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軍事工程學院

母親瑪利亞·費奧多爾羅夫娜的去世是促使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留在莫斯科重要的情感因素。然而，在到軍事工程學院入學前，離去的愿望和慘淡的前景之間的內在矛盾形成了一種神秘的病態(tài)，讓陀思妥耶夫斯基飽受煎熬。毫無明顯的征兆，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了咽喉或是胸腔的小病，使得他無法說話，而發(fā)病的原因無法確定。原定的彼得堡之行不得不推遲，直到有人勸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相信此行的積極意義。安德烈回憶，他哥哥的嗓音從那時起就帶著沙啞，一直未能復原。

勸說的理由聽上去合理，費奧多爾的病情在離開莫斯科后馬上開始好轉。這也難怪！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怎能不激起俄國少年的精神和身體的強烈興奮？對于所有俄國的年輕人來講，從莫斯科到彼得堡，就是從過去到現在，從修道院和宗教游行之城到莊嚴肅穆的政府大樓和雄姿英發(fā)的部隊儀仗之城，就是光臨彼得大帝開辟的“歐洲之窗”。對米哈伊爾和費奧多爾而言，這同樣是從男孩到男人的轉變之旅，熟悉的家庭庇護結束了，不安定的自由獨立開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多年之后寫作的《作家日記》中，揭示了兄弟二人接受這一新時代時的心情。兄弟倆腦子里雖然裝滿了應付入學考試的數學，但是內心私懷文學理想?！拔覀冎粔粝朐姼枧c詩人。我哥哥寫詩，每天至少三首，在路上也不停歇，而我心里一直在寫作一部關于威尼斯生活的小說。”^[1]兩個年輕人計劃參觀普希金四個月前決斗的地址，去瞻仰“他的靈魂消散的房間”^[2]。兄弟倆當時癡迷于一種模糊的向往和期待，后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發(fā)現了其道德和文化意義。“哥哥和我向往新的生活，我們對那些偉大的、對一切‘美麗而崇高’的事物懷有夢想；這樣的詞匯，至今還很新鮮，毫無反諷的成分?！?sup>[3]

圖3 官家信使在執(zhí)行任務

諸君一定要估量到下文將要發(fā)生的事會讓你多么震驚，因為它同19世紀30年代俄國文化中典型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主義背道而馳。奔赴彼得堡的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路過了一家驛站，他看到一位身著全套制服，頭戴迎風招展的白黃綠花翎三角帽的官家信使風風火火地停車。這位信使面色通紅、身強力壯，他停下馬車，直沖驛站，灌下一杯伏特加后，便重新躍上他的三套車。沒過多會兒，他就站起身來，用拳頭打他的馬夫，一位年輕農奴的后脖頸。馬兒在馬夫瘋狂的鞭打下飛奔，信使無情的拳頭機械地上下?lián)]舞，馬夫的鞭子也相應地抽動，三套車就在這樣的節(jié)奏中，絕塵而去。^[4][5]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想，馬夫回到自己的村子后，一定會打他的妻子，一雪前恥?！斑@病態(tài)的畫面，”他說，“讓我終生難忘?！?sup>[6]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罪與罰》的筆記中草草記下了這樣的話：“我人生中最早經受的欺侮，那匹馬，那個信使?！?sup>[7]我們可以由此確定此次經歷的首要地位和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個性成長的塑造作用。信使是野蠻的、壓迫人的政府的象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要為這個用赤裸裸的暴力和生活的艱苦統(tǒng)治農奴的政府服務。“我永遠無法忘記那個信使，無法忘記我一直深愛的俄羅斯人民中存在這樣的羞恥和兇殘，同時不情愿用過于片面的方式去解釋?！?sup>[8]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這樣謹慎防備的言辭表達了自己在19世紀40年代的激進主義傾向，當時他的腦中只有農奴制問題?！斑@小小的一幕在當時我看來，可謂是種象征，一種原因與效果之間的生動呈現。動物的境遇就是人的境遇。19世紀40年代末，當時的我最無所顧忌、激進狂熱，我一下想到，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慈善社會（就是說激進派或者社會主義的社會），我一定要將信使和他的三套車封印在新社會的熱郵戳印章上，作為它的象征和標志?！?sup>[9]陀思妥耶夫斯基試圖告訴讀者，少年時代的他僅僅用社會政治術語在闡述農奴制的罪惡，僅僅是因為那打在農奴脖子上的緊攥的拳頭。他相信罪惡會隨著拳頭地松開而消失。

