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好與壞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依我看來,至1912年清朝皇室發(fā)布遜位詔書前,史況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國乃皇家“天下”,人乃皇權(quán)統(tǒng)治下的“子民”,百姓創(chuàng)造之財富任由皇家收繳、支配甚至窮奢極欲地揮霍。區(qū)別在于,僅僅在于,若子民幸運,生逢好皇帝亦即所謂“仁君”在位的年代,并且無外患,無內(nèi)亂,朝廷由賢臣良將組閣頂層領(lǐng)導班子,再加上少有大的自然災(zāi)害發(fā)生;那么,百姓得以休養(yǎng)生息,百工得以蓬勃發(fā)展,士人安分,商賈活躍——便會被史家說成是“盛世”了。
古代的史家與近代的史家很不同的一點在于——前者對“仁君”“明主”一向歌功頌德;后者則大不以為然,再三指出皇帝就是皇帝,都是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頭子,“總舵把子”,所謂“仁”與“明”,不過是統(tǒng)治術(shù)玩得高超。歸根結(jié)底,是為了家天下能“千秋萬代”罷了。而所謂賢臣良將,也不過是皇家的優(yōu)種鷹犬。如此看來,“仁君”與暴君、庸君,賢臣良將與奸相惡臣就沒本質(zhì)區(qū)別了。
我年輕時是很接受后一種史觀的,奉為圭臬,以為是與封建思想做了一切斬斷的絕裂。
后來讀的史書多了點兒,領(lǐng)會的史觀豐富了些,看法有所改變。
這我真的要感激胡適。
他那句“立論總要公允”的話對我影響很大,很深。他似乎在此話之前或之后還加了“要厚道”三字。他的話并非針對歷史研究,而是指人與人辯論甚至論戰(zhàn)時的態(tài)度。他們是對個人修養(yǎng)有很高自我要求的人,認為旨在以文字為武器一心“擊斃”論敵的粗暴辯論態(tài)度是不可取的,屬于江湖上的暴力崇拜行徑。
智哉斯言,君子者胡適!
竊以為,對待歷史,尤當立論公允;厚道的眼光,反而會更接近史實一點兒。
比如武王創(chuàng)周后的執(zhí)政表現(xiàn),確比他號召諸侯所推翻的商紂王的統(tǒng)治人性化得多。而商紂王,則十足是變態(tài)的惡魔式的暴君??鬃右浴翱思簭投Y”為己任,對弟子們反復強調(diào)“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是可以厚道地理解的。
而劉邦立漢做了“天子”后,也確實與秦二世的暴戾昏聵有別。
包公、海瑞、楊家將、岳家軍等等被后世人一再以戲劇、評書的形式歌頌,不能僅以民智愚昧而論。
即使那些治國表現(xiàn)總體上與“仁”不沾邊的皇帝及其大小官員,只要在某事上表現(xiàn)了對民的一次一點善舉,使民間疾苦從而減輕了些,使社會制度從而人性化了些,也當予以承認、肯定。此種對歷史人物的公允、厚道的態(tài)度的養(yǎng)成,有益于當代人對當代事之立場的客觀。
舉例來說,自啟夏以降,奴婢現(xiàn)象便存在矣。當時女奴并不叫婢,叫婢是后來之事。至先秦兩漢,戶籍制度逐漸形成,至魏晉時,已較定型。至唐宋,更加成為國法之一項內(nèi)容。
那種國法規(guī)定,戶籍分為皇族、貴族、軍籍、民籍、賤籍——分類造冊登記。
貴族雖貴,因與皇族并無血統(tǒng)關(guān)系,與皇族在法辦方面還是有區(qū)別的。陳世美只能算是“國戚”,不能與血統(tǒng)上的皇親混為一談。若他是皇帝的親兄弟,親子侄或叔伯之親,包文正能否真的鍘得了他,或還敢不敢鍘,也許將是另一回事了。封建之所以謂封建,血統(tǒng)是至上的。至上到什么程度?老婆那邊的親戚,該殺那也是按倒了就殺的。理論上國丈殺得,皇帝他爸的毫毛是沒人敢碰一下的——除非得到皇帝的授意。而皇后的三親六戚若犯了法,該怎么處置,全看皇帝對皇后的寵愛程度。
再說古代的戶籍——士農(nóng)工商皆屬民籍。農(nóng)業(yè)之國,國稅主要依賴農(nóng)民繳納,故農(nóng)民的重要性排在工商前邊。士人中出“干部”,出皇家倚重的棟梁之材,茲事體大,雖同在民籍,地位突顯。
而所謂賤籍,從唐宋至元、明、清,成分越來越蕪雜。到明晚期,已細分為官戶、雜戶、樂戶、疍戶及墮民等種類了。
官戶并非是指官員的戶籍,而是指戶籍雖直隸“農(nóng)司”,但身在官府,聽命行差于大小官員的下等民,多為戰(zhàn)俘后代;地位比奴婢略高,卻也高不到哪兒去。他們只能在相互之間婚配,不得娶嫁“良人”亦即士農(nóng)工商,違者杖百。沒有武松那等抗擊打的功夫,不被活活打死才怪了。
雜戶乃指被判以“謀反”“降判”等“政治”罪名的人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亦在其列。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57年)曾頒詔書,謂“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戶,悉放為民,配雜之科,當永削之”。
“革”自然就是改革。這“道統(tǒng)”的改革自然是進步。我們今人偏不以為然的話,那么今人又成了什么人?
北周的“天子”以為仁心一發(fā),天下“自此無雜戶”矣。
哪里有他想的那么簡單!
到了唐朝,“道統(tǒng)”又復原了,依然規(guī)定“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并且更嚴了,“良人娶官戶女者”,亦將受嚴懲。卻也留了一線希望,若有忠義表現(xiàn),僥幸獲得赦免,可躋身平民行列。
此外還有驛戶——因親屬犯罪逃亡而被發(fā)配到偏遠驛站的服役者。
營戶——被強迫遷徙并從事營造苦役者。
樂戶——罪犯親屬中有姿色和藝術(shù)細胞者,被選中為官為軍從事聲樂服務(wù)的男女,女性自然也得奉獻身體。樂戶之地位與官戶同等,也只能在同類中自相偶配。
疍戶與九姓漁戶,唐宋以后從四川、云南遷徙到兩廣及福建的草民,無土地,世代居水上,以船為家,善潛海取蚌采珠,主要以打漁市魚為生。他們中每有途窮路末,自賣為奴者。
從事優(yōu)伶、輿夫、吹鼓手、剃頭、抬轎子、演戲、說書等職業(yè)者,都被認為是淪落之人,戶籍與丐戶歸于一檔。元、明兩朝,男不許入塾讀書,女不許纏足(反而是幸事),自相婚配,不得與良民通婚姻。“即積鏹過萬,禁不得納貲為官吏”——這種情況,延至清代;出身鐵定,絕不可變。
清朝出于滿人自身的尊卑觀點,對以上等級制度又有添加,連衙役皂卒也歸入了賤民之列,嚴格禁止他們的子孫參加一切仕考。所謂皂卒,穿黑衣的使喚人也。衙役的后代即使已被過繼給良人為子,仍不準應(yīng)試。而良民一旦被招募為衙役,其身份也便由良而賤。
清代刑律規(guī)定,奴婢傷害平民從重處罰——奴婢毆良人者,比凡人罪加一等,“至疾者,絞;死者,斬?!比缗練凹议L”,屬彌天重罪——不論有傷,無傷,不分首從,“皆斬”。
清代依然禁止“良賤通婚”。
康煕二十四年(1685),朝廷就八旗內(nèi)部放奴為民頒發(fā)條令:凡八旗戶下人家,倘若出于自愿,可以“恩準”奴仆還自由之身。隨后,又將此條例推及漢官。且明文規(guī)定,獲釋奴仆“準與平民一例出仕”。
康煕不愧為英明統(tǒng)治者,他此決定,為清朝的統(tǒng)治贏得了好口碑。
雍正五年(1727),朝廷又下詔,允許部分表現(xiàn)有功義的賤民脫籍歸良。詔曰:“朕以移風易俗為中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免至污賤終身,累及后裔?!?/p>
乾隆三十六年(1771),續(xù)頒“新法”——即使那些籍在疍戶的和墮民,若經(jīng)四代“清白自守”,亦可入平民籍。
于是,有助于我們明白,何以清滅明后,在不甚長的時期內(nèi)就基本穩(wěn)定了統(tǒng)治局面——靠的不僅僅是鎮(zhèn)壓。而元滅宋后,對漢人全無德政可言。故,清比元的統(tǒng)治期長久得多。鎮(zhèn)壓與懷柔并舉,努爾哈赤的后代們,在此點上比成吉思汗的后代們略勝一籌。
為什么要回溯這些史事呢?
