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正如我一些失明的朋友所證實的，閱讀在其深層意義上不是一種視覺經驗。它是一種認知和審美的經驗，是建立在內在聽覺和活力充沛的心靈之上的。我在這里不是要做關于閱讀的說教，因為那樣我就是在對可教者勸喻，而且我有時惟恐會變成有關如何及為何閱讀的傳道士。英國有一位馬克思主義拉拉隊的頭領竭力鼓噪，要稱我為閱讀復興主義的吉米·斯瓦加牧師。我要是有一點那位不可思議的斯瓦加所具有的奇特能量也好啊！不，我本意不是去重現(xiàn)早年的記憶，那從八歲到十五歲之間的經歷，當時我在布朗克斯圖書館麥爾羅斯分部獲得了某種新生。說來難免帶有感情色彩和懷舊思緒，因為回憶那七年之久的小讀者經歷要使我一下子倒退六十五年。在我將近七十二歲之時，我日益感到自己一生主要的成長經驗始于七歲那年，當時我說服了我的兩個姐姐帶我去公共圖書館，實際上是每天都去。她們已到了可以領取圖書證的年齡。我是家里的老小，一個小調皮，所以她們對我呵護有加，和我一起來回奔走，每人都夾著一堆書。

我記得那里的書借期是兩周，并可續(xù)借一次。我最喜愛的詩人有：哈特·克萊恩、華萊士·斯蒂文斯、威廉·巴特勒·葉芝、威廉·布萊克，以及雪萊和濟慈等人，我焦慮地盼來四周后還書和借書的日子，那時我眼睛緊盯著書架上我喜愛的那些書，生怕別人在我再借一次之前把它們取走。我想，正是對這些名篇佳作的極端喜好才激起我對如今屏幕上的東西即電子書籍之類不屑一顧。我喜歡那些向往已久的書籍的紙張、外觀、重量、手感、印刷，甚至是書頁空白，如華萊士·斯蒂文斯的《風琴》與《秩序的理念》、哈特·克萊恩的《詩集》、納薩奇版的威廉·布萊克作品、葉芝的《最后的詩篇和戲劇》，還有舊的深藍封面的牛津版雪萊、濟慈、丁尼生、布朗寧和華茲華斯等人的作品。

大約兩年前，大衛(wèi)·瑞尼克勸我在一場關于“電子書籍”的研討會上做一次演講，他幽默卻不太準確地把這次研討會定名為“下載或死亡！”（Download or Die?。?。我記得自己對一群出版商、編輯和記者們說到，當我們從卷軸書進步到手抄本，再到印刷裝訂書籍時，那是一個巨大的文化發(fā)展過程。在我演講并預言大量投資電子書籍的出版商們會遇到經濟災難時，我的頭腦里充滿了那些詩卷的可愛形象，那些詩卷伴我度過了童年，成了我幼時周遭乏味環(huán)境中的光輝偶像。當時我的左鄰右舍都是東歐移民和他們的孩子。我們在家里和街上都說意第緒語；而我在五歲半上小學前從沒聽過英語。作為一個極少耐心的讀者，我有著瘋狂的閱讀速度和記住任何我所喜歡的東西的超凡能力。我是自學英語閱讀的，當時還不知如何發(fā)音。所以直到今日，我的語音仍有自己獨特的腔調，我通常更多地依賴眼睛而不是耳朵。

也許你們已經知道，在二十世紀最后三分之一的時間里，我對自己專業(yè)領域內所發(fā)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為在現(xiàn)今世界上的大學里文學教學已被政治化了：我們不再有大學，只有政治正確的廟堂。文學批評如今已被“文化批評”所取代：這是一種由偽馬克思主義、偽女性主義以及各種法國/海德格爾式的時髦東西所組成的奇觀。西方經典已被各種諸如此類的十字軍運動所代替，如后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族裔研究，以及各種關于性傾向的奇談怪論。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話，我就不會以文學批評家和大學老師為職業(yè)，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賦也不會作此選擇。但是，正如我在一些完全亂套的大學中對懷有敵意的聽眾所說的，我的英雄偶像是薩繆爾·約翰遜博士，不過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學的道德王國里也難以找到一席之地。

我對布朗克斯公共圖書館麥爾羅斯分部記憶猶新的是，那些藏書中的核心部分都是基于審美和認知的考慮而遴選的。如果我不是在1938年而是在1998年怯生生地在那里跌跌絆絆走動的話，那我會發(fā)現(xiàn)有什么東西可用來陶冶自己呢？三年前，當我在政治正確的斯坦福大學于一陣騷動之后開始講座時，我學會了對這類事情略加防范，所以如今我也注意避免冒犯這里的任何人。在斯坦福講演是我在耶魯以外的大學里最后一次露面，我說，如果一張桌子或書桌在運輸途中脫落了幾條腿，購買者是不會不要求退款的。而我們這些人現(xiàn)在在斯坦福以及其他地方卻要得意地向人們推薦或布置閱讀那些已經掉了腿的書籍，僅僅是因為這些稱不上是書的讀物是由一些有特殊身份、性別、性欲傾向和族裔背景的人所寫，或是涉及到那些流行于學界和媒體的憎恨政治中的東西。我不認為自己的言論有任何政治色彩。在這個宗教戰(zhàn)爭不斷的年代里，我們有一位總統(tǒng)正在統(tǒng)治著我們，他曾吹噓說自己從沒完整地讀過一本書。于是，在對靠掉書袋而寫成的書大加贊揚的人和自詡半文盲的領導人的崇拜者之間，你幾乎是別無選擇。我們正處在一個閱讀史上最糟糕的時刻，各家圖書館也難逃此劫。我被一再地告誡說，孩子們讀什么無關緊要，只要他在讀書就行，不管他讀的是哈利·波特還是斯蒂芬·金。對這種說法我不敢茍同，因為學著去讀《哈利·波特》會使你進而要去讀斯蒂芬·金的小說，這也正是后者在評論最新的《哈利·波特》時得意地宣稱的。這篇評論發(fā)表在反文學的《紐約時報周日書評》上。

誠實迫使我們承認，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文字文化的顯著衰退期。我覺得這種發(fā)展難以逆轉。媒體大學（或許可以這么說）的興起，既是我們衰落的癥候，也是我們進一步衰落的緣由。

哈羅德·布魯姆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