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清代相比于前代，似乎沒有一項“足稱于后世”的“絕藝”，因此時“不僅各種文體都已齊備，文體資源的開掘也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創(chuàng)作更積累了相當?shù)慕?jīng)驗，以致清人沒有多少拓荒的余地，只能在守成的基礎上做點雕鏤潤飾的工夫，豐富一下古代文學經(jīng)驗的細節(jié)”注。這并不意味著“清代文學整體上缺乏創(chuàng)造性和藝術水準”，如此評價清代文學所取得的成就，只是說明清代作家受惠于最豐富的藝術經(jīng)驗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創(chuàng)造空間受到最大限度的壓縮。如果一定要把清代文學納入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的發(fā)展態(tài)勢中，我覺得女性文學的興旺發(fā)展足稱有清“一代之所勝”，盡管在這里我用創(chuàng)作主體偷換了“絕藝”所指涉的文體概念。清代的戲曲小說取得成就較高，而在明末女性就已開始了戲曲的寫作；清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也很繁榮，有《聊齋志異》為代表的文言小說，還有古吳靚芬女史賈茗《女聊齋志異》尚值得一觀，而女性彈詞的創(chuàng)作亦蔚為大觀；至于詩詞更是女性文學中創(chuàng)作量最大的文體注，古文、駢文等亦有涉及注。文學批評或許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一門藝術，而汪端作為《明三十家詩選》的作者所取得的成就為“藝林所重”，其選目遠勝朱彝尊、沈德潛，不僅女性如惲珠認為其“知人論世，卓爾大家”（《正始集》卷二十），而“男性世界對汪端的接受和贊譽，應該說是十分慷慨的”注。眾多女性如吳吳山三婦、林以寧、程瓊等人還評點《牡丹亭》注。此外，在乾嘉考據(jù)學風氣的熏染下，亦有王照圓、汪端、蕭道管等人的三部《列女傳》校注及葉蕙心《爾雅古注斠》等考據(jù)學著述傳世；廣東李晚芳的《讀史管見》不僅在國內(nèi)刊印，現(xiàn)還存日本安政三年（1856）群玉堂刊本。王微《名山記選》中山水游記的輯錄、王佩香《愿香室筆記》中關于佛理的闡釋，都可以代表清代女性文學的特色。如果說這些還不能充分證明女性文學是清代的“絕藝”和特色，那么女性題壁詩對歷史的記錄；女性雅集分韻及結社唱和的風流；通過序言、論詩詩、詩集題辭、閨秀詩話、女性選集等方面的寫作，在理論上對女性書寫范式以及女性話語體系構建的努力，都是前代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及文學活動中所少見的，所以無論是從女作家人數(shù)上，作品數(shù)量及著述題材種類上，文學活動及理論建樹上，性別意識及家國社會意識等方面所表現(xiàn)出的特色，都足以說明清代女性文學的成就。

正因為如此,女性文學研究被大陸、臺灣及國外的學者關注。胡明《關于中國古代的婦女文學》是較早研究女性文學的論文，張宏生、張雁《中國古代女詩人研究導言》回顧了整個20世紀大陸與臺灣的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研究注。此外，韋國兆《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研究回顧》、王春榮《中國婦女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對近年的女性文學研究進行總結。晏斌《晚明女性文學研究綜述》、劉峰《“夕陽”的舞者：“清末民初女性詩”研究綜述》則是對晚明與晚清女性文學的綜述；鄧丹《近百年明清女劇作家研究述評》、陳水云《20世紀女性詞研究》則是對專門文學體裁創(chuàng)作的回顧和總結。毛慧君《文學史料運用中的性別視角研究（1995—2004）》、王酈玉《美國漢學家對明晚期至清中葉婦女詩詞創(chuàng)作的研究初探》、 陳友冰《臺灣古典文學中的女性文學研究》等文章則介紹、歸納了女性文學研究方法和臺灣及域外研究狀況注。喬以鋼《近百年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則從理論層面上對目前女性文學與文化研究進行了全面的回顧和展望注，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清代是女性文學最為發(fā)達時期，無論是作者與作品的數(shù)量，都是前代無法比擬的。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共記載3000多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目前流傳下來可見的女性著作大約有1500部。在已知的清代女作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江南閨秀，施淑儀《閨閣詩人征略》中記載的江南女作家占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江南女性文學史幾乎可以說就是清代女性文學史。因此本書通過對懷著嚴肅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進行創(chuàng)作的江南才女其人、其作品及文學活動的細致分析，深入探究女性文學的多元性與豐富性、文學理論的多層性與復雜性特征，從而闡述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文學生態(tài)體系的女性文學的特殊性，準確理解清代女性文學所具有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