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楔子

元朔二年（前127）春天，皇后衛(wèi)子夫的弟弟、車騎將軍衛(wèi)青率大軍出云中（今內(nèi)蒙古托克托東北），向西略地至高闕（今內(nèi)蒙古杭錦后旗西北），一舉收復(fù)了河套地區(qū)，并虜獲了數(shù)千的俘虜，帶回了數(shù)十萬頭牲畜。大漢帝國在河套設(shè)朔方郡，建朔方城?；实垡匀О税賾舴庑l(wèi)青為長平侯。

這時的大漢帝國是朝氣蓬勃的。這一年司馬遷也才十九歲，風(fēng)華正茂。這一年的夏天，他和家人一起，從故鄉(xiāng)夏陽縣高門里（今陜西韓城西南十八里之嵬東鄉(xiāng)高門村）遷居茂陵。茂陵是漢武帝劉徹為自己修的陵寢，位于咸陽興平市東北，前后花了五十三年才建成，是漢帝國規(guī)模最大、建造時間最長、陪葬品也最為豐富的陵寢，耗費之巨讓人瞠目結(jié)舌，據(jù)說漢武帝竟拿每年賦稅的三分之一來建造它。在那一年，皇帝下令徙郡國豪杰及家產(chǎn)三百萬以上者居茂陵，司馬遷的家族既算不上是郡國豪杰，家產(chǎn)亦沒有達到三百萬之巨，本不用徙居茂陵，但是因為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以建茂陵之功由太史丞升為太史令，于是他的家人也得以徙居于距京師長安僅有八十里遠的茂陵。他們的家，安在茂陵顯武里。

正是在這里，在這一年，年輕的司馬遷見到了郭解。郭解是軹（今河南省濟源市東南十三里軹城鎮(zhèn)）人，是當時有名的游俠，年輕時也曾干過許多違法的事情，比如藏匿兇犯、鑄私錢、盜墓之類，他為人仗義疏財，好結(jié)交權(quán)貴和豪杰，其情形，大約有點像電影《教父》里的教父維托·柯里昂；他的家資本來沒有達到三百萬的遷徙標準，但是當?shù)氐墓賳T卻因為他聲望太大，還是逼迫他遷居茂陵了。郭解的聲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長平侯衛(wèi)青都要為他說情了，衛(wèi)青對皇帝說：“郭解家很窮，用不著遷徙?！被实壅f：“一個老百姓竟然能夠讓朝廷的將軍為他說情，他的家一定不窮?！庇谑枪膺€是被迫遷居茂陵了，而人們資助他西遷茂陵的錢竟達到千余萬之巨。不久之后，舉報郭解導(dǎo)致郭解徙居茂陵的縣掾楊季主就被殺了，楊季主的家人上書京城，又被人殺死在宮城外?；实巯铝钭侥霉猓獍鸭胰税仓迷谙年枺ㄋ抉R遷的家鄉(xiāng)），自己就逃亡了。他的逃亡得到了許多不知名的人的幫助，他逃到臨晉時，還得到了一個名叫籍少公的人的幫助：籍少公并不認識郭解，但卻把郭解放出關(guān)去。官吏追到臨晉，籍少公為了保護郭解，就自殺了。郭解一路逃亡，并沒有隱瞞自己的身份，但是大家都沒有告發(fā)他，反倒全都在幫助他。許久之后，郭解終于被捉住了，但是他所犯的殺人之罪卻全都是發(fā)生在大赦前，因此沒有辦法治他的罪。這時正好發(fā)生了一件事：軹地的一個儒生，在公開場合說郭解“專做奸滑的事來侵害公家的利益，怎能說他是一個賢人”，結(jié)果就有一個郭解的門客，把這個儒生殺了，還把他的舌頭割下來。主持審問的官吏責(zé)問郭解，但當時郭解還在獄中，根本就不知道這回事，而那個殺人的門客又逃走了，于是也搞不清究竟是誰主使的。主持審問的官吏沒有辦法，只好向皇帝報告郭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是當時儒家的首領(lǐng)，他對皇帝說：“郭解不過是一個平頭老百姓，卻行任俠之事，權(quán)力比官員還大，竟有人為了一點小事就愿為他殺人。郭解自己雖然不知道此事，但他的罪過實在比自己去殺人還大，簡直相當于造反啊！”于是皇帝就把郭解一族全都殺了。當時的司馬遷還無法完全理解這件事情所隱含的意義。首先，他不能理解郭解為什么不愿意徙居茂陵，對司馬遷而言，徙居茂陵不僅使自己回到了父親的身邊，而且茂陵還是一座嶄新的城市，集中了全國的財富與賢人，能在這樣的城市里生活，真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了；其次，他不能理解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愿意幫助郭解，甚至不惜為此獻出自己的生命；最后，他也不能理解為什么公孫弘會認為郭解“大逆不道”，以至于使郭解遭到族滅的下場。

