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馬光的詩學思想

詩話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特有的形式之一。這種形式創(chuàng)始并流行于宋代，其后又由詩而擴展到其他文類。清代何文煥在《歷代詩話序》中說：“詩話于何時昉？賡歌紀于虞書，六藝詳于古序，孔孟論言，別申遠旨，春秋賦答，都屬斷章。三代尚已。漢魏而降，作者漸多，遂成一家言，洵是騷人之利器，藝苑之輪扁也?！?sup>按照這一說法，詩話的出現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更為久遠的年代，大凡“六經”、諸子中有關詩的言論。如《論語》中有許多孔子關于詩歌思想的記載，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等。《尚書·堯典》中也記述了舜的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边@些應該是最早的有關詩歌的理論。后世人們也非常注重對詩歌理論的研究和記述。如南北朝鐘嶸的《詩品》、唐代皎然的《詩式》、司空圖的《二十四品》等。到北宋時期，“詩話”一名正式出現。

詩話大盛于兩宋，是一種談詩論詩的雜著，內容大多以記錄軼事、品評得失、考證用典出處、摘錄佳句、闡發(fā)詩歌理論為主。歐陽修最早用詩話命名其書，寫下了《六一詩話》。歐氏在卷首自題一行小字“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笑談也”，表明其寫作態(tài)度比較隨便。司馬光的《溫公續(xù)詩話》是繼歐陽修之后的第二部以“詩話”命名的作品，這也是司馬光在詩歌評論方面的重要著述。當前來看，司馬光《續(xù)詩話》相對于歐陽修的《詩話》，在內容、理論、體制等方面既有繼承又有所發(fā)展，其詩話中雖未形成完整的詩歌理論體系，但結合其詩文創(chuàng)作，我們可以相對完整地復原出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學者于一身的北宋名臣的詩歌理論。

第一節(jié) 司馬光詩學思想的淵源

司馬光生活的早期，歐陽修與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同為古文歌詩”，發(fā)起了詩歌復古運動，經過不斷努力，結束了西昆體詩文風靡文壇的局面。他們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真正建立了宋詩的新風格，形成了宋詩的創(chuàng)作理論，“他們?yōu)楦镄滤纬踉婏L作出了很大貢獻，為宋詩的繼續(xù)發(fā)展開辟了道路”。稍后的司馬光正是沿著他們的道路繼續(xù)前進的。

一、欽慕梅堯臣

梅堯臣（1002—1060），字圣俞，世稱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縣雙溪人，以詩聞名于世，存詩兩千八百多首?！端问贰っ穲虺紓鳌吩疲骸八闻d，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泵穲虺嫉脑姼枥碚撝饕⒁娫谄湓娂校麑W習杜甫《論詩六絕句》的做法，寫了十余首論詩詩；另外，大量保留在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之中，還有一部分出現在以往不見諸家著錄的《梅氏詩評》一卷和《續(xù)金針詩格》一卷中。從這些論述看，梅堯臣關于詩歌的創(chuàng)作提出了寫實與興寄的主張；他還注重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和重大的政治斗爭，主張學習《詩》、《騷》的優(yōu)良傳統，反對借詩歌“嘲風月”、“弄花草”，倡導“平淡”的詩歌境界。由于他在藝術上追求“意新語工”，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因此，他的詩歌達到了一種極高的藝術境界，成為宋詩的“開山祖師”。

對梅圣俞，司馬光是欽慕的；對梅圣俞的詩歌，司馬光是喜愛有加的。司馬光有九首詩表達了這種感情。

當司馬光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士子時，梅圣俞已經在文壇上形成了“以錢數千求梅詩一篇”的影響。對這樣的文壇高才，司馬光伺機拜見，但自覺才短，苦無機會。直到寶元元年（1038年），二十歲的司馬光高中進士甲科，授華州判官，得以入秦。梅堯臣時知襄城縣，司馬光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求教的好機會，他長途跋涉，歷盡艱難來到梅圣俞處，登門愿交。《投圣俞》一詩就表達了司馬光當時求教的心情。

圣俞精為詩，堅重比白玉。至寶識之希，未必諧眾目。應辰仰高風，跂從自西蜀。平生未相識，歉歉不自足。薄游困京師，旅食止脫粟。得官當入秦，行李未結束。先求圣俞門，執(zhí)贄請所欲。九衢季冬月，風沙正慘黷。羸馬憚遠行，毛鬣寒瑟縮。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饑童袖擁口，手足盡皸瘃。論詩久未出，竊罵怨?jié)M腹。歸來面揚揚，氣若飫粱肉。累累數十字，疏淡不滿幅。自謂獲至珍，呼兒謹藏蓄。長安十五驛，重復間川陸。置詩懷袖間，倦懣輒披讀。高吟桑野闊，目瞑即投宿。自可忘羈愁，行瞻灞陵曲。

