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2年旅居澳大利亞阿德萊德、2006年入籍澳大利亞的南非英語作家約翰·麥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以其特立獨行的風格，寫出大量“既具有知性力量、文體從容，又具有歷史遠見和倫理洞察”的文學作品，受到學界高度關注，英國諾丁漢大學文學教授多米尼克·黑德稱庫切為“最受尊敬、最頻繁地被研究的當代作家之一”，因為“他的小說在南非文學，廣義地說在20、21世紀小說發(fā)展過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庫切的文學創(chuàng)作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瑞典作家佩爾·沃茲伯格在庫切2003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發(fā)言，高度評價了他的文學對于蕩滌人類靈魂、提升人類道德水平方面的偉大成就：“庫切……捍衛(wèi)著詩歌、文學和想象的道德價值。如果這些缺失，我們將會什么也看不清，成為靈魂的盲者。”正因為如此，英國著名文學評論家簡·波因納提出，“說庫切是20、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小說家之一并非夸大其辭”。

庫切的文學創(chuàng)作往往以出其不意的創(chuàng)新性而著稱于世，他以超凡脫俗的他者姿態(tài)，創(chuàng)作出12部“篇幅有限而范圍無限”的小說，被稱為是能夠“想象出無法想象的東西”的“后現(xiàn)代寓言家”。早在《幽暗之地》1974年發(fā)表之時，南非著名評論家喬納森·克魯就在南非文學雜志《對比》上刊文熱情地稱其為南非第一次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小說。評論家黑德則走得更遠，他在《劍橋庫切入門》中直接宣稱，“后現(xiàn)代主義據說是隨著1974年J.M.庫切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發(fā)表而來到非洲的。”這種評論是否精準可能有待商榷，但是，庫切的小說處女作帶給南非文學的影響決不能低估。

既然評論家將庫切的小說發(fā)表與南非文學創(chuàng)作的后現(xiàn)代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小說應該給南非文學帶來了推動性力量，這種力量必定與南非文學傳統(tǒng)不相一致但卻與世界文學發(fā)展趨勢合轍。庫切研究專家斯蒂芬·沃森的評論不僅重新界定了克魯的說法，認為后者說的“現(xiàn)代小說”實際上應該是“現(xiàn)代主義小說或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而且旗幟鮮明地支持了黑德的觀點，認為“從來沒有一部南非小說如此明顯、甚至有意識地擺脫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如此坦誠地宣布自己的非真實性、虛構性”。眾所周知，南非50年代文學通常不會顯露政治意識形態(tài)，作家們善意地期待著各民族之間的對抗會導致產生一個多民族和平相處、共生共存的和諧局面；60年代南非文學傾向性較為明顯，自從臭名昭著的沙佩維爾慘案發(fā)生后，文學作品大力表現(xiàn)的是黑人反抗種族歧視，探討的是作家們的共同感受——他們不再試圖維持那種由善意的白人和耐性的黑人共同努力來改善政治生態(tài)的虛妄幻想。其實，南非文學在相當長時間里就是在采用現(xiàn)實主義手法表現(xiàn)幻想與幻滅，主題較為局限，形式較為傳統(tǒng)，用庫切的話說“[南非作家的］藝術太緩慢、太老套、太間接，無法對團體生活或歷史進程產生哪怕是最細微、最遲到的影響”。

《幽暗之地》的問世，不僅為南非文學界帶來全新的主題，而且?guī)韯e樣的文學樣式。這部小說首先突破了文學范式、敘事模式的制約，采用將相隔兩個世紀仿佛毫不相干的故事并置，以隱喻的方式展示“厭惡人類的兩種形式，其一為知性與夸大狂式的厭惡，另一為充滿原始活力的厭惡，兩者之間互為映照?！?sup>庫切的小說因而跳出了南非傳統(tǒng)文學創(chuàng)作的禁錮，突破了狹隘的南非黑白之間爭斗的主題，突破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頭身尾線性發(fā)展模式，作家審視的目光不再僅僅注視著南非本土黑白的爭斗，而是投向世界，關注人性疏離異化等人類共同的話題。庫切將以元小說特征明顯的文本與他性充分的虛擬譯本并置，因而便穿梭在兩個世紀之間、穿梭在美國人與布爾人之間，這種具有典型后現(xiàn)代文學特征的小說出現(xiàn)在20世紀70年代的南非，無疑對南非文學造成震撼性影響。庫切能寫出當時堪稱如此先鋒派的小說，恐怕與他本人此前的經歷和所受的影響不無關系。在英國工作期間他于1962—1963年對著名作家福特的研究、1965年赴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采用計算機語體分析方法對荒誕派戲劇創(chuàng)始人之一和集大成者塞繆爾·貝克特的研究、博士畢業(yè)后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文學教學經歷、作為南非人在美國反越戰(zhàn)抗議以及隨后的遭遇、長時間內浸淫在英美文化中的感受，使庫切對當代意識形態(tài)、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與實踐產生了獨特的認識，尤其是他對貝克特的潛心研究給他留下的沁入骨髓的影響，使他在嘗試文學創(chuàng)作伊始就站在了時代的前列。

從庫切的回憶來看，他研究福特是因為美國著名現(xiàn)代派詩人、意象派代表人物埃茲拉·龐德認為福特是“當代最優(yōu)秀的散文文體家”。庫切經過研究后發(fā)現(xiàn)，“福特給人的印象是，他從英國統(tǒng)治階級內部寫作，但事實上，他是作為一個局外人、作為一個對此有點渴望的局外人在寫作?！?sup>這種局外人書寫的視角，確實也影響到了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過，這種影響并沒有讓庫切在創(chuàng)作中模仿福特的風格，而是啟發(fā)他注意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局外人立場，使他站在他者的立場上書寫，而這種站在他者立場上進行他性書寫的風格在其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實，影響庫切最大的應該是貝克特。庫切在博士論文之外還曾寫過一系列文章專門談論貝克特，這些評論性文章清楚地表明了他對貝克特的認知與欣賞。阿特維爾采訪庫切時曾對后者說，“你對貝克特的評論似乎不僅回應了設計重復的活動，而且回應了你的虛構”。庫切明確地告訴阿特維爾，“貝克特對于我自己的寫作意義重大——那一定是毫無疑問的……我對貝克特的評論不僅是學術訓練……而且是企圖接近一種秘密——我想要擁為己有的貝克特的秘密”。其實，庫切通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獲得了貝克特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汲取、運用這些精髓時得到了無比的快樂?！柏惪颂氐纳⑽摹o了我感官的快樂，這么多年來這種快樂一直沒有暗淡過。我對貝克特所作的批評來源于這種感官反應。”這種快樂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而后他創(chuàng)作大量的寓言體小說雖然說與南非政治生態(tài)不無關系，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與他的貝克特研究相關。

