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書的一些重要篇章，醞釀于筆者博士論文《胡風研究》的準備和撰寫階段。

記得最初在閱讀1950年《人民日報》針對“七月派”的重要作家阿垅的兩篇文論作品《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所發(fā)動的那場理論批判的相關材料之時，一個極為清晰的感覺就已在我的腦海中形成：批判的發(fā)動者與其說是有意膠著于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些十分具體的實踐問題，而與阿垅展開一場字斟句酌、寸土必爭式的理論論辯，不如說是試圖通過清除胡風文藝思想在作家和整個文壇中的巨大先在影響，推行新時代文學理論的系統(tǒng)主張。因此，在這場理論的前哨戰(zhàn)中，就已經(jīng)明顯展現(xiàn)出了交鋒雙方所秉持和代表的兩種不同的理論思維和話語邏輯的分歧。這種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邏輯與美學邏輯的矛盾和歧異，顯然也預示和規(guī)定了即將緊隨而至、直接針對胡風本人理論的大規(guī)模批判運動的具體展開方式。

這也是《阿垅對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堅守和探索》一文的核心思想，它早于我的博士論文而萌生。事實上，兩種理論思維和話語邏輯的糾纏與歧途，后來構成了《胡風研究》整篇論文的中心線索，其最早的啟悟和靈感就獲自于此。但也正因為《人民日報》對阿垅的批判，幾乎就是“胡風事件”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發(fā)展理路的一次具體而微的預演，所以順著這一醒目的提示，我直接就順利進入了通往“胡風研究”關鍵問題和核心區(qū)域的主干道，而未暇停下腳步對這場理論批評和論爭本身進行一番比較深入和細致的考察。

調頭彌補這一缺憾的機緣一直等到2007年才獲得。2007年是阿垅誕辰的一百周年，同時也是他含冤瘐死獄中的四十周年，所以北京魯迅博物館和阿垅的親友發(fā)起籌備“紀念阿垅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當我在年初收到胡風先生的女兒張曉風老師發(fā)來的邀約參會的郵件的時候，其時的我正在日本東京都的一間大學里任教，搜集論文所需的參考文獻的條件并不湊手。但好在我對論爭雙方當年正式發(fā)表的文章都非常熟悉并保留有復印資料，又蒙曉風老師慨允，于研討會召開之前，從阿垅先生的獨子陳沛老師處獲贈剛剛出版的《阿垅詩文集》和《后虬江路文輯》這兩本重要的參考書，于是利用暑期回國休假的機會，對相關資料進行了潛心研讀，并將論文的大致構思和一些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帶回日本。這次研討會我僅僅是寄出論文參會，本人并沒有請假回國，但后來獲悉會議開得“十分成功，現(xiàn)場氣氛令人感動”。

阿垅身上令人感動的質素遠不止一處，痛苦不幸而又不無傳奇的人生經(jīng)歷，豐富細膩而又深摯專一的情感態(tài)度，對待家國、親友和工作的熱愛與赤誠，堅持真理、勇于擔當而又富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如果閱讀阿垅那些幾乎字字用心血和生命凝成的文字，比如那篇《可以被壓碎決不被壓服》的獄中遺言，更容易引發(fā)深切的感動?；仡櫤褪崂懋斈甑恼摖幬恼?，其中顯露出來的理論“癥候”一如既往地觸目：阿垅批判者的邏輯跨越或斷裂雖然遠大于被批判者的理論漏洞或罅隙，但前者反而表現(xiàn)出真理在握般的超級自信，其對新時代文學系統(tǒng)要求的宣示也是不容絲毫置疑地斬釘截鐵。令人動容的是，就在權力或權利嚴重失衡導致如泰山壓頂般的艱難處境之下，阿垅仍然堅持對現(xiàn)實主義理論展開理性而嚴肅的探討，在“文學與政治”“新舊現(xiàn)實主義與立場或世界觀”等當時重大敏感的理論問題上，不懼與批判者展開短兵相接的正面交鋒，守護經(jīng)典論述；對一些諸如“深入私生活是否有損革命領袖的尊嚴”“能否寫出反面人物的笑容和柔情”等前沿美學命題進行了勇敢的探索；并以自己對馬列著作真誠而不教條地學習和領悟，切實掌握了革命導師進行鞭辟入里的社會和階級分析的理論方法和武器，從而獲得了一些領先于時代的理論洞見。這些洞見具體表現(xiàn)在：透過莎士比亞名劇《威尼斯商人》“譴責貪婪”的表層意涵，阿垅進一步察覺并揭示出了資本主義歐洲對猶太民族根深蒂固的仇恨，其分析的獨到和目光的老辣，與數(shù)十年之后才在歐美風行起來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對文本的解構式閱讀方法構成了深刻的契合；在文學表現(xiàn)傾向性問題上，阿垅堅持“藝術即政治”這一顯示了對藝術本質深刻理解的命題，以抵制所謂“藝術加政治”的庸俗機械理解，又在事實上體現(xiàn)出了深得馬克思那種后來被杰姆遜命名為“意識形態(tài)還原”的方法之精髓。當然，限于在日本寫作時文獻核查的不便，對于這些發(fā)現(xiàn)，筆者當時都只能采取僅憑閱讀印象和記憶概述的處理方式。此次借該文收入本書之機，作者對注釋作了必要的增補。