很多年以后，直到他因為為李陵辯護而下蠶室遭了腐刑，他才能完全地明白郭解這個人的存在對于大漢帝國治下的人民的意義，明白為什么所有人都要幫助他；也是要到下了蠶室之后，他才能明白郭解所做的事情對于皇帝的威脅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御史大夫公孫弘一定要把“大逆不道”的罪名加在郭解的頭上。

一

陜西韓城，因司馬遷出生在此而知名于世，而在漢朝，韓城卻是以兵家要地而知名：公元前645年，秦國和晉國在這里大戰(zhàn)，以秦國俘虜了晉惠公而告終；公元前205年，韓信以木罌渡過韓城南邊的少梁津而擒魏豹。另外，在韓城東北六十里處，還有著名的龍門津，又稱禹門津，相傳是大禹治水時開鑿，“鯉魚跳龍門”的故事就發(fā)生在這里。司馬遷是很以自己出生于龍門附近而驕傲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說：“遷生龍門?！?/p>

公元前145年，司馬遷出生在韓城西南十七里的鬼東鄉(xiāng)。他的父親司馬談，在建元元年（前140）司馬遷六歲時出仕，后來官至太史令；他的祖父司馬喜，為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的第九級，自此以上始免徭役。司馬喜的五大夫爵是用四千石粟買來的）；曾祖司馬無澤，為漢市長（不是現(xiàn)在所謂市長，是管理一個市集之長，很小的官）；高祖司馬昌，為秦主鐵官；再往上追溯，還有一個特別有名的先祖，叫司馬錯，為秦蜀郡守。而據(jù)《太史公自序》，司馬家族的遠祖，則是唐虞之際的重黎氏，重為南正，黎為北正。“正”就是長官的意思，南正是古代的天官，觀星象，定歷法；北正則是古代的地官，執(zhí)掌農(nóng)事。

十九歲之前，司馬遷一直都在夏陽的家里讀書，“耕牧于河山之陽”。從他的祖父能夠以四千石粟買來五大夫的爵位這件事來推斷，他的家境應(yīng)該尚可，司馬遷不見得真的從小就要下地干活、上山放羊，“耕牧于河山之陽”只是一種美化的說法。司馬遷很聰穎，十歲時就開始學(xué)習(xí)古文字，到十九歲他來到茂陵的時候，已經(jīng)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了。

父親司馬談對司馬遷抱了極大的期望?！短接[》卷二百三十五引衛(wèi)宏《漢舊儀》，說司馬遷年僅十三歲，就已經(jīng)乘坐驛車周游天下，收集古代諸侯的史記了?！段骶╇s記》里也有類似的說法。雖然現(xiàn)代人一般都認為說司馬遷十三歲即周游天下太過夸張，但卻也沒有能找到確實的證據(jù)來否認。而司馬遷二十歲時的壯游卻是確實無疑的，因為《太史公自序》中明明地列出了他所經(jīng)過的地方。張大可的《司馬遷評傳》轉(zhuǎn)述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對司馬遷壯游路線的考證說：“司馬遷從京師長安出發(fā)東南行，出武關(guān)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東南到九疑。窺九疑后上長沙，到汨羅屈原沉淵處憑吊，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輾轉(zhuǎn)到錢塘。上會稽，探禹穴。還吳游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曲阜，考察了齊魯?shù)貐^(qū)文化，觀孔子留下的遺風(fēng)，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著秦漢之際風(fēng)起云涌的歷史人物故鄉(xiāng)，楚漢相爭的戰(zhàn)場，經(jīng)彭城，歷沛、豐、碭、睢陽，至梁（今河南開封），回到長安。以今地言之，司馬遷壯游，跨越了陜、鄂、湘、贛、蘇、浙、皖、魯、豫九省區(qū)，行程近三萬里，歷時約二三年?！边@樣的旅行，以現(xiàn)代人的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漫長而艱辛的了，而司馬遷在這樣艱辛的旅程中又還有別的任務(wù)，即“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就是收集各地不為官書所載的舊聞，好為以后編寫《史記》做準備。而這一次的壯游，也確實開拓了司馬遷的眼界，為他后來的編寫《史記》打下了很好的基礎(chǔ)。

