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傳 我從哪里來

誰能想到，經歷了這一時刻的四個人，不久以后會成為同學？

青春的模樣

誰能想到，不久以后，我們會成為同學?！巴瑢W”，這個詞離開我們太久，我們少年時就被迫告別了學生的身份，變成了知青、工人、軍人……東西南北，人海茫茫，我們都從哪里來？有著怎樣的經歷？在重新成為學生之前，和誰在一起？怎樣從少年到青年？在那樣的年代，他、她、我，青春是什么模樣？

我曾是知青

小興安嶺知青的春夏秋冬 敬一丹

1972年夏，在哈爾濱道外碼頭，媽媽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纜繩，撤跳板，船開了，岸上的媽媽變得越來越小，變成一個小小的白點，直到看不見了。松花江水緩緩流著，我轉過頭，看著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從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興安嶺的清河林區(qū)度過了我的知青時代。那四年半的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樺，春天里的紅松苗，夏天里的林間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間四季，是我知青時代記憶的背景。

春天來了，植樹造林開始了。20世紀70年代，林區(qū)已經是邊砍樹邊植樹。春季植樹，那是場真正的大會戰(zhàn)，職工家屬男女老少帶上林區(qū)專業(yè)造林用的“郭式鍬”，從苗圃運來落葉松、紅松樹苗，熱熱鬧鬧去植樹。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剛吐綠，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兒，讓我有些眩暈。在別的地方，別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聞過那種草木萌發(fā)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種感覺。

我白天到山上植樹，早晚在廣播站廣播。新勝林場的高音喇叭里，傳出我的聲音：“今天一工段栽樹——畝，二工段栽樹——畝?！蔽以趶V播里字正腔圓地說出這樣的話：“青山常在，永續(xù)利用。”聽說，這句話是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如果這樣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實，森林資源的危機還會延緩一些。后來，我們林場改叫“森林經營所”，以營林為主了。我經常廣播的內容是改造次生林、營林什么的。

春天，沒有什么菜，去年冬儲的菜吃完了，今年的菜籽剛種下去，青黃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頓豆腐湯、下頓豆子湯，也能對付。年輕的廚師也不發(fā)豆芽，不知是不會，還是沒耐心等著豆芽發(fā)出來。湯鍋里，一點綠色也沒有。

春天，山上的達紫香花開了，片片爛漫，讓人眼前一亮。幾個男知青從山上挖了一棵達紫香，栽到林場院子里，我們天天看著它，期待它能在身邊爛漫，可是，它沒能活下來，也許，它就喜歡山上林間，那是適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天的林子好美！喬木、灌木、草、花，一層一層，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進林子，并不是看起來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讓人望而卻步，經常有姑娘們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嘰嘰歪歪，甚至掉眼淚。進林子干活兒，得全副武裝，長衣長褲防蚊帽，捂得嚴嚴實實。

在密密的草叢里，潛藏著好多危險：草爬子，會傳播森林腦炎；毛毛蟲，讓人不寒而栗；沒準兒，還會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現(xiàn)一條蛇，引來滿屋一陣尖叫。一個男生進來，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陣尖叫聲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細看看被子里邊有沒有藏著蛇。

在河東青年點，我們種菜、種黃豆，夏鋤時，望著長長的壟溝發(fā)愁，什么時候到頭?。〔还艹龆嗌俸?，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熱水，從頭到腳，都是它了。誰要是洗頭，得提前打招呼，多要點兒熱水。

夏夜里，電影隊來了，那就是節(jié)日。空場上掛起銀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擺上小板凳。記得有一次，放映電影《春苗》，真好啊！那時，電影少，彩色的電影更少，它賞心悅目，給我們蒼白的精神生活帶來絢爛的色彩。銀幕上，李秀明從竹林里走來，陽光照著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個世界。男主角達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銀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陽，不像楊子榮，他那溫文爾雅的文人氣質吸引著我?？赐觌娪?，大家都在談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歡的其實是達式常，我不好意思對別人說，生怕別人看出來?？赐觌娪盎厍嗄挈c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螢火蟲在眼前飛來飛去，一閃一閃，我有些恍惚，半夢半醒，真不愿從電影里出來。此后的日子，再也沒有這樣詩意的夜晚。

在萬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卻有些荒涼，因為沒有書讀。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懷念黑龍江省圖書館的書庫。那是下鄉(xiāng)之前的幾個月，我和同學在書庫幫忙整理圖書，收工后，可以把那些“文革”后一直封存的書帶回家去看。這對我來說，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簡·愛》《紅與黑》……那些“禁書”上落滿灰塵，我們如獲至寶。在書庫里，我好像站在大海邊，摸到了海的邊緣。遺憾的是，不久，我下鄉(xiāng)了，再也沒有那書庫，再也沒有書讀了。林場里，有一個老高中畢業(yè)生，他有一本很舊的《唐詩一百首》，我千恩萬謝借來，一首一首抄，他催著：“看完了吧？還我吧！”

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報紙在林區(qū)成了“抱”紙，積壓好多天的報紙，集中送來，一抱一抱的。不管報紙怎樣舊，對深山老林來說，也是新消息；不管內容是什么，那畢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報紙，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時沒電了，我就從青年點的柴油桶里“偷”一點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舊鞋帶做一個燈捻兒，點起這樣的油燈，如饑似渴撲到報紙上。那時的報紙，主題經常是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那是在那種環(huán)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對鏡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煙伴著報紙上的荒唐內容都被我吸進去了。

秋天的山，天天都在變。從一片濃綠，到漸漸出現(xiàn)淺黃、橙紅。我想到的詞是：色彩繽紛、絢麗多姿。而林區(qū)老人兒說：看，五花山！

我和伙伴們去五花山采榛子。榛棵兒在樹林和草甸之間，我們拿著麻袋，采下一嘟嚕一嘟嚕榛子，包著榛子的那層厚厚的葉子，我也不知叫什么，拿在手里，微微有點扎手，但令人愉快，那里面藏著飽滿的榛子。采榛子時，心里想的是家人，總想著多采點兒，曬干，干得嘩啦啦響，過年時，把榛子帶回家。一邊采，一邊感慨，大自然真慷慨，不管有沒有人來采，年年都這樣恩賜給我們這么多山貨。在山里，我們停不下來，貪婪地摘下榛子，有時還遇到蘑菇、小果什么的。直到麻袋沉得快背不動了，我們才下山。

秋雨，讓人想家。下雨的日子，不出工，我常常在雨中給家里寫信。那時，寫信是一種享受，一種寄托。外面的雨下著，我在枕頭上鋪上信紙，信給姐姐，那是知青間的交流，姐姐1968年去兵團，我是從她的知青生活里成為“準知青”的。她的地址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黑龍江密山鐵字409信箱214分隊。信寫給父母時，我描述修路的艱難，爸爸回信：“保爾也修過路，在修路時還遇到冬妮婭。”我在信里告訴媽媽：“我試著獨自住在廣播站，早起廣播方便。”媽媽立即回信：“不要獨自住，要回到大的集體宿舍！”媽媽命令的口氣不容置疑，她心里對女兒有深深的擔憂，她還在信里發(fā)布兩個禁令：不能喝酒、不能談戀愛。

冬天，那個傍晚，小興安嶺腳下清河小鎮(zhèn)的路上卷過一陣陣白毛風，風夾著雪沒遮沒攔，馬路上幾乎沒什么人。我到這里當知青已經好幾年，對這里的冷已經習慣了。我頂著風，睜不開眼睛，邁不開腿，走著走著，感覺有點兒木。這時，迎面來了一掛馬車，那馬身上結了白霜，車老板的帽子上也結了白霜。走近了，那車老板指著我，說著什么。我沒聽清，愣在那兒。車老板勒了勒韁繩，馬慢了下來，幾乎停住了，車老板指著我的臉說：“你的臉凍了！”我趕緊用手去摸，他又說：“別用熱手摸。”說著，馬車帶著一團白霧在冰雪路上走了。我于是背著風，倒著走，終于到了屋子里，對著鏡子一看，通紅的臉頰上白了一塊，過了一會兒那白變紅了，好了，沒事兒了。人家告訴我：如果你當時再凍下去，就凍傷了，一點兒知覺也沒有，你這臉上就帶花了。

我慶幸在那風雪路上，與那車老板相遇，就在要各奔東西、南轅北轍的瞬間，他對我說了句話?？墒?，我連那車老板的樣子都沒看清，只看見他臉上白花花一片，眼睛、眉毛、胡子全是白的。那會兒，俺山里人也不興說“謝”。

那年11月，我從哈爾濱回清河。從佳木斯附近的香河搭上了車，解放卡車的駕駛室里沒有地方了，我就站在貨廂里，敞篷的車廂讓我有點猶豫，可是，錯過了這輛車，不知啥時再能搭上，豁出去了！好在車上還有別人，別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吧。剛開始，覺得還能忍，車開起來，風無遮無攔，幾下子就把人吹透了。我從來沒有這樣冷過，沒了抵擋的能力，人凝固了，被凍住了。終于，車到了清河，我好像木了，不會走路了，也不會說話了。同車的幾個人讓我就近進了一戶人家，慢慢地，終于緩過來了。從此我知道了，人真的會被凍死的。

林場里，職工家屬和知青的關系很親，冬天，有的人家殺豬了，會招呼我們去吃殺豬菜，我們都可高興了，又解饞，又享受家庭的氣氛。一進屋，女主人熱乎乎迎上來：上炕，上炕！炕燒得很熱，鍋里燉著酸菜血腸，我們也搭把手，幫孫嬸徐嬸干點兒零活兒，扒蒜，搗蒜醬，氣氛像過年似的。離開人家的時候，雪花飄來，我們很滿足，嘻嘻哈哈回到宿舍，還在回味。寒冬里，這些老職工老家屬的關照曾經給了我們那么多溫暖。

那年，我在林區(qū)的廣播站過年。值班的時候，透過結霜的玻璃，能看到秧歌隊來了，打頭的王敏也曾是廣播員，她風華正茂，青春洋溢，腰系大紅綢，率領著秧歌隊載歌載舞，給人們帶來難得的熱鬧。我的窗臺上，堆放著一個個飯盒，里邊有肘子肉、黏豆包、餃子、菜，那是廣播站的郭站長和同事給我送來的年貨，那個年，我是吃百家飯過來的，那么多好吃的，一個正月都吃不完，就放在窗外天然冰箱里。

特克斯草原驚魂 韓菊

新疆之大，不出門還真不知道。

1970年底，我接到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通知，只有三天的準備時間，我們就踏上了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路。

我們在路上走了三天兩夜，才到了要去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沒想到，距離目的地還要走大半天的路，才能真正到達我們落戶的地方——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特克斯縣紅光牧場。遠離家鄉(xiāng)的我，第一次感覺到新疆如此之大。

到了紅光牧場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遠遠地看到星星點點的光亮，走到跟前才發(fā)現(xiàn)，是牧民男女老少提著馬燈來歡迎我們，更準確地說，他們是在看汽車。

我們聽著聽不懂的語言，隱約看到了山坡上的馬、牛、羊，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踩到了軟乎乎的牛糞馬糞，不時還聽到女同學的尖叫聲。

這對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來說，既陌生，又新奇，還包含著些許的恐懼。

記得干農活半年之后，應該是割麥子的季節(jié)，隊長交給我一個任務——送文化到哈薩克氈房，我特別高興地接受了任務，終于不用再辛苦割麥子了。

誰承想更大的困難在等著我。

我原以為會有馬車拉著我去，沒想到隊長拉著一匹馬過來，用很生硬的漢話說：“這匹馬嘛，是走路的馬，不是跑路的馬，你不會掉下來，很安全?！?/p>

我只得自己騎馬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發(fā)。哈薩克氈房相隔都很遠，走一天也只能跑三到四個帳篷。每到一個氈房，我就用小黑板寫兩個漢字教給牧民，比如“中國”“人民”，直到他們學會了，我再去下一個氈房。

一路還很順利，餓了有自己帶的馕餅，渴了就喝牧民家的奶茶。

有一次，就在我從第三個氈房出來準備再去下一個氈房的路上，突然，我騎的馬驚了，兩個前蹄子上揚，馬頭抬起很高，整個馬的身體都豎了起來。

我當時就嚇傻了，不知怎么辦好，一下子蒙了。

就在我束手無策的時候，只見一把鐮刀，“嗖”的一聲旋風般地飛了過來。我清晰地看到，一條蛇的頭“唰”地飛了起來

緊接著一個哈薩克大叔跑過來，先是拉住我馬的韁繩，又快速地將嚇傻了的我從馬背上扶下來。

這時候，我的雙腿已經抖得實在站不住。

哈薩克大叔用結結巴巴的漢語告訴我：今天算你命大，如果馬被蛇咬了，很可能就會受驚跳到河里。

聽大叔講我才弄明白，草原上的蛇是旱地蛇，與黃土地的顏色很相近，我騎在馬上不走近根本看不見。馬過，驚蛇，這條蛇向我的馬發(fā)起進攻，導致馬驚。

旁邊就是特克斯河，河水湍急，那我很可能真就沒命了。

哈薩克大叔陪我坐了半個多小時，看我差不多緩過神兒來了，才把我又扶上馬。他又趕著馬車陪我走了很遠的路，才讓我自己繼續(xù)往前走。

雖然這件事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可不管啥時想起來，哈薩克大叔的形象還是歷歷在目，那張樸實、憨厚的黑紅臉龐，依然很清晰地浮現(xiàn)在我面前。

是他救了我，一輩子感謝他！

黑土地讓我放歌 王福生

1973年一個冬日，我們的知青車出了哈爾濱直奔雙城。到了五家公社解放大隊，遠遠就聽到嗩吶鑼鼓聲，我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少列隊歡迎，歡天喜地地扭起了東北大秧歌，那場面對我們從未離開過家、從未到過農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小青年來說，激動??！雖然還有點兒想家，但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感染，我們就要融入村里的生活了。

接著我們就被熱情的貧下中農大爺大媽兄弟姐妹們，紛紛接到了各自的家里，我打量著陌生的新家，我們的吃住都安排在農民家里，從此，我們就成了他們新的家庭成員了。

難忘在新家吃的第一頓團圓飯。東北的冬天本來沒有什么新鮮的蔬菜，只能吃上土豆、大蘿卜、大白菜，還有家家戶戶自己腌漬的酸菜，而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知識青年，特意殺了一口大肥豬，按家按戶都分了豬肉，所以入戶第一頓飯，我們吃上了地地道道的東北大菜——豬肉燉粉條子，還有通常在過年的時候才能吃到的黏豆包。當時好滿足啊！

東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又沒有通電，所以到了天黑就只好睡覺，沒有任何業(yè)余活動。我看到，生產隊部里，幾個守夜的老農民圍著煤油燈，在吧唧吧唧地抽著大旱煙，東家長李家短地嘮嗑。

東北的農村，農民家里的生活還是挺苦的，我們住的農戶家只有一間房，我們只好分南北大炕來住，知青住一邊，農戶住一邊，中間掛一大簾子，就這條件。每天呼風喚雨、雷鳴之聲不絕于耳，幾乎是夜夜不寐??！我從懵懵懂懂中漸漸體味到了人生的艱辛，從多少個無知里慢慢地認識了鄉(xiāng)村生活。

冬天，東北的農村就該貓冬了，但當年的農業(yè)生產大躍進被我們趕上了，當時的口號是：“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奪取農業(yè)全面大豐收！”村子里那熱火朝天的大會戰(zhàn)場面真是太壯觀了。當時生產隊所有的大牲畜要休息，養(yǎng)精蓄銳。怎么往地里送糞呢？由人來拉馬車往地里送糞，休牲口不休車，就是馬?？梢孕?，人和車不能休，要大戰(zhàn)一百天，奪取冬季大會戰(zhàn)的全面勝利。分兩個隊，一個是知青隊，一個是村民隊，來展開競賽。看看哪個隊運送的糞肥最多，我們插隊的男青年全部來駕轅，女青年在兩邊兒拉套，后邊還有體弱的青年在推著。大家都在飛快地裝車、卸車，不知疲倦地拉著大馬車飛跑著，一邊跑還一邊高喊著口號：“多拉快跑，人定勝天……”就這樣我們拼著命干了一個冬天，可到最后，我們連村民的婦女隊都沒比過，還有好多知青的小腰板兒為此留下了后遺癥。

黑土地激發(fā)了我的靈感，我喜歡唱歌，喜歡樂器，當時中阮彈得還不錯，經常被縣文工團借調去參加文藝演出，也逐漸在青年點小有名聲。每當生產隊里開大會，我就組織隊里的青年先表演上幾個小節(jié)目，我的歌聲也總是飄在田間地頭。讓我興奮的是去參加公社、縣里組織的文藝匯演，我用自己創(chuàng)作的歌曲參演，知青戰(zhàn)友寫歌詞，我來作曲：“金燦燦的稻穗，黃澄澄的玉米，火紅的高粱，我們辛勤地勞作在田間，盼望著一年的大豐收，嘹亮歡快的歌聲，在田間地頭飄蕩……”就是這稚嫩的初創(chuàng)，還受到多次獎勵，我想，這是在鼓勵我更多地唱出農民的心聲。

從電臺大院到梅均塆 柳小平

我的孩提時代是在電臺大院度過的。當年，父親是新華社記者，跟隨劉鄧大軍南下，解放武漢后他留下來參加了廣播電臺的接管，隨后他一生都在這里生活工作。

記憶中，武漢夏天的夜晚總是那樣炎熱。20世紀60年代初，沒有空調電扇，大家都搬出竹床、靠椅，在電臺院子里乘涼。

這時不知是哪戶人家的半導體收音機，傳出來的聲音格外清晰。

——頻道調在湖北人民廣播電臺，一個女播音員每晚半小時連續(xù)播送長篇小說《紅巖》。

每每我都聽得入了神。江姐、許云峰、雙槍老太婆、華子良、小蘿卜頭……這些人物在她的聲音里惟妙惟肖。

躺在竹床上，望著滿天繁星，我想，男女老少，好人壞人，這個阿姨說誰，就像誰，真厲害！

她長的會是什么樣子呢？

那時的電臺保衛(wèi)不嚴格，孩子可以在院子里隨意溜達。一天，我無意中闖入了播音室，這里，一位女播音員正在錄制《紅巖》。

那一刻我驚呆了！原來是她——我的鄰居胡阿姨，是她播的《紅巖》！

我趴在播音室的玻璃窗外，久久凝望著胡阿姨，聽著她圓潤的聲音，心中滿是仰慕。

“我長大了就要像她這樣當播音員！”

理想的種子也許就在這一刻種下！

雖然仰慕之情勢不可擋，可惜我一口楚腔漢調，也不知道怎么樣才能當上播音員。

沒人知道我的心思。

“文革”，學校停課了，收音機里除了新聞、社論，天天都是八個樣板戲，戲里人物唱腔臺詞我全都聽會了。

誰都不知道，我在一直偷偷學習普通話。

1968年底，上山下鄉(xiāng)的浪潮把我卷到鄂南的廣濟縣梅均公社梅均當了下鄉(xiāng)知青。

當年我們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每年一季麥、雙季稻的農活兒就不說了，光打理自己的生活都難。農民再窮有個家啊，我們的家呢？我們的衣食住行沒有著落——喝的每一口水，都是自己從井里挑回來的；吃的每一口糧食，都是自己從地里收獲的；燒的每一根柴火，都是自己從山上砍的；菜，是自己種的；衣被，是自己拿到池塘邊的石板上洗的。

我們是冬天到農村的，生產隊沒有現(xiàn)成的房子，就讓我們四個女孩住在原來的牛棚里。剛到的第一天，牛棚來不及整理，不能遮風避寒，晚上我們睡在鋪著稻草的竹床上。雪花飄進了牛棚，飄落在我臉上、被子上，很快就融化了。飄落在桌子上的雪花，覆蓋了我們放在上面的手套。第二天，生產隊派人上了房梁重鋪了瓦，窗戶釘上了塑料薄膜。但我們的被子一個冬天都沒干。

