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

鑒于本書是我已經(jīng)出版的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作品的五卷作品的縮編本，我覺得應該向我的新讀者們介紹一下寫作它們的初衷。這個想法主要源于我發(fā)現(xiàn)在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涯的許多二手著作中，他的作品的某些重要方面被忽視了，或者至少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些研究主要著眼于他的個人歷史，因為他的人生如此不同尋常，以至于傳記作家們幾乎無法抗拒地要對其跌宕起伏詳加敘述。在對俄國社會的深度和高度的熟悉程度上，沒有其他哪個像他這樣地位的俄國作家能夠與之媲美——作為苦役犯，他曾在西伯利亞與農(nóng)民罪犯共同生活了四年，到了晚年，他又受邀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家族的年輕成員一同用餐，有人相信沙皇可能從與他的談話中受益。不難理解，這樣的人生及其所有迷人的細節(jié)成了人們最初思考和解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時的背景。

不過，我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更別提他發(fā)表在報刊上的文學和政治時評，他的《作家日記》是俄國有史以來流傳最廣的月刊）越多，就越是覺得傳統(tǒng)的傳記觀點無法充分展現(xiàn)其創(chuàng)作的復雜性。事實上，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與為他的所有小說提供了內(nèi)容的心理和情感問題做著斗爭，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也從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中獲得了靈感。特別是在他的重要作品中，此類理論為人物經(jīng)常顯得離奇和古怪，有時甚至顯得兇殘的行為提供了主要動機，比如《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和《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與基里洛夫。雖然小說中對人物個人糾葛的描繪經(jīng)常達到了情節(jié)劇般的效果，但想要真正理解他們，我們必須明白他們的行為如何與意識形態(tài)動機交織在一起。

因此，當我開始撰寫自己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時，我覺得應該改變視角，純粹的個人傳記不應繼續(xù)主導對其創(chuàng)作背景的解釋。在我的書中，留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生活的篇幅要小得多，而留給他生活時代的各種流行思想的沖突的篇幅則大得多。作為對我的前四卷作品理解最深刻的讀者，令人深為緬懷和才華出眾的小說家與批評家大衛(wèi)·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表示：“艾爾曼的《詹姆斯·喬伊斯傳》堪稱大部分文學傳記的衡量標準，但完全不像弗蘭克那樣深入意識形態(tài)、政治或社會理論的細節(jié)?！边@并非意味著我忽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但其仍然與那個時代的其他方面聯(lián)系在一起，從中獲得了大得多的意義。事實上，界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創(chuàng)性的方法之一是看到他把個人問題同當時重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結合起來的這種能力。

上述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評著作缺陷的評價主要適用于他的母語之外的其他語言作品（主要為英語、法語和德語）。當然不能說俄語學術和批判作品沒有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的意識形態(tài)和哲學背景進行過探索。事實上，我對該背景的分析從幾代俄國學者和批評家那里受益良多，包括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imitry Merezkhovsky），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Vyacheslav Ivanov）和列昂尼德·格羅斯曼（Leonid Grossman），還有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和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kolay Berdyaev）等哲學家。但由于布爾什維克革命，俄國學者們很難以這些開創(chuàng)者為基礎繼續(x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展開公正和客觀的研究，直到近年情況才有所轉變。畢竟，他最偉大的作品旨在破壞催生了那場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因此必須突出他的缺陷而非成就。而除了很少的例外，移民學者的作品專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道德—哲學影響，而非作品本身。在心懷感激地利用所有這些詮釋成果時，我也試圖糾正它們在我看來的局限性，無論是由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還是非文學方面的考慮引起的。

不過，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放在它們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背景下只是充分理解其作品的第一步。因為它們的重要之處并非在于他的人物參與了理論爭辯，相反，關鍵在于他們的思想成了他們個性的一部分，達到了無法彼此獨立存在的程度。在他創(chuàng)造的行動和情節(jié)中，思想主導著行為，而且沒有讓后者變成隱喻，他作為意識形態(tài)小說家的無與倫比的天才正是在于這種能力。他擁有我所稱的“末世論想象”，能夠想象將思想變成行動，直至最后的結果。與此同時，他的人物對這些結果的反應符合他們所在環(huán)境流行的普通的道德和社會標準，正是這兩個層面的融合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既有豐富的想象，又有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基礎。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親密的伙伴之一、哲學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在一番極為敏銳的話中指出，他天生傾向于用這種方式將思想戲劇化。斯特拉霍夫寫道：“最普通的抽象思想也常常會對他產(chǎn)生不尋常的沖擊，讓他激動不已。無論如何，他是個極度容易激動和敏感的人。一個簡單的想法（有時甚至是非常司空見慣的）也會讓他突然激動起來，向他呈現(xiàn)出自身的全部意義?？梢哉f，他對思想具有不同尋常的活躍感受。然后，他會用不同方式陳述那種思想，有時對其作出非常犀利和生動的表達，盡管并未對其進行合乎邏輯的解釋或發(fā)展其內(nèi)容。”（3：42）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種“感受思想”的天生傾向讓他最好的作品帶有了特別的印記，也是為什么確定他的作品與他生前的思想演化的關系顯得如此重要。

