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司馬光詩歌研究概說
學術界對司馬光詩歌的研究，像對司馬光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一樣，成果甚少，且涉及的司馬光詩歌的層面不廣。
第一節(jié) 司馬光詩歌概說
宋代是中國古代詩歌發(fā)展史上的又一個重要時期，清人葉燮曾就古代詩歌發(fā)展的過程做過一個精美的譬喻：“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蘗，建安詩則生長至于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后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sup>
當代國學大師啟功也說：“仆嘗謂：唐以前詩是長出來的，唐人詩是嚷出來的，宋人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后詩是仿出來的。嚷者，理直氣壯，出以無心；想者，熟慮深思，行以有意耳。”這些大學問家通過形象化的語言充分地肯定了宋代詩歌在我國古代詩歌發(fā)展過程中的地位。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也認為宋詩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稱“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因此，錢先生在選注方面獨獨選注了宋詩，可見其對宋詩的興趣之深。但學界對于宋詩的研究和評價并非始終如一。對于大多數(shù)今人來說，在文學史上，宋詩遠遠不如唐詩宋詞名氣來得大，也并不清楚還有宋詩這一寶貴遺產(chǎn)。這可能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其一，因王國維先生在1912年所寫的《宋元戲曲史》自序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边@一說指明了各個朝代文學的重心所在，雖然這只是王國維自己的一種文學發(fā)展史觀，但后來由于王國維在文學史上的貢獻及影響，“一代有一代文學”的觀點深入人心，導致后學者誤以為有宋一朝只有詞，而沒有詩。二是自宋人陳師道、嚴羽等人對宋詩提出批評以來，八百余年紛爭，給宋詩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貶宋者以明人為最，前后七子則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連杜甫以后的詩都不看，在他們的眼里壓根兒沒有宋詩的地位。楊慎說：“宋詩信不及唐”，“唐詩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詩人主理，去《三百篇》遠”。以屠隆批評最甚：“讀宋而下詩悶矣，其調(diào)俗，其味短。”這種影響一直延續(xù)到清末。三是宋詩生在詩歌發(fā)展最為繁盛的唐朝之后，在唐詩耀眼光環(huán)的照射下，自然黯淡無光。正如清代蔣士銓所云：“宋人生唐后，開辟真難為?！?sup>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文學觀的進步，目前有關宋詩、宋代詩人的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如胡云翼的《宋詩研究》、趙仁珪的《宋詩縱橫》、許總的《宋詩史》、周裕鍇的《宋代詩學通論》、王水照的《宋代文學通論》、張毅的《宋代文學思想史》、房開江的《宋詩》、木齋的《宋詩流變》等文學專著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一些詩人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詩歌個案研究也紛紛涌現(xiàn)。但在這種宋詩研究繁華的背后也存在不平衡現(xiàn)象。比如司馬光與王安石同為北宋中期詩人，當時影響也不分上下，但當前對他們詩歌的研究對比落差非常大。如分別以“司馬光”與“詩歌”、“王安石”與“詩歌”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wǎng)上做精確查找，關于司馬光詩歌研究的僅有24條，而王安石詩歌研究有217條，其中探究王安石《明妃曲》一詩的文章竟有26篇之多。即便二人詩歌有一定差距，但研究比例相差之大，不能不令人詫異。