《重評魯迅闡釋史上的一件往事》則與20世紀50年代初的另一段理論公案相關。保存下來的胡風通信和日記均顯示，從1952年8月底開始，胡風對耿庸的《〈阿Q正傳〉研究》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關注，他不僅親自對耿庸的思考和寫作做了多方深入和細致的指導，而且還囑托各地的朋友全力幫助耿庸進行全面的斟酌和把關。各種跡象都表明，當時正在接受系列文藝思想座談會“幫助”的胡風，是把耿庸的魯迅研究視作自己與對手們所進行的理論和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耿庸的《〈阿Q正傳〉研究》自然也進入了我在《胡風研究》中考察“胡風集團”文化生態(tài)的視野，只不過當時我只是直覺地認定，耿庸的這一著作事關胡風與批判者對魯迅精神和魯迅方向話語主導權的爭奪。

2007年，由于胡風子女主動將胡風與梅志的文物分兩批捐贈給北京魯迅博物館，受贈一方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協(xié)助之下，準備于2009年底召開“魯迅與胡風的精神傳統(tǒng)”學術研討會。看到會議通知的研討主題，首先進入我意識中的就是耿庸的《〈阿Q正傳〉研究》。如果對之展開重新考察，不僅與會議主題在字面上非常貼合，而且還可以補足“胡風集團”文化生態(tài)中未及探明的方面。

但《〈阿Q正傳〉研究》帶給我的最初感覺卻是失望。我好像還是第一次遇到原先的研究期待與實際閱讀印象偏離如此之大的情況。且不說耿庸直接的發(fā)難對象是曾經(jīng)與胡風一道被劃歸“魯迅派”的馮雪峰，即便僅就爭論的問題而言，馮雪峰的新作《論〈阿Q正傳〉》明顯表現(xiàn)出了探索魯迅的小說詩學、奠定魯迅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這樣超前的理論用心，且多有獨特的理論概括與發(fā)明。耿庸則顯然執(zhí)著于對魯迅的政治闡釋，在諸如魯迅與階級革命論、阿Q的階級屬性和革命性等問題上拘泥于辨析何為政治正確。在今天看來，馮耿兩人的魯迅論述不僅高下存在明顯的差別，就是從當時的態(tài)勢來看，耿庸的表現(xiàn)也大失論爭的基本水準。因為他非但對馮雪峰的詩學探索沒有表現(xiàn)出絲毫的同情和理解，而且在爭論中甚至根本沒有瞄準馮雪峰文章的核心、抓住馮文的重點。相反，被他死死揪住不放、并展開長篇累牘的批駁和論爭的，都僅僅是馮雪峰在文章中襲用的一些當時魯迅闡釋中流行的套語，這些套語沒有一個出自馮雪峰的首倡。

