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約于北宋天禧元年(1017)自故鄉(xiāng)福建崇安，匹馬迢迢來到北宋京都，觀光上國。此時正值宋王朝的太平盛世，國家政治清明，社會經濟繁榮，文化發(fā)展，人才濟濟，展現(xiàn)了光輝的前景。

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數(shù)十年的五代十國分裂戰(zhàn)亂的局面，至太宗開寶八年(975)平定江南而完成了統(tǒng)一中國的歷史任務，重建了封建中央集權。此時北方的遼國強盛起來，威脅著宋王朝。北宋景德元年(1004)，遼國承天皇太后和遼圣宗以收復瓦橋關(河北雄縣南關)南十縣為名，發(fā)兵南下。閏九月遼軍進入宋境，十一月抵達黃河澶州城北，虎視宋都開封。宰相寇準力請宋真宗御駕親征。宋軍戰(zhàn)勝遼軍，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門樓。十二月宋遼議和，是為澶淵之盟。盟約締結后，宋遼兩國形成長期并立形勢，為中原和北部邊疆經濟文化的交流創(chuàng)造了條件。自此宋王朝爭得和平建設時期，休養(yǎng)生息。史稱“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因此至天禧元年(1017)，北宋王朝的盛世已經到來。

中國的封建社會自唐代中葉以后政治經濟結構發(fā)生了變化，到北宋初期漸漸趨于定型。北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呈現(xiàn)與前代相異的面貌，尤其是在經濟的發(fā)展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宋代的城市與以前比較已具有若干新的特點，主要是：市場制代替了坊市制，鎮(zhèn)市和草市(集市貿易)上升為經濟意義上的城市，舊城連毗的城郊的經濟意義非常突出。唐代兩京及州治被劃分為若干里坊，每個里坊以高墻圍著。里坊既是行政管理單位，也是一個獨立的商業(yè)區(qū)。里坊內設有固定的東、西、南、北等市。市內商店以商品種類分行營業(yè)。市內的一切營業(yè)時間以早晚坊門的開閉為準，日沒坊門關閉便停止營業(yè)。經過五代的戰(zhàn)亂，城市的里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在宋初已難復舊觀。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京都開封的商業(yè)活動已出現(xiàn)侵街的現(xiàn)象，突破時間與區(qū)域的限制，標志舊的坊制開始崩潰了。自此，商店可以隨意地獨立設置，以致交通便利的埠頭、橋畔、寺觀等處，亦成為商業(yè)活動場所，尤其是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夜市。北宋城市經濟的發(fā)展還突破了城市限制，往往在舊城的附近開設店鋪、作坊、貿易場所，漸漸出現(xiàn)了新的商業(yè)區(qū)域。北宋初年京都附近的商業(yè)區(qū)發(fā)展迅速。太宗至道元年(995)，京城設八廂行政區(qū)。“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制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tǒng)之”(《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城內城外各設八個行政區(qū)，正反映了商業(yè)區(qū)促進了京都性質的變化，它不再僅僅是政治中心，而且在經濟上也居于顯著的地位。北宋時人口增長較快，太祖開寶九年(976)全國僅三百多萬戶，此后每年以千分之十一的增長率增加。其中城市人口的增加最快，太宗太平興國年間(976—983)開封府主客戶合計十七萬八千余戶，這在當時世界上是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了。北宋城市也出現(xiàn)了新變化，移民向城市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商人和手工業(yè)者社會利益群體開始形成。這一都市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基本上構成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分裂，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從而由此形成了一個熙熙攘攘、追逐財富、充滿物欲和自私自利的市民社會。

