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苦難的童年生活

與苦難為伍

出清澗記　

清澗縣石咀驛鎮(zhèn)王家堡村路遙出生的窯洞

與苦難為伍

農(nóng)歷己丑年十月十三日（即公元1949年12月2日）^[1]，陜北一個平平常常的深秋天。

那天早晨，陜北的天氣與往常沒有什么兩樣。陜北綏德專區(qū)清澗縣石嘴驛鎮(zhèn)（當時清澗縣的行政區(qū)劃，石嘴驛是區(qū)級建制）王家堡村的溝渠里，一戶叫王玉寬的青年農(nóng)民家里，人們都早早地起來，忙前忙后，等待新生命的降生。全家人等待降生的孩子，是王玉寬的頭生子。

王家堡村在石嘴驛鎮(zhèn)的北面，這里距縣城九十華里，距綏德縣六十華里路。王玉寬是王再朝老漢的二兒子。王再朝共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兒子分別叫王玉德、王玉寬和王玉成。三個兒子的名字很實在，表達了王再朝老漢的樸素心愿。

二兒媳婦生娃了，王再朝老漢夫婦都已經(jīng)從距王家堡村大約有一百七八十里地的延川縣郭家溝村，趕回到王家堡村。在陜甘寧邊區(qū)的1940年春，邊區(qū)政府號召人多地少的綏德、米脂一帶人口移民到延安一帶開荒種地。延安以及周邊地區(qū)由于回亂等原因，土地肥沃，但人口一直稀少，是陜北榆林一帶的“上頭人”俗稱的“老南山”。“走南路”謀活計，也叫作“滾老南山”。王再朝響應邊區(qū)政府號召，由清澗縣的王家堡村走到延川縣的郭家溝落了戶，扎了根，還分別給大兒子王玉德和二兒子王玉寬娶了媳婦。王玉寬是1947年娶的媳婦，他個子不高，大約一米五幾的樣子，但那時已是二十歲的小伙了；媳婦馬芝蘭才十五歲，是綏德縣田莊鄉(xiāng)麻地溝村人。1947年是個特殊的年份，胡宗南進攻延安，毛澤東開始轉(zhuǎn)戰(zhàn)陜北。就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王再朝老漢居然在延川的郭家溝村給二兒子娶了媳婦，這至少證明王老漢還有些能耐。

形勢稍微好轉(zhuǎn)、陜北開始大面積土改時，王再朝老漢開始惦記百里路之外的清澗縣王家堡村的老家，那里畢竟是他的根，有祖輩留下的爛石窯，也有幾坰薄地。王家再沒有人回去，這些地方讓別人占了，就不好要回了，也不能再分地。于是，他做出一個決定：自己領著二兒子王玉寬夫婦回到王家堡“領料”^[2]王家的地方，讓大兒子繼續(xù)留在地多人少的郭家溝經(jīng)營。

陜北農(nóng)村，把生兒育女看成天大的事情。陜北有句俗語：“人生人，怕死人！”在舊社會，陜北農(nóng)村交通不便，醫(yī)療條件落后，產(chǎn)婦在生育過程中死亡率很高。因此，誰家在生孩子的事情上也不敢怠慢。王玉寬早早趕著毛驢接來丈母娘，尋來接生婆，就為婆姨頭胎的順產(chǎn)。

隨著一聲清亮的嬰兒啼哭傳出，接生婆喊了一聲：“帶把的，小子！”王家人提到嗓子眼的心開始放下了。王玉寬才被叫回窯里瞅了一眼自己的小子，他意識到，從現(xiàn)在開始，自己的身份與角色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已經(jīng)是眼前這個小生命的“大”^[3]了。

陜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奥洳荨币馕吨@個新生命與隨風而飄的草木沒有什么不同，只是在適當?shù)耐寥罈l件下又發(fā)生出一顆新草芽而已。王玉寬媳婦馬芝蘭頭胎就生了個小子，這是個喜訊。王家人絕沒有想到，這個在陜北深秋天里來到人間的男孩，后來成為全國著名作家。