我提交給研討會的論文提綱和在會上的發(fā)言，都誠實明白地表達了我的失望，因此當時我對耿庸的評價基本上也是否定的。盡管在發(fā)言的時候，我心中既有不安，更充滿了困惑：耿庸這樣一個對待理論問題向稱嚴謹認真的人，為什么其所寫作的批評在今天乍一讀之下，會如此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樣的文章當年為何又會受到胡風如此的看重，胡風甚至說“這是為主觀機械論者——機會主義者挖墳的工作”？被指名批評的馮雪峰，緣何沒有正面應戰(zhàn)，導致這場由耿庸挑起的筆戰(zhàn)最終只以兩篇局外學人的反批評文章草草收場？在這些問題獲得合理而清晰的解釋之前，對耿庸的評價能否做到恰如其分地客觀和公正？

帶著這樣的疑惑繼續(xù)閱讀和研究，我逐漸發(fā)現(xiàn)，這場論爭表面涉及的四篇論著僅僅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作為魯迅的熱愛者，耿庸向來懷有全面綜合研究魯迅的抱負，并對在他之前的魯迅闡釋保持著持續(xù)的關注并隨時準備對話。當1948年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發(fā)表了胡繩意在進行自我和胡風文藝思想批判的《魯迅思想發(fā)展的道路》一文之后，耿庸顯然有進行理論回應和反擊的責任自覺。因為胡繩的文章是以瞿秋白對魯迅思想發(fā)展道路的著名概括“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為綱的，所以從胡繩立論的源頭之處尋找理論的破綻，也不失為一個釜底抽薪的論辯策略。又由于耿庸深感，瞿秋白原本尚有一定彈性的論斷，中經(jīng)艾思奇、創(chuàng)造社諸人出于各種原因的加工或引申，已經(jīng)逐漸被機械割裂并固化和庸俗化為魯迅思想發(fā)展的“兩截論”或“轉化論”，所以意欲沿波而討源，對這一思想史的譜系展開類似后來福柯意義上的系列知識考古。

換言之，對于耿庸而言，《〈阿Q正傳〉研究》較好地兼顧了他個人的學術心愿和集團同人協(xié)同作戰(zhàn)的道義要求。但鑒于“胡風集團”在當時的文化政治版圖中所處的被動位置，耿庸如若想對瞿秋白、艾思奇、郭沫若和胡繩等人的權威魯迅論述提出公開質疑，既極少可能，也殊為不智。因此，1951年馮雪峰《論〈阿Q正傳〉》的發(fā)表，才被他當作了自己魯迅研究成果發(fā)布和理論出擊的契機和由頭。

將胡風曾經(jīng)的朋友馮雪峰選作自己的理論靶子，不無在別無更好的選擇時的權宜意味。所以雖然名為論爭的雙方，但兩人一開始便在核心論題和理論向度兩個方面都表現(xiàn)出了枘圓鑿方、彼此不相入的局面：耿庸主要關注魯迅思想的發(fā)展道路問題，而馮雪峰則系心于《阿Q正傳》的藝術探究；盡管對《阿Q正傳》進行系統(tǒng)的文本闡釋，也是熱愛并熟稔魯迅作品的耿庸的研究興趣之一，但耿庸實際注目和著意的一系列“暗辯”對象的存在，又決定了即便在《阿Q正傳》的文本闡釋這一他與馮雪峰“明爭”的論題方面，兩人也存在著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闡釋與詩學探索這樣巨大的視角或方法的歧異。

由此看出，由耿庸的《〈阿Q正傳〉研究》對馮雪峰《論〈阿Q正傳〉》的批評所引發(fā)的這場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爭論，實際上包含著顯在和隱藏的雙重結構。論爭的顯在部分雙方觀點明顯針鋒不接，而隱藏部分則是一團由思想史、文化政治史、文學史及文學理論史所糾纏而成的亂麻，但這場論爭的學術和思想史的價值也恰恰體現(xiàn)在這有待研究者重新發(fā)現(xiàn)和彰顯的部分：如果說，胡繩的《魯迅思想發(fā)展的道路》，代言了香港《大眾文藝叢刊》在指明即將建立的新中國的“文藝的新方向”之中“魯迅方向”的權威解釋的話，那么，耿庸的《〈阿Q正傳〉研究》，也即“胡風集團”同人對《大眾文藝叢刊》所主導的胡風批判在魯迅精神闡釋方面所做的回擊，雙方所構成的“暗辯”態(tài)勢更加醒目地標示出，文藝理論論爭，曾經(jīng)如何充當過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交鋒的前沿陣地；耿胡的“暗辯”與耿馮的“明爭”，都構成了魯迅闡釋史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論爭各方復雜的角力關系也極大地改變和塑造了耿庸和馮雪峰魯迅研究和論述的具體形態(tài)，使前者的理論洞見和發(fā)明，難免摻入一些特定年代庸俗社會學的成分，更使后者探索魯迅詩學的雄心和理論新創(chuàng)的可能，幾乎挫傷殆盡。