蓋因與中華民族的階層譜系有關(guān)耳。
古今中外,所謂文化,確乎的,從來都打上階層的烙印。而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乃是——階層文化的烙印越來越式微,文化品質(zhì)的一致性越來越成為大方向。進言之,即——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們,經(jīng)濟基礎(chǔ)不同的人們,在文化方面卻越來越難以分出趣味之高低;所謂“上等人士”未必同時便是文化優(yōu)上者,所謂“下里巴人”未必不是“腹有詩書氣自華”者。而大多數(shù)人,只要愿意,不但是文化受眾,還完全可以是好文化之提供者、傳播者。
知識分子間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化總體而言都是文化,并無好與不好之分,所謂好壞,無非是一部分人為了實行對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操控而鼓吹與推行的利己標準。君不見某一歷史時期的好標準,星移斗轉(zhuǎn),“道”變?nèi)俗冎?,于是被證明為不好,甚至被證明是很壞的文化了嗎?
此種現(xiàn)象確乎不乏其例。
但本人認為,不能就此便得出文化本無好壞之分的結(jié)論。
人是感受系統(tǒng)豐富的動物。連細菌對人亦有好壞之分,何況與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關(guān)系密切的文化呢?
某種文化彼時代被奉為好文化,此時刻被質(zhì)疑、否定、顛覆,歸于不可取一類——為什么會這樣呢?還不是因為人們的文化評價水平提高了,能夠以好的文化標準來衡量了嗎?人類已經(jīng)與自身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密不可分地“相處”了幾千年了,若在文化品質(zhì)上至今仍不能區(qū)別好與不好,人類豈不是太可悲了嗎?
一句“民為貴”抵過半部《道德經(jīng)》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fā)布了遜位詔書,聲明“特率皇帝將統(tǒng)治權(quán)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nèi)厭亂望治之心,遠協(xié)古圣天下為公之義。”“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詔書是“大內(nèi)”一等筆桿子所作,文采俊雋,有一吟三嘆之韻,含催人淚下之情,端的屬于極品美文,可與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有一比。仿佛彼們自打入主漢家,朝朝暮暮與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不但同舟共濟,而且親如魚水一般。似乎彼們的棄權(quán),是一百二十分對不起老百姓的內(nèi)疚之事。
清朝的完結(jié),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國體之崩潰,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動搖和喪失過程。封建國體與封建文化,如蛤蜊的雙殼,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為殼內(nèi)絕對不會產(chǎn)生珍珠。
清朝在中國歷史上并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碼不比此前任何一個朝代罪孽更大。在中興時期,勵精圖志的作為可圈可點。但是像此前任何一個朝代一樣,根本無法克服專制和腐敗兩種遺傳其身的“合并癌”。于是規(guī)律性地由迷戀專制而視進步為天敵,由腐敗而腐朽終至晚衰、沒落、不可救藥。既迷戀專制又想不怎么腐敗完全是異想天開。因為越企圖持久地專權(quán)便越會使勁加碼地專制,也就越會強調(diào)其特權(quán)的絕對性和全面性,于是特權(quán)漸趨無限大,而腐敗也就似乎不算腐敗,不足論道了,于是不可救藥。
封建國體由于先天的“合并癌”,其延續(xù)是一種向亡而存的存在。即使在其中興階段也是如此,好比帶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時期顯現(xiàn)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談到封建文化,無論如何也是繞不開孔子的,并且一向會使后人聯(lián)想到與他同時期的老子,以及后來的孟子與“諸子百家”。
我偶談孔子時,頭腦中同時會出現(xiàn)兩種“標簽”——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封建時期思想家。正如一談到孔雀和天鵝,美麗與優(yōu)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時在頭腦中出現(xiàn)。
研究孔子的學者和尊崇孔子的后人,似乎更喜歡說他是偉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沒有什么歷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國度。
而且人類社會的封建時期也并非便是一無是處的時期,封建時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國的春秋時期能產(chǎn)生孔子、老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證。
同理,封建思想并非一概地一無是處。偉大的封建時期的思想家之所以偉大,乃在于其思想不但有益于促進當時之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對于當代的人類社會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遺產(chǎn)的價值。
不能要求孔子當年具有現(xiàn)代民主思想,這樣要求古人既不客觀也不厚道。亦不能因為孔子當年并沒宣講過多少有點兒現(xiàn)代民主意識的思想而否定其偉大性,正如不能責怪古人僅僅發(fā)明了算盤而并沒進一步研發(fā)出計算器而覺得算盤之發(fā)明不偉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對中國影響最悠久和深遠的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爸恰狈侵感臋C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么,孔子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傳播好人文化而實現(xiàn)其對于好社會的理想。
我們當下中國人每每熱議的話題是——好社會之實現(xiàn),好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好人多起來的作用更大。
竊以為,二者是不該對立而談的。若一種制度較開明,并且在向著更開明發(fā)展,那么當然好人越多,發(fā)展越順利。反之,做好人難,幾乎只有做順民。但若想要將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變,那就還是得靠人。不靠人靠神嗎?于是人的作用凸顯了。
在此點上,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鼓吹制度決定論的胡適,竟也同孔子一樣,在民國時期將社會進步的希望一度寄托于所謂“好人政府”。
胡適心目中的好人,與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如出一轍,無非是君子式的肯為社會進步奉獻能力的人。
孔子當年也是面臨制度的作用更大還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叩問的。他倒沒什么帝王崇拜,他內(nèi)心里肯定是主張?zhí)煜聻楣?;他將帝王也視為可以通過好思想化為“明君”“仁主”的人——他認為如此一來,好制度自然會由“明君”“仁主”來開創(chuàng)的。在他所處的時代,“君”與“君”是不一樣的,有的“君”確實想做“明君”“仁主”;他以他的眼看從前,春秋前邊的歷史中,也確實有所謂“明君”“仁君”產(chǎn)生過。所以,便不能認為他那么思想簡直是腦子進水了,完全違背社會良性發(fā)展之邏輯。
無獨有偶,兩千多年后,在日軍大舉侵華,中國軍隊節(jié)節(jié)敗退之際,現(xiàn)代民主啟蒙思想家胡適,向當局有關(guān)方面呈文,一反不染官職的清流之志,自薦要當“駐日大使”。
他意欲何為呢?
