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第一章 司馬文森與《文藝生活》

一、“亦書亦劍”的司馬文森

司馬文森（1916.4.1—1968.5.22），現(xiàn)代作家，著名編輯人。福建泉州人。原名何應泉，曾用名何章平。筆名有司馬文森、文森、林娜、林曦、宋芝、耶戈、陳程、白沉、何漢章、林川、白紋、馬霖、司馬梵林、司馬梵霖、林鄒、燕子、宋桐、何文浩、希倫、羽翼等。其中，司馬文森這個筆名1937年在《救亡日報》上首次使用，以后作為其最主要的筆名流傳于世。司馬文森的父親是個窮苦的小販，但粗通文墨，“是一個‘古迷’”,“可以全部背誦《三國》”，對司馬文森影響很大。

司馬文森幾乎沒有受過完整的正規(guī)教育，8歲在教會辦的高級小學念書，但10歲即隨族人乘“豬仔船”到菲律賓馬尼拉做童工。15歲回到故鄉(xiāng)，進入當時泉州最進步的黎明高中預備班學習。在黎明高中，司馬文森結識了在該校任教的麗尼（郭安仁）和張庚，接觸到了一些新文藝作品和外國翻譯作品，并由于對國民黨圍剿和慘殺閩西南蘇區(qū)感到憤怒，以燕子為筆名在《泉州日報》副刊上發(fā)表了很多“戰(zhàn)鼓似的詩歌”。這樣做的結果是，17歲的司馬文森受到國民黨的追捕，逃到鄉(xiāng)下，學習生活因此而結束。司馬文森自己總結說，“從小學到中學，我的全部學生生活不過六年，以后就要完全憑自己兩只手來討生活了”[1]。1934年，18歲的司馬文森來到上海，以林娜、耶戈等筆名在上?！渡陥蟆ぷ杂烧劇贰稌r事新報》副刊上發(fā)表一些散文。后經張庚介紹，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期間，“每個月這兩個報館供給我三四十元稿費”,“從此，我開始了自己的賣文生活”。[2]

在不算太長的一生里，司馬文森的生活可以說是“亦書亦劍”[3]。

作為革命者，早在黎明高中時，15歲的司馬文森就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群眾組織——互濟會，16歲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8歲時，司馬文森在泉州南區(qū)鄉(xiāng)下做農村工作，主編黨的地下刊物《農民報》，并負責領導南區(qū)的赤色農會，組織破壞漳泉公路、燒橋、掛紅旗等小規(guī)模的行動，用以牽制國民黨軍隊向閩西蘇區(qū)的進攻。1944年7月底，日寇逼近桂林，湘桂大撤退開始了。司馬文森帶著家人最后一批離開桂林，前往柳州。9月中旬，柳州將陷，司馬文森攜家撤退到廣西融縣，安頓好妻女后，便奔赴七十里外的永樂鄉(xiāng)，組織領導桂北抗日武裝斗爭。1945年初，融縣被占領后，司馬文森又在龍岸（今廣西羅城縣）山區(qū)成立“抗日別動縱隊”，任政治部主任，一直堅持到抗戰(zhàn)勝利。

作為文人，司馬文森集多種職業(yè)角色于一身，并在多個文藝領域里卓有成就。他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作家，一生著述頗豐。根據(jù)楊益群的統(tǒng)計，他“共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中、長篇小說22部，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報告文學集15部，兒童文學7部，劇本（包括電影劇本）12部，理論創(chuàng)作6部，其他創(chuàng)作3部，收入各種專集的12部。除此，還發(fā)表了短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詩歌、雜文、評論等800多篇，林林總總，字數(shù)不下幾千萬。”[4]其中，長篇小說如《雨季》《南洋淘金記》《風雨桐江》，中篇小說如《成長》《折翼鳥》，散文集如《粵北散記》，電影劇本如《海外尋夫》《南海漁歌》等都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熠熠閃光之作。其中，《南洋淘金記》被譽為“一部有歷史留存價值，足以不朽的作品”。[5]

除了作家，司馬文森同時又是一個記者、編輯，有著近20年的編輯生涯：1934年，主編黨的地下刊物《農民報》；1938年，擔任廣州《救亡日報》義務記者；1938年1月17日至3月31日，從一個朋友手中接編《誠報》副刊；1938年，在國民黨四戰(zhàn)區(qū)長官部政治部三組工作時曾與石辟瀾等編輯《小戰(zhàn)報》；1939年，曾短期和石辟瀾一起參加由尚仲衣、任畢明主編的《新華南》的編輯工作；1939年至1940年，和周鋼鳴一起參加了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督ㄔO干部》《干部生活》的編輯工作；1940年12月，負責《救亡日報》新副刊《兒童文學》的編輯工作；1941年9月9日，同焦菊隱、劉建庵等十余人在桂林創(chuàng)辦“藝術新聞”社，編輯出版《藝術新聞》；1941年9月15日，在桂林創(chuàng)辦全國性大型文藝刊物——《文藝生活》月刊；1942年6月，被聘為桂林國光出版社編輯；1944年9月，撤退至柳州時，在《柳州日報》編副刊；1946年1月1日，和陳殘云在廣州復刊1943年9月20日被封閉?？摹段乃嚿睢?，出至1946年6月又被封閉；同年2月9日，和陳殘云在廣州創(chuàng)辦《文藝新聞》周刊；同年3月上旬，主編《聯(lián)合增刊》，抗議國民黨當局查禁《文藝新聞》《自由世界》等四雜志；同年5月中旬，和洪遒、周鋼鳴在廣州合編《文藝修養(yǎng)》月刊；1946年8月至1949年12月25日，《文藝生活》遷香港出版；1950年2月1日，《文藝生活》遷回廣州出版；1951年，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1953年至1955年，任廣州作協(xié)會刊《作品》的主編。[6]1955年以后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司馬文森一直在外交部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

可以說，從18歲開始，司馬文森34年的工作生涯中，編輯工作占去了一大半時間，而且是在他的黃金時代！在其編輯生涯中，《文藝生活》月刊從1941年創(chuàng)刊到1943年休刊、從1946年復刊至1950年停刊，實際出版時間是六年半，但前后持續(xù)了近九年時間，名副其實地成為司馬文森本人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所過的“文藝生活”的一個縮影。

司馬文森作為作家，固然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人物畫廊里占有一席之地，但綜合評價司馬文森留下的文學遺產，筆者更同意香港學者許定銘所說的，“他一生最偉大的貢獻，是主編了足以代表我國南方現(xiàn)代文學的《文藝生活》月刊”[7]。

二、司馬文森與《文藝生活》

1941年9月15日，“在抗戰(zhàn)最艱難的時候，《文藝生活》在桂林創(chuàng)刊”[8]。

在此之前，隨著北平、南京、上海、廣州這些文化重鎮(zhèn)的相繼陷落，桂林這座南方小城憑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氛圍[9]，吸引了很多大后方的知識分子，他們積極開展文藝活動、創(chuàng)辦雜志、成立出版社、出版文藝叢書等。一時間，桂林成為“繁花競秀、盛極一時”[10]的“文化城”，尤其是“從1940年春到同年10月，可以說是桂林這個‘文化城’最繁盛的時節(jié)?！?span >[11]但隨著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變”的爆發(fā)，國民黨反共的第二次高潮達到了頂點。桂林的進步文藝活動也隨之受到打擊。夏衍、周鋼鳴等大批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秘密撤退到了香港，司馬文森被組織安排留在桂林承擔著聯(lián)系和領導文化系統(tǒng)地下黨員的工作。

由于政治形勢的惡化，出現(xiàn)了作家“分散”、雜志“停刊”、“出版界陷于停滯狀態(tài)”的狀況，“1941年的文藝運動是最低潮的一年”。[12]確實，“1941年由于國共矛盾的激發(fā)以及國民黨中央對桂林書刊審查力度的加強，文學期刊的創(chuàng)辦也受到了一定影響，呈現(xiàn)縮減趨勢”。當時桂林純文學期刊和主要綜合性文學期刊共有66種，從創(chuàng)刊時間上看，“分別為1938年5種，1939年11種，1940年19種，1941年8種，1942年14種，1943年9種，1944年1種，明顯體現(xiàn)出一個波瀾起伏的變化過程，大多數(shù)刊物主要集中在1940年和1942年”。[13]就在這個時候，在孟超的引薦下，司馬文森和當時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出版社——文獻出版社合作，創(chuàng)辦了《文藝生活》月刊。關于創(chuàng)辦雜志的動機，司馬文森在1962年回憶時強調，“對方是商人，辦雜志有他的動機”，但“我們是革命工作者，辦雜志為革命斗爭服務，也有我們的動機。”[14]正是司馬文森“不拘一格，為我所用”的辦刊態(tài)度使得《文藝生活》得以出版，“為桂林的文化城撐了腰”。[15]

作為戰(zhàn)時桂林文壇的重要文學期刊之一，《文藝生活》月刊是一份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型綜合性文學雜志。《文藝生活》的創(chuàng)刊號雖說沒有發(fā)刊詞，但明確了編輯方針——以發(fā)表文學創(chuàng)作為主（“加強創(chuàng)作部分”），以譯介、作家作品研究和寫作方法介紹為輔（“有好的翻譯每一期也要盡可能的介紹出來。作家或作品研究，不論是中國或是外國的，我們都希望每期能介紹一兩篇，不尚空論，多談實際的寫作方法或生活介紹，雖沒有特殊見解，能盡量的提供出研究材料來，也是我們所歡迎的”）。其中，司馬文森尤為強調了一下“實際的寫作方法或生活介紹”對于引導青年走上文藝創(chuàng)作的道路有直接的幫助。[16]這一編輯方針的確立，為司馬文森日后在香港為國內外廣大文學愛好青年構建引領性文學平臺埋下了伏筆。

在這樣的編輯方針下，《文藝生活》月刊的涵量十分豐厚。如第一卷第1期的小說就有艾蕪的《軛下》、司馬文森的《王英和李俊》、邵荃麟的《多余的人》、陳原譯德國作家I．羅頓堡格的《別針》；詩歌有鄭思的《荒木大尉的騎兵》、周鋼鳴的《給老戰(zhàn)士》、伍禾的《行列》；劇本有周行譯西班牙作家R．山德爾的《秘密》；報告文學有何家槐譯蘇聯(lián)克羅帕脫諾伐的《齒輪》（蘇聯(lián)工廠史之一）；論文有韋昌英的《屠格涅夫是怎樣寫作的》；雜文有孟超的《雞鴨二題》、東郭迪吉的《略談“文人作風”與“武人作風”》。不論從創(chuàng)作上看，還是從譯介、作家研究上看，對于讀者來說都是非常豐富的。

《文藝生活》月刊還緊扣當時的熱點人物和事件，如在第一卷第2期就首先刊印了余所亞作的魯迅先生側面畫像，題名《魯迅五年祭》，并有署名本刊同人的《不死的魯迅，永生的魯迅——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作》的紀念性文章。第一卷第3期首頁則是余所亞所作的郭沫若先生正面頭像，并設置了一個專欄“壽郭沫若先生五十”，刊發(fā)了田漢、聶紺弩、孟超和韋昌英的祝頌文章。這一期還設了“德蘇戰(zhàn)爭特輯”，有孟昌譯A．托爾斯泰的《我號召憎恨》、孟昌譯W．瓦雪柳斯卡的《在戰(zhàn)爭的路上》和秦似譯I．愛倫堡的《我看見過他們》三篇文章。在本期的《編后雜記》中，司馬文森說：“德蘇戰(zhàn)爭已經過了四個月了。在這四個月中，希特拉的泥足在俄羅斯的平原上，只有越陷越深，無法自拔。在這一期我們也湊了幾篇文章，出一個特輯，篇幅雖不多，可是它卻告訴了我們蘇聯(lián)的千百萬群眾，是如何用他們堅決英武的步伐，跨上反法西斯蒂英勇斗爭的道路！這在我們抗戰(zhàn)正臨到空前的艱難的今天，讀著是有無限意義的?！?span >[17]涵量豐厚又貼近現(xiàn)實的特點，幾乎在《文藝生活》各期中都有所體現(xiàn)。

《文藝生活》月刊的作者陣營也十分強大。主要撰稿人司馬文森、陳殘云、何家槐、林林、黃藥眠、胡仲持、郭沫若、周鋼鳴、孟超、黃寧嬰、華嘉、杜埃、荃麟、靜聞、夏衍、韓北屏、曾卓、周而復、伍禾、張殊明、歐陽予倩、田漢、陳閑、穆木天、李育中、洪遒等。當時活躍在文壇上的知名進步作家和藝術家?guī)缀醵荚谶@個名單之內，這實際上充分顯示了這個刊物的編者——司馬文森本人杰出的活動能力和組織才能。值得一提的是，從桂林版第二卷第1期到第三卷第6期，以及后來的光復版第1—13期，刊物封面的“文藝生活”四個大字就是郭沫若親筆題寫的。

《文藝生活》創(chuàng)刊后，稿源充足，甚至出現(xiàn)由于“稿擠”而不得不將原本定于當期刊出的文章延至下期發(fā)表的情況。如在第一卷第2期的《編后雜記》中，司馬文森就說：“張客先生《國難財》，因為稿擠臨時抽出，特向作者讀者志歉?！?span >[18]在第一卷第3期的《編后雜記》中又說：“本期排就后，字數(shù)超出原定數(shù)目，故不得不臨時抽出幾篇文章，穆木天先生的譯詩（法·V．雨果作）《窮苦的人們》及陳占元先生的翻譯小說《白的獸物》（法·A．桑松作）只得留到下一期，這要對木天先生占元先生及讀者們特別表示歉意的?！庇致暶鳌氨究鼇硎盏礁寮醵?，因為編輯部的人手不多，在辦理退稿手續(xù)方面，也許略有不能如意地方。”[19]

《文藝生活》（以下簡稱《文生》）的銷路也很好，“從第一期4000份的銷路，擴展到近2萬份”“在國統(tǒng)區(qū)曾有比較大的影響”“許多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是在《文藝生活》上初次與讀者見面的”。[20]《文藝生活》的銷售范圍也較大，遍及西南各地。從下面這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出它的銷售范圍?！霸诶ッ鳌⑽靼?、成都等地讀者紛紛來信說：《文生》在上列各地因書商隨意抬高定價有貴至三元五角一期的，要我們設法?！?span >[21]

