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軍政辦事機構(gòu)

曾國藩幕府的辦事機構(gòu)，大體可分為軍政、糧餉兩大系統(tǒng)。其軍政辦事機構(gòu)主要有秘書處、營務處、采編所、審案局、查圩委員、善后總局，屬于思想文化性質(zhì)的采訪忠義局、編書局也歸于其中。

第一節(jié) 秘書處

曾國藩自出辦團練直至去世，身邊一直有一些秘書人員幫助他出謀劃策、辦理事務。這些人與曾國藩關系最為密切，隨行有專門的車、船，駐扎有專門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面最厚。曾國藩稱這班人為“幕府”，實際上是他的“秘書處”。秘書人員的主要工作是幫助曾國藩草擬奏、咨、批札，辦理書啟、文案。各項工作都有專人負責，草奏的只管擬奏稿，辦批札的只管擬批稿，甚至負責草擬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趙烈文就只代擬涉外奏稿，陳方坦則只代擬與鹽務有關的奏折、函札。辦理書啟的人員不僅負責對來函提出處理意見，還負責代擬復函。為明確責任，處理過的信函，都要蓋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國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著“要”、“復”、“應復”、“不復”、“已復”、“自復”等處理意見和收函時間、編號、辦理時間以及“旉”、“筱”等個人印章。

曾國藩前期身體較強，精力較好，對幕僚依賴也較少，“遇陳奏緊要之件，每好親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間，雖然“精力日減，目光逾退”，但仍“沿此舊習”。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隸再回兩江后，目疾加劇，“看文寫字深以為苦”，不僅公文令人代擬，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時甚至“除家書外，他處無一親筆”，對幕僚的依賴也就愈來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猶不假人”。收入文集的半截文章《劉忠壯公墓志銘》就是明證。咸豐五、六年間，由于“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折、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為之”，“拂亂之余，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恒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sup>直到咸豐十一年春天，將大營移至安徽東流江邊時，仍在感嘆“此間現(xiàn)無幕友，奏咨信緘皆本店一手承造，頗以辦保案為苦。”要找到好的秘書人員，實際上并非易事，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員最為難得。因為要擬好奏、咨、函、札，不僅需要學識淵博，文學優(yōu)長，還要有一定的政治經(jīng)驗，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劉瀚清，雖然“學問淹博，文筆亦雅，特章奏箋牘不甚合式。”這就很難得心應手。因此，曾國藩幕中雖然人才濟濟，高手如云，仍不時發(fā)出幕中乏才之嘆，謂“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批者求之較難，即善書者亦不易得。”因為人員經(jīng)常流動，而好的秘書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調(diào)動工作和保舉升遷），得之甚難，所以曾國藩有時不得不臨時拉人為他草奏，并非秘書人員的左宗棠（時已出幕獨領一軍作戰(zhàn)）、張樹聲都為他擬過奏稿。

曾在曾國藩身邊工作過的秘書人員有一二百人，有名可稽者之百余人只是其中較有地位、名氣的那部分，而那些僅任抄寫、收發(fā)、保管等一般事務性工作的“小委員”則未留下姓名，無從稽考，只好略而不計。由于人數(shù)較多，現(xiàn)根據(jù)入幕時間將其秘書人員分為三組：咸豐二年底到咸豐七年二月入幕者為第一組；咸豐八年六月至咸豐十一年底入幕者為第二組；同治元年正月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入幕者為第三組。

咸豐二年底至咸豐七年二月入幕的秘書人員主要有：劉蓉、郭嵩燾、黃冕、陳士杰、李元度、章壽麟、彭嘉玉、羅萱、左楷、趙烈文、胡心庠、丁銘章、施恩實、陳光亨、汪元慎、何源、陳斌、方翊元、程桓生、莫祥芝、許振祎、吳廷華、馮卓懷。茲將其在幕時間及所任職事分述如下。

劉蓉、郭嵩燾是曾國藩青年時代的朋友，也是他的早期幕僚。咸豐二年十二月曾國藩出辦團練之始，劉、郭二人就跟隨左右。此后，劉、郭二人時走時來，幫曾國藩出謀劃策，做了不少事。咸豐三年夏，劉蓉回家葬母，郭嵩燾隨同江忠源、羅澤南等赴援江西。后又隨江忠源赴湖北，九月回湖南湘陰。這年八月，曾國藩已由長沙移駐衡州。十二月，郭嵩燾赴衡州，與曾國藩、羅澤南、曾國葆等商定湘軍水陸營制。咸豐四年二月復奉委與夏廷樾主持湖南勸捐事宜。劉蓉自回家葬母，本不愿再出，后聞江忠源敗死廬州，遂幡然改計，返回衡州，于咸豐四年二月再入曾國藩幕。不久又隨其弟劉蕃回家。劉蓉何時返回曾國藩湘軍大營現(xiàn)尚不可考，而曾國藩兵敗湖口，狼狽逃入羅澤南陸營時，劉蓉已在軍中卻是確鑿無疑的。此后劉蓉幾次要走，都被曾國藩留住，稱只有等郭嵩燾到來才能放行。咸豐五年三月郭嵩燾自湖南原籍抵南昌曾國藩湘軍大營，劉蓉即日求歸。曾國藩欲留無詞，提出以詩相挽。劉蓉“戲謂詩果佳即不行也”，并相約“但使我讀之即笑”為佳詩。曾國藩“亟意作詭趣語”，成長詩一首，名曰《會合》。劉蓉“讀之不覺失笑”，遂留幕不行，繼續(xù)為曾國藩做事。四月，曾國藩遷湘軍大營于南康，郭、劉隨同遷往。八月，劉蓉隨羅澤南回援湖北。十月，其弟劉蕃在湖北蒲圻戰(zhàn)死，劉蓉運柩回里發(fā)喪。從此長期在家鄉(xiāng)居，直至咸豐十年十一月應聘入駱秉章幕，并于次年正月隨其入川。在此期間，曾國藩曾幾次致函邀其入幕，劉蓉都沒有應召。

是年十一月，曾國藩命郭嵩燾赴浙辦鹽務。咸豐六年正月，郭嵩燾偕周騰虎同赴杭州。五月初一日，郭嵩燾由浙返抵南昌，八月十二日別曾國藩返湘。自此郭嵩燾鄉(xiāng)居一年又三個月，直到咸豐七年十一月離家北上返京供職。此間曾國藩也曾去信相約，但他卻終未再返曾國藩幕中。郭嵩燾、劉蓉與曾相交最早，關系最親，思想最為相近。他們在幕中的主要職能大約是出謀劃策，在重大問題上幫助曾國藩拿主意。曾國藩在一封邀請劉蓉入幕的信中說：“吾不愿聽弟談宿腐之義理，不愿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愿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郭嵩燾年譜》中幾次提到奏派郭嵩燾“辦捐務”、“鹽務”（詳見下文），留劉蓉“贊軍務”。胡林翼在推薦劉蓉的奏疏中也說他在曾國藩幕中“參議軍謀，竭誠贊助。”這說明，郭嵩燾側(cè)重于籌餉，劉蓉側(cè)重于軍務，幫助曾國藩草擬有關軍事的函批之類。由于前期關于幕僚的分工不明，記載不詳，只能做個大概的推測。

黃冕約于咸豐三年底應曾國藩專函邀請入幕，曾建議曾國藩多造三板炮船，以適應水師內(nèi)河湖汊作戰(zhàn)之需。曾國藩接受了這一建議，從而大大提高了湘軍水師的戰(zhàn)斗力。黃不久即離幕返回湖南原籍。咸豐十年六月，曾國藩以餉項匱乏，請黃冕會同郭崑燾、惲世臨等人籌辦湖南東征局，為曾國荃等軍籌集軍餉。黃冕為此積極活動，奔走呼號。其后辦有成效，多借其力。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藩委派李瀚章等赴廣東辦厘，初擬派黃冕同去，后因黃事務纏身，未能同往。同治二年，黃冕補授云南迤東道道員，畏于路途遙遠不欲赴任，曾國藩遂將其奏留江皖差遣，令其赴安慶行營協(xié)助自己制定淮鹽行銷章程。同治三年事竣銷差，仍回湖南辦理東征局局務，直到同治四年五月東征局撤銷。

黃冕知識淵博，閱歷甚深，兵事、吏事、厘務、鹽務無不精通，對江南財政、吏治更是了如指掌。多年來，尤其在曾擔任兩江總督之后，遇有疑難之事，常常向他虛心請教。黃冕則感其知遇之恩，不僅于辦理東征局事不遺余力，每當曾艱難竭蹶之時，為他排憂解難，積極出謀劃策，助其擬定軍政大計。如同治元、二年間三江地區(qū)天災頻仍，軍糧短乏，而淮鹽又在湖南滯銷，黃冕即建鹽米互市之議，動員湖南米商販米至江、皖，然后販運淮鹽至湖南行銷。其后曾國藩整頓兩淮鹽政，恢復淮鹽引地，所定各項章程亦多處采納黃冕的建議。曾國藩為報答黃冕的幫助，于東征局匯保一案之外，又專片奏保惲世臨與黃冕二人。結(jié)果，惲世臨超升湖南巡撫，而黃冕則因名聲不佳（早年曾受過革職處分）而僅得云南迤東道實缺，加以年邁路遙，只好稱病辭職，等于什么也沒有得到。曾國藩深知黃冕好以財利動人，專用奸邪之徒，早成眾矢之的，再加奏保，必然引起連章彈劾，只好溫語撫慰，就此作罷。在眾幕僚中，出力很大而又沒有得到優(yōu)缺者，黃冕是唯一的一個。

李元度、陳士杰、彭嘉玉、章壽麟、羅萱都是曾國藩的早期幕僚。李元度是咸豐四年三月曾國藩兵敗岳州時入幕的，與曾國藩“同住一舟，司奏折、信緘等件”。當時形勢危急，人人退避，連曾國藩的老朋友“劉郭”都“蒼黃各顧家”。李元度卻“聞岳州之敗，星馳來赴”。所以，曾國藩終生感激李元度，認為他是自己患難與共的部下。其時，同在幕中的還有陳士杰、彭嘉玉、章壽麟。他們幾人在幕中所司何事尚不清楚，大約屬于出謀劃策之類。據(jù)載，在是否進攻靖港的問題上，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彭主張進攻靖港，陳、李主張堅守長沙，章壽麟則緘默無言。王闿運詩中所言“此時缿筒求上計，李謀陳斷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游，搗堅禽王在肯綮。弱冠齊舉我與君，君如李廣默無言”就是說的這次有關攻守大計的討論?？梢?，他們都是曾國藩身邊的親近幕僚。章壽麟是彭嘉玉的外甥，當時年紀輕，地位也低，是所謂“小委員”。他所以出名是因為曾在靖港敗后救過曾國藩的命。據(jù)李元度和章壽麟講，湘軍初立，精兵已去湘潭，曾國藩欲率留守長沙之十營湘軍進攻靖港，李、陳堅決反對，曾國藩不聽。他們請求隨行，曾國藩不許，而以遺疏、遺囑密授李元度，如遇不測，請其分別轉(zhuǎn)交湖南巡撫和曾的家屬。李、陳預料曾國藩進攻靖港必敗，兵敗必死，遂秘密謀定，令章壽麟潛伏曾國藩座船艙尾，不令其察覺。當曾國藩兵敗自殺，身邊人員齊來挽救時，曾國藩張目大罵，“眾不敢違，將釋手矣。價人自后艙突出，力援以上”，并謊稱“湘潭大捷，某來走告”，將曾國藩抱到一只小船上，救了出來。因其地名曰銅官峽，故章壽麟于曾國藩死后，繪成《銅官感舊圖》一幅，并作《銅官感舊圖自記》詳述其事，廣泛征題。左宗棠、李元度、王闿運、吳汝綸等都在上面作序或題詩。章壽麟死后家人以《銅官感舊圖題詠》為名刊刻發(fā)行，使這段往事得以廣為流傳。