夏天的時候，烈日炎炎，大地像著了火。為了躲避太陽，隊長就半夜一兩點叫我們起床干活，天亮后熱了，就回去睡覺。

農忙，我們在生產隊勞動，插秧、割麥、雙搶，整天“黑汗如水流”！南方的水稻田里好多螞蟥，插完秧上田埂，小腿上能被螞蟥爬滿。

用兩頭尖的沖擔挑谷子去稻場晾曬，途中是不能停歇的，因為谷穗頭朝下，放下沖擔就會散一地。一路挑起，累得耳朵嗡嗡叫，聽什么聲音都不真實了。

當時被“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信念鼓舞著，我不覺得苦，現(xiàn)在想起來，知青的生活實在是太苦了。比起當?shù)氐霓r民我們過得更苦！苦得沒個頭！

這時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得了夜盲癥，大地一片灰白，走夜路分辨不出高低來，深一腳淺一腳，身上摔得青一塊紫一塊的。

母親一直不放心，有個夏天她從武漢到生產隊來看我，她的人造革手提包里帶來一斤我喜歡吃的奶油球水果糖。我興致勃勃地要拿出來時，卻發(fā)現(xiàn)奶油球全部化成了糖漿，和糖紙一起粘在包里，拿不出來了。當時我和母親的眼圈都紅了。

當?shù)剞r民覺得知青們的日子過得不容易，經常有人給我們送上一把菜，挑上一擔水。

有人跟我們嘮叨，這些嬌兒（方言姐兒，即女孩）在城里哪受過這罪啊，馬上就有隊里的干部警告說，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千萬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要扎根農村一輩子。

我們拼命點頭。

青春激蕩六盤山 董傳亮

1974年，在那個激情的年代，我高中畢業(yè)了。

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七名同學從蘭州向插隊的目的地——甘肅慶陽地區(qū)合水縣固城公社進發(fā)了。

那里是原陜甘寧邊區(qū)，革命老區(qū)，我們懷揣一顆紅心，激情萬丈。

當時去慶陽要坐兩天車，當汽車爬上著名的六盤山頂，突然映出七個石頭鋪成的大字——“不到長城非好漢”，在早晨的陽光下十分耀眼。

我們的心被震撼了，齊聲喊：“停車！停車！”

站在六盤山頂，仰望著七個大字，我們心潮澎湃，激情萬分。七個18歲的熱血青年在這里宣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做出成績誓不回城！

下午，我們到達了合水縣城。沒想到一進縣城，鑼鼓喧天，熱鬧非凡，路兩邊站滿了人，夾道歡迎我們。場面之壯觀，氣氛之熱烈，讓我們個個被感動得熱淚盈眶。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發(fā)表以后，我們是合水縣迎來的第一批插隊知識青年，當?shù)馗裢庵匾暋?/p>

激情的歲月有許多激情的感動，只有用一些“大詞”才能表達，我們這一代人經歷得太多了，這才僅僅是個開始。

第二天，我們被簇擁著來到了目的地——固城公社董家寺大隊，路邊上、崖畔上、院子里都站滿了社員，像過盛大節(jié)日一樣。生產隊專門為我們殺了一只羊做了羊肉泡饃，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香的飯。

生產隊胡隊長說，糧倉里的糧食你們隨便吃，沒有了就去拿，生產隊有菜園子，想吃菜就去摘。

溫暖啊！我們找到了回家的感覺。我們插隊的兩年都是這樣的待遇。

第一天的農活是收割莊稼，我們誰也沒有用過鐮刀，不到10分鐘，一位女生就把手割了一個大口子，血流不止。一位社員跑過來，把自己八成新的衣服撕掉一塊，給那位女生包扎，一股暖流頓時涌上我們的心頭，好像親眼看到了戰(zhàn)爭年代老百姓給傷員包扎傷口！

我們住的小院充滿歡樂和溫暖，每天晚上都有社員來我們這里，聊天，唱歌，唱秦腔，講故事，講當年老區(qū)的故事，教我們做飯做菜，時常帶些好吃的給我們。隊長也幾乎天天來看望大家，問我們有什么需要，生活習慣不，身體怎么樣。

我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老區(qū)的老鄉(xiāng)們是多么熱情、質樸、厚道，他們的真心讓我們這些知青感動不已。

我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除了接受再教育以外，還應該為老鄉(xiāng)們做點什么，這是發(fā)自內心的。

兩年中我們?yōu)槔相l(xiāng)做了三件事：

一是七個人全上陣辦起了掃盲班，讓不少人脫了盲。

二是辦了百口豬場。當時本地的豬品種不好，長得小且育肥慢。我們采用每天喂豬吃八頓的新育肥法，生產隊有幾頭養(yǎng)了兩年的豬，我們三個月就給育肥銷售了，這給了我們鼓舞。雖然每三小時喂一次豬很辛苦，但我們很興奮，有了更大膽的想法——改變當?shù)氐呢i種。

我找到了縣商業(yè)局長，希望縣種豬場能支持我們。商業(yè)局長欣然答應，馬上給種豬場打電話，給了我們十幾頭烏克蘭小種豬，當時那個高興?。?/p>

我們帶著十幾頭小種豬回到了生產隊，隊長就像見到了寶貝，看啊看，摸啊摸，在廣播喇叭里向全隊社員宣布了這個好消息，大家都趕到隊部去看。

就這樣，修建百口豬場的計劃從第二天就開始實施了。不到一年，我們連討帶買帶產，實現(xiàn)了百口豬場的目標，遠近十幾里的村民都趕著豬來配種，天天有人來買小豬。后來這個百口豬場存在了十幾年，改變了當?shù)氐呢i種。

三是給村民們講故事。講雷鋒的故事，講王杰的故事，講戰(zhàn)爭年代的故事，講歷史故事。先是從田間地頭開始講，后來講到了全公社，講到了全合水縣，甚至講到了慶陽地區(qū)。

這下名出大了，我們被甘肅省評為“先進知識青年點”，全省開知識青年先進代表大會，我作為“點長”去參加會議。

會議期間，省電臺讓我去臺里錄了一個講話錄音，介紹我們點的事跡。

不承想，就是這個講話錄音使我離開了農村。

開完會回到知青點只20天，我就接到了去省電臺學習的通知。沒想到這一學習就改變了我人生的軌跡。

我參加的是“工農兵通訊員學習班”，一個月學習結束了，又通知我去甘肅省電臺播音組學習。

我不去，村里還有那么多伙伴等著我呢。

領導給我做思想工作：你講革命故事，學學播音可以提高表達水平啊。

就這樣，我到了省臺播音組學習。

又過了一段時間，臺領導拿著省委組織部的調令找到我說，調你到電臺當播音員，這是調令，趕快回去辦手續(xù)吧。

我一下慌了，說：“我不去，我不愿意到電臺工作，我和同學們約定，扎根農村干革命。現(xiàn)在正是關鍵時期，我不能扔下同學不管，不能背叛他們，當逃兵。”

領導講了很多勸說的話，后來實在沒轍了，就說，你在農村扎根是你一個人的事，最多只能影響一個生產隊，但如果你是一個播音員，你每天都在宣傳毛主席的指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人民群眾的先進事跡，有千百萬人在聽你廣播，這個任務多重要啊！你要好好考慮，哪個更重要！

這才算是說服了我，我不情愿地帶著調令回去辦手續(xù)了。

回到知青點上，我什么都不敢說，總覺得自己背叛了同學。在點上整整住了一個月，拖著不去辦調動。

后來在臺里的一再催促下，這才去辦了手續(xù)。走之前，我把所有東西都送給了社員，只剩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跟同學們匆匆告別，趁著晚上悄悄地離開了。

去縣城要走二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覺得自己對不起大家，是逃兵。

從走出董家寺大隊那天起，到現(xiàn)在40年了，我再也沒有回去過，也沒敢再跟點上的同學聯(lián)系，想想是不厚道?。?/p>

董傳亮在知青點

40年來，我每每回憶起插隊的那一件件事，那一張張可親的面容，心里總是不能平靜。20世紀70年代的革命老區(qū)人民教會了我為別人做點什么，學會感恩！我感謝他們，在我十八九歲形成人生觀的關鍵時期，給了我最好的教育。

這就是我的插隊經歷，這經歷也許與很多人不同，我受到的是關心、關愛，感受到的是溫暖、陽光，這溫暖和陽光伴隨了我一生！

我曾是兵團戰(zhàn)士

從北京到北大荒 王征

北京，六九屆全下鄉(xiāng)，七〇屆全留京。我本該是七〇屆，小學四年級，由于太鬧，學習又好，“被跳級”到六九屆。

這一跳，跳進了知青的洪流。

那時候，一家只許留一個孩子，我是家里老大，必走。

那時我剛滿15歲。我家和楊叔家都是獨門獨院，楊叔給了我家太多的幫助。要走了，楊叔問奶奶：“舍得孫子走嗎？”奶奶說：“兒子媳婦都沒留住，孫子去干革命，我不留他，讓他去吧?！?/p>

我家離學校很近，不到300米，歡送會的高音喇叭聽得清清楚楚。我沒去開會，能陪奶奶一會兒是一會兒。

聽到通知準備上車，我知道該走了。奶奶指著桌上叔叔阿姨們送的水果和點心說：“帶上吧?！?/p>

我說：“不，留家吧?！?/p>

奶奶拿起一個最大的蘋果放到我的手里，含笑送我走出家門。

哪想到我正在排隊上車，楊叔跑來說：“你奶奶哭得不行?！?/p>

我又飛快跑回家，奶奶見我回來，忙止住哭：“孩子，我沒事，快走吧，別誤了車，記著給奶奶來信?！?/p>

我回到校門口，車正一輛一輛開出?？匆娢覀儼嗄禽v車，我招手讓停車，車上的同學也喊“快停，快?！保伤緳C竟然不停車。后來才知道，司機有命令，沿途絕不許停車開門。

楊叔推來自行車，馱上我直奔永定門火車站。

整個車站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家長們緊緊聚在車窗前，緊緊拉著孩子的手不放。我沒人送，獨自站在早已上鎖的車門后。

列車開動了，頓時一片哭聲。真的一輩子回不來了嗎？腦海中一閃而過。不，絕不會，我一定會回來！

我沒有流一滴眼淚，那時的感覺就像是又一次在學校去“學農”。

“抽支煙吧?！蔽一仡^一看，是班主任何老師，我最不喜歡的老師，學農時曾抓住我抽煙，沒收了。

我接過煙點上，何老師說：“你們這么小，就要獨立生活了，以后要互相幫助?！?/p>

說著，拿出兩盒“大前門”煙放進我的口袋：“少抽，對身體不好?！?/p>

見我不說話，他沉默了一會說：“我只能送你們到豐臺?！焙卫蠋熮D身離去，我看見，他的眼睛里含著淚花。

離開北京那一天是1969年9月25日。

27號傍晚，在黑龍江拉哈車站下車，步行十幾里，坐船過江，到達團部。各營、連的馬車、拖拉機、汽車來接，我們分到18連。那夜里到達連隊，昏天黑地，暈頭轉向，進了知青宿舍，和衣就睡。

28號，先來的上海知青找我們用毛主席像章?lián)Q面包和水果，我們也沒鬧明白他們?yōu)槭裁催@么熱情。

29號，一個上海知青搶別人吃的，我們三個北京知青與十幾個上海知青打了第一架，這才明白，他們?yōu)槭裁从孟裾抡椅覀儞Q食物，我們知道了什么叫“餓”。

10月1日，每人到倉庫領了一把舊式鐮刀，下田收水稻。不到中午，我們血淋淋的手和腳，就把連隊衛(wèi)生員的膠布全用完了。

連隊每人每天都有勞動定額，我們剛來，累死也干不完。那些日子，女生想家，夜夜哭，經常是一人哭，幾人勸，最后大家一起哭。

我和劉凡站在路邊，遙望北京，別無選擇，生存下去才有未來。劉凡出身書香世家，帶著一箱數(shù)理化下鄉(xiāng)，從此，我們一邊勞動，一邊自學，開始了我們的知青生活。

1972年春，父親和一批干部被保護，總理批示，家屬隨遷。母親拿著公函，從師到團——營——連為我辦理了調令。

我那時還在山上，一日收工后，我被叫進了指揮部，滿桌杯盤狼藉，那個被知青稱為魔鬼的團首長沖我大吼：“千百萬知青扎根邊疆，防修反修，只有你是一個可恥的逃兵?！彪S后，破口大罵。

第二天，連長給我送來調令，并親自送我到山下車站，只說了一句話：“走吧，回家吧，我這還有一百多知青呢?！?/p>

那次從山上下來，我在齊齊哈爾買了一箱酒，回到連里與大家告別。眾人無話，只是喝酒。很多人醉了，我哭了，在心里一遍遍說，對不起，我必須走。

多年后他們說，我的回城，徹底摧毀了他們的信念，連里再也沒有人提起過我，就像我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第二天，劉凡開著拖拉機把我送到拉哈車站，一句“北京見”，揮手道別。

博斯騰湖的記憶 周環(huán)

1969年1月初，我還不滿17歲，就和一幫“老三屆”學生，來到位于博斯騰湖附近的新疆兵團24團3連。

歡迎會后，給我們分進各個班排。每個人發(fā)了一把坎土曼，囑咐我們，坎土曼以后就歸自己管了。

我拎著坎土曼左看右看，樣子像內地的鋤頭，但鋤面有鏟子那么寬。我想，維吾爾人咋這么聰明，發(fā)明的這坎土曼兼具了鋤頭和鏟子的功能。腦子里突然跳出學馬列著作的一個名詞：“生產工具”。

哈，我們就是“生產者”啦。

兵團農場的職工都拿工資，稱呼叫“農工”。我們第一年的工資是12塊5毛錢，但發(fā)到手里的只有四五元，另外8元錢用糧菜票沖抵。因農場困難，這幾塊錢常常會延期發(fā)放。第二年以后，工資漲到17元。

周環(huán)在連隊演樣板戲《沙家浜》的《智斗》——“他們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

剛到的那天，為了歡迎我們這些學生，吃的是白面饃（饅頭）。

后來才知道，連隊里是每一兩個星期吃一次白面饃，每個月吃一次大米飯，逢年過節(jié)殺一次豬羊，能吃頓肉。

那時候餓啊，我這個女娃每頓要吃兩個苞谷饃，也就是8兩??！男生每頓吃三個四個的，不新鮮。

每天出工午飯時，很多人不帶飯碗，就把坎土曼浸在渠水里洗一洗，那個凹度剛好像個盤子，舀進西葫蘆菜湯，再撅幾根樹枝當筷子，稀里嘩啦吃個精光。我們學生后來也學會用坎土曼當盤子吃飯了。

最高興的是夏天分西瓜，我們挑個筐到西瓜地里，用地磅稱，每個人能分一二百公斤西瓜。運回宿舍后，往床底下一滾一堆，床底下就成了儲藏間。那是最甜美的日子。

我們的宿舍是3人一間。所謂宿舍，就是用土坯壘成的土屋，屋頂是木梁，上鋪葦席油氈，抹上泥。墻壁也不刷白。屋里的地面，就是原本的土地。一到春天鹽堿地返漿時，宿舍里又陰又潮，地面也變軟，凹凸不平。

這，可是連隊里最好的房子了。

很多農工住的是窯洞，用葦篾子捆扎而成。成家的人，可以每家分到一孔這樣的窯洞。

還有一種“地窩子”，很像原始人的穴居，冬暖夏涼。第一代開發(fā)新疆的兵團人，住的都是地窩子。

我們的床，是用蘆葦捆扎成兩米長的葦把子，然后用堅硬的紅柳枝條扦子，把十幾個葦把子穿到一起（類似南方的竹排），這就是“床鋪”。在地上打進兩排樹樁，就是床架。經常有人睡到半夜，葦把子床鋪軟乎乎地塌了下去。

有兩次，我都是睡夢中忽然身體下沉。第一次給嚇醒了，第二次迷迷糊糊中，我索性把整個葦把子鋪拉到地上，繼續(xù)睡。早晨起來，再換上新的葦子捆綁做床。

記憶中最可怕的，還不是塌床，而是臭蟲和蚊子。

人說，新疆的蚊子能吃死人，一點不假。而那臭蟲，真可以用“恐怖”來形容。

每天睡覺前，我都要先檢查墻壁，按死所有能看到的臭蟲，才能躺下。每夜，必定被吸飽血的臭蟲給咬醒兩三次。就馬上打亮手電筒，只見蚊帳上、墻壁上，幾十上百只臭蟲，見光后齊刷刷地往上爬。我手疾眼快地迅速去按圓鼓鼓的臭蟲，一按一道紫紅的血印，一般都能消滅幾十只。

有時實在太困，我就由著臭蟲咬，心想，吸飽了血，這一撥臭蟲就不鬧騰了。

農工們把蚊子臭蟲戲稱為天上的“飛機”，地上的“坦克”。因為臭蟲猖獗成災，影響睡眠，全連總動員，利用休息日來了個殲滅戰(zhàn)，所有房子都用農藥煙熏，總算暫時緩和了臭蟲一害。

天上的“飛機”，當然還是照飛不誤。

我們團是鹽堿地，春天返漿時，地下的鹽漿把表面的凍土拱得如波浪起伏，人踩在上面顫乎乎的，汽車拖拉機開上去，很容易陷住。

到了夏天，這些鹽堿軟土變成細細的鹽堿粉塵，一腳過去，粉塵能沒過腳脖子，噴得滿褲腳都是土。拖拉機開過去，就是一路黃塵煙，嗆得人喘不過氣來。

每天出工，我們扛著坎土曼，都要走在這條暴土狼煙的大路上，不管冬夏，頭上必須蒙上白紗布，既防蚊子，又防土。

那時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啥時候，我能睡在一張木板搭成的床上，能不挨臭蟲咬啊？！

啥時候，我們連隊能有條石子路，上工路上不暴灰？

最難忘的是第一次割麥子。

南疆的六七月，白天氣溫至少在三十五六攝氏度，所以割麥期間，每天早晨四點多就起床，走到地里五點鐘，趁太陽沒升高，趕快收割。

男生每人是1畝2分地的任務量，照顧女生，好像是1畝1分地。每人一壟，約半個條田長。

老農工都是左手一摟一大把麥子，右手持鐮嘩嘩幾下，割下來基本上就夠一捆了。一會就跑我前面十幾米。

我哪有那個手腳，只能幾撮幾撮地割。還不會打麥捆，一捆老散。

有經驗的老農工到早上八九點鐘，就完成任務回家了。慢點的人到十一點，也都割完走了。

望著前面近百米，只有我那壟麥子還高高地站在那。

我想站起身，腰卻酸得怎么也直不起來。干脆，就半蹲半跪地割吧。

頭上背上也不出汗了，就覺得胸悶口干，好像心里在往外“滋油”。后來我看書上描寫說，人給曬得“冒油”，中醫(yī)說“傷失津液”，就是我當時的感覺。

我趴在麥捆上，真恨不得死過去，死過去啥也不知道，就輕松了。

但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得鼓起革命的勇氣，起碼定額得干完??！

后來的幾十米，我?guī)缀跏桥恐?，爬著，一撮撮地割下來?/p>

割完最后的幾米，我搖搖晃晃走到大渠邊，喝了幾口渠水，就倒在大樹下。

直到五點多鐘，有位騎車的老農工經過，看我通紅發(fā)燒的樣子，用自行車把我馱回連隊。我一直記著這位好心人。

第二天，我起不來了。第三天，我照樣出工。

當農工的第二年，我們團里引進水稻，用水田來壓鹽堿。插秧、灌水、收割、晾曬、脫粒，我統(tǒng)統(tǒng)干過。

記憶最深的是稻谷脫粒，用當時最先進的機器“康拜因”。

男工負責把稻捆挑進來，女工的任務是用杈子把一捆捆的稻谷往康拜因的“大嘴巴”里送，還算個輕活。

只要機器一開動，谷殼稻灰撲面而來，嗆得喘不過氣來。所以天再熱，我們都得穿長衣長褲，把袖口褲管扎緊，戴上口罩，再用白紗布把頭部緊緊包住，只露出一雙眼睛。

上白班時，太陽曬得人渾身刺癢，也沒有辦法撓。工間休息時，曬場上沒有樹，我們就鉆到牛車下面躲太陽。

晚班是從晚上十點到早八點，夜里兩點吃一次夜班飯。飯后休息半小時，我們每個人在稻捆垛上刨個坑，鉆進去。再用紗布在臉上支起一個“小蚊帳”，抓緊睡覺。

每天下班互相一看，那是真正的灰頭土臉。再懶的人，也得從頭洗到腳。

冬天，我們連近百人的隊伍拉到博斯騰湖湖邊去割葦子。

第一天，先割葦子，扎葦把子，各班給自己支起一個個三角形的窩棚，里面鋪上很厚的蘆葦當墊子，鋪上被褥，就是宿舍。

第二天開始干活。男工到冰上割葦子，運葦子。女工則坐在露天地上，把蘆葦破成葦篾子，打成捆。

怎么破呢？每人發(fā)一個有四孔的鐵制破篾器，將葦子一點一點地送入，拉出來就成為四片葦篾子。

那時已顧不上什么好看難看，所有能取暖的衣物都套到身上頭上。每個人手上都有多次被篾子劃傷出血的痕跡。

最難受的，是早上起床。

夜間零下20攝氏度的湖畔，沒有任何取暖設施，每個葦棚睡四五個人，整夜就靠被窩擠被窩“抱團取暖”。每個人都蒙頭而睡，被面上是一層冰霜，早晨誰也不想鉆出被窩。

剛開始大家還天天洗漱，后來凍得受不了，索性不洗了。

現(xiàn)在我想起那種冷，還會不寒而栗。“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當年我是怎么過來的？我還能再經受得住那樣的“考驗”嗎？