他要以和平之道,當面教導日本天皇改變支持軍國主義的立場,帶頭反對日本軍方的侵華行徑。
孔子也罷,胡適也罷,不論對于古代列國諸王,還是對于現(xiàn)代日本天皇,所表現(xiàn)出的好愿望的頗為自信的一致性,證明的并非是文化大師們的天真幼稚,而是古今中外文化正能量在特殊時期特殊情況下的應(yīng)急反應(yīng)。
孔子與胡適;古代與現(xiàn)代;封建與民主;儒家思想的鼻祖與新文化運動的宣言者之間;在主張和倡導君子人格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人格修養(yǎng)方面,穿越式地進行了復合。
一切古代的優(yōu)秀思想的總和,乃是人類社會近當代優(yōu)秀思想成果的母體——后者要么是對前者的繼承和發(fā)揚,要么是在質(zhì)疑、解構(gòu)、修正、批判和顛覆前者的過程中才形成其自身價值的。即使是這一種情況,后者仍當感激前者,好比沒有“面引子”,發(fā)不出好面蒸不出好饃來。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時候,在孔子之前,世界上再無第二位孔子那樣的誨人不倦的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三師生比孔子晚出現(xiàn)了一百多年;而中國諸子百家思想爭鳴時期的文化景觀,氣象之大超過古希臘三哲的影響。
若以孔子與古希臘三哲相比較——孔子的思想早于后者們一百多年,這是孔子的偉大之處;后者們的思想具有體系化的特征,并且他們的國所具有的初級民主之端倪,為他們的“國是”思考提供了“超君”想象的客觀空間——這與孔子所處的春秋時期大為不同,于是會對比出孔子之“國是”思想明顯的歷史局限性。
而在孔子與老子之間,我覺得孔子的全部思想更切實際一些??鬃拥乃枷胧钦Z錄式的,老子的思想是論文式的。前者是入世的,主張有能力的人應(yīng)為國為民有所擔當,體現(xiàn)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精義。就此點而言,我甚至認為具有現(xiàn)代西方“個人主義”的某些色彩,因而于封建的底片上,隱含著現(xiàn)代的線條。老子的思想也是自成體系的,無須后人歸納分類?!兜赖陆?jīng)》的思想維度比孔子的思想維度大,思辯風格一目了然,修辭的邏輯特征甚強,具有縱橫駁論之鋒,故后人亦稱他那一派人物為“縱橫家”——可視為中國最早的辯證哲學。
近代有些研究者認為,孔子拜見過請教過問題的老子,未必便是《道德經(jīng)》的作者,而《道德經(jīng)》實際上產(chǎn)生于孔子死去很多年之后。既然老子乃是《道德經(jīng)》的“經(jīng)主”似乎早已成共識,我們也只有將老子與《道德經(jīng)》相提并論。
《道德經(jīng)》之“道”指自然規(guī)律與人為的事物規(guī)律;“德”指相對于兩種規(guī)律的人的意識。依老子看來,凡人為之事與物,基本上全是違反自然規(guī)律的。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以無為地生存于自然界中為最明智。果而如此,人類的進化反成自身罪孽了,像動物世界中的一個尋常物種那么聽天由命,似乎才是正理。反之,最大之愚也。
在人為事物現(xiàn)象中,老子著力攻擊的是所謂“圣人”們那套禮教之說和人類一切企圖構(gòu)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張人皆不應(yīng)有為,是謂“道法自然”。反之,偽也。那么當然的,什么仁義禮智信,全都是謊言。
我覺得,《道德經(jīng)》的鋒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圣人”孔夫子的。大概孔子死后榮名加身,“老子們”是心有不快的。但問題是,其矛頭一經(jīng)對準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于是暗淡了——因為孔子的某些思想,畢竟有益于人之心性的進化。
“是以圣人之志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
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誡作為統(tǒng)治者的“圣人”,“使民無知無欲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復禮”為己任;老子以“愚民”為天職??鬃恿D誨君王善為而為;老子則苦勸“圣人”諳不為之妙理。
關(guān)于《道德經(jīng)》的“愚民”主張,實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點上,我認為與孔子試圖以仁義禮智信化民的主張相比,絕不是什么更高級的思想,而是橫看豎看都屬于糟粕。
馮友蘭論及老子,認為他的思想成果是“對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層次的思想”——僅就其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辯性精彩的部分而言,并不算是過分的美譽。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無視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國之學界有種長久的通病,便是對所謂經(jīng)典的一味贊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講經(jīng)典吃飯的人以后,更是習慣于論瑕為美。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飯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點上,不要說不及西人治學的客觀了,就是連致力于傳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后者們對所謂經(jīng)典也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貢獻新思想。而當代的靠宣講經(jīng)典吃飯的人,大抵本無獨立見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贊美。
依我看來,在“愚民”這一點上,《道德經(jīng)》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有共同之處。他們二人,當然是不可能進行過思想交流的。在所處時期接近的歷史長河中,在都未至彼國的前提下,竟不約而同給人類的好社會之實踐開出了愚民的藥方,這倒是值得思索的。我們今人不因而否認柏拉圖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當然也不應(yīng)因而杯葛老子。打幾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類還沒產(chǎn)生過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圣經(jīng)》。
至于孟子,比孔門的任何一名弟子對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沒。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還善于講故事——起碼在他生前是那樣。
孟子誨人不倦的對象主要是君王——在此點上他比孔子幸運??鬃赢斈曛苡瘟袊艽娭畷r少,列國的王們都是軍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變的王位鞏固之術(shù)和取勝避敗的戰(zhàn)術(shù),對文化統(tǒng)治這種“軟實力”的重視相當漠然。到了孟子的時期,王們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盤了,退市了,都與彼們在本國的民心狀況有一定關(guān)系??鬃拥膶W說乃是引導彼們“團結(jié)”民心的,死后的“學術(shù)”影響大于生前。孟子繼承了孔子衣缽,宣傳且有發(fā)揚,于是王們都想聽聽他的高見了;反正聽聽對自己并無損失,最大損失無非就是浪費了點時間。故也可以說,孟子得以見到幾位王,當面貢獻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后名的光。
孟子治國理念的核心是“仁政”,這種理念說多了,勸誨不免有了教誨的意味,王們其實是不愛聽的?!睹献印菲咂挥浭銎湟娏四膸孜煌?,向彼們闡釋“仁政”道理時打了什么比方,講了什么故事,無一字記述王們采納了沒有,采納后治國情況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原因就在于他講他的,王們有一搭無一搭地聽著而已。好比當下的中國,商戰(zhàn)之勢洶洶,老總們都怕出局或急于上市,兼并別人;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們認為理念上成立,解決不了彼們的當務(wù)之急。這也難怪彼們,實際情況也是,往往還沒能實踐“仁政”呢,自己的國已被滅了。