咸豐四年六月，曾國藩于長沙整軍后再出作戰(zhàn)，李元度和章壽麟繼續(xù)隨行，彭嘉玉離幕而去，陳士杰亦回籍省親。不久，陳士杰復出佐糧運。咸豐五年湘南民眾起事，陳士杰回籍專治團練，后經(jīng)曾國藩多次邀請，皆不肯返回幕府。同治元年，曾國藩奏保陳士杰補授江蘇按察使，并薦其領淮軍赴援上海，陳亦沒有應命。同治四年閏五月，曾國藩在江寧設北征糧臺，專門負責剿捻各軍的供應，札委彭嘉玉經(jīng)理。十一月，曾國藩在安慶設報銷總局，復令彭嘉玉幫同李興銳、王延長辦理軍費報銷事宜，直至同治七年十一月事竣撤局。咸豐八年曾國藩再出，章壽麟重返幕中，曾國藩派他監(jiān)印。曾國藩駐祁門期間，章壽麟尚常在身邊出現(xiàn)，而咸豐十一年八月湘軍攻占安慶前已署江西新建縣知縣，其何時離幕不詳。

羅萱是咸豐四年七月在岳州入幕的，在幕中“掌書記”，實際上是曾國藩的貼身秘書。曾國藩在為他寫的墓志銘中說，咸豐四年自岳州“強掣君以俱東”，數(shù)年間由武昌、九江以至南康，“君展轉(zhuǎn)相從，跬步必偕，余或口占書疏，君輒操筆寫錄?；蛭＜敝H君甘心同命，而外則美言相溫。諸將或輕重不得，輒為之通懷，使各當其意以去?！?sup>咸豐五年正月，曾國藩重建內(nèi)湖水師，移扎南康，岸上無陸師維護，形孤勢危，欲建陸師而乏帶兵將領。李元度銳意帶兵，一再申求，曾國藩猶豫再三批準他招平江勇一千，在身邊護衛(wèi)。羅萱是咸豐六年三月從曾國藩身邊離去的，原因也是曾國藩兵力單薄，猶乏將才，令其改司營務，領江軍六營自成一軍，同李元度、鄧輔綸等攻打撫州，羅從此結(jié)束了秘書生涯，直接帶兵同太平軍作戰(zhàn)。曾國藩再出領軍，復于咸豐八年八月調(diào)李元度入營，管理營務處。咸豐十年五月奉命回籍募勇，也離開曾國藩幕府。

左楷籍隸長沙，大約咸豐四年曾國藩駐扎長沙時“受知于侍郎曾國藩，辟入幕府”，隨軍進攻湖北、江西的太平軍。咸豐四年十二月曾國藩兵敗湖口，湘軍水師一部逃往湖北休整，一部被困于鄱陽湖內(nèi)，遂令劉于潯建立江軍水師，并派左楷協(xié)助，左從此離開曾國藩幕府。

趙烈文曾前后三次入曾國藩幕府。第一次在咸豐五年，由周騰虎推薦，曾國藩下聘金百兩請其入幕。趙烈文欣然從命，于是年十二月至南康大營。咸豐六年正月，曾國藩命其參觀駐扎樟樹鎮(zhèn)的湘軍水陸各營，本想借以顯示湘軍軍威，令其折服。不料趙烈文回到南康大營對曾國藩說：“樟樹陸軍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痹鴩勚扳鋈弧?，使趙“未便深說”，且自尊心受到損傷，深感曾國藩并非虛心納諫之人，決心離去。恰在這時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趙即向曾國藩“乞歸”。曾也未甚挽留。顯然，曾對趙雖頗欣賞，亦未嘗不以狂放書生視之。五天之后，正當趙烈文將行未行之際，傳來周鳳山部湘軍在樟樹敗潰的消息，殆趙向曾辭行，曾堅問何見周軍不可恃，趙不愿再說，但以不幸而中遜辭搪塞。顯然，曾國藩已經(jīng)改變了對趙的看法，而趙卻去意甚堅。曾國藩不好意思將他強留于危城之內(nèi)，只好囑以家中無事，望其早來相會。趙烈文別后數(shù)年，本已無意再返幕中。不料咸豐十年太平軍席卷蘇、常，趙烈文無處安身，全家逃往上海。咸豐十年六月，趙烈文受好友金安清之托，為求曾國藩就鹽政某事上一奏折，才不得不于七月來到東流大營，拜見曾國藩。曾國藩對趙的到來極為歡迎，多方勸其留在幕中，并特專折奏調(diào)籍隸常州的周騰虎、劉翰清、趙烈文、方駿謨、華蘅芳、徐壽六人赴安慶大營委用。其實，周、趙、華、徐四人這時已到了安慶，他這樣做的目的除招攬其余二人速來幕府外，主要還是為了表示對此事的重視。趙烈文表示欲先赴湖北看望胡林翼，答應歸來后就充任曾之幕僚。于是趙烈文同歐陽兆熊于九月二日前赴武昌，直到同治元年正月才回到安慶。其時胡林翼早于咸豐十一年八月去世，只因消息遲到，讓他二人空跑一趟。趙烈文在幕府中的工作主要是為曾國藩草擬有關對外事務的奏折。同治二年二月曾國荃補授浙江巡撫，身邊缺乏擬奏之人，曾國藩特派趙烈文于是年五月赴雨花臺湘軍大營，充任曾國荃的幕僚。趙烈文在這里干了一年多，直到同治三年九月，曾國藩將兩江總督衙門遷至江寧，趙烈文才重新回到曾國藩身邊。在這一年之中，趙烈文頗有曾國藩派出之“小欽差”的意思，曾國荃亦未敢以幕僚視之，故仍算曾國藩的幕僚。由于趙烈文忠于職守，給曾國荃提了不少好建議，全心全意地為曾氏兄弟著想，雖沒有完全為曾國荃所接受，但卻進一步取得曾國藩的信任。趙對曾國藩也愈益佩服。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北上剿捻，考慮到趙烈文家境困難，特奏保他為直隸州知州，分發(fā)浙江候補。趙烈文則堅決不肯離開曾國藩，并正式拜曾為師，愿意等曾國藩剿捻回來，仍充任其幕僚。同治六年初，曾國藩返任兩江總督，趙烈文聞訊從浙江趕赴江寧，第三次投入曾國藩幕中。從此，二人關系更為密切，說話更為投機，數(shù)年之間幾乎天天見面，夜夜談心，趙對曾佩服得五體投地，曾亦視趙為無話不談的心腹幕僚。同治八年初，曾國藩剛抵直隸總督任，就立即將趙烈文等人調(diào)赴直隸。是年十月，趙烈文補授直隸磁州直隸州知州，至此才離開曾國藩幕府。

胡心庠于咸豐四至七年間曾在曾國藩幕中辦理書啟和糧餉支應。咸豐八年十月，曾國藩再出帶兵駐扎江西建昌期間，接受左宗棠的建議，決定在江西“設一樞紐，以速文報”，打算“即以胡心庠蔚之管理此事”。這時胡已是江西候補知縣，受江西糧臺派遣，與丁應南共同經(jīng)管江西支應局，負責曾部湘軍的供應。不久，該支應局撤銷（遞文局不知所終，大約亦于此時撤銷。因曾國藩已離開江西），胡心庠又先后在湖口、吳城辦理報銷、厘金等務。咸豐九年七月，曾國藩路過南康，胡心庠前來迎接，已是星子縣令?？梢姡诖酥昂拟砸央x開曾國藩幕府，唯其離開的具體時間不詳。

陳光亨、汪元慎、何源、方翊元出入幕時間不詳。咸豐五年十二月趙烈文至南康大營，曾拜謁幕府陳光亨、汪元慎、何源、方翊元諸人，可見他們均在曾國藩幕中任職。其后方翊元長期在幕中任事。曾國藩再出領兵，方翊元復于咸豐十年春應約返回幕府?，F(xiàn)知同治二年五月方翊元已署安徽和州直隸州知州，其何時離幕不詳。何源約在咸豐十一年夏間已赴承德行宮，亦不知其何時離幕。

莫祥芝原為湖南候補縣丞，咸豐四年正月入幕，隨軍東下，曾國藩“嘗令登山了望，繪圖以定攻守之策”。其工作與羅萱相似，當為曾國藩的身邊秘書。曾國藩再出領軍，莫祥芝復于咸豐八年七月入幕，奉委管理行營糧臺軍械所。咸豐十年，曾國藩、胡林翼率兵圍攻安慶，委莫祥芝署理懷寧縣縣令（駐石牌），后因與曾國荃不和被劾革職，調(diào)回大營差遣。同治元年奉札赴祁門糧臺銀錢所任職。同治三年九月，經(jīng)曾國藩奏準署江寧縣令，離開曾國藩幕府，但仍為其辦事。

許振祎咸豐三年入曾國藩幕，司書啟、咨、奏。咸豐六年出幕，與鄧輔綸等領軍在進賢、東鄉(xiāng)等地同太平軍作戰(zhàn)。曾國藩再出領軍，許振祎復于咸豐八年七八月間入幕，辦理書啟，有時也草擬奏稿。曾國藩稱其長于書啟，公牘少遜。咸豐九年中江西鄉(xiāng)試舉人，仍留曾國藩幕中任職。同治二年中進士，選庶吉士，出幕。

吳廷華咸豐六年六月經(jīng)其同鄉(xiāng)洪汝奎推薦在南昌大營入幕。咸豐九年經(jīng)洪汝奎推薦，再次入幕，不久外出領軍，離開曾幕。

程桓生原為廣西同知銜試用知縣，因事革職，咸豐四年五六月間隨廣西候補道李孟群調(diào)赴湖南，充任曾國藩幕僚，負責草擬咨、奏、函、批等文件。曾國藩再出領軍，程桓生復于咸豐九年十一月由安徽趕赴湖北黃梅曾國藩大營，重返幕府，仍任舊職。咸豐十一年五月，李金旸、張光照遞解東流大營，曾國藩委程桓生、彭山屺審理，隨即雙雙正法。同治二年八月曾國藩整頓兩淮鹽政，于江西省城南昌設江西督銷總局，委程桓生主持。同治六年二月補授兩淮鹽運使，仍為曾國藩經(jīng)辦鹽務兼理江北厘金局。其何時離開江北厘金局，時間不詳。

馮卓懷是曾國藩的老朋友，早在道光二十年二人即開始交往。道光二十四年又做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深言密意，關系非同一般。咸豐四年八月曾國藩移住衡州，馮卓懷前赴衡州入曾國藩幕府，九月離去。十一月領功牌100張，在寶慶為曾國藩勸捐籌餉。咸豐十年十一月，馮卓懷任四川萬縣令，應曾國藩奏調(diào)，再次入幕，為曾國藩巡察碉堡。咸豐十一年正月，因與曾國藩意見不合，拂袖而去。同治十年三月又赴江寧拜會曾國藩，只作游客，不再充任幕僚。

咸豐八年六月至十一年底入幕的秘書人員主要有李鴻章、左宗棠、楊象濟、馮焌光、李榕、郭崑燾、郭笙陔、王敬恩、歐陽兆熊、陳鼐、穆其琛、李士棻、張裕釗、柯鉞、何應祺、劉瑞芬、梅啟照、程鴻詔、周成、王香倬、閻泰、陳鳴鳳、劉崧、聶琪。

李鴻章于咸豐八年十二月入幕，初奉命編練馬隊未成，繼隨曾國荃進攻景德鎮(zhèn)，后在秘書處任職，負責草擬咨、札、批、奏之類，甚受曾國藩器重，稱“少荃天資于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亦未可知”。李鴻章也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規(guī)，至此如識南針，獲益非淺?！?sup>可惜李鴻章聰明太過，不能與老師患難與共。咸豐十年曾國藩兵困祁門，李鴻章以祁門非用兵之地，建議撤走，遭曾國藩拒絕。不久，復為參奏李元度事與曾國藩發(fā)生意見分歧，李鴻章遂于同年九月借口溜掉，脫離險地。當時李鴻章已實授福建延建邵道道員。他打算赴任而又心中無數(shù)，便致函正在福建原籍的沈葆楨詢問當?shù)厍闆r與赴任得失。沈勸其萬不可赴任，他只好打消此念。李鴻章進退不得，在江西閑住了近一年。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國藩湘軍大營移于東流附近江面，安全得到保證，李鴻章便聽從郭嵩燾的勸告，決心返回曾幕。恰這年五月，湘軍攻克太平軍赤岡嶺堅壘，李鴻章馳書祝賀，借此試探曾國藩的態(tài)度。曾國藩接書速報，熱情邀請，李鴻章遂于是年六月初再次入幕。曾國藩對之禮貌有加于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十月中旬，上海士紳公派錢鼎銘赴安慶向曾國藩求援，曾國藩無兵可派，決定令李鴻章在合肥一帶招募新勇，按湘軍營制編練淮軍。于是，李鴻章成為新建淮軍之統(tǒng)領，并于同治元年三月率湘、淮軍7000人分批乘輪船赴援上海，從而結(jié)束了其幕僚生涯。

