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是杜詩學史上集大成的時代，涌現(xiàn)出的杜詩學文獻不僅數(shù)量眾多，而且成果顯赫，可謂盛況空前。其中大多數(shù)杜集均有序跋、弁言、題詞、題詩、贈言、例言、凡例等，其數(shù)量則多寡不等，少則一篇，多則數(shù)篇，因此清代杜集序跋的數(shù)量是相當可觀的。由于每種杜詩學文獻的注杜思想、注釋傾向以及成書背景、刊刻過程、版本遞嬗、卷帙分合等，往往都集中體現(xiàn)在其序跋、凡例之中，因此杜集序跋對于深入研究杜詩學史的遞嬗過程、杜集版本的流傳形式，梳理詩學思想和理論的發(fā)展源流，無疑是至關(guān)重要的文獻材料。本書首次將有清一代的杜集序跋予以匯錄纂輯，目的是為學界深入認識清代杜詩學的演進過程提供最基礎(chǔ)的文獻材料，為杜詩學的發(fā)展貢獻一份綿薄之力。對現(xiàn)存清代杜詩學文獻，編者秉持盡量親見原書的原則，拒絕轉(zhuǎn)引和使用二手資料，力爭最大限度地避免僅從前人的書目和著述出發(fā)，致使謬誤流傳、錯訛輾轉(zhuǎn)因襲之弊。同時又花費了巨大精力，于浩如煙海的清人別集及其它相關(guān)文獻中，鉤稽纂錄出為數(shù)不少的散佚清代杜集序跋，將這些文獻與存世清代杜集相互補充、相互印證，相信對于加深對清代杜詩學的認識將會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此外，清代杜集序跋的作者多達四百余人，其中大多數(shù)序跋作者的生平事跡，此前未有過考證結(jié)果，頗難知悉其詳。本成果則通過翻檢碑傳、墓志、年譜、方志、家乘等眾多相關(guān)文獻，對大多數(shù)清代杜集序跋撰寫者的生平事跡進行了鉤稽、梳理和考證，這對清代文人生平的研究或許能夠提供一定的參考。

總的來看，清代杜集序跋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與詩學理論價值，以下分別論之。

一、清代杜集序跋的文獻價值

（一）保存了大量稀見文獻

在蔚為大觀的清代杜集中，有許多為稿本、鈔本，從未刊刻，流布頗罕，其內(nèi)容一直不為學界所知，故而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如汪樞《愛吟軒注杜工部集》、周篆《杜工部詩集集解》、吳馮栻《青城說杜》、趙星?！抖沤鈧餍健返龋鶠楹?nèi)孤本，因而其序跋無疑也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即使是一些常見、知名的杜詩注本，如錢謙益《錢注杜詩》、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仇兆鰲《杜詩詳注》、吳見思《杜詩論文》等，尚有大量名家批校本存世，諸如錢陸燦、商盤、陳治批點《錢注杜詩》、蔣金式批點《杜工部詩集輯注》、方拱乾批點《杜詩論文》、黎維樅、李以峙批點《杜詩詳注》等，這些批校本之序跋，由于多以單本手抄形式流傳，往往也是珍稀之文獻。此外，許多清代杜集中的序跋、題辭、題詩，并不見于作者之別集，故都屬于佚文，其文獻價值自不待言。如清初王材任《復(fù)村集杜詩》前有魏象樞《題詩》曰：“黃岡才子年英妙，一取科名官清要。亥秋比士下三巴，為訪浣花覓同調(diào)。歸來集成少陵詩，令我一讀一大叫。杜耶王耶孰辨之，覿面問君只微笑。”此詩就未收于《寒松堂全集》中，故可斷為魏象樞佚詩。又如徐樹丕《杜詩執(zhí)鞭錄》卷十四收錄朱鶴齡《秋日讀書寓園成杜詩辨注述懷一百韻》，可知朱鶴齡《杜詩輯注》之書名初作《杜詩辨注》，故此詩對于了解清初“錢、朱注杜公案”以及朱注的成書過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然而此詩并不見于朱鶴齡《愚庵小集》，故一直不為學界所知，幸賴《杜詩執(zhí)鞭錄》的轉(zhuǎn)引方得以保存。此類例子尚多，茲不贅述。

（二）可以考知杜集刊刻時間及作者情況

杜集序跋落款中所署時間，往往是判定其刊刻時間最直接的依據(jù)，所以就那些刊刻時間不明的文獻而言，某些稀見之序跋就成為幫助我們判斷的關(guān)鍵因素。如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由于牽涉到“錢、朱注杜公案”，其初刻時間備受學界矚目。朱注的初刻本為康熙間金陵葉永茹萬卷樓刻本，卷前的朱鶴齡《識語》、《自序》及二十卷后沈壽民《后序》均未署時間，這給我們確定其刊刻時間帶來很大障礙。不過該本后附“杜詩補注”五十余條，其中屢引顧炎武《日知錄》之“杜詩注”。而顧炎武《日知錄》八卷初刻于康熙十一年（1672），洪業(yè)先生《杜詩引得序》便據(jù)之推斷，朱注成書當在此之后。后來的一些杜詩學書目，遂均定該本為康熙十一年刻。其實洪業(yè)先生的推斷存有疑問，這是因為他沒有考慮到《日知錄》本身的成書也是有一個過程的。朱鶴齡與顧炎武過從甚密，他當有機會于《日知錄》刊刻前閱讀過顧炎武的手稿。顧炎武《初刻<日知錄>自序》即稱：“友人多欲抄寫，患不能給?！笨梢娖洳簧儆讶硕荚凇度罩洝肺纯俺璐藭Ｒ虼?，不宜以《日知錄》的初刻時間來定朱注的刊刻時間，其刊刻時間最多只能用來作為判斷朱注刻印時間的一個參照而已。而后來學界發(fā)現(xiàn)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藏本《杜工部詩集輯注》前多出計東《朱氏杜詩輯注序》一篇，落款署曰：“康熙九年冬杪同里學人計東序。”在目前國內(nèi)所見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的版本系統(tǒng)中，卷前有計東序者似僅見此本。因此周采泉先生《杜集書錄》便判定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的初刻時間乃是康熙九年（1670）。而這一結(jié)論的最終得出，則完全是以稀見杜集序跋為基礎(chǔ)的。