整整一個月，我們班師回連。過年。

那時，我們就是一個念頭——改造思想，“廣闊天地練紅心”。

40年后同學們在微信群里聊起周環(huán)在新疆兵團的經歷，引起了曾在內蒙兵團的侯玉茹和新疆插隊的韓菊強烈的共鳴——

兵團戰(zhàn)士也是“兵”侯玉茹

從小就做著一個夢，夢想著有一天穿上軍裝，當上一名颯爽英姿的女兵?？墒堑搅宋耶厴I(yè)的那一年，沒有征兵的任務，隨之而來的是北京軍區(qū)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來學校招人。

當不了兵，我就報名參加了當時稱為“解放軍序列”的內蒙建設兵團，當上了一名兵團戰(zhàn)士。

1969年我16歲，離開了北京，到了內蒙古巴彥淖爾盟烏拉特前旗，我們早出操，晚點名，白天干農活，過上了亦軍亦農的生活。

平平淡淡，快快樂樂的。然而到了1973年連隊的現(xiàn)役干部紛紛轉業(yè)離開了連隊，連隊的連長、指導員陸續(xù)換成當?shù)剞r場的人擔任。

我們也不像個兵了，我就動了離開兵團的念頭。

我來自高原

青春與青海 劉鳳英

對北京人來說，青海很遠，對我來說，青海離我的青春很近。1964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北京為部分省電臺代招播音員，三名應屆高中畢業(yè)生被錄取，分配到了青海省電臺工作，其中一個就是我。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遠離家門坐火車的情景。

1964年9月24日，我們坐上了通往青海省會西寧的火車。整整兩天兩夜的行程，一路上我們絲毫沒有睡意，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著。無論白天還是夜晚，火車每到一站，我們仨都要下車在站臺上看一看。

正像作家賀敬之的詩中所寫的那樣：

在九曲黃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車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個平靜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

一站站燈火撲來像流螢飛走，

一重重山嶺閃過似浪濤奔流

………

就在這不成眠的夜晚，我們不知是激動，還是留戀家鄉(xiāng)北京，帶著這復雜的心情，我們聽了很久，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青海省會西寧海拔2300米，氣候條件非常惡劣，常年雨水少，風沙滿天。夏天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需要穿長衣、長褲，有時還需要穿兩件衣服。

休息日從街上回家，鞋上褲腳上到處都是厚厚的一層黃土。遇上起風，漫天的黃沙刮得人睜不開眼，只能背對風沙暫時停下腳步。

那時我們住的宿舍離公共廁所很近，當年的廁所是旱廁，沒有沖水馬桶。一個夏天的早上我剛出門，突然看見有好幾條白色的蟲子，也許是蛆吧，在門口爬著，由于有門擋著，蟲子爬不進屋。當時嚇得我大聲尖叫，將屋里的人都喊了出來。事后同志們還開玩笑說，是蟲子們在給我們站崗呢！

在當時那種條件下，我們并不覺得苦，每天都跟著前輩播音員學習業(yè)務知識，并且很快都能適應本職工作。就這樣，在青海一干就是25年。

去遠方 李小梅

時下網絡流行語：遠方有多遠?我要去看看。

1972年高中畢業(yè)，因為哥哥當兵，我屬于家中唯一的孩子。按政策可以不下鄉(xiāng)，但是我拿著戶口本走了，為了去“廣闊天地”。1974年，長春電視臺（現(xiàn)吉林省電視臺）從知青中挑選電視播音員，我被選中。

1975年，西藏電視臺開始組建，全國各廣播系統(tǒng)大力傳達此消息，鼓勵大家報名。沒人動員我，我沒有和任何人商議，在第一時間寫了進藏申請——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一瞬間或許是沖動。但我想，在當時不會有什么人可以改變我要去西藏的意愿，因為，西藏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個天高地遠的神秘地方，我要去看看。

我沒有征求父母的意見。母親知道后已經生米煮成熟飯——我的申請一交出，當時的廣電總局就以飛一樣的速度批準了。母親哭了?，F(xiàn)在回想，我可能真的是個“熊孩子”。

廣電總局熱情地支持我這樣的自愿報名者，所以進藏的路比起出藏的路真是“一片坦途”。長春——北京——蘭州——拉薩，大約用了一個月時間，抵達了拉薩，住進了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大院兒里的一間小宿舍，成了拉薩人。

藏裝小梅

放下行囊，我立馬就去了八廓街，東遛西看，然后就鉆進了“甜茶館”——那真是天大的笑話啊——當年，西藏的甜茶館是沒有女人進入的?；蛟S那時的藏漢關系沒有后來那么緊張，也或許因為我太年輕、太突兀，總而言之，滿屋的藏族男人看著我，隨之善意地笑了，我堂而皇之地喝完了茶。

當年的拉薩，不是現(xiàn)在旅游者要去“看看”并“安放靈魂”的拉薩。那是一個安靜無比的地方，下午街頭基本就不見行人了。老拉薩人都記得，當年只要來了新人，在街上你馬上就會被認出是新面孔（漢族）。

除了在八廓街有一些買賣尼泊爾貨品的小商鋪，拉薩只有一家小小的國營百貨商店，一個小小的書店，一個比現(xiàn)代人自家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公共浴堂。我們吃的青菜全部要靠自己種，冬季基本就看不到綠色了。有人從內地回來，送給你一只柑橘，都是稀罕珍貴的禮物。

電臺就在布達拉宮山腳下，夜晚仰頭，可見掛在布宮上空的明月，漫天的星星似乎觸手可及。記得我還參觀了布達拉宮——沒有過賣門票歷史的原始布達拉宮。

當年的西藏電視臺無人，無設備。除了我們五名來自各省臺的自愿報名者，還有就是中央臺淘汰的一部電視轉播車。當年建發(fā)射臺，埋設電纜，都是我們自己掄大鎬刨溝，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缺氧狀態(tài)下完成的。

父母在 也遠游 焦津勝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軍人”家庭，從小父母就教育我要聽黨的話跟黨走。上小學五年級時，因為寫了篇《為革命而學》的作文，我被選為“貧下中農管學委員會”學生委員，后來又當上學校紅衛(wèi)小兵兵團“司令”，現(xiàn)在想起這些稱謂，都會覺得可笑。

當年自己的嗓音不錯，時常上臺演唱樣板戲、領唱革命歌曲，作為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每當毛主席發(fā)出最新指示，我都要上街宣傳一番。

1974年，我在北京順義城關中學上高一。一天，西藏廣播電臺來學校招播音員，老師推薦我去應考，考試內容是讀報和唱歌，這對有過登臺表演經歷的我來說，不算難事。

果然，初試、復試順利通過。我和縣里其他學校的學生一共7人，被西藏人民廣播電臺選中錄用。

“你真的要去西藏？那可是個高寒缺氧、生活艱苦的地方，其他六人都來自農村，只有你是城市戶口，你可要想清楚??！”

一些老師、同學好心地提醒、勸阻我。

在征求家人意見時，奶奶哭了，她雖然不識字，但知道北京最好，西藏太遠。父母則沉默了幾天，才對我說，尊重我自己的意見。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們其實并不那么“革命”，也有自己的“盤算”，覺得孩子去西藏工作，至少可以躲避上山下鄉(xiāng)，不用去插隊。

當時黨號召“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長期擔任學生干部的我沒有絲毫猶豫，就決定進藏。我想：既然自己被邊疆廣播電臺選中，怎么能不響應黨的號召呢？況且廣播電臺對自己來說，又是那么神秘。

臨行前，我在學校的歡送會上還做了發(fā)言，批判了“孔老二”“父母在不遠游”的腐朽思想，表示了服從組織需要、為邊疆貢獻青春的堅定決心。

出發(fā)前的那天晚上，父母把能了解到和想到的，都準備了，從高壓鍋、電爐子、棉衣、棉被、皮手套，到牙膏、牙刷、常用藥品，塞滿了我的旅行包和大箱子。

車站送別，無意間發(fā)現(xiàn)父親的淚眼，那是我從未見過的。

此時，對自己的決定，我有過片刻猶疑，心頭閃過一絲悲涼，但很快，就被一股“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豪情沖散。

那一年的10月，17歲的我作別家人和同學，踏上了進藏之路。

我來自田野

土生土長，高門大嗓 唐麗珍

我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農村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朗誦，只知道高門大嗓、聲音洪亮就好，我就屬于這種情況。

也許是這種原因，在學校“革命文藝宣傳隊”我是報幕員，運動會上我是廣播員。

1972年中學畢業(yè)，我回村當上了一名大隊廣播員，我利用廣播宣傳中央文件精神，播報大批判稿，廣播村里的好人好事，把村廣播辦得有聲有色，也被當作經驗推廣到全公社各大隊。在這一年我也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唐麗珍

扯塊化肥袋我鋪地就睡 肖澤紅

1974年6月，我從湖南湘潭高中畢業(yè)后，再無書可讀了。

心情非常壓抑。郁悶地回到生我養(yǎng)我的那片土地，從事農業(yè)生產勞動。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從挖土、挑糞，到插秧、扮禾，真正體會了“鋤禾日當午，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家里五姊妹，我是老三，姐姐和哥哥小學畢業(yè)后，就輟學回家務農，掙工分養(yǎng)家。

在那個計劃經濟的年代，農村實行大集體生產，俗稱吃“大鍋飯”，勞動生產率非常低，一年勞作到頭，分配的口糧還不夠吃。

最辛苦最難熬的是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季節(jié)。南方的夏天酷暑難耐，水田里的水曬得燙腳，太陽曬在身上火辣辣的。

收稻子只有腳踏式打稻機，非常消耗體力，全天勞作，衣服全濕透了。中午收工回到家中，沒有電，更沒有電扇，吃了飯后扯一塊化肥包裝袋鋪在地上就睡，以恢復體力，下午再干。

那時天天在想，這日子啥年月是個頭啊。

我曾是工人

“大干100天，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革命”邱志軍

大山，還是大山。

1969年3月，我坐在工廠接新學員的汽車上，心中充滿了對工廠、對工作的好奇和憧憬。汽車出了延慶縣城不久，就進入了重重大山中，一路盤山道曲折驚險。

工廠從外表看就是普通的山，其實每座山都被掏空，有十幾個車間，分別建在各個山洞中。進去后里面燈火通明，機聲隆隆，一派嘈雜繁忙景象。

960廠隸屬國防科工委，是軍工企業(yè)，生產7.62毫米口徑的半自動步槍。工廠位于北京市延慶縣與河北省交界處——后城。當時出于戰(zhàn)備需要，這種大中型軍工廠一般都建在深山中，建廠原則是“靠山、隱蔽、分散”，被稱作“小三線”，“大三線”則指建在我國大西南地區(qū)的大型軍工單位。

后來才知道，進這種單位工作，“政審”相當嚴格。

進廠后，我被分配到機修車間當學徒。當時工廠管理非常嚴格，每個車間的工人只能憑出入證進出自己的車間，絕不能進其他車間。而我這一工種負責修理全廠機械設備，給我提供了可以進出各個車間的機會。

當學徒對于剛走上社會的學生來說，是新奇的，也是辛苦的，什么重活、臟活都要搶著干。要想多學東西，就要多干、多問、多實踐，要虛心，要用心，絕不能偷懶。

記得在我學徒的第三年，工廠提出大會戰(zhàn)口號：

“大干100天，產量翻一番，以實際行動支援世界革命?！?/p>

于是全廠加班加點，三班倒，歇人不歇設備，因此設備故障率顯著增加，維修工作量極大。這次大會戰(zhàn)也給我提供了大量實踐的機會，我的維修技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當時學徒工的月工資第一年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現(xiàn)在聽起來簡直低得不可想象，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太“奢侈”的話，養(yǎng)活自己一點都沒問題。那時物價便宜，一個素菜5分錢，一個雞蛋8分錢，一個熘肉片2毛5分錢，紅燒肉3毛錢。

記得我第一次領到工資，除了換夠當月用的飯票，就所剩無幾了。那時整天都穿工廠發(fā)的工作服，除了買些學習用書和生活必需品外，基本上沒什么花銷，自給自足雖然沒有問題，但也沒有給家里的錢了。直到第二年漲工資了，才給家里買了一個當時的新潮物件——電子掛鐘。

由于工廠離北京較遠，不能每周休息，而是每月連續(xù)工作25天，集中休息4天，外加1天往返的路程假。

我們工廠休假也很有特點，幾十輛進口的墨綠色斯柯達克拉莎超大型豪華轎車一路行來，威風凜凜浩浩蕩蕩，形成了一道令人羨慕的風景線，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國家代表團來了呢。

由于我的左眼視力超常，曾被借調到總裝車間擔任校槍員，這個工作也很有意思，每支槍出廠前都要經過嚴格校對，對其精準度要求很高，光憑儀器還不行，需要人工實際校驗。這一經歷使我在廣院“學軍”時占了便宜，最后射擊打靶時我的成績在全校名列前茅。

在工廠工作7年多的時間里，有苦，有累，有歡樂，有收獲，可供回憶的東西太多太多了。

前幾年可能是出于懷舊心理吧，我去了一趟工廠舊址，曾經“為支援世界革命大干快上”，曾經熱火朝天、機器轟鳴的昔日工廠，早已不見了，留下的是被拆掉的廠房，填充的山洞……工廠早已停產關閉。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和社會的發(fā)展，這類軍工企業(yè)由于生產產品、地理位置、生產運輸成本等原因退出了歷史舞臺。

所以我在開頭說的工廠位置、產品等，也就不算泄密啦！

機床邊的三班倒 關蕾

1970年，已經從精神上、物質上都準備好上山下鄉(xiāng)的我，忽然走了狗屎運。

由于“文革”開始5年來，一直沒有招工，北京市各工廠人力告急！突然得到通知，七〇屆初中畢業(yè)生全部進工廠。

耶！

本來呢，看著前幾屆畢業(yè)生，不是插隊，就是兵團，我估計自己也是這個路數(shù)。此時，爸爸的老戰(zhàn)友來招兵，老爸卻對人家說：我家男孩兒可以當，女孩兒不當兵。

不讓我去。哼！后來才知道，老爸心疼閨女，不想讓我走遠，要讓我留在身邊。

在那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能走進工人階級的隊伍，實在是太幸運了！我光榮地成為北京市機械局所屬第二通用機械廠的小車工。

關蕾和機床

那年，我16歲。

我跟著像媽媽一樣的高師傅，學會了操作C620、C616車床，經我的手車床出了許多漂亮精巧的零件，當時感到自豪又激動，特別有成就感。

同時，我也嘗到了作為一名產業(yè)工人的艱辛?，F(xiàn)在想起來，16歲的小孩兒，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常年輪換。記得上大夜班，是夜里12點上班，下半夜2點吃頓飯，早晨8點下班。

每次到了凌晨三四點時，困得我呀！眼睛怎么也睜不開了。高師傅說，去，洗把臉，到車間門口吹吹風兒，清醒一下！

早晨下了班，趕快騎車回家，十幾分鐘到了家，倒頭就睡。

一直睡到傍晚，昏天黑地的，一看表，6點？就蒙了：這是早上6點，還是晚上6點？媽媽問：“一直睡，你不餓呀？”

現(xiàn)在，60多歲了，有時間了，卻總睡不著。

多么懷念小時候啊。

氣缸·齒輪·我 金重建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由于父母被揪斗，有段時間一聽到敲鑼打鼓聲，我都會禁不住心顫。尤其是母親被關地下室那段時間，我很孤獨，曾一個人從電信大樓地下室的窗口走過，想看到母親，卻見不到面。

我父親1940年參加革命，我母親1939年15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父母結識于新四軍部隊，在新四軍電臺從事的就是像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里那種收發(fā)電報的保密工作。

那時，我不理解發(fā)生了什么。

由于父母的原因，我大哥失去了當海軍航空兵的資格，我想參加紅小兵的愿望就更甭提了。

1968年，我的三個哥哥先后去黑龍江支邊。如今我讀到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中“留戀處，蘭舟催發(fā)，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時，想到當年走到鐵軌前和江邊碼頭送哥哥們離杭的情景，仍會淚水模糊雙眼。

三個哥哥去了黑龍江支邊，使我有機會中學畢業(yè)后留在杭州。

我和幾個同學分配到工廠。那是交通部直屬汽車第八分公司汽車保養(yǎng)場，據說當時是戰(zhàn)備單位，場里有200輛解放牌卡車，打起仗來就要用到它們。

我去保養(yǎng)場報到后，一位師傅告訴我，我將被分到鈑金車間去?，F(xiàn)在看來，這個車間修理汽車外殼兒，比較輕松、干凈，技術性也強?？晌耶敃r想到，只有自己一個人分在這個車間，心中很不情愿，就向師傅表示了我要與多數(shù)同學一起當修理工的愿望。

有位技術熟練的年輕師傅曾說：“躺下像是條狗，站起來才是個人”——這就是我當時做汽車修理工的生活寫照。我成天要跟氣缸、氣門、齒輪、活塞、汽油、機油等打交道。

在那里，我第一次聽說“回絲”這個詞兒，起先還當成是經緯的“緯”字，后來才知道，就是指的棉線團兒，最能吸油垢的那種。

在那里，我懂得了擰螺絲的技巧：只有上下左右兼顧，才可避免擰偏、擰過頭的現(xiàn)象發(fā)生。

那段時間，我還使用過鋼鋸在工作臺上鋸些金屬材料。記得我大哥有一次來場里，看我穿一身工作服，吃力地鋸著什么，心疼我，怕我干不了。我對哥哥說：無論老師傅教會我干什么，我都一定能干得好！

15歲進鐵路司機學校 白學禮

我出生在鄭州，在我幼年，父親病故，母親沒有固定工作，家中經濟非常困難。

初中畢業(yè)后，我沒有繼續(xù)念高中，而是考入了一所管吃管住的鐵路技工學校，開始了我三年的學工生涯，在當時這對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來說，已經是很滿足的事了。

學校是全日制住校學習，每月為每位學生提供十元零八角錢的伙食費，分成早、中、晚餐券發(fā)給學生。每天開飯時，在兼做學生食堂的禮堂中，同學們按小組圍成個圈，席地而餐?；锸巢荒芩愫芎?，但對于剛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經常都吃不飽肚子的我，總算是有了不挨餓的基本保障。