司馬光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情，去拜訪梅圣俞。寒冬臘月，天氣十分寒冷，在室外等待的書童饑餓難忍，手足凍得都皸瘃了，而與之相比，室內詩人與圣俞論詩熱火朝天，久久“未出”。在受到圣俞指點后，詩人“面揚揚，氣若飫粱肉”，如獲至珍，如同求得心靈寧靜的良藥般，解除了精神上的疲勞。于是兩人的來往即由此次拜訪求詩而展開。

此時，司馬光父親司馬池任同州知州，梅堯臣的同年石揚休，字昌言，正在同州任判官，二人雖然相差二十余歲，但志趣相投，暢談甚歡。司馬光邀梅堯臣往同州游玩，順訪石揚休。梅堯臣寫下了《賦石昌言家五題》吟詠石揚休收藏的括蒼石屏、白石寒樹屏、白鵲屏、懷素草書和蜀虎圖。同時司馬光作《和圣俞詠昌言五物》酬之，二人詩歌均體現語質樸簡潔，狀物細致、描摹至精的特點。司馬光還經常邀請朋友一起拜訪梅堯臣。錢公輔（1021—1072），字君倚，同司馬光是好朋友，兩人經常相邀去拜訪梅堯臣，司馬光詩集中有一篇《同錢君倚過梅圣俞》即為拜梅的記錄，“王畿天下樞，薄領日填積。自非奉朝請，九衢未嘗識。今茲到東城，胥靡暫逃役。近指圣俞居，安能不往覿？”年輕的司馬光拜訪梅堯臣，心情極其崇敬與好奇，連梅堯臣的居室擺設也頗為關注：“一室靜蕭然，昏碑帖古壁?！泵穲虺紝ι线M好學的司馬光也很熱情，寫新詩贈予他，并給予人生以及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指點：“叩階讀新詩，迷暗得指擿。”司馬光讀詩受教，流連忘返，幾乎忘記了時間：“笑言殊未足，黯然日將夕。呼馬涉歸途，燈火已歷歷。又知幾何時，更有重來跡？”熱切盼望著還有這樣受教的好機會。

梅堯臣對二人的來訪也有所記錄，其《次韻和司馬君實同錢君倚二學士見過》詩中說：“天京二賢佐，向晚忽來覿?！崎浇荛?，談詩俄至夕。”對年輕的朋友來家里共同探討詩歌創(chuàng)作的問題十分歡迎，家中光線不明則移榻靠近窗戶繼續(xù)品讀詩書，直至夕陽西下方罷。又《次韻和錢君倚同司馬君實二學士見過》道：“何以延君子？唯有滿床書。何以解君頤？淡句無足娛。何以留君久？燈燭已照途。……我老焉所羨，送子立躊躇?！?sup>室中雖無更多觀賞之物，但滿床詩書已足以與熱愛詩文的君子共賞。到了燈燭俱明的時候，才依依不舍地送別友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從年齡上看，梅圣俞年長司馬光十八歲，是長輩，是師友；從交往內容來看，二人談詩論詩，又是詩友?？疾槎私煌@一段時期，正是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高峰時期，這其中恐怕與梅堯臣不無關聯，前輩的勉勵、切磋與指導，對司馬光有一個巨大的促進作用。所以說梅堯臣對司馬光在詩歌思想上的影響，不可小覷。

梅圣俞病逝，司馬光長歌當哭，作了《梅都官挽詞二首》：

兵形窮勝負，史法貫興衰。落落雖殊眾，恂恂不忤時。位卑名自重，才大命須奇。世俗那能識，傷嗟止為詩。

漆燈無復曙，柏徑不知春。南紀光華減，中朝俊秀貧。凄清千古韻，寂寞一邱塵。異日昭亭下，方多瀝酒人。

詩人在無盡哀痛的心情下，對梅圣俞的人格魅力給予了高度評價。司馬光又在《和吳沖卿三哀詩》和《和不疑送虜使還道中聞鄰幾圣俞長逝作詩哭之》中對梅堯臣等人的離去再次表示沉痛哀悼。