如果仔細甄別研究司馬光詩歌的這些論著，雖然數(shù)量少、篇幅短，有的研究成果也僅針對其中某一方面，或對個別詩作進行分析，但我們見到了研究的發(fā)端，看到了對司馬光詩歌研究的曙光，這應該讓我們欣喜。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專家會對司馬光的詩歌感興趣，從而全面去研究、去認可。
第二節(jié) 司馬光詩歌的研究現(xiàn)狀
為了更好地了解今人對司馬光詩歌研究的現(xiàn)狀，特以“司馬光”與“詩歌”為主題詞分別在中國知網(wǎng)、萬方數(shù)據(jù)庫等常用的資源庫上的期刊網(wǎng)和博碩論文網(wǎng)進行查詢，研究司馬光詩歌或相關的文獻資料列表如下。
（一）期刊網(wǎng)上查詢的論文統(tǒng)計表（時間截至2017年5月）
（二）博碩論文網(wǎng)查詢的論文統(tǒng)計表（時間截至2017年5月）
通過對這些文本認真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目前研究司馬光詩歌有幾個特點。
一、研究時間上，有兩個高峰期
從研究論文出現(xiàn)的時間上看，司馬光詩歌研究集中在兩個非常明顯的時間段，一是在80年代中后期，即1986—1991年，這一時段研究者多以學者為主要代表，如山西大學羅元貞教授，東北師范大學顏中其、宋衍申教授，安徽大學呂美生教授，云南大學余嘉華教授，他們均是當代歷史學家、文學家、詩人。尤其第一篇以《司馬光的詩》為題目的研究者羅元貞，他有毛澤東主席“一字師”美譽，對古典詩詞研究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其能成為研究司馬光詩歌的第一人，可謂對司馬光詩歌的認可度之高。當然，司馬光的詩歌能在80年代中期開始被研究者重視，這和兩個重大活動分不開。第一個是1984年8月在長春召開的《資治通鑒》學術討論會，會上陳光崇等大多數(shù)同志認為，《資治通鑒》是中華民族在文化方面的一份寶貴遺產(chǎn)。它既是我國杰出的史學巨著，也是世界罕見的史學名著。大家認為，從司馬光的一生來看，他主要是一個大史學家，對他的史學成就及其重要地位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第二個活動是在1986年，這是司馬光逝世900周年的紀念年，學術界對司馬光的研究進行了一次回顧和總結。特別是在司馬光的故里山西高校，發(fā)起和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司馬光研究會議，創(chuàng)辦了論文集刊，并在高校學報上專門增設了司馬光研究?？驅凇Ｈ鐒⑿裨凇渡轿鞔髮W學報》發(fā)表《司馬光民本思想淺探——紀念司馬光逝世900周年》，葉坦在《晉陽學刊》發(fā)表《司馬光的財政管理思想》，周征松在《山西師大學報》發(fā)表《論司馬光——紀念司馬光逝世九百周年》。同時，一些研究專著在此時也開始增多，如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司馬光奏議》；1986年劉乃和、宋衍申主編的《司馬光與資治通鑒》等。在這樣學術大討論、大研究的背景下，史學專家羅元貞撰寫了《司馬光的詩》在當年的《運城師專學報》上發(fā)表，從此開始了對司馬光詩歌的研究。從這些研究者的身份來看，可以說，司馬光詩歌研究的起點是非常高的。
司馬光詩歌研究第二個高峰期應該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即2004—2013年。這十年間對司馬光詩歌的研究論文相對集中，尤其以碩士論文居多，這可能在宋詩研究進入高潮階段后，一些研究生為了尋找新的研究點，選擇了在宋詩發(fā)展最成熟的階段——北宋中期，還沒有被研究者注意的詩人身上，包括司馬光、韓琦、富弼、陳師道、毛滂等，由于同時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詩歌的研究者眾多，碩果已豐，反而司馬光等人卻成了熱門選題。這一時段，對司馬光詩歌研究以一些年輕的研究生為主要代表，如華東師范大學余飛的碩士論文《司馬光詩歌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王守芝的碩士論文《司馬光的詩歌與其思想之關系》、鄭州大學劉麗麗的碩士論文《司馬光交游考述》、湖南師范大學李雙霜的碩士論文《司馬光酬唱詩研究》等。這些研究者從司馬光的詩歌思想內(nèi)容、詩學思想、詩歌藝術特色、交游等方面全面開展研究工作，在研究的高度和寬度上都比第一高峰期有較大提升，司馬光詩歌研究成果也隨之豐富起來。