通過入校和畢業(yè)時的體檢表可見，三年時間，我整整長高了10厘米。

身材最高、年齡最小的我，由于在初中就是班干部，所以入校后被班上和老師推薦到校學生會，任文藝宣傳部的副部長，主管學校三屆學生和二十多個班的板報宣傳、對外包場電影的聯(lián)絡及校園廣播站工作，這些都鍛煉了我多方面的工作能力。

我所在的鐵路技工學校，有自己的校辦實習工廠，車、鉗、刨、銑設備設施一應俱全，還擔負著為鐵路列車生產一些零配件的任務。學生都發(fā)有工作服、手套等勞保用品，輪流在校辦工廠實習勞動。這樣，15歲的我，離家住校獨立生活，基本上解決了自己的生計，減輕了家庭負擔。

因學有專長，畢業(yè)時對口分配，我沒有像讀高中的學生那樣上山下鄉(xiāng)，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是直接進入鐵路系統(tǒng)，當了一名鐵路工人。

國家培養(yǎng)了自己，自然就要聽從國家分配，到祖國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母親深明大義，她忍住愛子之情，在我畢業(yè)后，揮淚送我到離家千里之外的四川去工作。

“文革”中受全國“停產鬧革命”的影響，國家普遍物資供應匱乏，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每人每月只定量供應半斤肉和二兩菜油，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工人，每月的糧食定量也只有30來斤。

長期的營養(yǎng)不良和獨立生活能力的欠缺，導致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就患上了急性黃疸性肝炎，住進了醫(yī)院。

這場病后，我深感“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我像運動員一樣，每天用兩個小時鍛煉身體，一年四季，無論是酷熱的三伏天或是嚴寒的三九天，都從未間斷，整整堅持了六年。

鐵路基層的艱苦生活和鍛煉，不僅使我的身體和過去判若兩人，更磨煉了我的意志。我努力工作，鉆研技術，沒幾年，我也成為了師傅，帶上了徒弟。

我是一個兵

小兵在新疆 秦魯濱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在院子的空地習武——騰挪閃打，一連串動作猶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雙腳把地板跺得砰砰作響。

正練得起勁時，身邊走來一位軍人，穿“四個兜”，身材微胖，正在上下不斷地打量著我。

“小伙子，你練的是什么拳？今年多大了？”

“這是一套長拳，我今年十四歲?！?/p>

這時候，傳達室老王頭走過來對他說：這是秦站長家的老四，這娃樣樣都好，每天都在這兒打拳。

他點點頭對我說：“你想不想去參軍？”

秦魯濱守衛(wèi)祖國邊陲

我一聽讓我參軍，趕忙回答說：“那當然想啦！”

他叫我第二天去空軍大院找他。就這樣，我自作主張地報名參了軍。

收到入伍通知書，我別提有多高興了！我第一時間給遠在甘肅的爸媽發(fā)了封電報，告訴他們：我已參軍入伍，一周后就出發(fā)。

父母接到電報，第三天就趕回來?？吹贸觯麄兩岵坏梦疫@么小就離開家。爸爸勸我：“你年紀太小了，多讀幾年書不好嗎？”

我態(tài)度堅決，一定要參軍！

爸爸沒再說什么，只是告訴我：“要做好吃苦的準備！”

1970年12月，我告別了家人，離開了學校和同學，坐著悶罐火車一路西行，出嘉峪關，過河西走廊，走陽關道，整整七天七夜，來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在零下十多攝氏度的冰天雪地，我被剃了光頭，然后裹著一件油黑發(fā)亮的破舊大衣，又坐了三天的汽車，終于抵達南疆焉耆的荒灘戈壁，開始了長達五年的軍旅生涯。

這是我第一次離家遠行！

新兵教導隊駐地，四周沒有圍墻，營房是干打壘構造，孤零零矗立在戈壁灘上，顯得十分凋零和荒蕪，呈現(xiàn)眼前的只有漫漫黃沙和一簇簇的駱駝草，一切都不及想象的美好。

我們到達時正好是冬天，大地仿佛被冰凍起來，穿再多的衣服還是覺得冷。一陣大風襲來，眼睛無法睜開，等踉蹌著站穩(wěn)了腳，全身變成一個雪人。

十三四歲的新兵還都是孩子，晚上起夜，誰也不敢去百米開外的簡易廁所。于是，一幫人站在屋檐下對著營房的墻壁齊刷刷“拔出槍”怒射起來。

誰知第二天一大早吹響了緊急集合哨，全體列隊的地點，正好就是昨夜撒歡的地方。

再低頭一看，只見營房墻面上大大小小被沖出了十幾個“窟窿”，有的深達二十幾公分。哎，誰能想到一泡“水”竟差點沖垮了“鐵打的營盤”！

現(xiàn)場證據確鑿，你還有啥辯解的？挨了一頓臭罵不說，哥幾個被罰掏了整整一個星期的茅廁。

呵呵，這是我參軍后第一次挨懲罰！

我們小兵主要學習俄語，必須在兩年內掌握俄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技偵部隊是軍中的精英，學習和訓練極其嚴苛，實行擇優(yōu)劣汰制度，每階段學習結束后，嚴格考核，兩次不及格者將被淘汰。

時間緊任務重，除了每天要熟記四五十個俄語單詞外，還要連篇累牘背課文，厚厚的教材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只恨爹媽少給生了一個腦袋。

我雖然跟得上學習進度，考試成績也不錯，但就是不會發(fā)俄語L音。天哪！學習俄語不會發(fā)顫音，那哪成？時間長了肯定會被淘汰出局，那丟人可就丟大了！我整個人都臊得慌。

我不甘心落后，也不相信失敗。不就是個L音嗎？

打這以后，我天天L不離口，中午和晚上也“L-L-L”地不松口，甚至連睡覺做夢都在練習L音，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可是無論我怎樣努力，就是發(fā)不出L音。

隨著中考臨近，我的心情也越發(fā)焦慮和不安。唉，該怎么辦好呢？一想到可能被淘汰，不由得倔脾氣上來，于是一咬牙一跺腳——拼了！

我找了一塊小石頭洗凈墊在舌根處，練習的時候只要舌根一緊張，石頭便會硌得舌頭痛，同時再含上一口水，就這樣“L嗚L嗚”一練就是一整天。

不承想一周下來，非但沒練成L音，而且舌根處起了個大血泡，別說繼續(xù)練顫音了，就連咽口唾沫都鉆心地疼。

實在沒轍了，只好閉上嘴巴，一切聽天由命吧！

一周后，我正在刷牙，隨口輕輕“L”了一聲，舌頭竟然顫動了。

咦？不敢相信，再“L”了一下，舌頭仍然在顫動。

呵呵，我大喜過望，嘴巴不停地“LL”著，生怕停下來L音又跑掉了。也顧不上擦干凈嘴巴，帶著滿嘴牙膏沫“LL”地走向教室。

啊，這一天終于被我等來了！

在新疆當兵，尤其在焉耆縣當兵，沒經過廁所的歷練就不算一名合格的兵。

焉耆境內有著名的博斯騰湖，魚兒肥美，蚊子特大，光禿禿的戈壁灘倒成了蚊蟲的重災區(qū)。

夏天傍晚，屋外蚊群的叫聲如同飛機的引擎嗡嗡作響，“解大”回來后，滿屁股全是大疙瘩，慘不忍睹。癢了忍不住就使勁地摳，可摳了后會更加地疼癢。所以一想到上廁所，人人都膽戰(zhàn)心驚。

實在沒轍了，就只能盡量改在白天解決問題。晚上實在要上廁所，那你得先憋著，等快要忍不住了，手拿報紙快速沖進廁所，點燃報紙后，再脫下褲子，一邊燒火一邊拉屎，十秒二十秒結束戰(zhàn)斗，完事后立馬提褲子往回跑。就是這樣嚴防死守，仍然會被小咬幾口，那算是很幸運的！

新疆冬天一般都在零下一二十攝氏度，簡易廁所都搭建在陡坡上，就像吊腳樓似的，茅坑下面是露天的，大風一刮，雪渣子打著旋轉，吹得滿屁股都是，凍得人直打哆嗦也得硬挺！

蹲坑的木板全都結了冰，稍不留神就會滑一跟頭，摔個仰馬趴。誰愿意躺在屎尿橫流的茅坑上？爬起來的速度比倒下去的還要快。我們每個人都中過招，摔倒過無數(shù)次。

其實，這都不算什么。在新疆當兵，真正的考驗是掏廁所，但凡經歷過一次，你會記一輩子。

茅坑下面的露天地上，上百號人的大小便一層疊一層，沒幾天就堆積凍結成一座座“冰塔冰峰”，如不及時清理，屎尿就會破坑而出。

我們手持鋼釬舉起鐵錘用力猛砸，屎尿渣子崩得滿頭滿臉滿嘴都是，一個班八九個人動手掏廁所，也要花上一整天時間才能夠完成。大冬天把棉襖全脫了，可汗水還是浸透了衣衫。砸下的“冰塊”要運走，又沒有工具盛，只好各自端著洗臉盆來當屎盆子用。

掏廁所一般會在周六進行，而一周一次的改善伙食吃肉也正好安排在周六。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填飽肚子，然后再裝上滿滿兩大碗的飯和肉菜，偷偷地端回宿舍留著第二天享用。房間燒的是火墻，爐灶是自己盤的，熱起飯來很方便，把飯菜倒進洗臉盆，煮開了照樣滿屋飄香！

洗臉、端屎、煮飯一盆三用，創(chuàng)下了全軍新紀錄！

在條件艱苦的邊疆部隊，像我們新兵教導隊是非編制單位，窮得經常揭不開鍋。吃菜，要自己種，吃肉，要自己養(yǎng)豬，為了不挨凍，自己要砍柴?？傊?，什么都得靠自己去解決。

1970年開春，我們已經三個月沒吃上一滴油了，有時候為了調劑口味，靠挖野蔥蘸醬油下飯。連隊決定殺一頭豬犒勞大家，我們一聽高興得歡呼跳躍起來——要知道，部隊只有八一建軍節(jié)和春節(jié)才殺豬，提早殺了，過節(jié)就沒有肉吃了?？裳巯麓蠡镂ㄒ慌瓮木褪勤s緊殺豬！

一聲令下，哥幾個把豬從圈里拖出來，四個人緊緊地按住它，再上來一人扳住豬嘴不讓叫喚，用殺豬刀從喉嚨下方捅入心臟，然后就是放血燒水刮毛。等到開膛破肚一看，大家頓時傻了眼，只見豬的瘦肉上長滿了一顆顆的白米粒——這是一頭典型的“病米豬”！領導決定把豬埋掉！

唉，一盆冷水從頭澆到腳！

那天晚上，一群人輾轉睡不著，一直在念叨病豬的事。我說：“就這樣埋了太可惜，不如把它挖出來，用高壓鍋多燉燉就沒問題了?！?/p>

后經領導同意，又把豬挖了出來。

第二天炊事班蒸了好幾鍋的米豬包子。還記得包子剛出鍋，咬上一口直往下滴油，那叫一個香??！當兵一年多還從來沒有敞開吃過肉，用隊長的話說：管你吃個夠！

啊，真的很過癮，那是我這輩子吃過的最香的一次包子！

離我們駐地幾公里有一條小河，我們經常帶漁網去捕魚。我們發(fā)現(xiàn)，只要用漁網堵住水渠的入口處，在另外一頭一陣吆喝，魚就會往入口處回游而自動落網。

咦，怎么越往上提漁網就越沉，掙扎得也越發(fā)厲害？感覺有點不對勁，趕緊把漁網拖上岸。

這一看可不得了，嚇得人差點暈過去！

只見網里有兩只碩大的老鼠齜牙咧嘴在掙扎，每只足有七八斤那么重。哥幾個從沒見過如此大的老鼠，嚇得不輕。

我們逮住的是“水老鼠”，主要靠吃魚蝦長大。理論上是可以食用的，于是我們找來鐵锨把老鼠敲死。

我當兵前做過飯，理所當然是大廚。扒了皮，切成塊，用開水焯去腥味，按紅燒肉的做法來了個“紅燒老鼠肉”。

當老鼠肉做好后，卻沒人敢動筷子，幾個人你看我，我瞧著你的，誰也不肯吃第一口。我皺著眉頭夾起一塊老鼠肉放進嘴里……哦，還真的很好吃！

為了多吃幾口，我也不吭聲，悶著頭一個勁地吃。幾個人先是直愣愣地看著我發(fā)呆，也不知是誰先反應過來，哐當一聲，鍋里全都是筷子……

我們部隊那時沒有洗澡堂。有的人實在忍不住，光著身子在極低溫度下擦澡，結果沒幾天病倒了好幾個。

領導坐不住，真著了急，再這樣下去，沒人干活了。于是做出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英明決定：將炊事班的廚房臨時改作澡堂，用蒸饅頭的大鐵鍋燒熱水，再用炒菜的大鐵鍋當澡盆，兩人為伍，坐在鐵鍋里洗澡，一次倒一桶半熱水，規(guī)定十五分鐘洗完。

就這樣，我們在食堂門口排隊，一對對走進廚房去洗澡。這是當兵兩年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洗澡，雖說兩人坐一個鐵鍋有點擠，但能夠“泡澡”已經很滿足了！我們洗得很認真，互相幫忙搓著背，到鐘點準時“出鍋”，再舀上兩瓢涼水，把鐵鍋沖洗干凈，接著又輪到下兩位。

第二天開飯，大伙開玩笑說：今天飯菜的味道不一樣，吃起來覺得特別香！

戈壁灘的艱苦歲月，叫我終生難忘。

“待學”三年，當了女兵 陳小渝

1953年我出生在霧都重慶，因此父母給我起名叫“小渝”。出生后沒多久，我又隨同父母遷到北京，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過的。

因父親在中央民族歌舞團工作，我從小就與文藝結下了不解之緣。小時候，只要父母單位有家屬參加的聯(lián)歡會，我都會出現(xiàn)在舞臺上。

當年北京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川風味的峨眉酒家。因為母親是四川人，所以基本上每周從學校回家后，母親都要帶我們幾姐妹去那兒過過干癮。魚香肉絲、麻婆豆腐是我們的首選。

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就結束了。1965年父親調往貴州，我們全家隨同前往。

由于還差半年才小學畢業(yè)，于是父母找到他們的老戰(zhàn)友，把我安插進貴陽一所子弟學校。大概是我從京城來的緣故，進校后，我馬上被任命為少先隊大隊長。

眼看著就要踏入中學的門檻，正在考慮選擇哪所學校的關口，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這之后，我們這撥孩子整整在家待了三年，待分配。

1969年，我們終于盼到進入中學上課的機會。好不容易又能進入教室，踏踏實實聽老師講課了，那會兒的心情別提多高興了。

進校沒多久，學校成立宣傳隊，我又被選中。剛恢復的復課鬧革命，課程安排也不緊張，隨之而來的反而是校宣傳隊火熱的演出，還一場接一場。

記得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兩位部隊領導來到我們學校。那個年代大家對軍人無比崇拜，同學們都在紛紛議論：這兩位兵哥哥來干啥呀？

幾天后這兩位部隊領導又敲響了我家的大門。后來我才知道，原來是解放軍總后某部隊宣傳隊瞧中了我，決定招收我去當兵。

那個年代，跟我同齡的孩子多半都去上山下鄉(xiāng)，再強點兒的，也就是進廠當工人。能榮幸地去當兵，那時大家簡直連想都不敢想。

我心里樂開花了。1970年，在同學們羨慕的目光下，我離開了只待了不到一年的學校，奔赴部隊，光榮地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隊伍中的一員。

那個年代，部隊大興招文藝兵，排演樣板戲，組織各種演出。我們就是

為了參加總后文藝會演，被招聚到了一起。

陳小渝當兵時期

我們宣傳隊排演的是樣板戲芭蕾舞劇《白毛女》，一幫年僅十五六歲的小兵，每天在練功房壓腿踢腿下腰練足尖，一天下來大汗淋漓腰酸背痛，從沒穿過芭蕾舞鞋，不少女孩子的腳都磨破了，雖沒有正規(guī)軍人那樣辛苦，但也一樣汗流浹背。

經過幾個月的訓練，我們這幫娃娃兵終于登上了首都總后勤部的舞臺。在所有參加會演的團隊中，我們的年齡最小，不少觀眾評價我們演出的是“縮小版”的《白毛女》。

芭蕾舞是西方宮庭推崇的高雅藝術，我們這幫小土妞小土娃們，在那種年代也過了一把芭蕾癮。

我們雖然是文藝兵，正規(guī)軍事訓練安排得非常少，但也跟正規(guī)兵一樣參加過拉練、緊急集合、夜間站崗、打靶等訓練。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打靶了。

我第一次拿起槍對著靶子練習，簡直找不著北，光練拉槍拴對準星三點一線，就折騰了差不多一個月。教練對我的評價：偏左，實戰(zhàn)成績不會理想。

真槍實彈的考核開始了，我抱著無所謂的態(tài)度開始了射擊。一槍、兩槍、三槍……九發(fā)子彈射出。

成績出來后簡直沒想到，九發(fā)子彈我的成績是85環(huán)，四個10環(huán)，五個9環(huán)——名列我們宣傳隊第一。事后教練說，槍都有偏左偏右之分，只能說我那支槍是瞎貓碰上死耗子了吧。

陳小渝（前排右一）在部隊文宣隊演出劇照

之后，部隊體工隊曾向宣傳隊提出要調我去射擊隊，但被我拒絕了。

前前后后走南闖北，我們除了參加總后文藝會演之外，還奔赴各兵站汽車團等基層單位慰問演出。部隊生活錘煉了我，培養(yǎng)了我，使我從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成長為一個合格的戰(zhàn)士。

1975年全軍大裁員，我復員回到家鄉(xiāng)貴陽。

那年年底，正趕上貴州電視臺招聘播音員。又是因為我的文藝天賦，及在部隊演過話劇報過幕，我得到了他們的青睞。于是我走進了電視臺這個陌生的行當，開始了播音員的生涯。

我們被選擇

白衣天使戛然而止的路 王亞平

20世紀70年代初，初高中畢業(yè)的城鎮(zhèn)青年，通常得下鄉(xiāng)。我即將高中畢業(yè)，心里在想，未來將會怎樣？

1972年的一天，校長通知擁有非農業(yè)戶口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去領一份表格。我拿到一看，竟是一份招工登記表！里面有三個選項：醫(yī)生、教師、會計。

??？我不必插隊落戶了！可以直接參加工作！

當時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一陣歡呼雀躍之后，鎮(zhèn)定下來，認真考慮自己的選擇。我喜歡做什么工作呢？

小學教師？不行！我不善于管理別人，不喜歡為人師表。

會計？“NO”，媽媽就是銀行會計，每天要填寫那么多令人眼花繚亂的表格、經手一沓一沓的人民幣，責任重大??！

醫(yī)生？這個不錯！聽診器、方向盤正是當下被社會尊重而羨慕的職業(yè)，正好爸爸就在衛(wèi)生系統(tǒng)工作，可以在業(yè)務上幫助我。

我要當白衣天使！

等待批準的日子里，我開始對未來心馳神往：做一個穿著白大褂兒的救死扶傷的醫(yī)生，該是多么崇高偉大啊！

拿到高中畢業(yè)證，16歲的我如愿進入河北省大廠縣醫(yī)院工作。

走進醫(yī)院，看到醫(yī)生們行色匆匆穿行于門診、病房，漂亮的護士姐姐拿著輸液瓶子管子為病人打針用藥，這一切都令我新奇興奮。記得第一次發(fā)給我的白大褂兒，布料粗糙，泛黃，不夠白，我找來漂白粉把衣服浸泡了一把，得到了滿意的雪白色，鄭重地穿上身，哈哈！那叫一個神氣！

王亞平在化驗室工作

可是，光神氣管什么用呢？醫(yī)院是跟病人打交道的，那可是人命關天啊！院方為我們這十六名對醫(yī)學一無所知的學生，進行了嚴格的崗前培訓。

第一階段：人體解剖?？h級醫(yī)院沒有解剖室，沒有人體標本可供觀摩學習，指導老師取來一具小小的無腦死嬰給我們上解剖課。十幾歲的學生哪里經受得住這般驚嚇，都退得遠遠的，不肯走到近前觀看。老師急了，說：就這膽量你們還當什么醫(yī)生！一頓嚇唬批評，大家戰(zhàn)戰(zhàn)兢兢圍著手術臺仔細觀察辨別各器官及骨骼血管構造。為了讓我們了解心臟內部結構，老師竟然找了一只最接近人心構造的豬心來做解剖標本，由此我們明白了左右心室、二尖瓣三尖瓣、主動脈肺動脈。