除了可以考知文獻的成書及刊刻時間，杜集序跋對于判斷文獻作者的時代及生平事跡也往往有直接幫助。例如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有王鄰德《睡美樓杜律五言》一書，然而由于對相關(guān)文獻中對王鄰德其人的生平事跡記載甚少，故《杜集敘錄》、《杜甫大辭典》等書在著錄《睡美樓杜律五言》時都不能確定其成書時間。今據(jù)王鄰德《睡美樓杜律五言引》可知，王鄰德學杜曾得劉雪舫指授，而通過對劉雪舫生平事跡的稽考，則可以確定王鄰德為清初人。劉文炤，號雪舫，宛平籍，海州人。崇禎帝之母孝純皇太后之侄，新樂忠恪侯文炳弟。李自成陷京師，文炳闔家自焚，文炤獨奉祖母逃匿，后流落江淮間，寓高郵甓社湖者二十年，著有《攬蕙堂偶存》。其與王鄰德之交游，當于寓居高郵之時。

（三）可以辨析文獻之真?zhèn)?/p>

杜集序跋中對文獻的成書過程與流傳情況往往有最為真切翔實的記錄，故而對辨析某些文獻之真?zhèn)尉哂兄陵P(guān)重要的作用。例如道光十一年（1831）陽湖莊魯刻本《朱竹垞先生杜詩評本》，其中評語是否真為朱彝尊所評頗值得懷疑。這是因為朱彝尊為清初名家，與之同時的李因篤、邵長蘅、吳農(nóng)祥、王士禛等人之杜詩評本均流傳有序，毫無疑義。而《朱竹垞先生杜詩評本》卻出現(xiàn)較晚，且此前從未見有書目提及。是書的編刻者岳良、莊魯將其定為朱彝尊所評的依據(jù)，就是該本前的《朱竹垞先生原跋》：

惟閱是集，為二三前輩丹黃評定，碎無箋注，而批郤導窾，各寄會心。余因附參末見，以冀作詩宗旨，不僅沾沾于證引也?？滴跻宜龋?665）夏月，竹垞朱彝尊書于曝書亭側(cè)。

而莊魯《序》曰：

丙戌（道光六年，1826）游皖城，偶過書肆，見敗帙中有是編，乃秀水朱竹垞先生手批本，購歸讀之，覺體會入微，別有心得。……取所評之本手錄付梓，以公同好。原跋有二三前輩丹黃評定，概謂秀水朱氏評本可也。

可見莊魯未暇對該本的實際評點者一一進行核實，只是由于書前有署名朱彝尊的跋文，便認定為朱彝尊所評。其實朱彝尊跋文中“惟閱是集，為二三前輩丹黃評定，碎無箋注，而批郤導窾，各寄會心。余因附參末見，以冀作詩宗旨，不僅沾沾于證引也”這段話，已經(jīng)清楚地說明了其批點是附于“二三前輩”批點之后的。莊魯雖明知如此，卻仍糊里糊涂地說“概謂秀水朱氏評本可也”，實在是不負責任的胡說。民國間出版的《國學?？?926年第2期曾刊載稿本《朱竹垞先生批杜詩》，其內(nèi)容與莊魯刻本《朱竹垞先生杜詩評本》完全不同，稿本前載有陳衍所撰序曰：

《朱竹垞先生批杜詩》，舊藏小瑯環(huán)館，未經(jīng)刻本也，吾鄉(xiāng)鄭虞臣先生曾手鈔副本。仲濂丈，先生侄也，復(fù)為楊雪滄舍人重鈔一過。楊歿，傳聞此本鬻在京師廠肆，沈之封提學見之，以告余，余告稚辛，以三十餅金購還。則卷首黏貼仲濂丈所鈔朱字《總評》而已，其卷中朱批，則他人效丈字體也。

稿本后還有陳衍之案語曰：

衍案：朱竹垞朱批之本，藏小瑯環(huán)館而未刻者，不知其批在何本杜詩上？今乃有刻本朱竹垞先生所評杜詩，首卷標題“朱竹垞先生杜詩評本卷一”，其卷二以下，則只題卷幾而已，并無“朱竹垞先生”等字，其書眉、詩旁所有已刻評語外，又有朱字未刻評語，多與相埒。朱字是，則已刻者非；已刻者是，則朱字非。然朱字無可疑者也。仲濂丈既鈔《總評》，后有跋語略云：“茲批專指作法，間批錢箋。集中于起伏承結(jié)，最為用心，想亦先生早歲伏案時咿唔有得，隨手鈔錄，意不主著述也?！庇帜夸浐笾炫性疲骸捌鸱諔?yīng)用尖圈，承上起下用密點，詞意佳者用圓圈?！苯瘛犊傇u》既未刻，而刻本批語于所謂起伏承結(jié)者全未拈出，于所謂起伏照應(yīng)、承上起下、詞意佳者，全未用尖圈、密點、圓圈，則已刻批語，不出于竹垞，惟朱字者為竹垞所批可知。是則已刻者何人所批乎？案竹垞《原跋》有云：“惟閱是集，為二三前輩丹黃評定，批郤導窾，各寄會心，余因附參末見”云云，可知另有杜集為前輩所評者，今已刻者即其書。其竹垞朱批，實未刻，故皆以朱字輾轉(zhuǎn)迻寫。書賈射利者不知其詳，以前輩評本易其首行標題為“朱竹垞評本”，又有割裂迻寫朱批，黏卷首以實之者，而豈知轉(zhuǎn)以敗露也。