孟子的專執(zhí)一念,并不意味著他好為王師,也并非是他想靠貢獻思想混個一官半職。他肯定是有人文情懷的人,是真心恤民愛民的思想家。他心目中的民,比老子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坦率來講,我認為老子的民思想是陰暗的,不光明。我想孟子的邏輯是這樣的——使一王仁,于是“仁政”便得以在一國實踐,于是百千萬民便可享“仁政”之福澤;于是為別國的王樹立了榜樣,天下太平,諸國和睦的局面有望開創(chuàng)。
所以孟子比孔子還理想主義,他的理想太陽光了,幾近于天真無邪。
孟子有句話說得很牛,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p>
此話是“天下為公”的最明確的注腳。
我每為孔子遺憾——若此話出現(xiàn)在孔子語錄中,“五四”時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估計喊不成響了,“文革”中的“批孔”運動也更難推進了。
孟子死后,被尊為“亞圣”——不是王們、皇們、帝們封的,而是歷代學人與民間百姓相當一致的加冕。
可以斷定,與其“民為貴”之思想有很大關(guān)系。
我一向覺得,一句“民為貴”抵得過半部《道德經(jīng)》。
自古帝王不讀書
“自古帝王不讀書?!?/p>
這話有點兒絕對,卻有普遍性。與民間那句“慈不帶兵”的話異曲同工。后四個字且不論了,成年人都懂的。前句話卻須略說一說,與本書內(nèi)容有關(guān)——世上本無帝王,想當?shù)弁醯娜硕嗔耍陀辛?。帝王者,欲永?jù)“天下”為家族“社稷”者也。中國之“家天下”,據(jù)說始于啟。但關(guān)于夏朝的信史尚不確鑿,所以今人也只能當作莫須有之事。
先是王們多了起來,便都盤算著稱帝。于是你發(fā)兵滅我,我率軍攻他。此王消滅彼王是辛苦又玩命的事,并且肯定要綁架眾生,哪里有閑工夫讀書呢?所謂圣賢書都是教誨人戒霸心的,戳他們的肺管子,當然更反感了。
“馬上得江山”,說白了是指第一代帝王們的“事業(yè)”是靠雙手沾滿了鮮血才成功的。
但二世主、三世主……后數(shù)代乃至十幾代的王位帝位繼承者,都是必須讀些書的。家天下僅靠自家兄弟的能力難以長久統(tǒng)治,何況自家兄弟之間也每因誰更有資格繼位而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于是借力勢在必行。借什么人的力呢?當然是借眾臣之力。眾臣中多是讀書人。漢以后,科舉制度更趨完善,為帝王效忠的眾臣關(guān)于往圣之書的知識水平普遍高了,文韜武略一套套的,奸臣腐將也能那般——這種情況下,繼位的帝王們不得不跟上形勢與時俱進也多讀些書了。否則,沒法與眾臣討論國是了,那起碼是面子問題。
帝王們的面子尤其是面子,不是鬧著玩的。在他們小的時候,他們的父輩也很重視對他們的文化栽培,他們的老師都是當朝的學問家,德才兼?zhèn)涞娜宋铩?/p>
所以,排除非正常接班的情況——多數(shù)正常接班亦即以成年之齡接班的帝王,文化水平是不成問題的,起碼夠用,說起話來不至于丟帝王的份兒。他們中有人還頗好文藝,甚至才情較高。比如宋徽宗,詩畫皆佳。至于成了俘虜,失了半壁江山,原因很多,非一己之責。
在他們小的時候,國師不可能不授以孔孟之道。但講到孟子時,國師們卻都是有保留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句,國師們都是絕口不提的——那不是成心找修理嗎?
所以孟子也就一直是“亞圣”,“反動言論”、歷史“污點”被遮掩了。
孔子并非一直是各朝各代的文化偶像。
大唐時的朝野并不多么地重視他,影響也很有限。
唐代朝野更青睞的是佛教,以至于某個時期,好逸惡勞的青壯年男子紛紛出家,社會生產(chǎn)力都下降了。這使唐武宗很光火,下旨拆了許多廟,趕跑了許多和尚,勒令還俗,逼他們能干什么營生干什么營生去。
宋朝也沒太拿孔子當一回事兒。宋的朝野比較崇尚道教。南宋退據(jù)長江以南之后,有幾年風調(diào)雨順,國恥傷口漸愈,經(jīng)濟發(fā)展態(tài)勢趨好,于是都熱衷于及時行樂與養(yǎng)生之道。
卻好景不長,還是亡了。南宋之亡,與從皇室到朝廷官員、從士林到庶民的頹廢迷醉,縱娛恣樂的國風有關(guān)。岳飛死后,半個宋朝軍心難振,士氣沮喪,軍隊銳志不再,所以連梁紅玉都得率女兵與金兵進行水上戰(zhàn)斗了。李清照詩云:
生當作人杰,
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
不肯過江東。
這可看作一個弱女子眼見半個宋朝多數(shù)男人不男的喟嘆。確乎,南宋之男,除了韓世忠等少數(shù)將領(lǐng),其余皆似被閹男也。南宋詞風,也再沒了北宋時邊塞詞的豪邁與驍勇氣質(zhì)。長江便是國邊了,還邊的什么塞呢?南宋的皇家有種幻想,以為長江未必不可做水的長城,金軍插翅難逾天塹。而蒙古軍團的強大悍猛,也是南宋必亡的客觀原因。他們都橫掃歐洲如卷席了,況乎小半個南宋?
元朝初定時期,鎮(zhèn)壓酷烈,殺性不減。先是,攻城略地,濫殺為習。每僅留工匠,以充軍役。入主后,將漢民分北人、南人。北人者,已殺服之長江以北的漢民也;南人者,剛納入統(tǒng)治地盤之漢民耳。對南人,起初無分官員、士子,殺戮甚于庶民。在他們的意識中,南宋官員、士子,乃首當滅除之不馴種子。故漢人經(jīng)此一劫,大抵被殺怕了。亡國之官之士,多逃往深山老林或荒僻遠域。此種情況,十余年后方止。他們沉浸于征服的驕暴,殺戮之快感,不知怎樣才是不兇殘。
元初之文官武將中的漢人,基本是北宋的降官降將。亡南宋時,彼們也曾出謀劃策,效軍前帳后之勞。元的中低級武官,不分蒙漢,基本是世襲制,父死子繼。高級別的漢人中的文官武將死后,以其功之大小與忠誠的被認可度,決定對其子孫的任用等級。這就使它的“干部”隊伍往往匱乏,后來不得已開始從南宋遺臣中招納識時務(wù)且可用之人。
元九十八年的統(tǒng)治時期,科舉是基本廢掉了的。沒法不廢。若延續(xù),考什么呢?還考四書五經(jīng)?豈不等于替漢人招文化之魂嗎?科舉一廢,“往圣”之學的繼承,便從公開轉(zhuǎn)入了“地下”,由塾授館授轉(zhuǎn)入了秘密的家傳族授——而這是危險的,一旦有人告發(fā),很可能被視為“懷復宋之心”,因而大禍臨頭。
在元九十八年的統(tǒng)治下,漢民族的傳統(tǒng)文脈差不多是斷了運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雜??;關(guān)、馬、白、鄭而已。
散曲初現(xiàn)于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于是有別民族的語言風格。與唐詩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屬于底層人的最愛,聲靡于瓦舍勾欄之間。至宋,詞風甚盛,散曲之聲寂焉。
元使?jié)h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淪落,亦不再敢以詩詞抒情明志,遂將被壓制的文才轉(zhuǎn)向了散曲。因這專業(yè)群體的參與,散曲也多了幾分瑰麗旖旎。
但細論起來,散曲的嚴格定義,應(yīng)是——元統(tǒng)治時期由漢民族發(fā)揚其魅力的文學現(xiàn)象。關(guān)、馬、白、鄭四大家,皆漢人也。
先是,蒙古軍團滅金后,他們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長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則死路一條。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務(wù)于元。蒙古軍團攻南宋時,關(guān)漢卿曾以醫(yī)職服務(wù)之。而南宋即滅,七旬老翁關(guān)漢卿逝于江浙一帶,比關(guān)漢卿年輕許多的馬致遠還在浙江一帶做過元朝的小官。正所謂“國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關(guān)也罷,馬也罷,他們的劇作,其實無敢以元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為背景。若以元為背景,則肯定悲也是罪,諷也是罪,怎么著都肯定是罪。而以宋為背景,好寫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歡離合,嬉笑怒罵,元統(tǒng)治者都當其是在反映“萬惡的宋朝”。
白樸和鄭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數(shù)。
元統(tǒng)治者的眼,對他們這些漢裔文人,盯得很緊,身家性命不能輕,又哪里敢以劇作造次呢?