上述討論可以看出，庫切的《幽暗之地》創(chuàng)作別出機杼有據可依，而初試身手就在南非文壇引起反響，激發(fā)了庫切的創(chuàng)作熱情，也促使庫切走上了一條不斷挑戰(zhàn)自我、挑戰(zhàn)文學模式和敘事方式之路，而且每一次新的嘗試都為閱讀大眾和創(chuàng)作者、評論者群體帶來驚喜。他的特殊身份使其一直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冷眼看世界，而體現(xiàn)其不斷追求的文學創(chuàng)作則永遠給人以別樣的他性感受。結果，“他盡管每一部小說都聚焦于南非，但是，他對后現(xiàn)代小說、超小說的關注無疑使他比大多數作家更加國際化，使他獲得世界范圍內認可?！?sup>

庫切破冰式小說《幽暗之地》雖然觸動了南非文學界，但第一次真正使庫切獲得國際聲譽的小說還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提到的“有康拉德遺風的政治驚悚小說”《等待野蠻人》（1980）。該小說在出版當年就獲得英國最古老的文學獎“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次年又獲得英國費伯小說紀念獎。這部在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被企鵝叢書收入“20世紀偉大圖書”的小說深得貝克特等人真?zhèn)?，“《等待野蠻人》在很多地方與卡夫卡（《在流放地》）、霍桑和無處不在的貝克特的文本產生互文”。毫無疑問，這與庫切所受影響相關，也與他追求獨特的他者寫作風格有關。正如庫切研究專家多維所說，“庫切小說利用拉康被割裂的主體的觀念（在文本與敘事之間割裂），設法達到逃離與主流話語共謀的目的。”小說采用后現(xiàn)代政治寓言形式，“通過將野蠻人建構成精致而荒唐的想象而破解了‘文明/野蠻’二元論”。從傳統(tǒng)意義上看，文明人建立在假想野蠻人存在的基礎之上，而文明的標準通常是由主流權威話語者制定，歐洲白人與非洲有色人種因而被輕而易舉地建構成“文明/野蠻”二元論的兩極。小說中，庫切站在南非被欺壓、被蹂躪者的立場，通過暴露歐洲白人文明者的野蠻行徑形式，表現(xiàn)霸權時代的種族他者、性別他者和身份他者的遭遇，揭秘殖民霸權時代帝國文明的真相。這部形式特別、寓意深刻的他性小說為南非文學、世界文學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小說樣式。

三年后發(fā)表的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1983）堪稱庫切文學成就的第一個高潮，該小說甫一出版便不同凡響，被認為是“肯定生命的小說”，進入決選名單后擊敗呼聲最高的薩爾曼·拉什迪的《恥辱》，一舉獲得當年英國文學最高獎——布克獎。該小說明顯地受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影響，將寓言體小說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高度。黑德的評論代表了學界的觀點：“很清楚，庫切處理邊緣化和異化的手法與卡夫卡相似。”庫切在小說中對局外人或者說邊緣化他者的處理到達了幾乎出神入化的地步，為南非后現(xiàn)代文學注入了新的范本，同時也為其小說的經典化奠定了穩(wěn)固的基礎。庫切本人并不否認卡夫卡作品對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創(chuàng)作的影響，在一次訪談中，他曾經明確地說，“你問到卡夫卡對我小說的影響，我承認這種影響?！辈贿^，“字母K并非只有一種解釋”。庫切的說法真實可信，確實，他的小說受到過卡夫卡的影響，受到過貝克特的影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種影響是庫切在深入研究過這些作家后沁入骨髓并化為自己意識的影響，沒有任何模仿別人的痕跡。他從局外人視野解讀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社會的動蕩、人民的苦難，為被邊緣化他者化的普通人仗義執(zhí)言，為話語權缺失的人們吶喊。小說蘊含豐富，寓意深刻，任何一種單向度的解釋都會流于片面，給南非文學界帶來的啟示重大，意義深遠。

庫切接下來推出的小說《福》（1986）顯示出鮮明的后現(xiàn)代主義特征。作者采用去經典的方式將英國啟蒙時期現(xiàn)實主義小說家、被譽為“英國和歐洲小說之父”的作家笛福（Defoe）姓氏前綴“de”去除（有趣的是，“de”本身除經常與貴族姓氏相連外就有“去除”的意思），大有去經典、去貴族化、去規(guī)范化、去傳統(tǒng)性的意思，使作家“笛?！边€原成作家“福”。當然，《?！放c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之間存在的明顯互文關系無法否認。雖然它緊隨在布克獎獲獎小說之后出版，不免使讀者對其存在更多的期待，因而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這部“去”字當頭的小說顯現(xiàn)出非同尋常的他性特征，用哈根與沃森的話說“他[庫切］的小說好像有意這樣建構，以圖逃避任何一種闡釋框架”。他選取白人女性蘇珊作為主要敘述人物，引入女性聲音以填補笛福小說中缺席的聲音，試圖以此與男性聲音相抗衡，盡管“性別與[蘇珊］缺乏敘事權威相關”。除了在文本中重構女性話語、挑戰(zhàn)白人男性作家權威以外，作者還特別注意表現(xiàn)沉默黑人男性的覺醒，揭秘歷史寫作中的權力結構，試圖解構父權與殖民霸權，為女性群體和殖民地弱勢群體尋求話語權。在文本中，作者采用諸如拼貼、互文、超小說、開放式結局等后現(xiàn)代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展示歷史的多面性、復雜性并提供解構歷史的新路徑。小說為讀者提供多重闡釋空間的同時，為南非文學提供了文學新品。