司馬文森在這個刊物上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司馬文森的夫人雷蕾回憶說：“當時這個刊物從約稿、選稿到編排、畫版樣、跑印刷廠、校對等等許多雜事，主要由他一個人負擔（我協(xié)助他工作，負責閱讀群眾來信、來稿和初校）?！?span >[22]《文藝生活》之所以受讀者歡迎，背后充滿了司馬文森的辛勤和努力。

《文藝生活》在桂林共出了三卷18期，歷時兩年。1943年9月20日，被廣西當局限令?？？箲?zhàn)勝利后，1946年1月1日，司馬文森在廣州復刊《文藝生活》，出光復版第1號，并邀請陳殘云一起編輯。后來又辦了一份篇幅較小、戰(zhàn)斗性較強的《文藝新聞》。二人的分工是，前者以司馬文森為主，陳殘云協(xié)助；后者以陳殘云為主，司馬文森協(xié)助。據(jù)陳殘云回憶，“《文藝生活》在廣州是影響較大的月刊，每期印6000冊，國民黨反動當局對它‘另眼相看’”[23]。

1946年6月，和《文藝新聞》以及其他刊物一樣，《文藝生活》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段乃嚿睢罚ü鈴桶妫嶋H在廣州只出到第6期就不得不遷香港出版?！澳菚r，香港一片蕭條，要找個生活的立足點，就得有駱駝鉆針孔的本事，何況要開展文藝工作，就難乎其難了。”[24]雷蕾也說，“當時流亡到香港的文藝界朋友都了解，要在香港生活下來就很不容易，要辦雜志就更困難了?！?span >[25]但“司馬的活動能力很強，一到香港就打開了局面”，不但“很快租到了住房”，連陳殘云的“住處也作了準備”?！巴瑫r籌到了3000元港幣作為刊物注冊的按金，《文藝生活》在港府注了冊，交智源書局發(fā)行?！?span >[26]這樣，《文藝生活》（光復版）第7期于1946年8月在香港出版了。1948年1月，光復版《文藝生活》出至第18期（即總36期）后，于1948年2月改出海外版第1期（即總37期），開本由16開變?yōu)榇?2開，頁數(shù)由光復版的每期平均43頁，增至每期平均52頁。《文藝生活》（海外版）一直出到1949年12月25日，共20期。

在香港的將近三年半的時間里，司馬文森把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這本刊物上。1947年下半年，陳殘云到香島中學去教書，只用一點業(yè)余時間為刊物看點稿件、參加“文生社”的讀者座談會（事實上，從1948年9月15日海外版第6期開始，《文藝生活》的編輯人就只署司馬文森一人了）。因此，從約稿、選稿、送稿到排版、跑印刷廠、校對、復社員來信等《文藝生活》的日常工作，大部分都由司馬文森承擔。

當然，最主要的困難還是籌措《文藝生活》的出版經費問題。和在桂林與商人合作辦刊不同，現(xiàn)在是個人辦刊，經費只能自己想辦法。而《文藝生活》已失去了國內的市場。司馬文森于是轉向發(fā)展海外讀者，成立了以“主張民主、研究文藝”為宗旨的青年學習團體——文藝生活社，開展“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運動。得到了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暹羅（泰國）、安南（越南）、緬甸，以及美國、加拿大、巴西、英國、港澳等地廣大華僑青年、華僑文藝界人士的積極響應，再加上國內上海、北平、昆明等地的文藝青年，文生社共有社員約1500人。這些“社員”和群眾來信，“有時一個月就達千封”。[27]“許多人聽說辦雜志有困難，都自動匯款相助?！?span >[28]司馬文森在香港也成立了“文藝生活讀者會”，經常去作報告。在香港和海外讀者的熱情支持下，司馬文森終于設法把《文藝生活》維持了下來。當時同在香港討生活的野曼（賴瀾）親眼目睹了司馬文森的努力，感慨道，對于《文藝生活》,“司馬為了它，可謂含辛茹苦，疲于奔命了”[29]。在香港的這三年半時間里，《文藝生活》客觀上起到了團結廣大海外青年、文藝工作者，宣傳民主自由，推進民主文藝發(fā)展的積極作用。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1950年2月，《文藝生活》遷回廣州出版，但只出了半年（六期）就于同年7月宣布?？?。在穗新版第6期的《〈文生〉半年》一文中，司馬文森分析了?？膸讉€原因。首要原因是，司馬文森認為在穗新版出版之初確定的新時期新的工作任務——“培養(yǎng)華南文藝干部，建設新華南文藝”并沒有得以完成：

在“反映華南人民生活”這一點上，我覺得《文生》做得太不夠，檢查這半年來所發(fā)表的作品，真正能反映華南人民生活的并不多，而且大都是隨軍南下參加解放軍工作的同志們所寫的。他們因為在語言及對華南人民生活的了解上，多少有點差別，因此，即使有這種作品，也還欠深入。而在華南從事文藝工作的同志，又因為大都參加實際工作，被事務拖累，無法進行創(chuàng)作，這是原先所想不到的。我們也曾想到多注意剛從斗爭中成長起來的人民文藝工作者的稿件，一則是他們也很忙，稿件來的不多，再則寫作水準還低，在近千篇稿件中，能夠用的占極少數(shù)比例，這是作為編輯人最大的痛苦，而我們不能進行動員，組織稿件，也是一個缺點。

其次，在編者個人方面，司馬文森其時“住在香港，把大半時間用在處理別的業(yè)務上去，時間不夠支配，又因為幫同處理業(yè)務工作的同志太少，什么事情等于要自己全部來擔當”。[30]當時司馬文森在香港負責中共領導的香港電影和新聞工作，在《文匯報》上發(fā)表了大量關于電影工作的評論文章，寫了很多電影劇本，如《火鳳凰》《海角亡魂》《海外尋夫》《南海漁歌》等。由于大部分時間是住在香港，《文藝生活》是他編排好后送到廣州出版的，因此無論是精力還是實際的編輯出版工作都出現(xiàn)了困難。司馬文森還列舉了其他幾個原因：如由于印數(shù)少、成本高導致的雜志定價太高問題；當時的文藝雜志太多而《文藝生活》沒有自己的特點以及合作書店合約已滿、新合作書店尚在商酌中等。

綜合上述原因，司馬文森決定暫時停刊，用一段時間來調整，并希望“從六〇期起，《文生》會用新面目來和大家見面”[31]。但這永遠是希望了，《文藝生活》從1941年在桂林創(chuàng)刊，歷盡波折，到1950年在廣州停刊，共出了58期（參閱第3頁腳注）。對于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文藝生活》，司馬文森可能真的只是想暫時?？?，以后再找機會復刊。從曾敏之的回憶文字中，我們能看到一點端倪。1952年，“司馬文森也回到廣州，籌組中國作家協(xié)會廣東分會。他打算出版的《文藝生活》則以作協(xié)機關刊物《作品》代替，他擔任主編?！?span >[32]1953年至1955年，司馬文森一直任廣州作協(xié)會刊《作品》的主編，1955年調至外交部工作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藝生活》的編輯經歷，永遠地成為了他生命中的一段鮮明的過往。

《文藝生活》月刊“兩次停辦，兩次復刊，命運多舛而又大難不死，這和司馬文森的頑強毅力有極大關系”[33]。香港作家、評論家東瑞對《文藝生活》和司馬文森之間關系的描述可謂一語中的。凡是接觸過司馬文森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濃發(fā)、絡腮胡子、健壯、真誠、熱情、爽朗、精力旺盛、極其勤奮、筆快、高產。齊聞韶曾開玩笑說，“司馬，你這個人是壓不垮的！”[34]確實是這樣，《文藝生活》能歷時九年之久，不容置疑地決定于司馬文森本人的毅力和能力。但更重要的，也許正如這個雜志的名稱一樣，司馬文森自覺地意識到，他的前半生將會宿命般地生活于文藝之中。

三、在文藝中生活的司馬文森

1934年，18歲的司馬文森“從故鄉(xiāng)逃難到上海”“狼狽到萬分”，為了生存，寫一些短文章由朋友“介紹到報上去‘找出路’”，沒想到，這些文章“不但刊出來，而且還可以拿到為數(shù)頗可觀的稿費。從此，我才知道文藝不但可以發(fā)泄自己的感情，作斗爭的武器，還可以換錢來生活。從此，我跨開職業(yè)寫作的路，到了相當時期人家又為我這樣出賣精神的勞動，加上一個頗為可觀的名稱叫做‘作家’”。[35]

如果在和平年代，以作家為職業(yè)尚可，但在戰(zhàn)爭年代，穩(wěn)妥的辦法還是謀一份穩(wěn)定的差事。在上海的時候，司馬文森是夏衍主編的《救亡日報》的義務記者，沒有薪水。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后跟隨《救亡日報》撤退到廣州，仍任該報義務記者。司馬的第一份差事是在1938年7月，和石辟瀾、鐘敬文、郁風、黃新波等加入國民黨四戰(zhàn)區(qū)長官部政治部三組，從事抗日宣傳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掛少校軍銜。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夕，隨四戰(zhàn)區(qū)長官部撤往粵北山區(qū)。1939年4月被遣散。同年5月中旬到桂林，在廣西地方建設干部學校校本部任指導員，兼任教務長楊東莼的政治秘書。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撤出干校。這是司馬的第二份差事。1941年8月，任桂林漢民中學語文教師，后來因“聘約已滿，不再續(xù)聘”。這是司馬的第三份差事。司馬文森自己開玩笑說：“不到四年時間，我‘光榮’地被‘遣散’了三次?！矣只謴土嗽谏虾r的‘職業(yè)作家’身份”。[36]

三次被遣散，就意味著三次失去了固定的職業(yè)，失去了穩(wěn)定的收入。而在戰(zhàn)爭年代，只靠寫作維持生活是難上加難的。秦牧就曾現(xiàn)身說法：“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夏，我曾經度過約一年的職業(yè)寫作生活，那時我并無負擔，只要能夠養(yǎng)活自己就行。我寫得相當勤奮，但是，結果仍然無法維持，只好又去教書。那些有家庭負擔的人，生活的貧困就可想而知了?！?span >[37]確實，抗戰(zhàn)開始后，物價高漲，以1943年為例，“書刊印刷成本較戰(zhàn)前增加80倍至642倍，而書籍的售價增幅不過60倍?！霭嫔?、雜志社損失巨大，作家稿費過低，生活困難”[38]。稿費既低，而且在當時的桂林，作家的版稅和稿費往往得不到保障?！白骷覀円槐靖遄淤u斷了版權，拿到手的往往只是一張銀行的‘期票’（要過相當時日才能在銀行兌現(xiàn)），到時有的還兌現(xiàn)不了，又再延期付款，貨幣不斷貶值，到真正拿到錢的時候，那筆錢已經只有原值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了。不少書商發(fā)了財，很多著述者則窮困不堪。人們把這種現(xiàn)象叫做‘紅燒作家肉，清燉讀者湯’。”[39]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作家不得不想方設法謀其他生路，編書、編輯刊物是很多作家在寫作之外選取的維持生存的一種方式。

司馬文森在桂林時，是文藝界十分活躍的人物。作為文協(xié)桂林分會理事會連任六屆的理事，他積極參加文協(xié)的眾多活動。而“作為文藝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的文協(xié)，說起錢包，也輕得實在可憐”[40]。因此，指望這個來生活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司馬文森靠的是異常勤奮的寫作和編輯工作，以此來獲取稿費和編輯費。野曼回憶道，“我發(fā)現(xiàn)他那窄小的木板房里，昏暗的燈光常常亮到深夜，知道他是在伏案揮筆。一次我問起他的寫作情況，他告訴我，白天多是忙于全國文協(xié)桂林分會和《文藝生活》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的社會活動，只能在晚上寫作?！?span >[41]

在香港時，司馬文森的社會活動仍然很多。但正式的工作應該算有兩個。一個是1947年3月，被聘為港粵文協(xié)主辦的香港文藝學院夜校的講師。一個是1947年，任香港達德學院文學教授。這兩個工作時間都不是很長。司馬的主要生活來源仍是寫稿和編輯。黑嬰（即張又君）就說司馬文森“是埋頭苦干的人，寫作、辦刊物，從桂林到廣州，從廣州到香港，從冬天到夏天，一直忙著?！薄八抉R文森多才多藝，他編《文藝生活》，寫小說，寫評論文章，一個人單干，夠辛苦的了，但他告訴我，現(xiàn)在他應約為香港《文匯報》寫專欄文章，每天都寫，非常緊張。可不是，寫字桌上，又是雜志，又是報紙，還攤著稿紙，他就冒著樓房上的悶熱，揮動著鋼筆在方格上填，為了革命事業(yè)，竭盡全力，不可否認，也是為了一家人的生活??！”[42]陳殘云也感慨，司馬文森“沒有固定的職業(yè)，僅靠一點微薄的編輯費和稿費來維持一家數(shù)口的生活”[43]。到1948年2月27日，司馬文森已有三個女兒，一家五口在香港的生活全賴司馬一人。戰(zhàn)后的香港，稿費和版權費不存在桂林時的那種拖延以至貶值的情況，但在百廢待興、金錢至上的香港，試圖以文藝來謀生也是極端困難的。因此，寫稿和編輯仍是生活的戰(zhàn)車向前行進的兩個車輪，不可偏廢。

但在苦斗中過著“文藝生活”的司馬文森樂此不疲，他對黑嬰說：“你瞧我，編刊物，自己發(fā)稿，自己校對，寫許許多多的信……可是我不停止寫作，這時代太偉大啦，總想寫、寫……”[44]應該說，《文藝生活》月刊既是在“文藝”中“生活”的司馬文森的奮斗結晶，更是40年代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等諸因素的文學凝結。下面就讓我們走近并走進它。

第二章 《文藝生活》與40年代文學生態(tài)

一、港版《文藝生活》在戰(zhàn)后香港的生存困境

在58期《文藝生活》中，光復版第7期至18期和海外版第1期至20期，即1946年8月至1949年12月25日期間的這28期（中間有四個合刊）《文藝生活》月刊都是在香港出版的。由于“近半”在香港出版，香港學者許定銘稱其為“香港文藝刊物”。[45]“香港文藝刊物”這一指稱除了出版地上的限定之外，我們并不能簡單將其理解為香港學者視其為己有的狹隘。事實上，“香港”這一限定，更多地意味著海外和流亡，意味著因隔絕而造成的內地讀者的流失，從而意味著流亡文人必須采取新的辦刊策略，嘗試新的辦刊模式。