第二階段：熟悉護士業(yè)務，練習打針、輸液。發(fā)給每人一只中醫(yī)用的號脈小枕頭，手持針管練習下針的腕力，學生之間互相在對方的手背手臂上練習準確穿刺靜脈血管。當年練就的這份功底令我受益終身，給家人打針是常事，兩歲的兒子害怕去醫(yī)院打針，寧愿媽媽親自下手，說媽媽打針不疼，從來不哭不鬧。

第三階段：各科室巡回實地操練。記得輪到我去外科實習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個被脫粒機卷入手臂來看急診的農民大叔，他的右胳膊光禿禿的已經沒有了手，露著白骨的小臂血淋淋的，沾滿稻草，人痛得臉色青白，醫(yī)生吩咐我和另一個學生負責清理掉傷臂上的雜物以便進行手術，我心里雖然又怕又緊張，可依然硬著頭皮進行清創(chuàng)，從此練成了不再怕血的女漢子！外科之后，我依次進入婦科產房手術室實習，觀摩新生兒誕生、闌尾病人的闌尾切除術等等。最后轉到病房見習護士工作，每天跟著醫(yī)生查房配藥，掌握聽診器聽診支氣管炎、分辨肺炎干濕羅音……

半年左右的培訓實習結束，院領導分別找我們談話了解各自的愛好特長，我選擇了化驗室。

對一切未知領域我天性有著狂熱探索的動力。顯微鏡下的世界是那些肉眼不可見的細胞及奇奇怪怪的微生物，細胞核各異的白細胞，血液中最多的含有血紅蛋白的血細胞，體積最小的淋巴細胞，衰亡、脫落的上皮細胞，人體寄生蟲，等等。這些東西竟對我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我跟領導強烈要求到化驗室工作，剛好此時化驗室缺人手，我得以如愿成為一個準化驗員，而一切又要從頭學起。

從刷洗各種試管瓶瓶罐罐開始了我的化驗室學習日常。練習取末梢血做血常規(guī)，抽取靜脈血做生化檢驗，取樣尿便在顯微鏡下觀看病變程度，我開始走入微觀世界。

病人的心態(tài)素來排斥年輕醫(yī)生，從病人對我投來的懷疑目光我明白閱歷資質對從業(yè)者來說有多么重要，我決心用熟練的專業(yè)素質贏取病人對我的信任。

為了盡快提高業(yè)務水平，院方還派我到北京和平里醫(yī)院學習進修。一年多后經領導多方面測評，認定我具備了獨立署名出具化驗單的執(zhí)業(yè)資格，從此白班及門診夜班我都可以獨當一面了。

一晃四年，我對業(yè)務已經駕輕就熟，對未來的發(fā)展卻有些焦灼。化驗員并不能直接為病人診病，沒有處方權，自己當醫(yī)生的初衷是要治病救人啊，而當一名醫(yī)師是需要專科學歷的！

20世紀70年代中期，各行各業(yè)的青年以工農兵身份被推薦上大學成為熱潮，使得“文革”期間讀書甚少的青年們有了再次讀書的可能。我的內心蠢蠢欲動了，我要去讀書、深造，去系統(tǒng)地學習醫(yī)學理論，將來做一名合格的有處方權的醫(yī)生！

被選擇 李小梅

我從1955年出生到上小學這一階段，基本是在正常環(huán)境下成長的。但1966年小學沒畢業(yè)，就開始了“停課鬧革命”，于是我們就被停學了。

該上初一的年齡，又開始了“復課鬧革命”?？晌耶敃r已經跟隨被下放的父母去五七干校了。

干校有個設在泥巴房子的“五七中學”，三兩個五七戰(zhàn)士充當教師。記憶里學習沒有勞動多。

后來隨著被調回工作崗位的父母返回城市，我才算接著完成了初高中學業(yè)。

因為在學校時一直是板報組成員，喜歡畫畫，父母當年很“前衛(wèi)”地給我找了“家教”——被發(fā)配而賦閑的中央美院大學生教我畫畫。那時家教是不收費的。

高中畢業(yè)，老師和家長包括我自己，都認為我應該去當年正好有招生任務的長春藝術學校（現(xiàn)吉林省美術學院）繼續(xù)上學?？墒?，當時的藝校只被允許面向戰(zhàn)斗在農村的知識青年招生。

于是，我下鄉(xiāng)成了知青。

第二年，趕上全國都像學大寨那樣熱情地向陜西戶縣農民學習，因為那里村村都轟轟烈烈地剪紙畫畫，是有文化的“新新農民”形象。于是我被抽調去縣文化館，與一幫喜愛畫畫的知青一起，搞“農民畫”創(chuàng)作。

正當我畫得十分投入，向往著藝校再來招生時，吉林省電視臺來知青中招播音員了。

只招一名，我被錄取了。如此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我應該是何等慶幸！但前后腳，藝校也再一次面向知青招生了。

記憶中，從上小學到參加工作填寫過無數(shù)張表格，但從沒有機會在“志愿”一欄里寫點什么。

我成了七年級小學生 謝克荃

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經歷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

我是1954年出生，經歷了大躍進、大鍋飯、三年自然災害等。1966年小學還沒畢業(yè)，就趕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學校全部停課，我不得已又多上了一年，成了七年級小學生。1967年10月，中央又提出“復課鬧革命”，我才繼續(xù)初中和高中的學習。

1972年我高中畢業(yè)，正趕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那時我家兄妹較多，當時有一項政策：多子女可留一孩兒在父母身邊。我剛好符合這一條件，沒有到廣闊天地鍛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卻走上了為貧下中農服務的工作崗位。當時鎮(zhèn)里建立廣播站，需要一名廣播員，我很榮幸被選中，成了一名廣播員。工作第一個月，就領到了25元工資，高高興興地拿回家，交到了母親的手里。

市中心廣場聽到自己回聲 鄭瑞霞

小時候的我話語很少，性格內向，可是不知咋回事，一到臺面上就像換了個人，目中無人，從不怯場，很有表現(xiàn)欲。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全市的一次慶祝大會上，那時我上小學五年級，我代表全市的少先隊員講話。我牢牢記住老師說的話：“上去后你一定對著面前的話筒，然后開始朗讀。”

那是我第一次在話筒前發(fā)聲。市中心的鼓樓廣場站滿了參加節(jié)日的游行隊伍，我站在高高的鼓樓主席臺上，手拿講稿面對話筒大聲地朗讀。

突然，我能聽到廣場四周的大喇叭里傳來我朗讀的回音，是我手里這個話筒傳出的嗎？這樣一個東西能把聲音傳得那么遠，那么大，太奇妙了！

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期待著能再見到這個神奇的話筒。

1969年，我在開封五中上學。

一天，學校工宣隊的崔師傅說，市廣播站要招播音員，他帶著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到廣播站參加考試。

我們被帶進了一個大演播室。淡黃色的木板墻，上面有好多排列整齊的小圓孔，后來才知道那是起吸音作用的。沒有窗戶，一張大桌子很顯眼的位置上擺著話筒，桌子上的播音控制匣連著的另一個房間叫控制室。

我正在好奇地東張西望，工作人員拿來一張報紙，讓我對著話筒念。我又緊張又興奮，話筒對我一直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這次在廣播站的錄音間我又來到了話筒前。

那時候報紙上都長篇大論，我大概看了一遍就開始念。

“能大聲念嗎？”工作人員問我。我頓了一下，就放大聲音念。工作人員又拿來一些口號讓我喊。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會喊，我就大聲喊起來：“×××萬歲！×××專政！”

很快學校通知我去廣播站報到，我成為了市廣播站的一名播音員。

那時，我16歲。

遇到話筒

經歷如此不同，卻有著同樣的緣分，我們很多人都有機會認識了話筒。那個年代，不管在農村廣播站，還是在廣播電臺，不管在工地，還是在體育場，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在話筒上包上紅綢子，是因為要過濾雜音，還是因為要更神氣？那跳躍的顏色，吸引著年輕的我們。那年代，人們熟悉的口號是：“我是一顆螺絲釘，擰到哪里就在哪里閃閃發(fā)光?！薄拔沂歉锩粔K磚，哪里需要哪里搬?！痹谀侨鄙賯€人喜好、缺少個人選擇的年代，能遇到自己喜歡的話筒，太難得了！這是我們的幸運。

“莊墓鎮(zhèn)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謝克荃

1972年我高中畢業(yè)。當時長豐縣里要求各鎮(zhèn)都要建立廣播站，對各村各戶進行有線廣播宣傳，因此鎮(zhèn)廣播站需要一名廣播員。我這個剛走出校門的“校級播音員”很榮幸被選中，成了一名“鎮(zhèn)級播音員”。工作第一個月，就領到了25元工資，高高興興地拿回家，交到了母親的手里。

得之惜之。我非常熱愛這一行，每天起早貪黑，早中晚三次廣播準點開始，從不延誤。那時人手少，啥活都干，機器出了故障，師傅不在，如果是換個晶體管的簡單技術活兒，我就不勞師傅大駕，自個兒干了。有時還跟著師傅下鄉(xiāng)，協(xié)助師傅安裝高音喇叭、檢修線路，打個下手，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兒。

記得有一次下鄉(xiāng)，廣播一結束，我就騎著自行車急匆匆上路了。路窄騎得又快，經過一條小溝邊時，一不留神，車頭一歪，連人帶車跌到了溝里，摔了個嘴啃泥，我連滾帶爬上了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自行車拽上來，就著小溝水把衣服上的泥巴洗吧洗吧，就又上路了。

廣播站除一天三次轉播外，還有自辦專題和戲曲節(jié)目。通訊員來稿自己編編就播出了，有時還挑選一些自己喜歡的文章，再找一張音樂唱片配樂，揚揚自得地對著包著紅布的話筒直播，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的狀態(tài)。不久，縣廣播局招人，我又被命運眷顧，成了一名“縣級女主播”。

“新勝林場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敬一丹

我的知青時光大部分是在林區(qū)的廣播站度過的。

廣播站小小的，話筒嶄新嶄新的，是上海無線電廠生產的，底座是淺藍色，話筒上包著紅綢子。

每天清晨，晨霧里，我起身去廣播站。打開150W擴音機的低壓開關，先預熱，半小時后，再開高壓。

開始曲當然是《東方紅》。唱片是黑色78轉的，唱針一定輕放，不能“咔啦”一聲，家家戶戶都有小喇叭，不能驚著小孩老人。

聲音漸漸升起，持續(xù)，漸穩(wěn)，話筒打開：

“新勝林場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

我太喜歡這話筒前的感覺了。春天把林間的達紫香放在話筒前，冬天把剛采的松子放在話筒前，好享受啊！

在這小小廣播站，我是廣播員、記者、編輯、技術員、站長，采編播徹底合一，我干得認真而充實。我不用說“這次節(jié)目是敬一丹播送的”，因為聽眾全認識我，都叫我“小敬”。山林里的職工家屬、大人孩子，都是聽著廣播過日子的，那時沒有電視，廣播一響，就是林海雪原唯一的動靜了。

知青伙伴干活兒回來，對我說：“我們在山上聽廣播，聽不出是你播的還是省電臺播的?！?/p>

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靜：“是我播的。”

我當時十八九歲，把小小廣播站辦得有板有眼、有聲有色。局里在我們這兒開了廣播工作現(xiàn)場會，我還一本正經介紹我是怎樣辦好廣播的。其實，就是從心里喜歡。

愛好，變成職業(yè)，那熱情是不竭的，那動力是內在的，不用鼓勵也會傾情投入。

那小廣播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讓我懷戀的地方。

后來，我被調到林業(yè)局廣播站去了。人家都說我這是被重用，可我愛上了這個小廣播站，我是哭著走的。

“清河林業(yè)局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這成了我的新呼號。

這里不但有話筒，還有錄音機了，我第一次從錄音機聽到自己發(fā)出的聲音。那年代，我在林區(qū)“全局聯(lián)播”里，把這樣的聲音傳遍山上山下的十幾個林場、貯木場：

“全力以赴投入春季造林大會戰(zhàn)……”

“護林防火，人人有責，完成次生林撫育任務……”

“汽運處冬運任務……”

“貯木場職工大會戰(zhàn)……”

“反擊右傾翻案風……”

“批林批孔……”

“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關蕾

我們廠有一個廣播站，兩個廣播員。

輪到我值班，要一大早趕到班上，把所有的設備打開預熱，然后，全廠職工都能在大喇叭前聽到：“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高音喇叭傳出的聲音，回蕩在整個廠區(qū)。

有一天，一位經常給中央臺投稿的基層老通訊員，跟我說，他認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員，我一聽特別高興！求他幫我聯(lián)系一下，想去請教。

他果真不是吹牛，立馬打電話?；卣f，好了，晚上下班就過去。

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傳達室旁邊的一個小接待室里，我心里慌慌的，我一個工廠的小廣播員，人家會見嗎？

過了一會兒，果然來了一位身材魁梧的老師，他和藹慈祥，絲毫沒有大牌架子。

老師讓我讀了兩段報紙，就非常耐心地給我講起了播音的基本規(guī)律，還邊講邊示范。

雖然當時我不一定完全理解，但通過這次點撥，我明白了一點，播音員不是在“念”書，也不是“文革”中習慣的高調兒喊口號，而是像正常人說話一樣，把文字變成自己的話，“說”出來。

我記住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方明老師。

他在百忙之中抽空做的一次義務輔導，讓我這個工廠的小廣播員茅塞頓開，受益終身！至今，我都非常感謝方明老師的這次播音啟蒙。

“特克斯縣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韓菊

我在小學、中學都做過廣播員，1972年，我從牧場調到了新疆特克斯縣廣播站。

基層廣播站沒有明確的分工，有啥干啥。除播音外，還要下鄉(xiāng)采訪，我還學會了修入戶小喇叭，學會了騎摩托車，還學會了開手扶拖拉機……

特克斯縣是一個八卦形城，縣城特別小，一根煙抽不完，縣城就轉完了，但滿城的蘋果樹，景色真是美。改革開放后，特克斯縣成了全亞洲唯一一個沒有紅綠燈的城市。

我每天早上第一個工作就是七點整準時讓城中心八個高高的大喇叭響起“東方紅太陽升”的音樂。緊接著就是我說“特克斯人民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了”——這時，我會感到無比自豪。

記得有個冬天下雪非常冷，臨睡前我照常上好了鬧鐘。

早上醒了，我一看表，都七點十分了：“鬧鐘怎么沒響呢？”我以最快的速度起床，臉都顧不上洗，急急忙忙就往廣播站趕。

外面白茫茫的地上，竟然連一個腳印都沒有，是因為大雪，沒人出門？

到了廣播站，沒等機器預熱，我就手忙腳亂地打開了唱片，寂寥的縣城響起了《東方紅》，雄壯的音樂在寧靜的夜空里顯得格外嘹亮。

隨著《東方紅》樂曲，各幢樓房平房的燈，次第亮了起來。

緊跟著，廣播站站長氣喘吁吁地跑來，吼道：“你瘋了，幾點鐘你就把廣播放響了？”

我說：“七點多啦！”

他把我拉到表旁邊：“你睜大眼睛看看，現(xiàn)在是幾點鐘！”

我看了一眼表，“啊”地倒吸一口氣，差點暈過去——時針剛好指向夜里兩點整。

天哪！我真瘋了！

第二天縣委召開常委會，其中一項內容就是，讓站長帶我去醫(yī)院檢查，是不是有夢游病。

“鞏留縣人民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馬進德

“小馬，有個好消息。新疆人民廣播電臺要在咱們伊犁地區(qū)舉辦廣播員培訓班，站里決定派你去參加?！?/p>

“啊，是嗎？太好了。”我激動得幾乎要跳起來。

鞏留縣廣播站站長卡哈爾——一位和藹可親的維吾爾大哥給我?guī)砗孟?。那?974年秋，我在廣播站當廣播員，也要編寫稿件，當倉庫保管員，甚至還要爬電線桿，拆裝修理高音大喇叭。我還從來沒有過培訓的機會。

10月初的伊寧，正是秋高氣爽，滿目豐盈的季節(jié)。培訓班在距離伊寧市15公里的伊寧縣青年農場舉辦。路邊高大挺拔的成排白楊樹，樹葉已經開始由綠變黃，沙沙作響。遠處白墻紅字，書寫有醒目的標語：“抓革命，促生產”。當時國內重新開始重視“促生產”，科研等專業(yè)工作逐漸開始恢復。

這次播音員培訓班據說是新疆“文革”以來首次開辦的，分別開辦了維吾爾語和漢語兩個班。維語班由被稱為新疆夏青的著名維吾爾語播音員庫爾班艾力主講，漢語班由從北京支邊到新疆的電臺播音員倫永立老師擔任主講。

開班第一天，老師請學員先做自我介紹，其中有個女孩兒讓人眼前一亮。她說她叫韓菊，是特克斯縣的播音員。她用銀鈴般的聲音，小溪般流暢的標準普通話介紹自己。這引來老師不停的夸贊。

輪到我做自我介紹時，倫永立老師吃驚地問：“你是北京人嗎？”

我說：“不是。我是土生土長的伊犁本地人，長這么大我是第一次走出家鄉(xiāng)鞏留縣?！?/p>

大家更疑惑了：“那你這普通話？”

說來話長。1962年我8歲上小學時，遇上了今生難忘的楊國云老師。她留著長長的大辮子，是一位疼愛學生的好老師。她癡迷于教學，那口普通話講得特別好，她講授的漢語拼音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沒有啟蒙恩師楊國云，就沒有我的普通話播音之路。后來伊犁師范學院的畢業(yè)生到縣城小學支教，新來的老師當中，有個皮膚白皙戴著眼鏡的女老師叫高尚婕，特別喜歡文藝。她教我和另外一個男生演對口詞，教我報幕，演各種文藝節(jié)目。后來上中學，在縣里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都是報幕或者朗誦的角兒。

中學畢業(yè)后，我曾當過近兩年的小學教師。1973年6月，我被調到了縣廣播站，當了一名正式播音員。

應該說，1974年的那次培訓班，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大事件。一來開闊了視野。我第一次見到了省電臺的播音員老師，第一次聽到了老師帶來的前輩們的優(yōu)秀播音作品，聽到了《方明談練聲》那盤錄音帶，從而知道了咽音練聲等方法。二來迎來了難得的機遇和轉折。正因為那次培訓班，我和韓菊才被發(fā)現(xiàn)并被舉薦。我這樣一個邊疆少數(shù)民族貧苦農民的兒子，才有了后來的機遇。

“禹城縣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楊曼

那年月，自己的命運不完全由我們自己掌握。1968年我17歲，我從北京27中學回到山東禹城縣老家，成了一名回鄉(xiāng)知青。

每天我扛著鋤頭、鐵鍬，到離縣城二里地的喬莊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天天穿梭于縣城街道，趕上集市的日子，那回頭率百分之百?。《?2月份了，我還穿雙鹿皮鞋，腳都有凍瘡了。聽到人們議論：“哪兒來的姑娘？這么冷的天兒，也不穿棉褲和棉鞋？！”

在集市上我邊走邊問：“這菜怎么賣？花生多少錢一斤？”

身旁有位縣委干部，聽俺撇著北京腔兒，直瞅我……

沒過幾天，有人讓我家親戚帶著我去縣委大院，念段兒報紙，我記得是人民日報社論。聽后他們說，我的腔調兒比縣廣播站的女廣播員的好聽。

沒過多久，我成了禹城縣廣播站的廣播員，第一年試用工資16元，第二年轉正19元。那是1969年3月。

“禹城縣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我的聲音傳遍了全縣十里八鄉(xiāng)農戶的小廣播匣子。