從2009年初準備會議論文開始，《重評魯迅闡釋史上的一件往事》的寫作時間，幾乎長達兩三年，這可能也是本書中篇幅最長的一篇文章。但解開了一個復雜的歷史謎團，筆者私心還是頗感欣慰的，因為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香港《大眾文藝叢刊》、胡風事件、耿庸和馮雪峰的魯迅研究，無論哪一個，都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和文化史上的重要課題，它們都和耿庸與馮雪峰的這場爭論糾結在一起。無視或者輕易否定這一場論爭，抑或對論爭的顯隱結構視而不見甚至輕忽不察，那么對其中任何一個研究對象的重新考察，其結論都可能與歷史的本來面目相去甚遠。而嘗試著將這些課題關聯(lián)起來進行綜合討論，或許是恢復或者更新這場極有可能被誤解（就像我的會議論文提綱和發(fā)言）的爭論之學術價值的一種較為恰當?shù)姆绞健?/p>

在建國前后胡風及其朋友與對手的理論對峙中，處于最前沿火線的，還有“胡風集團”中最有才華的小說家路翎。不過，《文學對生活空間的墾殖和作家精神空間的建構》一文，著眼的卻是路翎前此在重慶度過的八年有余的抗戰(zhàn)歲月。這是專門為2010年在重慶市合川區(qū)召開的“路翎與合川”學術討論會準備的論文，文章嘗試著采用后現(xiàn)代空間研究的方法。舉辦方對于會議主題的選擇和設定，也從某一個角度，折射了新世紀以來文學研究界空間興趣的高漲。

迄今為止，文學研究中的“空間”因素至少可以由兩個方面來體現(xiàn)，一是表現(xiàn)為自然山水、地方風土等較接近地理科學的因素，另一方面則更加注重在我們素常所熟悉的政治經(jīng)濟狀況或社會關系等傳統(tǒng)議題中闡釋和挖掘出空間內含。我的文章兼顧了兩方面的因素：作為抗戰(zhàn)時期陪都的重慶，它首先表現(xiàn)為文壇年青新秀路翎得以在其中成長和確立的具體的歷史和地理條件；而路翎從自己置身其中的“人間大學”這一生活空間中辛勤墾拓出礦區(qū)的勞動世界和小知識分子生活這兩大題材的“殖民地”，并通過持續(xù)的文學生產(chǎn)，建構起自己作為作家獨特的精神和詩學空間的過程，則集中體現(xiàn)了空間研究后一方面的含義。

在研究材料方面，路翎一文還較多地利用了胡風與路翎之間的通信。這固然與信件在“胡風事件”中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重要作用不無關系，但同時也因為“七月派”成員之間的通信，幾乎天然地就是他們當年文學活動的實時記錄和編年檔案。在撰寫《胡風研究》的時候，北大中文系資料室的一本《胡風路翎文學書簡》就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了很大的史料價值，2004年，曉風老師又惠贈我鈐有梅志先生贈書章和路翎先生印鑒的《致路翎書信全編》和《致胡風書信全編》，這為我的研究和寫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在此必須對胡風先生的女兒曉風老師表達誠摯的感謝。自從2004年首月收到她寄贈的《我與胡風》（2版增補本）以來，我還從她那里陸續(xù)得到了《胡風家書》《我的父親胡風》《梅志文集》《梅志彭燕郊來往書信全編》《胡風全集補遺》《胡風致舒蕪書信全編》《阿垅致胡風書信全編》等對我的研究大有助益的圖書。收入本書的多篇文章就是直接受惠于這些書籍的結果?！斗词〈笫录?復活小細節(jié)》記下的是我閱讀《我與胡風》增補本的感受，這套收文60余篇近90萬字的兩卷本大書雖然出版于我的博士論文之后，但它的初版本《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七人回憶》在我準備論文的過程中，不僅給我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諸多啟示，而且還在情感上給我以強烈的震撼。