天生千萬人，中有一俊杰。奈何喪三賢，前后纏期月。鄰幾任天資，浮飾恥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無涇渭分，內有淄澠別。逢時敢危言，慷慨誰能奪。圣俞詩七千，歷歷盡精絕。初無追琢勤，氣質稟清潔。負茲驚世才，未嘗自標揭。鞠躬隨眾后，側足畏蹉跌。欽圣渥洼駒，初生已汗備。雖有絕塵蹤，不失和鸞節(jié)。宜為清廟器，儼雅應鐘律。眾論仍共然，非從友朋出。群材方大來，軮軋扶帝室。誰云指顧間，聊翩化異物。吊缞哭未已，病枕氣已竭。同為地下游，攜手不相失。紳紱頓蕭條，相逢但嗟咄。誦君三哀詩，終篇涕如雪。眉目尚昭晰，笑言猶仿佛。肅然來悲風，四望氣蕭瑟。（《和吳沖卿三哀詩》）

昨夕郵吏來，叩門致書函。呼奴取以入，就火開其緘。不疑賦長篇，發(fā)自燕這南。痛傷江與梅，繼踵良人殲。噫嗟知其二，尚未知其三。請從北轅后，覼縷為君談。鄰幾雖久病，始不妨朝參。飲歠浸衰少，厥逆生虛痰。逮於易簀辰，皮骨余崆嵌。遺書屬清儉，終始真無慚。圣俞食寒冰，外以風邪兼。愚醫(yī)暴下之，結候愈添。惙惙氣上走，不復容砭。自言從良友，地下心亦甘。欽圣體素強，藥石性所諳。平居察舉措，敢以不壽占。一朝暫歸臥，簿領不廢簽。訃來眾皆愕，未信猶規(guī)覘。興言念三子，舉袂涕已沾。英賢能幾何，逝者跡相銜。君疑天上才，人得帝人貪。我疑人間美，多取神所嫌。茫茫幽明際，蓍蔡難窮探。憂來不可忘，終日心厭厭。（《和不疑送虜使還道中聞鄰幾圣俞長逝作詩哭之》）

詩人進一步表達了對梅堯臣等三人難以割舍的心情。為同一人寫四首悼亡詩在司馬光的詩集中僅梅圣俞一人。可見司馬光對梅圣俞的欽慕程度。

對梅圣俞的詩歌創(chuàng)作，司馬光更是極力稱贊。在《圣俞惠詩復以二章為謝》中說：“我得圣俞詩，于身亦何有。名字讬文編，佗年知不朽?！薄拔业檬ビ嵩姡诩夜稳?。留為子孫寶，勝有千金珠?！痹凇秷@中書事二絕》中說：“坐嗅白蓮藥，臥看青竹枝。閑齋不成寐，起讀圣俞詩。”在《和吳沖卿三哀詩》中云：“圣俞詩七千，歷歷盡精絕。初無追琢勤，氣質稟清潔。負茲驚世才，未嘗自標揭。鞠躬隨眾后，側足畏蹉跌?！?/p>

司馬光把梅圣俞的詩視為至寶，視為千金難求的經典，可以流傳不朽的寶貴財富；當自己“不成寐”時，起來誦讀之，作為精神上一種愉悅的享受；同時把梅圣俞的自然天成、平淡閑雅的詩風奉為楷范，并有效仿學習之意，愿孜孜以求。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司馬光如此地欽慕梅圣俞和喜愛他的詩歌，一方面是由于梅圣俞當時在文壇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實踐傾向于梅圣俞。

二、學習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歐陽修博學多才，詩文創(chuàng)作和學術著述都成就卓著，為天下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聲望。他以這雙重身份入主文壇，團結同道，獎掖后進。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中，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都是他的密友；司馬光、蘇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薦；而蘇軾、蘇轍、曾鞏更是他一手識拔的后起之秀。由歐陽修來肩負革新文風的領導責任，正是眾望所歸。

歐陽修十分賞識司馬光，在《薦司馬光劄子》說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歷述司馬光的學問文章和人品作風。司馬光對歐陽修十分敬佩，并自覺向歐陽修學習，其中“續(xù)詩話”就是學習的一種方式。