二、研究內(nèi)容上，有幾個熱點方向
1．司馬光詩歌藝術特色研究
司馬光自謂“光素無文，于詩尤拙”，但其詩歌數(shù)量卻頗豐，同時自成一家。對于其藝術特色的闡發(fā)，各家觀點基本相似，都認為司馬光詩歌比較樸拙。
王守芝《簡論司馬光詩歌的藝術特色》主要是通過對具體詩歌作品進行分析，從文學鑒賞的角度，對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的特色加以歸納，得出“司馬光詩歌的總體特色是平易質樸”的結論。作者認為，這種詩歌特色和風格的形成與他的為人處世是相一致的。司馬光平生以“不妄語”自律，以穩(wěn)重踏實為行為準則， “視地然后行，頓足然后立”這種風格用在為人處世上是很難能可貴的；用在作詩上，固然也使得詩風平樸沉穩(wěn)，但也有明顯不足，如過于謹慎、不夠靈動等。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學者以“樸拙”評價司馬光的詩。如余飛在《試論司馬光詩歌的藝術風格》中就評價司馬光的詩歌“質樸自然”。
2．司馬光詩歌思想研究
“詩以言志”，作為宋代的大儒名臣，司馬光詩歌中隱藏的思想火花往往為學者們所關注，研究司馬光詩歌的學術論述也多以此為著眼點展開。
顏其中《司馬光詩歌剖視》從“詩言志”的角度，總結了司馬光詩歌中所表達的情感。通過對具體作品的分析，從社會觀、宇宙觀和自我認識三個方面分析了詩歌中所表達的豐富情感。
而王守芝《司馬光的詩歌與其思想之關系》則比較全面地闡明了司馬光的治國、哲學、詩學、史學等多個方面的思想，堪為完整而系統(tǒng)的研究范本。由于司馬光的詩受到時代的影響，其詩歌中還包含大量的佛老思想、人生態(tài)度、仕宦退隱等多個方面的思想內(nèi)容，這些都需要我們繼續(xù)去深入研究。
3．司馬光詩學思想研究
余飛《試論司馬光的詩學思想》通過分析司馬光詩歌的理論淵源，認為司馬光受到梅堯臣、歐陽修的影響，因而形成了詩貴意在言外、詩貴有內(nèi)容、詩貴平淡有意境的審美思想和創(chuàng)作思想。寧群娣《司馬光〈續(xù)詩話〉及其詩歌理論》認為司馬光詩歌理論形成了“據(jù)于德”、“尚于用”、“尚自然”、“詩言志”四個方面。啞父《詩話研究的歷史和現(xiàn)狀——詩話縱橫談之二》，馬東瑤、馬學林《論北宋熙豐時期洛陽詩人的詩學觀念》，王子墨《論司馬光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等也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司馬光的詩歌理論或詩學思想。這些為更好地研究司馬光詩歌奠定了基礎。
4．司馬光的詠史詩與歷史觀研究
司馬光以一部《資治通鑒》名垂千古，作為史學家，他寫下大約四十首詠史詩，在這些詩歌中同樣蘊含著司馬光的史學觀點。這也成為諸多學者的研究對象。
1975年，聞眾的《“杖策窺園曰數(shù)巡”——談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兩首詩》是目前可以查詢到的關于司馬光詩歌研究的最早的一篇論文，也是關于詠史詩方面的研究。其中談論的詠史詩是《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jīng)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圣言飽充腹。發(fā)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作者認為這是司馬光對董仲舒“三年不窺園”的追捧，判定司馬光是“北宋的大官僚地主頑固派頭子”，恪守儒家教條。這篇論文雖然有比較鮮明的時代烙印，但其觀點也有一定可取之處，與下面一篇論文彼此暗合。
王守芝《論司馬光詩歌中的民族觀》通過對其詩歌中涉及外族思想的追問，認為司馬光奉行儒家哲學，即追求整體和諧，體現(xiàn)在民族思想中就是反對武力，崇尚和平。圍繞這個主題，作者就“睦鄰友好，反對戰(zhàn)爭的民族觀”和“震軍經(jīng)武，德威并行的民族原則”這兩個史觀逐一展開論述。
與前兩篇相同，王德保、楊曉斌《以史為鑒與道德評判——論司馬光的詠史詩》同樣認為司馬光在詩歌中表達的史觀就是儒家正統(tǒng)的史觀。作者通過對具體作品的分析，認為司馬光的詠史之作與那些以文學才能著稱的詩人所作的詠史詩判然有別，不以寄托見長，而主要蘊含了作者的歷史意識和道德評判。
