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觀念和選擇
Ideas and choices

我們的國家很富有，但是人民很貧窮。這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情況。

——弗拉基米爾·普京

在前言中我們注意到，在世紀之初的頭幾年做出的選擇已經(jīng)被證明是決定性的。然而，這種模式隨著20世紀后期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而被修改。改革伴隨著對選擇的激烈辯論，包括諸如計劃和市場、自由多元主義和社會主義價值觀、黨的方向和民主之間的平衡等根本問題，這在當時的大量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與此同時，有一股奇異的力量確確實實地堅決主張，俄羅斯除了在共享民主和市場價值觀的基礎上重新加入西方之外，別無選擇。進化方法和形態(tài)學方法之間的張力關系是明顯的。1991年12月，俄羅斯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出現(xiàn)，加劇了那些接受相對缺乏選擇的人和堅持認為俄羅斯必須找到自己的道路的民族主義者、左派甚至一些自由主義者（各種類型的自由國家主權論者和自由愛國主義者）之間的爭論。葉利欽在20世紀90年代為俄羅斯選擇的自由民主主義、新自由資本主義和國際一體化道路也引起了人們的爭論。國家的社會組織形式和它在世界上的角色產(chǎn)生分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普京掌權了。像之前很多次一樣，21世紀初是俄羅斯的另一個閾限期，當時，很多選擇似乎是開放的，國家領導層很清楚，他們所面對的是劃時代的選擇。在本章中，我們將考察普京上臺后的想法和爭論，首先從普京代表的不同觀點開始，并簡要討論他所繼承的制度的性質。

誰是普京先生？

《費城問詢報》的特魯?shù)稀斮e在2000年1月下旬召開的達沃斯經(jīng)濟論壇上提出的這個問題，引起媒體的積極關注。這個問題至少包含三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宣言性的——這個敢當總統(tǒng)的人是誰？一個無名小卒。他的批評者很快強調，他在安全部門的地位不高于中校，而且他的過去顯然是隱蔽的。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來自莫斯科的知識分子們，有一種伴隨著典型都市優(yōu)越感的階級對立的成分：這樣一個出身圣彼得堡集體公寓的小子怎么敢領導這個國家？第二個要素是令人疑惑的和方法論的——有著各種不同背景的普京如何能確定他會做什么呢？而且他在克格勃的工作是不可能被公開審查的。作為一位不值得信任的總統(tǒng)候選人，他現(xiàn)在上臺了，他過于依賴內(nèi)部官員和寡頭們組成的小圈子，而且他并沒有對自己的觀點做出綱領性的演講。第三個要素是實用的——既然普京現(xiàn)在已經(jīng)一躍掌權，他會做什么呢？他將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策劃他成為總統(tǒng)的特殊環(huán)境？還是說他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政策？盡管關于他生活的大量演講和材料很快出現(xiàn)了，但關于他的性格和領導意圖人們?nèi)匀徊坏枚?。正是這個原因，本節(jié)開頭提出的問題才會這么引人注目。

對于普京究竟代表什么，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對季諾維耶夫來說，普京上臺代表著“俄羅斯第一次認真嘗試抵制美國化和全球化，這是國家的內(nèi)部需求”。季諾維耶夫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但和許多同胞一樣，他認識到普京有著與眾不同的特質：“我有一種感覺，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任命普京的前任，都沒有認識到普京的潛力?！彼嬲f，如果這件事被擱置了，西方國家有可能會設法阻止普京就職。對季諾維耶夫來說，普京面臨的主要任務是：