陜北人有個習俗，誰家要是生了男孩，要在月子窯的門楣上別一塊扎著弓箭樣的小紅布，告訴世人，這家生了個小子。紅布像廣告牌一樣耀目，既宣告新生命的降世，也善意地提醒外人不要莽撞，不要往月子窯里亂跑，免得沖了大人和小孩。王玉寬把綰好弓箭的紅布掛在門楣上，鄭重其事地告知世人，我家的老大是個小子。

這個男孩來到人世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兩三個月，是百廢待興的時期。當時，盡管陜北的條件非常落后，但清澗畢竟是革命老區(qū)，各種消息源源不絕地傳回縣里。王玉寬知道共產(chǎn)黨在北京宣布建立了新中國，知道他的長子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降生的。對于1940年就曾響應邊區(qū)政府號召“走南路”開荒的王再朝老漢來說，這個“帶把的”小子可讓他的胡子翹到天上了。他在延川的大兒媳婦倒是生了幾個，全沒有“裹住”^[4]。這可是個長孫??！當然，作為一家之主的他也有難腸事，就是家里的糧食短缺得很。國民黨胡宗南部隊1947年春進攻陜北，陜北就進入持續(xù)兩年多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受苦人不敢搶種糧食，大都是吃余糧。另外，胡宗南的匪兵們，到處搜刮糧食，甚至把老百姓“堅壁清野”藏下的糧食都挖走了。家家戶戶都困難，都缺糧食。王再朝全家人想盡一切辦法確保大人吃好，孩子有奶吃。在精明的王再朝老漢的料理下，一家人圍著月子媳婦和嬰兒轉(zhuǎn)，月子媳婦的奶水也足。

農(nóng)歷的十一月十三日，王家的新生兒滿月。王玉寬讓大給孫子起個名，王再朝思量再三，給這個長孫起了個“wei”的小名。他說只能給娃先起個小名，官名等上學堂后讓先生起吧。發(fā)音“wei”是什么意思，字到底怎么寫，筆者曾詢問過路遙兄弟王天云，他說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現(xiàn)在傳下來是這個“衛(wèi)”字，就認這個吧。舊社會，陜北沒有基本的醫(yī)療條件，老輩人認為孩子要賤養(yǎng)，給新生兒起的名字越像貓像狗，孩子越好撫養(yǎng)。反正孩子就像一顆顆在泥土里新刨出的洋芋蛋蛋，能不能活下來、能活多長久，全靠老天爺?shù)脑旎ǎ〔还茉鯓?，這個孩子有了名號，也有了生存的意義與方式。上小學后，我們的傳主終于有了在 “wei” 這個小名上擴展的正式官名——“王衛(wèi)國”。當然，這是1958年春天的事情了。

路遙的生母馬芝蘭，自從十八歲上生下長子“衛(wèi)”后，一直不住氣地從事生產(chǎn)子女的工作。1951年生路遙的大妹“荷”（即王荷，二十多歲因挖野菜在山崖下摔傷，1975年病亡）；1953年生路遙的大弟“劉”（即王衛(wèi)軍，1970年參軍，1974年退伍后分配到陜西省結(jié)核病院工作，1985年11月調(diào)到延安地區(qū)工商局工作，1997年病逝）；1956年生路遙的二弟“四錘”（即王天云，1972年也來到延川縣的大伯家，現(xiàn)在延川縣生活）；1959年生路遙的三弟“猴蠻”（即王天樂，生前任《陜西日報》記者，2007年病逝）；1962年生路遙的二妹“新芳”（即王萍，在世）；1966年生路遙的三妹“新利”（即王英，在世）；1968年生路遙的小弟弟“九娃”（即王天笑，在世）。期間，大約在1952年還生過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大約在三歲左右夭折^[5]。這項艱巨的生育工作到1968年生完“九娃”后結(jié)束，期間共生過六男三女。這樣，后來研究路遙家世的文章均稱路遙是兄妹八人。其實，是兄妹九人，不然“九娃”的來歷怎么解釋？