1994年因為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而在南非歷史上十分重要，而庫切這一年發(fā)表的《彼得堡的大師》也“標志著庫切文學生涯的轉折點”。庫切的這種轉折體現(xiàn)在他在作品中表現(xiàn)的與前一部小說《鐵器時代》一樣的“政治相關性與迫切性”，正如畢曉普所說，“在這部作品的進程中，庫切對政治身份的關注變得越來越明顯”。同時，這種轉折還表現(xiàn)在他對創(chuàng)作手法的運用上。他借用自己從美國回到南非開普敦大學教授文學時的俄羅斯文學研究成果，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專題研究成果，在小說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具有自主意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庫切將這位文學大師設計成因繼子巴維爾（Pavel）亡故而來到彼得堡，而在調查中，與巴維爾相關的一些人物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涅恰耶夫（Nechaev）、帝國警察馬克西莫夫（Maximov）自然都進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使作者無法不與政治相牽連。此外，庫切在敘事形式上進行大膽革新，他采用現(xiàn)在時共時敘事向傳統(tǒng)敘事規(guī)約提出挑戰(zhàn)，使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內的人物具有獨立的聲音、開放的他人意識，不斷發(fā)出有價值的議論，與作者形成多重平等的對話關系。巴赫金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基本特點時曾經說“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復調”，而《彼得堡的大師》不僅具有所有這些特征，而且將陀思妥耶夫斯基拉入對話關系之中，故被認為是復調的復調，庫切的創(chuàng)作因此而表現(xiàn)出獨特的他性特征。

幫助庫切第二次獲得英聯(lián)邦布克獎的小說《恥》（1999）代表著作者創(chuàng)作的第二個高潮。與作者早期作品相比，該小說現(xiàn)實意識更強。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場，冷眼審視南非社會轉型時期——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嚴峻社會現(xiàn)狀。長期以來的殖民主義、種族隔離時代產生的歷史傷痛記憶在人們心靈中已經留下難以泯滅的創(chuàng)傷，這些創(chuàng)傷恒久留存，并不會隨著白人統(tǒng)治結束而被人遺忘。當原先的主體與他者之間的關系被人為地顛倒后，如何認識歷史變遷后新時代中的黑白關系，失去殖民政策護佑的白人殖民者后裔如何與這片黑人聚居地上的原始居民和平共處，飽受種族隔離歷史創(chuàng)傷之痛的南非人怎樣才能走出心靈創(chuàng)傷的陰影，是小說關注的重點。作者以“恥”為引，展示恥的內涵，這里既揭示了個體層面之恥，更暗示著群體層面之恥。他不僅探討帝國主義殖民造成的歷史舊賬與殖民者后裔個體應當承擔的責任問題，而且在設法探究如何解決問題的途徑。不過，在探討人類和解之途時，小說《恥》沿襲了《鐵器時代》和《彼得堡的大師》中的寬恕主題，而寬恕通常與懺悔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懺悔當時成為管控社會禁錮個人意識的一種工具，其真實目的因而被消解?！弊髡呙靼坠ぞ咝詰曰跓o法得到真正的寬恕，永遠達不到和解的目的，故而，“庫切一直在試驗著懺悔模式，而在這里他采用不同的方式接近這個問題?！?sup>他從被顛覆的他者視角出發(fā)，表現(xiàn)自己對黑人文化取代白人文化并沒有帶來觀念進步和社會和諧而感到的困惑，在展示后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矛盾沖突之時，注重呈現(xiàn)殖民者后裔在白人統(tǒng)治結束后淪為地位被顛覆的他者的境遇，通過人物露西和受害女生之父的言論與行為，反思殖民者的作為，寄托和諧之愿望。

移居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后，庫切發(fā)表的第一部作品《伊麗莎白·科斯特洛》（2003）他性特征更加鮮明，這部可謂是講座式小說或小說式講座的作品是庫切為文學長廊提供的新畫卷。在此式樣新穎的畫卷上，他者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發(fā)揮，在他性十足的女作家與不同角色的不斷抗爭中，在對其進行質疑挑戰(zhàn)的過程中，庫切不僅討論了非洲文學創(chuàng)作、非洲人文學科問題，而且討論了人類、自然界諸多熱點問題，在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庫切討論哲學、倫理學、心理學、人類學、詩學、動物生命等充滿思辨色彩的眾多話題，涉獵之廣，令人詫異，他似乎想利用作品人物告訴讀者，哲學語言或許并非女作家科斯特洛的強項，她在講座中不能自如地運用哲學語言說服聽眾純屬正常，但是，學術討論并非僅有哲學語言，采用詩學語言、虛構故事形式討論哲理性問題同樣能夠幫助思考、探索真理，并且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部引起學者和批評家爭論其文類歸屬的作品，以其特有的他性色彩，為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拓展了小說范疇，增加了新的樣式。

如果說《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在小說樣式上進行了富有爭議的創(chuàng)新的話，《兇年紀事》（2007）在敘事模式上的革新則應該是標新立異之舉。因為，前者采用了將講座與故事相融合的方式來構建新的小說樣式，這種建構雖然他性明顯，但依然具有小說的基本要素，即作者創(chuàng)造了一以貫之的人物，講述了她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講座的經歷，這里有人物塑造，有情節(jié)發(fā)展，有矛盾沖突，有高潮有結局，有對話關系有心理活動等等，當然還有傳統(tǒng)小說所不具備的成分，即作者通過不同的“課”來明確傳達講座之內核；而后者雖然也不乏傳統(tǒng)小說的基本成分，但作者表現(xiàn)這些成分時采用的手法出乎讀者意外，他為讀者刻意設置了閱讀障礙。庫切在作品中采用的是以技術手段來造成視覺沖擊的手法，以鮮明的他性視圖——在書頁里加平行線，在敘事中形成客觀上的共時特征，即上中下三欄同時發(fā)生、共時發(fā)展的方式，邊發(fā)表言論、記錄思想邊推進故事，在眾聲喧嘩中完成創(chuàng)作意圖。作者因此為讀者與評論界留下了不窮盡小說樣式誓不停止文學創(chuàng)新實驗的印象。

庫切自投身文學創(chuàng)作以來，共發(fā)表12部小說以及大量其他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奠定了他在南非文學中的地位（三次獲得南非最高文學獎“CNA獎”），更重要的是獲得了世界文學的認同，先后兩次獲得英聯(lián)邦最高文學獎“布克獎”（1989，1999），還獲得法國費米娜獎、以色列耶路撒冷獎、《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等國際重要獎項，并于2003年榮膺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委員會在評價庫切時以高度凝練的語言評說他是“一位審慎的懷疑者”，認為他“以無數姿態(tài)表現(xiàn)了局外人令人詫異的牽連”，“無情地批判了西方文明中殘酷的理性主義和膚淺的道德觀”。庫切的獲獎說明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已經融入了現(xiàn)代小說主流。

