯應(yīng)，參乎理戎”、“離群索居，誰與晤語”以及《直齋書錄解題》所云“宦達(dá)”、“唱酬”等，知這兩類職官與地域變遷對總集編纂的影響。

與職官提升而催生文士編纂送別集與唱和集相比，第三、第五、第六種職官變動與地域遷徙對唐人詩文總集的影響則要復(fù)雜得多。如張說編《岳陽集》，五代王定?！短妻浴肪砹浲蹉鋈弧墩撍]書》曰：“相公昔在南中，自為《岳陽集》……”王泠然，《唐摭言》謂其官“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又，《全唐文》卷二九四小傳曰：“泠然，開元五年進(jìn)士，官校書郎?！惫适羌?dāng)于開元五年(717)前后編成?！短藉居钣洝肪硪灰蝗霸乐莅土昕h”云：“岳陽樓，唐開元四年，張說自中書令為岳州刺史，常與才士登此樓，有詩百余篇，列于樓壁?！庇纱酥獜堈f遷岳陽而編此集。《唐音癸簽》卷三〇、《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著錄《岳陽樓詩》一卷，疑即是集。又，《張燕公集》卷五錄張說《岳州宴姚紹之》、卷六錄《岳州宴別潭州王熊》及王熊《奉答張岳州》、《廣州蕭都督入朝適岳州宴餞》及同卷錄韋嗣立和詩等，疑為此集中詩。其唱和者有王琚、梁知微、趙冬曦、崔泰之、崔日知、魏奉古等。據(jù)《太平寰宇記》、《張燕公集》等，知《岳陽集》既收唱和詩，亦收送別詩，也收登臨抒懷詩。該集是否屬唱和集，實難歸類。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文士貶謫對詩文總集編纂具有多重影響，從而使此際總集編纂呈現(xiàn)出復(fù)雜的面貌特征。

文士職位縱向未有大幅度的升降而橫向地域空間上發(fā)生遷徙流動、職位縱向降低而橫向地域未發(fā)生變化、職位縱向降低同時導(dǎo)致橫向地域發(fā)生遷徙流動，這三類情況對唐總集的影響亦較為復(fù)雜。如，疑為韋處厚編《盛山十二詩》，韓愈《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才，韋侯將怨且不釋矣……于時應(yīng)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jīng)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yán)中丞為秘書監(jiān)，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于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于時，聯(lián)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遍愮Ｗⅲ骸俄n昌黎文集注釋》，440～441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本書引韓愈文，除注明者，均引自該書。是集《唐詩紀(jì)事》卷三一、宋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jì)聞》卷一八、《唐音癸簽》卷三三皆載錄，與韓序略同。開州，據(jù)《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縣。義寧二年，分置萬州，仍割巴東郡之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三縣來屬。武德元年，改為開州，領(lǐng)四縣。貞觀初，省西流入盛山。天寶元年，改為盛山郡。乾元元年，復(fù)為開州?！惫书_州有盛山，天寶元年(742)后，州名盛山郡。又，韋處厚元和十一年(816)九月自考功郎中貶開州刺史，事見《舊唐書》卷一五九、《新唐書》卷一四二《韋處厚傳》。韋處厚詩今存，見《唐詩紀(jì)事》卷三一、《全唐詩》卷四七九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全唐詩》卷三八六錄張籍《和韋開州盛山十二首》即是集中詩。然張籍未官巴東，當(dāng)屬于韋處厚回京繼和者，即序所謂“聯(lián)為大卷”是也。據(jù)此可見，職官變遷以及地域變動而形成遷徙對唱和集編纂的影響。

這三類情況對唐人編纂總集之影響，例子較多。又如，殷璠“爰因退跡”而纂《河岳英靈集》、顧陶“一官已棄”后纂《唐詩類選》、王維居輞川編《輞川集》、裴均編《荊夔唱和集》和《峴山唱詠集》、白居易編《劉白唱和集》和《洛下游賞宴集》、佚名編《送白監(jiān)歸東都集》等等，僅以如是所列詩總集觀之，在這幾類職官變動與地域遷徙的影響下，文士編纂總集不僅數(shù)目多，而且種類多樣；既有“選”，又有“編”；既有唱和、送別詩總集，又有斷代詩總集。