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以前，這樣的高生育率在陜北農(nóng)村比比皆是。育齡期的陜北農(nóng)村婦女，沒有絲毫節(jié)育措施，懷上孩子就要生出來。路遙兄妹多，就是這種情況。老大是1949年年末出生，老二又在1951年接踵而來。這種高密度的生育方式，導致的直接結(jié)果是兄妹之間的年齡差距很小。陜北人算年齡，是以虛歲計算，路遙的生月小，按陜北人的計算方式，到1950年正月，他就已經(jīng)是兩虛歲的孩子了。

這位“英雄母親”不僅能生育，還有一副好嗓子，會唱秧歌、唱道情，是村里有名的民歌手。當然，王家堡村性格開朗、喜歡說“古朝”的本家“五叔”，也是衛(wèi)最早的“藝術老師”之一。衛(wèi)在孩提時代，就深受這種原生態(tài)民間音樂的熏陶。

衛(wèi)兒大約在一歲左右，因母親再次懷孕的原因，被奶奶接去撫養(yǎng)。他斷奶很早，奶奶在他斷奶后給他喂小米糊糊與羊奶。衛(wèi)兒每天晚上甚至要吮著奶奶的奶頭才能入睡。不然，他會起勁地號叫。衛(wèi)兒的這個習慣一直保持了好久。1953年，王再朝老漢病逝，奶奶在王家堡孤居兩年，后來搬到延川長子王玉德那里去住。衛(wèi)兒1957年過繼給延川的大伯王玉德“頂門”為兒，多一半心理是沖著奶奶去的。

衛(wèi)兒在奶奶那里找到了初來人世后的情感寄托，這為他后來能順利給大伯“頂門”為兒埋下了伏筆。甚至這個“草蛇灰線”一直埋到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對孫少平一家三代同堂時癱在炕頭上“老奶奶”形象的刻畫，讀者可以在這一家三代人身上，感受到把人間苦難轉(zhuǎn)化為家庭溫暖的情感力量。想必，這種溫暖的情感最初是來自于奶奶那里。

貧窮是陜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農(nóng)村人生活的代名詞，王玉寬家也不例外，僅僅能維持基本的生存。家里孩子多，拖累大。王玉寬的婆姨馬芝蘭，到1957年秋衛(wèi)兒離開王家堡村時，這個虛歲才二十六歲的年輕婆姨，已經(jīng)連續(xù)生育過五個孩子了。也就是說，她在操持家務的同時，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生育子女的工作上了。一朝分娩，需要懷胎十月的時間；一朝分娩后，更需要長時間的哺乳。這樣，勢必影響到她所操持的家務。

再說，1953年王再朝病逝后，那時的農(nóng)村還是單干，各家種各家的地，勞動效率可想而知。路遙三兄弟王天樂生前的回憶文章稱：“父母親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在陜北清澗石嘴驛鎮(zhèn)王家堡村務農(nóng)。父親的身高大約在一米五左右，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勞動使他在土地上彎曲了他不該彎曲的身軀。他就是用這么一副侏儒般的鋼鐵雙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擔。”^[6]

衛(wèi)兒在最初的人生歷程中，有差點夭折的經(jīng)歷，那是因為一次重感冒。在缺醫(yī)少藥的陜北農(nóng)村，嬰幼兒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但衛(wèi)兒卻奇跡般地躲過了死神的緝拿。成名后的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對此有個大體的記憶：