陳衍在序及案語中詳細記載了稿本《朱竹垞先生批杜詩》輾轉(zhuǎn)流傳的過程，并通過稿本與刻本批點體例之異同，指出莊魯刻本中書商作偽之痕跡，從而最終認定刻本并非朱彝尊所評，其論可謂確鑿可信。我們仔細檢核《朱竹垞先生杜詩評本》中的所謂“朱彝尊評”后亦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評語多為清初李因篤與邵長蘅之評，并非出自朱彝尊之手。而《國學?？房d之《朱竹垞先生批杜詩》應(yīng)該才是真正的朱彝尊評語。由此例可以見出，清代杜集序跋對于判定某些杜集之真?zhèn)斡兄豢商娲淖饔谩?/p>

（四）可以考知杜詩學文獻傳播之實況

清初的杜詩學頗為興盛，而時人在杜集序跋中對其盛況的描述，對我們了解歷史實際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清初方拱乾《手錄杜少陵詩序》云：“諸書惟杜注最多，以予所見，且十八九種，聞吳下藏書家至八十馀種，雖未得書見，大略可以意揣。”方氏所云吳下藏書家有八十余種杜詩注本，其中除了少量宋元明之注本之外，大多數(shù)應(yīng)是清初之注本。這無疑為我們了解清初杜詩注本的實際數(shù)量，提供了重要參考。又如明代李東陽有《批杜詩》，該本現(xiàn)已散佚，然清代學者尚能見此批本，在杜集序跋中便有提及者。如清初戴廷栻《丹楓閣鈔杜詩小敘》云：“余舊游燕，于陳百史架見李空同手批杜詩，草草過之，其后每讀杜詩，以不及手錄為恨?！瘪R世俊《杜詩序》亦曰：“近見李空同評本，僅得其音節(jié)，不諳其神理?！痹偃缜宄趵钜蚝V《杜律評語》一書是否真曾行世，頗令學界感到困惑。成都杜甫草堂甚至曾將此書列入1959年第二次《征集書目》，書名作《杜詩評》，然迄今未見。而周采泉《杜集書錄》引無名氏杜詩批校本《題記》云：“李氏有《杜律評語》，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極賞之，欲刊刻而未果，惜流傳甚少?！庇纱恕额}記》可知，《杜律評語》當時并未刊刻，故極有可能已經(jīng)散佚。而杜集序跋中提供的這類信息，對于我們判定杜詩文獻之傳播與存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五）可以窺見清代杜詩學界的學術(shù)分歧

從杜集序跋的角度切入，往往可以窺見清代杜詩學界的學術(shù)分歧，這對我們了解文獻成書的學術(shù)背景極具參考價值。例如清初陳式《問齋杜意》，前有徐秉義、張英、方孝標諸人之序，然檢錢澄之《田間文集》卷十三，亦載有《陳二如杜意序》一篇，當是錢澄之應(yīng)陳式之請為《問齋杜意》所作之序。那么陳式之書前刊載了諸名家之序，卻為何單單未將錢氏之序弁于書前呢？考錢澄之《陳二如杜意序》云：

世之譽杜者，徒以其語不忘君，有合于風雅之旨，遂以為有唐詩人來一人而已。吾謂詩本性情，無情不可以為詩。凡感物造端，眷懷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獨子美為然。……唐之于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凡公之崎嶇秦隴，往來梓蜀夔峽之間，險阻饑困，皆為保全妻子計也。其去秦而秦亂，去梓而梓亂，去蜀而蜀亂，公皆挈其家超然遠引，不及于狼狽，則謂公之智，適足以全軀保妻子，公固無辭也。且夫銀章赤管之華，青瑣紫宸之夢，意速行遲，形諸憤嘆，公豈忘功名者哉！而專謂其不忘君耶？……子美于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間，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謂為有詩人以來一人，過矣。……今集中有句澀而意盡者，有調(diào)苦而韻湊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氣力渾淪磅礴，足以籠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細議其弊。……吾以公全集按之，聲病固所時有，正不妨于有，亦正不必曲為回護也。耳食之徒，略不考核，唯隨聲附和，何足辨哉！

從序中可見，錢澄之對杜甫思想以及杜詩藝術(shù)頗有微詞，似乎仍然繼承了明代鄭善夫、王慎中等人之貶杜傾向，其看法與陳式等人所見差距甚大，故陳式在刊刻《問齋杜意》時，便毅然將錢序摒棄。我們從中似可窺見貶杜論在明清之際地位之黜陟，以及明清兩代杜詩學嬗變之微妙消息。同樣地，乾隆朝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一書，今所見《叢書集成初編》影印《藝海珠塵》本前只有周春之《自序》與《小記》。然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著錄《周松靄遺書》云：“《杜詩雙聲疊韻譜》八卷，前有王西莊、盧抱經(jīng)、錢竹汀、秦小峴及武進劉尚書權(quán)之序?！笨梢姰敃r為周春此書作序之名家頗多，今檢盧文弨《抱經(jīng)堂文集》、錢大昕《潛研堂集》、秦瀛《小峴山人文集》，均存為《括略》所作之序，僅王鳴盛、劉權(quán)之序未見。而周春刊行《杜詩雙聲疊韻譜》時，卻僅存自序，這是因為周春《括略》一書是從雙聲疊韻的角度擇定杜詩之異文、甚至判定杜詩之真?zhèn)?，而錢大昕諸人對周春這種偏執(zhí)一法而繩杜詩的作法頗持異議。然而周春對這些質(zhì)疑卻頗不以為然，遂在刻印時有意將諸名家序全部刊落，僅保留自序，其兀兀不平之氣，是見于言外的。因此杜集序跋是促進我們了解清代詩學紛爭的重要途徑，序跋中的許多學術(shù)內(nèi)容，能夠使我們更為直接地了解清代杜詩學的發(fā)展過程及其紛繁復(fù)雜的學術(shù)背景。