左宗棠咸豐十年閏三月在安徽宿松入曾國藩幕，四月即因事返湘。在此二十幾天中，左宗棠為曾國藩出謀劃策，“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自與一般游客不同。故在曾國藩幕僚名單中留下了左宗棠的名字。

郭崑燾為郭嵩燾胞弟，曾長期在湖南巡撫幕中充任幕僚。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二次出山，奉命援浙，所帶部隊全是由湖南巡撫撥來的，與他關系并不密切。曾國藩恐指揮不靈，臨行特地把郭崑燾拉入幕中充任幕僚，一方面請郭崑燾代自己草擬咨奏，一方面讓他幫助自己協(xié)調(diào)與各將領之間以及各將之間的關系。因郭崑燾是擬稿好手，又與湖南巡撫所屬諸將熟悉，他們有些不愿與曾國藩講的話都與他講，從而使曾隨時都能掌握各將領的思想情況，所以郭崑燾確實幫了曾國藩的大忙。但是，郭崑燾卻不愿離家遠行，也不愿離開湖南巡撫幕，被曾國藩央求不過，勉強答應，相約“送至玉山即歸”。所以雖經(jīng)曾國藩一再挽留仍不愿多住，十一月底即隨劉長佑一起由建昌返湘，在幕中前后只有四個多月。其后曾國藩曾多次函請，郭崑燾都沒有響應。咸豐十年，曾國藩在長沙設湖南東征局，郭崑燾為主要成員之一。他白天在巡撫衙門上班，夜晚在東征局辦事，兩項事務一身承擔，成為東征局與湖南巡撫的聯(lián)絡紐帶，為曾國藩出了大力，為東征局出了大力。但后來生活奢侈，任用私人，弄得聲名狼藉，曾國藩聞之極為反感，亦無可奈何。同治四年五月，東征局裁撤，郭崑燾仍為湖南巡撫衙門幕僚如故，但與曾國藩再沒什么關系。

與郭崑燾同時進入曾國藩幕府的還有郭笙陔，他在幕中掌管書啟。郭嵩燾在信中稱他為“笙陔叔”，估計可能是郭嵩燾兄弟的遠房叔叔。咸豐八年十一月底，郭崑燾離開曾國藩幕時，郭笙陔仍留幕中。這年除夕，曾國藩還曾與他一起“吃年飯”，以后則不見記載，不知所終。

王敬恩，約于咸豐十年九月入幕，辦理書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病死幕中，在幕尚不及一年。

歐陽兆熊系咸豐十一年二月入幕。當時曾國藩困守祁門，幕僚甚少，李鴻章又因李元度事辭別而去。曾國藩人手缺乏，就寫信邀請自己的老朋友歐陽兆熊“至營”。據(jù)其后人講是“商榷要政”，大概是負責草擬咨、札、函奏之類，因這時幕中并無草擬文件的高手。四月初，曾國藩將大營遷往東流江邊，歐陽兆熊隨同遷往。這時胡林翼生病甚重，因歐陽兆熊頗懂醫(yī)道，曾國藩就派他赴武昌為胡診治。九月二日，歐陽兆熊同趙烈文一起由東流起行赴武昌。其時，胡林翼已于八月二十六日病死，遲至九月初三日，曾國藩方收到訃聞，使歐陽兆熊空跑一趟。歐陽兆熊即由武昌返回湖南故里。同治二年四月，歐陽兆熊重返曾國藩幕中，次年主持書局。自同治四年五月起，曾國藩日記中未見記載，大約曾國藩北上剿捻、調(diào)赴直隸他都未隨行。同治九年十二月，即曾國藩由直隸調(diào)回兩江后不久，歐陽兆熊又回到曾國藩幕中，直到曾去世，二人經(jīng)常在一起談話、下棋。這一時期他所任職事不詳（自同治八年起書局改由洪汝奎主持），大約只是閑住。

李榕是通過郭嵩燾的推薦方為曾國藩所知的。咸豐九年正月，曾國藩奏調(diào)郭、李二人，咸豐帝只批準李榕一人。六月李榕抵江西撫州曾國藩湘軍大營，充任幕僚，在營務處任職。十二月，曾國藩與胡林翼領兵進攻太平軍重點據(jù)守的太湖，恰遇曾國荃請假回籍，所部吉字營群龍無首，曾國藩遂札派朱品隆、李榕充作營務處，朱管戰(zhàn)守，李管稟報。實際上是由朱、李二人共掌統(tǒng)領大權(quán)。故曾國藩有時稱“委派朱、李管營務”，有時就逕稱“札派朱品隆、李榕為統(tǒng)領”。咸豐十年正月末，太平軍棄太湖而走，湘軍乘機進圍安慶。閏三月，朱品隆、李榕率軍進扎集賢關外。四月初，曾國荃返回軍營，李榕亦回到曾國藩身邊，大約仍在營務處任職。咸豐十一年八月，曾國藩設安慶善后總局，委李榕主持。十一月，經(jīng)曾國藩奏保署理江寧鹽巡道，任事如故。同治元年秋，奉命募督標兵鈞字五營，援助江、皖各路。同治二年三月成軍，先后轉(zhuǎn)戰(zhàn)于江西、安徽各地。是年十月，補授浙江鹽運使，經(jīng)曾國藩奏留督軍防皖南。同治四年四月遣散全軍，返回幕府，負責草擬文件。五月隨曾國藩北上剿捻。同治五年七月補授湖北按察使，從此離開曾國藩幕府。

馮焌光是經(jīng)人推薦于咸豐九年十一月曾國藩駐扎宿松時入幕的，負責辦理書啟。咸豐十一年底至同治元年初，曾奉派赴廣東購買洋槍和望遠鏡等。同治元年九月驚聞其父死于新疆伊犁，其庶母亦在戍所，孤苦無依。馮焌光只得遠赴伊犁，設法迎回其父的棺木和眷屬。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李鴻章在上海創(chuàng)建江南制造總局，奉委管理廠務，直到同治十年為李興銳所取代。

陳鼐于咸豐九年十二月曾國藩駐宿松時入幕，所任職事不詳，但與曾國藩關系密切，甚得賞識。多年來，陳鼐出出入入，常在曾國藩身邊。同治八年，曾國藩抵直隸總督任所，奏調(diào)一批人充任幕僚，陳鼐為其中之一，并于是年五月行抵保定。同治九年六月，曾國藩奉命赴天津查辦教案，陳鼐隨行辦事。當年十月曾國藩調(diào)任兩江總督，陳鼐留于直隸，從此離開曾國藩幕府。

柯鉞咸豐十一年十月在安慶入曾國藩幕府，辦理書啟，有時亦草擬折稿。同治元年秋將全家遷駐安慶，從此常在幕中，不離曾國藩左右，成為少數(shù)親近人員之一。同治三年七月一日，因哀傷勞累過度病死幕中。

穆其琛于咸豐十一年十月奉曾國藩札調(diào)入幕，辦理文案。同治元年閏八月經(jīng)曾國藩奏保署理無為州知州，離開幕府。

李士棻咸豐十一年七月在東流入幕，其后常在幕中出現(xiàn)，曾送珍本書給曾國藩，并求曾為其題字。其所任職事亦不詳。以善作詩受到曾國藩賞識，贈詩有“時吟大句動乾坤”之語。同治三年十一月，曾國藩續(xù)辦金陵匯保之案，李士棻列名其中，當時已是同知銜江西候補知縣，奏請免補本班，以同知直隸州仍留江西補用。大約此時仍在幕中，唯其何時離幕不詳。

張裕釗是從胡林翼幕府轉(zhuǎn)入曾國藩幕中的。早在咸豐五年張裕釗即與曾國藩相識，在曾國藩日記中，常有為張裕釗改閱古文的記載。胡林翼死后，張裕釗于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來到曾國藩幕中，曾國藩令其專修古文，不事他務。曾國藩認為，在其諸弟子中，古文方面最有前途的是張裕釗和吳汝綸。張裕釗亦謹遵師教，不負厚望，一面在書院講學，培養(yǎng)人才，一面研究古文，從事寫作。他刻苦鉆研，虛心求教，在古文方面不斷進步，成為曾國藩門下最有成就的學生。

何應祺咸豐八年十二月在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初在秘書處辦理書啟、批札之類，后轉(zhuǎn)入營務處任職。約在咸豐十年入湖南東征局任職，直到同治四年東征局裁撤。其后時出時入，斷斷續(xù)續(xù)，直到同治十年仍在幕中活動，在他的集子中留下不少有關詩篇，只是所任職事未有明確記載，其離幕時間亦不詳。

梅啟照咸豐十一年十月在安慶入幕。不過，他一入幕就擔負重要工作，地位非同一般。例如，當時因扣留逃稅英船發(fā)生對外交涉，曾國藩即令梅啟照前去查問。第二天英國海軍官員帶領軍艦前往安慶面見曾國藩進行交涉，出于外交禮儀，曾國藩即派曾國荃、李鴻章、梅啟照三人代表兩江總督登艦回拜。同治八年五月遷江寧布政使，奉曾國藩委派接辦江寧報銷總局局務，會同江蘇布政使辦理剿捻各軍軍費報銷事宜，直至事竣。

程鴻詔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在安慶入幕，辦理書啟。在曾國藩來函原件中至今保留著不少帶有“旉”字的印記。他在幕中時間甚長，直到同治五年初仍在曾國藩身邊活動，其后不見記載，離幕時間則不得而知。

劉瑞芬、周成、王香倬的情況則更為簡單。王香倬于咸豐十年二月在宿松入幕，負責管理文案。此后斷斷續(xù)續(xù)，他的名字時常出現(xiàn)于曾國藩的日記之中。周成是通過洪汝奎的推薦，于咸豐十年十一月在祁門入幕的，同治元年十二月去世，所任職事不詳。劉瑞芬咸豐十一年在東流入幕，同治元年三月隨李鴻章赴援上海，離開曾國藩幕府。其在幕中所任職事不詳。

閻泰、陳鳴鳳、劉崧咸豐八年七月入幕，負責管理行營文案。聶琪大約咸豐八年入幕，咸豐九年十月曾國藩匯保攻克景德鎮(zhèn)有功人員曾列名其中。同治二年又奉札與袁西燾等一起繪制地圖。其何時離幕不詳。

同治年間入幕的秘書人員主要有郭柏蔭、劉瀚清、方駿謨、袁西燾、李子真、楊萬錦、張復、王瑞征、閻禹鄰、唐翰題、周學浚、何璟、李鴻裔、孫衣言、陳方坦、凌煥、屠楷、錢應溥、向師棣、黎庶昌、吳汝綸、薛福成、王定安、倪文蔚、勒方锜、龐際云、任伊、蕭世本、游智開、陳蘭彬、唐煥章、曹耀湘、劉金范、趙景波、沈夢存、仇善培、賀麓樵、張錦瑞、歐陽侗、曾化南、蔡家馨、孫莘畬、張暉垣、陳濟清、祝塏、俞晟、蔡貞齋、鄧良甫、王鴻訓、李傳黻、黎竹林、王鎮(zhèn)鏞。