第一次（死亡體驗——筆者注）好像在三歲左右，我發(fā)高燒現(xiàn)在看起來應是到了四十度。我年輕而無知的父母親不可能去看醫(yī)生，而叫來鄰居一個“著名”的巫婆。在那個年齡，我不可能對整個事件留下完整的記憶。我只記得曾有一只由光線構(gòu)成的五顏六色的大公雞，在我們家土窯洞的墻壁上跑來跑去；后來便什么也沒有看見，沒有聽見，只感到向一種無邊無際的黑暗中跌落。令人驚奇的是，當時就夢到這是去死——我肯定，當時這樣想過，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來我又奇跡般活了，不久就將一切忘得一干二凈。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個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鎖”人——類似西方的“教母”。^[7]

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毙l(wèi)兒是窮人的孩子，命硬，他還沒活人呢，怎么能夭折呢！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是基本的生存法則。陜北有句俗話：小子娃（男孩）不吃十年閑飯。其實，衛(wèi)兒在四五歲起就開始跟在大人后面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照看弟弟妹妹，這是基本的勞動。除此之外，在夏天要尋豬草，在冬天要砍柴。路遙母親馬芝蘭老人生前回憶，衛(wèi)兒很懂事，在五六歲時，每年給家里砍的柴都能整整齊齊地垛在一起，很讓村里人羨慕?！对绯繌闹形玳_始》中回憶的第二次死亡體驗，就是上山砍柴時發(fā)生的事：

第二次是五歲或六歲時，那時我已經(jīng)開始了農(nóng)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課——勞動。我們那地方最缺柴燒，因此我的主要作業(yè)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紀就出手不凡……我恰好跌落在一個草窩里，而兩面就是深不可測的山水窖。^[8]

衛(wèi)兒在上山砍柴時會遇到死亡的危險，但他明白這是他的目標，他必須爬起來再干，盡管他那時不一定懂得這也是陜北北部山區(qū)農(nóng)村孩子認知社會的基本方式。

路遙在回憶文章中的這種說法，在母親那里得到證實。路遙病逝后，路遙好友、清澗籍作家朱合作專門到王家堡村看望馬芝蘭老人。老人這樣說：“我家路遙從小就是個精，就是腦子精。從來就沒讓我急過肚子。七八歲上就會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鹼畔上，摞下美美一摞?？〉萌速F賤不能燒?！?sup>[9]

當然，再成熟、再懂事的孩子，畢竟還是個孩子。衛(wèi)兒有孩子的脾氣和個性。馬芝蘭老人回憶，衛(wèi)兒從小的愛好，“就是個愛吃的”。在饑餓中成長的衛(wèi)兒，“愛吃的”倒屬正常，也是他的天性。

衛(wèi)兒不光愛吃，還想上學，想坐在村子的學堂里念書，可是父母太窮，沒法兒供他上學。孩子一天天地長大，總不能再當個“睜眼瞎”吧。王玉寬夫婦把衛(wèi)兒送到村辦小學上了幾天學，因為家里的營生太多，又只好把他叫回去干活。衛(wèi)兒想上學，經(jīng)常含著眼淚，干活也不積極，王玉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老輩人說，就是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上學?？孔约耗壳暗墓饩?，供孩子上學是沒有一點門，家庭拖累太大了。他只能在延川的大哥王玉德身上打主意了，用“頂門”的方式把衛(wèi)兒過繼給大哥，在那里供孩子念書。

王天樂在回憶文章中談過，母親馬芝蘭精明能干，家中的大小事主要靠母親來操持。這邊有給的意愿，那邊也有接受的意愿。王玉德沒有兒女，原因是婆姨李桂英生下的孩子裹不住^[10]?！安恍⒂腥?，無后為大”，中國人對無后之事看得非常重，當然王玉德也不例外。王玉德最想要的孩子是老二家剛出生不久的“四錘”。陜北講：“光景行不行，長子不頂門?！钡隙乓逃謭猿忠验L子衛(wèi)兒送去“頂門”，其用意在于要供孩子上學。老大雖說是“受苦人”，但也翻開這個本本。不管怎樣說，有子“頂門”，總比沒子強，更何況這是自己的親侄兒呢!老大爽快地答應了老二的請求。

