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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誕辰紀念辭

孔子與論語 作者:錢穆 著


孔子誕辰紀念辭

全世界人類共出有三大教主:一釋迦印度人。一耶穌,猶太人。一穆罕默德,阿剌伯人。三大教主皆亞洲人,此亦一奇。

孔子,中國人。其生前既不自尊為教主,其身后亦無教會傳道組織。故中國儒家并非一宗教。但孔子地位實堪與釋迦耶穌、穆罕默三人相比,或猶超而上之。

三大宗教皆主出世,重在教人如何為死后作準備。孔子則主教人如何在世好好做一人。

三大宗教之信徒,當其生前,已必與人異,否則即不得為其教之信徒。孔子之教,在其生前如何好好做一人,此道人人相同,無教內(nèi)、教外之別。

三大教主各以其教主身分來教人,孔子則以一學者身分來教人。故孔子畢生“學不厭,教不倦”。換言之,教主與信徒地位有不同;而孔子與來學者則同樣在學,無地位之不同。

此則學與世界三大宗教之不同處。

孔子如何教?即在教來學者各就其自己之本性以為學,以各長養(yǎng)完成其本身自己理想可能之一人。

孔子分人性為三類,一曰“狷”,一曰“狂”,一曰“中行”。狷者有所不為,偏消極后退??裾哌M取,偏積極向前。中行則有不為,有所為,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此之謂中行。

上述三類外,又有“鄉(xiāng)愿”?!吧故?,為斯世也善,斯可已”。此類人不肯有個性,只眾人如是,我亦如是。那又何必再加以教?又如何再加以教?故孔子“有教無類”,而曰:

過我門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xiāng)愿乎!

則鄉(xiāng)愿始斥于孔子之教外。

釋迦近于狷,有所不為,實足代表印度之民族性。耶穌、穆罕默德近于狂,實足代表猶太人與阿剌伯人之民族性。惟教不行于,而獨暢行于歐洲。歐洲人性更近狂,喜進取。耶穌說:“上帝事由我管,凱撒凱撒管。”果使信其教者皆不管凱撒事,則一部歐洲史,勢當另寫,決不有如現(xiàn)代之歐洲史。耶穌又說:“富人入天國,如駱駝鉆針孔?!眲t后代歐洲,既決不會有帝國主義,亦決不會有資本主義。其實歐洲人對耶穌最所信仰,乃在其“十字架”精神,一意向前,到死不回頭。民族性之難得轉易有如此。

孔子實亦代表了中國之民族性。孔子不僅把他自己來教人,乃是把他所學于古人者來教人。

孟子曰:“人必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span >舜為大孝,父頑、母嚚、弟傲,一家皆欲置于死地,但決不愿遠離父母,一人獨自去謀生;遂成了之大孝。此即有所不為,乃以成其有為之一證。

治水失其道,洪水泛濫,成大災難。羽山,使其子繼父業(yè)治水。之殛,乃正道,乃大道。不以此怨,亦不隨其父至殛處侍養(yǎng),乃受命治水,以干父蠱。此非不孝。其子方生,在門外聞其啼聲,乃三過其家而不入。此亦非之不慈。實則亦有所不為,以成其有為也。

洪水既平,使后世尚有中國人生生不絕,之大功大德,實尚超之上。則更不論。但后世中國人更多稱 。因 之處境為人,比較平易。處在野,不如之為天子,更可學。則處境特殊,又擁有特殊才能,建特殊功業(yè),非人人可學。中國人則更求其人人可學者,而乃轉居其次。

、、、,皆為一國之君,或為天子,為天下之共主,豈人人能學?周公獨為臣,不為君,較易學。故孔子畢生為學,乃以周公為目標。墨翟繼起,一反孔子,主張“兼愛”,舉為目標。是孔子舉其易,而墨翟舉其難。此即墨翟之不如孔子處。

墨家有傳道組織,故墨翟頗近一教主。近代國人,頗有以墨翟耶穌并舉者。但耶穌自稱乃上帝獨生子,墨翟則亦舉古人大禹為教,非其一人自創(chuàng)教。此亦可代表中國之國民性。

孟子又于、、、、、周公之外,別舉三圣人。一為伊尹之“任”,一為伯夷之“清”,一為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則是一狂者。伯夷之清,則是一狷者。柳下惠之和,則在狂與狷之外,又自成一格,但不得即謂之中行。

柳下惠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要他進便進,要他退便退。但與鄉(xiāng)愿不同。鄉(xiāng)愿只一意追隨他人,無一己之個性與品格。在他心里,有外無內(nèi),有人無己,那就說不上一“和”字。下惠則自有其己,惟與伊尹、伯夷不同。故在任與清之外,又特見為一和。

至如孔子,則亦任、亦清、亦和,隨其時宜而變其意態(tài)。故孟子孔子為“圣之時”。此因孔子有一套既深且博的學問,遂成其大中至正之盛德,與道同化。而孔子自己之個性,與其特有之品格,反而不易把捉,不易認識了。故伊尹、伯夷柳下惠乃各以其己性教。而孔子則以其學、其德教。反使人學孔子,一若轉易于學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乃成為中國此下之“至圣先師”。

孔子及門,最善學孔子者為顏淵。孔子稱之曰: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也不改其樂,賢哉也。