郭柏蔭原為戶部郎中，同治元年入京引見，奉命交曾國藩差委，被派赴安慶行營充任幕僚。同治二年授蘇松糧道，離曾國藩幕。

劉瀚清、方駿謨是咸豐十一年冬曾國藩奏調(diào)的常州士紳中的兩位。劉瀚清原為胡林翼幕僚，負責草擬奏稿，頗為胡看重，已保至候選同知。咸豐十年常州被太平軍占領，劉瀚清聞訊辭歸，同治元年十月應命再出，投入曾國藩幕府。方駿謨?nèi)肽簧酝?，他是同治二年正月到達安慶大營的。同年底曾國藩接到總理衙門文書，令各省繪制地圖，曾國藩遂命袁西燾負責此事，劉瀚清、方駿謨協(xié)同辦理。同治三年六七月間，方、劉二人繪圖工作完成，共繪長江圖1幅，安徽省圖1幅，安徽府縣圖13幅。經(jīng)曾國藩驗收合格，三人便一起到秘書處工作，劉瀚清負責草擬奏稿，方駿謨負責草擬函稿。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北上剿捻，劉瀚清最初沒有隨行。不久即趕赴臨淮關大營仍司舊職。曾國藩對劉瀚清不甚欣賞，稱其“學問淹博，文筆亦雅，特章疏箋牘不甚合式”。最使曾國藩反感的是他缺乏“急公好義”的精神。同治五年曾國藩駐扎周口剿捻，正當人手缺乏之際，劉瀚清聞家中有事，即不聽勸告，執(zhí)意請假回籍。曾國藩挽留不住，只好同意。同治六年曾國藩返任兩江總督后，劉瀚清重新回到曾國藩幕中，但從此受到冷遇，曾國藩始終不肯為他奏保實缺，雖經(jīng)其同鄉(xiāng)趙烈文一再求情仍然無效。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國藩北上就直隸總督任，沒有帶劉瀚清同行，事后也沒有奏調(diào)。方駿謨亦于此時離開幕府前赴徐州，投入徐州道吳世雄幕中繼續(xù)充任幕僚。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再返兩江總督任，劉瀚清亦返回幕府。同治十年七月曾國藩為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在上海設預備學校，委派劉瀚清為預備學校校長，令學生出國前入校學習中、西文字一年，以適應國外學習、生活需要。同治十一年容閎帶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后，其后三批學生預備期滿陸續(xù)派送，皆劉瀚清一人料理。不過此時曾國藩已死，他已自然轉(zhuǎn)為李鴻章的幕僚。

參加繪圖工作的人員還有袁西燾、唐翰題、聶琪。袁西燾、聶琪即如上述。唐翰題曾奉命繪制江寧府全境地圖，并于完工后向曾國藩稟明交代。三人出入幕時間皆不詳。

李子真，出入幕時間不詳，同治二年九月前后在幕中，專為曾國藩謄寫家信。

楊萬錦、張復入幕和出幕時間不詳，同治元年初二人均在曾國藩幕中管理文案，趙烈文曾幾次向他們借閱和歸還文件。

此間在幕中擔任文案工作的還有王瑞征、閻禹鄰二人，他們與聶琪、楊萬錦、張復皆列名金陵保案之中，唯其出入幕時間不詳。

周學浚同治元年四月入幕，次年十月開始做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教授曾國藩的次子曾紀鴻、外甥王興韻、女婿羅兆升三人讀書。同治三年九月隨曾國藩遷往江寧，次年三月被曾國藩禮聘為尊經(jīng)書院山長，并舉行隆重儀式，曾國藩行四拜禮，以示尊敬。

李鴻裔是由胡林翼幕府轉(zhuǎn)入曾國藩幕中的。他原為禮部主事，咸豐十年入胡林翼幕，胡死后，復于同治元年秋冬應調(diào)入曾國藩幕，負責草擬折奏，甚受曾國藩賞識，是少數(shù)親近幕僚之一。但其治事緩慢，所分公事往往不能按時完成，若時間緊迫，則不得不將其未完成的工作再行分配一次，令幕中同事代勞。故常常遭人埋怨。大約同治三年秋冬或同治四年初轉(zhuǎn)入金陵善后局，專辦工程。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奉命北上剿捻，李鴻裔隨同前往，經(jīng)曾國藩奏保署江蘇糧道。同治五年補授徐海道（駐徐州），總辦營務，兼理徐州糧臺。同治六年二月遷江蘇按察使，仍常在曾國藩左右，直至次年七月因病免職。

孫衣言同治二年二月經(jīng)曾國藩札調(diào)入幕，辦理營務，同治元年轉(zhuǎn)入秘書處。此后時出時入，斷斷續(xù)續(xù)。同治八、九年間以候補道署江寧布政使，奉委會同江蘇藩司張兆棟主持江寧報銷總局，辦理剿捻期間湘、淮各軍的軍費報銷。

陳方坦同治二年十月入幕，專管草擬與鹽務有關的咨、札、函、奏。此后長期追隨曾國藩，除曾國藩調(diào)任直隸總督期間分離兩年外，一直充任曾國藩幕僚。

凌煥是曾國藩剿捻期間入幕的，同治六年二月已在幕中，唯其具體時間不詳。同治七年曾國藩調(diào)任直督，凌煥沒有隨行。同治九年閏十月曾國藩再次回任江督，凌煥復入幕府，直到曾國藩去世，一直在秘書處任事。

屠楷是同治二年正月入幕的，負責草擬奏折。此后一直在曾國藩身邊工作，直到曾國藩剿捻受挫，中途返回兩江。同治七年曾國藩赴直督之任時屠楷沒有隨行，事后也沒有奏調(diào)，大約是此時離幕的。

錢應溥原為軍機章京、吏部主事，同治元年四月加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草擬奏折。錢應溥出身書香門第，其父親和伯父都是著名學者，本人亦學有根底，文筆流暢，甚受曾國藩賞識，在幕僚中很有名望。入幕之后，除幾次請假短暫離營外，一直在幕中充任幕僚，直到曾國藩去世。

向師棣是通過曾國藩的一位老朋友嚴仙洲（向的姑父）的推薦于同治元年四月入幕的，先在行營糧臺銀錢所幫同洪汝奎辦理支應事宜，后又襄辦營務，大約在同治四年三月轉(zhuǎn)入秘書處。是年五月隨曾國藩北上剿捻，專治文書，十一月在軍營病死。

蔣嘉棫同治元年二月入幕，專事草擬奏折。同治三年九月接辦安徽牙厘總局，直到同治六年十月仍任是職。其后事跡不詳。

黎庶昌同治元年奉旨分發(fā)安徽，交曾國藩差遣，同治二年三月入幕，委派善后局，專司稽查保甲。同治三年六月復委辦金陵善后事宜。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北上剿捻，調(diào)黎庶昌隨行，在秘書處負責草擬奏折、批札。同治五年九月回籍丁憂。同治六年九月重回幕府。同治七年九月經(jīng)曾國藩奏準，以直隸州知州留于江蘇補用，從此離開曾國藩幕府。

吳汝綸是通過方宗誠的推薦，于同治四年十月在徐州入幕的。同治七年曾國藩調(diào)任直督，吳汝綸隨行。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返任江督，吳汝綸又隨同返回江南，直到曾國藩去世，一直充任曾國藩的幕僚。

薛福成同治四年閏五月入幕，負責辦理咨、奏、書啟之類。此后一直在幕中充任幕僚，直到曾國藩去世。

王定安是分發(fā)江蘇的候補知縣，經(jīng)人推薦，于同治四年九月入曾國藩幕府，在秘書處任事。同治七年五月出任江蘇崑山知縣，暫離幕府。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返任江督，王定安復返回幕中，仍事舊職。

倪文蔚同治四年四月曾國藩已決定聘其入幕，后因北上剿捻，倪文蔚祖母年高，須他服侍，不能遠征而止。但從此之后，曾國藩每年致四百金以為薪資，實際上已把他列入幕僚之列。同治五年任鳳池書院山長，留駐江寧。同治六年初曾國藩回任江督，倪文蔚仍任山長。

勒方锜同治三年三月入幕。五月受曾國藩委派，與安徽藩司馬新貽等會訊江西知縣石昌猷袒匪殺良一案。十月轉(zhuǎn)入秘書處工作，十一月稟辭離去。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北上剿捻、同治七年十月調(diào)任直隸總督，勒方锜都沒有隨行。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勒方锜重新回到幕中，直到曾國藩去世，一直充任曾國藩幕僚。

龐際云原為曾國藩的門生與家庭教師，同治三年三月投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草擬奏折。七月委辦江寧善后局，曾奉命與李鴻裔等會審李秀成案。八月經(jīng)曾國藩奏準署江寧鹽巡道，仍飭辦善后局。

任伊同治七年十月前入幕，于曾國藩臨赴直督任時轉(zhuǎn)入新任江督馬新貽幕府。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回任江督，復回到曾國藩幕府充任幕僚，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國藩去世。

蕭世本原為刑部主事，后改捐知縣分發(fā)江南候補，同治七年十一月隨曾國藩赴直隸充任幕僚。同治九年六月署天津知縣，離開幕府。

游智開原為安徽知州，歷任和州、無為、泗州等屬，曾國藩稱其治行為江南第一。同治八年正月調(diào)赴直隸充任幕僚。后出署深州知州，離開幕府。

陳蘭彬系經(jīng)許振祎推薦和曾國藩的奏調(diào)，于同治八年二月在保定入幕的。曾先后參與清理積案、賑濟災民等事務。同治九年六月隨曾國藩赴天津辦理教案。據(jù)說，曾國藩對該案的處理，主要是采納了陳蘭彬的意見。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返兩江總督任，又將陳蘭彬調(diào)回江南。同治十年七月設駐美中國留學生局，受曾國藩委派任正監(jiān)督，并于同治十一年三四月間率留學生赴美。

曹耀湘同治十年五月入幕，十月辭歸，約定明春復來，以后未見在曾國藩身邊出現(xiàn)，不知是否就此出幕。

劉金范、趙景坡、沈夢存皆于同治八年正月入幕。他們都是原直隸總督衙門的幕僚，劉金范系錢糧師爺，趙景坡、沈夢存系刑名師爺。曾國藩抵任后，將他們留用，遂成為曾國藩的幕僚。沈夢存于當年十月辭去，趙、劉離幕時間則不詳。

仇善培同治七年十月入幕。他原系江寧“院房”，曾國藩調(diào)任直督時將他帶往保定，充任文案。

張錦瑞同治二年十月入幕，負責草擬奏折。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北上剿捻，張錦瑞以服闋在即，需回籍辦理起復離幕。

賀麓樵同治八年初入幕，任家庭教師，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國藩去世。

歐陽侗入幕時間不詳。同治三年三月曾為文案房職員，因與同事諸人具稟訐告內(nèi)銀錢所而被曾國藩斥革。

曾化南、蔡家馨出入幕時間不詳。同治二年三月曾國藩奏保穆其琛時，還同時奏稱前任四川梁山縣知縣曾化南、指分江西試用知縣蔡家馨二人，“經(jīng)臣先后留營辦事，均屬才堪造就”，請求“留于安徽，酌量補用”。其為曾國藩幕僚無疑，只是不知所任何事。

孫莘畬、張暉垣二人出入幕時間均不詳。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曾國藩宴請幕友，孫、張為其中之二。

蔡貞齋同治六年六月入幕，大約在次年六月離去。一年之中曾國藩曾幾次去“幕府”找蔡貞齋、錢子密談話，其為曾國藩幕僚無疑，只是不知在幕中所任何事。

俞晟出入幕時間不詳。同治三年四月曾國藩會見俞晟，稱其“往年在余處當委員，現(xiàn)為湖北知府也”。

唐煥章入幕時間不詳，曾與薛福成、李鴻裔、蕭世本同為幕僚，唐、李、蕭皆為四川人，往來密切，直到曾國藩去世，唐煥章一直在曾國藩幕府充任幕僚。曾死后，唐還奉命護送棺柩回籍。

王鴻訓同治三年六月入幕，此后長期在曾國藩幕中，除曾國藩北上剿捻與調(diào)任直隸總督期間分離外，一直在曾國藩身邊充任幕僚，直到曾國藩去世。

陳濟清同治八年初入幕。同治九年九月曾國藩返任兩江總督前決定將他留于直隸，由此離開曾國藩幕府。

鄧良甫同治八年正月入幕，約在同治九年九月離幕，所任何事不詳。

李傳黻同治八年二月入幕，一直追隨曾國藩左右，直到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調(diào)回江南，將他留于直隸，薦入李鴻章幕府，繼續(xù)充任幕僚。

黎竹林約于同治八年十月入幕，同治九年十月隨曾國藩返回江南，同治十年八月又在揚州與曾國藩相會。其為曾國藩幕僚無疑，唯所任職事與離幕時間不詳。

王鎮(zhèn)鏞系曾國藩的外甥，國惠妹之子。同治九年四月攜眷至保定，留于幕中辦書啟。同治十年八月離幕回籍。十月隨劉錦棠回江寧，不久赴西北辦營務。光緒十年十一月死于軍營。官至三品銜候補道員。

