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制造

灰暗的城市、嚇人的閃電，單親媽媽麥太躺在產(chǎn)床上祈禱：“保佑我的孩子像周潤發(fā)像梁朝偉……”資質(zhì)平平、相貌平平的小豬麥兜就這樣降生香港。當然，他沒有成為發(fā)哥或偉仔，他成了最草根的香港人。幼稚園、小學、中學、工作、負債，生活中有的是唏噓有的是打擊和失望，但是憑著“死蠢死蠢”的執(zhí)著、善良和樂觀，麥兜粉嘟嘟迷糊糊興沖沖地一天又一天地過著。

右眼長著可愛胎記的麥兜陪著香港人走過了最上上下下的十幾年，九七回歸、金融危機，一直到SARS，麥兜唱著“我個名叫麥兜兜，我阿媽叫麥太太，我最喜愛食麥甩咯，一起吃雞一起在歌唱”，贏得了貼心貼肺的親和力。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Hayao Miyazaki)的《千與千尋》全球風靡，但是在香港的票房輸給了《麥兜故事》。一個香港朋友告訴我，麥兜是他們至今生活在香港的一個理由，他們喜歡麥兜的名言，諸如“大難不死，必有鍋粥”，諸如“臀結(jié)就是力量”，諸如“天有不測之風云，人有霎時之蛋撻”，這些最憨直的市民宣言只有香港人心領(lǐng)神會。就像“蛋撻”，它的歷史基本可以追溯出一個草根香港史。

去年年底回到香港，完成論文答辯后就約了朋友一起去旺角，上魚蛋鋪，排蛋撻隊。其實我既不是魚蛋迷，也不狂戀蛋撻，只是我知道回到上海，總會有人問我：“去香港，食魚蛋吃蛋撻了嗎？”

如果我說沒有，朋友會覺得我不懂香港，他們的目光會讓我很羞愧。是真的，你可以說沒去過山頂，沒去過維多利亞港灣，不知道淺水灣酒店的下午茶味道如何。但是，如果你去了香港，卻沒上茶餐廳，沒食魚蛋，沒吃蛋撻，你就太不酷了。因為，魚蛋、蛋撻和茶餐廳都已經(jīng)入了流，是資產(chǎn)階級隱秘魅力的一部分了。

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我們談起香港的時候，說的是半島酒店，是皇后大道，是永不落幕的香港燈火；但是，現(xiàn)在，上海也擁有驕人的外部硬件了，有了絕不輸于香港的天空線，有了更昂貴的生活。這樣，就輪到魚蛋和蛋撻出場了。

魚蛋和蛋撻是這樣被想象的：“小超人”下了班不回家，開車先去買蛋撻；周星馳拍了戲，要吃點魚蛋提提神；還有那些無數(shù)的開著寶馬去旺角買小食的大小白領(lǐng)就更不提了。因此，一時間，魚蛋和蛋撻代替半島成了香港生活的象征。而急就章風格的吃，比如在臨街小鋪，則全面改寫了半島式中規(guī)中矩的排場。至于它們象征的到底是什么，是往日心跳，還是現(xiàn)代情懷，倒是可以從香港電影中尋找線索。

《重慶森林》中，金城武、林青霞、梁朝偉、王菲，四個主人公，沒看他們好好地吃過一頓飯，雖然“吃”事實上是電影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幾場愛情都是從“吃”開始，靠“吃”推動，終結(jié)或升華在吃上。比如下面的兩個鏡頭。

鏡頭一(金城武問林青霞)：

“小姐，請問你中不中意食菠蘿？”(粵語)

“小姐，請問你喜不喜歡吃菠蘿？”(日語)

“Do you like pineapple？”(英語)

“小姐，請問你喜歡吃鳳梨嗎？”

鏡頭二(梁朝偉對王菲說)：

“給我一份廚師沙拉，謝謝?！?/p>

“拿走還是在這兒吃？”

“拿走的?！?/p>

“你新來的？我沒見過你啊?！?/p>

……

金城武就在電影里吃啊吃，有一次，還一口氣吃掉了三十罐鳳梨罐頭；梁朝偉也不斷地在那個小店買廚師沙拉……鳳梨罐頭加上廚師沙拉，一個容易過期，一個容易制造，就跟香港生活一模一樣。面對如此人世，香港人快餐快嘴快步快馬加鞭地生活著，一切的相逢都匆匆都意味深長，都是時間輪盤賭上的一次機遇。譬如，金城武說他和林青霞的第一次相遇，“我們最接近的時候，我跟她之間的距離只有0.01公分”。而五十七個小時之后，他愛上了這個女人。再譬如，《阿飛正傳》中，張國榮用阿飛般的無賴和執(zhí)著對張曼玉說：“1963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這是你無法否定的事實，因為已經(jīng)過去了，過去的事是你無法否認的?！?/p>

這個城市就這樣一分鐘一分鐘地呼吸著，一公分一公分地丈量著，生活，愛情，一切都帶上了稍縱即逝的質(zhì)地，人和事短兵相接，電光火閃地產(chǎn)生七情熄滅六欲?！痘幽耆A》中，張曼玉幾度和梁朝偉擦身而過，王家衛(wèi)極其細膩地表現(xiàn)了他們相遇時的身體距離，表現(xiàn)了空氣中衣服的聲音，對“一瞬”的“永恒式”表達讓人預感到這段愛情大限在前。同時，張曼玉一次次換上旗袍，一次次下樓去面攤買面條；衣服是晚宴般的鄭重，面條卻是最草民的生存，香港精神就在這里寓言般匯合：傾城的姿態(tài)，普羅的道路。就像多年前，張愛玲所描繪的淺水灣之戀，轟轟烈烈的香港淪陷不過是成全了白流蘇。說是舉重若輕也好，說是舉輕若重也好，香港人對生存的體悟總要比他城里的人多一分方生方死的感覺。