一位16歲的少年當然從未見過在這位完全無可指責的受害者身上，暴力到來得如此風平浪靜、循規(guī)蹈矩。這種“冠冕堂皇”的反人道的本質或許能在罪惡的預想社會源頭中激起星星之火。然而，我們再一次地發(fā)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處的情感是何以為一件公共和社會生活中的小事而騷動，盡管這件事同他個人一點關系也沒有。

批評界的陳詞濫調堅持認為19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是對“現實生活”動蕩的社會政治問題的一種唯我論的和內省式的反撥。正如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指出的，支配時代的人會有完全不同的觀點?！笆篱g的苦難，宇宙的謎團，對愛與英雄主義的向往，因幻想無法實現的祝福而產生的悲痛與絕望，哈姆雷特式的公墓之行，浪漫的蒼白，浪漫的胡須，浪漫的發(fā)型——這一切以及類似的一切，都是不屈精神的證據。他們共商大計、組黨結社、擇機而振臂是可怕的，而且一定會發(fā)生?！?sup>[10]少年時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疑是浪漫主義者，但是文學中得到的印象卻加強了現實中的印象。如果沒讀過普希金和卡拉姆津，沒從席勒的“美麗而崇高”的道德理想中找到自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會無法從農奴馬夫被打的事件中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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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用這樣的一幕迎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意識到他以后就要到這些外表美輪美奐實則骯臟卑鄙的政府大樓中服役。事實上，他第一次與官員面對面的接觸，就見識了那些隱藏在整個俄國社會所有機關中的腐敗。抵達彼得堡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將孩子安置在預備學校里準備軍事工程學院的入學考試。然而，即使有這樣優(yōu)越的條件，也不能保證成功。米哈伊爾因“體弱多病”被拒之門外；費奧多爾雖然考得很好，但還是沒有得到免費入學名額。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為孩子提交申請時，校方允諾了免費名額，但他后來才知道，那都是留給會給考官“送禮”的學生的?！罢娓瘮?！”陀思妥耶夫斯基憤憤不平地在致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們這些一個盧布掰成兩個花的人要付學費，而那些富人的孩子卻不需要?！?sup>[11]幸運的是，庫馬寧出資相救。米哈伊爾最后也被另一家軍事工程學院錄取，并轉到沿波羅的海的省份。

從一種純世俗的觀點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為孩子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軍事工程學院坐落于宏偉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宮（ikhailovsky palace），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贊助下，它成為19世紀30年代的俄國最華美的建筑。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學院里的生活卻是一種折磨，他視把他送到這里來的決定是一個令人悲痛的錯誤。這個決定不僅錯在完全無視孩子的個人興趣，而且錯在將他們放到一個充滿了肢體暴力的嚴格的軍事訓練的鐵律中，而在同時代的莫斯科大學的同學間，如赫爾岑描述的那樣，卻有一種兄弟情誼?！拔已矍岸际鞘裁礃拥陌駱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年后回憶?！?3歲的少年，完整的一生已經在招手：到哪里晉升，什么更得利，如何投機倒把（我在軍事工程學院）獲得輕松又獨立的指揮崗位！”^[12]

對這位滿腦子“美麗與崇高”的莫斯科少年來說，同學們平庸的道德觀讓他有一種沮喪的醒悟。如果他已經為官家信使而惱火，那么不難想象他對上流社會對任何人都高高在上的粗野態(tài)度是多么恐懼。格里高里耶維奇（D. V. Grigorovich）的回憶錄對軍事工程學院生活做了犀利的描述，60年過去后，這些回憶依然能喚起“痛苦的回憶”^[13]。學長對下層家庭出身的學生的蹂躪是一種愛好。校方無視這種殘忍的運動，紀律毫不動搖，任何反抗和抵觸都會招致一群人的亂毆，而結果總是反抗者進醫(yī)院。