另外，在有些清代杜集中，收錄于刻本之序跋，同時亦收入序跋作者別集，兩者之間在文字上往往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張澍為范輦云《歲寒堂讀杜》所作《序》，亦見清道光十五年棗華書屋刻本張澍《養(yǎng)素堂文集》卷三十四，題作《跋》。將二者相較后可以發(fā)現(xiàn)，其文字差異頗大，《養(yǎng)素堂文集》之《跋》體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修訂痕跡，而這些文字異同正可資?？笨甲C之用。除此之外，清代杜集散佚過半，然而其序跋等內(nèi)容仍散見于清人別集、筆記、方志等文獻中，可以通過努力鉤稽，將這部分文獻最大程度地輯出，這對于了解散佚清代杜集的大致面貌，無疑也具有重要的文獻學意義。

二、清代杜集序跋的詩學理論價值

（一）提出反穿鑿的新途徑：反復(fù)涵詠以直揭本心

黃庭堅在《大雅堂石刻杜詩記》中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fā)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寄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六）這確實道出了宋人解杜時動輒鑿深附會之弊。此后歷代的有識之士在反對注杜中的穿鑿附會時，往往都會以孟子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說作為理論武器。然而若不具備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僅憑低級的“以意逆志”，所得多是臆解耳食，仍不能正確理解詩意。而我們在清代杜集序跋中看到，眾多學者提出了一種反穿鑿的新途徑：即通過反復(fù)涵詠杜詩以直揭本心。這一研讀方法倘能運用得當，確實可以避免主觀臆斷、穿鑿附會之弊。如清初傅山《與戴楓仲》云：“杜詩越看越輕，弄手眼不得。不同他小集，不經(jīng)多多少少人評論者。若急圖成書，恐遺后悔，慎重為是。非顛倒數(shù)十百過不可，是以遲遲耳。曾妄以一時見解加之者，數(shù)日后又覺失言，往往如此，且從容何如？”也就是說，只有經(jīng)過多次反復(fù)涵詠，認識才能不斷深化，也才能真正體悟到杜詩的真髓。因此在傅山看來，讀杜也就成為最終獲得真解的惟一途徑。在他這種認識中，隱含了對歷代注家穿鑿瑣碎之弊的批判，其直揭本心的解杜方法無疑具有革命意義，因此其思想一直被后人繼承和發(fā)展。如浦起龍《讀杜提綱》亦曰：“讀杜逐字句尋思了，須通首一氣讀。若一題幾首，再連章一片讀。還要判成片工夫，全部一齊讀?！鼻〕耐魹鄰娬{(diào)“讀杜”，其《知本堂讀杜自序》曰：“不箋且注，而只‘讀’之者何？杜陵去今九百馀年矣，名賢宿學，注之箋之者，既詳且精，灝于數(shù)者俱不能，且懼穿鑿附會，失作者之心，聊讀之云爾?！彼€于該書的《凡例》中提出讀杜之法：“必全首一氣讀之，一題數(shù)首一氣讀之，全部一氣讀之，乃可得作者之本旨。”其后，翁方綱《杜詩附記自序》亦云：“手寫杜詩全本而咀詠之，束諸家評注不觀，乃漸有所得?！倍纬藶轸斠煌遏斖ǜψx書記》所作序曰：“董遇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壬谏驂褭M厲之作，則擊節(jié)高歌；于精深華妙之作，則慢聲徐度。迨至興會充滿，口角流沫，實有鬼神來告之樂。塞者以通，晦者以明，關(guān)節(jié)盡解，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濒斠煌蹲R》亦曰：“但吟諷百過，自有鬼神來貺耳。浦氏讀書何嘗不細心，只是畦町太過，如刻舟求劍。莊子曰：‘吾以神遇，不以目視?！x杜者不可不知此言?！币陨线@些杜詩注家都強調(diào)要對充滿穿鑿之論的舊注保持相當高的警惕，并主張通過對杜詩的反復(fù)諷誦和體味，來實現(xiàn)對詩意的正確理解，這無疑對于矯正舊注的穿鑿與訛誤具有重要作用。