強化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反共產(chǎn)主義政變的基本成果，完成后蘇聯(lián)社會有機體的形成，修復葉利欽政權的明顯缺陷，在新的社會有機體框架下恢復俄羅斯人民的生活狀況，恢復后蘇聯(lián)時代俄羅斯的國際地位。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采取了一種謹慎的態(tài)度來區(qū)分普京的綱領和他的個性。據(jù)他說，“普京的綱領來自葉利欽及其跟隨者、腐敗官僚和金融巨頭。他們被一種巨大的恐懼團結在一起：那就是害怕人民會奪走他們已經(jīng)盜取的一切，害怕他們的罪行遭到調查，而他們也會被送進監(jiān)獄”。索爾仁尼琴嚴厲指責普京作為過渡時期總統(tǒng)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也就是授權葉利欽和他的家人免于被起訴。至于普京的個性，索爾仁尼琴認為，“他在很多方面是個謎。我們不知道他作為總統(tǒng)會做什么。他站在十字路口，要么向他的贊助者讓步，把國家?guī)氩豢杀苊獾臍纭约阂矊⒁黄饸?，要么打破對宗派的忠誠，推行自己的政策”。普京要么自成一格，拒絕葉利欽和他的遺產(chǎn)，要么為腐敗及“葉利欽家族”追逐私利的貪婪所吞噬。結果，普京都沒有做。他沒有公開拒絕把他帶到權力位置的團體，但他也沒有成為他們的工具。相反，他開辟了一條艱難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他自己的政策在他所繼承的體制框架內(nèi)逐漸形成。

普京的人格和領導的雙重性備受評論?！缎l(wèi)報》的社論指出：“我們選舉前的問題——‘誰是弗拉基米爾·普京？’，現(xiàn)在或許可以肯定地回答了。據(jù)透露，他是由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包裝成的一個人。”據(jù)說，一張臉會和西方國家一起創(chuàng)造商業(yè)友好的民主，承諾開放的市場，而另一張臉卻轉向內(nèi)部，展現(xiàn)丑陋的一面，試圖通過獨裁手段把紀律和秩序強加在人們身上。這個描述里有一些真實的因素，但是其界限并不足以形成民主和外交政策的對比，而是同時貫穿于普京所有的政策里。這種對比不僅僅是普京人格的一個方面，而且還反映了他所繼承的體制本質。普京想要建立的秩序不是反民主的，而是想要在保留政權自治性的同時呼吁憲法對法律和慣例的尊重。

俄羅斯政治高度集中的本質，意味著許多事情都取決于普京的個人選擇。為了描述這些選擇，我們可以確定其政治身份里的兩種元素，它們共同存在，卻令人不安。第一個是他的“新蘇聯(lián)”的一面，他在蘇聯(lián)后期接受的培養(yǎng)使他吸取了當時的價值觀，連同它們所有的矛盾，然后他在蘇聯(lián)情報機構服務了15年。這種新蘇維埃主義與他的后蘇聯(lián)時代的身份不合，不僅標志著他與共產(chǎn)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明確決裂（即使在他的新蘇聯(lián)特征方面，似乎也沒有那么多），而且也有對權力、財產(chǎn)和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同態(tài)度。像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一樣，普京認為，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在這些情況下”保全國家的唯一出路，盡管他也譴責布爾什維克過度意識形態(tài)化和狂熱集中化。普京的后蘇維埃主義不只是承認蘇聯(lián)是一個失敗的烏托邦實驗（這甚至在他的新蘇維埃主義框架中被接受了），而且，接受這樣的失敗不僅源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缺陷，還因為俄羅斯過度夸大了它的能力、容量和重要性。

普京的新蘇維埃面孔試圖恢復過去的尊嚴，傾向于行政手段，而非完全贊同政治多元主義和觀點沖突。這一點為普京的后蘇聯(lián)立場所平衡，它在20世紀70年代為學生時的普京所吸收，很可能在德國工作時又得到了強化——在那里，他看到了舊體制的解體，之后為他在圣彼得堡做索布恰克副手的職業(yè)生涯所鞏固。普京在推動國際經(jīng)濟一體化的同時，也幫助城市走向資本主義。城市居民的背景促使他傾向于西方化。這兩張面孔允許普京在短短幾周之內(nèi)就在盧比揚卡樹立了紀念安德羅波夫的匾額。安德羅波夫是1967年至1982年間克格勃的負責人，然后他又為安德烈·薩哈羅夫的墳墓獻花，后者是最杰出的自由主義異見人士之一，也是1979年至1982年間安德羅波夫“第二次冷戰(zhàn)”中的受害者。莫姆森在標題為“克里姆林宮的獅身人面像”的文章里反思了這些矛盾，像俄羅斯的國家象征一樣，雙頭鷹既看著東方，也看著西方，而普京則既往后看，又向前看。