也因此，周星馳的愛情大話雖然無厘頭，卻滿世界流傳著，“曾經(jīng)有份真摯的愛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沒有珍惜，等到后來才后悔，人世間對我最好的就是你了。你用刀劈死我吧，不用想了，如果上天能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對那個女孩子講三個字：我愛你！如果非要在這份愛上加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畢竟，誓言從來都只是誓言，“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zhuǎn)，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港人個個都特有“只爭朝夕”感，而且，幾乎每一個香港人都喜歡“只爭朝夕”的武俠電影和槍戰(zhàn)片，而此類電影似乎也是香港電影市場可以分庭抗禮好萊塢的秘密。在那個世界里，子彈比米飯更普遍，鮮血比玫瑰更動人。吳宇森說：“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會得到宣泄?！崩侠蠈崒?、勤勤懇懇的香港人，看著周潤發(fā)、張國榮成千上萬地揮霍子彈，不心疼，還由衷地滿足。

好像很難想象沒有吳宇森、徐克的香港會是什么樣子，起碼，教堂里飛不出潔白的鴿子，周潤發(fā)會淪為百分百中年男人，黑道不知道怎么拿槍，許多香港人不知道如何打發(fā)許多個無聊的日日夜夜。豪哥、小馬哥、杰……他們魚貫而出，左手槍，右手也是槍，每一槍都打在香港人的心坎上，因為你只有零點零一秒的優(yōu)勢，因為你的敵人也已經(jīng)握槍在手，這是對時間最驚心動魄的體認，快快快！快快快！吳宇森、徐克的敘事永遠激情盎然，每一分鐘都有危機，每一分鐘都是高潮，直到電影結(jié)束。

說起來，香港的時空感的確和其他城市不同。一百年了，香港人總覺得自己生活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里，所以，他們精打細算一切的時空，他們追求每一寸每一分的利用率。也因此，在香港生活慣了的人，跑到其他城市，感覺就像被按了一個“慢放鍵”。有一個香港朋友，好不容易拿了長假，跑去雅典休養(yǎng)生息，沒到行程結(jié)束就回來了。他說，在那里生活，感覺不到時間，讓人心慌。打開任何一部香港電影，你就會發(fā)現(xiàn)，香港人走路的速度比內(nèi)地任何地方都快。也就是那樣的一種日常速度，造就了風靡世界的杜可風攝影速率。

香港就這樣羅拉般疾走了一百年，一直走到一九九七。一九九七那一陣，香港人個個心神不寧，個個心懷鄭愁予式的擔憂：“我嗒嗒的馬蹄聲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應該說，這倒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一九九七那陣，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告訴你：“我周圍的朋友都在忙著做事，要把自己想做的事趕在‘七一’前做完，因為對自己以后的命運沒有把握。”

其實，對命運的無力把握感從來都在香港的血液里，這也是海島的精神氣質(zhì)決定的，香港不大，資源有限；而且，很顯然，這種無力感自始至終彌漫在整個香港電影史中，這個城市生產(chǎn)了那么多那么多活色生香的喜劇片就是一個佐證。香港人都非常重視每年的賀歲片，不光是為了每年的賀歲片都是明星云集，想看到誰就能看到誰，而且，香港人喜歡并且需要影片最后的大吉大利。香港人重視傳統(tǒng)，重視兆頭，重視風水，重視這個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和海水。

有時候想，香港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認同“城籍”的居民。中環(huán)金鐘尖沙咀，他們喜歡；太子旺角油麻地，他們喜歡；長洲南丫大嶼山，他們喜歡……香港人戀愛著這座城市，走得再遠，都改不了港腔港調(diào)，就像講粵語的麥兜麥嘜，雖然登錄內(nèi)地后講起了普通話，總還是一眼就讓人發(fā)現(xiàn)：香港制造。

在我的童年時代，“香港制造”暗示了某種精神生活的腐朽，改革開放后我才知道家里有香港親戚。不過，崎嶇的時代卻并非全無道理，幾十年的滄海桑田，叫人越來越強烈地感到“香港制造”的確暗示了一種精神生活。

譬如青馬大橋，它絕對不同于楊浦大橋。在上海，我們說起楊浦大橋，口氣和《新聞聯(lián)播》差不多，那是這個城市蓬勃發(fā)展的一個證據(jù)。但青馬大橋不是這樣的，青馬大橋是傷口，也是止痛劑。關(guān)錦鵬在《念你如昔》中說：“去年偶爾問起一個朋友，問他如果要他最愛的人送他一份禮物的話，他會想要什么。那個時候剛好從新界坐巴士到九龍，他指著那條在海面上搭滿大大小小棚架，還在建筑當中的青馬大橋，說，我要他送我這個東西，還要其他人不準在上面走，閑著兩人在上面散散步，看日落。那我就插嘴說，你要不要他一并把那個新機場送你？突然間會想到，在這些風花雪月的玩笑背后，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