確實，“庫切常被人貼上‘與眾不同’作家的標簽，他的小說常常會引起評論家們的直接反對意見。”他自己在大眾面前最常見的形象是“難以捉摸”、“難于描述”。他常常把自己置于大眾視野之外，以旁觀者/局外人的身份來審視南非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種族隔離制度，審視當下這個荒誕不經的世界，揭示在非正義制度下的種種暴力行為，揭示被邊緣化他者所遭受的壓迫與痛苦，揭示人類生存的困惑、焦慮、孤獨以及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喪失自主意識后的悲哀。在表現(xiàn)自己的哲思時，庫切不斷試驗新的文學樣式、敘事方式，故而其作品充滿了他性，為讀者、批評者增添了解讀空間。文學評論界運用各種不同文學、哲學理論對庫切作品進行了大量的解讀，然而，無論哪一種文學、批評理論都無法涵蓋其全部作品，因為他用不間斷的文學實驗創(chuàng)新永遠走在超越自己的道路上。他的文學成就因此在南非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庫切與眾不同的小說，開始并沒有引起太多關注，“直到第三部小說《等待野蠻人》（1980）在英國獲得費伯獎和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以及下一部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1983）獲得布克獎，才引起世界評論界足夠的關注和承認”。庫切研究隨著他在世界上頻獲文學獎項，尤其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而不斷升溫，儼然成為一門顯學，近年來有關庫切國際研討會相繼召開，使庫切研究達到高潮。然而，用庫切研究專家托尼·墨菲的話說，“對于所有讀者，不過可能尤其是對南非人來說，這種作品[庫切作品］面世時具有挑戰(zhàn)性、不同尋常而且讀起來有困難，在經歷了將近30年時間評論與探討后情形并沒有改變?！?sup>這為庫切研究持續(xù)升溫提供了依據。

國外庫切研究呈現(xiàn)多視角、多層次、多維度等特征。大量研究者根據庫切的南非荷蘭人后裔身份，結合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對南非人民造成的傷害以及南非后種族隔離時代黑人政府試圖揭示真相并實現(xiàn)種族間和解的現(xiàn)實，對庫切小說，尤其是對《恥》進行持續(xù)的批評性解讀。德里克·阿特里奇經過研究后斷言，庫切小說無法逃離政治、社會與歷史，雖然他出于無法言說的原因在不少作品中采用寓言形式來表達隱含意義，但是，他對待南非種族隔離、殖民主義傳統(tǒng)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氨M管他的小說沒有采用直白的‘抵抗寫作’形式，他對1948至1994年間執(zhí)政的南非國家黨的政策和實踐及其政策建立的基礎——更加古老的殖民傳統(tǒng)持強烈反對態(tài)度。”這種意識形態(tài)自然會引來評論家的關注。

文學批評家們發(fā)現(xiàn)，在對待南非種族和解是否能實現(xiàn)的問題上，庫切持有明顯懷疑態(tài)度，他在小說《恥》中設計的白人盧里拒絕懺悔的情節(jié)在某種程度上無意識地暴露了他的思想，這在山姆·杜倫特“后殖民敘事與哀悼作品”提出的那一系列問題中得到了印證?！笆裁礃拥恼嫦唷⑹裁礃拥墓ぷ鞣绞綍砗徒?？種族隔離受害者的證詞和種族隔離加害者的懺悔之間是什么關系？講述真相與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之間的關系？”這些共鳴式問題說明，評論界發(fā)現(xiàn)庫切對妥協(xié)、懺悔、和解并不持樂觀態(tài)度。與此同時，簡·波因納以“庫切小說中的真相與和解”為題進行的討論，針對庫切之關注找出問題的癥結并就解決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新南非面臨的問題是黑人與白人如何能在一起生活，這個問題可以通過與前壓迫者和解而非反訴得到部分回答”。她認為，庫切小說對真相與和解雖然有疑慮，但卻對此保持持續(xù)性關注，而且，其關注的方式還呈現(xiàn)出多樣性特征：“《恥》涉及所有這些問題，與此前作品相比，這部小說在后種族隔離時代再現(xiàn)并修改了這些關注?！?sup>瑞塔·巴納德（Rita Barnard）則通過對庫切的《恥》及其他文本之間的關系分析，認為“在這部招惹麻煩的后種族隔離時代作品的核心，存在著界定、關系與責任的危機”。

鑒于后種族隔離與殖民話題緊密相連，評論者常常采用后殖民理論視角，運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碌摹皺嗔υ捳Z”、杜波依斯的“文化身份”等理論，對庫切作品中體現(xiàn)的對話語霸權的解構、對身份的不確定、地位的邊緣化和聲音的沉默化等課題進行研究（Spivak 1990；Waston 1996；Pechey 2007；Post 1986；Boehmer 2006；Brink 2009），認為庫切的創(chuàng)作語境決定了其后殖民主義文學特征，因為哺育他成長的南非土地使他產生難以割舍的情愫，他在這里見證了人民的苦難、見證了白與黑的沖突、主體與邊緣關系的顛覆與變化，與此同時，這塊土地上先后發(fā)生的殖民浪潮和帝國時代留下的遺跡使他與殖民先輩們有著揮之不去的感情維系，加之他在英美文化環(huán)境中的長期浸淫，強化了他的這種情感。故而，他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常以獨特的視角表現(xiàn)黑人的遭遇與反抗，呈現(xiàn)歐洲中心、白人中心語境下處于邊緣地位的南非黑人的命運，再現(xiàn)后種族隔離時代白人在失去權威話語權地位后遭遇的被邊緣化的困頓處境。庫切小說的這些主題應該是后殖民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共同關注的主題。