第二節(jié) 采訪忠義局和編書局

采訪忠義局又稱采訪忠義科，咸豐七年由胡林翼首創(chuàng)。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后，也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于咸豐十年六月在祁門設立，其主要任務是搜集和整理在清王朝同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過程中陣亡、被殺或自殺身死的官員士紳資料，由曾國藩匯總奏報請建總祠、總坊，或?qū)Ｕ圩嗾埥ｌ?、專坊，以扶持名教，維護風化。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后，曾發(fā)布文告，曉諭遠近。其《出示曉諭江南北士民六條》之五“旌表忠義”條稱：“本部堂行轅設立忠義科，專查殉節(jié)之家，詳核事實，兼考世系，或由司道具詳，或由府廳州縣匯報，或由該家屬徑稟本部堂，立即建總祠、總坊，其死節(jié)尤烈者建立專祠、專坊。凡作有家傳、墓志、行述、事狀者，準其抄送行轅，本部堂略刪改咨送國史館立傳，以彰忠義而示激勸?！?sup>實際上這是曾國藩為封建地主階級做的一項思想政治工作。

除此之外，設立忠義局的另一原因是為了安置一部分閑散人員，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戰(zhàn)亂之中，曾國藩的一些老朋友或一般士人，往往流離失所，衣食無著，紛紛投奔到他的門下求救。而這些人中不少人并無一技之長，他處無法安置，于是就把這些人放到忠義局中，拿份薪水養(yǎng)家糊口。反正采訪忠義之事不像草擬函奏、籌措糧餉那樣往往急如星火，刻不容緩，工作或多或少，進程或快或慢，都不會直接影響戰(zhàn)爭的成敗。所以，忠義局的人員在曾國藩幕府中地位不高，名聲不顯，除方宗誠僅至實缺縣令外，其他人皆未得到實缺保奏。

兩江忠義局成立之時，全國還很少這類機構(gòu)，它雖比湖北晚了幾年，但在全國各省中仍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殆至咸豐十一年秋，清政府令各省設立褒忠局，采訪忠義隨時匯奏時，曾國藩已先后奏報五次了。

忠義局的任職條件是必須重視氣節(jié)，熱心于扶持名教、維護風化。所以，就學派而論，忠義局的委員多講習宋學之人。

兩江忠義局先后由陳艾、汪士珍主持，其主要工作人員除陳、汪二人外，還有方宗誠、汪翰、李葆齋、楊德亨、汪宗沂、李聯(lián)琇。陳艾咸豐十年十月在祁門入幕。曾國藩稱其“在營多年未嘗任以繁劇之職，然與一二賢俊隨時匡諫，獲益良多”。同治七年，陳艾以母老多病稟請辭差歸養(yǎng)，曾國藩批準了他的要求，所有采訪忠義局務令汪士珍接辦。汪士珍出入幕時間均不詳，唯知同治三年十一月曾國藩所辦金陵續(xù)保之案，汪士珍已掛名其中，并在同治七年接替陳艾主持忠義局的工作。方宗誠同治二年春在安慶入幕，任職忠義局，奉曾國藩之命撰寫《兩江忠義錄》一書。同治八年十月奉調(diào)直隸，繼續(xù)充任曾國藩的幕僚，大約辦理書啟之類。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返兩江總督任，方宗誠留在直隸，不久由李鴻章奏保直隸棗強縣縣令，結(jié)束了其幕僚生活。汪翰出入幕時間不詳，初在忠義局，同治二年派赴皖南牙厘局。楊德亨同治元年入幕，同治七年稟請銷差，得到曾國藩批準，離開幕府。李葆齋是曾國藩的同年，同治元年入幕，無法安置，乃令其為忠義局名義上的負責人，實際上是冒領干薪，托局務以自存，暫解生活上的窘境。汪宗沂出幕時間不詳，其入幕時間大約在同治三年秋冬。傳稱“東南亂定，以所作（指《禮樂一貫錄》）謁曾國藩，國藩時督兩江，延任忠義局編纂。因師臨川李大理聯(lián)琇”。由此可知汪宗沂曾在采訪忠義局任職，同時在忠義局任事者還有李聯(lián)琇。

編書局又簡稱書局，是同治三年四月在安慶設立的，故稱安慶書局。同年九月又隨曾國藩移駐江寧，遂改名金陵書局。其后兩江總督幾度易人，書局一直存在。書局初立主要刊刻了王夫之的《王船山遺書》和全本《幾何原本》?！锻醮竭z書》系明末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傾畢生心血撰寫的鴻篇巨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多年來未能刊印發(fā)行于世。道光十九年，王夫之的孫子王世全始刊刻150卷，湖南著名學者鄧顯鶴實主持其事，歐陽兆熊贊成之。咸豐四年湘軍進攻湘潭，書版毀于戰(zhàn)火。這次編書局重刻《王船山遺書》凡322卷，較前增加172卷。

《幾何原本》是公元前300年希臘數(shù)學家歐幾里得所著，全書共15卷，明代傳入我國。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和意大利學者利瑪竇曾譯出前面六卷刊行于世，而后半部則長期無人翻譯。咸豐年間，近代著名數(shù)學家李善蘭與英國人偉烈亞力續(xù)譯其后九卷，并為其訂正舛誤，使之成為最佳版本。譯成之初，亦有人刊刻印行，不久，書版毀于戰(zhàn)火。同治元年李善蘭入曾國藩幕，次年張文虎復來幕中，遂建議李善蘭取后九卷重校付刊。為使初學者得一完本，并前六卷一起?？l(fā)行。其后又合金陵、湖北及江、浙各書局之力合刻二十四史。曾國藩對編書局的工作極為重視。他不僅為編書局制定章程，聘請學識淵博、擅長校勘的幕僚和高手匠人專司其事，還對書版的書寫、刊刻作了具體規(guī)定，力求版本精良，傳之后世。對于書局的重要出版物，如《王船山遺書》，曾國藩還親為校閱，親自作序。

書局設立之初由歐陽兆熊主持。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北上剿捻，書局由署江督李鴻章主持，令書局刊刻四書五經(jīng)，以為諸生讀本。同治六年初曾國藩回任江督，又令書局刊刻《史記》《漢書》《后漢書》。同治八年初曾國藩已抵直隸總督任，又與繼任江督馬新貽、湖廣總督李鴻章等妥商，改由洪汝奎主持。此時戰(zhàn)事告竣，戰(zhàn)爭期間建立的各路糧臺陸續(xù)撤裁，唯專為鎮(zhèn)壓捻軍而設于江寧的北征糧臺得以保留，改為軍需總局，專門供應西征陜甘的老湘營與江寧防軍糧餉，仍由洪汝奎經(jīng)理。編書局經(jīng)費無著，須由軍需局籌措，故令洪汝奎兼理是職。

編書局的任職條件是熟悉經(jīng)史，兼通小學，擅長?？惫ぷ?。故編書局人才濟濟，尤多宿學名儒，就其學派而言，多為治漢學者。其主要成員除前面提到的歐陽兆熊、洪汝奎、李善蘭、張文虎外，還有劉毓崧、劉壽曾、汪士鐸、莫友芝、唐仁壽、倪文蔚、戴望、成蓉鏡、劉恭冕等。

歐陽兆熊即如前述。洪汝奎早在道光年間即與曾國藩相識，咸豐十一年十月入曾國藩幕。同治元年五月奉曾國藩札委綜理行營銀錢所支應事宜。同治二年曾國藩在皖南設勸農(nóng)局，向當?shù)剞r(nóng)戶貸款買牛，三年還本，令洪汝奎經(jīng)理其事。同治三年九月隨曾國藩遷往江寧，先后經(jīng)辦江寧東南保甲局和西南保甲局局務。同治五年受署江督李鴻章委派辦理北征糧臺。同治八年正月奉命參與張汶祥案的審理。不久，又奉命兼理書局，直到曾國藩去世，一直充任幕僚。

李善蘭同治元年入幕，同治三年四月入書局任職，編書局刊刻《幾何原本》主要由他校勘，并為之作《續(xù)譯〈幾何原本〉原序》。同治七年七月經(jīng)郭嵩燾推薦，李善蘭奉旨調(diào)京師同文館充任總教習、總理衙門章京，離開曾國藩幕府。

張文虎經(jīng)李善蘭推薦，同治二年五月在安慶入曾國藩幕。張文虎精于算法，兼通經(jīng)學、小學，故建議李善蘭刊行《幾何原本》后九卷。張文虎在書局主要任?？惫ぷ鳎钡皆鴩ナ?。

唐仁壽入幕時間不詳，現(xiàn)僅知同治五年已在幕中，并參加了《史記》的校勘工作，以為重新刊刻付印做準備。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由直隸返任江督，曾去書局拜見張文虎、唐仁壽，同治十年七月唐仁壽又曾去會見曾國藩。大約直到曾國藩去世，唐仁壽仍在書局任事。

莫友芝是曾國藩的老友。咸豐十一年七月莫友芝探視其弟，在東流大營見到曾國藩，暢談甚歡，遂留于幕中。同治三年四月曾國藩在安慶設編書局，聘莫友芝等分任校勘，直至同治十年十月莫友芝去世。

劉毓崧同治二年十一月入幕，同治三年四月書局初設即任?？惫ぷ鳌Ｍ瘟昃旁聞⒇贯氯ナ?，曾國藩復聘其子壽曾入幕，接任其職。劉壽曾離幕時間不詳，大約至曾國藩去世前一直在書局任事。

汪士鐸原為胡林翼幕僚。胡林翼死后，汪士鐸于同治元年到曾國藩幕中。同治三年四月書局初設時汪士鐸即任?？惫ぷ?，直到曾國藩去世。

戴望出入幕時間不詳，僅知其同治六年八月至次年九月確在曾國藩幕中，并將自己所作《論語注》送呈曾國藩審閱。

倪文蔚出入幕時間及所任職事均不詳，現(xiàn)據(jù)薛福成開列的名錄知其為曾國藩幕僚。又據(jù)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知其在書局任職。

劉恭冕、成蓉鏡出入幕時間不詳。據(jù)張裕釗《唐端甫墓志銘》，知二人確為書局成員。

第三節(jié) 營務處與采編所

營務處設立于咸豐六年初。咸豐四年湘軍舉行“東征”之時，曾國藩曾在軍中設立過水、陸營務處，分別由褚汝航與朱孫詒主持。其時，軍中僅有大帥與營官，尚無統(tǒng)領之職。曾國藩在給駱秉章的信中說：“來示須派一統(tǒng)帶大員等因，歷來皆有此席，或稱翼長，或稱統(tǒng)領，或但稱營務處?！?sup>所以，這時的營務處，實際上是后來的統(tǒng)領、分統(tǒng)之類，雖名稱相同，但與后來的營務處并不是一回事。曾國藩經(jīng)過長沙整軍，陸路只設塔齊布、羅澤南兩統(tǒng)領，水路只設李孟群、楊載福、彭玉麟三統(tǒng)領，再不提營務處一事，直到咸豐六年初才重新設立營務處。不過，這時的水師已分為外江水師與內(nèi)湖水師兩部分，分別由楊載福、彭玉麟統(tǒng)領。外江水師由湖北供餉、指揮，而內(nèi)湖水師則困于鄱陽湖內(nèi)，仍由曾國藩經(jīng)營。所以，這時的營務處實際上只是陸軍營務處，且職能亦發(fā)生變化，由獨當一面的統(tǒng)攝大員變成為大帥處理具體事務的助手。殆軍務基本結(jié)束之后，營務處管理防軍，節(jié)制諸將，分別由兩司兼領，布政使兼總督總營務處銜，按察使兼巡撫總營務處銜。其職能與人員組成則又一變。所以，這里講的營務處系咸豐六年至同治七年的情況，與此前后時期均有所不同。另外，曾國藩的營務處又有內(nèi)外之分，統(tǒng)帶數(shù)營外出作戰(zhàn)者稱外營務處，在曾國藩湘軍大營、不離其左右者稱內(nèi)營務處。外營務處與統(tǒng)領很相似，只有在軍中尚無統(tǒng)領或統(tǒng)領暫時離位時才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如咸豐六年統(tǒng)帶數(shù)營進攻建昌、瑞州的彭山屺、羅萱，咸豐九年帶兵進攻安徽太湖的朱品隆、李榕等。不過，這種情況不多，最主要、最常見的還是大營營務處，且其內(nèi)、外兩種不易區(qū)分，故這里不再作內(nèi)外營務處的區(qū)別，只作為營務處的不同形式與功能看待。