（二）“不箋一字”的反穿鑿思想

鑒于舊注的穿鑿附會，許多明清學者主張完全刪去舊注，僅僅保留杜詩原文，是為白文本。這無疑是明清杜詩學中的一種極端傾向。而這種反穿鑿思想，在明清杜集序跋中有著非常集中的討論。例如明末傅振商《杜詩分類》即是一個影響較廣泛的白文本，傅氏在《自序》中曰：“每厭注解本屬蠡測，妄作射覆，割裂穿鑿，種種錯出，是少陵以為詮性情之言，而諸家反以為逞臆妄發(fā)之的也。何異以敗蒲藉連城，以魚目綴火齊乎？因盡削去，使少陵本來面目如舊。庶讀者不從注腳盤旋，細為諷譯，直尋本旨，從真性情間覓少陵。”清周光燮《跋》云：“去注釋而從其類，意固深矣。諺云：‘僧閉口，佛縮手’，蓋默于不知也?！痹趯Χ旁婓粶y穿鑿到“逞意妄發(fā)”的程度時，剔去注釋，恢復(fù)杜詩的本來面目，當然就成為少陵功臣了。此本對后世影響深遠，到清代就有兩種重刻本。其中順治十六年（1659）西陵亮明齋刻本前有高士之《告白》云：“杜工部詩凡箋疏丹黃，多屬蠡測，甚至矯誣穿鑿，汩沒作者本意。茲集恪遵古本，依題分類，不加刪選，不尚詮釋，繡梓精工，校訂詳確。庶幾工部真色尚存天地間，識者自辨。”梁清標《重刻原序》云：“余既好工部詩，而刻本率割裂錯雜不可讀。舊直指傅公刻分類集，芟薙注解，猶存本文，劃然皎然?！备嫡裆痰陌孜谋疽颉安簧性忈尅?、“校訂精確”受到廣大學者的青睞，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凈本才能真正揭示出久被蒙蔽的杜詩本意，白文本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明季盧世刻《杜詩胥鈔》是另一個影響較大的白文本，劉榮嗣于該書《知己贈言》中指出：“古今解少陵詩即無慮數(shù)十百家，或逆意，或剔詞，為執(zhí)、為詭、為遁，紫房一切芟去，以待學人之參會也?！鼻宄鯊垙┦俊抖旁娕杂栕孕颉吩唬骸芭加邳S山學署得盧紫房《杜詩胥抄》一書，不發(fā)一議，不置一解，而少陵之真面目真精神，猶得洞于行墨之間。予憮然曰：此善讀杜者也！以我注杜，何如以杜注杜？以解解之，何如以不解解之？杜之無容注也，予既已知之矣?！边@些看法都是對白文本注杜思想的沿襲與承繼。然而隨著白文本的發(fā)展，其流弊也已經(jīng)逐漸顯露出來，即普通讀者很難讀懂沒有任何注釋的杜詩白文本，特別是杜詩當中那些和史實聯(lián)系緊密的篇章。于是人們開始回過頭來反思白文本的初衷是什么？這種做法是否過于偏激？以及新的注杜者該采取什么樣的補救對策等等問題。清初的著名學者閻若璩和張溍之子張榕瑞關(guān)于白文本與傳統(tǒng)箋注本的優(yōu)劣有過一次討論，閻若璩《讀書堂杜詩注解序》云：

間謂閣學先生曰：“說《詩》者，歷來以《小序》，朱文公始一切抹殺，諷詠其白文，頗得孟子以意逆志法，竊以讀杜者何獨不可？”閣學先生曰：“世有不得其事，而能通其義乎？”余笑曰：“患無公家靈心慧眼耳，茍有之，神者告之矣。邢子才所謂‘思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者?！?/p>

二人爭論的關(guān)鍵在于白文本與注解本何者更可取。閻氏以為僅詠原文亦可理解杜詩，此論明顯承繼白文本編選者的主張；而張氏則強調(diào)必須要有對作家作品的背景知識為基礎(chǔ)才能正確理解，這當然一針見血地揭出白文本的致命弱點。這場爭論之后，張溍《讀書堂杜詩注解》等注本大量刻印，而白文本則一蹶不振，然其影響卻并沒有完全消除。乾隆五十年（1785）刻玉勾草堂本鄭沄《杜工部集》是另一個白文本的善本，該本以其白文無注、編校精審，得到后世大量翻刻，鄭慶篤等《杜集書目提要》就著錄了八種之多。鄭沄在《序》中云：“箋注概從刪削，以少陵一生不為鉤章棘句。以意逆志，論世知人，聚訟紛如，蓋無取焉?！边@樣的注杜思想都和以往的白文本編者們一脈相承。此外，乾隆朝孫人龍《杜工部詩選初學讀本》亦是白文本，其《自記》云：“余幼讀工部詩，竊見向來評注，幾數(shù)百家，手自纂輯，不啻數(shù)四。然引證猥雜，揚抑紛繁。竊謂隨其所見，均不如密詠恬吟，熟讀深思，而自得其旨趣。”孫人龍指出，直接誦讀杜詩白文可使初學者可少走彎路，故選編白文本作為初學杜詩者的讀本。雖然此后杜詩白文本變得越來越少，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這股反穿鑿的思潮永遠值得后人深思。清末林棟在其《偶成》之二中曰：“幾人學杜得其神，注解千家各競新。伐石深鐫工部集，不箋一字是功臣?！闭婵芍^是對這種反穿鑿思想最為恰當?shù)母爬ā?/p>

（三）對“以杜證杜”方法的集中闡述

使用“以杜證杜”和“史詩互證”的解杜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主觀臆測與牽強附會，是杜詩注釋史上最為成功、科學的研究方法。就目前所見文獻來看，最早提出“以杜證杜”這一說法的，是明代的楊慎，其《升庵詩話》卷一曰：

韓石溪廷延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云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游?！贝四说歉吲R深，形容疑似之狀耳。云霾坼峽，山木蟠拏，有似龍虎之臥；日抱清江，灘石波蕩，有若黿鼉之游。余因悟舊注之非，其云云氣陰黯，龍虎所伏，日光圓抱，黿鼉出曝，真以為四物矣。即以杜證杜，如“江光隱映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同一句法，同一解也?！M真有烏鵲、黿鼉、虬龍、虎豹哉！

明人雖已有此等認識，然卻并未在注杜中有意識地大規(guī)模使用這種方法。直至清代，杜詩注家們才開始在理論上明確認識到“以杜證杜”方法的優(yōu)越性，并在注杜實踐中較為廣泛地使用這種科學的注杜方法。而他們對“以杜證杜”方法的明確認識與系統(tǒng)的理論闡述，都集中地體現(xiàn)在杜集序跋之中。例如清初周亮工為張羽《杜還七言律》所作序曰：