對于司馬光詠史詩研究較為透徹的是王守芝的《論司馬光的詠史詩》，通過對司馬光詠史詩內(nèi)容的逐一分析，認為司馬光的詠史詩具有“歌詠對象具有明顯的一致性，都是仁德的明君，或是才高德潔的忠臣良士”、“司馬光詠史詩多客觀史實的敘述，理性的評價或就事論事的議論，少其個人情感的介入”等特點，這“可看作是司馬光史學意識的有機補充”。
5．司馬光詩歌與交游研究
在司馬光一千二百多首詩里，有近四分之一的酬唱詩。酬唱，亦作“唱酬”、“唱和”，酬唱詩即為應答酬唱、題贈屬和之作，是文人詩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文人之間可以通過詩歌酬和來交流思想、增進情感，進而提高詩藝，涵養(yǎng)性情。這種文化現(xiàn)象在北宋時期非常普遍。也正因如此，有許多研究者以“酬唱詩”或“交游”為題，開展對司馬光的詩歌研究。此方面研究以兩篇碩士論文為代表：湖南師范大學李雙霜的《司馬光酬唱詩研究》，“以酬唱詩為切入點，對司馬光的生活、為官情況以及與友人的交往情況進行基礎性研究，以期從多方面展現(xiàn)出司馬光的政治凝聚力、價值觀念、性格特征、處世哲學以及詩學觀念”；鄭州大學劉麗麗的《司馬光交游考述》，“以司馬光的交游為切入點，把司馬光的研究置于他與時人的交游中進行專題性的、基礎性的研究，從人生的各個方面展現(xiàn)司馬光的閱歷風范、思想體系、價值觀念、性格特征等，展現(xiàn)其性情、好惡、胸襟等心靈世界，表現(xiàn)司馬光在當朝政治、歷史、經(jīng)濟、文學等方面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另外，像馬東瑤的《司馬光與熙豐時期的洛陽詩壇》，侯小寶、李寅生的《文彥博與洛陽耆宿詩會論略》等文章，也屬于交游研究。
6．司馬光詩歌與編年考研究
由于司馬光文集版本較多，時間久遠，再加上其中詩歌編排順序不一，詩歌所作具體時間很難考證。近年來對于司馬光詩歌編年考研究也逐漸引起學者注意。高燕《司馬光詩歌編年考五則》則是從考據(jù)學入手，為具體作品系年，足見作者功力。文章利用司馬光交游詩中出現(xiàn)的官位升遷變化，及其他相關信息為五首詩系年。文章雖短，但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司馬光佚詩七首札記》中，作者范瑩對新近在日本發(fā)現(xiàn)的司馬光佚詩七首進行了分析，對研究司馬光的生平、思想及北宋歷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七首詩都是交游詩，作者通過考察，將詩中隱藏的政治爭端與風波揭示出來。運用新材料，以詩證史，為研究司馬光生平、思想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關于詩歌編年考最有代表性的是廣西師范大學向有強于2010年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司馬光事跡詩文系年》。該論文針對目前司馬光年譜中“多有缺漏舛誤”，運用“據(jù)事定點”、“據(jù)唱和定點”等具體操作方法，結合司馬光的生平事跡，查檢相關的文史文獻，考證詩之本事；又參據(jù)他人文集中的唱和之作，為司馬光詩歌系年尋找依據(jù)。該論文共系年詩歌448題662首，其中譜錄在前譜中僅有15題（首）。
這些研究成果，必將為司馬光的交游活動、詩文創(chuàng)作理論淵源、創(chuàng)作實踐，以及詩文成就、影響與地位的評價，提供比較充分的依據(jù)，推動文史學界關于司馬光及相關領域的研究。
第三節(jié) 司馬光詩歌歷代接受述論
雷·韋勒克和奧·沃倫說：“一件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其作品和作者的同時代人的看法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也即歷代的無數(shù)讀者對此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sup>
司馬光詩歌研究是在當代，而如果從接受美學角度分析，司馬光詩歌從北宋當朝始就開始引起注意?！敖邮苊缹W”（Receptional Aesthetic）這一概念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文藝學教授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學的核心是從受眾出發(fā)，從接受出發(fā)。姚斯認為，一個作品，即使印成書，讀者沒有閱讀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這里，我們本著充分開掘文獻資源的目的，試圖尋找一種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適當吸收西方接受美學的理念，從讀者反應批評的角度，考察司馬光詩歌在歷史上的實存狀態(tài)以及司馬光詩歌的文學貢獻。