大概在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司馬遷回到了茂陵，而司馬談對此時的兒子仍不滿意。而那時在茂陵又正好居住著兩位博學(xué)鴻儒，一位是董仲舒，一位是孔安國，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人物。于是司馬談把兒子送到這兩位大儒那里，讓司馬遷跟董仲舒學(xué)《春秋公羊傳》，跟孔安國學(xué)《古文尚書》。

公元前119年，即武帝元狩四年，大漢帝國對匈奴的戰(zhàn)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大將軍衛(wèi)青以五萬騎深入漠北，與匈奴單于相遇。衛(wèi)青令兵車環(huán)繞一圈，扎下營寨，然后令五千騎兵出擊。匈奴方面亦派出了大約一萬的騎兵與漢軍相抗。這時刮起了大風(fēng)，沙礫撲面，兩軍無法交戰(zhàn)。衛(wèi)青派出軍隊從兩翼包圍單于的軍隊，匈奴單于看到漢軍強大，便乘六匹騾子拉的車，帶著壯騎數(shù)百突圍而去。此時匈奴和大漢帝國的軍隊仍在激戰(zhàn)，兩軍傷亡相當。漢軍的左校捕虜說匈奴單于天還沒黑的時候就已經(jīng)逃走了，漢軍發(fā)輕騎連夜追捕。而匈奴方面大概是因為單于的逃走而失去了作戰(zhàn)的動力，各部軍隊四散而去。漢軍輕騎一直追到天亮，也沒有追上匈奴單于，只好放棄。這一戰(zhàn)漢軍殺死了匈奴一萬余人，并進軍到趙信城（今蒙古國杭愛山南麓），把城中的糧草都燒了才班師凱旋。此戰(zhàn)之后，匈奴失去了與大漢帝國相抗的本錢，遠逃漠北，漠南已無王庭，成為漢帝國的勢力范圍，漢軍的駐地北至令居城（今甘肅永登西北）。然而大漢帝國為了取得這一場戰(zhàn)爭的勝利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漢軍士卒死亡的達到數(shù)萬人，損失的馬匹更是達到十幾萬匹，以至于已無馬可用，而這只是直接的損失。戰(zhàn)爭勝利之后，皇帝賞賜給將士的金錢達到了五十萬金，而轉(zhuǎn)運糧食、徙民以實邊地的費用更達到上億之巨，導(dǎo)致國庫空虛，不得不開始向富人征收財產(chǎn)稅，并實行鹽鐵專賣，且發(fā)行白金皮幣，而白金皮幣的發(fā)行又導(dǎo)致了通貨膨脹，使國家的貨幣系統(tǒng)亂成一團。

大概就是在這時候，司馬遷出仕為郎，這是一個前程遠大的職位，雖然品級低微，秩僅三百石（幾年后桑弘羊為大司農(nóng)中丞，置平準均輸，吏得入谷補官，郎至六百石），卻常?？梢越嚯x地與皇帝接觸。元狩四年（前119）司馬遷二十八歲，而大漢帝國如日中天，司馬遷的內(nèi)心，必定也是豪情滿懷吧！