學界對庫切的寓言體書寫給予了持續(xù)的關注（Dovey 1988；Wright 1989；Gallagher 1991；Gitten 1993；Wenzel 1996；Hayes 2010），早期評論中將其寓言進行過度政治化解讀的做法曾經引起庫切的反感，后期評論家們一般聯(lián)系后現(xiàn)代語境進行解碼，認為庫切是世界性作家，他的創(chuàng)作可能涉及南非故事，也可能涉及南非以外故事，采用的背景有時是當代有時是過去。這些以寓言形式表現(xiàn)的故事無需簡單地與南非聯(lián)系，而應該與人類處境、人類本性相關，庫切作品主題中普世價值通常大于對南非的意義。阿特維爾對庫切寓言有深刻的見解，認為作者利用卡夫卡、貝克特式寓言有其現(xiàn)實意義，而且提出，庫切在《等待野蠻人》之后轉向卡夫卡符合邏輯發(fā)展規(guī)律，在《?！分兄苯愚D向邊緣化處境亦屬自然。

評論界對庫切的關注、對其作品的解讀還因其創(chuàng)作視野開闊、涉獵廣泛而呈現(xiàn)出視角多樣的局面，幾乎所有的文學與批評理論都在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得到驗證。庫切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是與其他作者之間的對比研究（Kossew 1998；Chapman 2009；Diala 2001-2002；Strode 2005；Durrant 2004；Yeoh 2003；Szczurek 2009），經常被用來做比較的有南非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法國作家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南非著名阿非利堪斯語和英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link）、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等，這些研究從內容到形式進行對比，肯定庫切故意規(guī)避種族敘事、在縱深層次上拓展人與人之間復雜難描的關系和沖突所取得的成就，肯定庫切在小說形式實驗上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庫切小說創(chuàng)作的價值。

隨著后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的發(fā)展，批評家們開始結合庫切文本對男性/女性、文明/野蠻、白種人/有色人種、主人/奴隸等二元對立論進行撥亂反正性研究，出現(xiàn)了零散的主體/他者關系研究論文。

國內庫切研究起步較晚，《外國文學》2001年發(fā)表的論文《越界的代價——解讀庫切的布克獎小說〈恥〉》通常被認為是早期庫切研究中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因為論文作者利用庫切在文本中使用的Cronus（篡越）這個詞為切入點，解讀不同層面的篡越，得出較有說服力的結論。浙江文藝出版社在2003年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迅速推出的庫切小說系列譯本，雖然譯文稍嫌粗糙，卻為庫切作品的傳播和研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基礎。迄今為止，根據互聯(lián)網上統(tǒng)計，自第一部庫切研究博士論文《永遠的異鄉(xiāng)客》發(fā)表以來，截至2012年12月，國內已發(fā)表博士論文10部；截至2012年12月，國內出版庫切研究專著4部。2001年至今，中國期刊網上發(fā)表庫切研究論文40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論文約50篇，其中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主要刊物為庫切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論文由剛開始時集中對《恥》進行研究，逐步擴大到其他作品研究。

鑒于多方面考慮，本書僅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專刊上刊載的約50篇論文進行分析歸類，結果發(fā)現(xiàn)，國內庫切研究相對來說還較為局限。這種局限表現(xiàn)在主題討論多與后殖民、后種族隔離制度相關（此類論文有10篇），討論中基本涉及后種族隔離時代懺悔、寬恕、和解等話題，涉及帝國理念、自由言說問題，還涉及創(chuàng)傷書寫等問題；文本研究通常集中在《恥》、《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等小說（關于《恥》的論文就有12篇）上；而敘事討論則多數關注《兇年紀事》和《?！飞稀Ｔu論者們雖然也對庫切的其他作品進行了零星的研究，人們在研究中也采用不同的理論視角。他們既討論主題，當然也討論庫切小說敘事策略問題。不過，放眼世界，放眼國外已有研究成果，國內成果有時顯得原創(chuàng)性不足，有些成果與國外已有成果相比有鸚鵡學舌之嫌疑，諸如懺悔、寬恕、和解話題的討論，將已有觀點改用不同語言方式傳達給讀者；有些成果套用相關理論，以庫切作品為例來闡釋某種并非新的理論，在不斷展示論文作者的理論水平的同時，讓人感到論文的啟示性稍顯不足，仿佛換一個案例可以同樣達到相同目的。

庫切作為一個身份特殊、經歷非凡的作家，評論界感知到他的異樣書寫，發(fā)現(xiàn)庫切作品中反復表現(xiàn)的邊緣人物、被邊緣化的人物，有些評論家根據后殖民后現(xiàn)代理論開始從他者角度去探索他的寫作策略，如阿特里奇就以《鐵器時代》為例討論過庫切小說的他性問題，認為“他的小說可以被讀作一種持續(xù)而艱巨的塑造他性的事業(yè)……這些小說中出現(xiàn)的他性人物，通常是從居于支配地位的第一世界文化視角來看是第三世界個體或團體的替代性人物”。科休在對比研究了庫切小說《等待野蠻人》與布林克小說《干澀蒼白的季節(jié)》后指出，“庫切的小說探討了殖民者——行政長官面臨的道德、政治和個人困境，這位行政長官自己被貼上了‘他者’的‘內部敵人’的標簽，因為他抗拒不變的帝國話語與實踐，并且在其跨越帝國與野蠻他者之間的界限時表現(xiàn)出來”。不過，這種視點研究論文很少，而且較為零散。國內學界也有少數幾篇論文從他者視角觀察庫切小說，除本人的他者研究論文外，有一篇將庫切與魯迅對比研究的論文討論了他者化流變形態(tài)，認為魯迅的流變形態(tài)為傳遞，而庫切的形態(tài)為逆轉。應該說，迄今為止，尚未有研究者從他者視角對庫切進行全面分析，分析其小說他者的形態(tài)，分析其小說他者在不同語境下的表現(xiàn)，探討作家?guī)烨羞\用這些他者形象對文明、正義、帝國所進行的反思，對工具理性進行的拷問；未有人對庫切刻意塑造這些他者形象作系統(tǒng)的梳理，對他將人物他者化的意圖作深入探究；未有人對他的他性小說、人物他者化過程、作者自我他者化等課題作出理性的闡釋。