一、宋朝司馬光詩歌接受情況分析
先來看司馬光詩歌在宋代的接受盛況。司馬光在青年時期文章就很有名氣。蘇軾在《司馬溫公行狀一首》中說：“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厚，有西漢風?！?sup>在司馬光生活的時代，其詩歌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他和其他詩人的贈和詩中。慶歷五年（1045年）冬，司馬光調(diào)到京師任大理評事，只是階官，無實職，于是四處尋師訪友。當時論事“所饑切皆當世之病，所區(qū)畫皆應事之宜”的吳育，是司馬光“自幼及長”就仰慕的前輩。當司馬光拜見吳育時，吳育對他很賞識，以“道為根抵言為華，由來表里相經(jīng)緯”相贈，以資對司馬光文學的評價與期待。慶歷七年春，司馬光獻上近作五卷請吳育指正。后又拜見當時的文豪宋祁，宋祁稱之為“后進之衡鑒”。
真正從正面評價司馬光詩歌的當屬他的好友邵雍。邵雍一生不仕，以著述為業(yè)，首創(chuàng)先天象數(shù)學，有《皇極經(jīng)世》、《伊川擊壤集》等著述傳世，是宋代著名的理學家。司馬光與邵雍交往多年，雖志向不同，但友誼深厚，成為世交?！端问贰ど塾簜鳌份d：“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xiāng)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恐缆逭?，有不之公府，必之雍?！笨梢姸岁P系非同一般。所以司馬光《傳家集》和邵雍《伊川擊壤集》都留下了不少二人來往惠贈的詩文。當然也有對司馬光詩歌進行評價的，如：
曹王八斗才，今日為余催。錦繡佳章里，芝蘭秀句開。煩痾熸軀體，溽暑爍樓臺。宜把君詩諷，清風當自來。
人說昆侖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世傳人說恐無據(jù)，今我家藏乃不虛。
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單，君實之言優(yōu)游，伯淳之言調(diào)暢，四賢洛陽之名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這里邵雍把司馬光與曹植、王粲作比，從詩的風格、語言、文氣等方面做介紹，“錦繡佳章”說詩歌語言優(yōu)美，才氣足；“君實之言優(yōu)游”說明司馬光的詩歌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游自得、樂天安命的韻致?！笆纻魅苏f恐無據(jù)，今我家藏乃不虛”告訴世人自己的評價不是胡言亂語，而是有真憑實據(jù)的。鑒于二人關系，這可能有夸大其詞的成分，但不能不說明司馬光的詩歌在當時的影響。
熙寧八年（1075年），司馬光哥哥司馬旦之子司馬宏曾編《司馬光詩集》刊行，范純?nèi)蕿槠渥餍蛟唬骸啊嗣鞯顚W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子弟習而化之，蓋亦不言之教矣。又申之以詩章，俾其諷誦警策，則宜其子孫世有令聞。茍尚不能自修而入于君子之途者，則其人可知矣?！?sup>可見司馬光作詩，并非發(fā)發(fā)牢騷或抒寫閑情，而是抱著君子的“立言”和“自修”態(tài)度，表明重“德”之意。
在錢鍾書著《宋詩紀事補正》里記有《道山清話》：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shù)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諷詩甚佳，如‘宮門銅環(huán)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xiāng)縣’。讀之使人愴然。”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被萸湓唬骸按嗽姴粺o深意?！鄙显唬骸扒湟試L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鄙显唬骸按怂木溆猩跎钜??！?sup>