營務處的職能類似今日軍中之參謀部，是領兵大帥處理軍中事務的辦事機構(gòu)，“如派何營出隊，何路進兵，何起專攻何城，何起分剿何股，均由主帥定計，營務處發(fā)令。即殺一人、賞一人亦由主帥專之”；由營務處辦理。除作戰(zhàn)外，軍隊平時的操點、訓練也由營務處負責。在剿捻期間，曾國藩日記中就記有他與營務處委員一起對湘軍各營分別點名的情形。另外，營務處還負有訓練和培養(yǎng)人才的責任。李榕在營務處任事之初，曾國藩就同他專門談論過營務處的此項任務。他說：“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在立法?！薄皹淙酥酪辉恢松迫危辉惶臻F造就?！?sup>所以，曾國藩欲令其幕僚領兵，必先在營務處歷練，且往往先在身邊充營務處，后以營務處外出領兵，其后有了實踐經(jīng)驗，便令其獨領一軍作戰(zhàn)。李榕是經(jīng)過這個全過程的典型人物。其他則或先或后，形式亦略有區(qū)別。只是不知何因，湘軍經(jīng)由營務處而外出領兵者沒有大將，只是一些二三流將領。

營務處的任職條件是兼資文武，既懂軍事，又文筆流暢。不過由于難得其選，有時合二人之長而作一人之用，或揚長避短，有所偏重。如咸豐九年十二月曾國荃請假回籍，吉字營無人統(tǒng)領，曾國藩就委派朱品隆、李榕充任營務處，領軍進扎太平軍據(jù)守的太湖城外，明令規(guī)定朱品隆負責領兵作戰(zhàn)，李榕負責軍情稟報，二人分工非常明確。再如王錱的哥哥王勛，充任營務處時主要是聯(lián)絡老湘營各路將領，而李元度充營務處時，則連軍情奏折的草擬工作亦一并承擔。

曾國藩幕僚中先后在營務處任職者主要有朱孫詒、褚汝航、彭山屺、羅萱、沈葆楨、王勛、李元度、杜光邦、李宗羲、李榕、朱品隆、何應祺、姚體備、何璟、劉建德、王家璧、向師棣、孫衣言、李鴻裔、甘晉、張錫嶸、羅麓森、李昭慶、祝塏、沈宏富、朱唐洲、李光久、楊鐘琛、李興銳。

朱孫詒原為湖南湘鄉(xiāng)縣知縣，因與湘軍營官熟悉，又同曾國藩關系密切，故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東征之初曾國藩委派他為陸路營務處總提調(diào)，自帶一營，并兼理陸路十二營營務。以后因與曾國藩意見分歧，長沙整軍后曾國藩身邊就不再見到朱孫詒的影子，大約于此時離開曾國藩。

褚汝航原為廣西候補同知，是曾國藩專門從廣西奏調(diào)來的。咸豐三年十一月到衡州，曾國藩派他在湘潭設一分廠，監(jiān)造戰(zhàn)艦。因其熟悉水戰(zhàn)，故曾國藩委他充水師營務處。據(jù)王闿運講褚汝航對水上作戰(zhàn)的規(guī)律并不熟悉，且湘軍水師營官楊載福、彭玉麟等皆湖南人，對他充任營務處心中多有不服，遠遠尾隨其后等著看他的笑話。結(jié)果褚汝航在城陵磯附近一戰(zhàn)大敗，所統(tǒng)前幫水師全軍覆沒，褚汝航等四名外省營官亦全部戰(zhàn)死。此后湘軍水師由楊載福、彭玉麟分統(tǒng)，再沒聽說曾國藩大營中設立過水師營務處。

沈葆楨、彭山屺、羅萱皆是咸豐六、七年間為曾國藩辦理營務的人員。沈葆楨原為都察院監(jiān)察御史，咸豐五年簡放江西九江知府。而當時九江尚在太平軍手中，無法赴任，便投到曾國藩麾下，先在吳城餉鹽局為曾國藩抽厘籌餉，咸豐六年春又為其管理營務。約在是年夏署廣信知府，離開曾國藩大營。咸豐八年八月曾國藩擬率軍入閩，決定在廣信府城與鉛山縣城設轉(zhuǎn)運糧臺，委沈葆楨、雷維翰經(jīng)理其事。后曾國藩改變計劃，在建昌另設行營糧臺，沈葆楨又離開曾國藩幕。彭山屺原為湘軍軍官，羅萱原為曾國藩身邊的秘書人員。咸豐六年四月曾國藩派彭山屺、羅萱等率湘軍六營進攻太平軍占領的建昌府城。是年七月劉騰鴻等湖北援軍進抵瑞州城外，彭、羅復帶兵4000人赴瑞州城外大營，曾國藩委彭山屺總理營務，又以羅萱兼理各營營務。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再出領軍，調(diào)彭山屺帶兵護理糧臺，羅萱則再沒有返回曾國藩幕中。咸豐十一年五月，彭山屺曾奉曾國藩委派會同程桓生審理李金旸通敵案，其何時離幕不詳。

王勛是湘軍大將王錱之胞兄，曾國藩再出領軍時，所部多老湘營弁兵，以其便于與諸將聯(lián)系，故于咸豐八年八月令王勛與李元度管理營務。九月初李元度因事回湖南，營務處主要由王勛負責。十二月中旬李元度回營，王勛即請假回籍，以后再沒回來。咸豐十年五月李元度回籍募勇，準備帶兵援浙。后因計劃改變，留守徽州（任皖南道），從此離開曾國藩幕府。杜光邦咸豐八年七月入幕。曾國藩再出領兵重建營務處，以王勛、李元度、朱品隆為委員，以杜光邦為“小委員”。咸豐十年閏三月，景德鎮(zhèn)保案列有其名，可見此時仍在幕中。

李榕事如前述。

朱品隆原為李續(xù)賓舊部。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再出領軍，李續(xù)賓特派他與唐義訓各帶一營充任親兵，曾國藩即令其與李元度、王勛管理營務。

李宗羲咸豐八年七月入幕，委辦內(nèi)軍械所，旋調(diào)營務處。咸豐九年署安慶知府，后因病去職。同治元年奉湖北巡撫嚴樹森疏調(diào)赴鄂，辦理漢口轉(zhuǎn)運局。同治二年正月奉委赴四川萬縣設局購米解運安慶以充軍食。二月札調(diào)湖北，主持沙市米局。后又委辦漢口轉(zhuǎn)運局，兼辦鹽務督銷。同治三年冬，受曾國藩委派主辦江北厘金局，兼理鹽務。整頓厘務，制訂新章，挑河設棧，振興鹽務，皆由李宗羲一手經(jīng)理。同治四年正月署兩淮鹽運使，三月遷安徽按察使，八月擢江寧布政使。經(jīng)曾國藩奏請暫不赴新任，仍留兩淮鹽運使本任，經(jīng)辦江北厘務、鹽務。是年十月，赴江寧藩司任，奉委辦理北征糧臺，直到同治八年軍務告竣，北征糧臺改為軍需總局，由洪汝奎接辦，李宗羲始離開曾國藩，前赴山西巡撫任。

在此期間，在曾國藩營務處任事者還有何應祺、姚體備、劉建德。何應祺曾在李榕手下工作，曾國藩還專此函囑李榕“虛己以待之”，唯其離開營務處時間不詳。姚體備原為江西廬陵縣令，咸豐八年六七月間為曾國藩所知，咸豐十年十月札調(diào)祁門大營充任營務處。咸豐十一年五月，曾國藩奏保其署理安徽皖南道，仍總理營務處。不久，曾國藩在屯溪設立厘卡，令姚體備與祁門糧臺共同主持。同治元年八月姚體備病故。劉建德咸豐三年二月入幕，初在審案局任事，是曾國藩最早的幕僚之一。咸豐四年出署湘潭縣，又以縣城失守被議革職。咸豐四年八月曾國藩再次將他調(diào)赴行營，委督船工。曾國藩再出領軍，劉建德又于咸豐十年二月在宿松入幕，充行營營務處。咸豐十一年九月后即不見其在曾國藩身邊活動，其究竟何時離幕不詳。

甘晉、向師棣、孫衣言、何璟是同治元年至四年五月北上剿捻前的營務處人員。孫衣言事如前述。甘晉早在咸豐五年四月即與李瀚章一同為曾國藩管理設于南昌的后路糧臺。咸豐六年十二月糧臺撤銷，甘、李離幕。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再出領軍，甘晉再次入幕。咸豐九年正月曾國藩在江西吳城開辦報銷局，辦理歷年軍費報銷事件，甘晉為成員之一。咸豐十年五月報銷局事竣撤銷，甘晉因事暫離。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復又返回幕中，任職營務處，同治元年閏八月病死。向師棣于同治元年四月經(jīng)人推薦入曾國藩幕，先后在行營糧臺和營務處任職。同治四年春轉(zhuǎn)入秘書處，隨曾國藩北上剿捻，十一月病死軍營。何璟同治二年七月入幕，總辦營務處。同治三年五月署安徽臬司期間，曾受曾國藩委派，與藩司馬新貽等會審江西知縣石昌猷袒匪殺良一案。同治四至六年署安徽布政使期間，復奉委會同江西藩司孫長紱主持安慶報銷總局，辦理咸豐七年七月至同治四年五月間軍費報銷事宜。

曾國藩剿捻期間的營務處人員，有王家璧、李鴻裔、李昭慶、張錫嶸、羅麓森、祝塏、沈宏富。李鴻裔事如前述。王家璧早在咸豐元年即與曾國藩相識，咸豐七至八年曾為胡林翼幕僚，咸豐九年回京供職，同治二年奉旨發(fā)往安徽曾國藩軍營差遣，同治二年八月抵安慶大營，隨曾國藩左右辦理營務。同治三年二月丁外艱回籍，同治五年十一月復出，仍辦營務，隨曾國藩駐扎周口，至今其文稿中仍保留著一部分當時雜錄的營中探報。是年底回京引見，離開曾國藩幕府。次年，以五品京堂候補發(fā)往左宗棠軍營差遣。

李昭慶是李鴻章最小的弟弟。曾國藩剿捻多用淮軍，故必以李家兄弟辦理營務處，方便于同淮軍諸將的聯(lián)絡。先邀李鶴章入幕，李鶴章因身體有病不能前往，遂轉(zhuǎn)請李昭慶隨同辦理營務處。同治四年八月，李昭慶抵徐州曾國藩大營，奉命辦理營務，并著手編練新軍。同治五年正月，李昭慶新軍馬步9000人練成，赴周口追擊捻軍，成為一支游擊之師。李昭慶亦離開曾國藩幕府。

張錫嶸在安慶大營與曾國藩相識，甚受器重，曾謂其誦法儒先，堅忍耐苦，足勝將帥之任。同治四年六月曾國藩將其奏調(diào)臨淮關大營辦理營務。不久又令其募靈壁勇1500人，立為敬字三營，練成后即隨同湘軍作戰(zhàn)。同治五年十二月又調(diào)其隨劉松山軍赴援陜西，同治六年正月在西安附近之灞橋戰(zhàn)死。

羅麓森同治三年七月入幕，辦理金陵營務處，主要負責料理撤營等事。以其辦理得力，諸事妥當，曾國藩北上剿捻時又委羅麓森辦理營務處，并令其兼領親兵兩營。同治四年七月曾國藩大營駐扎臨淮關時，曾令營務處羅麓森、張錫嶸同他一起集合劉松山部老湘營點名。直到當年九月曾國藩大營駐扎徐州時，羅麓森仍在曾國藩身邊活動，其后則事跡不詳。祝塏原為直隸鹽運使銜候補道，約在同治四年底或五年初經(jīng)曾國藩咨調(diào)抵徐州大營，辦理營務處。同治六年二月被李鴻章留軍營差遣，離開曾國藩幕府。沈宏富原為云南昭通鎮(zhèn)總兵，經(jīng)云貴總督勞崇光奏請，于同治四年二月奉旨發(fā)往曾國藩軍營察看委用，到營后委辦營務。同治六年二月轉(zhuǎn)入李鴻章軍營，離開曾國藩幕府。