也是因為《梅志文集》的一條線索，我起意要查找梅志先生的處女作《受傷之夜》。能夠讓梅志先生第一篇通過批評家丈夫嚴格審查并得到后者夸贊的作品重見天日，在我是為2014年梅志先生百年誕辰并逝世十周年所獻上的一瓣心香。我曾經(jīng)跟人說過，如果沒有梅志，就算有三個胡風，恐怕也等不到出獄和平反的那一天。對于這樣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胡風的友人喻之為胡風在苦難的一生中幸運得到的一顆紅寶石，也有人將她與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相提并論。這些贊譽之詞都很貼切，但梅志先生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卻是她在《往事如煙》中的一段回憶。

那是1965年底，梅志剛接到公安部對她本人“不予起訴”的審查結論，奉命參加街道派出所專門為“地富反壞右”分子舉辦的思想改造學習班。因為預計自己可能會被要求在街道居委會的管制下參加勞動，于是她預先“就去附近醫(yī)院作了一次體格檢查，希望沒病身體好?！薄敖Y果是一切正常，連雙眼的視力都是1.5?！笨吹竭@個結果，梅志先生當時的想法是：

這給了我很大的寬慰，不管怎樣，只要身體能支持，我就無所畏懼了。

在發(fā)出這段感言的時候，梅志已經(jīng)51歲。在此之前，她已經(jīng)度過了10年不知胡風下落和死活的歲月，其中6年自己也是在關押審查之中。在這之后，她還將陪護并因此零距離目擊胡風經(jīng)歷14年流放、監(jiān)禁和備受各種身體和精神疾患折磨的苦難。但當時身處這一歷史間隙的她，面對周遭的高壓和“不可知的未來”，卻能表現(xiàn)得如此冷靜從容、云淡風輕。這不由得不讓我省悟到，她在舉國滔滔對胡風等人妖魔化的情形之下，自愿為丈夫提供無條件的守護和精神的強大支撐，絕不僅僅出自普通的夫婦之情，而是立基于她對丈夫的人格和事業(yè)最深刻的了解，以及發(fā)自心底的信任和認同。人如其名，梅志先生確實如她為自己所取的筆名一樣，充分體現(xiàn)了梅之質和梅之志：頑強、堅貞、美麗、高潔。其實，她的本名也和她的個性品格十分相稱：屠玘華，如玉石般散發(fā)著瑩潤的光華。

由于胡風及其朋友們的早年著作，在1955年事件發(fā)生后都曾經(jīng)遭遇過書店和圖書館下架、查封甚至銷毀的厄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研究“七月派”成員的資料普遍比較缺乏、難以尋覓。較極端的如“七月派”的重要作家阿垅，其生辰甚至連朋友至親都不能準確說出。因此，對存世史料的搶救、重新發(fā)掘和整理出版，就一定會給研究工作帶來不小的推進?！对娋肀鴷偪砂А芬晃木褪窃诳吹健栋③庵潞L書信全編》之后的一些發(fā)現(xiàn)。《阿垅致胡風書信全編》的出版，不僅可以校訂和完善作家本人的生平年譜等基礎信息，更重要的是，書信這種較少矯飾的文字，其所投注的光亮可能還更容易照進歷史的褶皺和幽暗地層，從而有利于我們放下某些非學術的執(zhí)念，同時為另一些原本看似棘手和敏感的問題，提供更加合情合理且恰如其分的理解和闡釋的線索和角度。