值得注意的是，受職官變遷的影響，唐人文總集的編纂亦甚有成就。如馬總集撰《奏議集》二十卷，《唐會要》卷三六載：“(元和十二年)處州刺史馬總進(jìn)武德至貞元年《奏議》二十卷……”《玉?！肪砹弧短泼甲嘧h》條謂：“《中興書目》：《名臣奏議集》二十卷(下注曰：《崇文總目》同)。唐州刺史馬總集唐群臣奏疏議論，分二十六門，各載其爵里及論事之意本末于篇首?！瘪R總，《舊唐書》卷一五七、《新唐書》卷一六三有傳。《舊唐書》本傳載：“八年，轉(zhuǎn)桂州刺史……裴度宣慰淮西，奏為制置副使。吳元濟(jì)誅，度留總蔡州，知彰義軍留后。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jié)度使?！辏D(zhuǎn)許州刺史、忠武軍節(jié)度……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guān)防御、鎮(zhèn)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jié)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仆射?！薄缎绿茣繁緜饕嘣唬骸霸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hù)……徙桂管經(jīng)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jì)禽，為彰義節(jié)度留后?！薄短茣分^《奏議集》編于馬總徙職處州，雖然兩《唐書》馬總本傳未載其供職處州諸事，但據(jù)兩《唐書》本傳，知編纂《奏議集》時，馬總職官處于頻繁變遷之中。

又如，五代李慎儀集撰《集制》二十卷，《崇文總目》卷一一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制誥類、《宋史·藝文志》八總集類皆著錄，卷數(shù)相同，《宋史·藝文志》錄作李慎儀《集制》，《通志》、《崇文總目》皆錄作《李慎儀集》。又，《通志》注曰：“后唐至周制詞表狀。”故該集從《宋史·藝文志》，名為李慎儀《集制》。又，《宋史·藝文志》七別集類著錄《李慎儀集》，為十二卷，故疑《集制》為李慎儀編纂的文總集。李慎儀，《舊五代史》卷三九、卷六七、卷七九雜載其生平事跡，后唐曾官階州司戶等，五代晉時曾官中書舍人、太常卿等。據(jù)是集內(nèi)容特點，疑是集纂于李慎儀中書舍人任上。

類似的例子，又如，王方慶集撰《王氏神道銘》、五代前蜀劉贊集撰《蜀國碑文集》等，由于職官變遷等原因，文士心態(tài)發(fā)生變化，部分文士唱和、送別詩什得到及時編纂結(jié)集。更重要的是，部分文士能夠獲得較為寬容的時間整理唱和、送別集，抑或是某一領(lǐng)域之詩文作品，然后經(jīng)過精心編纂，這類詩文總集往往特點比較明顯，因而，具有較高的選學(xué)價值和文獻(xiàn)意義。

臨時委派文士兼任某些工作而導(dǎo)致的遷徙流動，也對詩文總集的編撰有一定的影響。如佚名《存撫集》十卷，據(jù)《唐會要》卷七七載：“天授二年，發(fā)十道存撫使，以右肅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為之。合朝有詩送之，名曰《存撫集》，十卷，行于世。杜審言、崔融、蘇味道等詩尤著焉。”《南部新書》卷三所載略同?！段脑酚⑷A》卷二九六、《全唐詩》卷六二、《唐詩紀(jì)事》卷六皆著錄杜審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xùn)|》，明高棅《唐詩品匯》卷八一錄作《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xùn)|四十韻》，此即《存撫集》之詩。存撫使，據(jù)《新唐書》卷四九下《百官志》觀察處置使條注：

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云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置司舉從事二人，秩比侍御史。揚(yáng)、益、并、荊四州為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從三品。當(dāng)時以為權(quán)重難制，罷之，唯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fù)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十年又罷。十七年復(fù)置十道、京都、兩畿按察使，二十年曰采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又，據(jù)《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御史中丞條注曰：“《武德令》，從五品上?！敦懹^令》，加入正五品上，五年又加入四品。如意元年復(fù)舊也?！庇纱丝梢?，李嗣真由“右肅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為“存撫使”，從實際職官品級看，其變化并不十分顯著，但“存撫使”職事卻十分顯耀，故而“舉朝有詩送之”，送別場面宏大，送別集收詩甚多。