普京思想的二元特征體現(xiàn)在“法律的獨裁”（參見第5章）觀念上，這是他在2000年2月選舉中所使用的概念：

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也就是弱的）國家，個人不但無助，而且不自由。國家越強大，個人越自由。在民主政體里，你和我的權利只受到其他人享受的同等權利的限制。法律正是建立在對這一簡單真理的認識上，人人都要遵守法律——從有權威的人到普通公民，莫不如此。但是，民主是法律——而不是那些置身于官方立場去維護該法律的人——的專政。

依法治理和法治之間的矛盾也可以看作是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或者國家主義與多元主義的矛盾。從框架上講，兩種嘗試之間是有沖突的，嘗試不從根本上改變個人的、占優(yōu)勢的和經(jīng)常隨心所欲的傳統(tǒng)領導模式而使體制理性化，或者嘗試重新安排執(zhí)政，使它真正做到更加包容、法治和民主。二分法介于兩種嘗試之間：一方面，嘗試將國家權力再集中；另一方面，嘗試在法治和憲法的基礎上重新建構國家。

普京的改革計劃和領導的確因這些趨勢而陷于兩難境地，但這種做法最終卻暗示著一種誤導性對立，就像任何嘗試都暗示著他的專制和愛國本能，以及他的民主和西方化思想之間的鮮明對比一樣。稍后我們將看到他政治身份的多面性如何在某些時候發(fā)生沖突，但是我們堅決主張，一個新綜合體最終出現(xiàn)了，超越了這些老套的立場。普京先生不僅僅是他過去和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而且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政治行動者，他有能力應對新的挑戰(zhàn)，并從經(jīng)驗中學習。

他也是一位強有力的領袖，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位有魅力的領袖。他的出現(xiàn)，就像葉連娜·舍斯托帕爾所說，“不是作為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種神圣的形象，一種符號，一個神話”。她注意到普京是“一個有趣的政治類型的人物。他真誠地信奉歐洲理想，而且傾向于歐洲的文化、政治和民主模式。但是，他同時也是典型的俄羅斯人”。在克里姆林宮贊助的一部著作里，阿列克謝·恰達耶夫分析了普京的思想學說，他認為，普京的公共政策有三個主要元素：民主，是發(fā)展自由個人的方式；主權，是發(fā)展一個自由的國家；物質福利，是試圖將改善社會和經(jīng)濟福利作為其他兩個原則的基礎。這本書反映了蘇爾科夫的觀點，他認為，“民主社會要經(jīng)得起蛻變，維持團結和功能絕對需要教科書，教科書可以統(tǒng)治和團結人民。如果你喜歡，就需要一本民主圣典”。對恰達耶夫來說，這部“圣經(jīng)”落實在俄羅斯的情況就是主權、民主和生活質量。亞歷山大·齊普科（Alexander Tsipko）主張，“在普京身上，俄羅斯不僅有一個理性、負責、有效、能干以及聰明又睿智的經(jīng)理來管理俄羅斯這家大公司；它也有一位國家領導人，他有著真誠的承諾，全心全意地推進民族歷史的進步”。對他的對手來說，正是普京試圖把俄羅斯當作公司來運作而侵蝕了政治多元化、企業(yè)化和社會行動主義。