在我研究胡風和“七月派”的過程中，我也確曾遇到過因資料缺乏導致無米為炊的情形。大約是2004或者2005年，我收到了“綠原詩歌學術研討會”的邀請。那時候我手頭綠原先生的作品幾乎沒有，書店里也搜求不到，因為綠原先生作品的較完整重印還需等到2007年。更不巧的是，當時正好又趕上北大圖書館西樓改造，幾乎所有文學圖書都被打捆停止借閱。因此，盡管我知道給我發(fā)邀請的是當代詩歌研究界的著名專家，并且還曾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但因為沒有足夠的綠原先生的詩歌作品作為依憑，我只能遺憾地缺席這次研討會。更未曾料想到的是，當我再次接到與綠原先生相關的會議通知時，竟然會是2009年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的綠原先生追思會。在電話里，我并沒有要在會上發(fā)言的打算，但當我坐在追思會的現(xiàn)場，受到當時氣氛的感染，竟然也即席表達了我對綠原先生的印象。會后，綠原先生的女兒劉若琴老師將我發(fā)言的速記稿發(fā)給了我，《深刻睿智而又敏感正直》一文就是根據(jù)會場發(fā)言的要點修改擴充而成。那天是11月2日，北京剛下過那個冬天的第一場雪，但還不到全市規(guī)定的供暖時間，人民文學出版社那個高大寬敞的會議室里，參會人員濟濟一堂，我也一直將自己裹在黑色的皮衣里，但依然感到冰冷徹骨。

本書將幾篇與“七月派”最核心成員相關的研究文章編為前兩輯，而第一輯中的3篇文章則基本圍繞著阿垅這一中心對象立論。當然，《寫出痛癢相關的“真”》同時也是阿垅與另外兩位《七月》上的抗戰(zhàn)文學作家丘東平和曹白的三人合論。這篇文章原本是為了2015年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而作，最初只準備考察阿垅一人的。思路緣起也非常直觀：阿垅是1937年淞滬抗戰(zhàn)的直接參與者，并在戰(zhàn)場負傷之后開始了他的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阿垅的抗戰(zhàn)書寫幾乎都以胡風當時主編的大型文學刊物《七月》為發(fā)表平臺，而胡風在編印刊物的當時，就已經(jīng)明確地意識到《七月》將成為“抗戰(zhàn)文藝史的寶貴的材料”。但略略出人意料的是，無論是阿垅的抗戰(zhàn)作品，還是胡風的《七月》雜志，都遠未得到應有的充分研究，因此，抗戰(zhàn)紀念反倒為這兩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個特別的契機和恰當?shù)慕嵌取?/p>

阿垅之所以引起我特別的留心，也與2012年秋我在哈佛大學東亞文明系旁聽王德威教授給研究生開設的討論課“從歷史到虛構”（Semina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rom History into Fiction）不無關系。在其中一個名為“作為大流徙的歷史”（History as Exodus）的專題之下，該課程重點研討了阿垅的《南京》、蕭紅的《馬伯樂》和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在赴美訪學之前，我就已經(jīng)深切感受到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優(yōu)秀論著的一個顯著特長：基于對文學作品細讀基礎之上的精到的美學分析。一般我們的理解是，這是由于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在研究目的、接受對象乃至學術訓練和操作理路方面，都與國內存在著明顯的不同。置身哈佛課堂，我似乎能夠更真切地領悟到這一優(yōu)點形成的一個更直接、因而也是更內在和必然的原因：當研究者必須使用另一種語言來討論中國文學的作家和作品的時候，即便研究者本身是華裔甚至中國留學生，研究對象在純粹母語環(huán)境中原有的那種表達介質的透明性也就自然不復存在。在必不可少的作品翻譯和研究者思維和表達方式的選擇和轉換過程中，文學作品的語言和肌質也隨同受到反復的審理、斟酌或分析比較，換言之，作品中被俄國形式主義者稱之為“文學性”的因素，得到了空前的凸顯，幾乎變得具體可觸。

國內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向來以對歷史和現(xiàn)實課題的關切，以及與作品文化語境的融通無隔見長。如何在繼續(xù)發(fā)揚原有研究優(yōu)勢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對文學作品美學質地的切近把握，也已經(jīng)獲得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心和重視。但一個現(xiàn)實的問題是，對于戰(zhàn)爭文學，我們并沒有多少現(xiàn)成的分析和闡釋的理論工具可供選用。這也是我想把阿垅的戰(zhàn)爭作品放置回《七月》這一抗戰(zhàn)文學即時發(fā)表的重要平臺去考察的原因，因為只有在作品產(chǎn)生的原初語境中，研究者才最有可能感受甚至觸摸到與特定時代氛圍血脈相通并因此而氣息鮮活的作品的血肉，而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批評理論家的《七月》雜志主編胡風，他當年對抗戰(zhàn)作家和作品的檢閱、批評或總結，也可以被激活并轉化為今天我們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而在重新翻閱《七月》雜志的過程中，另外兩位與阿垅一樣“一手拿槍、一手握筆”的作家丘東平和曹白也自然進入了我的研究視野。