北宋時期全國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jiān)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均有數(shù)目不等的坊郭戶。五代戰(zhàn)亂之后，戶籍散亂或佚失，而全國人口又出現(xiàn)很大的變化與流動。北宋政權建立以來的三十余年間，戶籍管理仍然紊亂，未能形成良好的制度。這給行政管理、賦稅收入、科配和買都帶來很多困難。太宗時隨著經濟的逐漸恢復和人口的蕃衍，戶籍管理問題便非常突出。至道元年(995)六月，太宗正式下詔，令全國重造戶口版籍。這一工作進行了數(shù)年，到真宗咸平五年(1002)完成。在重造戶籍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城市與鄉(xiāng)村戶籍混編一起，致使行政管理與經濟管理方面出現(xiàn)種種的不便和困難。這種舊的戶籍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新形勢，于是醞釀著試行新的制度，即將城市與鄉(xiāng)村戶口分別列籍定等。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于是先在洛陽試點進行坊郭戶定等，稍后按坊郭戶房地課稅額和經營工商業(yè)資本的數(shù)量，以財產為標準分為十等，成為定制。天禧五年(1021)都城東京(河南開封)坊郭戶人口城內外共約五十萬以上。坊郭戶定為十等。宋人又習慣將十等人戶分為三類，即上戶、中戶、下戶；上戶是豪強之家，中戶為中產之家，下戶為貧苦之家。坊郭上戶為一、二、三等人戶。其一等戶又稱高強戶，包括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地主、大房產主、大商人、高利貸者、大手工業(yè)主、稅賦包攬者；他們構成城市的剝削階級。中戶為四、五、六等人戶，包括一般中產商人、房主、租賃主、手工業(yè)主。下戶為七等以下人戶，包括小商、小販、小手工業(yè)者、工匠、雇匠、自由職業(yè)者、貧民。他們在都市生活中因職業(yè)與經濟狀況的不同而形成種種社會利益群體，如商人群體、工匠群體、小手工業(yè)群體。這些社會利益群體都依賴于都市經濟，共同參與都市經濟生活，因而在封建社會中構成一個較大的新的社會階層。因此完全可以說，坊郭戶的出現(xiàn)標志著我國封建社會中市民階層的興起。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坊郭戶完全等同于市民階層。顯而易見，坊郭戶所包含的社會利益群體是十分復雜的。市民階層的基本組成部分，不是舊的生產關系中的農民、地主、統(tǒng)治者及其附庸，而是代表新的商品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的手工業(yè)者、商人和工匠。坊郭戶中的地主、沒落官僚貴族、士人、低級軍官、吏員，以及軍人，都不屬于市民階層的；只有手工業(yè)者、商販、租賃主、工匠、雇匠、苦力、自由職業(yè)者、貧民等，構成坊郭戶中的大多數(shù)，由他們組成了一個龐雜的市民階層。市民階層在城市活動與社會生活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處于城市勞動的中心地位，成為城市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自從市民階層登上歷史舞臺，城市社會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特點，而實質上是市民社會。它是指不同于自然經濟社會的商品經濟社會。這個社會的世俗享樂方式、等價交換原則，充滿物欲的活力、利己主義的精神等等，都對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發(fā)生著破壞作用，為封閉的社會打開了一個窗口，迎來了人本主義的一線曙光。柳永在都城東京逐漸感染了新興市民階層的文化思潮，終于成為表達新興市民思想情緒的詞人。

北宋天禧三年(1019)，宋王朝開科取士，錄取進士140人，諸科154人。這次柳永是參加了考試的。此后仁宗天圣二年(1024)開科，錄取進士200人，諸科354人。這次柳永也參加了考試，但皆屢試不中，使他長期流落京華。其《長壽樂》云：

尤紅殢翠。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系。羅綺叢中，笙歌筵上，有個人人可意。解嚴妝巧笑，取次言談成嬌媚。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仍攜手，眷戀香衾繡被。情漸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繼。便是仙禁春深，御爐香裊，臨軒親試。對天顏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時、等著回來賀喜。好生地，剩與我兒利市。

此詞是為民間歌妓寫的。宋代的東京也同唐代的長安一樣，歌臺舞榭，小曲幽坊等處是吸引青年士子的地方。宋人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錄》卷七云：“凡舉子及新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笨梢姡彩欠钦降木┏賳T，如舉子、新科進士未授官者、幕職人員等，是可以到這些地方游玩的，而以伎藝為特殊職業(yè)的民間歌妓，對他們也富于誘惑的魅力。柳永從外地來到京都，早已習染了都市生活，而且沉溺于歌樓舞榭之中了。所以他在詞中敘述了與一位民間歌妓相戀的情形，以為自己“定然魁甲登高第”，待到皇帝“臨軒親試”，進士及第之后，一定會來對她表示酬謝的。他對參加考試的信心是十足的，豈料事與愿違，結果多次名落孫山。宋初開科取士沒有定制，到宋仁宗時才漸漸確定三年一次開科。宋王朝統(tǒng)一中國后人才缺乏，取錄進士的名額大大增加，可是柳永卻不幸未能考中。他憤激之下，寫了盛傳一時的《鶴沖天》詞，表示“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我國歷史上曾有許多才華出眾的文學家，在科舉盛行的時代屢試不中，布衣終身。這并非是他們無能，只說明他們不符合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人才標準。此首詞即表現(xiàn)了作者對功名利祿的鄙視和對傳統(tǒng)思想規(guī)范的背逆。誰知柳永在偏激情緒支配下寫的《鶴沖天》廣為流傳，甚至連仁宗皇帝也知道了。天圣五年(1027)開科，錄進士77人，諸科894人。柳永此次通過了考試，但臨到放榜，竟意外地被仁宗皇帝黜落。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記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