《文藝生活》起初在桂林創(chuàng)刊時正值國內政治和文藝運動處于極端低潮的1941年，創(chuàng)刊后的《文藝生活》發(fā)行范圍遍及西南各地，在當時半壁江山淪落敵手的中國，可以說是全國性的刊物了。直至1943年9月20日，被廣西當局以“節(jié)省紙張”[46]為名限令?？？箲?zhàn)勝利后，司馬文森約陳殘云一道在廣州復刊《文藝生活》，出光復版，但僅出了6期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查封，司馬文森本人也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炮制的黑名單上名列前茅，[47]《文藝生活》被迫遷到香港出版。在香港出的第二期即光復版第8期上就刊出了“文生出版社重要啟事”，啟事的第一條是：

本社華南分社已遷出廣州西湖路九十八號，另找新址，在新址未確定前，凡有同行讀者來函，請寄交本社海外通訊處轉。

啟事的第二條是：

由于時局關系，神經過敏份子對本社所出《文藝生活》時有阻撓刊出流通情事發(fā)生，為使愛護本刊讀者免于中途輟讀之故，請讀者們直接向本社訂閱，我們將以最大努力設法寄到。[48]

上述兩條啟事說明，移至香港出版的《文藝生活》在國內的發(fā)行遇到了很大的阻礙。這種情況在8個月后非但沒有改善，而且愈演愈烈了。在光復版第13期上，編者則直言“處境日非，內地檢扣禁售地區(qū)日多”, [49]“發(fā)行地區(qū)愈來愈縮小”，甚至“有時候不得不這樣想：‘不如索性停掉它吧！'”[50]

三年后，當司馬文森回到解放了的廣州再次復刊《文藝生活》，出穗新版時，在《復刊詞》中又一次回顧了在香港的近三年半時間里《文藝生活》和國內讀者的分隔狀況?！耙蚍磩优蓪Ρ究扇》怄i政策，香港與廣州間，雖一水之隔，許多讀者還是看不到本刊，甚至個別讀者從香港帶了本刊回穗，也被當作‘反動分子’捉去?！?span >[51]司馬本人的這段回憶清晰地向我們傳遞了一個信息，移至香港出版的《文藝生活》真的成了“風雨飄搖中生長的孩子”[52]，遠離祖國大陸的讀者了。

作為沒有黨派資金和書商支持的文人自辦的一份文藝刊物，在失去了國內讀者的情況下，在香港這個號稱“文化沙漠”的彈丸之地和本地刊物去爭奪本土讀者，何其之難！因此，早在光復版第8期，即在香港出的第二期上，司馬文森就已把目光轉向了香港之外更廣闊的南洋地區(qū)。“南洋雖是一塊豐饒的處女地，但它的文化一向是荒蕪的。這些年來，經過愈之，任叔，紀元，林林，楊騷，達夫，金丁和別的許多先生的努力耕耘，已相當改觀，雖然也會有個把文藝刊物出現(xiàn)，但文藝空氣，還不夠濃厚，從新加坡有許多綜合雜志出版，卻維持不了一個文藝雜志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在對南洋的文化現(xiàn)狀，尤其是文藝現(xiàn)狀進行摸底之后，司馬文森接著提出“自己的愿望”，即“不但要團結西南文藝界朋友，也想團結南洋一帶文藝界朋友。我們這個小雜志不但希望成為西南一帶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園地，也希望成為南洋一帶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園地。”并緊接著提出和南洋之間的聯(lián)絡問題，“但是，在我們間過去的聯(lián)絡工作做得不好，到現(xiàn)在彼此還不能打成一片，這是一大遺憾。今后我們將加強和南洋各地文藝工作者聯(lián)系，希望留在南洋的文藝工作者，給我們意見，給我們稿件，并在推廣和經濟上支助我們，使這個民主的文藝事業(yè)，能夠支持下去”[53]。于此，我們不能不說司馬文森是個有遠見卓識的編輯人。

和南洋的聯(lián)系必須以香港為中介，幾個月后，司馬文森進一步提出要把香港造成一個“民主文藝基地”，因為“香港是海內外轉接和聯(lián)絡的口岸，一面可以顧到國內，一面又可以顧到海外。香港的文藝工作做得好，不但可以領導西南各省的文藝運動，也可以推進南洋各地的文藝運動。”香港是具有這樣的資質和條件的，因為在太平洋戰(zhàn)爭之前，已有一群文藝工作者在香港“播下了文藝種子”，香港已“不是一塊荒地”，而且現(xiàn)在“文藝空氣逐漸的加濃了”[54]。

但刊物的出版發(fā)行一個關鍵的前提就是資金。而此時司馬文森最缺的也正是資金，他也從沒有諱言這一點。早在光復版第1期中，司馬文森就聲明，“這小刊物的復刊，并不依靠書商，完全是靠幾個熱情的青年朋友，湊湊拼拼把資本集中起來的。因此資力并不大，現(xiàn)在它誕生了，放在各位面前了，要使它存在下去，還得大家支持，不論在提供意見，供給稿件，以及經濟上的直接幫忙都好”[55]。在光復版第2期中，司馬文森在解釋讀者反映的第1期“份量太輕，內容還欠充實”時，首先一點就是“資金太少”，是“由幾個窮朋友湊出的錢，印第一期已感到十分吃力，假如印得再厚一點，勢必再籌措下去”，提出“我們只希望這個初生嬰兒能夠逐漸長成，在經濟的，周轉上能逐漸靈活”，并保證“可能范圍內，我們一定會恢復到和過去一樣篇幅”[56]。資金短缺的情形在廣州階段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在廣州出的最后一期即光復版第6期上的《編后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感到榮幸的是，在廣大的青年朋友的熱烈支持和鼓舞之下，在感情的‘津貼’之下，跨過了一段艱苦的路程?！?span >[57]只有感情的“津貼”而非物質的“津貼”，就是《文藝生活》在廣州階段缺乏外部資金支援的一個證明。

如果資金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刊物的內容即作品征稿方面困難不是很大，因為此時的司馬文森雖說十分年輕，但在文藝界，尤其是南方文藝界已是有相當名氣的作家，而且他熱心文藝活動，在文化城桂林時就是文藝界十分活躍的人物，是文協(xié)桂林分會理事會連任六屆的理事。司馬文森又有編輯雜志的經驗，在桂林編《文藝生活》時已有諸多名家為其撰稿。并且還有一點也頗為值得一提，那就是司馬文森的《文藝生活》從桂林時期起就得到了郭沫若的“關懷和支持”[58]。但辦雜志首要的問題是資金，資金不足就無法言及其他。

二、文人主導下的群體性辦刊模式的創(chuàng)建

在香港苦撐了8個月[59]，出了五期《文藝生活》之后，在光復版第13期中，司馬文森一方面慨嘆“最近”“由焦頭爛額的程度，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索性想停刊了；另一方面由讀者和書店的反饋情況來看，又“明白了這本不成形的刊物，是不應該由我們少數(shù)人來決定它的命運的。這是屬于讀者眾人有所的（按，原文如此），我們不過被委托來執(zhí)行業(yè)務罷了?！庇谑?，司馬文森“便根據(jù)讀者的唆示”，從“改進”“文學關系”入手，提出“把作者、編者和讀者的關系，加以正確的調整，大家打成一片，使這本刊物真正成為讀者的所有，由三方面來共同支持它，共同來充實它，使它成長起來。”由此，司馬文森便發(fā)起征求社員的運動，并從四個方面闡述了此一活動的積極意義，即可以“改進”“文學關系”,“改善”“文學作品”,“改造”“作者”,“充實《文藝生活》的內容?！?span >[60]這四個方面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第一點——改進文學關系，司馬文森的主觀想法是文學關系的三要素——作者、編者和讀者都能成為文藝生活社的社員。[61]但這里，編者自不必說，作者成為社員的占很少數(shù)，因此主要指向的其實就是讀者。

我們先看看社員具體的入社辦法：

參加辦法——凡欲參加本社為社員，每人在海外者繳入社費港幣十元，在國內者繳國幣二萬元。在香港社員將款直交德輔道中六十七號B智源書局牟非收轉。在九龍社員將款交彌敦道五七九號B南國書店收轉。在菲律賓的，請交岷里拉華僑導報楊墨先生收轉。在吉隆坡交民聲報吳西玲先生收轉。在新加坡的交新南洋出版社金丁先生收轉，或直接匯交香港本社，在國內各地請由郵局匯香港中國郵政儲金郵匯局交智源書局轉本社?？钍盏胶螅斢杀旧绨l(fā)正式收據(jù)，及社員證。為本社介紹社員十人者，不須交費亦可取得社員資格。

社員權利—— （一）凡參加本社為社員，從入社日起，凡本社所出之《文藝生活》月刊，各種新出版單行本，均免費贈送一份。

（二）本社設有“文學顧問部”，聘請名家多人，義務解答社員所提之一切有關文藝學習上問題，并將答復在《文藝生活》上逐期發(fā)表，及修改習作稿件。

填表注意事項——表由各入社者預行填明連款交來，登記表項目如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yè)，興趣，志愿，對本社希望，通訊處。

文藝生活社啟

通訊處：香港九龍彌敦道五七九號B南國書店轉[62]

這是在《文藝生活》上首次登出的關于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的號召，重點放在了繳交社費的地點、方式以及社員的權利上，并沒有明確文藝生活社的宗旨和規(guī)定社員的義務。

接下來在光復版第14期上的《文藝生活社繼續(xù)征求社員——社員的權利和義務》中則明確了上述兩點：“本社培植文藝新軍宗旨，服務初學寫作社員，設有‘文學顧問會’，解答社員提出有關于文藝研究，學習，閱讀和寫作等問題，并為他們修改習作稿件，介紹發(fā)表?！鄙鐔T義務除了繳交入社費外，還包括“介紹新社員入社，推廣《文藝生活》，如本社因經濟困難，需要社員支持，并須盡其所能予以支持。”[63]

從中可知，征求社員運動的主要指向是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青年讀者繳交社費成為社員，并推廣刊物，《文藝生活》的出版資金、讀者鏈條、發(fā)行問題便三合為一，都得到了解決。而青年讀者們更從中獲得很大益處，有名家指導寫作，稿件可能得以發(fā)表，免費得到期刊和書籍。對于雙方來說，這是一種共贏性的舉措。

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運動的號召發(fā)出之后，“各方面反應之廣泛、迅速，”“大出”司馬文森的“意外”, “只廣州香港兩地，就超出了三百個”, “而這個運動不過還剛剛開始”，司馬文森因此估計，“兩個月后，數(shù)目當超出現(xiàn)有的幾倍?！?span >[64]

繼光復版第13期的首次征求社員運動號召之后，司馬文森又分別在光復版第14—18期，海外版第1—2期，海外版第3期（《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5—6期，海外版第13—14期上以“征求社員”“如何參加文藝生活社”“招納社員”的形式連續(xù)發(fā)布征求號召，整個運動從在《文藝生活》上正式發(fā)布的1947年4月持續(xù)到1949年5月，歷時兩年多。

在光復版第14期里，司馬文森在《打算怎么做？》一文中曾經“代表社向各同志提出”, “加緊為征求三千個社員來個突擊運動，起碼每個人得介紹一個新同志入社?！痹诠鈴桶娴?6期的《致社員書》中，司馬文森說：“假如每個人都能介紹兩個人參加，一下子我們便可以完成三千社員的突擊工作了！”可以推斷出來，此時文藝生活社大概已有社員1000人。由此可見征求社員運動得到響應的熱烈程度和迅速程度了。但再往后社員群體擴大的速度就減慢了，1949年2月15日出版的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中，司馬文森以《〈文生〉一年》為題，在“給大家報報賬”時提到：“我們計劃完成三千社員運動是失敗了”。

現(xiàn)在我們已知道，實際上，文藝生活社的社員大約有1500人。[65]社員大部分是海外青年，遍及港澳、泰國、馬來亞、緬甸、新加坡、菲律賓、越南、印尼以及美國、加拿大、古巴、英國、巴西等地，國內主要集中于廣州，其次是上海、北平、天津、昆明等地。從總體上看，社員的身份“主要是職業(yè)青年（包括店員，教育工作者，記者，醫(yī)生，小市民），其次是青年學生，第三位是工人。職業(yè)青年數(shù)量約占全社一半以上”[66]。其中內地和海外又有差別，以代表內地各城市的廣州為例，“學生占絕大多數(shù)，職業(yè)青年占次位。”以代表南洋各地的香港為例，社員“占最多數(shù)的是職業(yè)青年（包括產業(yè)工人，什役，學徒，店員，寫字樓職員，小學教師）其次是失學青年及學生”[67]。

司馬文森發(fā)起征求社員運動還有一個意想之外的收獲，那就是“各方面人士”對這個運動不僅“響應殊為熱烈”，而且除參加成為社員外，“更有人自動獻捐本刊出版基金”。第一批獻捐人來自吉隆坡，光復版第13期（1947-4）刊登了名單，有八個人共捐助叻幣（新加坡幣）五十九元二角。計有：

西玲先生拾元（叻幣，以下同）；王鐵志先生拾元；陳漢忠先生拾元；侯斌彥先生拾元；林參天先生伍元；上官豸先生七元二角；周心墨先生伍元；周墨西先生二元

司馬文森從中得到啟發(fā)，在光復版第16期（1947—1948）提出作“萬元基金征募”運動，“按地區(qū)、分批進行”地“委托”各地社員進行基金的征募。[68]