廣播站院子里有個二十多米高的電線桿，上面有朝向四個方向的大喇叭，第一次聽到大喇叭傳出自己的聲音時，我在興奮中想，我要為之努力。

那時，早、中轉播中央臺和省臺節(jié)目，晚上播出我的自辦錄音報道。

麥收、秋收時節(jié)，我騎著自行車馱著花盤兒錄音機，怕農村的土路顛壞了機器，我用自己的床單毛毯包著，去鄉(xiāng)下采訪，錄下收割、曬場、農民的歡笑聲，回來做出錄音報道。

我走到哪兒，鄉(xiāng)親們都稱呼我“兒”，調值“一聲”。山東人都把小姑娘叫兒。

1971年秋“文化大革命”后期，百廢待興，各地在恢復業(yè)務學習，我參加了山東臺在濟南舉辦的全省128個縣播音員學習班，中央臺的齊越、夏青、費繼平、劉偉等，以及山東臺的老師分別授課。為期一個月的學習班結業(yè)時，有個集體朗誦，我的領誦為我開啟了幸運之門——1972年7月一紙調令，我收拾行裝告別了工作三年的廣播站和鄉(xiāng)親們，興沖沖地來到省會濟南，成為山東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那年我20歲。

我幸運地得到了老播音員徐彬老師的“傳幫帶”。我周日幾乎全泡在辦公室，從食堂打來三餐，從資料庫借來“文化大革命”前的話劇錄音、電影配音，如饑似渴地聽著、記著、享受著……

“湘潭市郊區(qū)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肖澤紅

在我的家鄉(xiāng)湘潭市郊區(qū)，區(qū)——人民公社——生產大隊都設立了廣播站，每個生產小隊安裝了高音大喇叭，每個農戶家里安裝了小喇叭盒子，每天早、中、晚播放三次，主要轉播上級臺的新聞，播放紅色革命歌曲，毛主席語錄，現(xiàn)代革命京劇等，也有自辦節(jié)目。

記得在一個夏日炎熱的晚上，我坐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桌子下面放一桶涼水，把雙腳放進桶內，以防蚊子叮咬。

我拿起好久未用的鋼筆，拾起高中時的寫作基礎，將身邊的先進人物、好人好事，寫成新聞稿。

第二天就到郵局，買了一張四分錢郵票，一分錢一個的信封，將稿件投送到市郊區(qū)廣播站。

每到放廣播的時候，我就會站在喇叭下注意聽。第三天中午，我聽到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員用普通話播送了我寫的稿件，我的心激動得快要跳出來。

嘗到了第一次成功的甜頭，從此我經常挑燈夜戰(zhàn)，不斷地寫稿投稿，每次都被采用了。我在全郊區(qū)范圍內開始小有名氣，并被評為優(yōu)秀通訊員。

1975年9月的一天，秋高氣爽，是個好日子，我的命運出現(xiàn)了大轉機。公社和生產大隊來人到我家，叫我第二天到郊區(qū)廣播站去上班，我被錄用為郊區(qū)廣播站的專職采編員。

這個意想不到的驚喜，使我從此與廣播宣傳結下了情緣。

“廣濟縣人民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柳小平

1968年底，上山下鄉(xiāng)的浪潮把我卷到鄂南的廣濟縣梅均公社梅均當了下鄉(xiāng)知青。

農閑時，縣里在我們子辦了個階級教育展覽。我和一些知青被抽去當講解員，全縣組織各單位參觀。我終于有機會讓人知道，我會說“普通話”了。

參觀的人群中有個縣委會主要領導，他回縣里就到廣播站建議：“梅均有個高個子知青普通話講得好，可以當廣播員！”

農忙，我們又從展覽會上回到生產隊勞動，當播音員的夢，仿佛去了爪哇國不曾再想起。

記得馬上要到國慶了，我正在地里翻紅薯秧，隊長老遠喊我：“小柳兒，快回屋去，縣里廣播站來人了，找你的。”

縣廣播站的華老師在知青點等著我，他手里拿了張報紙遞給我：“來，念念這個標題。”

我：“工業(yè)學大‘沁’，‘龍’業(yè)學大寨?！?/p>

“不對！大慶，慶，不讀沁。農業(yè)，不是龍業(yè)。”華老師糾正我。

我馬上反應過來：“哦，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p>

柳小平在廣播站采訪竹藝大師

華老師點點頭：“可以馬上糾正過來！行！”

他又問：“到縣廣播站去當播音員，愿意嗎？”

天哪！這么簡單？不是做夢吧？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下來，華老師跟生產隊領導商定我的工資口糧問題，約定：廣播站每個月發(fā)給我24元工資，我作為“外出找副業(yè)人員”上交給生產隊12元，生產隊每天給我記0.6個工分（約合一角五分錢），每月發(fā)給我紅薯60斤作為口糧。

妥了。

當天晚上，社員們都來送我，囑咐我：“吃得飽，就在廣播站干，吃不飽，就回來！”

我嘴上答應著“哎，哎”，心里想著，就是吃不飽，我也要當播音員。

1969年國慶的第二天，我搭上生產隊運礦石的三輪車到了縣城，進了廣播站。

我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廣播站的工作。說是播音員，但我更是生產隊“外出找副業(yè)”的農民，所以“一抹帶十雜”，什么都干。出納，倉庫保管，架線，埋電線桿，外帶編稿，值機，播音，每天都是眼睛一睜，忙到熄燈。

我心里有個小九九：只要我肯干，說不定廣播站就把我留下了呢。有了這個想法，工作越發(fā)積極起來。何況我是那么喜歡播音。

那時候，縣城里大街小巷都裝著高音喇叭，各個角落都回響著我的聲音。

每天的廣播是從清晨5點開始的，開始曲是《東方紅》，之后是我的聲音——

“廣濟縣人民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廣播。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然后每天播送幾段不同的毛主席語錄。

接著就是天氣預報，半小時的全縣新聞，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湖北人民廣播電臺的節(jié)目等。晚上的廣播一般10點結束，每天的結束語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的聲音干凈嘹亮，普通話聽起來也像那么回事，很快，好評如潮。但是，縣里的天氣預報往往不準確，我剛播了晴天就下起雨來。不知是誰給我編了段順口溜：“柳小平害死銀（人），天晴報哈汝（下雨），哈汝報天晴。”

按照縣廣播站與大隊的協(xié)定，我的口糧——60斤紅薯，每個月得自己到生產隊去領，然后挑到縣委會食堂，直接換成餐券，好像食堂還要補貼幾斤大米票，才夠我吃。

每月我去領口糧，一天來回要走30里山路，回來時挑著60斤紅薯，這可不是個小力氣活。

到了挑口糧的日子，我值完早班就出發(fā)。

去時容易，可等挑上紅薯回縣城，就不容易咯。走走歇歇，肩上的擔子越走越重，腳步越走越沉，太陽落山前能回到縣里，就算萬幸。

領一次口糧太累了，我就動起了搭運礦石三輪卡車的主意，又快又便捷，但這風險很大。哈，這個想法太誘人了，我決定無論如何要試一次。

這一天，我順利領到60斤紅薯，走了5里小路到達公路。

但是，卡車沒有一輛停下來……

我失望至極，拍打著身上的塵土，流下了眼淚。

一個好心人跟我說，還有一條岔路也可以到縣城。我一聽趕緊挑起擔子，就往那條路走去。

沒承想，越走越覺得不對勁。這是一條兩邊都是灰色巖石的山路，沒有一棵樹，沒有一叢草，看不見一個人，看不見一只鳥，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怪石嶙峋。

這些奇形怪狀的巨石好像都在向我壓下來，四周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響，只有我的腳步聲，我心里害怕極了，不敢朝前走了，放下紅薯，放聲大哭起來……

終于有個路人走近了，他告訴我：“你走的路沒錯，是去縣城方向的。”我這才放開膽子繼續(xù)走。

天漸漸黑了下來，挑到一個子，一打聽，還有武漢知青。我高興壞了，趕緊去這個知青點。

知青點有兩個漂亮的女孩小周和小戴，熱情迎我進屋，還給我燒開水下面條，說：我們早就知道你了，好羨慕你在廣播站工作呢。

聽著，我心里五味雜陳。

大家在農村一年四季吃紅薯，平時有面條哪里舍得隨便吃啊！吃完飯，她倆堅持幫我挑著紅薯送到縣城。我們后來成了終身的好朋友。

從1972年開始，陸續(xù)有工廠來招工，也有大學來招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開始返城?？h里的許多小工廠、小礦場也在知青中招人。

縣里馬上給我辦理了到化肥廠的招工手續(xù)，領導對我說：“這下好了，不用到里挑口糧了，你現(xiàn)在是工人身份，還是在廣播站工作。工人好啊，每個月有30斤的糧食定量，口糧比干部多好幾斤呢?！?/p>

從此，我知道了“以工代干”這個詞，我不再是生產隊“外出找副業(yè)”的人，我又有了城鎮(zhèn)戶口，吃著工人的口糧定量，仍然干著我所熱愛的播音工作。

我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跟著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yè)的省臺播音員陳達時老師學習播音業(yè)務，陳老師拿出通訊《人民的好醫(yī)生——李月華》，指導我反復練習。陳老師說，播得不錯，到省臺去錄個音吧。第一次坐到了省臺的播音間，我心里怦怦直跳，滿頭大汗地錄了一段李月華的通訊。陳達時老師真的把我的錄音推薦給了省臺，省臺的領導聽了很滿意，決定調我到省臺。

幾經周折，1975年的10月，我終于登上了回武漢的“東方紅”客輪。

全廣播站的同事還有他們的家屬孩子，都到碼頭去送我。輪船離開碼頭的那一刻，我流下了熱淚。廣濟，我在這里生活了八個年頭。

“開封市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播音——”鄭瑞霞

伴著熟悉的《東方紅》樂曲，我開始了一天的話筒前工作……

“開封市廣播站，現(xiàn)在開始播音！”

這個呼號整整伴隨了我6年。通過面前的這個小小話筒，我的聲音傳到了開封市大街小巷的千家萬戶。

16歲就當播音員，在話筒前播著一篇篇稿件，并不是想象的那樣美好。每天整版的看不懂的報紙長篇大論，我硬著頭皮拿著字典詞典一邊念一邊查。

最讓我無奈的是，每天面對七八個編輯增刪勾畫的手寫稿，那龍飛鳳舞的字體，我的頭都大了。一次都快到播出時間了，有一個編輯的字怎么也認不出來，當時我急得快要哭了。

最重要的是向老的播音員學習，每天堅持練聲，糾正方言，學習標準普通話。那時中央臺有記錄新聞，為了糾正方言我就整天聽林如、葛蘭、夏青、方明等播的記錄新聞。找出河南話和普通話聲調的規(guī)律，對糾正方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好”的發(fā)音，普通話念上聲“好”，河南話念“好”，平聲。普通話的四聲：媽、麻、馬、罵，而河南話則念：麻、罵、媽、馬。聲調也有輕微變化。

四聲的轉換規(guī)律掌握了，就不會出現(xiàn)“河南普通話”的情況了。

那時，我求知心切，聽說淮陽五七干校有中央電臺的播音員，也在那里輪流勞動，我想，如果能見到中央臺的播音員，向他們當面學習求教該多好！我和廣播站的一位男播音員經臺長批準后，立刻扛著行李出發(fā)了。

8月天，驕陽似火，下了長途汽車，我們打聽干校的地址，路人說還要走3到5里地才能到。全是土路，只能“腿兒”著去。

鄭瑞霞在播控臺

鄭瑞霞當年的學習筆記

大太陽底下是一望無邊的平原，赤熱的土地熱浪滾滾。

我倆各自扛著行李，在炎熱的土路上走啊走啊，腳下的塑料鞋熱得發(fā)燙。氣溫估計超過40攝氏度，一絲風都沒有，悶得透不過氣，幾乎要中暑了。

不知什么時候天暗了，突然，離我不遠的地方“咔”一道閃電劃過，四周通亮。嚇死我了，我本能地雙手抱頭蹲了下來。

隨著隆隆的雷聲，大雨傾盆而下，這下慘了，漫天的雨水無遮無攔地把我們澆了個濕透。

夏天的雨說停就停。我倆就這樣狼狽得像兩個無助的孩子，出現(xiàn)在中央廣播局淮陽五七干校。

看我們淋得像落湯雞，連介紹信都沒要，老師們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很幸運，正趕上我最崇拜的林如老師在干校勞動。為了輔導我們學習，領導特意安排林如老師到食堂幫廚，不用每天去大田勞動。

我們一邊擇菜一邊聊播音，沒有長篇大論，也沒有講吐字發(fā)聲，林如老師就給我們示范《小馬過河》的故事。一句句地教，一遍遍做示范。很有意思的是，當時林如老師的小女兒王雪純也和媽媽一起在干校。我們一起學講《小馬過河》的故事，六歲的小雪純顯示出播音天分，大家學講得津津有味。

一個月很快就過去了，不管是播音業(yè)務還是人格魅力，林如老師的言傳身教，都使我受益終身。

“拉薩人民廣播電臺，現(xiàn)在開始廣播——”焦津勝

在赴西藏的路上，電臺為了讓我們逐漸適應高原氣候，沒有安排我們乘飛機，我們先從北京乘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到達甘肅柳園，再坐上電臺派來的面包車，繼續(xù)奔向拉薩。

我們走的是青藏線，現(xiàn)在這已是一條中外聞名的旅游線路，能在這條路上走一遭，都要說成是“信仰之旅、感悟之旅、美麗之旅”，而當時，我卻什么也沒感悟到，只覺得像是在走一條通往天邊的路，灰蒙蒙的，總也走不完。

焦津勝在播音

為了趕在大雪封山前進藏，我們晝夜兼程，歷時七天，越過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夜宿門不擋風的兵站，終于來到了布達拉宮腳下的電臺。

電臺在一片圍墻之中。播音員的工作單調而規(guī)律，老同志對年輕人很關心，記得播音組長——一個上海男人還為我補過衣服。

當年，西藏物資匱乏，日用品靠全國支援，漢族干部每月供應的糧食中40％為當?shù)丶Z，那是一種用西藏冬小麥磨成的面粉，蒸出的饅頭黏得粘牙，肉食主要是內地運來的罐頭，沒有水果，吃菜則要靠自己種。

臺里經常組織我們去單位的菜地勞動。最考驗人的是，到廁所后面的糞池里去淘糞，加水稀釋后，用鐵桶抬進菜地，再一勺勺澆到菜根上。最高興的自然是收菜了，印象中在西藏種的白菜、蘿卜長得特別好，比內地的大很多。

這樣的日子過得也快。一年后，拉薩市要籌建電臺，我被抽調過去支援。

“成都人民廣播電臺，現(xiàn)在開始廣播——”白學禮

“文革”期間，身體瘦弱、家境貧寒的我，從來不敢參與“武斗”。而之前在鐵路學校學生會里分管學校廣播站的經歷，參與鐵路單位廣播站工作的經歷，宣傳黨中央指示和毛主席思想的“文斗”經歷，都使我具備了一定的普通話播音基礎。

1974年，在一次基層通訊員參觀電臺的活動中，我被成都市電臺領導選中，不經意間，成為一名光榮的播音員。

一名基層單位的普通工人，能調入令多少人向往的“上層建筑”電臺工作，使我深感幸運和不易。我珍惜這一機遇，全身心投入到每天全新的工作和學習中。我從早到晚半導體收音機不離身，一遍遍地收聽中央臺和地方臺老同志的播音，隨時記下發(fā)音不準的字詞，隨時朗讀和練習稿件的播音。對廣播的熱愛，使我在不懈努力的同時，又深感力不從心、進步太慢。我向成都軍區(qū)文工團和四川人民藝術劇院的老師們拜師學習，來提高自己的語言水平，我渴望自己達到理想的專業(yè)目標。

我甚至向同宿舍的同事詢問，自己睡覺時說的夢話，講的是標準的普通話嗎？

“ 浙江人民廣播電臺，現(xiàn)在開始廣播——”金重建

我小時模糊的印象里，好像問過我父母：我究竟該聽誰的話，該學什么話？

我的父親是浙江寧波鄞縣（現(xiàn)為鄞州）人，母親家在浙江溫州樂清縣，我的奶娘是蘭溪女埠童家埠人，而我是在杭州西湖邊長大的，各種言語交雜，方言不通，成了我小時候無所適從的最大困惑。

上小學后，我受益于普通話的推廣和學習。我代表學校參加杭州市中小學生普通話比賽，得過三等獎。在杭州第十二中學就讀時，班里每天有早讀報時間。我一拿起報紙就能“得心應口”，同學們都喜歡聽我讀，我也很樂意讀。那段時間，我喜歡聽收音機，每每中央臺播送社論，我都會聽得如癡如醉，陳剛富于邏輯的播報是我那時的最愛。于是，校廣播站招廣播員，我成了首選。記得有一次，我剛播完節(jié)目離開廣播室，校軍宣隊一位營長見了我就說：“播得很好！”我心中暗喜，也增添了播好每次音的信心。學校后來成立文藝宣傳隊，我成了報幕員兼朗誦者。

我中學畢業(yè)被分配到交通部直屬汽車第八分公司汽車保養(yǎng)場工作后，也有早讀報時間，也有一個廣播站，不久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我加入廣播站工作。

沒想到，我的讀報情況和廣播播音，被內行的老師聽到了，我的錄音帶被送到省臺，那時省臺正缺男播，省臺領導組織編輯部全體人員包括錄音技術人員一起聽，他們聽后都說我聲音干凈，高低音都有。

我知道電臺有要我的想法，卻不敢多想、多問。因為那時我母親還未“解放”，我在汽車保養(yǎng)場的入團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父親勸我要“一顆紅心，多種準備”。大約過了半年多，省廣播局人事處人員通過外調，確認我家庭無大問題，我才終于有可能被調入電臺。場里的團支部這時才批準我入團。那時我的心情，已不是“喜出望外”所能概括得了的，我反而變得更“老成”了。記得臨走前，場里的高工對我說，電臺知識分子成堆，你可要注意，別亂說話。

電臺播音組的老師們都很熱情。我按照工廠習慣，叫他們“師傅”。老師們勸我別這么叫，我居然聽命，開始直呼其名了?，F(xiàn)在想來雖然這么叫也很平常，可也顯得不懂規(guī)矩，應叫老師啊。

從我開始，臺里才陸續(xù)選送浙江籍貫的考生進廣院學習，也才有浙江籍貫的學生被臺里錄用。

進臺后為了規(guī)范自己的語音，我盡最大努力不說杭州話，并基本停止了與外界的方言交流。《新華字典》一本本地在我手里被翻爛，封皮都磨沒了，但對詞語的理解感受確實加深了。那時對知識真是如饑似渴地汲取啊。

“長春電視臺”“西藏電視臺”李小梅

“長春電視臺……”

“西藏電視臺……觀眾同志們你們好！”

“西藏人民廣播電臺……是由臨時播送的……”

現(xiàn)在想起來，這些熟悉的播報場景已經過去了那么久。

當播音員那會兒，直播多。第一次的直播是在長春電視臺（現(xiàn)吉林省電視臺）。我是一張白紙，啥也不懂，就傻愣愣地坐到攝像機前了。那時既要當播音員，也要兼顧撤換字幕，打印節(jié)目單等工作。

后來在西藏電視臺期間“兼職”就更多了。開始因為沒有正規(guī)化，每天播出的稿件都是我自己攢湊編寫。就連插播的音樂也是我自己去電臺文藝部搜，喜歡哪個放哪個。記得當年播歌頌張志新烈士的長詩，我是用真情和熱淚在鏡頭前朗誦的。因為西藏電視臺試播期間工作量不飽滿，我還曾在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兼職播出，自己取了個播音名叫“臨時”。

李小梅

應考

“80后”問“50后”：工農兵學員沒有文化考試嗎？對，工農兵學員入學通常是沒有經過考試的，只有1973年，曾嘗試文化考試，而張鐵生白卷事件出現(xiàn)，考試又廢了。但，播音專業(yè)，作為有點兒藝術特點的專業(yè)，還是有面試的，至少得聽聽是不是普通話吧，至少得了解聲音條件吧，那是對話筒前基本能力的考試，大致相當于現(xiàn)在的“藝考”，當然，遠不如現(xiàn)在藝考這樣熱鬧。那年頭那考法，也是五花八門，相當有時代特點??！對那決定命運的考試，對那沒有考試卻決定命運的時刻，每個同學都記憶猶新。