關于路遙的“頂門”之事，馬芝蘭老人在晚年時這樣解釋：“我哥（即路遙大伯）心好，可跟前一直沒有個男孩。養(yǎng)是養(yǎng)了三個，月子里就沒有了。我家人多，家里又窮。路遙九歲時，我就有了四個娃娃了，一滿撫養(yǎng)不了。頭幾年，路遙的奶奶去了他大伯家。后來，他大伯想要個小子，我們就把路遙給了他。咱農(nóng)村有個講究，親兄弟之間，要頂門（過繼）一般都是老大頂哩。把路遙給了人以后，我心里可后悔結(jié)實了。我家路遙從小可精哩。”^[11]

路遙母親的說法也有一定道理，但長子頂門之事與陜北風俗不同。不管是為了什么目的，衛(wèi)兒能去延川的大伯家“頂門”則是事實。陜北有句俗話，叫“憨老大，精老二，滑老三”。意思是一個家庭中的長男、長女一般較為忠厚，而老二、老三就比較有心眼了。此話也可以一聽。

就在父母密謀這件“出賣”自己事件的過程中，衛(wèi)兒已經(jīng)有了這方面的感受，但他一直裝聾作啞。他知道距王家堡村一百多里地的延川縣郭家村有個大伯，奶奶在爺爺去世后就搬到那里去住了，他想念在延川的奶奶。衛(wèi)兒不明白奶奶為什么要離開正在“拖累大”的“水深火熱”中煎熬的他家，卻毅然去了延川的大伯家，當然這可能是永遠的謎團了。按照常理，善良的陜北老人往往是“疼小而不疼大”。二兒子王玉寬子女一大把，正需要老人幫襯。而老人卻在寡居幾年后，扔下一大把孫子，去延川的大兒子那里享清福去了。依照筆者的猜度，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大伯家那里有當緊的事，老人必須去幫助；二是老人與二兒婆姨的關系不好，老人必須離開。此事情還可進一步考證，它對衛(wèi)兒的成長走向與路徑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這是題外話。再說，雖說今后要成為大伯的“兒子”，但畢竟能在延川上學，坐到學堂里聽老師講課??！衛(wèi)兒心里盡管糾結(jié)，但延川對于這個虛齡九歲男孩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

王家堡村盡管窮，但卻并不封閉。研究路遙成長經(jīng)歷的人們，應該也必須注意到那條穿村而過逶迤遠去的咸榆公路。這條公路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貫穿陜北南北的唯一一條主動脈，上面已經(jīng)開始跑那個時代所擁有的車輛。這條在中華民國時代所修筑的簡易公路，轟鳴而過的車輛，足以調(diào)動起衛(wèi)兒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與想象。他曉得沿公路往南可以找到奶奶，見到大伯，還知道群山之外還有豐富與精彩的世界！

出清澗記

1957年深秋的一個早晨，王玉寬把大兒子衛(wèi)兒叫醒后告訴他，今天要領他到延川的大伯家玩幾天，衛(wèi)兒痛快地答應了。

母親馬芝蘭專門給衛(wèi)兒穿了一雙新布鞋，做了一頓可口的早飯。隨后，王玉寬領著衛(wèi)兒，踏上了沿咸榆公路南下走親戚的路程。

這一天的“出清澗”是路遙的人生轉(zhuǎn)折，在其短暫的四十二年的人生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1991年10月26日，也就是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半年之后，他榮歸故里，應邀在延川縣當時最豪華的大禮堂——延川影劇院給全縣各界人士做了一場報告，開宗明義地談他對延川的感情。

我盡管出生在清澗縣，實際上是在延川長大的，在延川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延川的感情最深。在我的意識中，延川就是我的故鄉(xiāng)，就是故土。而且，我的創(chuàng)作、作品中，所有的生活和它的生活背景和生活原材料，大部分都取材于這個地方……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延川這塊土地，永遠抱著感激的心情。在我這本書中（《平凡的世界》——筆者注），寫過一句總獻詞——“謹以此書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實際上就是獻給延川的。^[12]