若葛民此注，不過因世人不見杜老真面目，直以杜還杜耳?！隙疟粚W者挦剝殆盡，又被注者摘索無遺，不得不逃之無何有之鄉(xiāng)。直遇葛民，始得詠“生還偶然遂”也。勿論自來詩文書畫，直當以筆還筆、墨還墨；而注古人者，更當以古人還古人，得一“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

周亮工所謂“以筆還筆”、“以墨還墨”、“以杜還杜”，都是針對當時注杜之弊而發(fā)，其“以杜還杜”之論雖與“以杜證杜”稍有差距，但無疑仍具有導夫先路之理論價值。又方拱乾《手錄杜少陵詩序》曰：“此本亦以我注杜詩耳，以杜詩注杜詩耳。若曰集諸家以為本，則不能居矣?！眳桥d祚《杜詩論文序》也提出：“不強杜以從我，而舉杜以還杜?！狈绞稀耙远抛⒍拧?、吳氏“舉杜以還杜”，與周亮工“以杜還杜”的意思都非常接近，這都表明清初杜詩學界對“以杜證杜”方法已經(jīng)有了較為清晰的理論認識。此后趙星?！抖沤鈧餍阶孕颉吩唬?/p>

少陵之詩，少陵之心也；少陵之詩有異，少陵之心無異也。吾不以吾心解杜詩，而以杜詩證吾心焉。于是乎吾心出，于是乎少陵之心亦出；少陵之心出，而少陵之詩解矣。然則非吾解杜詩，乃杜詩自為其解耳。自為解而有不解者乎？自為解而人復(fù)有不解者乎？

可以看出，趙星海所謂“杜詩自為其解”之說，也是清初諸人“以杜證杜”說之嗣響，同時表明清代杜詩學界對這一方法的認識基本趨于一致。不過“以杜證杜”方法雖能避免穿鑿，若使用不當，則又會產(chǎn)生膚淺庸陋之弊，盧元昌《杜詩闡自序》中已經(jīng)注意到這個問題：

世稱少陵詩之難讀也，古今注家，奚翅數(shù)十。顧有因注得顯者，亦有因注反晦者。一晦于訓詁之太雜，一晦于講解之太鑿，一晦于援證之太繁。反是者，又為膚淺凡庸之詞，曰：“吾以杜注杜也”，則太陋。

至于在使用“以杜證杜”方法時如何才能做到既反穿鑿附會，又能避免膚淺凡庸，在清人也有過大量討論，茲不贅言。不管怎樣，清代杜集序跋中對“以杜證杜”問題的集中討論，無疑促進了學界對這一研究方法的理論認識不斷得到深入和發(fā)展。

（四）提出注杜者際遇應(yīng)與杜甫的經(jīng)歷相契合

陸放翁曾說：“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跋柳書蘇夫人墓志》）在清代的杜集序跋中，注杜者也特別強調(diào)這一點。他們認為，在杜詩研究的主體因素中，只有經(jīng)歷坎坷與杜甫相似者，才能更好地理解杜詩，在以意逆志的時候才能更好地詮釋杜詩。如邵長蘅《杜詩臆評序》曰：

長垣王又愚先生起家進士，令梓潼，遭亂棄官，流離滇黔，閱十馀年而后歸。方其自秦入蜀，窺劍閣，下潼江，又以事數(shù)往來花溪、錦水，其游跡適與子美合。及棄官以后，系懷君父，眷念鄉(xiāng)邦，以至拾橡隨狙，饑寒奔走之困，亦略相同。故其評杜也，不摭拾，不鑿空，情境偶會，輒隨手箋注，久之成帙。

邵長蘅指出，王維坤因為自己顛沛流離的境遇與少陵頗為相似，故而才能體會到杜詩的真諦，其評杜也才能做到“不摭拾，不鑿空，情境偶會”。同樣地，厲鶚《王雨楓集杜詩序》曰：

山陰王君雨楓集杜五律詩，多至三百馀首。雨楓才氣豪健，弱冠即舉鄉(xiāng)試，用經(jīng)冠其曹。屢上禮部，見擯于有司，馬煩車殆，幾同少陵殘杯冷炙之恨。年逾五十，始以詞學被薦，論者謂與少陵獻《三大禮賦》試集賢院何異？乃少陵遂因獻賦得官，其《贈集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也有曰：“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备屑ぶ?，不忘衡鑒之重如此！雨楓攄文散藻，有聲摩空，不幸斥落，且遘微累，如孟歸唐故事。其別舉主也，則曰：“謬稱三賦在，刻畫竟誰傳？”其自傷生理也，則曰：“新詩句句好，莫使眾人傳。”嗟乎！士只為其可傳者耳。使少陵即不獻賦得官，其詩豈有能沒之者哉！而雨楓終有不釋然者，誠悼時之已邁，而惜命之多窮也。

厲鶚認為正是由于王雨楓仕途之踜蹭與杜甫相仿佛，故其集杜詩才能得“少陵之情境”。同樣，沈珩《杜律陳注敘》云：“竊惟注杜之難，莫難于得少陵一生真心跡?！倍鴮θ绾尾拍艿蒙倭暾嫘嫩E，他舉出陳之壎“竟老諸生”、“著述富矣，又不幸厄于兵燹，殘編斷簡，零落居多”的例證，說明只有和杜甫那樣經(jīng)歷了顛沛流離的困厄，才能真正讀懂杜詩，也才能真正注好杜詩。黃之雋《杜詩鈔題辭》曰：