這在普京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學術著作中有所體現(xiàn)。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普京為他1997年6月在圣彼得堡礦業(yè)學院所做的博士論文（候選人）做了答辯。1998年，他寫了一篇文章并于次年發(fā)表，文中總結和拓展了他對俄羅斯經(jīng)濟發(fā)展的觀點。他認為，俄羅斯必須以西方兩倍的速度成長才能減少“俄羅斯的人均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遠遠落后于發(fā)達國家的差距”。這種增長的基礎將會是“對礦物原材料資源的提取、加工和開采”，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石油和天然氣，俄羅斯國內(nèi)擁有豐富的這類資源。要做到這一點，俄羅斯必須創(chuàng)立縱向一體化的金融工業(yè)公司，“有能力同西方跨國公司在同等條件下競爭”。蘇聯(lián)遺產(chǎn)意味著，俄羅斯不可能在沒有國家支持的情況下創(chuàng)造有競爭力的公司。國家還必須捍衛(wèi)“整個社會的利益”，對經(jīng)濟利益進行仲裁和阻止占支配地位和“阻礙創(chuàng)新”的“壟斷行為”。根據(jù)普京的觀點，留給他們自己的是，私營企業(yè)不會創(chuàng)新。這種觀點雖然有悖于眾多古典微觀經(jīng)濟學理論，但是，卻為之后的反尤科斯石油公司攻擊提供了一些理論基礎。市場機制被啟用，但是它們將受到國家戰(zhàn)略指導的制約。正如普京所言，“國家必須規(guī)范采掘業(yè)來完全行使市場方法，在這方面，國家必須支持以采掘業(yè)為基礎的加工工業(yè)的發(fā)展”。

雖然國家支配能源部門可能有一定的理由，特別是在高需求和高價格的情況下，但該模式在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幾乎不可能有效。這篇文章反映了普京對私營企業(yè)的不信任，但他也同時明確指出，俄羅斯需要發(fā)展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這是自上而下的一種現(xiàn)代化的典范。普京的政治人格和他的政策一樣充滿了矛盾，但是他最終的行動有一個共同的主線——試圖實現(xiàn)俄羅斯的現(xiàn)代化，但卻是用俄羅斯的方式實現(xiàn)。首要的任務是主權和安全，俄羅斯像一輛富麗堂皇的大篷車在向前移動，忽略了那些“幸災樂禍的人”或者像“狗一樣亂叫的人”的觀點。我們可以把他的方案描述成國家民主制度的一種，民主的必要性為政府對國家發(fā)展和安全認識的觀念所緩和。普京的思想可以貼上戰(zhàn)略性折中主義的標簽，對經(jīng)濟領域采用自由原則，對國內(nèi)政策采取民族主義，對外交政策采取大國主義(Derzhavnost')。稍后，我們將更多地談論普京版的國家民主。

正常和正常化

正?？偸窍鄬Φ?，當我們使用這個術語時，并不是要暗示某處（除了神學領域）有完全正常的狀態(tài)。我們對正常的標準來自俄羅斯自己的傳統(tǒng)意識（彼得大帝表達得最為強而有力），它的發(fā)展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西歐的標準，而且近來在“西方”更加廣泛。我們也清楚地意識到，西方國家制定的正常標準存在嚴重的問題；埃米爾·涂爾干認為，畢竟，在過去半個世紀，如果不是病理的，西歐的發(fā)展模式已經(jīng)深深地陷入了病態(tài)。同時，一系列自由權利、民主方法、法的治理和經(jīng)濟自我肯定（包括財產(chǎn)權）的人權發(fā)展，正如編入《歐洲人權公約》及隨后的協(xié)議一樣，定義了一種正常，雖然沒有達到中世紀或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政治和宗教生活的統(tǒng)一，也確實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文明模式。這種“正?！蔽拿髡瞧站╊I導下的俄羅斯所渴望的。恰如馬利所說，“對今天大多數(shù)俄羅斯人而言，‘正?！母拍钍菑奈鞣浇鑱淼摹?。然而，正如伏爾泰指出的，“在已經(jīng)建立的政權是錯誤的基礎上保持正確是危險的”；因此，在當代世界，對正常的測量是由霸權體制確立的，這種事先排除了多樣性和論爭的可能性，也就是非“正?！钡目赡苄裕虼擞兄苄缘奈ｋU。在普京治下，以一種獨特的“俄羅斯方式”把俄羅斯特點和普遍規(guī)范，以及進化的和形態(tài)學的方法結合起來，且在他領導的后幾年被賦予了“主權民主”的特點，這種嘗試被再次貼上非正常的標簽。他的管理在另一次自19世紀早期以來就具有西方特征的根深蒂固的恐俄癥爆發(fā)時，受到西方分析家和大部分新聞媒體的詆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