路遙講這段話時，距虛齡九歲那年的“出清澗記”，已經(jīng)有整整三十四年的歲月。在此，他毫無遮掩地向世界告知延川之于自己的意義。

我們再把鏡頭拉回到1957年深秋的那天早晨，追蹤衛(wèi)兒跟在父親屁股后面上路的情景吧！

筆者在第一節(jié)中已經(jīng)交代，王家堡村距衛(wèi)兒和父親要去的延川縣郭家溝村，大體有一百六七十華里的樣子，其中要經(jīng)過清澗縣城和延川縣城。大體的路線是先沿著咸榆公路走九十華里到清澗縣城，再沿流經(jīng)子長、清澗與延川三縣的秀延河河谷走六十華里到延川縣城邊的拐峁村，然后再沿文安驛川溯流而上行十華里，方能到達此行的目的地。這條路線與古代的驛道路線一致，是王家堡到郭家溝村的最便捷的交通路線。1940年春，王玉寬跟隨父親走南路墾荒時走的就是這條路；1947年冬，他娶了婆姨后跟隨父親再回老家王家堡時走的還是這條路。這次他領衛(wèi)兒，徒步去延川，規(guī)劃好是兩天的路程。

這條路線中最難走的路莫過清澗縣的九里山了。出王家堡村，沿咸榆公路南行七八華里即到石嘴驛鎮(zhèn)，再行十來華里，就是九里山了。而翻過九里山，則到了秀延河流域，父子倆要去的延川縣郭家溝村就屬于秀延河流域的村莊。

關于那雙新鞋，成為全國著名作家的路遙，在陜西省作協(xié)院子里納涼時回憶說，那天穿著新布鞋還沒走出多遠，新鞋幫就已經(jīng)磨破了他的雙腳，很快起了水泡。后來，他干脆脫下新鞋，赤腳跟在父親的后面……

盤繞在九里山的簡易公路是衛(wèi)兒有史以來最難走的路。1980年代中期，路遙在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時，把九里山寫進小說：

從縣城到他的村（雙水村——筆者注）有七十華里路。這條路連接著黃土高原兩個地區(qū)，因此公路上的汽車還是比較繁多的?！贿^，山兩面公路的坡度還是很長很陡的。這里汽車事故也最多，公路邊的排水溝里，常常能看見翻倒的車輛——上坡時慢得讓司機心煩，下坡時他們往往發(fā)瘋地放飛車，結(jié)果……上這坡時，所有的自行車都不可再騎了。

九里山是咸榆公路的咽喉要道，是陜北地區(qū)有名的大山。只要翻過這座山，清澗縣就不遠了。1957年深秋的咸榆公路仍是簡易的砂石公路。赤腳的衛(wèi)兒沿著公路翻越九里山，到達清澗縣城時，已經(jīng)是傍晚時分了。父子倆只好找地方借宿一晚上，討了碗白開水，嚼著干糧充饑。這難為九歲的衛(wèi)兒，第一天出門遠行竟赤腳走了九十華里。

第二天天剛亮，王玉寬就吆喝衛(wèi)兒起來。他把衛(wèi)兒領到早市上，用身上僅有的一毛錢，為兒子買了碗油茶，自己則用干糧充饑?？粗鴥鹤雍认伦詈笠豢谟筒韬?，王玉寬拉著兒子的小手上路了。秀延河河谷相對開闊，沿此間修筑的簡易砂石公路也較為平整，至少再不要翻那可惡的九里山了。

為了方便兒子的行走，王玉寬還特意撿了一雙破布鞋讓兒子換上——盡管這雙破布鞋像風箱一樣，但畢竟比赤腳要好。那雙制造“事端”的新鞋，早讓他收在身上的褡褳中——做一雙新鞋并不容易。