口試稿：《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 敬一丹

當知青那幾年，我一直想上學。那時，基層推薦、層層選拔才能成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如能被推薦，已經是萬幸，沒有什么選擇專業(yè)的余地。我有幾次被推薦的經歷。

第一次被推薦的是沈陽鐵路技術學校，我想象，進了這個學校，我將來能當一個鐵路技術員，但被推薦的多，名額少，沒去成；又一年，我被推薦去大連外國語學院，我很向往，幻想將來當一個翻譯，又沒去成；還有一個林管局的師范學校，也錯過了。

那時，我沒有什么職業(yè)方向，能去什么學校，將來就從事什么職業(yè)。缺少選擇，是我們這一代的常態(tài)，趕上什么是什么，遇到什么就算什么。

幾年過去，一個個學校與我擦肩而過。在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中，走到了1976年。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聽說省電臺正在招生。

我去省電臺試音。播音組在松花江街那個古老的小樓的二層辦公室。鐘琳老師告訴我：不是省臺招生，是省臺受北京廣播學院委托，對考生的播音業(yè)務進行考核。

北京廣播學院！不知道鐘琳老師有沒有看出我內心的狂喜，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世界上有個北京廣播學院！

難道這之前我錯過一個個學校，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無比適合我的學校在前面等著嗎？

我遇到了！

杜敏帶我去錄音，她是北京知青，被選拔到省臺做播音員，她的聲音好悅耳?。∥以谌ヤ浺糸g的路上，不免有些自卑。她一直在熱情地鼓勵我，把我送到省臺錄音間的話筒前。

發(fā)給我的稿件是：《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

考題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陳小渝

1976年下半年的一天，正在播音間播音的我接到通知，讓我去參加貴州省教育廳的大學入學考試。于是我和我們臺一位技術部門的同志一起跨進了省教育廳的大門。

當時我倆都挺忐忑，讓去考試，考啥呢？我們都屬于中學階段空白的一代。小學畢業(yè)在家待分配三年，怎么應付這突如其來的考試呢？

當時所謂的考場就是個辦公室，考官是兩位工作人員。考試開始了。

考官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我倆大眼兒瞪小眼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從何答起?？紤]了一陣，我們最后也沒答出來。

就這樣，考試竟結束了。

后來給我們單位的回復說，我倆的考試不合格，沒通過。

說實話，我當時還真沒怎么當回事，沒通過，對我們這種文化程度的人來說，太正常不過了。

誰知沒過幾天，省廣播電視局人事處打電話來讓我們去談話，說是同意我們去北京廣播學院上學了。

事后才得知，那個年代根本就不興考試，那兩個指標本來是下到廣電系統(tǒng)的，而省教育廳為了扣下指標讓他們的孩子去上學，就編了個理由用“考試”來卡我們。

幸而我們遇到了廣電好領導，幫我們說話，硬是把指標要了回來，所以才圓了我的上學夢。

大批判稿我念得聲震四座 唐麗珍

1976年秋的一天，公社領導找我談話：“北京廣播學院要在河北武清招一名廣播員，根據你的工作表現(xiàn)和黨員標準，我們準備推薦你去縣里考試?？忌狭?，你就將是一名農轉非的國家正式干部，專業(yè)廣播員?！?/p>

去縣里的考生有30多人，考試也很簡單，念一篇二百字的大批判稿。廣播是我的長項，心里很有底，我念得聲震四座。

考官很滿意，向我微笑著點點頭。

等待通知的日子如坐針氈。

1976年11月中旬，北京廣播學院的通知接到了。

這一剎那，心里的激動高興一起涌上心頭——我，一名農村的基層廣播員，終于成為了專業(yè)大學生，成為一名國家正式干部。

真是“土雞”變成了“金鳳凰”。

彩色的夢給我?guī)砗眠\ 鄭瑞霞

調入開封市廣播站工作后，我聽人說，北京廣播學院在開封有一個播音專業(yè)的名額。

我立刻找了單位領導：我想上學！

領導和我談話說，不行了，指標已經下去，給別的單位了，以后再說吧！

此后我就總想著上學的事兒，特別是和我們編輯組組長曹遠謀老師的一次談話，使我更堅定了上學的決心。

曹老師年長我20多歲，是北大中文系畢業(yè)的老大學生，是同事，更像師長。他說：你現(xiàn)在還年輕，不要受那些“知識無用論”的影響。一定要學習文化知識，要努力爭取上大學。有機會我會推薦你的。

想上學，從1975年想到1976年。

一個夏夜，我住在表姐宿舍，表姐下了夜班，天快亮了回到宿舍，一眼看到我在笑，就問我：“你笑啥呢？”

見沒人回答，她走近一看，我還在睡呢！就把我叫醒了。

“我做了一個夢，”我對姐姐說，“夢里太陽很大，發(fā)出的光五顏六色，特別漂亮。我就迎著光跑，跑啊跑啊，聽見有人叫我，就醒了?！?/p>

那幾天總在想著這個夢。

過了幾天，廣播站的楊站長叫我去他辦公室，告訴我：“小霞，跟你說個好事兒，有一個廣播學院的名額分給咱們了，經研究，大家都同意你去?！?/p>

真的？

是這個彩色的夢給我?guī)淼暮眠\嗎？！

考試就讓我喊了幾句口號 肖澤紅

1976年11月，中央新聞紀錄片廠攝制組來我所在的湘潭郊區(qū)廣播站，拍攝區(qū)委、區(qū)政府開展廣播講課的先進事跡。一天晚上，單位領導將我和另一個同事帶到攝制組的住所。

我猜不出，讓我們來干什么？工作人員拿出一老式的臺式錄音機，一個話筒，放在桌子上，讓我們兩人輪流坐在桌前，對著話筒，放開嗓子，高喊：“×××萬歲，××××專政萬歲，打倒×××?！?/p>

當時我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按照要求，大聲喊完就走了。

12月中旬的一天，我從鄉(xiāng)下采訪回來，領導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三天后，啟程到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播音專業(yè)學習。

面對這從天而降的喜訊，當時我腦子里一片空白，難道那次喊口號就是考試嗎？后來才知道，領導考慮我是本地人，學成還能回來，所以我才有了這個學習機會。我一連幾天興奮難眠，我成了一名幸運兒，一名工農兵大學生。

高八度的播音調 秦魯濱

“小秦，紅太陽的光輝把爐臺照亮！”

七六播微信群一開通，大家這樣和我打招呼。聽到這句話，不由得勾起我對40年前一段往事的回憶……

入學之前，我在陜西廣播電臺技術部中控室當播放員。在中控室干活的最大好處就是，每天都能親手播放各類好聽的文藝作品。每當電臺開始播放李雙江演唱的《紅太陽的光輝把爐臺照亮》這首歌時，我都會情不自禁跟著哼唱起來。

久而久之，中控室和播音組的同事都知道我喜歡唱歌，尤其是喜歡唱“紅太陽的光輝把爐臺照亮”這句歌詞。

1976年6月的一天，我換好工作服正準備去接班，播音組王大姐叫住我：“小秦，你不是喜歡唱歌嗎？我聽你的嗓音挺不錯，現(xiàn)在北京廣播學院正在陜西招生呢，你去試一試？”

我動心了，決定去試試。

臨近考試時，我心里發(fā)慌，會考什么內容呢？再一想，既然是播音專業(yè)的考試，那一定得要念稿子。于是，我每天報紙不離手，有空就找個沒人的地方，模仿播音員的腔調偷偷練習。

播音考試沒有想象中復雜，考試內容：每人讀一篇新聞稿，再朗誦一首自己熟悉的詩詞或者詩歌。

輪到我錄音了。

那會兒的播音腔調，都是高八度，所以一進到錄音室，我就按自己平時模仿的，一通高喊大叫。

等到第二段朗誦開始，奇怪了，我的心情一下子平靜下來，很自然地朗誦起來——

“我戰(zhàn)斗在金色的爐臺前，這里是毛主席到過的地方，親切的教導時刻在耳邊回響，革命的豪情蕩漾在我胸懷，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光輝把爐臺照亮！”

沒有多想，有感而發(fā)，一氣呵成。

當我走出錄音室，整個人顯得異常輕松，胸中充滿了壯志豪情！

期待和等待無比煎熬……

陜西臺播音組以四比三表決，通過了我的錄音。九月初，北京廣播學院的入學錄取通知書也準時送達。

虹云老師在考場叫號 關蕾

1976年夏的一天，我們工廠廣播站的樓道里堆了好多人，我問：“干嗎呢？”

領導說：“北京廣播學院來招生，你不知道？這些報名的人，都要借你們的錄音間考試。你們幫著叫號吧！”

幾十號人都考過了，廣院的老師說：“你倆忙了半天，也來試試吧?！?/p>

面對著大學來的教播音的老師，我有點緊張，念了兩段不同文體的稿子。老師好像對我挺好，還問了一些家里的情況，就走了。

當時我想，這老師真好！后來才知道這就是高蘊英老師。

過了一陣，這件事都忘了。突然接到一封信，讓我去廣院復試。那是我第一次踏進廣院的校門，又興奮，又激動，更是忐忑不安。

記得復試的考場挺嚇人！中央臺的虹云老師在那給我們叫號。一大圈考官，估計除了學校的老師領導，還有中央臺的很多大腕兒，反正我都不認識。

念了規(guī)定的稿件，好像還朗誦了一首詩，忘了哪首了。

后來聽說，那年北京地區(qū)參加考試的人中，只有我和邱志軍被錄取了。

競爭對手讓我忐忑 謝克荃

1976年北京廣播學院播音專業(yè)在安徽招收一名學生，指標直接分到長豐縣，縣教委又把指標直接分配給縣廣播局。七彎八拐，幸運之神降臨到我的頭上。

我的票數(shù)最高，被縣局推薦到省里參加廣播學院的招生考試，同時被推薦的還有一名在下面廣播站工作的播音員，算是我的競爭對手吧。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省城面試現(xiàn)場，老師讓我讀一篇新聞稿?；鶎訋啄甑牟ヒ艚洑v鍛煉了我，雖然稿件是當場給我的，難免有些緊張，但讀著讀著我便漸入佳境。

新聞稿已經讀完，我還站在那兒沒動，直到考官們說“你可以出去了”，我這才長長地松了口氣，看著考官們的笑容，我竟然盲目地樂觀起來，相信自己一定行。果然，面試、筆試（所謂筆試，只是簡單回答一些文史常識題和寫一段短文）、政審，一套程序下來，我以微弱優(yōu)勢戰(zhàn)勝了對手，順利拿到了入學通知書。

我被界定為“部隊大院普通話”徐小寧

1976年是我服兵役的第六個年頭，我復員回到了江西南昌，被分配到江西廣播事業(yè)局。

有一天上班時，接局辦公室通知，讓我去電臺錄音間試音。面試老師隨手拿了張報紙，讓我念了篇文章，還問了我有什么愛好，等等。

我是因父母親從東北軍來到南方，出生在南京，后又隨家來到江西，所以受父母影響，說的是普通話。

不久，我收到了北京廣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后來，我的發(fā)音被界定為“部隊大院普通話”。

渾水摸魚警察考播音 王征

從黑龍江兵團回來后，因為父母下放到寧夏，我就在寧夏公安廳當了警察。

那時，開始了工農兵上大學，省廳每年只有一個名額。

第一年，和一個哥兒們競爭，他也是北京來的，父親是高干，挨整的，我放棄了。

后來鬧“交白卷”，沒了文化考試憑本事的優(yōu)勢，只能靠推薦。

1975年我因公去自治區(qū)廣播局調查，正趕上北京廣播學院給了寧夏一個播音專業(yè)名額。聽說拿著單位介紹信就可以進去面試，我立馬決定：機不可失！

王征警察照

我拿的是省公安廳的外調介紹信，就對廣播局政治處的蔡干事說：“我這個介紹信比他們那個級別高，通融一下，我也進去試試?！辈谈墒潞軣崆椋瑤е揖瓦M去了。

第一次進播音間，一張嘴，聽不到自己的聲音。暈！

記得給了我?guī)锥胃澹已b腔作勢拼命念。念完一聽回放，臊得我慌忙起身就逃。

剛出門，過來個人問：“會朗誦詩嗎？”

“會。”我以為就是隨便問問。

“會背哪些詩？”

“毛主席詩詞。”

“那你進去朗誦一首?！?/p>

我心一涼，真讓我念呀！長這么大，我是喜歡聽朗誦，可自己是一句也沒朗誦過。

沒退路了。我硬著頭皮又進去，念了一首毛主席的《清平樂·六盤山》。

一身大汗出來。從此落下毛病，一見話筒不敢出聲。

回來不久，被領導找去痛斥“私自去電臺面試，目無組織，目無紀律”。

幾天后一打聽，省電臺領導聽錄音，居然選定了我——也難怪，寧夏那地方，會說普通話的就沒幾個。

這個名額下到單位，無人競爭——這可是回北京呀！我高興瘋了。

找領導承認錯誤，送煙送酒，見誰都是笑臉，爭取群眾推薦。

那一年鄧小平搞整頓，兩條路線斗爭，一派同意我上大學，一派不同意，僵持不下。眼看招生快結束了，不能浪費名額呀，省招辦和省電臺沒辦法，急電正在北京探親的一位省臺播音員直接去廣院報到——天上的餡餅掉到這小子頭上了呀。

時也，命也——我要是那年進了75播，就不會有76播這些好同學了。

1976年元旦后，我被派到寧夏固原縣搞一年路線教育。固原是全國最貧窮的縣，我分管的大隊在深山里，與世隔絕，無法知道招生情況。

那些日子，我有一種痛徹心扉的無奈。毛主席的詩詞六盤山就是在固原縣寫的。我常常跑到山上，放聲狂誦、狂歌這首詩詞：

六盤山上高峰，

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

何時縛住蒼龍。

一天，大隊會計飛奔而來，老遠就喊：“老王，公社給你的急信。”我接過一看——

《錄取通知書》！北京廣播學院！我呆了。

之后，我向大山奔去，跑到山頂，想喊，喊不出聲，只有默默地流淚。不知過了多久。

轉身下山，只見大隊的幾個干部趴在山腰，說是見我反常，怕我出事。

那一刻，望著他們，望著蒼天，望著大山，突然，我多年的心結打開了。

第二天，十幾個鄉(xiāng)親走了一天的山路，把我送到縣城。三天后，輾轉車行，我回到了銀川。

臨走那天，我與好友白西平在車站外的小飯館喝了二斤酒，帶上他給的一條煙、二斤桃酥，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大學之路橫生枝節(jié) 焦津勝

1976年11月，西藏自治區(qū)電臺分得一個上廣播學院播音專業(yè)的工農兵大學生名額。當時單位里漢語和藏語播音員共有4人，從年齡等各方面綜合來看，符合條件的只有我一個，因此，領導很快就做出讓我去廣院學習的決定。

可我還沒來得及興奮，事情就橫生枝節(jié)。

有位藏族女播音員找到單位領導，強烈要求優(yōu)先考慮女性和少數(shù)民族，希望把這個名額給她。領導一時左右為難。

正當我以為自己恐怕要與這次機會擦肩而過時，天降好運，上級又分配來一個上北大哲學系的名額，領導立即把名額給了那位藏語女播音員的丈夫（同單位技術人員）。

于是皆大歡喜。

塵埃落定之際，我最高興的是，很快就可以回北京見到家人了。至于說“圓上大學的夢想”，老實說，此前這個夢還真沒做過。

毛主席逝世治喪期間，我得知被推薦去廣院 侯玉茹

我從兵團到內蒙古電臺，面試我的一位是播音組長，一位是政工干部。他們把我?guī)У綖趵厍捌鞆V播站錄了音，接著要我再唱一首歌。我當時慌了，我唱歌跑調啊！

我壯著膽子問：“唱歌干嗎？”

“聽聽你的高音。”播音組長說。

我說：“我朗誦行嗎？”

他回答說：“可以?！蔽揖屠收b了一首毛主席的詩《清平樂·六盤山》。

沒過多久，我就成為了內蒙古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在整個治喪期間，臺領導派我回京，每天到六部口的電報大樓往臺里打長途電話，告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出內容，以便和中央臺保持一致，不犯錯誤。

有一天臺里的一位領導到北京出差，見到我說，北京廣播學院給了一個播音專業(yè)的名額，領導和組里同事覺得你去比較合適，但沒最后定。

我聽了心里動了一下，但又冷靜下來，能夠在內蒙電臺工作我已經很滿足了，哪敢有再上學的奢望？回到臺里后才知道，真的是推薦我上北京廣播學院讀書，我好一通激動啊。

三代才等到我這一個大學生 董傳亮

1976年元月，我到甘肅省電臺里做了一名播音員。九月下旬的一天，領導通知我“去北京廣播學院上學”。

我開始不相信這是真的。當時的甘肅人民廣播電臺，包括我一共才三個男播音員，工作量非常大，哪可能再抽出一個人去上學？

直到領導把錄取通知書遞到我手里，我才相信——這是真的。

領導說：“現(xiàn)在工作量是很大，是缺人手，但從長遠來說，還是要培養(yǎng)人才，這是組織上為你爭取的名額，是你深造的好機會?！?/p>

兩位老播音員也都表示：“我們愿意承擔更多的播音任務，不能耽誤你學習的機會。等你回來了再好好工作，報答大家吧?！?/p>

當時我真的特別感動，表示自己一定不會辜負組織的期望，好好學習，等畢業(yè)回來以后好好工作。

去北京上大學，是我從小的愿望，而今天，這個愿望就要實現(xiàn)了，我激動得雙手顫抖，不知當時是怎么走出領導辦公室的。

沒等下班，我就騎車回家了，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我們家三代才等到我這一個大學生，全家像過年一樣開心。

“讀了大學回來還不是當播音員”柳小平

我調入湖北省電臺，幾個月的時間，就上了全省聯(lián)播。

1976年9月，臺領導找我談話，說組織上決定推薦我到北京廣播學院去上大學，學習播音專業(yè)。

啊，到北京，上大學！這真是讓我欣喜若狂。我馬上回家向父母報告這一喜訊。

沒想到母親說：“我不同意你去。你都滿24歲了，按我們山東老家的說法虛歲26了，讀完書回來就28了，你個子又高，上哪里找對象啊。再說，讀了大學又怎么樣呢？還不是回來當播音員?！?/p>

這話怎么這么耳熟??？對了，當年在廣濟，領導也是這么說的：“讀了大學回來還不是當播音員?！蔽艺f，正因為我要當個好播音員，我才一定要去上這個大學，我的大學夢這一次一定要實現(xiàn)。我非去不可。

我和母親打起冷戰(zhàn)來，我興高采烈地收拾行李，母親卻不動手，也不理我。

我理解母親。我小時候喜歡游泳，10歲時橫渡長江，參加武漢市少年游泳比賽還得了冠軍。省體委派人找到我家動員我當專業(yè)運動員，我母親說，不行，我們家孩子學習好，將來她是要考大學的。現(xiàn)在，她卻覺得我上大學一走就是兩年，會耽誤我找對象結婚的終身大事。

母親不理我，我也倔強著不理她。直到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車，我們母女都沒說一句話。

陰差陽錯的選擇 王亞平

1976年，我在醫(yī)院化驗室的工作進入了第四個年頭，每天熟練地操作著化驗設備。我期盼著這年的大學招生消息盡快傳來。

11月前后終于傳來大學招生的消息。我趕忙遞交申請報名河北醫(yī)大。萬分焦慮等待中卻得到了令人沮喪的信息，醫(yī)大名額有限，爭奪激烈，錄取希望渺茫。就在這時親友透露了另一個消息：還有一個學校在招生，專業(yè)是廣播員，要不要去試試？后來我才知道，我們廊坊地區(qū)在全國屬于普通話基礎較好的區(qū)域，每年都有推薦廣播員的指標。當時我對播音這個職業(yè)完全沒有概念，而且覺得離我的醫(yī)生之夢差之千里。毫不猶豫，拒絕考慮！