楊鐘琛、朱唐洲、李光久、李興銳是曾國藩由直隸返任江督后辦理營務處的人員。楊鐘琛在幕與辦理營務處時間不詳?，F(xiàn)僅知同治十年五月李昭壽與陳國瑞尋仇斗毆時，陳國瑞曾召集痞混毆辱李昭壽婢妾，為正好途遇的營務處委員楊鐘琛所制止、釋放。同年七月，曾國藩以江寧防軍兵勇過少，緩急不足倚恃，決定在湖南招湘勇3000人，派委朱唐洲、李光久為營務處，梅煦庵為支應委員，負責新勇的募練事宜，并將其帶赴江寧。

李興銳咸豐八年七月入幕，初無職事，曾國藩將之歸于“閑散”一類。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國藩由祁門移駐東流，其行營糧臺一分為二，留于祁門者稱山內(nèi)糧臺，由李興銳負責，始終其事。同治四年十一月，李興銳在安慶報銷總局辦理咸豐七年正月至同治三年六月軍費報銷事宜，同治六年二月事竣，奉委辦理大通招商局。是年十月初二日趙烈文途經(jīng)此處，曾專門拜訪李興銳，相會二日別去。同治八年初曾國藩抵直隸總督任，奏調(diào)李興銳等赴保定。同治九年六月曾國藩奉旨赴天津查辦教案，李興銳隨行，在發(fā)審局審訊天津府、縣官員與反洋教民眾。是年十月曾國藩返兩江總督任，李興銳隨其返回江南，綜理營務，曾會同彭玉麟規(guī)制水師營制。同治十年十月，以江南制造局虛費錢財、成效甚低，曾國藩委派李興銳取代馮焌光主持局務，直到光緒九年丁母憂回籍，前后達十余年。

采編所大約設立于咸豐四年十月，最初設在湖北武穴，咸豐五年正月移至湖南長沙。采編所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整理太平軍的戰(zhàn)略情報，編輯《賊情匯纂》一書，大約書成后即撤去。采編所的總纂是張德堅，副總纂是鄒漢章、方翊元、邵彥烺，另以李楙、程奉璜任分纂，廖文鳳、潘敬暹、譚光藻、譚光炳、黃炳烈任繕寫、校對各務。咸豐五年正月太平軍大舉反攻，千軍萬馬沿江而上，采編所人員四處逃散，遷至長沙后只余下張德堅、程奉璜、邵彥烺三人，其余則不知去向。

張德堅初為湖北撫轅巡捕官，對來自太平天國的情報特別感興趣，有聞必錄。自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棄武昌東下以來，關于太平軍的傳聞越來越多，這些傳聞多出自逃人、難民之口，張德堅四處采訪，口問手記，刻意搜集。其后隨湖廣總督吳文镕駐扎湖北堵城，經(jīng)常化裝至太平軍駐地偵察，有時也參與對逃人、難民的鞫訊，獲得資料漸多，日積月累，居然成帙，編成《賊情集要》一書，到處向地方大吏投遞，但均未引起重視。咸豐四年九月湘軍攻占武昌，張德堅經(jīng)劉蓉的介紹投書曾國藩。曾國藩對他的做法極為贊賞，遂將其調(diào)赴武穴行營，并把歷次作戰(zhàn)中獲得的太平軍文件統(tǒng)統(tǒng)交他收閱，專門設立采編所，委他為總纂，并配備助手，令其編輯《賊情匯纂》一書。該書編成后，張德堅曾寄給曾國藩審閱，其本人亦于咸豐五年夏秋之際趕赴南康大營，返回幕府。這年十二月，趙烈文曾在南康大營見到張德堅，并與之相識。其何時離幕不詳。同治五年正月，曾國藩接受丁日昌的建議，再次邀張德堅入幕，以其熟諳鹽務將他安排在鹽務總局辦理文案。同治七年四月趙烈文曾在鹽務總局見到他，至少在此之前，他仍在幕中，其何時離幕不詳。

鄒漢章初為湘軍水師營官，咸豐四年靖港敗后辭官離營，打算赴廬州尋找其兄鄒漢勛（咸豐三年十二月死于廬州）的骸骨，因廬州仍在太平軍手中而無法前往，被曾國藩留于行營專司偵探。采編所成立，又委為副總纂。咸豐五年正月太平軍大舉反攻，采編所人員星散，鄒漢章未赴長沙，而轉(zhuǎn)投到胡林翼麾下，先司偵探，后領水軍，再沒有返回曾國藩幕中。方翊元亦未去長沙采編所，而前往江西曾國藩大營繼續(xù)充任幕僚。咸豐五年十二月趙烈文在南康大營拜見曾國藩，方翊元已在幕中，唯其究竟哪個月到達尚乏記載。至于邵彥烺、程奉璜等人的情況即如前述，他事皆不詳。

第四節(jié) 審案局、發(fā)審局、發(fā)審所與查圩委員

審案局是咸豐三年二月曾國藩接受歐陽兆熊的建議在長沙設立的。其時，曾國藩出辦團練不久，事事草創(chuàng)，茫無頭緒，歐陽兆熊勸他應該建立“文案”。他接受這個建議即在團練大臣公館設立審案局，幫他審理案件。當時，曾國藩的公館設在湖南巡撫的花園里。這年八月，因永順兵事件曾國藩移駐衡州，審案局亦隨之遷往。審案局的任務主要是審訊和捕殺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起而反抗清朝統(tǒng)治的湖南民眾。審案局辦案廢除一切法律程序，定罪不要證據(jù)，對案犯亦不必反復推問和長期關押，只根據(jù)團紳一言即可置人死地。只要有團紳將人捆送審案局，稍加審訊即定罪行刑，重則就地正法，輕則杖斃堂下。在長沙的4個月中先后殺人二百多，其殘忍酷烈，古今罕見，曾國藩遂得“曾剃頭”、“曾屠戶”之名，受到輿論的譴責。他被迫離開長沙，與此事很有關系。然而，他的這套做法在當時卻取得很大效果，將湖南農(nóng)民起義成功地扼殺于初步發(fā)動之時。否則，湖南很可能變成第二個廣西。曾國藩舉行“東征”之后，審案局改名發(fā)審局繼續(xù)保存下來，有時也稱發(fā)審所，主要審理軍中案件或與軍隊有關的地方案件，如萬瑞書搶劫糧臺案，地方民團截殺湘軍弁勇案，湘軍弁勇沖堂殺官案等。曾國藩調(diào)任直隸總督之后，為了清理歷年積訟和鎮(zhèn)壓反洋教的天津民眾，也先后成立了發(fā)審局，幫他審訊、定讞。

除發(fā)審局外，善后局、營務處、糧臺有時也審理一些同自身業(yè)務有關的案件，對于一些涉及面較廣的案子，如王茂元、陳自明互控案等，則往往由上述機構(gòu)會同審理。而對于一些突發(fā)性的大案、要案，如忠王李秀成案、李金旸通敵案等，則臨時調(diào)集人員，組成專門班子審理。

在審案局、發(fā)審局、發(fā)審所任職及曾經(jīng)隨審案件的人員主要有劉建德、厲云官、嚴良畯、張丞實、何慶澂、黎福疇、李沛蒼、劉兆彭、范泰亨、勒方锜、龐際云、孫尚紱、李鴻裔、趙烈文、馬新貽、周悅修、史念祖、張樹聲、金吳瀾、李興銳、陳蘭彬、吳汝綸、程桓生、彭山圮、鐘文。

劉建德、厲云官、嚴良畯是初設審案局時的人員，咸豐三年二月曾國藩在團練大臣衙門初設審案局，即調(diào)劉建德與嚴良畯承審案件，不久又添派厲云官入局，與劉、嚴輪流審案。劉建德事如前述，嚴良畯后事不詳。厲云官則于咸豐四年七月湘軍第二次自長沙出發(fā)后，與裕麟同管長沙后路糧臺，咸豐五年十月又被湖北督撫奏留湖北總理水路糧臺。咸豐八年曾國藩再出領軍，委派厲云官經(jīng)理湖北轉(zhuǎn)運局。咸豐十一年補授湖北荊宜施道，離曾國藩幕。

張丞實原為署湖南衡永道、永州府知府，咸豐四年二月入幕。初委辦理衡州捐局，專濟留駐湘南的羅澤南、李續(xù)賓一軍軍餉，同年六月隨羅澤南軍“東征”，十一月經(jīng)曾國藩奏調(diào)行營帶勇。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湘軍水師哨官萬瑞書乘湘軍水師在湖口附近江面受到太平軍的突然襲擊，弁勇、委員四散奔逃之際，登上糧臺船只搬搶銀兩。事發(fā)后，曾國藩令張丞實前去搜查，在萬瑞書船中搜出銀1100余兩，萬瑞書畏罪逃回湖南。后經(jīng)曾國藩奏準，由湖南巡撫派人將萬瑞書解送曾國藩南康大營，于咸豐五年六月初五日正法。

何慶澂出入幕時間不詳?，F(xiàn)據(jù)《曾文正公批牘》中所存《發(fā)審局員何慶澂稟》一目，可知此人曾為曾國藩幕僚，在發(fā)審局任職。從內(nèi)容看，時間當在同治三年六月以后。

黎福疇原為直隸藳城縣知縣，丁憂在籍，經(jīng)曾國藩調(diào)赴南康大營，襄辦糧臺事宜，時間約在咸豐五年。咸豐七年服闋，分發(fā)安徽候補，復于咸豐九、十年間在宿松大營入曾國藩幕，為曾國藩“承審要案”。咸豐十一年奉命捐資修復無為州堤，署無為州知州，因病返回安慶。同治元年七月“權(quán)守寧國，兼攝涇事”，離開幕府。視事不久，即于是年九月染病死于涇縣。

李沛蒼原為安徽署貴池縣知縣，因失城革職，后投靠徽寧池太廣道道員何桂珍，隨營差遣。咸豐四年冬，曾國藩奏調(diào)何桂珍帶同李沛蒼來九江行營襄辦軍務，李沛蒼奉札先到，委辦發(fā)審案件。咸豐六年八月又經(jīng)曾國藩專折奏準，準其免罪，仍留江西軍營，交曾國藩差遣。咸豐八年曾國藩再出領軍，李沛蒼亦于是年七月返回幕府，委辦發(fā)審所，曾承審向?qū)I在江西鷹潭被當?shù)貓F練殺傷案。后因事告歸，約于咸豐九、十年間死于原籍。其離幕時間不詳。

范泰亨同治二年七月入幕。此前曾在四川萬縣原籍助曾國藩派赴當?shù)氐娜藛T購米運回安徽以充軍糧，故為曾國藩所知，咨調(diào)來營。其時有人控告統(tǒng)領水師駐防瓜洲的浙江黃巖鎮(zhèn)總兵黃彬，劫殺行商，取財自肥，反以“剿賊”報功請賞，都興阿奉旨逮送黃彬交曾國藩審理。曾國藩當即飭發(fā)善后局司道收審取供。因范泰亨曾任刑部員外郎，故令其參與此案的復審工作。此后范泰亨奉曾國藩委派赴江西調(diào)查厘務弊端，力求整頓。同治三年十一月受命總理江西牙厘總局兼理江西總糧臺，十二月病死。

劉兆彭出入幕時間不詳?，F(xiàn)已知劉兆彭曾于同治元年閏八月參與劉青云一案的審理，并有“委員”名目，其為曾國藩幕僚無疑，且屬司法人員。

勒方锜、孫尚紱、龐際云、李鴻裔、趙烈文是參加會審李秀成的人員。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被俘后，監(jiān)押于湘軍雨花臺大營。同治三年六月下旬曾國藩帶領親近屬僚由安慶起身赴江寧視察，調(diào)集曾在刑部秋審處任職的勒方锜、曾任刑部郎中的孫尚紱、主持江寧善后局的龐際云及身邊親信幕僚李鴻裔、趙烈文、周悅修組成臨時班子，對李秀成進行審訊。勒、龐、李、趙即如前述。周悅修出入幕時間不詳，時為候補同知。孫尚紱出入幕時間不詳，同治三年五月曾與安徽藩司馬新貽、臬司何璟、道員勒方锜會訊江西知縣石昌猷袒匪殺良案。