19世紀40年代，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窮人》讓他聲名鵲起，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稱贊那是俄國文學中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品最重要的范例。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紀40年代發(fā)表的所有作品都顯示他接受了當時在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理念——可以認為這些理念受到了基督教的啟發(fā)，盡管根據(jù)現(xiàn)代社會問題對其精神進行了重塑。不過，雖然空想社會主義并不宣揚為了達到目標而采用暴力，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滿了對同情和憐憫的需求，但他屬于一個以煽動反對農(nóng)奴制為目標的秘密團體（該組織的存在直到他去世后很久才為人所知）。不過，在這個地下陰謀集團能夠采取任何行動前，它的成員就卷入了一個名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無害討論小組（他們都是其成員）的被捕和判決中。

該小組的成員經(jīng)受了假死刑的煎熬，然后獲悉了對他們的真正判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到西伯利亞接受苦役。結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世俗”基督教信仰經(jīng)歷了關鍵的轉變。此前，他一直致力于改善塵世生活；現(xiàn)在，這個目標沒有被拋棄，但蒙上了陰影，因為他意識到作為道德存在支柱的對永恒的希望有多么重要?？嘁蹱I的歲月還讓他相信，對自由的需求（特別是感到能夠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人類個性中無法根除的要求，如果沒有其他的出口，它甚至會通過明顯的自我毀滅形式來表達自身。此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寫的，在苦役營度過的四年幫助“［他的］信念”在更加世俗的層面上“重生”。這是因為他越來越意識到，即使在最兇殘的農(nóng)民罪犯的心中也深深植根著傳統(tǒng)基督教信仰，他們在復活節(jié)儀式上匍匐在地，鐐銬哐啷作響，聽著神父念叨“主啊，接受我吧，哪怕我是盜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對他心目中俄國人民無法消除的基督徒本質(zhì)的信仰便源于這些經(jīng)歷。

于是，結束在西伯利亞的十年流亡回到俄國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接受在那段時間成長起來的19世紀60年代的新一代人的主流思想。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和杜勃羅留波夫（N. A.Dobrolyubov）宣傳的這些獨具特色的俄國思想融合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無神論、19世紀法國思想中的唯物主義和理想主義，以及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英國功利主義。俄國激進主義獲得了新的基礎，即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謂的“理性利己主義”，后西伯利亞時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此無法接受。他用來反對這種新的信條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地下室手記》，小說中的地下人相信一切人類行為都服從于決定論——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張的這種決定論代表科學的終極和權威形式——這不可避免地與地下人的道德情感發(fā)生沖突，深受折磨的他想要超越這種沖突，但無能為力。

《罪與罰》對另一位激進派思想家德米特里·皮薩列夫（Dimitry Pisarev）的思想做了回應，此人鮮明地區(qū)分了沉睡的大眾和像拉斯柯爾尼科夫這樣的卓越個體，后者相信他們在道德上有權為了人類的利益而犯罪。不過，拉斯柯爾尼科夫最后發(fā)現(xiàn)，他的真正動機是測試他是否能戰(zhàn)勝自己的基督教良心去實現(xiàn)這個目標（他的測試沒能成功）。迄今仍是描繪革命密謀的最佳小說的精彩的《群魔》以涅恰耶夫事件為基礎，即謝爾蓋·涅恰耶夫（Sergey Nechaev）領導的一個地下團體中的某位年輕大學生被害的案件。這個完全肆無忌憚和擁有鋼鐵意志的煽動者寫了《革命者教義問答》，以功利主義者的立場宣揚為了實現(xiàn)所謂有益的社會目標而不擇手段，相形之下，馬基雅維利看上去像個唱詩班的孩子。