圖4 軍事工程學院

當發(fā)現自己處于這樣一個圈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反應是完全陌生和無法融入。那時的他借鑒了很多浪漫主義文學的語言，就在被錄取的六個星期后，他在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寫道：“天地之氣化為［人之］靈魂，人是多么違背自然規(guī)律的小孩啊，靈魂的天道被破壞了……我認為，世界給自己添加了消極意義，從崇高精致的精神變成了一種諷刺?！?sup>[14]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開始思考“人生就是一個人本性中物質與精神兩個面的永恒斗爭”的問題；他會將現世視為“煉獄”，一切磨礪與苦難服務于道德凈化的最高目標。

陀思妥耶夫斯基結交的一位學弟，日后成了著名畫家，他這樣描述費奧多爾：“他的制服、軍帽和槍都窩窩囊囊地掛著，好像這一切都是他暫時不得不穿和用的東西，作為桎梏在束縛和壓迫他?！?sup>[15]格里戈羅維奇告訴我們，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時已經展現出他無法融入社會的特征，呆坐一旁，無心娛樂，深埋書海，只想一個人待著?！?sup>[16]當時在學院里當差的軍官薩維利耶夫（A. I. Savelyev）說：“他非常熱衷宗教，狂熱地履行東正教信仰要求的各種義務。他總是帶著《圣經》或者佐科（Zschokke）^[17]的《禱告時刻》（Die Stunden der Andacht）［一本著名的勸教文集，強調將基督之愛應用于社會現實］，等等。每當神父波魯耶克托夫（Father Poluektov）講座結束后，費奧多爾都要和他談很久。周圍的人感到驚奇，都管他叫主教阜丟斯（Photius）。”^[18]他并不滿足于私下思索基督的社會思想，而是勇敢地用它們對抗學校生活中的欺侮。

薩維利耶夫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伊萬·別列熱茨基（Ivan Berezhetsky）在同學中顯得特殊，因為他們“同情貧窮、軟弱和不受保護的群體”。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去制止這種司空見慣的暴力，就像他們保護門衛(wèi)和其他校工一樣”。^[19]對外語老師，特別是德語老師的虐待，是校園上“最受歡迎的室內娛樂”，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為此斗爭，但很少成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份石板印刻的校報的編輯，這說明他在學校里的公眾地位和受接納程度。盡管因獨來獨往而聞名，他還是結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中的很多人注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格里戈羅維奇同他在文學和藝術上志趣相投；40年代成為“進步”小組核心的別克托夫（N. Beketov）和他有著同樣的社會和道德關懷；別列熱茨基，除了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就很少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里了，他身上的人道主義、智力上的清高和優(yōu)雅的自大或許是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所有的回憶作品中都將別列熱茨基稱為學院里最好的朋友。薩維利耶夫描述他們是如何在宮殿寬敞的房間里走來走去，談論當下的詩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維亞澤姆斯基［Vyazemsky］），而其他同學每逢星期二的晚上都會跳舞和室外運動。另一位回憶錄作家還寫道，他們在大聲討論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廊里追著別列熱茨涅茨基，說完最后一句話。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0年初在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寫道，他在上一年結交了一位朋友，“讓他感到了兄弟之愛”；“我的陣營里有了同伴，我喜歡這樣的人”。這只可能是別列熱茨涅茨基，他們一起交流過席勒?！拔野严盏淖髌枫懹浻谛?，談論他，夢見他……我同他一起讀席勒，我相信在他身上有高尚赤誠的堂·卡洛斯、羅薩侯爵和莫蒂默。這段友誼同時帶給我痛苦和歡樂……席勒的名字對我來說更親近了，是具有魔力的音響，喚起無數的幻想，它們是苦澀的，哥哥?！?sup>[20]^[21]兩個男性之間的友誼熱度極高。在19世紀30年代，男人間因席勒而結為摯友，并不罕見。^[22][23]這可以從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及的席勒的主人公推斷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是他們的化身，都受到崇高理想主義、愛和友誼的感召，為自由和正義的社會愿意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們無從得知他對同別列熱茨基的友誼的回憶為何是“苦澀”的，可能出現了裂痕?！暗叵氯恕钡脑捒赡軙屛覀児苤懈Q豹?！拔以羞^一個朋友，但我心里那時已經是個暴君，我想要無邊無際地統(tǒng)治他的心靈……我要求他傲慢地同周遭世界完全脫離……然而，當他完全向我敞開心扉時，我卻立即開始憎恨他、厭惡他，我需要的僅僅是戰(zhàn)勝他，讓他成為我的附屬，僅此而已?！保?：140）這個片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們展示了他對自己性格中變態(tài)心理的自我認知，我們以后還有大量機會見識這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學院里的地位讓他不得不需要朋友們的同情與耐心，直到最后他們都忍無可忍。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席勒主義”的批判性態(tài)度可以追溯到他這樣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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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軍事工程學院時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父親的去世。父親存在被謀殺的可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兩年沒見過父親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將兩個兒子安置在圣彼得堡后，就回到莫斯科，再也沒有相見。由于健康原因（他的退休申請中提到他的風濕病和視力下降），他辭了職后到達洛沃耶住下。沒有了瑪利亞·費奧多爾羅夫娜和醫(yī)院里一兩位同事的支持，他的道德在外省離群索居的生活中崩潰了。阿廖娜·伏羅洛夫娜繼續(xù)擔任他的管家，聽到過他在大醉后同妻子暢談，好像妻子還在世一樣。曾經在家里做過女傭人的兩個農村女孩中的一個，后來成了他的情婦，并在1838年為他誕下一個私生子。費奧多爾知道父親所作所為的可能性非常小，很難想象他可以得知這些信息。

