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副教授)

距今整整一個世紀的1916年，因三年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名聲大噪的泰戈爾受邀赴美游歷、演講。泰戈爾當時正為自己十幾年前在家鄉(xiāng)西孟加拉的桑蒂尼蓋登(徐志摩曾將此地名意譯為“寂鄉(xiāng)”)創(chuàng)建的實驗學校資金匱乏所苦，能去美國為學?；I集資金自然不是一件壞事。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從印度到美國的最佳旅行方式是搭郵輪橫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在美國西海岸登陸。日本作為這一漫長航線上最繁華富庶之地，當然也就成為泰戈爾選定的息肩之所。事后看來，這次漫不經(jīng)心的相遇，倒成了泰戈爾思想和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而《飛鳥集》就是它最好的注腳。

這是久已不滿于西方對東方的凌駕、困惑于現(xiàn)代對傳統(tǒng)的肢解的泰戈爾第一次造訪日本。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泰戈爾親眼見識了自日俄戰(zhàn)爭以來就被幾乎全亞洲的反殖民主義者奉為燈塔和救主的第一次“日本奇跡”。泰戈爾并不吝于贊揚日本作為古老東方成員卻無所畏懼地擁抱現(xiàn)代性所給予人類的一切。在他看來，日本正在以令人贊嘆的熱情和敏捷去承擔現(xiàn)代性賦予人類的責任。

但是，泰戈爾熱誠而廣博的人道主義情懷也促使他直言日本在剛剛納入它的殖民帝國的朝鮮半島所犯下的罪行，并將其與英國對自己的祖國印度的殖民以及他將要造訪的美國所廣泛存在的對黑人的欺壓并列。事實上，泰戈爾對日本的帝國主義傾向的公開批評使得多數(shù)日本公眾對他的熱情迅速冷卻。

好在大正時期的日本倒還并不缺少一個相對心態(tài)開放的精英階層。在泰戈爾的畫家朋友橫山大觀、下村觀山等的幫助下，泰戈爾得到橫濱富商原富太郎的邀請，到原氏宏大的日式園林“三溪園”中盤桓了一段時間。據(jù)隨同泰戈爾旅行的桑蒂尼蓋登學校學生穆克爾·迪伊(Mukul Dey)的記述，原富太郎是絕佳的主人翁，富而好禮，是慷慨的藝術贊助人。傍海而建的三溪園中仆從無數(shù)，主客優(yōu)游其間，頗得閑趣。風光和宴飲之余，泰戈爾在三溪園中也得以欣賞頂級的日本花道和茶道，并且與主人和其他賓客探討俳句之美。

我們現(xiàn)在并不知道這是否泰戈爾本人第一次接觸俳句。但無論如何，泰戈爾的確是在他用孟加拉文寫成的《日本來信》(Japan Jatri)中第一次嚴肅地討論這種文學形式，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泰戈爾看來，俳句的靈魂就是其節(jié)制。俳句絕不以音節(jié)的繁復和詞語的色彩來冒犯它所試圖表達的美，俳句毋寧是靜默的。節(jié)制體現(xiàn)了美的豐富性本身，靜默顯示了詩人理解美的深度。而發(fā)明了俳句這種形式的大和民族本身，其文化認同的核心就是這種節(jié)制。

以一個具同情心的視角來看，泰戈爾本人將俳句中的“節(jié)制”泛化和升華為一種他所宣稱的古老東方所特有的文明因子，其意實在于為東方/西方、傳統(tǒng)/現(xiàn)代的二元對立中，為前者，也恰恰是為那些在當時現(xiàn)實中承受災難和歧視的人，找到一種自立和平等的可能。而泰戈爾的真誠也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僅僅是他對他因文化而熱愛的日本在政治上嚴厲的批判，就足可以證明這一點。

但是，早就有論者指出，泰戈爾從詩學到“民族性”的這種推演本身，充滿了“本質(zhì)主義”的思維桎梏：詩學的節(jié)制，是否就是人性的節(jié)制？而詩人的節(jié)制又如何輕易地推論出整個民族的節(jié)制？縱使這些都成立，焉知人們在節(jié)制之外沒有其他恰好相反的德性？更根本的是，人的行為，哪里是單單由他們的美學品味、德性或者(更一般的)文化所決定的？那些具有“節(jié)制”或者任何他能找到的可以被特指為“東方”的文明特性的人群，不論是日本還是其他的東方后繼者，顯然并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承受苦難和歧視的人的救主。泰戈爾的政治學，大概是錯的。

百年風云，倏忽而過。本質(zhì)上屬于政治言說的各類“文明論”“文化論”和“民族性”理論，至少在嚴肅的學術討論中已經(jīng)沒有什么角色位置。世界的樣子，也早已滄海桑田。不過泰戈爾還是那個泰戈爾。他學習俳句，結(jié)合孟加拉文學傳統(tǒng)中的類似形式而創(chuàng)作的《飛鳥集》，仍然廣有讀者。就此而言，美的確是超越時空和政治的。

自從鄭振鐸首先將《飛鳥集》譯介到中文世界以來，各種散文體和詩體的譯本僅筆者所見也將近十個。鄭譯本身已經(jīng)逐漸獲得經(jīng)典地位，后出諸家也多有所發(fā)明。詩無達詁，而況譯乎？譯本之多，實在是很正常而應得到讀者歡迎的。不過，意氣自許，胡亂翻譯的事情間或也不少見。那種罔顧泰戈爾一再申明的自己創(chuàng)作《飛鳥集》時的美學旨趣，以肆而野之筆馮陵閑淡幽遠的詩境的所謂翻譯，大概是不能用所謂譯者的自由來遮羞的。

王君欽剛，是我大學時代的好友，除了全班公認的才華橫溢，尤以沉穩(wěn)篤實為朋輩所推重。畢業(yè)近二十年來，欽剛在案牘之勞與生活瑣細之余，仍保持對美的純粹追求，常有詩作分享。從青春揚厲到寧靜自持，欽剛的詩愈轉(zhuǎn)愈精，也事實上成為中國二十年大變化中個體記憶和理解的標本之一。

2015年末，欽剛發(fā)愿重譯《飛鳥集》，數(shù)月而成。攬閱之下，頗有泰翁終得知音之感?！讹w鳥集》之英文原作基本不押韻，但是從中文特點和中文讀者的閱讀傳統(tǒng)而言，若想表達泰戈爾那種詩境，似乎還是以韻體為佳。欽剛的譯本盡量做到了押韻，我想這對中文讀者體味原作的三昧還是特別有益的。此其一。泰戈爾作《飛鳥集》之時，已過知天命之年，又是一戰(zhàn)方殷之際，詩作中蘊含的人生況味，大概不是未經(jīng)一番沉浮的譯者所能輕易體察的。欽剛以不惑之年的閱歷和感悟來觀照泰翁之詩，其得于字里行間者，當遠多于他人。此其二。

《飛鳥集》問世百年之際，中文世界又得新譯，實在是一件美事。我相信一定會有更多的讀者會以王譯為向?qū)?，進入泰戈爾淵深博大的世界。而欽剛之功莫大焉。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