這時父母出面了：女孩子學個廣播員也挺好的，不如試一下吧。經過一個通宵的猶豫，要上大學的迫切渴望終于使我無奈地接受現(xiàn)實，帶著不自信走進了一個小小的考場。一位招生女老師遞給我一篇報紙新聞稿讓我讀一讀，幸虧有經常在單位讀報紙的底子，一路順暢地讀下來，抬頭看看，老師挺溫和的。

幾天后我接到了高等學校入學通知書，我被北京廣播學院播音專業(yè)錄取了！

命運就是如此捉摸不定，本想從顯微鏡到聽診器，沒想到竟變成了麥克風！

赴校

終于，要上學了。上學的路有多遠？面對這個問號，有兩種回答。一種是：在那文化浩劫的年代，從小學到中學，中間隔著“停課鬧革命”，從中學到大學，中間隔著當知青當兵當工人，怎么衡量得出有多遠呢？第二種回答是關于時間空間的，同學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方向朝著北京集結，不知是各地招生進度的差異，還是粉碎“四人幫”大事的影響，那屆學生報到時間哩哩啦啦，有的是1976年秋報到的，有的是年底報到的，還有的是1977年初報到的，不規(guī)范，很任性，居然成了跨年報到。大路小路通北京，路上都有新故事。

“廣播學院——我來了?！碧汽愓?/p>

北京廣播學院是個什么樣子呢？在俺的腦子里特神秘，特朦朧。

拿著錄取通知書，俺腦子里勾畫著北京廣播學院的樣子：高高的大樓，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樹木……

帶著這種好奇心，俺背上行李，提著臉盆、暖壺，離開天津武清，坐上了去北京的長途汽車，經過兩個小時的行程，來到了坐落在通縣的廣播學院。

一進學校大門，我如同《紅樓夢》里的劉姥姥，東瞧瞧，西看看。高高的大樓，密密的樹林，干凈的校園馬路。和俺農村低矮的土坯房，黃土飛揚的土路比，真是太美了。

一想到俺能在這里生活學習兩年，心里那股高興勁就別提了，從內心高喊——

“廣播學院——我來了。”

先去看天安門，還是先去學校報到？敬一丹

1977年元旦過后，我脫去東北林區(qū)的勞動布工作服，換上媽媽給我的黑色外套，登上了有著神圣色彩的17次列車，去北京了。

一路感慨，一路想象。

出了北京站，猶豫著：先去看天安門，還是先去學校報到？

還是先報到吧。大1路車一路向東，怎么越走越像鄉(xiāng)下？郎家園、定福莊、梆子井，那一片菜地后面的灰樓，就是北京廣播學院嗎？

報到的時候，老師和顏悅色：“哪個省來的？”

“黑龍江。”

“家在哪兒？”

“哈爾濱?！?/p>

“原來做什么的？”

“知青?！?/p>

“這東北味兒！你口音很重??！”

不敢吱聲了。心想，我有口音嗎？我是俺們那疙瘩口音最標準的，再說，哈爾濱話不就是普通話嗎？

后來我才明白，我回答問題的最后一字恰巧都是一聲，陰平，最容易暴露東北話特點。而當時更嚴重的問題是，我根本就聽不出東北話和普通話的區(qū)別。

就這樣的低起點，我走進了當時廣電的最高學府。

20元錢與20個雞蛋 肖澤紅

接到入學通知書，我一連幾天沉浸在喜悅和興奮中。買好了長沙至北京的特快火車票，告別了單位的領導和同事。

臨行時，親戚、長輩、姊妹、鄰居都來我家里送行，母親將煮熟的20個雞蛋和大家湊給我的20元錢塞進我的行囊中，眼里含著熱淚說：“崽，家里冒（沒）得錢給你，你帶上這些雞蛋，車上吃吧。”

我也噙著淚花說：“娘，我已經參加工作了，有錢，你放心吧?！?/p>

當天晚上十一點多鐘，我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從此開始了人生新的一段旅程。

雖不是平生第一次坐火車，但卻是第一次出遠門。

火車向著北方飛快地奔馳，窗外一片漆黑，偶爾看見遠處稀稀落落的燈光。同車廂的旅客，有的伏在茶幾上睡了，我一絲睡意也沒有，腦海里充滿著對未來生活的遐想。

不知不覺中，天漸漸地亮了。我從行李中摸出幾個雞蛋，就當早餐了。

白天，火車像一條巨龍奔馳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上。車窗外，一眼望不到邊的平原，偶爾看見幾幢房屋。在經過一個又一個車站時，看到的多是大幅毛主席語錄，以及大字體的“文化大革命”“階級斗爭”的標語。

中餐和晚餐，火車上雖有飯菜供應，但我身上只有20元錢，這可是上學的費用啊，我哪舍得花！

看著別人吃著香噴噴的盒飯，我心里有著別樣的滋味。只好口渴時，喝口白開水，餓了，吃幾個雞蛋充饑。

第二天晚上八點多鐘到達北京火車站，二十個雞蛋我全吃光了。

下了火車，已是晚上，沒有公交車到學校了。等了一會兒，與幾個順路的旅客搭乘一輛老式油布蓬北京吉普車，經過大約一個小時的車程，汽車在一個大門口停下。司機說，到了。

剛一下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不高不大的校門，掛著一塊牌匾，上書“北京廣播學院”六個大字。

聞過酒糟味兒，再往東 楊曼

1976年10月，我到廣院報到。那時人們都沉浸在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激情中。

當年的廣院四周都是莊稼地和菜地，馬路很窄，一過大北窯，一股股的酒糟味兒，是從北京二鍋頭廠（現(xiàn)如今的紅星二鍋頭）散發(fā)出來的，聞過這股味兒再往東，就到了北京廣播學院。

晚秋時節(jié)，一群群稚氣未脫、朝氣蓬勃又帶點兒土氣的年輕人，從祖國的四面八方涌進了廣院的校園，那是我的同班同學啊！

每到早晨排球場、小樹林兒間傳出了瑯瑯的“八百標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邊跑”的聲響，給校園帶來了生機和活力！自此開始了我一生難忘的大學生活。

第一次出新疆，第一次坐火車 韓菊

我接到了北京廣播學院的入學通知，心里別提有多高興了。也許媽媽比我還高興，她是老師，她多么希望我能讀大學呀！這個夢想終于要實現(xiàn)了，我要去北京讀大學了！

再見，美麗的特克斯！再見，美麗的新疆！

那時，從新疆到北京，好遠?。〉谝淮纬鲂陆?，第一次坐火車，78個小時的漫長旅途，沒有同伴，這讓我除了激動之外還有一點兒緊張。我記得播音組組長送我上火車，組長細心叮囑我，中途停車如果下去活動，一定不能走遠，要注意聽廣播。還教我怎么鎖廁所門……這些細節(jié)，對一個獨自遠行的女生來說，真是太重要了。我至今都難以忘懷，一直感恩。

我登上火車，經過了白天黑夜，經過了大山平原，奔向北京。也算是搭上了工農兵大學生的末班車。

入學通知書，丟在了新疆 馬進德

1976年深秋，我懷揣北京廣播學院的入學通知書，上路了。

從邊城伊寧市坐了整整3天長途汽車，來到首府烏魯木齊。路邊高音喇叭里時不時可以聽到郭沫若的那首《滿江紅》：“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我在火車站附近一家旅社住下。那個時代，旅社可以安排陌生人同住一間客房，傍晚又住進了一個人。此人身材瘦高，頭發(fā)蓬亂，胡子拉碴，自稱是兵團知青要回內地探親。

一路興奮的我，談興也濃，對他談了自己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第二天早上，那人說要急著趕火車就匆匆走了。

午飯前，我又一次整理了一直貼身背著的書包，把包里的戶口遷移證明、入學通知書、少量的錢和糧票等，又“檢閱”了一遍。

將書包壓在枕頭底下，鎖好客房門出去買點零食。

回到賓館，我傻眼啦！

門開著，枕頭被掀開，書包不翼而飛。

天吶，怎么上學??！當時我如五雷轟頂，腦子一片空白。

趕緊去問服務員：“我明明鎖了門，門怎么是開的？”

服務員卻不急：“和你一塊兒住的旅客要進門，我開的呀?！?/p>

啊！他不是走了嗎？噢，虛晃一槍。上當了！“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可能就是這個意思吧。

我趕緊報案，也給北京廣播學院保衛(wèi)處打電話，廣院說，你只管先來報到。

我總算安心地到了北京廣播學院。

沒想到，這件事居然還有續(xù)集。

到校學習都有大半年了，保衛(wèi)處突然告訴我，去年上學路上丟失的東西找到了。

??？怎么可能？

保衛(wèi)處同志說，收到了甘肅天水鐵路公安寄來的函件，里面有你所有的證件，只是沒有錢。有個男子聲稱是撿到的，把包交給了鐵路警察。

這小偷，多少還有點良心或“職業(yè)道德”，把戶口遷移證明和入學通知書歸還了當事人。他可能也想到，那年頭，上個學，不容易?。?/p>

怎么一見“綠軍裝”，就在意呢？柳小平

湖北臺是有培訓播音員計劃的，北廣74級、75級，都有湖北臺播音員在上大學，我是76級，沒想到是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

1976年12月，我到了北京廣播學院，人生地不熟，我提著臉盆行李站在學院大門口傳達室，等75級湖北臺的同學來接我。

這時，迎面走過來一位穿著一身軍裝的男同學，挺神氣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就過去了。我低頭看看自己，穿著一件黃色對襟棉襖，翻著紅色假領子，圍著一條綠色圍巾。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土氣啊?？晌以趺磸奈錆h到北京一路上都沒覺得自己土氣，一見到那個穿軍裝的男同學，就在意起自己的打扮了呢？

晚上，湖北籍的同學都來宿舍看我，“綠軍裝”也來了，哦，他也是湖北來的學生，叫柳小滿。

后來，有了很長的故事。

半夜三更，報什么到 王征

1976年12月，我離開寧夏赴京上學。臨走那天，我與好友白西平在車站外的小飯館喝了二斤酒，帶上他給的一條煙、二斤桃酥，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出了北京站，上了312路汽車，已是末班車。

沒有路燈，車窗外一片農田。司機狂開，售票員打盹，開了半天也不見停車，也不知道到哪兒了。突然，一個女人大喊：“過站了，快停車，我要下車！”

車靠邊停下，我趕緊問售票員：到哪兒了？

一聽是“梆子井”，我趕緊說“我也下車”。司機罵罵咧咧又開了次門。

下車后，我想追上那個女人問問路，發(fā)現(xiàn)她走路開始不正常，老回頭看——顯然她是把我當壞人了。

我只好作罷，讓她跑遠了，才繼續(xù)走。

找到廣院西門，大鐵門已鎖，喊了幾聲，沒人理。

“噌噌”幾下，我翻門而入。

剛一落地，從傳達室沖出一人，手持木棍向我而來。我大喝一聲：“站住，我是來報到的?！?/p>

“半夜三更報什么到?！蹦侨私衼砹吮Ｐl(wèi)處的，我把通知書遞過去。看完，他們把我安排到廣院對門的招待所。

第二天，陸老師來接我到學校，讓董班給我安排宿舍，還給了我一些飯票，讓我先上課。

我走進教室，看見的是滿班詭異的目光。

董班很熱情，說馬上就安排好宿舍，誰知這“馬上”就是一周。我每日住在招待所，有時倒杯開水，拿出梆硬的桃酥在桌角上使勁磕幾下，磕碎了，泡水里吃。

終于有一天，董班接我進了宿舍，我成了他的上鋪兄弟。

到北京，恍若隔世 李小梅

北京廣播學院給了西藏電視臺一個名額。初創(chuàng)期的西藏電視臺，一時無事可做，沒人和我爭，沒有考試，“頭兒”說讓我去上學，我就上學了。

當年的西藏交通閉塞，甚至沒有現(xiàn)代“驢行者”的通達公路。想買一張出入藏的機票，可能比今天北京搖車號還難。

西藏當年在蘭州和成都都設有辦事處，專為滯留等待飛機的人們安排住宿。還記得辦事處內的景象，衣服被子晾曬得到處都是，鍋碗瓢勺隨處可見，有點像難民營啊。

等嗎？時間有限，等下去，就會延誤入學時間。于是，我就搭了一輛去格爾木拉貨的大卡車，背著我的行囊上路了。

無知者無畏。

一路沒有伙伴同行。有的只是蒼茫大地，皚皚白雪，還有成群奔跑的黃羊。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路宿兵站、小驛……不記得有高原反應，可能是因為我身體好，也可能是因為我除了好奇，還來不及思想。

只記得有一夜，黑燈瞎火的入住兵站，寒冷無比。安排我睡在一間寬大無比的空房間內。冰冷、寂靜……我有些怕，有些想家。但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兵站，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貨車把我拉到了格爾木，當年，那里還僅僅是連接青海與西藏的中轉小鎮(zhèn)。幾經周折，總算是買到了去青海西寧的長途客車票。那是一輛丁零當啷亂響的大破車，車上擠滿了乘客。很冷，我記得車窗上結了厚厚的冰霜，看不到外面。

搖晃到西寧，我是憑借什么本事找到的客店，又是怎樣買到的火車票，這些細節(jié)都忘記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票難求”，什么票都不好買。

好不容易弄到票。從旅店去火車站的那段路，我是憑著一己之力，兩只包輪流挪動，挪到火車站的。

乘上西寧至北京的列車，恍惚又回到了曾經熟悉的社會，舒服多啦，不再“顛沛流離”。

從拉薩到進京這一路，到底走了多久我不記得了，半個多月總是有的。吃的什么更是不記得。奇怪啊，那樣翻山越嶺的路途，竟然沒有“壞人”！反正我是無病無災，傻人傻福。這在現(xiàn)如今是多么不可思議的事。

當再到達北京時，我感覺恍若隔世——熟悉無比，卻又與我走來的拉薩是那么遙不可及。

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中，我扛著行李包到處打聽，最終到達了位于梆子井的北京廣播學院，走進了一個全新的、文明的所在。

回想那一天，我一定像個流浪兒那么臟。半個月來我都是和衣而臥，沒洗過澡。

永遠記得第一眼的校園，第一眼的208宿舍。小小灰色的校園，閃爍著橘黃色燈光的宿舍，走進你，我感覺像是踏入了家門。

那年，我二十一歲。

進京，捎帶一群西藏娃 張利民

1976年的秋末冬初，我經組織推薦到北京廣播學院學習深造，成為一名光榮的工農兵大學生，激動之情無法言表。

我本是北京市順義區(qū)楊真鄉(xiāng)人，1974年經考核應召到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做播音工作。我們一行七人也是在深秋時節(jié)，遠離父母家人，在招工人員帶領下，滿懷憧憬、無憂無慮、一路歌聲，來到拉薩——來到西藏人民廣播電臺。

兩年的艱苦奮斗，兩年的探索前行，而今能到大學系統(tǒng)學習播音理論，又能探視久別的父母，與家人團聚，高興之情可想而知。

然而，上學之路并不是一帆風順。

在離開拉薩臨上車時，區(qū)招生辦的工作人員塞到我手里一份名單和一張介紹信，并告知，北京來帶隊的招生人員因高原反應，提前返回了北京，因此臨時決定，由我?guī)ьI一車學員進京。

這一車學員二十五六人，我年齡最長，二十歲，其余大都是從西藏偏遠地區(qū)到北京上學的藏族預科班學員，年齡只有十五六歲，基本上不會講漢話。

語言不通，我可怎么帶好他們呢？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愁！

好在他們年齡較小，尊我為大哥，又都是第一次離開父母，比較聽話。另外還有一位小助手，是北大圖書館系的小學員，名字叫央金，從小在拉薩長大，是個漢語通。許多注意事項、日程安排，都是通過她傳達給小學員的。

為我們開車的是一位老司機，五十多歲，高高的個頭，長方臉，東北口音，非常善良。可惜他的名字記不清了。他曾參加過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常給我講一些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故事。他識字不多，但毛澤東語錄和毛澤東詩詞卻背了不少。

汽車沿著青藏公路一路北上，當雄——那曲——唐古拉。當時的青藏公路沒有一寸柏油路，都是沙石路面的“搓板”路，道路坑洼不平，晴天一身土，雨天兩腳泥。行進在這樣的路面上，汽車上竄下跳，左搖右擺，顛來倒去。人坐在車里像是坐進了搖煤球的篩子。手必須時刻抓緊扶手，否則頭隨時都有撞向車頂?shù)奈ｋU。

“唐古拉，唐古拉，伸手把天抓?！逼噥淼搅撕０挝迩Ф嗝椎奶乒爬娇?。車在山腰走，云從腳下生，這里在雪線以上，積雪常年不化。恰巧前幾天下了場雪，雪雖不大，但還是結了一層薄冰，車在冰上行駛，車尾左擺右甩，縱使是開車多年的老師傅，也倍加小心，不與我們說笑了。

車過唐古拉，離西藏越來越遠，也越走越荒涼，僅有的放牧的牛羊也不見了，地上只有一片片的苔蘚和裸露的巖石，遠處偶爾有幾只藏元羚和藏野驢跑過。滿車的小學員漸漸淡出了剛上車時的新鮮感，車內氣氛開始沉悶起來，有的開始哭泣，想家了。

為了活躍氣氛，沖淡他們的思鄉(xiāng)之念，我只好求助我的小助手央金，請她帶頭唱起藏歌，一傳倆，倆傳仨，慢慢地歌聲響遍整個車廂。

我們的汽車穿越大山、戈壁、鹽湖，一個星期后來到了甘肅柳園火車站，順利辦好硬座車票，登上了進京的列車。

柳園到北京還有三天四夜的路程。

上火車前，我把坐火車的注意事項告訴大家：第一，不準在車廂內亂跑、打鬧；第二，不準脫鞋；第三，保管好車票；第四，有事報告。

上火車時大家按部就班，找好座位，放好行李，坐好了，非常守紀律?？墒腔疖囈婚_動，就把我的約法三章忘到了腦后。

也難怪，這些藏族娃娃大都是第一次看到真實的火車，并坐上了火車，能安分嗎。一會看看這兒，一會摸摸那兒，一會在通道跑一跑，一會站在座椅上跳一跳，一會又擠在車窗處往外看，鬧得不亦樂乎。任我怎么制止都無濟于事。

與我們同一車廂的乘客，大部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回鄉(xiāng)探親的老兵。得知我們一行是西藏進京的學員，對我們非常照顧，看我急得滿頭大汗，便大度地說，沒關系，讓他們鬧吧，鬧累了就不想家了。對老兵們的大度我只能報以歉意的一笑。

正說間，幾個小學員為爭看窗外美景，將新疆老兵印有“生產建設兵團”字樣的喝水缸子連同食物，一起推到了車窗外。我趕忙道歉。可他們還是那句話，沒關系，讓他們鬧吧，鬧累了就不想家了。

就這樣，三天四夜的火車上，小學員們走一路鬧一路，面對祖國的大好河山，看到哪里都好看，看到哪里都新鮮。

而我，則每過一站清點一次人數(shù)，每一天清點一次人數(shù)，直至北京。

車到北京站，與前來接站的各學校人員辦理完交接手續(xù)，我如釋重負，滿身輕松地來到了我魂牽夢縈的大學——北京廣播學院，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活。

我們搭上了工農兵大學生的末班車 王福生

1976年的10月，遼寧省組織了北京廣播學院招收大學生的播音專業(yè)考試，省市電臺都有些播音員來參加。記得當時是以面試為主，經過選拔、推薦，我又一次被幸運之神眷顧，臺里最終推薦了我去上大學。

當我接到北京廣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后，高興得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我承載著那個特殊年代的光榮與驕傲，非常幸運地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批工農兵大學生。

1976年11月末，我告別了第二故鄉(xiāng)沈陽，踏上去北京的征程。

王福生赴校路上

王福生北廣入學通知書、北廣報到注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