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場蝴蝶效應

韋力

我跟劉憶斯先生相識有年，卻只見過幾面，與他主要的交往屬于微信一線牽。劉憶斯愛發(fā)微信，所發(fā)內容跟工作少有關系，更多是他的愛好，我通過微信朋友圈了解到他喜歡黑膠唱片，喜歡外國名著，喜歡體育運動，還有喜歡秀他女兒笑笑。

劉憶斯對笑笑的“秀”不同于一般曬娃黨，他雖然也發(fā)笑笑的照片，但更多的是他跟笑笑之間有趣的對話，而他們父女間的對話很像禪宗的話頭，謎面與謎底之間多少隱含著機鋒。我有時端詳著笑笑的照片會想，這么小的女孩，能有如此成熟的智慧，說不定是劉憶斯借笑笑之口來澆胸中塊壘，這些機鋒之語，應該是劉憶斯的夫子自道吧。

但我的耐心還不錯，幾年里我從未向劉憶斯求證過這個判斷，只是一味地通過觀看他的微信朋友圈來解讀他不同時段的愛恨情仇，而今天，我在翻閱劉憶斯的這本書稿時，發(fā)現自己以往對他的理解有不小的偏頗，如此說來，他平時所發(fā)微信朋友圈的內容，近似于選擇性展示，并不是他日常所思所想的全部，甚至可以說，朋友圈中的言語，更多的是劉憶斯喜怒笑罵的日常，而他對一些問題的深思，則表現在他對一些著作的解讀上。

劉憶斯的這部書稿分為四個部分，我感覺這種分節(jié)方式只是便于閱讀，就內容而言，可謂一以貫之，因為所談幾乎全是他的讀書心得，這種文體放在古代可以稱為札記，用文雅的詞來形容，也可以說是麈談，但如今使用較多的，則是讀書記，我姑且用最后一種方式來統(tǒng)稱他的這些文章。

周作人曾言，書房不可示人，因為它最能暴露主人的偏好，而讀書記同樣能夠解讀出劉憶斯讀書的視野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就讀書偏好而言，劉憶斯與我不同，我主要關注歷史典籍，而他的這本書稿基本不涉及這類問題，他所關注者，更多是現當代作家的問題，而這些作家不分中外；我也正是通過他的這些文稿，來了解他對一些問題的態(tài)度。

張愛玲是現當代作家中的熱門人物，劉憶斯則把對張愛玲的關注定格在張所寫的《少帥》一書。他講述的是這篇小說的失敗之處，以張愛玲那支妙筆，為什么會寫出這么一部失敗的小說呢？劉憶斯在文中并不做這樣的探討，只是在分析張愛玲為什么那么關注張學良跟趙四小姐的故事，而張愛玲還在書稿中演繹出了大段的情色描寫，作者是以怎樣的心態(tài)，要寫這樣一部政治加愛情的小說呢？這也正是劉憶斯的視角特別之處。

劉憶斯的文稿中也談到了“七七事變”，談到了“二戰(zhàn)”，但他的敘述方式卻與正常套路不同，雖然說日本侵華永遠是中國人心中抹不去的傷痛，但處在戰(zhàn)爭旋渦中的人，真實的心態(tài)是怎樣的呢？似乎這樣的描寫并不多，劉憶斯則以書中所描繪的真實狀況來映襯近年廣泛被人詬病的抗日神劇所展現出的滑稽場面，而這也正是作者的客觀與冷靜之處。

“二戰(zhàn)”可謂是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為宏大的戰(zhàn)爭，這場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壯舉被無數的作家寫了無數遍，然而劉憶斯卻關注一本談“二戰(zhàn)”期間金融界之艱難的書。當生命個體被脅裹入不可抗拒的歷史旋渦時，應該選擇怎樣的手段保存生命，這是個很好的話題。雖然集體主義盛行，但集體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的消失也就意味著集體的不存在，而能讓更多的生命個體得以完好地生存下去，這樣的書堪稱雪中送炭。

我在讀劉憶斯的這份書稿時，也回想起兩年前的俄羅斯世界杯，記得當時無論紙媒還是網媒，全是與之相關的信息，我在朋友圈中看到央視著名主持人白巖松說了句名言：除了中國隊沒來，其他的都來了。我對這件事兒也納悶了很久，中國的足球沒有任何可夸耀之處，為什么中國卻有大把的球迷，顯然劉憶斯也好奇這個問題，他在本書中專門探討了中國人為什么踢不好足球這件事。他的探討并沒有停留在中國人的體質是否適合踢足球這件事，他話風一轉，探討起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相互關系的問題。雖然這樣的探討難以得出標本式的結論，但至少說明他能從一個熱門話題來闡述自己的思考。

近兩年我忙于寫自己的“覓系列”，我的寫法與劉憶斯的文章最大的區(qū)別乃是有著大量的引文，而他的文章中則引文很少。在引文方面我關注于外國人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與探討，我并不是說，外國人的視角就一定比中國好，但要識廬山真面目，身處山外更能看得客觀，尤其孫康宜、宇文所安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及富路特、房兆楹的《明代名人傳》，是我使用較多的西譯工具書，敘述語言之特別，刻畫人物之深刻，這是它們給我的深刻印象。

然而，劉憶斯有篇文章談的是他對卜正民主編的六卷本的《哈佛中國史》的質疑。劉憶斯也承認，他閱讀此書有一種復雜的感覺，因為該書給他以全新的視角，但他同時也直率地指出了該書中的疑點，比如這本書采用了西方常見的多學科寫作方式，把地理學、宗教學、民俗學、氣象學等等全部融匯在歷史的寫作與思考之中，但是這樣的融匯卻缺乏嚴肅的考證，本書的作者雖然是四位外國漢學家，但他們卻從文學作品、神話傳說，甚至山水畫作中來尋找相應的材料與證據，這樣的寫作方式，顯然有違學術規(guī)范。由此可以看來，他山有玉也有石，我的盲目崇拜遠不如劉憶斯來得客觀，我從他這里體會到，擇優(yōu)而從勝于擇域而從，而這也正是我閱讀此稿的收獲之一吧。劉憶斯建議當今的讀者要想了解真實的中國史，應先下功夫去讀《二十四史》或者《資治通鑒》等書。他的這個觀點可謂“深得我心”，因為我也有佞古之好，然而遺憾的是，現在有多少年輕人還愿意讀這樣的高頭講章呢？我當然不想像白頭宮女那樣，坐在那里閑話玄宗，真期盼著劉憶斯的此文能夠喚起更多的年輕人對正史的興趣。

總之，劉憶斯喜歡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融匯進讀書記中，我在這些書稿中讀到了他對人工智能的擔憂，對李敖西去的感慨，對癌癥給人類帶來恐懼的思索，對虐童事件的憤慨，因此這部書稿展現的是作者對各類社會問題的態(tài)度，他能將當下現實社會的各種熱點問題，結合他讀到的一些相關和不相關的書，而后融匯成一篇篇簡潔凝煉的文章，由此而顯現了作者對各類問題都能夠進行提綱挈領式的把握。所以劉憶斯的這本專著，表面上看是一部讀書記，實際上則折射了現實社會的各種不確定性，雖然這些文章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它卻提示人思考其與社會上的一切的或隱或現的關聯(lián)度，因為一只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就可以在兩周后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劉憶斯的這部書稿面世后，是否也會出現這樣的蝴蝶效應呢？我期待著有這樣的結果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