基金征募運動同樣快速取得了顯著成果。至1948年1月就“已完成約三分之二多點”[69]，即7000元左右。而到1948年5月，“公布收入總數(shù)折合港幣”已經達到10067.112元。[70]征募文生出版基金的運動一直持續(xù)到1949年5月，共兩年多的時間。捐募出版基金的獻捐人名單分別刊登在光復版第13—18期、海外版第1期、海外版第2—4期（《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8—12期和第14期上。可計算的獻捐人共有635人，加上以眾人面目出現(xiàn)的獻捐人，應有700人左右。[71]獻捐人捐款數(shù)目不等，有一人捐1元叻幣的，也有一人捐500元港幣的。包括一些基金會和協(xié)會（如海外華僑捐助祖國和平民主文化事業(yè)基金、紐約華僑文化社和吉隆坡前寫作人協(xié)會）的捐款在內，文藝生活社共得到的捐助總數(shù)為：港幣4484.4元，叻幣2092.7元，暹幣666銖，美金573.5元，荷幣235元，菲幣184.5元，越幣180元，國幣85萬元，加幣7.3元，英鎊6先令。其中，1948年5月之后收到了港幣1129.4元，美金105元，叻幣165元，菲幣90元，暹幣83銖，英鎊6先令。[72]因此，文藝生活社得到的出版基金捐助應該是港幣12000元左右，大大超出了預期的數(shù)目。再加上社員繳交的入社費，以每人港幣10元來計算，社員入社費應在30000元左右（第二年入社費是每月港幣1元）。這些資金的注入，使得《文藝生活》及其文藝生活社的一些出版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香港出的最后一期即海外版第20期（1949-12-25）中，司馬文森在《歲暮獻詞》中總結道：“在海外出了三年多，蒙海外讀者，特別是遍布在國外各處的社員同志，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了我們不少支持?！薄拔纳绲纳鐔T同志，是我們這個社，這個雜志的骨干。”而且說了句“實在話”,“過去我們就是靠大家交來的這么一點費用來支持的?！边@就是說，港版《文藝生活》出版資金的來源完全是靠社員的入社費和捐助的出版基金來維持的。1500人左右的社員和700人左右的獻捐人之間肯定有眾多的重合之處，但我們仍可以這樣說：《文藝生活》在香港等海外的生存是在司馬文森等人的主導之下，在近2000人的群體的支持之下得以實現(xiàn)的。這種文人辦刊的特殊模式，名之為文人主導下的群體性辦刊模式似乎“實至名歸”。

港版《文藝生活》的辦刊模式屬于文人主導下的群體性辦刊模式還有一個重要的證據(jù)，就是《文藝生活》在發(fā)行上的群眾性。雖然和一般的雜志一樣，《文藝生活》也在報紙上刊登廣告來增加影響，[73]但因為有了眾多的社員讀者，依靠社員讀者的群眾性網絡來擴大發(fā)行是司馬文森試圖推廣《文藝生活》的主觀想法。

前文已提到過，文藝生活社招募社員時規(guī)定社員的義務之一就是“推廣《文藝生活》”。9個月后，即1948年2月，文藝生活社“為了擴大發(fā)行網，減小社方經濟負擔”，還擬定了“特約推銷辦法”,“請各社員踴躍參加，自動報效，特別是在各學校內”，并提出了設想，“假如我們有了一百個分銷站，每個負責推銷十份，就有了一千份了”，而這樣“對社的幫助是很大的，希望各同志把它當一件工作來做，并介紹你的朋友參加這個運動”。[74]《文藝生活征求特約推銷員辦法》詳細規(guī)定了特約推銷員推銷《文藝生活》不同份數(shù)的相應折扣（“三十份以下七折，三十份以上六五折，五十份以上六折”），代文藝生活社征求定戶的酬勞（“百分之十”），經銷書款的結算頻次（“每月結算一次”），未售出雜志可以退回的數(shù)目（“不超過百分之三十”）以及特約推銷員的權利（“享受本社社員之一切權益”,“凡全年代銷額達港幣伍佰元以上者，本社年終結算后，奉贈價值代銷百分之十之圖書”,“特約推銷員委托本社購買任何書店出版之圖書，一律五六折收費”）等等。[75]

這個推銷辦法公布出來以后也馬上有了回應，在接下來的《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3）上就有“服務部廣播”:“建立《文藝生活》群眾性的發(fā)行網，熱情響應的社員已有十多個，我們希望它能擴大開去，目標是建立一百個發(fā)行站?！倍疑鐔T黃循輝、黃明興的推廣站因為“從每期推廣《文生》三十份，兩個月來已迅速增加到一百五十份”[76]而得到總社的感謝和表揚。

1948年3月公布的《文藝生活》在海外銷數(shù)地區(qū)的排名是：“馬來亞占第一位，香港占第二位，暹羅占第三位，安南占第四位，菲律賓占第五位，美洲占第六位。”[77]我們現(xiàn)在無從得知《文藝生活》在這些地區(qū)的銷數(shù)和社員推廣站的建立之間的關系，但“通過自有的群眾發(fā)行關系”來推廣雜志一直是司馬文森的理想。在發(fā)表于1949年2月15日的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中的《〈文生〉一年》一文中，司馬文森并且將這一理想訴諸未來。他充滿激情地憧憬著假如華南也解放了，那么對于《文藝生活》, “我們要通過自有的群眾發(fā)行關系，讓它散布到全國，特別是西南各省的農村，工廠，學校。如果每個鄉(xiāng)，每間學校，每間工廠，都有我們的雜志發(fā)行站，那么你們想一想，它將有多大的發(fā)行數(shù)字了?！蹦菚r，“我們的雜志必須從月刊改為半月刊，甚至于是周刊。”司馬文森這個“美麗動人的夢”就是他現(xiàn)實想法的一個延伸。

另外，雜志稿件的群眾性也應是“文人主導下的群體性辦刊模式”的題中應有之義。司馬文森在《〈文生〉一年》中也將新中國成立后的工農文藝干部作為“雜志稿件的寫作者，雜志推廣者，經濟主要支持者”。寫作者占到了第一位。在香港的三年多時間里，《文藝生活》的社員主要是青年學生和職業(yè)青年，為了提高他們的寫作和研究文學的能力，《文藝生活》專門設置了包括黃藥眠、葛琴、夏衍、陳殘云、胡仲持等各領域名家云集的文學顧問會。通過和文學顧問會成員通信，社員有關文藝學習的問題得到了解答，習作稿件也得到了修改。這些通信部分發(fā)表在《文藝生活》以及《文藝生活副刊》上，更多的通信是一對一私下進行的。經文學顧問會修改后的社員稿件主要發(fā)表在《文藝生活》“文學顧問會”一欄和以后的《文藝生活副刊》上。這些社員習作有些是社員本身有所感而寫作的，有些則是對文藝生活社征文的應征。除了社員個人的稿件，《文藝生活》上還有以文藝學習小組名義發(fā)表的文學批評文章。這些方面的詳細內容在下面講到司馬文森及《文藝生活》對青年社員實現(xiàn)實踐引領（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時將會更詳細地談到。

雖說社員個人以及文藝學習小組的稿件只占據(jù)了《文藝生活》稿件的一小部分，而且可以說這是司馬文森針對辦刊模式的改變而相應調整編輯策略的結果，但這種雜志稿源上的群眾性特點確實成為群體性辦刊模式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支點。

總之，在40年代后期香港特殊的時空環(huán)境之中，司馬文森為了維持《文藝生活》的生存和發(fā)展，抓住海外華人青年心系祖國、熱愛文藝的情感心理，嘔心耕耘，在辦刊策略上采取了獨特的文人主導下的群體性辦刊模式，具體表現(xiàn)為出版資金的群體性支持、發(fā)行上的群眾性和雜志稿源的群眾性。

1950年初，《文藝生活》移回國內，在廣州出版了穗新版，但僅僅出了六期就?？?。司馬文森在香港時所暢想的新中國成立后在國內繼續(xù)以此種辦刊模式辦刊，甚至創(chuàng)辦印刷廠、書店，設立“附帶了圖書室，社員招待所，文化代辦處的服務部”，使文藝生活社成為“一個包括了近百個工作人員的文藝服務單位”真的成了一個“夢想”，無法成為現(xiàn)實。[78]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五十年代初期司馬文森主要是在香港負責中共領導的香港電影和新聞工作。由于大部分時間是住在香港，《文藝生活》是他編排好后送到廣州出版的，因此，無論是精力還是實際的編輯出版工作都出現(xiàn)了困難。但事實上，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在建國初期的文學“一體化”的進程當中，文藝雜志必然要體制化以適應新的文學秩序與話語規(guī)范?！段乃嚿睢吩诳箲?zhàn)和國共內戰(zhàn)期間雖說發(fā)揮了戰(zhàn)斗文藝的功效，但在新的歷史整合時期，它顯然不具備與《人民文學》《文藝報》以及一些新創(chuàng)的地區(qū)作協(xié)會刊抗衡的能力，因此停刊就成為必然。

關于40年代文學期刊的辦刊模式，劉增人指出，雖然文人辦刊始終是現(xiàn)代文學期刊主導的樣式，但進入40年代，在戰(zhàn)爭的巨大力量的左右下，文學期刊的辦刊模式開始出現(xiàn)多樣化。系有“洋人”辦刊，商人辦刊，政黨辦刊，聯(lián)合辦刊，軍隊辦刊和政府辦刊等模式。[79]此種分類在某種程度上認識到了40年代文學期刊在戰(zhàn)爭縫隙中尋求生存的方式的多樣性。但對文人辦刊的具體模式在40年代的多種可能性卻沒有深入討論。尤其在戰(zhàn)后的香港這一特殊的時間與空間中，國內流亡文人與他們的刊物的生存方式更是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話題。

三、引領性文學平臺和讀者型文學社團的構建

刊物的生存方式往往會成為決定刊物編輯人編輯思想的外部動因，如果此種外部動因并且契合了編輯人的內在訴求，那么便會催生出相應的編輯策略。司馬文森之于《文藝生活》的編輯策略的調整就是如此。

雖然是30年代末登上文壇、40年代初就已名聲大噪的年輕有為的作家，司馬文森卻十分具有培養(yǎng)文藝青年的前輩意識。早在1941年《文藝生活》創(chuàng)刊號中，司馬文森就強調了“實際的寫作方法或生活介紹”“這一類東西”“對于青年們的幫助是很大的，而且正是目前十分迫切需要的?！?span >[80]可見司馬文森對于引導青年走上文藝創(chuàng)作的道路、擴大文藝青年的隊伍十分重視。桂林時期的《文藝生活》就團結了碧野、鄒荻帆、曾卓等青年作家和詩人，培養(yǎng)了鄒綠芷、曾敏之等一批文學新秀。但在戰(zhàn)時中國大后方，司馬文森這方面的想法很難在現(xiàn)實中全面實施。到了戰(zhàn)后在香港繼續(xù)辦刊，司馬文森這一理想和熱忱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困壓下反倒得以嘗試和體驗。

自1947年初發(fā)起征求社員運動后，經過一年的實踐，1948年司馬文森在編輯方針上更加明確，強調要“和在香港出版的一些兄弟文藝刊物”進行“分工”，主張“更切實的來耕耘，多介紹一些對年青文藝工作者和愛好者有益的文字，對大家的學習，多作些實際協(xié)助的工作”[81]。并提出了總的工作目標，即“培養(yǎng)西南及海外的文藝新軍，散布民主文藝種子，團結廣大青年文藝愛好者”[82]。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948年，司馬文森已具有明確的刊物“分工”意識，培養(yǎng)“文藝新軍”的“耕耘”意識，提高“青年文藝愛好者”文藝水平的“協(xié)助”意識以及“團結廣大青年文藝愛好者”的社團意識。這種成熟的編輯思想催生了相應的編輯策略——構建“引領性文學平臺”。

所謂“引領性文學平臺”即以《文藝生活》及《文藝生活副刊》為前臺載體、包括文藝生活社各個組織系統(tǒng)在內的，旨在協(xié)助并提高青年文藝愛好者文藝水平的整體運行機構及由此形成的互動空間。

就前臺載體來說，首先，司馬文森著重在《文藝生活》及《文藝生活副刊》上刊發(fā)了為數(shù)不少的指導青年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藝研究的理論文章以及關于作家的生活、創(chuàng)作介紹的文字，實現(xiàn)了對青年社員文藝學習的理論引領。

關于指導性的理論文章，《文藝生活》從光復版第17期（1947-10）起設置了“文藝學習講話”一欄，先后刊登了宋云彬的《為什么要讀文學史？怎樣讀文學史？》（光復版第17期），蔣牧良的《怎樣讀小說》（光復版第18期），周鋼鳴的《如何進行調查研究？》（《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1期）和《怎樣分析人物》（海外版第8期），林林的《論詩的感情》（海外版第9期），黃藥眠的《論風格的諸因素》（海外版第12期），林林的《白話詩與方言詩》（海外版第14期）以及《談詩歌的用詞》（海外版第16期）。此外還有司馬文森的《談取材——以〈風災〉,〈景明樓上的舞會〉,〈種子〉,〈周求落魄記〉為例》（海外版第7期）等也屬指導青年創(chuàng)作的一類。

關于作家生活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介紹性文字，《文藝生活》從海外版第6期（1948-9-15）起設置了“作家自白”和“作家印象記”兩個欄目?！白骷易园住庇泄舻摹段以鯓娱_始了文藝生活》（海外版第6期），葛琴的《我怎樣寫起小說來的》（海外版第7期），陳殘云的《〈風砂的城〉的自我檢討》（海外版第8期），顧仲彝《我怎樣開始了戲劇生活》（海外版第9期），臧克家的《關于〈泥土的歌〉的自白》（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趙樹理的《也算經驗》（海外版第16期），孔厥的《下鄉(xiāng)和創(chuàng)作》（海外版第17期）。“作家印象記”（在正文題目旁配有“作家風貌”的小插圖）有靜聞的《悼朱佩弦先生》（海外版第6期），蔣牧良的《記張?zhí)煲怼罚?span >海外第7期），黎舫的《記蔡楚生》（海外版第8期），孟超的《記田漢》（海外版第9期），靜聞的《H．海涅和他的藝術——序林林譯〈織工歌〉》（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吳費的《蕭軍的故事》（海外版第13期），白沉的《記夏衍》（海外版第16期），黃永玉的《記楊逵》（海外版第17期）。此外還有一些雖沒有清晰的欄目歸位，但實屬此類文字的。如靜聞的《憶達夫先生》（光復版第17期），夏衍的《悼宋千金》（光復版第18期），洪遒的《略記在明月社時代的聶耳》和郭沫若的《南昌之一夜》（海外版第5期），金丁的《郁達夫的最后》（海外版第13期）以及紀叟的《趙樹理怎樣成功一個人民作家》（海外版第14期）等。

從海外版第6期開始的這種刊物編排上的改變，很快就得到了社員的良好反饋。社員吳錫昆就來信稱，《文藝生活》在內容編輯方面更“精練”“多方面”, “適合一般初學者的需要”[83]。司馬文森也對此進行了總結，1948年“《文生》上陌生的作者多了，內容更加地方化，所發(fā)表的理論文字，也更能適應那些初學者了”[84]。