剪鴝鵒之舌而聽其語也，冠沐猴之首而觀其舞也，居然人也哉！而孰則遂人視之也。是故非其質(zhì)而冒竊之者，識者笑之。杜子美之為詩也，學成四十之前，而晚出之以見于世?；卤≡鈦y，困窮顛踣，天既逼迫其肺腸，幽奧曲折，以與鬼神通，軋而愈出。及夫流離楚蜀，播蕩江山之間，又張大其眼耳，靈異詭怪，以動其魂氣。兩者并而發(fā)之為詩，于是乎集成而獨有千古。人臥衽、齒肥、擁妻子，不杜其才與命，而空杜其貌與聲，噫嘻！魄之索求兮，言之鳩兮，行而不失其猴兮。

黃之雋辛辣地諷刺了生活優(yōu)裕的高官顯貴們學杜只能學到一點皮毛，這是因為他們的人生境遇與杜甫相差實在甚遠，故而這些人學杜終究只能是沐猴而冠、鴝鵒學舌。又周篆《杜工部集序》曰：

予不能知李，而于杜詩尤不能知，惟于其顛倒挫折、困頓流離之作，讀之往往如我意所欲出。又嘗南自吳越，北過燕趙，經(jīng)齊魯鄭衛(wèi)之區(qū)，荊楚之域，極于夜郎、滇、僰，復(fù)浮彭蠡，泛洞庭，窺九嶷，臨溟海，而回跡環(huán)三萬，歲周二星。凡舟軒車騎，旅郵店亭，尤于其詩之跋涉高深、出入夷險者，相須如行資徒侶。茍有不解，則就擔簦問之。窺之既久，時見一班。雖其官拜拾遺，從容朝右，卜居錦水，情事悠然，與予境遇，絕不相謀，之所為亦莫不心知其意。扃既開，戶牖斯在，解釋所及，都為四十卷?？v使言之無當，僅不能為公驅(qū)除蚍蜉而已。蒼然大樹，固無恙也。

周篆為了更為準切地注解杜詩，已經(jīng)開始有意識地通過自身的長途游歷，刻意與杜甫的一生經(jīng)歷大幅貼近，這樣一來，雖時代之懸隔不能改易，但山川地理依舊，漂泊足跡亦相仿，無疑可以大大縮短注釋者與杜詩之間的距離。同樣，浦起龍《讀杜心解·發(fā)凡》亦曰：

昔人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與言杜。今且于開元、天寶、至德、乾元、上元、寶應(yīng)、廣德、永泰、大歷三十馀年事勢，胸中十分爛熟。再于吳、越、齊、趙、東西京、奉先、白水、鄜州、鳳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綿、梓、閬、夔州、江陵、潭、衡，公所至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薊，肅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沒之松、維、邠、靈，藩鎮(zhèn)之河北一帶地形，胸中亦十分爛熟。則于公詩，亦思過半矣。

應(yīng)該說周篆、浦起龍等人這種思想直接啟迪了當代杜甫研究者，主持《杜甫全集校注》的蕭滌非先生為了更好地校注杜詩，曾于1979年至1980年親自率領(lǐng)校注組的同志們重走杜甫之路。他們先后赴山東、河南、陜西、甘肅、四川、湖南等地，實地考察杜甫的漂泊行跡。由于親身履踏少陵當年所經(jīng)之地，校注組諸同志遂對杜詩中的許多篇章有了切實的體會與理解，進而屢有全新發(fā)見。此后他們將沿途所見所聞所感，作了形象生動的記述，撰成《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應(yīng)該說蕭滌非先生“重走杜甫之路”這一構(gòu)想的提出與實踐，無疑是受到了清代注杜者的直接啟發(fā)。

（五）集杜詩創(chuàng)作初衷之集中闡發(fā)

集杜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孔平仲、文天祥、張慶之等人，其中以文天祥《集杜詩》二百首最為著名。文天祥在《集杜詩自序》中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贝苏撘恢睘楹笫兰耪叻顬楣玺Ｔ募旁婎H為衰落，僅有黃則行《集杜詩句》一種。明代的集杜詩雖有所恢復(fù)和發(fā)展，但并不顯得特別興盛，有楊光溥《杜詩集吟》、南師仲《集杜詩》、楊定國《遼警集杜》、金道合《集杜》、李元植《集杜》、萬荊《集杜詩》等數(shù)種。集杜詩到了清代，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有清一代共出現(xiàn)專門集杜之作數(shù)十種，其中張晉《集杜》、車萬育《懷園集杜詩》、梁同書《舊繡集》、王材任《復(fù)村集杜詩》、李鍇《廌青山人集杜》、戚學標《鶴泉集杜詩》、王以敏《檗詩存集杜》等最為知名。其實集句詩自宋代開始就受到不少訾議，諸如“不免寒酸之氣”、“游戲筆墨”、“百衲之衣”等惡評可謂不絕于耳。蘇軾《答孔毅父集句見贈》甚至調(diào)侃道：“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是什么觀念推動著清代集杜詩的創(chuàng)作達到如此高潮，集杜者的創(chuàng)作初衷及創(chuàng)作理念如何，這一直是最為后人所關(guān)注的內(nèi)容。而在清代杜集序跋中，這些問題被集中闡發(fā)，頗具認識價值。如毛奇齡《王自牧集杜詩序》曰：

吾所欲言，杜甫已言之矣，特慮其言之單也，從而復(fù)之，其已復(fù)者，又從而更復(fù)之。就其意而得其句，句在意間；就其句而亦得其意，則意并在句外，豈無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者乎？不必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而以彼媲此，以此儷彼。不知者嘆杜陵該博，人所應(yīng)有，不必不有，而不知其纂裁之妙。

既然“吾所欲言，杜甫已言之矣”，而后人所歷之時、地、人與杜甫又往往相似，故通過集杜一方面可以感受杜陵之該博，與古人相媲美，另一方面則通過“纂裁之妙”，可以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杜詩所表現(xiàn)之內(nèi)容與范圍，做到以舊瓶裝新酒。又如車萬育《懷園集杜詩自序》曰：