二

元狩五年（前118），大漢帝國的皇帝劉徹三十九歲，自公元前141年登基以來，在位已達二十三年。對皇帝的崇敬與感激之情此時已彌漫于大漢帝國朝野上下，因為大漢帝國正是在劉徹的統(tǒng)治之下，才達到了全盛。在司馬遷于公元前93年寫給任安（曾與司馬遷一起為郎）的信中，他說自己遭到腐刑之前的狀態(tài)是“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yè)，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wù)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那意思是說，自己不交接友朋，亦不考慮婚姻之事，把心思都撲在了工作上，期望能夠得到皇帝的賞識。司馬遷的努力并沒有白費。在他三十五歲的時候，即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皇帝交給他一個重任，讓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設(shè)郡置吏，而他的官職也得到了提升，成為郎中將（秩千石）。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之前奉使西征巴蜀的人都有誰，就知道這個任務(wù)對司馬遷會是一個多么大的鼓勵。在司馬遷之前，奉使西征巴蜀的人是公孫弘，他后來官至丞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之前，是司馬相如，司馬相如的官雖不大，卻是一代文宗，深受武帝的激賞。如果用前程遠大來形容三十五歲時的司馬遷，是并不過分的，而司馬遷也沒有辜負皇帝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元封元年（前110），司馬遷出使歸來?；实壅谇巴┥椒舛U的途中，司馬遷要從巴蜀趕到泰山去面見皇帝，但是在經(jīng)過洛陽時卻不得不停了下來，因為他的父親司馬談已經(jīng)病危，正在洛陽等待他的兒子以交代后事。司馬談去世時司馬遷三十六歲，而司馬談大約五十六歲。自從司馬談任太史令以來，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兩件事上：一是編撰《史記》，二是為皇帝的封禪制定禮儀。然而這兩件事他都沒有最終完成?！妒酚洝返目蚣艽蠹s已經(jīng)確定，資料亦已收集整齊，司馬談甚至可能已經(jīng)寫出了一些零散的篇章，但距離完成還非常遙遠，司馬談大約早已料到《史記》僅靠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所以一直在培養(yǎng)司馬遷做自己的接班人；封禪卻是已經(jīng)準備得非常充分了，而司馬談卻在這節(jié)骨眼上因為生病而無法扈從，這是最讓他痛苦的事。然而還有一件事，更讓司馬談耿耿于懷。還是在那封被后人題為《報任安書》的司馬遷寫給任安的信中，司馬遷說：“我的先人，并沒有剖符丹書的大功（即便子孫有罪也可以赦免），只不過是一個掌管文史典籍和天文歷法的太史令，相當于以前負責(zé)占卜和祭祀的小官兒，常常為主上所戲弄，如同樂人和伶人，因此也為世人所輕視。（原文：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漢代的太史令秩僅六百石，職位低微，司馬遷為郎中將出使西南夷，秩已達千石，就已經(jīng)超過了任太史令多年的司馬談，司馬談一方面想要修史以繼《春秋》，另一方面又不滿于太史令職位的低微，他正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去世的?；蛟S他原本也并不希望自己的兒子繼承太史令這個職位，否則他不會送司馬遷為郎，但是，當命運的巨輪碾軋下來的時候，他不得不把未竟的事業(yè)交給了兒子。

司馬遷見了父親最后一面之后，就趕到泰山去了，一方面是向皇帝述職，另一方面是要扈從皇帝的封禪。之后他又隨著皇帝去負薪塞河，然后就是守喪。守喪結(jié)束之后，他正式接過了太史令的職位，這時已經(jīng)是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三十八歲。

三

從三十八歲到四十二歲的五年間，除了不時地扈從武帝出巡，司馬遷潛心述史，到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接到了一項新任務(wù)，即主持修訂太初歷，對于這個任務(wù)，司馬遷的態(tài)度是非常積極的。

現(xiàn)代人對于歷法的態(tài)度與古代人是完全不同的，現(xiàn)代人只把歷法看成一種記年月日的規(guī)則，除此之外并沒有太多別的意義。而古人卻對歷法極為重視，其一是因為古時還是農(nóng)業(yè)社會，歷法對春耕秋收有指導(dǎo)意義，歷法的準確與否，與農(nóng)業(yè)的收成有極大的關(guān)系；其次是統(tǒng)治者也把制定歷法當成權(quán)力和地位的象征，從西周到春秋，只有天子才有制定歷法的權(quán)力，到戰(zhàn)國時，各國稱王，自行制歷，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也就不復(fù)存在。可以說，改歷就是改朝換代，司馬遷在《史記·歷書序》中也說：“每個新的朝代開始時都是非常謹慎的，要改定歷法，更換服色，推求本天的元氣所在，以順承天意?！贝鬂h朝自建立之初，就在要不要改歷和易服色以及如何改易等事情上爭論不休，眾人的意見大多都集中在要改正朔和易服色上，只是究竟如何改易，卻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法有一個定論。一直到太初元年，皇帝既然已經(jīng)在元封元年第一次到泰山去封禪了，這時也決心要把改歷和易服色的事情一鼓作氣地完成，而司馬遷得以參與并主持如此重大的事情，自然要感到格外自豪了。