另外，作為文協(xié)香港分會的常務理事，司馬文森將文協(xié)香港分會在1947年發(fā)動的暑期青年文藝創(chuàng)作競賽活動承攬在《文藝生活》這一平臺上。海外版第1期作為“青年文藝創(chuàng)作競賽入選專號”，刊發(fā)了入選的四篇小說及文協(xié)香港分會的《青年文藝創(chuàng)作競賽結束報告》。四篇小說分別是陳琢如的《動搖》，草莽的《新貴胡院長》，葉燁的《在捷發(fā)輪上——一千七百多個囚犯的遭遇》和胡序昭的《獨眼龍》。海外版第2期作為“文協(xié)入選獨幕劇專號”，刊登了新人劉朗和史朋的兩個獨幕劇——《接到征兵通知書后》和《渡河，十二里》，并配發(fā)了瞿白音的簡短評論《〈渡河，十二里〉讀后》。為了進一步使諸新人新作得到提高，同時作為對其他文藝青年的指導，司馬文森又“要”周鋼鳴寫了《評創(chuàng)作競賽的入選小說》（海外版第2期），同時在和夏衍“雜談”時向他“拉稿”，夏衍由此寫了《讀“文協(xié)”入選的兩個獨幕劇》（海外版第3、4期合刊）的批評文章。周、夏二人對于這些作品大至對現(xiàn)實的關系、結構、情節(jié)，小至人物性格的刻畫、伏筆的隱埋、開場的方式等都做了細致的分析，對于文藝青年尤其是文藝生活社的青年社員在寫作上的補益無疑是十分明顯的。

其次，司馬文森設置了文藝生活社的“文學顧問會”，使青年社員有了直接和文學名家交流的機會，實現(xiàn)了對青年社員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踐引領。

文學顧問會人員如下：理論指導：黃藥眠、馮乃超、荃麟；小說指導：葛琴、司馬文森、華嘉；戲劇指導：夏衍、章泯；詩歌指導：陳殘云、黃寧嬰、呂劍；批評指導：胡仲持、陳閑；散文、報告文學指導：周鋼鳴、周而復、洪遒。[85]這個陣容現(xiàn)在看起來也是十分強大。更難得的是，文學顧問會確實在后來的日子里發(fā)揮了它的作用，確實做到了司馬文森在初次發(fā)起征求社員運動的號召中所提出的目標——“義務解答社員所提之一切有關文藝學習上問題，并將答復在《文藝生活》上逐期發(fā)表，及修改習作稿件”[86]。

如在提出“文學顧問會”工作的第二個月，即光復版第14期上就登出了陳殘云答復社員何樹鈴有關學寫詩歌的方法的回信，以及司馬文森答復社員麥啟麟關于如何閱讀文學作品的回信。而且為了彌補通信指導的不足，1948年2月到10月文藝生活社還專門出過6期《文藝生活副刊》作為文學顧問會的活動園地。在光復版第15期、16期、17期，海外版第4期（《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6期和第7期都有司馬文森、陳殘云、周鋼鳴、蔣牧良和胡仲持等人多次給提出文藝問題的社員的復信。而且這些只是刊登出來的部分，實際上，還有大部分社員和顧問會成員之間的通信是一對一私下進行的。[87]

僅就1947年來說，文學顧問部就收到來信898封，復信840封，其中答復有關于文藝學習問題的信占400封。收到稿件120篇，修改后發(fā)還的有80余篇，在《文藝生活》上發(fā)表的16篇，擬發(fā)表的還有20多篇。[88]

而1948年，文藝生活社共接到了近1800封信，平均每月來信150封左右。其中請求解答在學習時所碰到的困難問題的約占20%，來稿請求批閱的約占10%，其余的70%都是屬于服務部范圍的。[89]推算一下，1948年文生社要轉給文學顧問會的問題信件大概是360封，收到稿件大約是180篇。問題信件低于前一年而稿件數(shù)量高于前一年，文學顧問會對廣大文藝青年在文學知識的普及和文學創(chuàng)作指導上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經文學顧問會修改后的社員稿件在1947年4月至1948年1月主要發(fā)表在“文學顧問會”一欄的“習作之頁”上，集中在光復版第14期至18期上。1948年2月《文學顧問》以《文藝生活副刊》之名單獨出版后，社員的稿件就有一部分刊登在副刊上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社員習作有些是社員本身有所感而寫作的，有些則是對文藝生活社征文的應征。如在光復版第14期（1947-5）上就有“文生社五月份征文”——“我最喜歡閱讀的書”和“生活素描”。對于后者還做了說明：“不完全是報告自己的生活，社會上各行各業(yè)的生活現(xiàn)象，也可以搜集著來寫?！?/p>

這次征文有30多個社員寫了文章應征，在接下來的光復版第15期（1947-7）上選了6篇發(fā)表。有年輕的織布廠染工黎棠的《小販》，余全的《一個鄉(xiāng)村小學教師》，達德學院學生劉夢華的散文《海濱》以及小學教師春草的《我最愛讀的一本書〈虹〉》，鄭鳴的《〈風砂的城〉最大的失敗》，夕天的《〈安娜·卡列尼娜〉——我最喜歡閱讀的書》。再如在海外版第1期（《文藝生活副刊》）和海外版第4期上刊登的6篇報告文學作品也是社員對總社提出的“馬來亞人民抗敵記”征文運動的響應文章。可見，文藝生活社和文學顧問會為了提高廣大文藝青年學習文藝和創(chuàng)作的興趣，實現(xiàn)“引領”的目的，確實是費盡心思，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最后，司馬文森組織各地文藝學習小組進行集體文藝學習，形成文學批評文章，經由文學顧問會指導后在《文藝生活》上發(fā)表。通過這種形式，實現(xiàn)了對青年社員文學批評的實踐引領。

文藝生活社的組織系統(tǒng)是總社、分社、各文藝學習小組?？偵绲墓ぷ魇恰敖洺＾k理編印書刊，解答社員學習上困難，作一些事務性的服務，并為程度低下社員舉辦函授班（辦法另行宣布）”。分社主要“負責各主要地區(qū)社務的聯(lián)絡和推動”?！皩W習小組是本社的組織單位。他們要作許多學習和工作活動，如舉行研究會，文藝欣賞會，出版文藝壁報，經常舉辦集體旅行，進行地方調查，學習寫作，和地方民主團體聯(lián)合作爭取民主斗爭”[90]。一般一個地區(qū)有三個以上的社員，即可組成一個學習小組。

為了指導各學習小組的集體學習，文藝生活社和文學顧問會往往會在《文藝生活》上提出文藝活動的中心，發(fā)布研究提綱。如在光復版第15期（1947-7）上文藝生活社就規(guī)定了六七月份的中心活動是研究《馬凡陀山歌》,“各小組并應于完成研究后，將記錄寄交顧問會”。并列出了《馬凡陀山歌》研究大綱：（一）馬凡陀式的詩，有什么特征？（二）《馬凡陀山歌》產生的社會條件是什么？（三）馬凡陀的詩與其他詩作者的詩比較；（四）《馬凡陀山歌》與《王貴與李香香》;（五）結論以及參考書目。每一大的要點下還列有二到四條小的要點，非常詳細。在光復版第16期（1947-8）則列出了《怎樣閱讀文藝作品》（討論大綱）。對于《馬凡陀山歌》的研究，香港、九龍“兩地社員的學習工作進行得很好”,“有七八個小組舉行研究”，并由顧問會請了洪遒，呂劍，陳殘云等詩人前去進行了指導。[91]對于《怎樣閱讀文藝作品》則有第四學習小組的《〈怎樣閱讀文藝作品〉討論總結》發(fā)表在光復版第17期（1947-10）上。此外，在光復版第18期（1948-1）上還發(fā)表有文生中環(huán)組的《〈李有才板話〉討論結論》。

以集體學習的方式來提高青年社員的文藝水平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想法。事實是，雖然1948年的“集體文藝學習”“大體上”比1947年“上軌道”, “但有些地區(qū)因為環(huán)境動蕩，限制了發(fā)展。上半年還好，到下半年差不多大半是停止了，只有個別的通信學習。”[92]即使如此，這種引領者姿態(tài)還是頗具理想主義的光芒，使得司馬文森構建“引領性文學平臺”這一編輯策略增添了一些烏托邦的色彩。

上述理論引領和實踐引領都主要是以《文藝生活》和《文藝生活副刊》為中心載體的。事實上，刊物只是作為“引領性文學平臺”的前臺載體而存在，“引領性文學平臺”是一個立體的、多層次的結構空間。對其的構建還需要文藝生活社各個組織系統(tǒng)的分工、協(xié)調和配合。文藝生活社總社設有五個部門，分別是總務部、編輯部、顧問部、函授部和服務部，除函授部最終沒有落實外，其余四個部門都發(fā)揮了實際的作用。編輯部和顧問部的負責人分別是司馬文森和陳殘云，作用自不用再說?？倓詹控撠熑藦埵饷髟啻蔚侥涎笕バ麄骺?、聯(lián)絡業(yè)務，服務部負責人黃桂榮也是文藝生活社的經理兼發(fā)行人[93]，除收取社費、郵寄書刊等外，還幫助社員“介紹交友”, “代寄書目及學校簡章”, “代向港中交涉點私事”[94]并聯(lián)系社員間的贈書運動、籌建了進修圖書館等等。文藝生活社各個組織系統(tǒng)“后臺”的分工協(xié)作和前臺的刊物共同構建了一個對青年社員亦即廣大青年文藝愛好者的“引領性文學平臺”。

“引領性文學平臺”的構建是司馬文森等人在戰(zhàn)后香港特殊的時空環(huán)境下綜合外部動因并契合內在訴求而調整編輯策略的方式和結果。在平臺的構建過程中，司馬文森將文藝生活社辦成一個社團組織的意識也逐漸清晰，由此促成了一個新型的讀者型文學社團組織的出現(xiàn)。

從1947年4月在《文藝生活》上正式發(fā)布征求社員號召，四個月后就有社員近千人，這種速度和規(guī)模不可能不讓司馬文森驚詫和欣喜，在思考如何引領社員之余，一種社團意識也在醞釀。終于，在1948年2月，司馬文森提出了這個問題：

文生社是一個什么團體？有人說是雜志社，有人說是出版社，有人說是個青年的文藝研究團體。所說的三種看法都不錯，但不夠。我們到底是個什么團體呢？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一個主張民主，研究文藝的青年學習團體。在這個團體里有雜志，有叢書的出版，也有各種指導性服務性的機構組織，將來我們還想辦文藝學院。至于參加成分，不限作家，自由職業(yè)者，工農職業(yè)青年學生我們一樣歡迎?；顒拥貐^(qū)也不限在上海香港，我們的范圍寬廣得很，全世界任何地區(qū)凡有中國人地方，有文藝活動地方，我們都歡迎有人來參加我們的活動。[94]

這里，司馬文森很清楚地將文藝生活社定位為“青年學習團體”，標示了團體的主要構成人員是華人青年，團體的立意目標是主張民主、研究文藝，團體的性質是學習性的文藝團體。而華人青年的身份，并不限定在作家和自由職業(yè)者的小圈子里，工人、農民、職業(yè)青年和學生也都在吸收范圍之內。社團成員身份范圍的確定，一方面表明了這個團體的非精英的、學習性的社團性質，另一方面也是根據(jù)已有的參加成員的身份來定的。前文說過，同年1月份的社員身份統(tǒng)計結果顯示，社員主要是由職業(yè)青年、青年學生和工人等構成，職業(yè)青年數(shù)量占到一半以上。

學習性的社團性質在使司馬文森構建“引領性文學平臺”的編輯策略得以實施的同時，也使得這個社團本身區(qū)別于以往的、常規(guī)意義的文學社團。雖然現(xiàn)在人們已將傳統(tǒng)的文學社團定義的外延擴大，“如新青年社與語絲社，這個‘社’本身意指‘單位’，雜志社，但也可以轉喻為社團?！奔础耙酝丝餅楹诵木奂鹨慌髡哧犖椤? “也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學社團”。再如，“雖無明確的結社意識，但因為經常性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團意義”的“文人的小團體”也被認為是文學社團。[95]但文學社團仍被指稱為以創(chuàng)作主體作家作為全部構成、發(fā)揚某種相近文學主張的群體性組織。20年代的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30年代的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無不如此。如文學研究會的性質“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文學研究會宣言》），主張寫實主義；“文協(xié)”則是集合全國的作家，旨在形成全國文藝界抗戰(zhàn)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局面。

文藝生活社這個“青年學習團體”與上述“典型”文學社團有可比之處：

一方面，文藝生活社可以被稱為社團，它有自己的集團宗旨，即“主張民主、研究文藝”；它有自己的刊物，即《文藝生活》月刊及《文藝生活副刊》；它的社員群體雖人數(shù)過多，分布較廣，但通過層次分明的組織系統(tǒng)，可以有效地進行彼此交流和共同參與文藝活動。另外這個團體的存在時間較長，《文藝生活》在海外的三年時間可以視為這個團體的有效生命時長。在文學社團幾乎煙消云散的40年代后半期，這是很難得的。而另一方面，文藝生活社的“不典型”的特點則在于它基本上是一個讀者型的社團。雖然社員讀者們的習作也在社團的刊物上發(fā)表，但占的篇幅往往不大，即使是《文藝生活副刊》單獨出版以后，這種情況也沒有改變，指導性的文字、總社的活動計劃、顧問部的復信以及社員之間的交流占了大部分。

因此，文藝生活社的社團性質可以被描述為：是以《文藝生活》月刊為中心載體，以司馬文森等人的總社為“司令臺”[96]，以各學習小組為基本組織單位，以職業(yè)青年和青年學生等作為主要成員的讀者型文學社團。

另外，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眾多文學社團“利用結社活動來聚集力量，向社會發(fā)出改革的聲音”一樣[97]，文藝生活社同樣具有鮮明的社會訴求。司馬文森在明確提出文藝生活社的團體性質之后一個月，即1948年3月，就指出，文藝生活社的任務，“不僅在于辦一份《文藝生活》，介紹一些好文章給大家讀，而是要團結主張相同，興趣相同的青年朋友，把分散力量集中起來，為新民主中國斗爭！”[98]