對庫切小說中的他者進行研究，就必定需要首先解決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命題之一的他者問題定義。經過追溯性研究發(fā)現(xiàn)，哲學家黑格爾較早地發(fā)現(xiàn)了“他者”的哲學價值。眾所周知，這位思辨哲學代表人物解決哲學問題的路徑是追求“總體”和“同一”，不過，他并不排斥差異的重要性。他求“同一”是求世界“差異”中的同一，這為“他者”的出現(xiàn)開辟了空間。海德格爾對于此在“在世”的論述是一大創(chuàng)新，他用獨有的“共在”概念來表達“此在”在世是與“他人”同在?！啊谥小褪桥c他人共同存在?！?sup>這種主體與他人的“共在”關系論述，消除了現(xiàn)象學家胡塞爾通過“移情作用”將他人建立在自我基礎之上的唯我論嫌疑，為“他者”成為其哲學的一部分鋪平了道路。而萊維納斯反對本體論，借助“他者”批判西方本體論傳統(tǒng)并企圖超越，但他并不否認傳統(tǒng)意義上“他者”的存在，只不過認為那是“相對他者”，是可以轉化成同一或自我的他者，而他的哲學強調，要打破“同一性”，必須建立一種“絕對他性”哲學，提出一種無法還原為自我或同一的“他者”，與我“相遇”而完全不同于我的“徹底他者”或“絕對他者”。在萊維納斯看來，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在對資本的貪婪與追求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那種單一權力意志，正是“總體”、“同一”理念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投射，而其發(fā)展到極致便是暴力和戰(zhàn)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作為第一哲學的本體論是一種權力哲學”，認為這是西方文化危機的根本所在。

對他者的研究以及對文學作品中的他性研究，在后現(xiàn)代后殖民研究風起之后，漸成當下研究熱點，給他者定義者往往是主導性主體，如德國著名哲學家、評論家西摩爾認為，他者“是超越遠近距離的‘局外人’。這種人是群體本身的一部分，形似各色各樣的‘內部敵人’，是群體既與其保持距離又要直面正視的成分”。而著名英國學者、后殖民批評家艾勒克·博埃默則指出，“‘他者’這個概念……指主導性主體以外的一個不熟悉的對立面或否定因素，因為它的存在，主體的權威才得以界定”。由他者衍生出來的“他者化”，則指人類通過將負面特點加諸于他者（其他群體或其他個人）而獲得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人們假設“他者”不如“自我”復雜深奧，“他者化”的施動者常把“他者”視為卑微劣等的對方，從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和優(yōu)越感。這里的他者研究通常涉及種族、性別、身份等差異，如白人敘述者眼里的“他者”往往是有色人種，“他者”的生活總是與混亂、懶惰、骯臟、放縱、愚蠢、邪惡、道德責任感匱乏等聯(lián)系在一起，這就從反面證明了主導性本體的文明、秩序、修養(yǎng)、道德。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所說，“人們對他產生恐懼并不因為他邪惡，而是因為他是‘他者’——異己、不同、奇怪、骯臟、陌生”。對于與理論相關聯(lián)的他性的各種不同闡釋，是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歷史前提。

被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稱為“后現(xiàn)代寓言家”的庫切，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中以典型的庫氏寓言、迥異于南非文學傳統(tǒng)的他性書寫方式，多元化多層次再現(xiàn)強權政治語境下主導霸權話語形成的規(guī)律，展示后種族隔離時代權威話語者對被殖民者他者化的過程以及他者化的結果，以冷峻的筆觸敘述話語權缺失的他者的生存與心理狀態(tài)。

庫切筆下的他者，與拉康主體間話語理論中的他者（L'Autre）極為相似，指異己、陌生、危險的“在者”和權力話語上的“不在場者”。這些他者缺乏辯解機會，通常只有沉默的形象。從“深入異己者與憎惡者內心”的南非最高文學獎——中央通訊社文學獎（CNA）獲獎小說《幽暗之地》（1974）到“承繼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說”《等待野蠻人》（1980），從“根植于笛福、卡夫卡和貝克特”文學的作品《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1983）到“闡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小說世界”的《彼得堡的大師》（1994），從展示“白人至上觀念瓦解之后南非新形勢”下人們際遇的《恥》（1999）到表現(xiàn)“作者與邪惡爭斗”的著作《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從文體與視角各異的三欄式小說《兇年紀事》（2007）到探究真相的自嘲式自我重估小說《夏日》（2009），庫切推出的他者形象不僅包括異族部落有色人種（如“思想者”尤金·唐恩計劃中的越南人、“行動者”雅各·庫切心目中的布須曼人和霍屯督人、帝國少壯派軍人眼中的“蠻族”人等），包括“逃離動蕩不安和戰(zhàn)爭迫近局勢”的像邁克爾·K一樣的沉默無語、苦苦掙扎的卑微殘缺生命，包括在自然界任人宰割、受人虐待、毫無意義地犧牲的動物，也包括在后帝國、后殖民、后種族隔離語境中不再享有特權、喪失主導話語的白人以及似與時代環(huán)境格格不入的人。

本書選取庫切小說中代表性作品《等待野蠻人》、《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恥》和《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為研究文本，根據庫切作品發(fā)表年代將其小說背景整體定位為后現(xiàn)代，根據作品內涵從殖民霸權時代、后基督時代、后種族隔離時代、后現(xiàn)代語境等四個維度系統(tǒng)地探討庫切筆下的他者意蘊，涉及的理論包括拉康的他者理論、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米歇爾·?？碌臋嗔υ捳Z理論、后殖民理論、朱迪絲·赫爾曼的創(chuàng)傷理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波伏娃的女性主義理論、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以及相關敘事學理論等。

本書認為，庫切作為布爾人接受的英語教育、親赴宗主國都市倫敦的尋根經歷、徜徉在“自由”美國所經歷的異樣感受、回到后種族隔離時代開普敦后精神的流散、移居澳大利亞在超越夢想的棲息地阿德萊德的思索，造就了他作為西方“他者”的作家特質；作者通過對霸權與暴力、踐踏動物權利、壓抑性權利、宗教信仰的負面作用等主題的揭示，表現(xiàn)出庫切的他者對西方文明中殘酷理性主義和膚淺道德觀的批判；庫切在作品中展示的宏觀歷史與微觀歷史的關系、人與歷史的關系、事實與歷史的關系、寓言體表述等，表現(xiàn)出他者對歷史的權威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的解構；庫切作品呈現(xiàn)的超越文學傳統(tǒng)的實驗，表現(xiàn)出鮮明的他性特征。