在這一年，司馬遷還修正了《史記》的斷限，并與壺遂討論了作史的義例?！妒酚洝返臄嘞拊臼怯伤抉R談確定下來的，即上起陶唐，下訖獲麟即元狩元年（前122），而司馬遷則把《史記》的起始時間上推至黃帝，把下限下推至太初元年（前104）。壺遂曾與司馬遷一起主持修訂太初歷，當時的官職應(yīng)該是太中大夫（郎中令的屬官，秩千石，掌議論），與司馬遷或許還是好友。他問司馬遷：“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壺遂表面是問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實際上是在問司馬遷修史的目的何在。這時候的司馬遷仍然是豪情滿懷的，他借老師董仲舒的話回答壺遂說：“我曾聽董先生說：‘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dān)任魯國司寇，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撓他?？鬃又雷约旱囊庖姴槐徊杉{，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標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退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薄百H抑無道的天子，斥退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司馬遷的原文，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退諸侯，討大夫”還罷了，天子之為天子，即是天命所歸、皇權(quán)所在，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官，何德何能，而能“貶天子”？后來班固作《漢書·司馬遷傳》，即將這一句改為“貶諸侯，討大夫”，刪去了“貶天子”三字，因為班固深知天子是不可貶的。而司馬遷卻以為天子是可貶的，司馬遷的這種想法，也為他后來的遭遇埋下了禍根。

四

太初四年是大漢帝國由盛轉(zhuǎn)衰的一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是皇帝的寵姬李夫人的哥哥，他于太初元年（前104）第一次率領(lǐng)大軍遠征大宛（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的費爾干納盆地），其兵力為“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shù)萬人”，其目的則是大宛國的善馬?；实墼疽詾檫@一戰(zhàn)必定可以輕易拿下，因為之前有人跟他說“以漢兵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哪里想到貳師將軍李廣利是個大草包，他的軍隊千辛萬苦走到大宛東境的郁成城（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的烏茲根城）時，已經(jīng)只剩數(shù)千人，而且還都是又饑又疲，李廣利不管三七二十一，下令攻城，結(jié)果大敗。這時連李廣利也知道事情不好辦了，他對手下王恢和李哆說：“連郁成都攻不下，更不用說大宛國的王都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敦煌去。帶出去數(shù)萬人，回到敦煌的僅剩十之一二?；实勐犝f貳師將軍大敗，大怒，讓使者到玉門關(guān)去阻攔，不讓李廣利入關(guān)，還說誰敢入關(guān)就殺誰。李廣利沒有辦法，只好留在敦煌。到這一年的夏天，皇帝下定了決心要再次攻打大宛，他先是查辦了反對討伐大宛的公卿大臣，隨后派出軍隊計六萬人（負載私人裝備的隨從未算在內(nèi)），牛十萬頭，馬三萬余匹，驢、騾、駱駝亦有好幾萬頭，攜帶糧食、兵器、弓弩前去攻打大宛。因為大宛王城內(nèi)沒有水井，再征發(fā)水工以引開王城水源，又征發(fā)邊防戍軍十八萬人到酒泉、張掖以北以拱衛(wèi)酒泉，并征發(fā)全國的七種人（犯了罪的官吏、殺人犯、入贅的女婿、在籍商人、曾做過商人的人、父母做過商人的人、祖父母做過商人的人）去轉(zhuǎn)運糧食。這一次貳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理由再失敗了，到太初四年，終于大勝凱旋，帶回大宛善馬數(shù)十匹，中馬以下三千余匹，而李廣利亦得封為海西侯。