除了駁斥他所反對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試圖創(chuàng)造一個可以作為新一代人正面榜樣的基督教道德形象?！栋装V》就是通過描繪這種基督教理想來反駁陀思妥耶夫斯基抨擊的“理性利己主義”的一次嘗試，但最終他無法避免讓梅什金公爵遭遇災難性的結局。這種塵世的失敗無疑是基督自我犧牲的范式中所固有的，但當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jīng)開始相信“像基督的訓誡那樣愛人如己是不可能的。人們受到塵世間的個性法則束縛。自我阻止了他們”。只有在來世才能真正戰(zhàn)勝“個性法則”。

19世紀70年代標志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個新的階段，因為激進意識形態(tài)本身在那些年里發(fā)生了變化。此時，像米哈伊洛夫斯基（N.K. Mikhailovsky）和彼得·拉夫羅夫（Peter Lavrov）這樣的激進派宣傳家否定西方的“進步”觀念是社會演化的唯一途徑。這些思想家沒有放棄對沙皇統(tǒng)治的堅定反對，但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受到馬克思對把農(nóng)民變成無產(chǎn)者的“原始積累”的譴責的影響），他們開始從祖國為他們所目睹的歐洲下層階級的不斷貧困化尋找新的解決途徑。隨著農(nóng)奴制在1861年被廢除，有人擔心同樣的過程將不可避免地在俄國重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的第一次歐洲之行中看到了這場社會變革的后果，斥責那是肉欲之神巴爾的勝利。

就這樣，激進派開始重估俄國農(nóng)民生活的優(yōu)點，這讓他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距離比過去大大縮短。立場的這種改變無疑是他的下一部長篇小說《少年》意外地發(fā)表在激進派雜志《祖國紀事》（Notes of the Fatherland）上的原因之一。小說對主人公做了精彩而生動的刻畫，這位知識分子一方面無法滿足自己對宗教信仰的需求，一方面又被這種信仰在農(nóng)民中的穩(wěn)定所吸引。書中還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長篇小說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重要的農(nóng)民人物，為小說過于復雜的浪漫主義情節(jié)提供了道德支柱。

現(xiàn)在，俄國激進派接受了植根于東正教信仰中的俄國農(nóng)民生活的道德—社會價值，但仍然拒絕接受作為那些價值來源的信仰本身，而是繼續(xù)堅持他們的無神論。這種內(nèi)在矛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和最偉大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中心，作品大膽地試圖利用神義論主題來應對這個問題。被認為博愛的上帝如何可能創(chuàng)造了一個存在惡的世界？19世紀60年代的激進派干脆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所寫的，19世紀70年代的激進派否定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造物的意義”。

在對基督教永恒困境的莊嚴呈現(xiàn)上，沒有哪個現(xiàn)代作家能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他一邊通過伊萬·卡拉馬佐夫對上帝所謂的善進行了猛烈抨擊，一邊又試圖用宗教大法官的傳說和佐西馬神父的布道對此做出反對。這些描繪讓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希臘和伊麗莎白時代的悲劇為伴，躋身但丁、彌爾頓和莎士比亞的行列，而非與很少敢于進入如此崇高領域的小說家同行為伍。他的每一個核心人物都被放在受到西方文學中某些最偉大作品影響的具有豐富象征意義的尺度上詳加描繪，他本人的小說現(xiàn)在也在那類作品中占據(jù)了無可爭議的位置。

無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和時評的感染力，還是他與俄國社會所面對的最深刻問題的熱情斗爭，這些都讓他超越了當時所發(fā)生的激烈爭吵，就在他于1881年去世后僅僅一個月，那場爭吵導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我們并不意外地看到，當陀思妥耶夫斯基當眾朗讀普希金的《先知》一詩，就像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常常做的那樣時，他本人也被欣喜若狂的聽眾稱為先知，他們從他宣揚以基督的名義實現(xiàn)普世和解的話中找到了慰藉。長達將近一英里的送葬隊伍同樣證明了他的地位，其中包括具有不同社會—政治傾向的大量組織和團體。對作家的贊美把他們都統(tǒng)一起來，他的作品以如此動人和迷人的方式闡明了困擾他的年代里所有識字俄國人的問題，他的天才把他們特有的沖突提升到普世高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作品的夢想之一是實現(xiàn)俄國文化的統(tǒng)一；如果他生前沒能做到這點，那么可以說他去世時實現(xiàn)了目標。此外，當時的俄國人所一致感受到的敬意延續(xù)至今，他的重要小說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