弗洛伊德在其名篇《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Dostoevsky and Parricide）中精細地建構了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聽到父親去世消息時的反應，根據心理分析理論，由于他與父親俄狄浦斯式的對抗關系，其逝世滿足了他內心一直被壓抑的弒父渴望。作為懲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病第一次發(fā)作。然而事實上，我們并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患有癲癇病的證據。那些弗洛伊德推測出的所謂“事實”，在最好的情況下是可疑的，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完全錯誤的；弗洛伊德為了“解釋”他的心理分析術語所提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歷完全是虛構。^[24]雖然，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弗洛伊德的“概要”（aper?u）也有其可以接受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感到自己和父親的死有關，情感上深有負罪感，但是其原因卻與弗洛伊德所說的大相徑庭。

為兩個兒子的未來鋪好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的焦慮永恒的來源。任何事都和計劃好的不一樣，意外支出也不斷增長。通信中有大量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支付的300盧布的討論，還沒算預備學校讓孩子們在炮兵部隊和要塞接受訓練的常規(guī)雜費，可后來知道“根本用不著給［克斯托馬洛夫（Kostomarov）］的三百盧布”^[25]。米哈伊爾的落榜和費奧多爾沒拿到公費名額都是巨大的打擊。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的信中充滿憂慮，盡管自己的財政緊張，但他還是盡量滿足孩子的需求。1837年，兩個兒子聯(lián)名致信父親說，他們收到了父親寄來的70盧布，這遠遠多于生活必需?！拔覀兪盏搅四男藕?0盧布，錢里浸透了您勞作和辛苦的汗水。這讓它更加珍貴！我們感謝您，衷心地感謝您，感謝您為我們想好了一切?！?sup>[26]這是一種煽情的語體，是對他們父母書信的口吻的模仿，米哈伊爾和費奧多爾都這樣寫信。兩個孩子都意識到客觀現實為自己的情感找到了正當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在把兩個兒子很糟糕地安置了之后，依然沒能走出憂郁。不知出于何種原因，費奧多爾第一年沒有得到晉升。父親在收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后，輕度中風。費奧多爾在寫給父親和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將落后的原因歸咎于老師們的敵意，并附上優(yōu)秀的成績單來證明學校的不公正。然而，他并沒有附上他糟糕透頂的軍事訓練課的成績單，那才是他失敗的原因，由于偏科在當時的學院里是普遍現象，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認為軍事訓練上的不足可以抵消他在其他課程上的優(yōu)異成績。不論如何解釋，這件事無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父親的精神都有極壞的影響。“我不后悔，只要可憐的父親的眼淚不會將我的靈魂融化?！?sup>[27]至少后半句，他是當真說的。