這一年改元為天漢元年，到天漢二年（前99）而李陵案起。李陵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子，頗有乃祖之風(fēng)，善于騎射且愛護士卒。長大以后，先是做了建章監(jiān)（建章衛(wèi)尉的屬官，統(tǒng)率羽林騎。衛(wèi)青未顯時，也曾任建章監(jiān)），后來漢武帝因為他是李廣的孫子，便給了他八百騎兵，他率這八百騎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沒有遇到敵人，安全地返回了，因此得拜為騎都尉（秩二千石），率領(lǐng)五千荊楚勇士，教射于酒泉、張掖。天漢二年秋，那個大草包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到祁連天山（在今甘肅張掖西南）去與匈奴右賢王作戰(zhàn)，而使李陵率五千士卒出居延（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境內(nèi)）北，深入匈奴千余里以分匈奴兵。李陵大概走了三十天，到達?；剑晒艊鴪D拉河與鄂爾渾河之間）宿營，約定的日期已到，就率軍往回走，卻被匈奴單于以八萬騎包圍。李陵手下只有五千步卒，只能且戰(zhàn)且退，連續(xù)與匈奴人打了八天，終于退到距離居延城僅有百余里的地方，這時卻被匈奴人阻擋了道路，糧食、武器都已耗盡，而救兵又遲遲不至，李陵沒有辦法，只好投降。

李陵投降的消息傳到京師長安，皇帝大怒，正好這時貳師將軍李廣利也大敗而回，一幫子阿諛奉承之徒，都知道李廣利是皇帝寵姬的哥哥，因此都略過不管，只是一股勁地大罵李陵。司馬遷實在看不下去了，他以為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王庭，傷敵萬余，雖不得已而降敵，但功過已可相抵。且李陵忠心耿耿，雖身陷敵境，但只要有機會，必定會奮起以報漢。他把自己的想法對皇帝說了，漢武帝也覺得有理，于是派因杅將軍公孫敖（此人是衛(wèi)青的發(fā)?。┞受娚钊胄倥杂盍?。公孫敖在邊境上待了有一年多，大約是待得實在不耐煩了，便借俘虜之口說“李陵教單于兵以備漢”，皇帝大怒，族滅了李陵一家，而司馬遷也被株連，被判“誣罔”之罪，這罪是死罪。漢朝有贖死的法律，只要皇帝允許，可以入錢五十萬以贖死，如果沒有錢，也可以腐刑贖死。而司馬遷不過是個秩六百石的太史令，拿不出五十萬錢，朋友們這時也避之唯恐不及。他告貸無門，原本想一死了之，卻又想到《史記》還沒有寫成，父親的囑托尚未完成，況且這樣莫名其妙地死了，也不是大丈夫的作為，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腐刑贖死的辦法。

漢武帝其實也不是真想要司馬遷的命，他若真想要誰的命，那不管你有多少錢，也不管你有多少生殖器，都沒有辦法逃得脫。終武帝之世，士大夫犯死罪而得以腐刑贖死者只有兩人，司馬遷是其中之一。漢武帝可能只是想用腐刑折辱司馬遷而已，這一點從他將受了腐刑的司馬遷任命為中書令（武帝以宦官為中書謁者，負責(zé)在皇帝書房整理文書檔案，中書令為中書謁者的主官）也可以看出來，他仍然欣賞司馬遷的才能，他只是想用腐刑來磨去司馬遷的桀驁不馴，讓司馬遷乖乖聽話。然而腐刑割去的卻只是司馬遷肉體上的勢，他的思想反倒因此而變得更為桀驁不馴了。

五

道與勢的關(guān)系，自戰(zhàn)國以來，就是中國文人關(guān)心的大問題。余英時先生曾說，當孔子說“士志于道”時，就已經(jīng)為中國的文人定下了一個基本面，即不“志于道”者，就算不上是一個“士”。那么何謂“道”？孟子給出了解釋。《孟子·盡心上》，王子墊問孟子：“士何事？”孟子說：“尚志?！蓖踝訅|又進一步問：“何謂尚志？”孟子說：“仁義而已矣?！笨鬃拥膶W(xué)生曾參也說“仁以為己任”，可見“仁”是“道”的最主要的內(nèi)容。