又如，《餞張尚書赴朔方》，見賈曾《餞張尚書赴朔方奉敕撰序》。唐張說《張燕公集》卷四著錄是序曰：“是日也……詩可以出宿餞行……天章賦別，御札題箋……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xùn)|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謨景暇……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zhuǎn)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fā)言同唱。天子有念，式敘清風(fēng)。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痹撔蛞嘁娪谒我︺C《唐文粹》卷九八、《全唐文》卷二七七。又，《文苑英華》卷一七七，《張燕公集》卷四，《全唐詩》卷三、卷四六、卷六四、卷一〇七、卷一〇八、卷一一一、卷一一二、卷一五六等著錄唐玄宗以下《送張說巡邊》詩二十二首，其參與送別詩人除唐玄宗外，另有源乾曜、張嘉貞、宋璟、盧從愿、許景先、韓休、徐知仁、崔禹錫、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蘇晉、王光庭、袁暉、席豫、張九齡、徐堅、崔日用、賀知章。張尚書即張說，《舊唐書》卷九七、《新唐書》卷一二五有傳。故《餞張尚書赴朔方》乃張說被臨時委以職任，唐玄宗及諸朝臣送別詩什而結(jié)集者。

上文簡要論述了職官變遷如何影響唐人編纂詩文總集。具體分析，這種影響使唐人編纂總集特點有哪些變化？概括起來，文士職官變遷影響詩文總集編纂，主要有兩點變化：

首先是編選內(nèi)容的變化。如權(quán)德輿編《盛山唱和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四丁部總集類、《通志·藝文略》八詩總集類著錄，題裴均集撰。考《權(quán)德輿詩文集》輯遺部分錄權(quán)德輿《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古者采詩成聲，以觀風(fēng)俗。士君子以文會友，緣情放言?！渎暁?，則有唱和，樂在名教，而相博約。此北海唐君文編《盛山集》之所由作也。初文編以英華籍甚，輝動朝右，書法草奏，為明庭羽儀?！四晗模迨⑸接【R，朱雨而西，天子雅知其文采，慰勉甚厚?！拍甓仁艽?，轉(zhuǎn)遷于夔。上方以愷悌紓息之為大，人文華國之為細(xì)?！硎⑸绞?，其屬詩多矣，非交修繼和，不在此編?！裼[盛山之作，有似之。凡漢庭公卿、左右曹、方國、二千石、軍司馬、部從事，暨巖棲處士，令弟才子，稽合屬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盍簪則七子偕賦，發(fā)函亦千里善應(yīng)。尊賢下士，備見于斯。葳蕤照燭，雖南金青玉之不若也。噫！文編所友善者，仆多善之，周星之間，物故殆半。梁寬中、楊懋功，尤為莫逆。交友零落，如何可言！……是集也，編于德輿，嘗有木桃瓊瑤之往復(fù)，辱求序引，所不敢讓者?！痹撔蛞嘁姟度莆摹肪硭木农?。貞元十九年(803)到永貞元年(805)，唐次為夔州刺史，據(jù)權(quán)序“十九年冬，既受代，轉(zhuǎn)遷于夔”，知序中“唐使君”為唐次。據(jù)序“是集也，編于德輿”，知是集編撰人。陳尚君有考，可參。參見陳尚君：《唐代文學(xué)叢考》，205頁。又，《唐音癸簽》卷三〇錄《盛山唱和集》一卷，注曰：“韋處厚與元稹等十人詩十二題?！币捎姓`。如是者，又如《岳陽集》、《吳興集》、《大歷年浙東聯(lián)唱集》、《盛山十二詩》等，據(jù)諸集，知文士職官變遷以后，除過往官吏、文士，另有幕僚、僧侶等，選編對象以唱和、送別詩為主，兼收宴飲、登臨抒懷詩。這些詩，從不同側(cè)面反映了文士職官變遷后的文化活動，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與及時性。這一特點，與唐人編纂的斷代、通代詩文總集是有區(qū)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