司馬文森如此說，并不是否認他之前強調的文藝生活社的“研究文藝”的“青年學習團體”和“學術團體”的性質[99]，只是在司馬文森們看來，文藝學習、“文學創(chuàng)作與社會活動是渾然一體的，文學如同生活”[100]。前面說過，文藝生活社各學習小組“要做許多學習和工作活動”。工作活動包括“進行地方調查”, “和地方民主團體聯(lián)合作爭取民主斗爭”。就因為學習小組的這個“工作活動”的定位，《文藝生活副刊》只出了6期就不得不停掉。因為副刊上刊登的“各種活動報告”, “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因而“在荷印被禁”?！盀榱瞬皇勾蠹腋惺苈闊保抉R文森“把它停掉了”。[101]

而且，從“主張民主，研究文藝的青年學習團體”這樣的表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主張民主的社會訴求在先，研究文藝的文學訴求在后。事實上，司馬文森搭建“引領性文學平臺”、籌辦“青年學習團體”以“培植”“文藝新軍”具有十分直接的現(xiàn)實指向。在總結1948年的集體文藝學習工作時，他說：“盡管有了如何的困難，但我們還是給未來的民主文藝事業(yè)，準備下了大批年青的寫作干部。這些年青的文藝隊伍，將是未來華南及海外有力的文藝工作的組織者和支撐者?！辈⒂纱俗晕铱隙ǖ溃骸拔覀冇媱澩瓿扇鐔T運動是失敗了，但完成五十個文藝寫作及運動的干部計劃是完成了！”[102]

“研究文藝”的文學訴求的目標被具象化為“文藝寫作及運動的干部”，文藝生活社的具有鮮明社會訴求的社團性質一目了然。

四、關于文學期刊生態(tài)學的可能性探討

文人主導下的群體性辦刊模式的創(chuàng)建和引領性文學平臺的構建，都是司馬文森為了維持港版《文藝生活》在戰(zhàn)后香港的生存而采取的編輯策略，雖說這種編輯策略與司馬文森的文學看法暗合，但如果我們把港版《文藝生活》月刊視為一個個體，這個刊物在40年代下半葉的香港的掙扎、生存和發(fā)展就是刊物個體與其所處的文學生態(tài)之間的博弈。推演開來，整個《文藝生活》月刊與40年代文學生態(tài)的關系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根據(jù)文學生態(tài)學（literary ecology）,“文學生態(tài)就是把生物學中‘生態(tài)’范疇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將文學自身及其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都看作一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從而探究文學在產生、發(fā)展、嬗變過程中其內部諸要素（本體與主體、理論與實踐）與外部環(huán)境（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的）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關系的規(guī)律，并進一步認識各種環(huán)境如何對文學產生積極影響和負面制約”[103]。

艾布拉姆斯認為藝術四要素是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104]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將文學四要素界定為宇宙、作家、作品、讀者，[105]人們的共識是，文學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個要素構成的一個整體，一個多環(huán)節(jié)動態(tài)活動過程。而文學期刊則可以視為一個文學綜合體。本書引言部分已經提到，早在1947年3月，盛澄華就撰文指出，文藝雜志聯(lián)系著“現(xiàn)代文學中創(chuàng)作家，批評家，與大眾讀者”，其“所負的最高使命”在于回答這樣幾個問題：“什么是這一時代的動向？什么是這一時代下一個作家所應采取的態(tài)度？什么是這一時代下一般讀者的要求？如何在這社會因素，藝術因素，與心理因素三者間去求得一種適度的平衡？”[106]盛澄華70多年前上述言論的當下意義在于指出了文學期刊作為一個文學綜合體的存在價值。

作為文學綜合體，文學期刊將文學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讀者）緊密關聯(lián)起來。其中，“世界”要素具體體現(xiàn)為文學期刊生存于其中的外部環(huán)境，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等要素；作家、作品、讀者則在刊物編輯者編輯思想、編輯策略的統(tǒng)籌下聚集于文學期刊之中。如果我們把刊物編輯者在特定編輯思想、編輯策略下對作家、作品、讀者的統(tǒng)籌視為文學期刊誕生和發(fā)展的內部要素，把文學期刊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等要素視為文學期刊的外部生存環(huán)境，探討文學期刊和外部環(huán)境相互關聯(lián)、彼此制約所形成的文學期刊生態(tài)系統(tǒng)，或許不失為在文學期刊生態(tài)學視角下對文學生態(tài)學研究的一個豐富和補充。

文學生態(tài)學把文學看作“類生命的對象”，認為“文學的有機性”在于“文學是一個生長、發(fā)育和進化的過程”。同時，“文學是處于它的環(huán)境之中的，文學是人類精神家族（如政治、意識形態(tài)、經濟、文化、社會等）中的一個分支?！蔽膶W和環(huán)境之間不斷地進行“符號性的交換”，以此形成“文學的關系性”。[107]基于生態(tài)學以及文學生態(tài)學的思想和理論范式意義，文學期刊生態(tài)學的假設成立首先必然關涉到文學期刊的有機性問題。

期刊編輯者之于期刊而言通常是父親和孩子、創(chuàng)造和被創(chuàng)造的關系。司馬文森就將剛剛誕生的《文藝生活》比作“新生幼兒”，希望他“日見壯健起來，不至于中途夭折”; [108]將被迫移至香港出版的《文藝生活》比作“風雨飄搖中生長的孩子”，希望“親愛的讀者和作者”對其“加以更多撫育和導示”。[109]即便拋開情感因素，一個文學期刊的誕生、成長、壯大，無不是在編輯者對于作家、作品、讀者的統(tǒng)籌之下進行的。

《文藝生活》甫一創(chuàng)刊就明確了編輯方針，即“加強創(chuàng)作部分，有好的翻譯每一期也要盡可能的介紹出來。作家或作品研究，不論是中國或是外國的，我們都希望每期能介紹一兩篇，不尚空論，多談實際的寫作方法或生活介紹，雖沒有特殊見解，能盡量的提供出研究材料來，也是我們所歡迎的，因為我們覺得像這一類東西，對于青年們的幫助是很大的，而且正是目前十分迫切需要的。”[110]在此編輯方針下，一大批活躍在文壇上的知名進步作家和藝術家聚集于《文藝生活》中。按發(fā)表作品數(shù)量來看，《文藝生活》主要撰稿人包括司馬文森、陳殘云、何家槐、林林、黃藥眠、胡仲持、郭沫若、周鋼鳴、孟超、黃寧嬰、華嘉、杜埃、荃麟、靜聞、夏衍、韓北屏、曾卓、周而復、伍禾、張殊明、歐陽予倩、田漢、陳閑、穆木天、李育中、洪遒等。而且許多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是在《文藝生活》上初次與讀者見面的。如田漢的五幕劇《秋聲賦》（桂林版第二卷第2—6期），歐陽予倩的獨幕劇《一刻千金》（桂林版第三卷第1期），夏衍的五幕六場劇《法西斯細菌》（桂林版第三卷第3期）等。

司馬文森對作家作品進行統(tǒng)籌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緊扣熱點、設置專欄。比如第一卷第3期（1941-11-15）就設置了“壽郭沫若先生五十”專欄，刊發(fā)了田漢、聶紺弩、孟超和韋昌英的祝頌文章。這一期還設了“德蘇戰(zhàn)爭特輯”，有孟昌譯A．托爾斯泰的《我號召憎恨》、孟昌譯W．瓦雪柳斯卡的《在戰(zhàn)爭的路上》和秦似譯I．愛倫堡的《我看見過他們》三篇文章。第一卷第4期（1941-12-15）設置了“寄慰蘇聯(lián)戰(zhàn)士”專欄，發(fā)表了歐陽予倩《寄慰蘇聯(lián)戰(zhàn)士》、荃麟和葛琴《為了全人類的利益》、韓北屏《聲討暴徒希特勒》等9篇短而有力的雜文。第三卷第4期（1943-2-15）設置了“新年試筆”專欄，發(fā)表了柳亞子《民國三十二年的希望》、孟超《元旦雜憶》等4篇文章。另一方面，司馬文森還組織作家進行座談或筆談。1941年11月19日下午，田漢、荃麟、宋云彬、艾蕪、孟超、司馬文森等15人聚集桂林三教咖啡廳，“清算”“檢討”1941年的文藝運動，作為開展1942年文藝運動的“一點參考”。座談會記錄以《一九四一年文藝運動的檢討》為題發(fā)表于桂林版第一卷第5期（1942-1-15）上。桂林版第二卷第2期（1942-4-15）發(fā)表有田漢、歐陽予倩、夏衍等人參加的《新形勢與新藝術》座談會記錄。穗新版第1期（1950-2-1）則發(fā)表了《對一九五〇年華南文藝工作的希望》筆談文章8篇，有黃繩《中國人民文藝的光輝》、陳君葆《現(xiàn)階段文藝工作的幾個重點》、韓北屏《華南文藝工作的重點問題》等。

讀者方面，司馬文森雖然十分年輕但卻具有培養(yǎng)文藝青年的前輩意識。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了“假想讀者”的概念，認為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作者總是會以某種方式假想他的讀者。于是，“作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他自己的形象和另一個他的讀者的形象；正如他創(chuàng)造了他的第二個自我，他也創(chuàng)造了他的讀者，最成功的閱讀是這樣的：在閱讀時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兩個自我、作者和讀者，能夠找到完全的和諧一致”[111]。布斯的“假想讀者”道出了讀者和作者信念的一致性，并由此確證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任何作家的寫作都懷有一個“假想讀者”，成功的閱讀正是借助這樣的讀者來實現(xiàn)。

如果把作家的創(chuàng)作和編輯者的編輯類比，按照布斯的說法，文藝青年就是司馬文森為《文藝生活》設定的主要“假想讀者”。在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的編輯方針中，司馬文森尤為強調了“實際的寫作方法或生活介紹”對于引導青年走上文藝創(chuàng)作的道路有直接的幫助。桂林版《文藝生活》處于政局和戰(zhàn)局相對平穩(wěn)的抗戰(zhàn)中期，作為當時“荒涼而冷漠的文藝園地之中的一株喬木、一棵勁草”[112]而給桂林、昆明、成都、西安、貴陽等地的讀者送去文學給養(yǎng)，是影響文藝青年“走上文藝道路的一個重要雜志”[113]。桂林時期的《文藝生活》也會根據(jù)讀者的要求來調整期刊內容。如長篇小說《雨季》就是應讀者“應該添一個連載小說”的閱讀要求而安排連載的。[114]但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真正全面參與到《文藝生活》中去并得到文學引領是《文藝生活》在香港出版的三年多時間（1946.8—1949.12），即光復版第7至18期和海外版第1至20期。為了維系刊物的生存，司馬文森提出“改進”“文學關系”,“調整”“作者編者和讀者的關系”,“使這本刊物真正成為讀者的所有”，由此發(fā)起征求社員運動。[115]前文說過，文藝生活社共有社員約1500人，分布在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暹羅（泰國）、安南（越南）、緬甸以及美國、加拿大、巴西、英國、港澳以及上海、北平、昆明等地。青年讀者繳交社費成為社員，并推廣刊物，《文藝生活》的出版資金、讀者鏈條、發(fā)行問題便合三為一，都得到了解決。而青年讀者們更從中獲得很大益處，有名家指導寫作，稿件可能得以發(fā)表，免費得到期刊和書籍。通過刊發(fā)指導青年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研究的理論文章以及關于作家生活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介紹性文章，《文藝生活》實現(xiàn)了對青年社員文藝學習的理論引領；通過設置“文學顧問會”、組織文藝學習小組集體文藝學習，《文藝生活》實現(xiàn)了對青年社員文學批評的實踐引領。在為青年社員構建“引領性文學平臺”的過程中，文藝生活社作為“一個主張民主，研究文藝的青年學習團體”[116]，即“新型的讀者型文學社團組織”也逐漸清晰。

著名現(xiàn)代出版人張靜廬在談到雜志發(fā)行的經驗時說，“雜志銷路的對象是讀者而不是書店”, “要使讀者怎樣會拿出錢來買你的雜志”, “百分之百是編輯人的事”。[117]確實，“文學期刊作為文學作品的載體，其辦刊方針、編輯理念和經營模式，對創(chuàng)作隊伍的構成、文學生產的流程、文學潮流的動向以及社團流派的孕育、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span >[118]文學期刊作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是在編輯者對作家、作品、讀者的統(tǒng)籌之下生存和發(fā)展的。

文學生態(tài)研究“是將文學當作一種生命體，以一種有機融合的宏觀視角，通過對有可能影響這一生命體實存、變化的諸多因素的考察，還原、構勒文學的原生體”。[119]對于文學期刊生態(tài)學而言，我們要把文學期刊放在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等要素構成的外部大環(huán)境中去審視。40年代的中國，對日抗戰(zhàn)、國共內戰(zhàn)以及中共建政構成了急劇變幻、波譎云詭的政治圖景。中國現(xiàn)代史上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間最長的兩場戰(zhàn)爭對40年代中國社會各個領域都造成了極為深重和酷烈的破壞性影響。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對于歷史方向盤的爭奪也對文學生產和傳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文藝生活》“在大后方維持時間較長”, “有較大影響”, [120]“創(chuàng)刊于桂林，復刊于廣州，再復刊于香港，兩次停辦，兩次復刊，命運多乖而又大難不死”。[121]其和外部環(huán)境的關系值得討論。

文學期刊是“發(fā)表作品的園地”之一，在持續(xù)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其和“作家”“作家的活動”“一直處在非常狀態(tài)中”。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指出：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是國共內戰(zhàn)時期；絕大多數(shù)作家始終處在顛沛流離狀態(tài)，不能安心創(chuàng)作，而在抗戰(zhàn)期間因沿海城市全部淪陷，出版業(yè)大部份停頓；內戰(zhàn)期間則由于交通阻斷，經濟困窮，文學期刊的發(fā)行、文學作品的出版一直在死亡線上掙扎?！?span >[122]戰(zhàn)時的文學期刊發(fā)行情況隨著戰(zhàn)局的演變而不斷發(fā)生變化，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據(jù)劉增人統(tǒng)計，以1941年冬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上?！肮聧u”失陷為界，前四年“新創(chuàng)刊的期刊大約有444種，比戰(zhàn)前反而呈現(xiàn)出大發(fā)展、大繁榮的新特點”，其中，“孤島”上?！皠?chuàng)刊了150余種文學期刊”，上海以外，成都“有22種左右，重慶21種左右，桂林14種左右，其他城市大概在10種左右”。后四年從文學期刊的分布上看，“上海的中心地位迅速失落，從150種左右下降到40種左右，而重慶、桂林等地則大約增長了一倍以上”；從文學期刊的存活率來看，“期刊存活率大大下降，一種文學期刊從創(chuàng)刊到終刊，往往只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除去有強大背景的刊物，很少能夠堅持一年以上”；從發(fā)行質量和數(shù)量來看，“印刷低劣，用紙粗糙，發(fā)行困難，總體數(shù)量銳減，從前一階段的444種，減少到不足200種，與前一個四年相比較，不到二分之一”。[123]這些數(shù)據(jù)清晰地將戰(zhàn)時文學期刊以及出版業(yè)所受到的巨大破壞展現(xiàn)了出來。戰(zhàn)后初期的出版業(yè)雖說開始慢慢恢復，但在動蕩的時局和高漲的物價的擠壓下，整體仍是很不景氣。