那么何謂“勢”？簡單地說，就是統(tǒng)治者的政治權(quán)力。道與勢的關(guān)系，孟子給出了解釋：“古代的賢王只追求真理，而不看重權(quán)勢，古代的賢人不也是這樣的么？樂于追求真理而不在乎人之權(quán)位。因此即便是王公貴族，如果禮數(shù)不周到，想見賢人一面都見不到；見面都那么困難，讓賢人做王公貴族的臣子，就更不可能了?！币虼嗣献邮前训婪旁趧葜系?，但究竟如何才能保證道不為勢所屈，孟子卻語焉不詳。

戰(zhàn)國時期，各國爭霸，對于士有迫切的需求，因此士與君主的關(guān)系，還可以分為四類，即師、友、臣、役，《戰(zhàn)國策》記郭隗答燕昭王語：“仁義的帝皇以士為師，一般國王以士為友，王霸之徒以士為臣子，而亡國之徒以士為奴。”秦統(tǒng)一六國，建立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漢繼之，士與君主的關(guān)系，迅速變化為只有臣與役兩種。中國的文人一方面支持國家的統(tǒng)一，支持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的建立，支持帝國的對外擴張，另一方面又對地位的改變感到茫然，董仲舒建立“天人感應(yīng)”學(xué)說，試圖借助“天”的力量來限制君主，然而漢武帝只接受了他的“君權(quán)神授”的理論，對于“天道”對君主的限制，卻是棄之如敝屣，而董仲舒自己也是一生蹭蹬。司馬遷從董仲舒學(xué)《春秋公羊傳》，把董仲舒的學(xué)說接了過來，因此在《太史公自序》里說“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雖然在他遭腐刑之前，他一直都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漢武帝，他對漢武帝的感情，簡直可以說是感激涕零，但“貶天子”的觀念，卻也是根深蒂固，再加上司馬遷只怕還有些書呆子氣，口角上又鋒銳不知退讓，更喜歡冷嘲熱諷（這個從《史記》的語言風(fēng)格可以看出來），漢武帝拿他下刀，殺雞給猴看，也就是正常的了。

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態(tài)度，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早，他與其他的文人一樣，對皇帝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把皇帝看作是帝國的化身，是帝國利益的象征，皇帝的利益與帝國的利益同一。有這種想法的人絕非司馬遷一人。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對皇帝就是忠心耿耿，他積極地支持修建茂陵，支持封禪，即便修建茂陵和封禪耗費了帝國大量的財力和人力也在所不惜；而封禪、改制這些事情，同樣也為其他的文人所支持，比如司馬相如，他臨死前還留書漢武帝談封禪的事情；還有賈誼，他也同樣是支持封禪改制的。直到司馬遷被下了蠶室之后，他才突然地意識到將帝國與皇帝同一的荒謬之處，雖然他并沒有直接說出這種想法，但是從《史記》的很多章節(jié)，尤其是《封禪書》中，可以看到他對皇帝的譏諷與嘲笑，而從這一點出發(fā)，他又進一步懷疑起帝國存在的必要性，懷疑帝國的對外擴張的必要性，而且更進一步，他還指出了那些為了帝國的存在和擴張而處心積慮地尋找其合法性的儒生的虛偽。然而他也并沒有因此而變成一個虛無主義者，這或許與他年輕時曾經(jīng)與郭解相遇以及他二十歲時的壯游有關(guān)，他從郭解的遭遇進一步地聯(lián)想到了許多前賢的遭遇：項羽、田橫、荊軻、聶政，孔子的惶惶如喪家之犬而不改其志，伯夷叔齊的寧肯不食周粟也不改其忠，伍子胥的百折不回終得以為父報仇，齊太史兄弟的寧死也要實錄史事……這些人所堅持的理念或許不同甚至相互之間有矛盾，但他們的生命卻都是張揚而自由的。

這時候他終于也明白了人們?yōu)槭裁磿菢拥鼐磹酃鈳椭饬?，因為郭解正是?zhàn)國以來的自由生命的象征，帝國的建立使生命的外在自由再也不存在了，每一個人都是帝國的一分子，都是帝國治下的黔首，甚至于沒有自由選擇自己的生與死的權(quán)利；而司馬遷也終于明白了公孫弘為什么一定要處郭解以族殺之刑，因為郭解作為一個象征，他的存在會產(chǎn)生越來越巨大的離心力，使帝國最終瓦解。