這段記載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司馬光的詩歌廣為人傳誦，因為司馬光這首《和王介甫明妃曲》是當時眾多和王安石《明妃曲》中的一首，而神宗見到的只是司馬光的這一首，說明是有人傳到宮中而被神宗見到的，顯然這人不是司馬光自己。另外，從神宗“甚佳”、“使人愴然”、“有甚深意”的評價，可以說明神宗是高度贊賞司馬光詩歌的，從而也能看出司馬光詠史詩具有政治性的特點。至于呂惠卿的說法不足為據(jù)，因為此時他與司馬光是“政敵”，可能有個人愛憎因素。
司馬光去世后，作為后學的陳師道寫了三首挽詩，以紀念司馬光，也高度評價了司馬光的詩歌。其詩如下：
一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傅，天遽奪楊公。
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shù)崇。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二
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玉幾雖來晚，明堂訖授圖。心知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三
少學真成己，中年托著書。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
得志寧論晚，成功不愿余。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四十九說：“《挽溫公詩三首》他人詩皆可廢矣”，“三詩關宋治亂，非后山之私言也”。也就是說，陳師道在這里評價司馬光的豐功偉績當然也包括詩歌，是全面和客觀的。
司馬光是北宋“大儒名臣”，和當時友人、同僚、親朋多有贈和詩，這里有當時詩壇領軍人物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也有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以及同僚好友等。其實這種贈和應答之作也可認為是時人對司馬光詩歌的接受，正如歐陽修《薦司馬光劄子》說“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王安石亦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p>
南宋對司馬光詩歌的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文人的詩話、筆記及詩歌的選本里。
楊萬里《誠齋集·庸言十·楊子》曰：“司馬君實之文準荀也，臨川王子之文準揚也?！钡莱鏊抉R光的文是宗荀子的。
葉夢得《石林詩話》記載：“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余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yè)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nóng)桑滿，贏取閭閻鶴發(fā)翁。’出處大節(jié)，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況其下者乎？”
《東皋雜記》云：“溫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忠義之志概見于此?！?/p>
阮閱《詩話總龜》：“司馬溫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m造次間語，亦在進直諒之益而退便僻之損也?！薄八抉R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于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p>
蔡正孫在《詩林廣記》中附了司馬光《春帖子》三首，其中《太后閣春帖子》：
慶壽風煙接未央，飛樓復道郁相望。春來無以消長日，閑取經(jīng)書教小王。
評價說：“愚謂司馬公此帖亦皆寓諷勸之意。西山真先生亦有宮帖與此意同：‘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幕幕布庭除。直將底事消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拗^西山此帖正是用司馬公《太皇太后閣春帖》中語意也?！笨梢姡抉R光的這些祝頌詩已被后人所接受。