第一部以“詩話”命名之書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據《四庫總目提要》記載，《溫公續(xù)詩話》為續(xù)歐陽修《六一詩話》而作，司馬光在《續(xù)詩話》前自作小引中也說：“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xù)之?！?sup>從司馬光《續(xù)詩話》小序可以看出，司馬光創(chuàng)作詩話的目的是續(xù)歐陽修《六一詩話》之“尚有遺者”，而其主要承繼的方面集中表現在“記事”一端，在詩話中更多側重的是摘錄佳句、記錄逸事等內容。于是文學史上第二部以詩話命名的專著《續(xù)詩話》就產生了?！稖毓m(xù)詩話》的篇幅比《六一詩話》略短，其所承續(xù)歐公者，首先是以“話”體談詩的形式，閑散隨便，自由靈活，短則數語，長不過二三百字，每條各自獨立，各條之間無篇章聯系。《溫公續(xù)詩話》特以“續(xù)”字標題，在記錄詩事方面，的確是有意接續(xù)《六一詩話》，其中有些條目直接承續(xù)《六一詩話》所錄故事，郭紹虞《宋詩話考》 已一一列出；為“續(xù)”非重復，而是補充，比如關于九僧詩，《六一詩話》只記得惠崇一人，且云“九僧詩集已亡”，司馬光則據親眼所見隱士閔交如保存的《九僧詩集》，準確地寫出九僧的名字和修行處，以及陳充收集九僧詩“集而序之”之事。對九僧詩的評價，歐陽修指出其佳句和題材局限，司馬光也認為“其美者止于世人所稱數聯耳”。

《溫公續(xù)詩話》中“科場程試詩”一條也是續(xù)《六一詩話》“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于詩”條。歐陽修認為國家科舉的導向作用很大，以賦取人，詩就難得佳作了。司馬光則認為應試之詩本來就難得佳作，不過他還是列舉了五條較佳之作，但只是說這幾則詩與作者入仕及成名有關，并不是說詩的藝術水平多么高超。另外，“魏野處士”條以較長篇幅評述魏野其人其詩，除評點名句外，還指出“其詩效白樂天體”，繼歐陽修說“仁宗朝有數達官……常慕白樂天體”之后，又將隱逸詩人列入“白體”行列，后世文學史家接受了他的說法。這一點從詩學思想上看，《溫公續(xù)詩話》又是《六一詩話》的繼承。

綜上所述，司馬光的詩學思想與梅圣俞、歐陽修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張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独m(xù)詩話》在記事中品藻佳作，語簡言精，雖只有三十一則，“而品第諸詩，乃極精密”。司馬光的詩學思想受歐梅詩文革新的影響很大，《續(xù)詩話》在當時也對歐梅的詩學革新起到了擴大聲勢的作用。司馬光言：“文章之精者盡在于詩。觀人文徒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sup>在這卷詩話中，司馬光就明確地表現出了他對不同詩歌創(chuàng)作風格的好惡，反映出他評價詩人的標準，體現了他的詩學思想。

第二節(jié) 司馬光詩學思想的內容

司馬光不僅有論詩的專著《續(xù)詩話》存世，在他的詩文里，也散見許多論詩思想。在《溫公續(xù)詩話》中除序之外共三十一條，從內容上看，多數是談詩之本事，屬“論詩及事”者，少數也有點評詩句水平者，屬“論詩及辭”者。結合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其詩學思想十分鮮明，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詩要有內容、有益于世，詩貴意在言外，詩要有趣味。后人對司馬光的文論、詩論均有提及，如顧易生、蔣凡、劉明今著的《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第一編“北宋詩文批評”中，第四章《王安石、司馬光的實用文學觀》，第三節(jié)專列一節(jié)討論“司馬光的實用文學觀”；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十六講《北宋政治家的文論》亦稱：“政治家的文論就和道學家的見解不一樣；在當時，最足以代表的就是司馬光和王安石。他們兩人在政治上的意見盡管不一致，但是文論見解是一樣的。……就反對雕鎪無用的文辭這一點講，政治家和道學家古文家是一致的，不過政治家更強調在‘用’的方面；就‘文’講要重在用，就‘道’講也一樣重在用。這是政治家文論——也就是政治家學說——最突出的一點?！?sup>司馬光這種詩學思想的形成，除直接受到梅圣俞、歐陽修等人影響外，還和自己的生活經歷、個性氣質以及時代風氣等因素分不開。下面談談司馬光主要的詩學思想。