然而司馬遷的內(nèi)心仍然是矛盾的，因為他與別人一樣，同樣害怕帝國的瓦解，害怕像戰(zhàn)國那樣的戰(zhàn)亂頻仍的時代重新到來。然而，在個人的自由與帝國的存在和擴張之間，有一個中間的道路，使兩者可以共存嗎？他沒有找到。

六

有一個辦法，似乎是可以解決司馬遷的矛盾的，即道與勢的同一。換句話說，就是讓“素王”孔子成為真正的帝王。帝國的敗壞與荒謬不正是因為皇帝的無能嗎？漢武帝重用親婭衛(wèi)青、霍去病和李廣利，使帝國的擴張耗費巨大而收效甚微，他的封禪或許是必需的，但是封禪后的求仙卻是毫無意義且同樣耗費巨大，他對“巫蠱案”的處置使太子自殺，間接導(dǎo)致外戚控制了朝廷大權(quán)，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有一個壞皇帝———不，甚至只是一個不完美的皇帝———對帝國的損害是多么的巨大。沿著這個思路，歷史向前滾動了一百年，終于出來了一個最符合儒生理想的皇帝：王莽。

王莽似乎是完美的，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學(xué)識上，在道德上，他是萬民敬仰的圣人，在學(xué)識上，他是太學(xué)生出身，是國師劉歆的同學(xué)，是一個真正的儒生，然而王莽統(tǒng)治的結(jié)果，卻不過是使帝國由獨裁走向了極權(quán)。

然而這不是我們在這里所能說得清的，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太史公司馬遷上來吧。

《史記》的最終完成，大約是在太始四年（前93）之后不久，之后司馬遷仍在不斷地修訂，并補錄了一些太初之后的大事。據(jù)張大可先生的猜測，司馬遷最遲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時已去世，因為在這一年的鹽鐵會議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辯難中引用《史記·貨殖列傳》時稱“司馬子言”，而這是對已故學(xué)問家的尊稱。

《史記》成書之后，并不為人所重視，據(jù)東漢衛(wèi)宏所說，漢武帝看了此書之后，很不高興，下令刪去了《景帝本紀》和《今上本紀》。如今流布的版本里，《今上本紀》就是直接用《封禪書》來替代的。直到宣帝時，因為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四處宣傳此書，《史記》才得以大范圍流傳。司馬遷父子作此書時，本名《太史公書》，到東漢桓靈時，終于被人們以《史記》稱之，“史記”本是對所有史書的通稱，人們用《史記》來替代《太史公書》，可見對其之重視。

但《史記》真正為主流文人所承認，還要等到兩漢之后。西漢時武帝刪削此書，藏于府庫，就不用說了；東漢時，正統(tǒng)的儒生是視《史記》為“謗書”的，東漢末的司徒王允更直接怪責(zé)武帝沒有把司馬遷給殺了，使他得以把《史記》完成，貽害后人；相反，班彪、班固父子所作《漢書》，則因為其迂腐的儒家立場，在東漢時成為正統(tǒng)，地位比《史記》要高得多。到魏晉南北朝時，《史記》的地位開始提升。到唐朝，《史記》已與《漢書》《后漢書》并列為“三史”，都是科舉考試之目。古文運動中，韓愈等人又以《史記》為旗幟，從而大大提升了《史記》在文學(xué)史中的地位。唐以后《史記》的地位越來越高。最夸張的是明代有一位大學(xué)者名叫柯維騏的，為了能安心做學(xué)問，竟然揮刀自宮了，這樣的行為，自然只能算是東施效顰，但由此亦可見出司馬遷的影響力有多大。

其實司馬遷對于自己在兩漢時的邊緣地位以及最終得到承認都早有預(yù)知，他在《報任安書》中就已經(jīng)說：“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同時代人對他的不理解，他早就預(yù)見到了，但他仍然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業(yè)是可以傳之后世而流傳久遠的，同樣是在《報任安書》中，他又說：“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zé)，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也是我最看重司馬遷的地方，佛云“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亦是此意，孟子云“雖千萬人，吾往矣”亦是此意，這是何等的大勇氣，又是何等的大苦難。

然而作史之不易，兩千年過去了，今人與古人卻也沒有大的不同，這也仍然是大可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