研究對象的三人并置，不僅僅使他們各自獲得了相互比較的參照坐標，而且還共同投射并聚焦突顯出了一部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發(fā)生過十分深遠影響的作品——蘇聯(lián)作家法捷耶夫的《毀滅》。中國現(xiàn)代文學，從它誕生之初，就帶有與生俱來的比較文學性。而我們今天通過對阿垅、東平和曹白等人的研究，又能夠比較明顯地感覺到，當時的左翼進步文壇，仿佛存在著一份被作家和文學愛好者高度共享的書單。在這份被一個時代共享的書單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魯迅先生親手翻譯并詳加闡釋和推介的《毀滅》，曾經(jīng)長期占據(jù)著十分顯要的位置。由此，一條由法捷耶夫、魯迅，以及胡風和阿垅等《七月》同人接續(xù)起來的文學傳統(tǒng)依稀可見。

在切實感觸《南京》的文學質地、具體分析作品的場景設置、意象表達和情節(jié)構思等藝術匠心的同時，我也屢屢心折于阿垅于作品中透露出來的軍人良好的空間感知，進而產(chǎn)生走出書齋按圖索驥進行實地踏勘的沖動。顯然，《南京》也是一部頗具空間研究潛質的文本，因為在文學空間研究偏重地理科學一路的發(fā)展歷程中，軍事地形學或軍事地理學亦有功焉。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如果不是將之納入與阿垅和丘東平等人比較研究的框架，畢生只有一部薄薄的作品集《呼吸》行世的曹白，恐怕很難獲得研究者比較深入的關注和恰切的探討。但無可否認，曹白之于《七月》又并非不重要，相反，他甚至可以稱得上《七月》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第三輯中的《王元化是怎樣煉成的？》是本書中最新近寫成的一篇，它脫胎于筆者于2016年8月由黃山書社出版的《王元化評傳》的自序和后記，并于該書問世之后在兩者的基礎上補充而成。該書是我的老師王岳川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美學家文論家評傳》叢書中的一本。王教授之所以指定我來執(zhí)筆《王元化評傳》，一個很明顯的原因，是因為我研究過胡風和胡風事件，而在長達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王元化也曾經(jīng)廁身于胡風集團分子之列。因此，王元化與胡風集團的關系，也成為很多人深感興趣并津津樂道的話題。但對于我而言，研究王元化，與其說是讓我得以再一次重溫胡風事件和胡風理論，不如說是順著胡風與王元化的思想關聯(lián)，將自己的研究觸角和空間，從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發(fā)生“胡風事件”的階段，進一步延伸、轉移并拓展到王元化所置身和引領的時代。

收為本書最后一篇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作家研究——以胡風為個案》，是我在商金林教授課上一次客串的講稿。2004年，我碩士時期的室友陳改玲從她當時任教的洛陽解放軍外語學院回到北大讀博，投在商老師門下。一天我到她宿舍閑聊，恰好她的同屋，一名新入北大的理工科博士正在感嘆剛聆聽不久的一場名家講座與她的預期有些距離。于是我就安慰她說，某某名人也曾經(jīng)說過，精彩的講座本來就不可能時時遇到。因為這位年高德劭的人回顧一生，發(fā)現(xiàn)讓他終生難忘的講演也就不過兩場，其中一場梁啟超先生在清華的講演，梁老先生的表現(xiàn)固然不錯，但讓他印象最為深刻的，反倒是演講過程當中的“插曲”或“花絮”：每當梁先生用粉筆寫滿一黑板，他就吩咐坐在臺下的兒子說：“思成，黑板揩揩?！比缓?，我又很“體貼”地接著分析，也實在不能對講演者太過苛求，盡管他本人確實學富五車，見解超卓，但難保仰慕者請他講的題目，就一定是他最有心得的，最經(jīng)常的狀況常常是講座主辦方根據(jù)當時聽眾可能關心的熱點或流行話題，要求對方“命題作文”。即便照常理說來，主辦者的“命題”與所請之人的研究領域總有一定的相關度，但邀請的時機又未必總能與邀請對象學術表現(xiàn)的巔峰時期正相契合。