一、詩貴有內容，有益于世

宋人論詩之為用，有一句話講得很好，即“為儒道立正理，為國是立公論，為賢士大夫立壯志，為山林立逸氣”。也就是說詩歌應當具有政治功能和道德見性功能。從宋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階段來看，大致經歷了由政治層面漸向道德心理層面的傾斜。北宋詩歌的表現功能，體現為理學家的理學詩對道德規(guī)范和義理的闡發(fā)，江西詩派詩人對人格陶養(yǎng)和美學的追求；到南宋時期四靈、江湖詩派那里，就蛻變?yōu)椤疤鹈馈钡挠鋹偂?sup>北宋中葉，王安石等人也曾大力提倡詩應當“明道致用”、“有補于世”。梅堯臣也以教化諷諫為己任。理學家邵雍等更關心詩的綱紀人倫教化作用。

司馬光一生致力于從政與治史，關注重心在于經邦和治民之術。從取士擇才的角度出發(fā)，其認為科舉應該以德為首，不應專主文辭，詩賦于施政治民是無所益用的。其力主科舉改革，主張變試詩賦為試經義。在仁宗嘉祐六年的《論選舉狀》中就謂：

臣竊以為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乃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

顯然，以上觀點是承續(xù)孔門四科德首文末以第門人的儒家觀點而來的。同樣，在仁宗嘉祐八年的《送胡完夫序》中亦謂：“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sup>

這種思想被司馬光一生所恪守，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上奏章，表達自己這一主張。司馬光反對以詩賦取士而主張以經義取士，尚德行而末文學，其認為經義有利于施政治民，而詩賦則是浮華無用之文，體現了其經世致用的儒家詩學思想。這與孔子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揚雄的“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在司馬光的詩文里“有益于世”的思想十分突出。

司馬光一生推崇揚雄，認為揚雄“不專為文”，有道存之，是自己心中的文人典范。司馬光在論文時就堅持“文以明道”的原則，認為那些徒發(fā)聲響之文顛倒黑白、迷失方向，是有害的。他著有《迂書》，自稱“迂叟”、“迂夫”。其《文害》一則云：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為也?！庇胤蛟唬骸熬又畬W，為道乎？為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庇胤蛟唬骸叭粍t債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這是司馬光對莊子之文的看法。在他看來，莊子之文離道甚遠，雖然文采斐然，然而文勝而道不至，是顛倒黑白之文，不足貴。司馬光對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說法篤信不疑，對于揚雄“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的思想深有感觸，因而排斥辭藻富麗而不以道貫之的作品。像這類觀點在《迂書》中尚有很多，如：“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fā)身。夫變白以為黑，轅南以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sup>“使莊為揚言，斯與之矣;揚為莊言，斯拒之矣，孰黨焉。”

那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什么呢？司馬光認為以“利民”為主。他在《與薛子立秀才書》中這樣說：

士之讀書者，豈專為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于民而已矣。

這里司馬光有力地突出了儒家學說中民本思想的客觀性、現實性、實踐性，是對儒學傳統的發(fā)展。所以，司馬光的詩歌中有許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司馬光不但要求為文“適于用”，而且強調詩歌也應當“致用”。在《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彥書》中說：

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悴?！瓫r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于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為獻，所可獻者，在于相與講明道義而已?！姾螢樵?！詩何為哉！

這里司馬光特別強調作詩即使像曹植、劉琨、鮑照、謝靈運那樣“壯麗”，“華而不實”，也是“無益于用”的。在司馬光看來，詩歌的作用可以溝通人際關系、歌功頌德、諷上化下等。如有一次神宗皇帝設宴款待群臣，自作詩并命群臣和詩，于是司馬光作了《瞻彼南山詩》七章，并為此作《進瞻彼南山詩表》，聲贊皇帝恩德，其中說：

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管磬之樂，車服旌旗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

“舍此無以相交也”說明君臣宴飲唱和詩歌必不可少，甚至是密切君臣關系的重要方式。又在《顏太初雜文序》中云：

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為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太初惡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下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其《后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

在司馬光眼里，詩歌具有和君臣、頌圣德、諷政理、教吏民的作用，這些都是正統儒家的詩學觀。司馬光自己創(chuàng)作也是堅持這種思想的，如《讀書堂》寫道：“邪說遠去耳，圣言飽充腹。發(fā)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表明自己不信邪說、獨尊儒術的立場。

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司馬光的詩歌理論傾向：重內容，重有用；反對無病呻吟、形式華麗而空洞無物的作品，辭藻華麗空無一物的詩，可以說在司馬光詩集中幾乎找不到。那些有感而發(fā)之作也正是其重詩歌“有內容”、“有用”的具體實踐。這一點后人評價比較恰當，蘇軾在《司馬溫公形狀》中說：“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意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顧棟高在《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序中說：“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饑，參苓之可以已病?！?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