史念祖、陳蘭彬、張樹聲、金吳瀾是直隸發(fā)審局人員。史念祖原為山西按察使，同治八年三月奉命與直隸按察使張樹聲對調(diào)。曾國藩以其缺乏司法知識和實踐經(jīng)驗，令其綜理發(fā)審局，與道府官員一起審理案件，借以講求刑律，歷練才干。史念祖出身衣冠舊族，不能放下架子實地體察，時歷半年不肯赴局上班，曾國藩遂于是年十一月將其奏請解職，以按察使銜候補道員留于幕府。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調(diào)回江南，史念祖沒有隨行，留于直隸轉(zhuǎn)入李鴻章幕府，同治十年左遷甘肅安肅道道員。張樹聲原為直隸按察使，曾國藩清理直隸歷年積訟，委張樹聲主持其事。同治八年三月奉旨與山西按察使史念祖對調(diào)。曾國藩將他奏留直隸，繼續(xù)辦理歷年積案，直到事竣始放其赴山西新任。金吳瀾大約同治七年在江寧入幕，同治八年正月曾國藩將其奏調(diào)直隸，委派發(fā)審局幫同審理直隸歷年積案。同治九年十月曾國藩返兩江總督任，將金吳瀾帶回江南。其何時離幕時間不詳。

李興銳、吳汝綸、陳蘭彬、陳濟清是同治九年參加辦理天津教案的人員，審訊過被捕的反洋教民眾。其事跡即如前述。

程桓生、彭山屺是參與審理李金旸、張光照案的人員。李金旸原為湘軍分統(tǒng)，在江西戰(zhàn)敗被俘，復被太平軍放回。其部下營官張光照則在江西巡撫衙門控告他通敵，毓科遂將其解送東流大營，交曾國藩處理。咸豐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曾國藩命程桓生、彭山屺稍加審問，即將他們二人先后正法。彭山屺、程桓生事如前述。

鐘文原系山東候補道，經(jīng)御史張觀鈞奏請，于同治四年閏五月發(fā)往曾國藩軍營差遣委用，到營后委辦行營發(fā)審事件。同治六年二月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鐘文奉旨仍回山東候補。

查圩委員陸續(xù)派出，分散于各州縣，本無局、所名目，但其薪水由糧臺開支，任務與事權(quán)皆由曾國藩親授，頗有“小欽差”之意。故歸于司法機構(gòu)之類，屬曾國藩幕府與幕僚的一部分。查圩委員的主要任務是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割斷當?shù)丶澝衽c捻軍的聯(lián)系，變捻軍的根據(jù)地為湘軍糧、物供應之源。這是曾國藩剿捻戰(zhàn)爭中直接配合軍事行動的重要措施之一。

淮河以北，包括皖北、豫西在內(nèi)的廣大地區(qū)，布滿了一個個圩寨，而每個圩寨都修有圍墻、寨門，四周開挖著深而且寬的壕溝。寨中居民都有民團一類組織，由紳士充任圩長，白天黑夜都有人把守，外人不得隨意出入。由于這一帶紳民與地方官隔閡甚深，故這些圩寨通常處于半獨立狀況。他們根據(jù)本寨利益的需要，對一切外界勢力，無論官府、苗練還是捻軍，能抗則抗之，不能抗則送糧草錢物，以求保全。這里曾是捻軍的發(fā)源地，后又長期處于苗沛霖團練勢力的控制之下，故成為清朝統(tǒng)治勢力較為薄弱的地區(qū)。曾國藩北上剿捻以來，所需糧餉皆由江南供應，不僅長途運輸耗費人力物力，且難以得到保障。湘軍欲從這些圩寨購買一些糧食、草料，卻往往遭到拒絕。而捻軍所到之處，則皆能得到圩寨的接濟，供應源源不絕。這樣，在行軍作戰(zhàn)之際，湘軍輜重車輛行動遲緩，且時有供應斷絕之虞。而捻軍不帶輜重，行蹤飄忽，供應卻有保障。曾國藩由此斷定，這廣大地區(qū)的圩寨基本上不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而與捻軍保持聯(lián)系，此中必有通捻之人。為改變這種狀況，曾國藩就派出一批查圩委員，前往捻軍老家蒙、亳、宿、阜等州縣進行清查。按曾國藩的布置，其主要辦法是“分別良莠”，而工作的關鍵則是選任圩長。不論過去從苗從捻，只看今日能否為湘軍所用，為湘軍所用者為良，違令不從者為莠。對于不從湘軍的圩長，輕則撤，重則殺，對于歸家的捻眾更是格殺勿論，旨在造成白色恐怖，使這一帶圩寨在這場剿捻戰(zhàn)爭中站在湘軍一邊。為保證查圩的成功，曾國藩給予查圩委員以生殺予奪大權(quán)，是殺是捕不要任何法律條文和司法程序，全由委員一人決定，只要事后向曾國藩稟報一下就行了。為了打消查圩委員的顧慮，曾國藩極力鼓勵查圩委員殺人立威，多多益善，殺人多者受獎，心慈手軟的嚴加斥責，基本上是以殺人多少定功過。有的人開始縮手縮腳，數(shù)月之中僅殺了10人。而受到曾的斥責后膽大妄為，一次就殺了9人，因而受到贊賞，譽為能員。在曾國藩的鼓勵下，僅同治五年八月至六年四月的9個月中即殺152人之多，計蒙城63人，亳州58人，宿州30人，阜陽1人。這樣，無疑會造成大量冤假錯案。而當有人提出為這些冤魂平反時，卻遭到曾國藩堅決反對。理由是他自辦理團練以來，辦案甚多，多系奉有格殺勿論之諭，或準以軍法從事之札，若事后紛紛翻案，則不僅有礙體制，且“翻之不勝其翻也”。故多年以來，凡有來轅翻控者，“概不準予申理”。然而，曾國藩的查圩卻未如在湖南辦團時那樣奏效。那些追隨曾國藩的圩寨發(fā)現(xiàn)，他們在受到捻軍的攻擊時并不能得到湘、淮軍的及時援助，甚至湘、淮軍近在咫尺卻不肯援手，眼看著他們的圩寨被捻軍攻破而在旁嬉笑。因而，他們在上當之后，憤而從捻，使湘、淮軍無法在當?shù)厝〉眉Z餉支援。與此同時，地方官員、士紳亦紛紛上控曾國藩，使他上上下下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成為他剿捻受挫、中途被撤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國藩派往各地的查圩委員主要有林士班、朱名璪、張虎文、薛元啟、桂中行、李炳濤、尹沛清、計棠、毛印棠、竇鉦、張云吉、翁開甲、吳峻基。其中林士班是委查懷遠圩務的委員，朱名璪、桂中行、張虎文是委查蒙城圩務的委員，薛元啟、李炳濤是委查亳州圩務的委員，翁開甲、尹沛清是委查阜陽圩務的委員，張云吉是委查宿州圩務的委員，計棠、毛印棠、竇鉦是委查河南省開封、歸德、陳州三府圩務的委員。他們的查圩時間最早不過同治四年五月，最遲不過同治六年四月。這些查圩人員，除吳峻基、翁開甲系該府縣武職人員外，其余皆為文職，且不少人被安徽巡撫英翰委署州縣，留在當?shù)?，如桂中行署阜陽縣，朱名璪署蒙城縣，薛元啟署渦陽縣，尹沛清署宿州。還有的如李炳濤，則直至同治六年四月圩務尚未結(jié)束，有的如張云吉，則隨曾國藩回江寧辦理后路糧臺。還有一些人則去向不明，如林士班、張虎文、計棠、毛印棠、竇鉦等。

第五節(jié) 善后總局

善后總局又稱善后局，主要任務是辦理與戰(zhàn)爭有關的地方事務，如維護秩序、審理案件、清查田產(chǎn)、征收米糧、遞送文報、救濟災民、制造彈藥、采訪忠義等。其制造彈藥的子彈局、火藥局擬劃入軍工類，采訪忠義局已劃入思想文化類，故此處省略。善后局主要在剛剛收復的地區(qū)設立，如咸豐十一年設立的安慶善后局，同治三年設立的金陵善后局。下面分別加以敘述。

安慶善后總局設立于安慶，時間大約在咸豐十一年八、九月間。安慶善后局下設谷米局、火藥局、子彈局、保甲局、文報局、撫恤局、采訪忠義局等。谷米局主要負責查核民田，分別荒熟，按畝征收錢文，辦理“抵征”。保甲局主要清查和恢復地方保甲組織，維護地方秩序，包括盤查四門等。撫恤局又叫難民局，主要任務是施放錢米，救濟饑民。文報局主要負責遞送書信、文件。此外善后局還負責審理案件，例如前述黃彬一案曾國藩就令安慶善后局司道審理。

安慶善后總局由李榕負責，各局委員還有徐樹釗、劉星炳、姚彤甫、楊文會、靳芝亭、涂宗瀛、劉獻葵、祿廉、黎庶昌等。李榕、黎庶昌即如前述。徐樹釗、劉星炳、姚彤甫出入幕時間不詳，同治元年趙烈文曾在安慶見此三人，當時徐樹釗為善后局委員，劉星炳為總查委員，姚彤甫為北城門盤查委員。同治三年十一月續(xù)保攻克金陵出力人員，徐樹釗列名其中。說明他此時仍在幕中。楊文會同治元年入幕，在安慶善后總局谷米局任職。同治三年回籍葬父，同治四年重返幕中，就職金陵善后總局，任工程局委員，負責董造廨宇。同治六年六月趙烈文曾在工程局見到楊文會，可見直到此時，楊文會仍在工程局任職。唯其出幕時間不詳。

靳芝亭出入幕時間不詳。同治二年五月趙烈文曾與之相會，當時靳芝亭在子彈局任差。

涂宗瀛原為分發(fā)江蘇候補知縣，同治元年十一月道經(jīng)安慶被曾國藩奏留幕中，委辦谷米局。同治三年五月保升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九月隨曾國藩遷往江寧，十二月委署江寧知府，脫離曾國藩幕府，但仍隸屬于曾國藩部下，為其辦事。

劉獻葵出入幕時間不詳，同治元年正月曾與趙烈文相會，當時他任子彈局委員。

祿廉咸豐十一年八月入幕，并與趙烈文相識。同治元年五月他再次與趙相見，已在子彈局任職。其何時離幕不詳。善后局職責繁雜，人員亦應眾多，實際絕不止此數(shù)人。只是資料缺乏，尚難查清。

金陵善后局設于江寧，時間約在同治三年七月間，曾國藩由安慶赴江寧巡察之時。金陵善后局除設有前述各局外，又增加了清查田產(chǎn)局、清理街道局、營造工程局。清查田產(chǎn)局（簡稱田產(chǎn)局），主要任務是清查田畝、房產(chǎn)等財產(chǎn)關系。清理街道局主要修整被戰(zhàn)爭破壞的街道。營造工程局簡稱工程局，主要任務是盡快修繕江寧考院及各書院，以應補行江南鄉(xiāng)試之期。

金陵善后局主要由龐際云負責，下屬委員有洪汝奎、王蔭福、楊文會、陸伯吹、黎庶昌、李鴻裔、譚鰲。同治三年八月經(jīng)曾國藩奏準龐際云署江寧鹽巡道，仍飭辦善后局。

黎庶昌、李鴻裔即如前述。洪汝奎同治四年五月奉札辦理東南保甲局務，不久復調(diào)辦西南保甲局務。在此期間曾參與會審一地方命案，誤以為在其管轄區(qū)內(nèi)發(fā)現(xiàn)的一無名尸身為某甲之尸，且斷定系其仇人某乙所殺，而立將某乙處決。光緒七年某甲自外歸，洪汝奎遂以失察罪被削職，發(fā)軍臺贖罪，次年復奉旨釋回。陸伯吹、王蔭福出入幕時間不詳。

趙烈文曾于同治三年九月遇陸伯吹，同治四年三月在江寧遇王蔭福，當時陸為文報局委員，王為工程局委員。譚鰲自同治三年九月起在江寧辦理保甲局。同治四年五月離開江寧，隨曾國藩北上剿捻。金陵善后總局的經(jīng)辦人員，情況略與安慶善后總局相似，亦屬知者甚少，漏者甚多，資料缺乏，無法查清。

安慶善后局和金陵善后局大約一直保存下來，直到同治十年八月，曾國藩在家信中還曾提到擬派某人入保甲局事。其后則不見記載，機構(gòu)、人員皆不知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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