劉克莊等編選《千家詩》入選司馬光《客中初夏》、《有約》二首，《千家詩》共選唐宋詩220余首，作者125人，風格多樣。在詩人如林、詩作似海的唐宋時代，能被選入，也可見司馬光詩歌的質量和接受程度。
呂祖謙選編的《宋文鑒》入選了司馬光各類文體，有賦《交趾獻奇獸賦》，五言古詩《哀張子厚先生》、《道旁田家》、《五哀詩》、《馬伏波》四首，其他制、奏疏、表、銘、贊、碑、記、議、書等也各選了幾篇。
在其他的宋人筆記、詩話等著作中，還散見不少司馬光的詩歌或與詩歌創(chuàng)作有關的文字，可以清晰地說明在宋代詩人輩出的時代，作為一個詩歌創(chuàng)作者，司馬光也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其詩歌也在被后人所傳誦。
二、明清兩朝接受情況分析
自南宋張戒、劉克莊、嚴羽、王若虛等人對“今人”“近代諸公”之詩提出批評以來，“尊唐卑宋”之詩評風尚，至明代前后七子推波助瀾，貶宋達到高潮，如屠隆認為：“讀宋而下詩悶矣，其調(diào)俗，其味短。”七子主張“詩必盛唐”，以至出現(xiàn)清人葉燮所引以為怪的現(xiàn)象：“自不讀唐以后書之論出，于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茍稱其人之詩為宋詩，無異唾罵。噫，可怪矣。”司馬光的詩歌接受情況正如整個宋詩受時人接受一樣，在元、明、清初這一階段不被人們看好。但在文人著述和筆記中大多記載了司馬光的人品及對其仰慕之情。如明初方孝孺評價司馬光是“伊、周以來，唯公一人”。明代葉盛筆記《水東日記》之《司馬歐陽兩公薦士》記載：“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為一冊，隸其卷端曰：‘舉賢才，此紙百年尚在人間，夷考其人，失之者不一二。’……每以溫公事自愧，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后，要必以溫公之鑒誠自勉，庶幾可無愧耳。”有個處士歸旸仰慕司馬光人品學問，竟不遠千里來到司馬光墓旁居住，死后則葬身墓側。這些記載雖過多關注司馬光的人品，但其詩歌也時有被人關注的。如明代曹學佺選編的《石倉歷代詩選》卷一三二中選入了司馬光詩117首，數(shù)量上還是比較可觀的。
清代詩歌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總結和轉型期。到了清朝，宋詩逐漸復興，尤其到了同治、光緒年間，“同光體”的代表陳衍認為宋詩是詩歌的最高境界。因此，在清代詩歌選本中司馬光的詩也多了起來，對其評價也高起來了。在《四庫全書總目·傳家集》提要中，四庫館臣這樣說：“宋司馬光撰。光有《溫公易說》，已著錄。是集凡賦一卷，詩十四卷，雜文五十六卷，題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書》一卷，壺格策問樂詞共一卷，志三卷，碑、行狀、墓表、哀辭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重，然即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邵伯溫《聞見錄》記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伯溫又稱光除知制誥，自云不善為四六，神宗許其用古文體。今按集中諸詔，亦有用儷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駢儷為工耳?！?sup>可見對司馬光的文學貢獻評價甚高。
厲鶚輯撰《宋詩紀事》選司馬光詩十二首，一句。即《謝孫興宗惠草蟲扇》、《送張兵部中庸知遂州》、《眾樂亭》、《送章伯鎮(zhèn)知湖州》、《皇后閣春帖子》、《夫人閣春帖子》、《始至洛中言懷》、《過堯夫天津居》、《耆英會》、《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和景仁卜居許下》、《次韻謝杜祁公借觀五老圖》。
曹庭棟編的《宋百家詩存》卷五收了司馬光的《傳家集》。
嚴長明編的《千首宋人絕句》選了司馬光絕句三首，即《靜夜》、《獨步至洛濱》、《閑居》。
張景星等編選的《宋詩別裁集》選入了司馬光七言古詩一首《時視役河上寄郡中諸同舍》，五言律詩四首《送陜州陳廉秘丞》、《送鄭推官戡赴邠州》（二首）、《郭氏園送張仲通出刺棣州》，七言律詩二首《寒食許昌道中寄幕府諸君》、《伏蒙留守相公賜示陪太師潞公東田集詩輒敢屬和》，五言絕句一首《曉霽》，七言絕句一首《閑居》。