至于他們在散曲、雜劇方面的成就,后世好評多多,已獲公認,不贅評。
單以馬致遠一首《雙調(diào)》為例,其胸中糾纏郁悶,足見一斑: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
屈原堅持節(jié)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誰醉誰醒,爭個什么勁??!
元的亡,亡于作為統(tǒng)治集團,自身文化積淀淺,又不善于取長補短,充分利用“漢家”文化之“先進”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點上卻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這位因人生潦倒而當過和尚,也當過起義軍首領(lǐng)的皇帝,對孔孟之道還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時,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會行仁政,做個好皇帝。因為他有此種表態(tài),當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揚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許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某個冒失鬼,哪壺不開提哪壺,順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混賬話”——對一切帝王,那話肯定是“混賬透頂”且振聾發(fā)聵的。朱皇帝當時就火了,要傳旨將孟子捉到砍了。這事正史上未提過,野史中傳得很廣,可信度不高。向來孔孟并提,凡是個漢人,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盡管在元朝被“冰凍”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學播在了一代代漢子孫心里呀。
雖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變成了孔子一人之道,這卻是真的。結(jié)果“亞圣”被剝奪了“圣”名,連其塑在文廟中的像,也遭搗毀,當垃圾清出了文廟之門。
政治本不是誰都“玩”得的國之頂層大事,偏偏孟子尤愛議政。這一點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復禮”,關(guān)于政治很少發(fā)議論。最有冒犯意味的話,不過就是“苛政猛于虎”。帝王皇上可當諍言來聽,沒有顛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順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廣大漢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萬,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達官顯貴及地主階級名下,實際上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幾乎都變成了佃戶。而且,元代加強了對最底層人的戶籍管理,被劃入另冊將世代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們除了造反,再無別種改變命運的可能。天災(zāi)戰(zhàn)禍,亦使流離失所背井離鄉(xiāng)的游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敗加速了它的滅亡,可謂支撐乏術(shù)。
朱皇帝在文化上獨樹孔子之后,不久恢復了科舉。這給元時“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們打了一針強心劑,使他們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頭,都以亢奮之心躋身于科舉“管道”,于是傳授入仕經(jīng)學的書院書館及塾學堂,如雨后春筍。
實際上,元時以私人學名開館授業(yè)的現(xiàn)象更司空見慣,最多時達四萬幾千處,而明中期才一萬幾千處。這是因為,元朝廷與軍隊逃離中土之際,不但帶走了蒙古人,也卷挾走了不少漢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達到六千余萬。而明的院、館、塾,與元有本質(zhì)不同。后者所教授,在廢了科舉的情況下,只能以藝技為主業(yè),即謀生手段,如現(xiàn)在的“文藝培訓班”;而前者,則又重新祭起了“修齊治平”的經(jīng)世之道的旌幡。
唐詩、宋詞、元曲的水平已各處巔峰,明的文人士子們皆知無望達及,于是他們之“文以載道”的能動性,逐漸轉(zhuǎn)向了縱論時政方面。可以這樣認為——明之文人士子,比起前人,是最“關(guān)心國家大事”的。這又因為,元是中國歷史上異族統(tǒng)治漢人的朝代,以往一向是以漢人為中心的。所以明之滅元,意味著歷史回到了“正軌”,是對整個漢人的拯救。此時的朱皇帝功莫大焉,怎么重新將國體設(shè)計完美了——許多文人士子都希望能在這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歷史關(guān)頭,貢獻繼往開來的思想。
然而朱氏另有想法,更相信于自己的英明。他的設(shè)計是中央高度集權(quán),連宰相也不任命,舉凡一切政策法規(guī),更喜歡產(chǎn)生于自己的頭腦。
明是中國歷史上由農(nóng)民領(lǐng)導,靠農(nóng)民起義所建立的朝代。所謂匹夫登基,草民稱皇。這樣的一個皇帝,治國理政的資質(zhì)顯然在各階層內(nèi)心里都是存疑的。盡管他在南京當皇帝當?shù)耐τ衅橇?,但那當?shù)闹徊贿^是半片漢土的皇帝;如今當整片漢土的皇帝了,兩碼事。能力欠足,有待觀察。此種情況下,若坐皇位的屁股尚沒溫乎,竟被殺了,且滅族了,歷史結(jié)論很可能是——為國為民祛憂,除掉庸君;取而代之有理,另擁圣明也有理。而只要能順利地將皇位傳至三代以后,情況則不同了。那時社稷姓朱,便成共識。只要子孫當皇帝當?shù)貌⒉幻黠@地昏聵無能,別人若起取代野心,顧慮將是很大的——歷史結(jié)論將是“篡位”“弒君”,都是大逆不道之罪名。此種事曹操生前都不敢做;劉邦生前最怕他的“戰(zhàn)友”們做;后來的曾國藩避嫌唯恐不及,皆因害怕在歷史上留下“竊國”“亂臣賊子”的罵名。
朱氏深諳此點,故其集權(quán)、專制,是要為子孫后代夯實皇基。無論是確有人覬覦他的皇位,還是他自己疑心過重無事生非,總之他不久剪除起“戰(zhàn)友”來,做法心狠手辣,莫須有之織罪,他運用起來也易如反掌。
而以上兩點,當然違背他一定要做明君圣主的誓言。明不明圣不圣的,不在他考慮的范圍。目的卻達到了,命官們特別是些個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于是都緘默其口了。他們終于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實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于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學生。
集權(quán)也罷,專制也罷,對一個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卻往往立竿見影。并且,他的某些國體設(shè)計和主見,在當時也算考慮獨到,例如盡量避免戰(zhàn)事發(fā)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祿標準親訂,以防滋生腐敗;軍費由國庫直接撥給,以杜絕軍方勒民現(xiàn)象;留在漢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不得在本族間婚配。不論嫁娶,一方必得是漢人。以強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里帶著的劣基因,是無論多么英明的皇帝都無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問題顯現(xiàn)了——明初,內(nèi)外官員兩萬四千余人,到成化年,增至十余萬;嘉靖時,全國每年供給于京師的糧食四百萬石,僅各王府祿米卻已達到八百五十三萬石。即使年光持續(xù)良好,風調(diào)雨順,每年的貢米也不足京師所需之半。只得通過“加派”,增收賦稅,民不聊生,怨載道矣。