不斷向父親要錢這件事可能也困擾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這完全是必要的要求，但真正的原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在更為富庶的同學中間顯得太不堪。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大多數同學都心懷輕蔑，但他無法忍受別人既把他當怪人，又把他當下等人，對社會地位和自尊的要求天真地顯露在他的書信中。他在1839年春致信父親，學校雖然配給了靴子，但他需要錢買額外的，同時還需要錢買額外的茶，還有一個書柜。為了證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在信中同父親說，自己僅僅是遵守當時社會的“法則”而已?！盀槭裁匆斕乩兀俊彼髀冻隽俗约旱膶擂?，“當特例總會帶來最難受的不悅?！?sup>[28]

他所說的“法則”其實僅是讓同學們看得起而已。這在彼得·謝苗諾夫伯爵（Count Peter Semenov）（此人后來成為探險家和博物學家）的回憶錄中得到證實。他曾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彼得宮露營?！拔覀円黄鹇稜I，住在同一頂帳篷中……我沒有多余的茶（我們早晨和晚上都吃了一點），除了配發(fā)的之外，沒有多余的靴子。雖然我讀的書和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多，但是我沒有書箱。所以說明，那么做完全沒必要，不過是為了看起來和他那些有茶有鞋有書箱的同學一樣而已?！?sup>[29]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有求必應。1839年3月，他在信中說他欠別人70盧布（并未解釋緣由），并要求額外的10盧布拿去露營。父親回給他94盧布。兩個月以后，他再次要錢，父親向他清晰地描述了達洛沃耶產業(yè)的現狀。父親提醒兒子，達洛沃耶已連年歉收，今年或將顆粒無收。父親說，即使去年農民就已經拿鋪房頂的稻草當飼料了，“但和今年的糟糕現狀遠不能相提并論，從早春到現在，沒下過一場雨，連滴露水都沒有，炎熱和烈風幾乎摧毀了一切。現在問題不是一切莊稼都毀了，而是饑荒。知道這些以后，你還會不會怪父親不給你錢？”^[30]隨后父親還是將錢附上，并告訴孩子省著點花。這封信寫于1839年5月27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在6月就離開人世了。他與兒子最后的交流，是真正意義上的“遺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定是在收到這封信的同時得知父親的死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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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親之死的各種相互矛盾的版本，我們沒必要深究。某位農民一時怒發(fā)沖冠，還是事先早有計劃？是因為農民無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的壓榨與殘酷，承擔他的孤獨和憂愁，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運在1839年火災后農民的騷動中結束？這些問題都沒有結論性的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顯然是窒息而死，但他身上沒有謀殺的痕跡。雖然官方說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醫(yī)生死于中風，但莊園上謀殺的流言一直不斷，家人決定不予深究。庫馬寧一家對喜怒無常的醫(yī)生沒有感情，謀殺很難被偵破；一旦偵破，莊園上幾乎全部成年男丁都要流放，這就意味著孩子們的遺產就將化為烏有。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測，他的兩個哥哥可能一開始就聽說父親是被謀殺的。^[31][32]

通過這一切我們可以猜測，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因負罪感的驚嚇和得知父親的死訊及原因后的悲傷而感到不知所措。他在這段時間感到的不安既來源于他學業(yè)上的失敗，也來源于他意識到他為了平復自己對社會地位的渴望而對父親有限的資源進行剝削，這一切給他帶來了瘋狂的自責。農民因憎恨報復父親，難道父親就沒有錯誤嗎？是否是純粹為了滿足他那些浮夸的“需要”，父親才晚節(jié)不保呢？