衣衫襤褸的王玉寬父子，一前一后地走在1957年深秋的路上，他們穿過下二十里鋪村、徐家溝村、寨山溝、園則溝村，走到了延川縣境內(nèi)的賀家灣鄉(xiāng)，越來越接近目的地。秀延河川面寬展，這對父子的心情也輕松了好多。餓了，嚼幾口干糧；渴了，趴到泛水泉上喝幾口泉水；累了，隨便找個陰涼處歇歇腳。等到太陽快要落山時，他們已經(jīng)過了延川縣城北的拐峁村，拐進更窄的川道。

王玉寬告訴兒子，再走十來里路就是你大伯的村子了，咱們趕上燈的時候就能到那里，你奶奶和大伯、大媽都等咱們呢！果真等到上燈時分，王玉寬父子出現(xiàn)在延川縣城關鄉(xiāng)郭家溝村。

衛(wèi)兒九歲時父子倆步行走延川的情景，成為路遙一生中永遠的心痛之處。1992年10月，路遙已經(jīng)生命垂危，但他仍清晰地回憶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往事：

我小時把罪受盡了。九歲那年，因我家窮，弟妹又多，父親便把我領到延川的伯父家。我和我父親走到清澗城時，正是早晨，那時我早就餓了，父親便用一毛錢給我買了一碗油茶，我抓住碗頭也沒抬就喝光了，再抬頭看父親，我父親還站在我眼前。于是，我就對父親說：“爸，你咋不喝？”我父親說：“我不想喝。”其實，并不是父親不想喝。我知道父親的口袋里再連一分錢也掏不出來了。唉……^[13]

陪護路遙的航宇清楚地記得，路遙說到這里，有些傷心地伸出手擦了一下眼淚。這是刻骨銘心的記憶，這是路遙一輩子都難忘卻的心結(jié)啊！

有資料顯示，在交通不便的中國西北地區(qū)農(nóng)村，農(nóng)民交往的空間范圍是以徒步半天的行程為半徑畫圓的。也就是說，四十華里左右為半徑的圓形區(qū)域是其一人所認知社會與經(jīng)營人生的空間。而出生在咸榆公路沿線邊山溝溝里的衛(wèi)兒，第一次出門遠行，就有一百六七十華里的跨度。在這個區(qū)域跨度中，衛(wèi)兒體驗與認知的世界又是怎樣的呢？想必，這真是個有趣的設想。

[1] 陜北人出生年月習慣按農(nóng)歷來計算，路遙出生于農(nóng)歷己丑年十月十三日，即公元1949年12月2日。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保存的“路遙檔案”中《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登記表》《路遙同志考察材料》等重要資料，均稱路遙生于“1949年12月2日”。另外，路遙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路遙小說選》“自序”中寫道：“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于陜北山區(qū)一個貧困的農(nóng)民家庭?！甭愤b胞弟王天云接受筆者采訪時也確證路遙的農(nóng)歷生日。可路遙病逝后許多研究著作卻以訛傳訛，稱路遙生日是“1949年12月3日”。本傳記特予糾正。

[2] 陜北方言，即“管理”。

[3] 陜北方言，即“父親”。

[4] 陜北方言，即“養(yǎng)活”。

[5] 2011年3月采訪路遙胞弟王天云記錄。王天云回憶，這個男孩應比王衛(wèi)軍大。

[6] 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恒的伴侶》，見李建軍主編《路遙十五周年祭》，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版。

[7]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文集》第2卷，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朱合作：《在王家堡路遙家中》，見劉仲平《路遙紀念集》（內(nèi)部資料）。

[10] 陜北方言，即剛出生的小孩就夭折。

[11] 朱合作：《在王家堡路遙家中》，見劉仲平《路遙紀念集》（內(nèi)部資料）。

[12] 路遙：《在延川各界座談會上的講話》，《路遙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13] 航宇：《路遙在最后的日子》，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