又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

莊周孔子墨翟而起,兼反儒、墨,但于顏淵亦時加稱道。濂溪有言:

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果非學顏子之學,亦無以志伊尹之志。欲“志伊尹之志”,則必先“學顏子之學”。后世以 并稱,尤見孔子之道之高深而博厚。

顏淵生與圣師同時,圣師在前,顏淵一意向?qū)W,務自退藏,絕不稍露其一己之光芒。然不僅孔子特加稱賞,即一時同學,亦群加推敬無微辭。故顏淵一生,始終只是一學生身分。但中國五千年歷史,亦只有顏淵乃成為惟一杰出一學生。

孟子便與顏淵不同。其時則圣師逝世已久,反對者群起,孟子則曰:

乃吾所愿,則學孔子也。

未能親炙,則求為私淑。其見梁惠王,見齊宣王,亦如孔子之周游列國,以求行道于天下。但終亦以不得用退老。后世兼稱 ,又兼稱 孟子顏子,乃得同居“亞圣”之地位。

儒又謂“孟子粗,顏子細”。若專論好學,則私淑終不如親炙之易臻于深微之地位矣。故中國人雖尊師教,更重自學,教統(tǒng)終不如學統(tǒng)之為要。求于教統(tǒng),則有一孔子已足。求于學統(tǒng),則非時時有顏子孟子其人者出,此學統(tǒng)即不易成。其去孔子益遠,則其為私淑當更難。故求知孔子,不僅當知兩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亦當知兩千五百年來之孔子。此兩千五百年來之孔子,則惟當于中國儒家之學統(tǒng)中求之。中國雖文化深厚,而獨無一自產(chǎn)生之宗教;此其所以然,誠值吾國人之作深長思矣。

今吾國人則群慕西化。此亦吾國民性一種虛心好學之表現(xiàn)。但因此而輕視古人,因而集中于孔子一人身上,打倒家店、批呼聲,成為一代之時髦。此則有仍值吾國人之作深入討論者。墨翟,乃推尊大禹莊周、反,乃推重黃帝老子。黃帝、,其人其事,都出莊周虛構,在此不詳論。但莊周亦僅另推一批古代人物來反。此亦仍如孔子之“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亦可謂亦同是孔子學脈,同足以代表吾中國人之國民性。

佛教東來,中國歷代高僧亦僅于釋迦群加推敬,闡揚其教義。至于孔子之教,與中國社會傳統(tǒng)文化,則皆置之不論不議之列。果使佛法昌明,則道與中國文化自會轉變,自歸消失。果使歐洲人真信,則耶穌明言“凱撒凱撒管”,又未有教其信徒以兵力傳播信仰之遺訓,則何須有不斷之十字軍東征?又何須有新教舊教之兵爭?即佛教,自 ,天臺、華嚴三宗迭起,亦漸中國化。代理學家乃繼之而興。是則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以本國民族性傳統(tǒng)文化為教,不再自辟新義,自創(chuàng)新說,自成一宗教。斯誠大仁大智之結晶,而其勢力影響則轉超諸大宗教之上,固非偶然矣。

近代國人,競慕西化,群奉自由、平等、獨立三口號為人生之三大原則。實則惟中國社會乃最自由、最平等、最獨立之社會。即如衛(wèi),并有群弟子結隊成行。其在外周游十四年而反,來去自由。此下戰(zhàn)國諸子百家周游列國無不然。如孟子“后車數(shù)十,從者數(shù)百人,傳食諸侯”,此是何等自由!試問現(xiàn)世界國際游歷,又誰何人能獲得此自由?

再言平等。孔子先曾去,當時乃一平民身分,然獲齊國君卿之禮遇。及其去衛(wèi)、去,亦皆以平民身分,而同得衛(wèi)、君卿之禮遇。不僅孔子一人為然,戰(zhàn)國時更多其例。范睢以一流亡客,而秦皇長跪其前以乞言?;蛑^此乃戰(zhàn)國時事。則 以下,可證中國社會君臣上下平等之事項,何止數(shù)千百條,難于列舉。先之如漢文帝之接見賈誼,后之如王荊公、程伊川為經(jīng)筵講官,皆主己坐而講,為君者立而聽;其君亦勉從之。要之,中國社會自有其平等觀,則即此亦可證。

又如獨立。孔子言“富貴不可求”,因富貴皆不得由一己獨立求之。如求富,設一工廠,開一公司,豈一人之事?如求貴,民主競選,又豈一人之事?中國人則惟求為君子,為圣賢,皆可獨立為之。故主為己之學,即主一己之獨立。

于自由、平等、獨立三者之上,中國人尚有高一層進一步之指示,如孔子之教其子伯魚學《詩》、學禮是也。今國人乃以中國人立教不及于自由、平等、獨立,以歸罪于中國之古人,則復何辭為解!

今日又值孔子誕辰,試問當何以闡揚孔子之遺教?兩千五百年來,闡之揚之,不乏其人,不乏其事,不乏其見于文字著作者。別辟新義,別創(chuàng)新格,何以傳道而授業(yè)?此則有待于大賢君子。本文上拈諸端,庶于近代批、輕之風,聊資解惑之一助。放言高論,則非所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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