不世襲,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見,而世襲成律,必然失控,狀況頻出——晉王第三子慶成王,妻妾眾多,生百子,俱長成。長子襲爵,余九十九子并封鎮(zhèn)國將軍——此明前朝代絕無之事。家世余蔭,福澤無窮之代,且多為酒囊飯袋行尸走肉之輩?!俺鰟t車輿,入則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學無術(shù)。
世襲資格的鞏固,須官場互相幫襯,攀權(quán)附勢,結(jié)黨營私之風于是盛行,潛規(guī)則遂成常態(tài)。而皇室的存在,卻又不得不依賴此種常態(tài)的“忠心擁護”。
朝廷慣以門第用人,雖科舉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難通過那獨木橋謀得一官半職。于是他們棄了儒家典籍,轉(zhuǎn)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尋找慰藉,消解怨悶。
墨子曰:“尚賢者,政之本也”;“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p>
荀子曰:“雖王公世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形,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p>
明思想家黃宗羲著文痛批當時情況曰:“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chǎn)業(yè),傳之子孫,受享無窮”;“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斎凰膽嵮允钦f在晚明,僅在小范圍傳播,否則性命難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統(tǒng)稱。明中期開始分化,晚期顯然——仕途順達者,依然視儒家經(jīng)典為真圣真賢之書;對科舉心如死灰者,逐漸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響漸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無非是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蛟S他們中不少人并非真的認為民應(yīng)該多么的貴,與四百多年后蔡元培提出“勞工神圣”的口號,情懷未必相同。但他們表達不滿,須有夠高尚的理論支點,“民貴君輕”“社稷共屬”,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們之矢的。
士林中還又分出了一“林”,將生命價值轉(zhuǎn)向了小說——他們文化自信滿滿,能預(yù)見到自己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未必就不會成為傳世經(jīng)典,于是我們?nèi)缃裼行易x到“三言”“二拍”《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封神演義》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態(tài),亦如元的文化形態(tài)一樣,都經(jīng)歷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攏、轉(zhuǎn)型的時期。元以曲為媒,明以小說為介。于文學,乃幸事;于哲學,是思想力的解構(gòu)、消遣、娛樂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
說到哲學,則不能不提王陽明的“心學”。我對所謂心學一向不持高蹈之評。在我看來,無非便是儒家思想糅合了些佛家思想元素而已——左不過勸官勸民對自身郁悶看透點兒,想開點,自我勸解地虛化了之。
倘言儒學的內(nèi)容是人性人智之學,那么按古人“心主思”的邏輯,儒學當然也可以認為是“心學”。王陽明不過是將他所消化的儒學,換了一個概念,以佛學的方式細詮細釋了而已。
心學對于明的統(tǒng)治是盡量不露企圖的,甚為低調(diào)的幫忙之學?;始业娜嗣靼?,他自己也明白,彼此心照不宣。
孔子的思想,未必是起初便希望被當成治民工具的;王陽明的心學,未必不是起初便希望成為幫忙學的。
但,未必這樣也罷,未必那樣也罷,具體到對世道人心的作用,畢竟出發(fā)點都是陽光的,良好的,影響也肯定是正能量的。思想家生于封建時代,即使想幫哪一朝代減點壓,何況是用貢獻思想的方式,不能因而便視為統(tǒng)治集團的文化侍從。封建時期的文人士子,其思想能動性大抵體現(xiàn)于兩方面——要么試圖影響統(tǒng)治集團,要么試圖影響世道人心。而影響前者,又往往比影響后者要難得多。在影響后者方面,因少或沒有忌諱,亦往往能對人性作超階級的分析與見解——正是這一部分見解,因超越了階級,同時也便有可能超越歷史局限性了,于是對今人仍有教益;故,他們就確乎當?shù)闷稹八枷爰摇比齻€字……
說說大清
現(xiàn)在,該談?wù)勄宄恕?/p>
清朝是離我們今人最近的古代;也是異族統(tǒng)治漢人的朝代;是先秦兩漢以來,統(tǒng)治時期最長的一個朝代——后兩點,信息量大焉。
在元之統(tǒng)治時期,漢人被外族所統(tǒng)治的屈辱心理幾乎不曾減除。越到后期,越加隱強。故明之滅元,對普遍的漢人實乃大快人心事。
而清之統(tǒng)治,居然比明還長。并且,到清中期,反清復明的舉動雖仍有發(fā)生,卻勢微近絕矣。至清晚期,統(tǒng)治者的昏聵無能,官場的腐敗疲軟,朝廷的橫征暴斂,民間的生存疾苦已是不爭事實,但——不論漢人官員或城鄉(xiāng)漢人富紳或社會最底層的漢人,似乎都早已習慣了自己是大清臣民這樣一種歸屬感。前兩類漢人,其歸屬感還伴有榮耀。即使后一類漢人,辛亥時期被割辮子時,也宛如將被去勢般哀傷。而不論在自愿的情況下還是被迫的情況下成了海外華工,對辮子一如既往地在惜難舍。
可以這樣認為——辮子不僅僅是國籍的象征,還是甘愿歸屬于“大清國”的證明。若滿人時刻不忘自己同時是“清人”,自有順理成章的解釋;但漢人同時自認是“清人”的意識,何以也會根深蒂固向來如此似的呢?
或曰:被統(tǒng)治久了,當然如此。
但,又何以偏偏清朝這一外族,對占一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漢人的統(tǒng)治反而最為長久呢?
或曰:統(tǒng)治手段陰險毒辣,必然結(jié)果。但若細觀以往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元明統(tǒng)治,嚴酷程度超于唐宋;元明之間,其實難分一二。連朱元璋自己也承認,在用重典極刑一招上,與前朝相比,每有過之。
明之所以統(tǒng)治了二百七十七年,很主要的原因是沾了人口紅利的光。明初的六千余萬人口,至后期已逾兩億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對經(jīng)濟基礎(chǔ)起到不言而喻的支撐。而經(jīng)濟基礎(chǔ)“造血”功能的殫精竭慮,使上層建筑的大廈得以較長期搖而不倒。如大船,哪漏補哪,延緩傾覆。
清不但使明原有的版圖又擴大了,也使人口又增加了許多。而且,長城內(nèi)外,皆為“大清”一統(tǒng)天下矣,烽火久熄,戰(zhàn)事基本停止,僅西部時有軍事沖突。于是,劇增的人口,更加得以從容繁衍。至嘉慶年,人口過四億矣。
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在當時的全世界已絕無僅有。內(nèi)外相對安定的統(tǒng)治時期,自然也促進了農(nóng)工商的全面發(fā)展??梢赃@樣說,“大清”依賴人口紅利而統(tǒng)治長久的甜頭,是當時世界上任何別國的統(tǒng)治者不曾嘗到的。
排除人口紅利這一決定性因素,清統(tǒng)治者善用文化整合人心的統(tǒng)治之術(shù),也確乎可圈可點。