本書分四章討論庫切的小說“他者”：

第一章討論庫切小說《等待野蠻人》。該章首先采用后殖民和他者理論，通過對小說故事產生的背景考察，發(fā)現(xiàn)庫切在小說中采用虛擬帝國形態(tài)，展示了殖民霸權時代帝國文明的本質特征。作者采用寓言體書寫方式，呈現(xiàn)作為強勢話語者的帝國的霸權行徑，而霸權的行使則通過作為虛構帝國國家機器的軍隊來完成，與其處于對立關系的是處于偏遠地帶的“野蠻人”，亦即作為帝國刻意設置假想敵的他者。庫切通過為處于強權話語的帝國安排種族他者，展示霸權時代他者的苦難，在表現(xiàn)他者受難的同時，揭示出作為主體話語掌控者的本質特征：他們這些任意地將不同種族的人打成另類他者的“文明人”，恣意凌辱種族他者，不僅與文明毫不相干，而且還暴露了自己是大自然異己的本質，是真正的野蠻人，真正的人類他者；庫切還通過種族女性的處境描繪，表現(xiàn)了帝國文明的父權社會里，任人定義的女性他者：她們遭受種族和性別雙重欺壓，在帝國衛(wèi)士的眼里，她們是可能會對虛構帝國利益造成威脅的野蠻人，作為女性，她們除了如其他同胞一樣既沒有任何身份特征，也沒有任何標簽式的顯示符號外，還默默地遭受著男性“野蠻人”所沒有過的苦難。這兩種人同時都缺乏發(fā)聲的機會，在身份上也都處于他者地位。最重要的是，庫切在小說中安排了故事敘述者或小說代言人的邊緣化和他者化，安排他的雙重他者身份：對帝國而言，他是一個被疏離的邊緣人，一個異化的他者；對“野蠻人”來說，是一個非自然的他者，處于中心與邊緣、主體與他者的流動狀態(tài)。

該章接著運用海登·懷特等人的新歷史主義理論，考察歷史記錄者的資格，發(fā)現(xiàn)敘事者與帝國關系曖昧，既執(zhí)意抵制帝國意識，是帝國的異己和他者，又不自愿地與帝國同謀，是自然的異己和他者；同時，利用原屬帝國利益代表者，后被帝國邊緣化的他者的自我質疑，對法律與帝國政治共謀關系進行解碼。庫切還利用被當作他者的老人死亡案例，揭露缺乏見證的歷史事實任由權威話語者單方面篡改、虛構而被賦予歷史合法性的情況，利用木簡解讀為例，說明歷史闡釋作為特定歷史話語下的知識運作，存在著歷史闡釋者的不同關注與不同闡釋結果。

該章還根據萊希特的正義定義，利用霍布斯和洛克等政治理論家的觀點，研究庫切筆下故事敘述者的冷靜觀察和親身經歷，發(fā)現(xiàn)了帝國“正義”內涵的實質。帝國為維護統(tǒng)治秩序，充分利用國家掌控的正義體制，對不符合帝國利益的他者進行慘無人道的鎮(zhèn)壓，實施霸權統(tǒng)治、暴力政治，達到的是非正義、非人性的結果。庫切還利用帝國異化他者老行政長官遭受的肉體折磨，在暴露失去人性的帝國加害者們惡行的同時，向帝國權威話語提出挑戰(zhàn)。

第二章討論庫切小說《邁克爾·K的生活與時代》。該章首先根據西方現(xiàn)代哲學家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考察所謂后基督時代——基督教衰落、基督教理念淡化后的南非局勢和庫切刻意設計的暴力沖突場面，研究庫切筆下呈現(xiàn)的暴力社會的他者形象：這里既有被邊緣化、整天生活在無名恐懼之中的安娜，更有天生兔唇、智力發(fā)育不全被打入另冊的他者邁克爾·K。

接著，該章采用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討論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形繼而猖獗的亂世之中，邊緣化他者在逃離社會過程中貌似消極實為有效的應對策略——沉默，用黑德的話說“沉默既是被剝奪公民權的標志，也是抵抗的表現(xiàn)形式”。該章討論了他者在維薩基農場、警察局、營地等不同場合下沉默的話語意義和心理活動，還討論了他者從拒絕話語到對食物抗拒性的物理反應，認為這些舉措既表現(xiàn)了卑微他者對權威話語者的反抗，也使人類持續(xù)追求的自由理想在沉默中得到張揚。

最后，該章依然利用權力話語理論并借助創(chuàng)傷理論，討論了庫切在作品中對創(chuàng)傷、歷史、權力、規(guī)訓等方面所作的反思，認為卑微他者邁克爾·K以獨特的沉默方式對威權話語勢力所進行的抗爭，表現(xiàn)出作者在揭示人類社會的殘忍暴力、相互隔絕、彼此仇恨、愚昧自欺，檢視西方文明理性正義本質、批判其道德倫理的同時，為遭受壓迫和蹂躪的邊緣化他者弱勢群體仗義言說，為南非人民在歷史社會中所經受的創(chuàng)傷、南非沉重的歷史、權力話語、規(guī)訓與懲罰等話題進行深刻反思，提出常人能否在歷史社會中沉默隱身，他者在與環(huán)境的沖突中能否有自己的訴求等問題。

第三章討論庫切小說《恥》。該章首先通過對后種族隔離時代的黑白關系研究，討論在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后黑白關系的變化，發(fā)現(xiàn)民主制度的實行并未消除南非種族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與沖突，種族隔離制度的廢止無法消除人們精神上存在的種族隔離。黑白之間并沒有做到“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南非政治版圖上的黑白分明，依然是其鮮明的特色，不同的是，南非白人被邊緣化他者化。

接著，該章借助權力話語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討論在失去偏袒性制度規(guī)則保護后以盧里、露西等為代表的白人少數族裔的命運。盧里在白人失去權力話語后依然我行我素，丑聞暴露后卻拒絕懺悔，這種思維方式使他付出了不斷被他者化的代價，最后自覺邊緣化，從城市中心撤離，走向地處偏遠的農場；而崇尚獨立自由、自我支配意識強烈的白人女性露西卻清楚地知道，后種族隔離時代白人優(yōu)勢地位已經不復存在，她在受辱后選擇面對現(xiàn)實、接受妥協(xié)，表現(xiàn)了庫切為實現(xiàn)種族融合而應多元寬容的思想。