如果這場議論就此打住也就天下太平了，不料那天不知怎么一時輕狂，竟然還有這樣大言不慚的話接著滑出：“所以有時不是名家的人未必就沒有話說，比如現(xiàn)在就可以請我講講博士論文?！痹疽詾檫@該死的大言也就止于閨密和同學之間解頤一粲的玩笑，不曾想?yún)s被改玲全盤“出賣”給了商老師，商老師又將它當真記在了心里。2007年春季學期，商老師給研究生開設“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作家研究”一課，計劃讓我承擔其中的“胡風”一講。不難想象，身處現(xiàn)當代文學之交的胡風本來應該位于這門課的后半部分的，但不巧那一年正好系里準備派我去日本任教，照例要求4月1日之前到任，于是又硬生生地將商老師的課程安排打亂，將胡風一講提前。今天看來，這份講稿實在卑之無甚高論，讀之徒令自己汗顏，但感念于商老師的厚誼高忱，所以不辭淺陋，留存以資紀念。

本書雖然是論文的合集，但所有文章均圍繞著胡風創(chuàng)建的“七月派”這一專題。由于書中涉及的各個論題，都是作者在研究胡風及其文藝思想的過程中先后不期而遇的，所以本書各篇章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并不亞于一般的專著。又由于這些議題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是內在、本質和有機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生長在一起的，所以也可能不是那些從外部按照常規(guī)思路接近和探索“七月派”的學者所能夠輕易發(fā)現(xiàn)和觸及的。在學術界，很多嚴肅的學者對自己長期關注和浸淫的課題不時地會有“重返”研究或學術“再探”之舉。我也希望本書會成為對“七月派”研究的重返和再探，并且同樣希望，這種學術研究的重返和再探，能夠抵達美國新歷史主義理論家所期望的“深描”抑或“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深度。

后以《在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胡風研究》為名，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
兩書均收入阿垅當年受到批判的兩篇文章，在后一本書的第二輯“文論四篇”中，研究者第一次得以讀到阿垅當年認真準備而沒能獲準面世的兩篇反批評長文。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后記》，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一枝不該凋謝的白色花：阿垅百年紀念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頁。
阿垅：《可以被壓碎決不被壓服》，見曉風主編：《我與胡風》（上），2版（增補本），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8頁。
胡風1952年8月28日自北京致耿庸信，見胡風著，梅志、張小風整理輯注：《胡風全集》（第9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頁。
后一方面空間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和杰出的實踐者，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和戴維·哈維（David Harvey，1935— ）等，其理論基本上都含有明顯可追溯的馬克思主義血緣。戴維·哈維有一個基本論點：“空間和生態(tài)差異不僅被‘社會—生態(tài)和政治－經(jīng)濟的過程’所構造，而且由它們構成?！币姡勖溃荽骶S·哈維著：《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黑體字為原文所有。
胡風、路翎著，曉風編：《胡風路翎文學書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胡風著，張曉風整理：《致路翎書信全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路翎著，徐紹羽整理：《致胡風書信全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曉風選編：《胡風家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曉風著：《我的父親胡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曉風編：《梅志文集》（全4冊），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魯迅博物館編，張曉風、龔旭東整理輯注：《梅志彭燕郊來往書信全編》，鄭州：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胡風著，張曉風整理：《胡風全集補遺》，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胡風著，曉風輯注：《胡風致舒蕪書信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阿垅著，陳沛、曉風輯注：《阿垅致胡風書信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
曉風主編：《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七人回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梅志：《往事如煙——胡風沉冤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頁。
綠原著：《綠原文集》（6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7年版。
《七月第四集合訂本》的書訊，載《七月》第5集第3期，第122頁，重慶，19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