客觀原因是——清滅明后,面對南北統(tǒng)一的偌大國家,僅憑滿人官員控制局面,委實力不從心。以漢治漢,確為上策。自漢朝董仲舒提倡廢禁百家獨尊孔學后,孔子大受敬仰的地位,其實自清始穩(wěn)。唐宋元明四個朝代,或無暇顧及,或并不真的重視,總之皆不及也。清也沒有摻和漢知識分子間歷來的學術(shù)紛爭,門派歧見,取一視同仁,統(tǒng)統(tǒng)為我所用的明智態(tài)度?!八臅比曰謴蜑椤八臅?,《孟子》又被解凍了。
結(jié)果是——明朝官員及文人士子,不但心稍安矣,且意漸順矣。
康煕的方法,其誠幾分?其術(shù)幾分?糾纏此點,鉆牛角也。
只能以結(jié)果論其方法的得失。
那么,他基本達到目的了。
繼而,眾所周知,在他的統(tǒng)治時期,開始了編纂《古今圖書集成》與《全唐詩》兩項浩大的文化工程。
此事也有極耐人尋思之點。首先,傳達出這樣的善意——那可本該是由你們漢人來通力完成的大事功,現(xiàn)在朕來了,咱們滿漢一家了,你們珍惜的朕也自當珍惜,“好東西”都是“咱家”的了嘛,豈可不加珍惜?其次,要完成那大事功,我們滿人外行,你們漢人才內(nèi)行,當然應(yīng)由內(nèi)行來完成;朕做你們的“推手”就是,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要權(quán)給權(quán)——這種絕對放手,絕對倚重的態(tài)度,不但為他自己樹立了開明有胸懷的形象,而且為“大清”后來的統(tǒng)治也傳下了一以貫之的方針性“遺產(chǎn)”——只要繼續(xù)做著此事,滿漢在文化上已成一家,便幾成無可爭議的定論矣。文化上已成一家了,那么“大清”再也難分究竟屬漢還是屬滿了。
相關(guān)聯(lián)的情況是,斯后,一批滿腹經(jīng)綸的漢人文史學者,每以進士學位,加入了浩瀚的文化工程,鉆進文山,潛入史海,皓首窮經(jīng),無怨無悔,且引為無尚之榮幸。因為,給待遇,給尊重。無緣躋身此列者,有抱憾終生之感。
如果做一份表格,以對比之法呈現(xiàn)直觀效果的話,定會使我們今人詫然愕然——表格將顯示,正是在同一歷史時期,西方諸國不但在科技研發(fā)方面碩果累累,在文化特別是在社會學進步方面,也可形容為思想的火花四射。宛如吾國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思想先進的步伐卻遠遠超越,不可相提并論也。
而反觀吾國,表格之上,除了《四庫全書》《全唐詩》及幾位清代書畫名家還有《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外,留白令人汗顏。
文人士子的文化思想能動性,經(jīng)元之鎮(zhèn)壓,明之打擊,清之誘導,差不多等于被完全閹割了,奴化得軟塌塌的了。
若據(jù)此斷定清比以往朝代都特別來勁的尊孔倡儒,根本上是一大統(tǒng)治陰謀,卻又未免過于陰謀論了。
竊以為,與歷朝漢家“天子”相比,清皇帝的大多數(shù),對儒家學說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尊崇,或許確實真誠度多一些。這乃因為,孔子者,漢人也。經(jīng)歷朝歷代之灌輸,從士人到民間,未免有“噎食”反應(yīng)矣。而對于滿人皇室,卻如同一片新的文化天地。最深以為然者,恰是漢人已倒胃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誨。
先是,努爾哈赤在北方建立政權(quán)后,為政權(quán)鞏固計,忍痛幽死乃弟,處死親子。且歷睹草原各族王骨肉血親之間,因爭奪領(lǐng)導權(quán),父疑子,子恨父,叔侄兄弟互相戮害,頻生感慨。對于漢人這邊改朝換代的血濺宮闈,手刃親人現(xiàn)象,亦聞之不少,卻只能徒喚奈何而已。他身邊的漢人近臣,遂向其陳儒家思想片段,謹供參考。實際上,清滅明前,其皇族子弟中有望繼位者,已對孔子略知一二了。這并不影響他們滅明的野心,反而有助于他們滅明前的文化思想準備。所謂彼一時,此一時,取所有用,棄所不用,活學活用。
凡皇帝者,無須孔子教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意識全都非常明確——君君之釋,即我怎么當皇帝我百分百做主,毋庸任何人置喙;你們怎么為臣,也由我來定條款,都識相點;朕即為朕,父子之間,亦君臣也,故朕又是父皇,非一般百姓人家那種父;君臣之間,亦父子也。故為臣者,不論歲數(shù)多大,在朕面前,那也是子……
沒有一個皇帝,不是如此這般來理解的。至于什么仁義禮智信,那是對百姓的教化,若也用來要求朕,簡直就是“反教”了,大逆不道,罪該萬死。
自康熙始,清皇室對子弟們的學業(yè)抓得是很緊的,如同當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而皇室子弟們的學業(yè)亦重,殊少玩樂時間,亦如當今高考前的學生,卻沒人替他們呼吁減壓。直至十八歲成人后,才終于從學業(yè)壓力之下解脫,于是有那天生難成才者,縱情聲色犬馬,不求上進也。而成為皇位繼承候選人的,仍需繼續(xù)深造,如當今之學子讀研讀博,導師是不可少的人物。
皇家子弟的學業(yè)內(nèi)容多門多類,不但要學滿文,還要學漢文、蒙文;滿史漢史,并教并學;“四書五經(jīng)”之類,亦必學課程,絕非選修課;還要學詩詞歌賦,學滿漢民俗朝儀、祭祀大典的步驟;騎射是他們的看家本領(lǐng),弓馬之技尤得過硬……
培養(yǎng)一位全面發(fā)展的貝勒是不容易的;造就一位能勝任天下的皇帝尤其不容易,故他們的蒙師曰國師。清的每一位皇帝的背后,都曾有漢族國師的光輝身影,造就偉大皇帝的光榮,有漢人國師的一半。這使清朝的皇帝中,半數(shù)以上口才不錯文才也在超凡一流。佼佼者,引漢家之經(jīng)據(jù)漢家之典,亦善侃侃而談。面試新科狀元進士們,出題每刁妙,漢人才子不敢輕視也。
在清早期,漢人子弟即使成功入仕,往往也僅能任文官,難掌軍權(quán)。朝廷要職,還是基本控制在滿官手中。滿漢官員之間,即使職位同品,也互不通婚。足見他們對于皇室與貴族血統(tǒng)的純正,是十分在乎的。同為貴族,滿貴族在心理上也常覺高于漢貴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實并不能解決好清皇室的內(nèi)訌。姑且不論雍正繼位之合法性的存疑,其登基后,另外幾個兄弟千真萬確是被他借由害死的。也許正因為這一與皇位有關(guān)的原罪,使他的兒子乾隆更頻繁地駕幸孔府,有次還帶著母親在孔府小住。他對孔子的尊崇,超前勝后。在住期間所封孔府官員,最多時“局”以上者達七十余人——當然,人家孔府后人也爭氣,都考取了證書的。但同等學力而服不成官政的大有人在。這也是沒奈何的事,誰叫“大清”已是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了呢。
雖然將科舉之文門向漢人子弟敞開,屢考不中者還是大多數(shù)。在文學作品里,家境好的,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如《官場現(xiàn)形記》的某公子,仍可過錦衣玉食起碼豐衣足食擁妻攬妾的好生活;而一般庶家兒郎,落魄士子,人生便很慘。能進入豪門充當儒仆,算是命運挺不錯了。不少人羞于現(xiàn)身市井鄉(xiāng)里,隱向山林,過起了有文化的半野人的生活。但這也不僅是清朝獨存之現(xiàn)象,以前朝代,基本如此。這是教育失敗的現(xiàn)象,科舉害人的另面,社會進步停滯不前的佐證。
然而皇室后人卻在文化方面大受裨益。僅看歷代皇帝批奏的文存,圈點精恰,或準或駁,文字見童子功,辭藻豐富,條理明晰,亦莊亦諧,頗顯個性。即使沒理找理,也還是充滿了道理自信。那都不會是別人代筆。在批奏方面,他們還是親力親為的。
說到文字,清的皇帝們形成了中國書法的帝王體,橫平豎直,筆觸渾厚,架構(gòu)緊湊,莊嚴肅穆,氣質(zhì)難仿。即便慈禧,也端的能寫一手地道的帝王體,不服不行。
而乾隆,可謂清帝中的“詩帝”,一生作詩四五萬首。劣詩肯定多半,但較好的詩句也必有之。
我是知青時,聽一位北京老高三吟曰:“萬里長江飄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薄X甚嘉,屬工對,氣象大,有畫面感,也有動感。
問何人之句。
答曰:“乾隆?!?/p>
后來得知,對方乃清皇族后裔。
而彼們中,善詩畫者,不足為奇。
清的滅亡,內(nèi)因外因,原因多多。腐朽了,落后于世界之林了,是謂主因。
但它怎么就腐朽了呢?
竊以為,規(guī)律使然。就是再英明的皇帝,有文武兩班再忠誠能力再強的大臣輔佐,文人士子們再懂事、不添亂,庶民百姓們再順良、顧大局識大體,而且,日本也不挑釁,西方列強也不仗軍火優(yōu)勢相欺——那它也還是要亡的。
緣何?