政治動蕩和物價飛漲是一枚硬幣的兩面，40年代通貨膨脹的速度驚人。以《文藝生活》的定價來看，1941年9月創(chuàng)刊號定價是每冊國幣1.4元，1943年7月第三卷第6期定價是每冊國幣12元，漲幅757%；而戰(zhàn)后通貨膨脹的速度更快，1946年1月光復版第7期定價是每冊國幣380元，1947年7月光復版第15期定價是每冊國幣4800元，漲幅高達1163%。在戰(zhàn)后殘酷的經濟環(huán)境中，《文藝生活》得以繼續(xù)出版，在資金方面主要是通過征求社員運動和征募出版基金運動解決的。前文說過，征募文生出版基金運動從1947年8月持續(xù)到1949年5月，共兩年多的時間。獻捐人大約700人左右，共得到的捐助總數(shù)折合港幣大約是12000元左右，社員入社費應在30000元左右（第二年入社費是每月港幣1元）?！霸诤Ｍ獬隽巳甓唷?《文藝生活》及其文藝生活社的一些出版工作“就是靠大家交來的這么一點費用來支持的”。[124]

從期刊內容上來看，《文藝生活》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即以文藝的方式追隨時代革命風潮。尤其是在香港出版的光復版和海外版《文藝生活》（1946.8—1949.12），正值國共內戰(zhàn)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因而表現(xiàn)出十分明顯的政治性特點。更多的文學文本是表現(xiàn)作為階級戰(zhàn)爭的國共內戰(zhàn)而非作為民族戰(zhàn)爭的對日抗戰(zhàn)，作品共同的政治性在于表現(xiàn)無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以及與地主階級有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資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這正是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文學的特質。理論文本方面，當時主要的文藝論爭、文藝運動如人民文藝思想在華南的播釋和批評實踐、小資產階級思想改造運動、華南方言文學運動等等都在《文藝生活》上留下了印記。這些理論論爭都是在天下大變之際，國共兩黨在軍事斗爭之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爭奪歷史方向盤的重要構成。如果化用夏衍《坐電車跑野馬》一文中“時代為車”“社會為車”“人為搭客”的比喻，《文藝生活》是努力“做到把全個身心緊貼著時代，緊貼著社會，正像一個搭客四肢平伏地緊貼在車上，那么不管這車子如何的驟停急轉，這樣的搭客總可以保持安定，總可以避免傷害”。[125]《文藝生活》內容上的時代性、政治性不言而喻。

最后說一下地域的問題?！段乃嚿睢贰拜氜D流徙”的桂林、廣州、香港三地是40年代的三個文化中心，就地理位置而言，三地同處華南，地理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相似度較高，《文藝生活》也因此而表現(xiàn)出了地域方面的特征——南方性。《文藝生活》的南方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刊物主編司馬文森的地域認同，從西南到華南和海外（香港）,《文藝生活》“一直是在南方”，其地域身份一直是“反映南方人民生活的文藝刊物”。[126]對于華南文化區(qū)的區(qū)位劃分、華南文化的特點、華南文藝運動如何開展等問題，從必要性到可行性，從內容到方法到人力，司馬文森都全面思考、悉心撰文并組織討論。[127]《文藝生活》的華南地域文學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那些以40年代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為背景、以華南城市或鄉(xiāng)村為舞臺，通過半方言或純方言敘述方式來講述底層小人物故事的小說作品上。如易鞏《珠江河上》（光復版第7期）、陳殘云《受難牛》（海外版第3、4期合刊）、秦牧《情書》（海外版第13期）、陳殘云《鄉(xiāng)村新景》（穗新版第1期）等。

和文學生態(tài)學通常要厘清的文學生態(tài)和時代背景、生存環(huán)境的區(qū)別一樣，從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等角度探討文學期刊和外部環(huán)境關系的文學期刊生態(tài)學也不是“整體的面”（背景、環(huán)境）與“個體的點”（期刊個體）的關系，而是將文學期刊自身及其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看作“如網絡中多個節(jié)點與節(jié)點之間的循環(huán)往復、相互制衡的系統(tǒng)”, [128]探究文學期刊內部諸要素（刊物編輯者對作家、作品、讀者的統(tǒng)籌）與外部環(huán)境（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等）之間或協(xié)調或沖突或磨合的復雜關系。

其中，作家（刊物編輯者通常也都是作家）和讀者作為主體（創(chuàng)作主體和接受主體），其創(chuàng)造的需要除來自“自己的內在生命沖動外，更來自于自然、社會、文化這三大生態(tài)環(huán)境對主體（作者、讀者）的制約作用中產生的生存需要。說具體一點，更來自于特定時代廣大人民群眾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會人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span >[129]無論是“制約”還是“索取”,《文藝生活》上的作家和讀者都生存于40年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之中，他們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生活和思想既受制于外部大環(huán)境，又在順應或抗爭中標示自己存在的價值。作品作為文學和文學期刊的本體，一方面是主體（作家和讀者）與環(huán)境交換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等要素的文學（文學文本或理論文本）呈現(xiàn)方式。《文藝生活》上的作品是對豐富復雜的40年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的文學記錄，其所承載的內在作家精神、外在時代特質、獨特地域特征以及三者間的關系，都以固定又動態(tài)的方式作為作品本體生態(tài)而留存著，與主體生態(tài)、外部環(huán)境共同構成了40年代文學生態(tài)的一個側面。

[1].司馬文森：《在苦斗中過文藝生活——一個文藝學徒的自白》，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頁。

[2].司馬文森：《〈人間〉后記》，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229頁。

[3].楊義：《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頁。

[4].楊益群：《司馬文森創(chuàng)作論》，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66頁。

[5].東瑞：《司馬文森的小說》，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32頁。

[6].參見楊益群、司馬小莘：《司馬文森生平與文學活動年表》，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5~70頁。

[7].許定銘：《〈文藝生活〉月刊》,《大公報》，2008年6月3日。

[8].編者：《編者·作者·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期，1946年1月1日。

[9].從地理位置上看，桂林當時是廣西的省會，是連接西南、華南、華東的重要交通樞紐。而且桂林的天然巖洞眾多，防空極為方便。從政治氛圍上看，由于桂系和蔣介石存在矛盾，桂系國民黨內有一些民主派，更由于中共有力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使得在抗戰(zhàn)初期，廣西當局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態(tài)度比較開明。

[10].周鋼鳴：《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礎及其盛況》，見潘其旭、王斌、楊益群、顧紹柏編：《桂林文化城紀事》，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頁。

[11].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300頁。

[12].司馬文森：《閑話1942年的文藝——不算回顧》，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273頁。

[13].佘愛春：《抗戰(zhàn)時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學空間》，博士學位論文，南京大學，2011年，第47~48頁。

[14].司馬文森：《在桂林的日子——對二十年前一段生活的回憶和懷念》，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205頁。

[15].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頁。

[16].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7].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3期，1941年11月15日。

[18].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

[19].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3期，1941年11月15日。

[20].楊益群、司馬小莘：《司馬文森生平與文學活動年表》，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6頁。

[21].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6期，1942年2月15日。

[22].雷蕾：《司馬文森與〈文藝生活〉》，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等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43頁。

[23].陳殘云：《司馬文森和他的散文》，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37頁。

[24].野曼《抹不去的腳印——懷念司馬文森同志》，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19頁。

[25].雷蕾：《司馬文森與〈文藝生活〉》，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等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47頁。

[26].陳殘云：《司馬文森和他的散文》，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38頁。

[27].雷蕾：《司馬文森與〈文藝生活〉》，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等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47頁。

[28].東瑞：《司馬文森的小說》，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33頁。

[29].野曼：《抹不去的腳印——懷念司馬文森同志》，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19頁。

[30].編者：《〈文生〉半年》,《文藝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31].編者：《〈文生〉半年》,《文藝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32].曾敏之：《司馬文森十年祭——秦牧函告司馬文森被折磨致死》，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87頁。

[33].東瑞：《司馬文森的小說》，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33頁。

[34].張庚、陳荒煤、梅益、蔡北華、齊聞韶口述，司馬小莘記錄、整理：《憶司馬文森在泉州、上海、桂林、香港》，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38頁。

[35].司馬文森：《在苦斗中過文藝生活——一個文藝學徒的自白》，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86頁。

[36].司馬文森：《在桂林的日子——對二十年前一段生活的回憶和懷念》，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208頁。

[37].秦牧：《黨的領導是它的靈魂》，見潘其旭、王斌、楊益群、顧紹柏編：《桂林文化城紀事》，第575頁。

[38].胡慶嘉：《抗戰(zhàn)時期的桂林印刷業(yè)》，見魏華齡、曾有云主編：《桂林抗戰(zhàn)文化研究文集》（三），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頁。

[39].秦牧：《黨的領導是它的靈魂》，見潘其旭、王斌、楊益群、顧紹柏編：《桂林文化城紀事》，第575頁。

[40].杉本達夫：《關于抗戰(zhàn)時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運動》，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41].野曼：《抹不去的腳印——懷念司馬文森同志》，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11~112頁。

[42].黑嬰：《司馬文森印象記》，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24~125頁。

[43].陳殘云：《司馬文森和他的散文》，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39頁。

[44].黑嬰：《司馬文森印象記》，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25頁。

[45].許定銘：《〈文藝生活〉月刊》,《大公報》，2008年6月3日。

[46].司馬文森：《〈文藝生活〉選集序》,《獨幕劇選·〈文藝生活〉選集第一輯》，香港，智源書局1949年版。

[47].野曼：《抹不去的腳印——懷念司馬文森同志》，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119頁。

[48].《文生出版社重要啟事》,《文藝生活》光復版第8期，1946年9月。

[49].文藝生活社：《為文化，也為了民主事業(yè)，同情我們的朋友，請伸出支助的手來！——文藝生活社繼續(xù)征求社員》,《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50].編者：《在民主文藝的旗子底下集合起來！——為〈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運動告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51].編者：《復刊詞》,《文藝生活》穗新版新1期，1950年2月1日。

[52].編者：《編后小言》,《文藝生活》光復版第6期，1946年7月1日。

[53].編者：《編后小記》,《文藝生活》光復版第8期，1946年9月。

[54].編者：《建立民主文藝基地》,《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55].編者：《編者·作者·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期，1946年1月1日。

[56].編者：《編者·作者·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2期，1946年2月1日。

[57].編者：《編后小言》,《文藝生活》光復版第6期，1946年7月1日。

[58].雷蕾：《司馬文森和〈文藝生活〉》，見楊益群、司馬小莘：《司馬文森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頁。雷文中稱《文藝生活》“封面上《文藝生活》這四個字是郭沫若同志寫的?！薄肮敉緦Α段乃嚿睢返年P懷和支持是自始至終的。在1941年《文藝生活》創(chuàng)始的艱難時期，他常從重慶來信鼓勵并寄來稿件，如他的《轟炸后及其他》（詩，刊于一卷二期）,《丁束草》（散文三章，包括：丁束草、鷺鷥、石榴，刊于三卷四期）,《我怎樣開始文藝生活》（作家自白，刊于海外版六期）,《走向人民文藝》（刊于光復版七期）等等?！保ò矗骸抖∈荨窇獮椤抖|草》。）

[59].說“苦撐8個月”，是從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上正式發(fā)出入社動員令和入社辦法算起。實際上，從1947年初開始應該已有零星的社員入社。見光復版第13期上文藝生活社通知：“（一）各入社社員之社員證，尚在印制中，不日可通知發(fā)出。（二）各社員通訊地址如有更動，應隨時通知，以免郵件失落。（三）本社二月廿四日出版之黃藥眠先生《抒情小品》，在二月廿四日以前入社之社員贈書均已發(fā)出，二月廿四以后參加者，如欲要該書可向本社購取，社員只收成本，照價六折優(yōu)待。……”又，刊于本期的社員陳雅的來信中說是“從報上知道了文生社征求社員的廣告”?？梢?，征求社員運動大概應在1947年初就已開始了。

[60].編者：《在民主文藝的旗子底下集合起來！——為〈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運動告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61].司馬文森說：“我們更希望所有我們的社員——編者、作者、讀者都在內——，都能夠運用社員的親密關系，互相幫助，使大家有更多的機會向社會生活學習……”見編者：《在民主文藝的旗子底下集合起來！——為〈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運動告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62].文藝生活社：《為文化，也為了民主事業(yè)，同情我們的朋友，請伸出支助的手來！——文藝生活社繼續(xù)征求社員》,《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63].《文藝生活社繼續(xù)征求社員——社員的權利和義務》,《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4期，1947年5月。

[64].編者：《注意海外文藝讀者對象》,《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65].楊益群、司馬小莘：《司馬文森生平與文學活動年表》，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54頁。

[66].文生社總社：《一年小結——并向海外各支援我們的朋友們致謝》,《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8期，1948年1月。

[67].編者：《注意海外文藝讀者對象》,《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68].總社：《致社員書》,《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6期，1947年8月。

[69].文生社總社：《一年小結——并向海外各支援我們的朋友們致謝》,《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8期，1948年1月。

[70].《從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一九四八年五月收入基金》,《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4期，1948年7月。

[71].除了以群眾面目出現(xiàn)無法計算人數(shù)之外，《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上的捐款人名錄序號和海外版第1期的序號之間沒有連接上，中間還有27份捐款的具體人數(shù)、款數(shù)、幣種不清。疑《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1期缺頁所致。而且，司馬文森在《〈文生〉一年》中說《文生副刊》出了6期，但筆者查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以及大成老舊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只找到了4期。第5期和第6期上也存在刊有捐款人名單的可能。