在陳衍編選的《宋詩精華錄》中選入了司馬光詩歌十三首和三句。即《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和君貺題潞公東莊》、七絕《閑居》、《野軒》、五律《閑居》、《別長安》、《暮春同劉伯壽史誠之飲宋叔達園》、《久雨效樂天體》、《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于子駿范堯夫彝叟兄弟》、《和邵堯夫年老逢春》、《華嚴真師以詩見貺聊成二章紀其趣尚》、《客中初夏》。陳衍在《宋詩精華錄》序中說：“宋詩精華，乃在此而不在彼也。”他認為宋詩應當以興味高妙為主。從選詩數(shù)量上看，除蘇軾、王安石、陸游等比司馬光入選的詩歌多，其他都在司馬光之下，可見陳衍對司馬光詩歌認可度之高。
三、現(xiàn)當代接受情況
前文已介紹當代研究論文，這里從選本的角度來看看現(xiàn)當代人對司馬光詩歌的接受情況。
歷來的宋詩選本中，金性堯《宋詩三百首》是頗受研究者好評和影響較遠的選本。在這里選入了司馬光《道旁田家》、《居洛初夏作》、《雞》三首。并且金先生有這樣的評價：“司馬光的詩，于質樸中見才情，七絕常有佳句，如《醉》之‘果使屈原知醉趣，當年不作獨醒人’；《歸雁》‘聞道楚人繒繳細，平沙短草太藏機’；《夢稚子》‘昔日相逢猶是夢，今宵夢里更非真’；《獨步至洛濱》之‘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皆有深一層的寓意?！薄端卧娙偈住饭策x宋詩337首，在《全宋詩》中，面對詩人九千余家，多達三千七百余萬字的詩歌，能在337首詩歌中占三席，也足見司馬光詩歌的特色和藝術價值。
傅璇琮等注的《宋人絕句選》選入了司馬光的《曉霽》。絕句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一種重要體裁，曾被人譽為“百代不易之體”（明胡應麟《詩藪》），絕句“尺幅小景而有千里之勢”。每一個時代的文字都有自己的價值，正如在大自然中，既有浩瀚奔騰的長江大河，也有清雅秀潔的細流曲澗；既有挺拔的高峰，也有深邃的幽谷，都各有自己的美麗不相掩。這是自然美與藝術美的規(guī)律。傅先生還這樣評價司馬光：“文學以散文成就較高，其詩平實，有寄興。他曾說：‘我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詩風亦然。”
目前，較流行的宋詩選本中，基本上都有司馬光詩歌入選，下面列舉常見的幾個版本。
李夢生選編的《宋詩三百首》選了司馬光三首詩，分別是《別長安》、《曉霽》、《閑居》。
《中華古詩觀止》選入司馬光詩一首《和邵堯夫年老逢春》，并評價：“司馬光為北宋政治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此詩亦仿佛擊壤體意味，‘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但能以詩陶冶自己的性情，還能寫出自己與天地自然的融洽以及萬物的欣欣生意?！?/p>
潘中心、房開江選編的《宋人絕句三百首》，收入司馬光《曉霽》一首。
范寧、華巖的《宋遼全詩選注》，選入了司馬光《夏日西齋書事》一首。
陳增生選的《宋代絕句六百首》，選了司馬光三首，《別長安》、《過故洛陽城》（二首錄一首）、《夏日西齋書事》。
吳戰(zhàn)壘校注《千首宋人絕句校注》，選了司馬光七言三首詩，《靜夜》、《獨步至洛濱》、《閑居》；五言三首，《野花》、《觀江上人壁許道寧畫寒林》、《瞑目》；六言兩首，《陪張龍圖南湖暑飲》（兩首）。
可見，當代詩評家對司馬光詩歌也表現(xiàn)出很高的接受熱情，并在自己的選本里選入各自認可的詩作。
總之，無論司馬光與他人的贈和詩，還是后來詩人的評論或筆記記載有關司馬光詩歌創(chuàng)作情況，或者是后人選注的詩選，我們能看出司馬光的詩歌和宋詩尤其是盛宋詩歌創(chuàng)作分不開，人們評價他詩歌的質樸自然和有“議論”傾向，這正是當時詩歌的主要特點。另外，從后人的評價和賞析中可以看出司馬光最擅長七言絕句。宋人絕句自有其新意，這種新意不妨概括為兩點：一是詩的日常化，二是詩的哲理化。正如木齋先生在《宋詩流派》中的評價：“（司馬光）于小詩中見到細微，于細微處見到理趣，頗有一些楊萬里的意思?！睙o論是“因詩存人”還是“因人存詩”，詩歌是歷史的見證，我們應在前人接受司馬光詩歌的基礎上，繼續(xù)去學習和研究司馬光詩歌，并通過其詩歌去探究他的思想、哲學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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