壽限到了。
封建之國體,好比人有壽限。初定如少年;中興如青壯年,大抵生氣勃勃,仿佛前途無量;而沒有誰的青壯年期是無限長的。中興一過,似夕陽西下,晚衰開始了——也沒有誰能長生不老。此自然規(guī)律,不以人之意志為轉(zhuǎn)移。不可抗拒。
此是封建國體的“天譴”基因。
是身為皇權(quán)接班人者,命運難逃之悲也。
雙面民國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fā)布遜位詔書: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以外觀大局,內(nèi)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tǒng)治權(quán)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nèi)厭亂望治之心,遠協(xié)古圣天下為公之義……即由袁世凱以全權(quán)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xié)商統(tǒng)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lǐng)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此日,即為中國之民國時期的元年端日。
該詔書詞語衷切、表意懇懇,文言白話搭配妥當、不卑不亢,可謂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資政選舉為總理大臣,由其協(xié)調(diào)各方勢力,亦順理成章。
當時之中國,又有哪幾方勢力呢?
其實,堅決要以軍事行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無非以孫中山、黃興為一、二號領(lǐng)袖人物的革命黨同盟會。同盟會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閻錫山亦是堅定分子,曾倡議培訓一支“鐵血丈夫團”,深獲孫中山支持與信賴,并受孫之命潛回山西發(fā)展“同志”相機起義。同盟會已在南方各地起義數(shù)次,皆以失敗告終,犧牲慘重,如廣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錫麟、秋瑾之英勇就義。故革命軍與清廷不共戴天,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武昌首義成功,各地義軍,紛紛響應(yīng)。后初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或能擔起保衛(wèi)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凱的北洋軍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動,對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對“革命軍”既不相助,也不阻擋。坐山觀虎斗,心機一樣,都企圖割據(jù)“自治”,無非都企圖像戰(zhàn)國時期那般自立為王。
袁世凱也并不真心?;剩辉冈谂c革命軍的殊死較量中拼光了軍隊,因而喪失政治資本,自忖那樣的下場最為不好。故入朝稟報戰(zhàn)局時,當皇后問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儀生命無慮時,他毫不遲豫干干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時人評論曰:革命軍之前仆后繼,不抵袁項城寥寥數(shù)語。
此評未免夸張——沒有革命軍之前仆后繼,袁項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確乎意味著逼宮迫退。雙方千萬軍士,當時可延一死也。客觀言之,此亦大德——盡管他有自己的算盤。流血的時代激變關(guān)頭,擁兵十幾萬者,站隊的抉擇,聯(lián)系著身家性命,不為自己考慮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
而那時的青年陳獨秀著文厲語曰:1912年前所生之國人當死!1912年后之國人初生!
他的話的意思是,每一個國人,都應(yīng)自覺地在人的進步方面,與清王朝一刀兩斷。
往后的事,不必細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罷。
下邊所議,主要也是扼要地歸納文化思想力對那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影響作用。
梁啟超自言讀龔自珍詩文時,有“如受電擊”之感。而歷朝歷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憂國憂民者,其振聾發(fā)聵之聲,輒幾能真被皇帝們鄭重對待過呢?所以他們詩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為一個朝代行將滅亡的挽歌。大抵如此。區(qū)別僅僅在于——或者那挽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邊“唱”邊見其大勢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藥了。
梁啟超追隨康有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時,大清運象更加衰朽,亡兆顯明矣。
然慈禧統(tǒng)治集團對此點是否也看得分明呢?
有時清醒,有時昏翳。
利用義和團要給西方列強顏色看看,這是昏翳之策;未達目的,反成尸怖京城的慘劇,于是宣戰(zhàn),是昏翳的繼續(xù)。《宣戰(zhàn)詔書》曰:“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哀壯倒是哀壯,但問題是——若放手任光緒實行改良,局面也許不至那樣,或可為中華民族贏得緩吸定喘,再圖振興的時間。難怪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發(fā)給盛宣懷、張之洞和劉坤一等重臣大吏的電報明確表示:“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p>
“一決雌雄”的結(jié)果自然是又一次“貽羞萬古”,也就不得不又一次發(fā)布“罪己詔”,其詔對列強的“寬大”感恩戴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quán),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薄傲恐腥A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一句,尤見其昏。她似乎拿“人口紅利”當成取不盡用不完的金銀寶盆了,仿佛可自然補損。
但肯下“罪己詔”,此舉本身清醒也。
她恨議康有為:“他們要改良,為什么不來找我?”——這話也有幾分清醒,起碼證明她自己也意識到了——不改良不行了。
接受建議,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情況——不管幾分真心幾分假意,畢竟屬明智之舉。
在七十大壽慶典前夕,下旨開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孫文三逆不赦”,實乃清醒、昏翳、任性與無奈交織的糾結(jié)心態(tài)。
清醒也罷,昏翳也罷,任性與無奈的糾結(jié)也罷,究其根由,緣自“一姓之尊榮”與“兆民之好惡”的關(guān)系在她那兒難以擺正。
她對“一姓之尊榮”負有“天定”使命,若“遠協(xié)古圣天下為公之義”,則必覺“負九罪于列祖列宗”,而這對于她是比一再“貽羞萬古”更死有余辜,愧對天地的事。
一個女人,不得不與歷史潮勢對抗,想來談何容易,亦可憐也。
而隆裕太后又為什么似乎“深明大義”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眾臣抱臂旁觀,派兵無兵,點將無將,孤兒寡母,不遜位又待怎么著呢?
“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yōu)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yōu)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薄@絕對是想開了看透了的心態(tài)。
卻未免太遲了。
但——若中國在最佳時機便實行了“君主立憲”,比如在乾隆年間吧,其后所歷肯定會是康莊大道嗎?絕不會又退回到戰(zhàn)國時期或“五代十國”之戰(zhàn)亂難息的局面嗎?
民國后的中國實況,恐怕會使誰都不敢給出肯定不會的答案。
或許只能說,歷史的發(fā)展,有自身的時刻表。哪一時期或進或退,或退一步并兩步,或小步退大步進,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從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在中國境內(nèi)全面爆發(fā),其間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該二十五年中,中國之況悲欣交集,劫幸重疊,似乎道不盡說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異——然竊以為,下面幾方面事,不論何時,都必將能以正能量擔得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歷史定論。
第一,文字應(yīng)用功能的改良。
這當然要歸功于胡適與陳獨秀。胡適首開風氣,獨秀保駕護航。二人的關(guān)系,好比孫文與黃興——“三民主義”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學改良”運動之初,胡、陳實為一人的兩種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溫和,有利于團結(jié)一切可以團結(jié)的人;“陳面目”的凜凜正氣怒目如炬,每令攻訐者有所顧忌。
“文學改良”之“文學”,遠非小說詩歌之狹義,實際上使?jié)h文字的功能與社會發(fā)展進步的關(guān)系突變,產(chǎn)生了也可以說是三千年未有的飛躍。
它使?jié)h字在識聽讀(包括說)寫四個基本方面,能較容易地普及底層民眾——文言文時期,不識字的底層民眾的文化悲哀在于,連掌控他們命運的官員及文人們的話語也聽不明白。若兩個官員當著一個底層人的面以文言合計是否要結(jié)果后者性命,后者完全可能像聽外國語一樣不知所云。而一個底層人即使穿上華裳麗服,只要一開口說話,立刻會暴露了沒文化的短板。至于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讀給底層人聽,倘無人講解,大多數(shù)底層人也只能明白個大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