如果我們假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痛苦可以用這些術語去描述，那么我們就接近了對陀思妥耶夫斯基19世紀40年代的行為和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的解釋。將自己內心的負罪感投射為外化的社會學術語是再自然不過的消解方法，特別是當這些術語成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形式，可以幫助擴大反農奴制的宣傳。這位敏感的人道主義者在馬夫被打的時刻就已經陷入驚愕。當他用自己備受折磨的心靈幻想那些在達洛沃耶發(fā)生的，自己也有著不可逃避的責任的事的時候，該有多么不知所措？他的負罪感轉化為對農奴制熾熱的仇恨，只有將這魔鬼的制度完全摧毀才能寬慰負罪感給他的心靈帶來的傷痛，正因如此他走上了一條將他引向西伯利亞的道路。

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能接受弗洛伊德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情感上因弒父情結產生的內疚。然而，弗洛伊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聽到死訊后第一次爆發(fā)了遺傳性的癲癇病的診斷同陀思妥耶夫斯基1854年一封家書相互矛盾。這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提到了這種疾病，但其他任何條件下，他似乎都沒再提及過。沒有任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學在回憶錄文獻中提過他癲癇病發(fā)。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同學開始撰文回憶他，當時，作家患有癲癇病已成了公共常識。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上百名同學住在營房里，日夜處于監(jiān)視之中，癲癇這樣的病癥很難隱瞞。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父親的死唯一記錄在案的回應是1839年8月寫給兄長米哈伊爾的信，其中絲毫沒有流露任何對該消息的疑慮?！拔矣H愛的哥哥，我為父親的死而流淚！”僅此而已，更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憂慮的其實是弟弟妹妹們的生活，而且主要是道德層面，而不是實際生活，他一想到弟弟妹妹會被庫馬寧教育就惡心。所以，他強烈贊同米哈伊爾的計劃，盡管后來并未實現，即退役去達洛沃耶專心撫養(yǎng)弟妹?！凹依飳`魂的和諧塑造，對基督教準則的發(fā)展，對家族道德的驕傲，對罪惡和僭越行為的恐懼，這才是教育的成果。我們雙親的遺骨定會在濕潤的土壤里靜靜長眠?！?sup>[33]這顯然是他認為的自己所接受過的培養(yǎng)和教育，并在這種悲痛中傾向于將其理想化。這些詞句完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身份認同，它引領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發(fā)現他家族傳統(tǒng)價值觀的永恒性。

同時，信中還表現出了一種釋然，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肩膀上的重荷一下解除了一樣。他向米哈伊爾說，現在他能更加冷靜地看待學院里周遭的事物了。他也第一次表達出他想放棄從軍的想法?！拔椅ㄒ坏哪繕司褪亲杂桑覟樗鼱奚艘磺?。但是我常常在想，自由能給我?guī)硎裁?？……在一群不認識的人中間，我將成為誰？”^[34]除卻這些喋喋不休的恐懼，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表達出一種對自己和未來的信心，他對總有一天“神圣的希望”將會實現有著堅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前絕不敢違抗父親的想法，任何違抗都會讓父親悲痛欲絕。父親的去世去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感上最重要的障礙，同內疚伴隨而來的是解放的感覺。

或許是一種令人費解的意識推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讓他認為自己的靈魂“不再為從前的風暴所接近”，這就是“人的心中藏有深沉的秘密”。此外，他此生的目標確立了。他說：“我將研究生活和人。”他已經開始在這個領域取得相當的成就。他接著說他要追求的東西可以通過研究“作家筆下的人物而實現，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是我生活中最好的時光，自由，快樂”?！叭耸莻€謎題，”他在后幾句中寫道，“必須解開這個謎題，而當你把全部的時間都花在上面，別說你虛度了光陰；我完全投入其中是因為我想做一個人?！?sup>[35]這樣讓人過目不忘的話出現在討論父親之死的信中絕非巧合。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事可以讓他如此親近、如此徹底地走近人生的謎題，這些謎題帶有瘋狂、失控和毀滅的力量，無數道德的謎題，甚至包括他放縱自己向父親要錢，同時闖入了外部世界和人的內心。正是這些謎題，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窮盡一生去解決；沒有人會指責他為了這樣的謎題虛度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