非有天縱睿哲之資，則不能作；非有天地未闡之秘，則不必作?！抖Y記》曰：“作者之謂圣”，詎不信歟？即如詩之一道，今之作者亦夥矣，試問其所作，有加于昔人之作者乎？昔人云：漢魏以下無文章，只有添字換字之法。夫添字換字，已非自家性情，乃相襲之久，而添換者又不知幾經(jīng)添換，以至于今，竟無可添換矣，尚得謂之作乎？不得謂之作，即可以不作，何也？蓋詩本乎情，而發(fā)乎境。自有天地以來，月露風云，山川名物，境猶是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情亦猶是也。李唐以詩取士，數(shù)百年中，窮變探賾，搜括影肖，尚有未盡之情之境乎？歷趙宋迄于有明，名人輩出，極乎一身之所閱歷，一心之所結(jié)構(gòu)，境對情生，未嘗留遺毫發(fā)，以待后人之添換。而后之人，言人人殊，取昔人之句，生吞活剝者無論已。即間有另辟徑道，自為機軸，成一家言者，然不過如烹飪?nèi)?，物料備具，胾調(diào)得宜，亦是佳品，而究之能出昔人之范圍也耶？

車萬育認為“自有天地以來，月露風云，山川名物，境猶是也，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情亦猶是也”，而后之作者，即使間或有另辟蹊徑、自成機軸者，亦不能超出古人之范圍。既然如此，則后人之詩，實不必作。車萬育此論雖顯偏激，但揣其初衷，應(yīng)是為了矯正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平庸傾向而發(fā)。正如熊賜履《懷園集杜詩序》所言：“少陵稱古今絕唱，兼眾美而總其成，風雅家蓋無異辭焉。而或則以為，一篇之中，工拙相半，學者往往得其平慢之習，抑又何也？豈猶所謂《三百篇》之后，不當更作四言者非耶？吾友車子敏州有見于此，盡焚棄素所吟詠不存，意興所適，則惟取杜句而集之，以見己意。”這里道出了車萬育熱衷于集杜之初衷：與其學杜而不能至，反添平慢之弊，倒不如集杜詩來得直接。當然集杜也好，自己獨立創(chuàng)作也罷，都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個人情感。張晉《戒庵集杜自識》乃曰：

人皆知集詩之難，而不知集詩之妙。集詩之難，難于牽合；而集詩之妙，妙于關(guān)生。予故嘗曰：作詩非有才不能，集詩非有思不能，夫詩思之深于詩才也多矣。初以古人求古人，既以古人鑄人，直渾融莫間，信有合鐘聚酒之意，此不可對淺人道者。團集而成帙，觀者尚無哂予之得已而不得已哉！

可見張晉特別強調(diào)集杜詩時的個人主體意識，他認為“集詩非有思不能，夫詩思之深于詩才也多矣”，因為若無個人之獨立構(gòu)思，集詩時便容易為杜詩原文所囿，也就不能獨立表達個人全新的情感，則所謂集杜也就容易成為死樣活氣之土埂木偶。同樣，陸繼輅為鄧顯鶴《集杜詩》所作序亦云：“湘皋集杜詩，如天衣無縫，讀之但覺淋漓悲壯，聲情激越，不知是杜是鄧，若但云‘裁縫滅盡針線跡’，猶淺之乎論詩矣?！编嚻娣辍敦郊胚z稿序言》亦曰：“夫?qū)W詩，患己作不似少陵；集詩，正患少陵不復(fù)似己作?！边@里仍是強調(diào)集杜詩只是抒發(fā)個人性情的一種特殊藝術(shù)形式，而杜詩成句只是供集詩者“海圖波折、舊繡曲移”的原材料，所謂“天衣無縫”、“莫辨楮葉”、“滅盡針線”還都只是集杜的初級階段，其最終目的乃是為了更好地表達“一己之性情面目”，形成自己的新風格，如若不然，集杜也就變成多此一舉的文字游戲了。

總之，清代杜集序跋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也蘊含著豐富的詩學理論與思想，值得進行認真地整理與深入地探討。編者自發(fā)愿纂輯杜集序跋以來，通過多年苦心鉤稽，共輯得220多種清代杜集中的序跋文獻490余篇，稍稱可觀。即便如此，所纂錄之文獻尚未臻完備。這是因為杜集序跋的纂輯是一個頗為艱苦復(fù)雜的工作，其困難頗多：首先是文獻搜羅極為不易。限于個人精力，難以遍訪國內(nèi)各藏書機構(gòu)所藏杜集。況且很多圖書館和文化單位對查閱文獻設(shè)置種種限制，收取高額費用，有的甚至根本不允許查閱。因此對一些稀見文獻只能望洋興嘆、失之交臂了。其次，文獻版本梳理起來也非常困難。需要纂錄的杜集文獻中有刻本，有抄本，有的見于別集，有的見于方志，出處不同，文字各異，因此需要花大力氣進行校勘訂正。第三，有些文獻的序跋文字頗為漫漶，甚至難以辨認。為校補這些漫漶訛誤之處，需要多方訪求別本，互相校補訂正，庶成完璧。第四，許多杜集序跋系手寫上版，多為行草，且異體、俗體字多，有些字雖經(jīng)反復(fù)努力，仍難以辨識。第五，揣摩古人語氣不易，點斷之際，頗費斟酌。為了不致于貽誤后學，編者在文獻輯錄整理的過程中采取了極為審慎的態(tài)度，力圖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獻原貌，以期為學界提供可據(jù)之文本。然而限于個人的精力與學識，書中的舛謬疏漏之處仍在所難免，祈請海內(nèi)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