該章最后借助資本主義契約原則、巴塔耶的欲望身體觀、尼采的權力意志理論，檢視過去曾經居于主導話語權的白人自我放逐、自我他者化的必然命運，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本能的性欲滿足與人類道德和性倫理之間的沖突，沒有適應護佑白人特權利益、維護白人霸權話語的律法已經廢止的新形勢。庫切利用后種族隔離時代被顛覆了特權、淪為新時代他者的盧里的經歷對性倫理和人性道德進行反思，利用盧里的女兒露西被搶劫輪奸事件反思了跌落到邊緣他者地位的白人應該為歷史的記憶付出何種代價、承擔何種責任問題。庫切懷著南非大地黑白種族應該和諧的信念，提出了寬恕和解、共存共生的希望，通過白人對動物觀念的轉變，傳達了物種平等、和諧自然的思想。

第四章討論小說《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該章首先根據巴思的《枯竭的文學》、利奧塔爾與哈貝馬斯之爭以及哈桑的概括性理論闡述，分析后現(xiàn)代主義的緣起，然后，結合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卡爾維諾的《宇宙連環(huán)畫》為例，解讀了后現(xiàn)代作品消解中心、游戲意義、顛覆主體的特點。

接著，該章根據后現(xiàn)代語境以及上述后現(xiàn)代作品表征，對庫切的作品進行審視，發(fā)現(xiàn)庫切深受法國結構主義、貝克特的荒誕派文學、普洛普俄國神話分析、納博科夫以評注為主體的互文結構小說等的影響，其文學創(chuàng)作顯現(xiàn)出鮮明的獨立個性和迥異的他性特征，這種他性有時表現(xiàn)為將缺乏關聯(lián)的獨立文本組合，呈現(xiàn)元小說特征，有時采用碎片式的心靈獨白，構建孤獨他者的心理狂想；有時采用卡夫卡式手法展示混亂的精神生活，有時又采用戲仿的方式，影射西方經典；有時采用復調小說方式，形成與作者的多層次對話關系，有時又解構線性敘事模式，顯現(xiàn)出無限制的開放性、多元性和相對性。

對庫切移居澳大利亞后發(fā)表的《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中女主人公的研究，則是該章的重點。論文根據作者對人物的定位、對人物文學觀念的呈現(xiàn)、對人物在具有強大控制性力量的主流話語面前的表現(xiàn)設計，發(fā)掘出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下特異他者的具體形象。本書認為，該形象在凝視與被凝視的過程中，在與作者設置的不同對話關系中，顯示出特異他者的真面目。伊麗莎白·科斯特洛雖然行動怪異、性格怪僻，但是，真正使她成為特異他者的倒是因為她不遵守權威話語者既定的規(guī)則，不斷對傳統(tǒng)主流話語進行質疑，針對不同問題不應聲附和，而是獨立地發(fā)表自己的見解。作者借用這種他者形象，為的是詮釋自己對文學信念、文學模式、小說本質、文學接受、區(qū)域文學、文學語言等問題上的認知，通過小說中非洲作家對比性講座、哲學教授辯論性對話、小說家韋斯特語言沉寂等不同的對話關系來論證伊麗莎白的特異他性。

本書認為，借助代表性作品系統(tǒng)研究庫切他性小說中的他者，從小說中他者的不同形態(tài)、不同屬性、不同內涵，發(fā)現(xiàn)作者利用邊緣化他者所揭示的內容、所表達的意義，不僅可以增加解讀庫切作品的維度，探索文學發(fā)展與后殖民時代知識分子遷徙的關系，對于探究世界文學發(fā)展趨勢，研究無國界文學具有極其關鍵的意義和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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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非的荷蘭、法國和德國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來源于荷蘭語“Boer”（農民）一詞。今布爾人的后裔多指阿非利堪人（Afrikaner）。
12. 1963年，庫切以一篇研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論文獲得開普敦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其英國經歷后來出現(xiàn)在自傳三部曲的第二部《青春》（2002）中。
13. 該研究論文于1969年幫助庫切獲得德克薩斯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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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oetzee，J.M．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ed．David Attwell．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22.
16. 同上，第25頁。
17. Coetzee，J.M．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ed．David Attwell．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20.
18. 庫切是南非出生的荷蘭人后代，自小在南非黑白對抗的環(huán)境中接受英語教育，開普敦大學畢業(yè)后去英國做計算機程序員的工作，后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后留美擔任大學文學教師，因抗議越戰(zhàn)而導致綠卡申請被拒，回到開普敦大學教授文學。他的成長經歷造就了他一直處于邊緣、局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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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發(fā)表《男孩》（1997）、《青春》（2002）和《夏日》（2009）等傳記3部，2011年以《外省場景》為名將3部傳記結集出版；發(fā)表非小說類作品5部，其中包括《白色書寫：論南非的文人文化》（White Writing：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1988）、《雙重視角：散文和訪談集》（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1992）、《冒犯：論書刊審查制度》（Giving Offense：Essays on Censorship，1996）、《異鄉(xiāng)人的國度：文學評論集》（Stranger Shores：Literary Essays，1986-1999，2002）、《內心活動：文學評論集》（Inner Workings：Literary Essays，2000-2005，2007），計劃發(fā)表作品《此地此時》（Here and Now，2013）；出版翻譯作品3部，為丹尼爾·笛福、索爾·貝婁、塞繆爾·貝克特等人的6部經典著作再版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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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根據可以查證的資料發(fā)現(xiàn)，2009年澳大利亞在悉尼召開庫切研究國際會議，2010年中國在武漢召開庫切與后殖民文學國際研討會，會議分別出版了研究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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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南非大主教圖圖曾經說過，南非本應起訴那些在種族隔離時期犯下滔天罪行、但又拒絕懺悔的作惡者。然而，他們于1995年12月16日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個控訴種族隔離時期白人統(tǒng)治者暴行的平臺，一般認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改變了南非的歷史，撫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為南非的穩(wěn)定與和解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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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截至2012年6月，根據中國期刊網上數據統(tǒng)計，《外國文學》與《當代外國文學》分別刊登庫切研究論文10篇，《外國文學研究》刊登8篇，《外國文學評論》刊登6篇。
70. 經對比研究，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系恼撐倪x題與全部期刊網論文選題成正比，如有關《恥》研究論文，專刊上12篇，約占總數24％，而期刊網上108篇，約占總數24％。故以?？撐臑槔?，具有典型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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