[72].具體各期刊登的獻捐人數(shù)、獻捐人所在地、幣種、金額見附表3。

[73].如在1949年3月19日和4月15日的香港《大公報》上、1949年5月21日的香港《華僑日報》上，都有《文藝生活》的出版預告或其他消息。美洲《華僑日報》上也登過廣告，因為在《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4期（1948年7月）上有這樣一條消息：“路斯同志捐贈一五元，已派為刊登美洲華僑日報廣告費?！?/p>

[74].文生服務部：《致社員》,《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75].《文藝生活征求特約推銷員辦法》,《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76].《服務部廣播》,《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3期，1948年5月。

[77].《幾個小統(tǒng)計》,《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年3月。

[78].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79].劉增人：《四十年代文學期刊掃描》,《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2期。

[80].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81].編者：《編者的話》,《文藝生活》海外版第6期，1948年9月15日。

[82].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83].吳錫昆：《對今后文生的期望——社員吳錫昆先生來信》,《文藝生活》海外版第7期，1948年10月15日。

[84].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85].《文生社文學顧問會人員表》,《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86].文藝生活社：《為文化，也為了民主事業(yè)，同情我們的朋友，請伸出支助的手來！——文藝生活社繼續(xù)征求社員》,《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87].社員了無：《對今后〈文生〉的兩點意見》,《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2期，1949年3月15日。

[88].文生社總社：《一年小結——并向海外各支援我們的朋友們致謝》,《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8期，1948年1月。

[89].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90].《如何參加文藝生活社？》,《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6期，1947年8月。

[91].《服務部廣播》,《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6期，1947年8月。

[92].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93].黃桂榮1946年3月15日被聘為文藝生活社經理，見《文生出版社啟事》，光復版第4期（1946年4月10日）。并從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任《文藝生活》的發(fā)行人。

[94].《如何參加文藝生活社？》,《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95].陳思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史研究書系》總序，見莊森：《飛揚跋扈為誰雄——作為文學社團的新青年社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96].司馬文森：《展開社員間通信交友運動》,《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年3月。

[97].陳思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史研究書系》總序，見莊森：《飛揚跋扈為誰雄——作為文學社團的新青年社研究》。

[98].司馬文森：《展開社員間通信交友運動》,《文藝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1948年3月。

[99].《如何參加文生社？》,《文藝生活》海外版第6期，1948年9月15日。

[100].陳思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史研究書系》總序，見莊森：《飛揚跋扈為誰雄——作為文學社團的新青年社研究》。

[101].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102].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103].王長順：《生態(tài)學視野下的西漢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

[104].[美] M. 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105].[美]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杜國清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106].盛澄華：《〈新法蘭西評論〉與法國現(xiàn)代文學》，見盛澄華：《紀德研究》，上海，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版，第161~162頁。

[107].余曉明：《文學研究的生態(tài)學隱喻——文學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tài)及其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108].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09].編者：《編后小言》,《文藝生活》光復版第6期，1946年7月1日。

[110].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11].[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胡曉蘇、周憲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頁。

[112].黃夏瑩：《司馬文森與抗戰(zhàn)文藝》,《福建黨史月刊》1988年第5期。

[113].韓萌：《悼念司馬文森同志》，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96頁。

[114].編者：《編后雜記》,《文藝生活》桂林版第一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115].編者：《在民主文藝的旗子底下集合起來！——為〈文藝生活社〉征求社員運動告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116].《如何參加文藝生活社？》,《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117].張靜廬：《雜志發(fā)行經驗談》，見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附錄，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1~5頁。

[118].黃發(fā)有：《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

[119].劉毓慶、郭萬金：《科學主義思潮下文學的無奈與訴求——近百年古代文學研究觀念與方法之反思》,《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2期。

[120].周蔥秀、涂明：《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期刊史》，第431頁。

[121].東瑞：《司馬文森的小說》，見楊益群、司馬小莘編：《司馬文森研究資料》，第333頁。

[122].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頁。

[123].劉增人：《四十年代文學期刊掃描》,《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2期。

[124].文生總社：《歲暮獻詞——并致本刊讀者和全體社員》,《文藝生活》海外版第20期，1949年12月25日。

[125].夏衍：《坐電車跑野馬》,《野草叢刊》，1948年第7期。

[126].編者：《〈文生〉半年》,《文藝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127].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三部分——《文藝生活》與40年代華南文學。

[128].俞兆平、羅偉文：《“文學生態(tài)”的概念提出與內涵界定》,《南方文壇》2008年第3期。

[129].陳玉蘭：《論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文學生態(tài)學途徑》,《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

第三章 《文藝生活》與40年代華南文學

一、“向前跑”的文壇：40年代多元文化中心的形成

在戰(zhàn)時中國，“‘七七’盧溝橋的炮聲，迫使大部份京派作家南遷；‘八·一三’淞滬戰(zhàn)爭，再使海派作家及流落上海的作家向西向南大遷移?！魅サ淖骷?，一度集中武漢，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陷敵，則繼續(xù)西行，大部份入川分居重慶、成都，有的去了昆明，一小部份則往西安、延安。南下的作家初時分赴廣州、香港、福州、星加坡各地，其后由于廣州（一九三八年十月）、福州（一九四一年四月）相繼淪陷，南下的作家則紛往香港和星加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侵占上海外國租界，香港淪陷，留居上海孤島及集中香港的作家紛轉入內地，大部份聚集桂林，有些則遷往重慶、昆明等地。……一九四四年五月，日軍發(fā)動打通粵漢路的戰(zhàn)爭，十一月陷桂林，飽經顛沛的作家們，再度大流亡，撤往貴陽、昆明和重慶各地”[1]。戰(zhàn)爭使得“戰(zhàn)前集中于少數(shù)都市的作家們”“大批地分散到了民間，到了各戰(zhàn)區(qū)的軍營，到了大后方的產業(yè)界，到了正待墾辟的邊疆”[2]。

被戰(zhàn)爭驅趕著逃亡到后方的作家們同時要承受戰(zhàn)時困窘生活的擠壓，要么身兼數(shù)職，無力寫作；要么只能倉促成章，賣稿度日。1942年至1944年在桂林《廣西日報》工作的吳紫風回憶道：當時，“作家、藝術家有的到學校兼課，有的刻圖章來增加點收入，有的貧病交迫?！幕侵械奈幕瞬簧偈氰崭箯墓?，衣不蔽體的。個別人拋下職業(yè)，改行去跑故衣生意，有的則是徹夜點起油燈給一些書商寫應用文小冊子，弄得眼睛幾乎瞎了”[3]。1943年下半年，何家槐既在某戰(zhàn)區(qū)長官部服務，又在柳州龍城中學教地理和國文，加上妻子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沒有寫什么，連書也沒有空看，內心的痛苦、煩悶、是不必說的”。1943年11月，在家人到達北碚后，老舍不顧病后初愈，急忙續(xù)寫小說《火葬》。雖自認為“全篇無一是處”，但“為換糧米，亦不能不發(fā)表，十分慚愧”?！靶≌f寫完，當為洪深先生趕寫劇本，希望能在卅三年元月寫成。劇本趕出，或再寫小說。為一家吃飯，此后當勤于寫作”。教授、詩人柳無忌說：“本來學究們如大學教授者，都自命不凡，不肯輕易著作，更不肯隨意發(fā)表，好像怕會損失身價似的。但現(xiàn)在卻不同了。清風不能令人飽食暖衣。教書既然無法維持生活，……只有靠大量的文字出產來彌補彌補。于是，非但新作‘豐富’，連舊的破爛的文章都一起拿出來賣掉了。著不出來，可以譯；譯不出來，可以編——其中變化甚多，樂趣無窮?！?span >[4]戰(zhàn)時作家們的生活和寫作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作家的流亡并沒有因為抗戰(zhàn)勝利的到來而結束。短暫的和平之后，內戰(zhàn)又接踵而至，作家們在戰(zhàn)爭、政治和生活的重壓下又再次踏上了輾轉遷徙之路。這里，我們不妨摘錄幾條《文藝生活》上刊發(fā)的文藝新聞：

夏衍已由上海到香港，有久住意，沒有什么大規(guī)模的寫作計劃，偶爾替朋友們辦的報紙雜志“打打雜”。

陳翔鶴尚在成都，聽說政府已有明令不準他再教公立學校了，至于私立學校，陳先生來信說：“還可以混混”。

碧野已離渝到上海，上海情形混亂，他來信說：“靠寫文章過日子不容易！”

穆木天，彭慧，陳閑都有離開桂林打算，但是至今無法動身，大半原因是籌不出路費。

——《藝·文·志》,《文藝生活》光復版第9期，1946-11

從前在張家口的文藝工作者，在張家口失陷前，都已抵達哈爾濱，舒群并在哈主編《知識月刊》。

茅盾赴蘇講學事，經過許多曲折，已領到出國護照，動身去蘇聯(lián)了。有人說茅盾先生此去，多少是帶點“避難”意味。

端木蕻良已從重慶到了漢口多時，或將去滬。

許幸之抵滬后，因屋舍問題無法解決，暫住蘇州。

——《藝·文·志》,《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0期，1946-12

從上述幾條文藝新聞，我們不難看出，戰(zhàn)后作家的生活仍是動蕩不安的，內戰(zhàn)的炮火、政治的高壓以及生活的困窘仍然纏繞在作家們的頭上。作家們正是頂著層層重壓進行著他們的文學活動的。

就出版界而言，戰(zhàn)時遭到巨大破壞的出版業(yè)在戰(zhàn)后還沒來得及充分恢復便再度受創(chuàng)。以上海為例，趙景琛在1946年初談上海文壇“實際的出版情形”時說：“別國都已和平了，我們中國還有內戰(zhàn)，交通還不能迅速恢復，報紙還是這樣貴，生活程度還是這樣高。除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時代出版社、萬葉書店等每家稍出了幾本文藝書以外，就很少看見出版文藝書的?！?span >[5]《文藝春秋》主編范泉也抱怨：“勝利以后，總算可以挺起胸脯，名正言順的可向寫稿的人拉稿，然而偏偏抗戰(zhàn)變了內戰(zhàn)，通貨膨脹，人心依舊不安。寫稿子的人天天忙著應付自己的肚皮，我又無法解決他們的生活，死逼硬逼是不作興的，這便是稿子來源困難的問題。等到稿子到手，編排發(fā)稿，印刷所卻又似乎有意在和你搗蛋了！排印工一漲再漲，使你無法在事前來一個預算或準備?！?span >[6]《文藝生活》光復版第9期（1946-11）的《藝·文·志》中也有一條關于上海出版業(yè)的：“上海因時局和物價的影響，許多出版商無法立足，紛紛遷到香港去，現(xiàn)在已有許多套叢書在編印中，香港又快恢復江南事變后的文化蓬勃情形了?！?/p>

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和較強的硬件條件的上海出版業(yè)在戰(zhàn)后初期尚且如此，全國其他城市的出版業(yè)在內戰(zhàn)硝煙中的命運可想而知。

40年代持續(xù)的戰(zhàn)爭給作家?guī)砹送纯嗟碾x亂經歷，生活和寫作都受到了巨大的影響，戰(zhàn)爭同時給出版業(yè)帶來了沉重的毀滅性打擊。但大遷移的文壇卻給中國的新文學“肌體”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血液循環(huán)”——原本固定的文化中心被打破，多元性的文化中心開始出現(xiàn)；傳統(tǒng)觀念上的一統(tǒng)性文學被撼動，地域化、民間化的文學開始復蘇。

隨著抗戰(zhàn)的爆發(fā)，尤其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北平和上海作為戰(zhàn)前的兩個固定的文化中心已不復存在，臨時性的多元文化中心開始出現(xiàn)。正如其時有人所指出的：“如果文壇從前真存在于上海，則‘八一三’后分而至于香港、廣西、云南、四川、陜西……這是文壇的大遷移，是向前跑的?！?span >[7]正是戰(zhàn)事的“向后退”使得文壇不得不“向前跑”，而臨時性的多元文化中心便在這“向前跑”的過程中一一出現(xiàn)：北平、上海陷落后，廣州、武漢成為新的文化中心；及至廣州、武漢淪陷，重慶、桂林、香港等地又繼之成為新一批文化中心。“文化的多中心機制”終于在戰(zhàn)爭中后期得以初步形成：一是“由進步的政治主導力量與作家的創(chuàng)作追求相一致而構筑形成的文化中心，如延安地區(qū)”。二是“在另外的政治力量與作家創(chuàng)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文化中心，這自然是指重慶、成都等地”。三是“依靠內遷的學院文化、學術力量而形成的中心，如昆明、桂林等地”。四是“在原先文化積累上重建的中心，如北平、上?！?。還有1941年之前的香港和1930年后的東北地區(qū)等，也都是值得關注的文化中心。[8]

抗戰(zhàn)勝利后，這種文化的多中心格局雖有所變化，如重慶、桂林等地的漸趨消沉和北平、上海等地的重新繁榮以及香港作為文化中心的再次浮出歷史地表，但變動后的中國文學格局仍有多個中心存在，而且曾經作為中心的非中心地區(qū)的文化已經得到了發(fā)展，不會因為中心的轉移而馬上停滯，它會有一種慣性的延續(xù)性發(fā)展。這些都使得40年代的中國文學較之以往的時代文學呈現(xiàn)出一種多“點”活躍的態(tài)勢。

多“點”活躍的40年代文學必然呈現(xiàn)出這樣的特點：各個“點”在表現(xiàn)的大致相同的文學目標的同時又表現(xiàn)出自己獨特的地域性特征（包括語言和文化的特征）。從整個20世紀中國新文學史的視野來看，后者無疑會在某種程度上撼動“五四”以來以北方白話文學為正宗形態(tài)的新文學的局面，從而打破傳統(tǒng)觀念上的一統(tǒng)性文學觀念。

二、桂林、廣州、香港：40年代華南文學地圖的主線

40年代文學的多個“點”，如果縮小來看可以是各個中心城市，放大一點來看則可以是各個地區(qū)。而就考察具有概括意義的地域性特征而言，從地區(qū)著眼似乎更有意義和價值。通常人們在討論40年代文學時都會從戰(zhàn)時的幾個戰(zhàn)爭區(qū)隔——國統(tǒng)區(qū)、解放區(qū)、淪陷區(qū)以及“孤島”和香港入手，但這種分法就考察整個40年代文學的區(qū)域特征來說是不具備可操作性的，且不說戰(zhàn)后已不存在淪陷區(qū)和孤島，國統(tǒng)區(qū)和解放區(qū)的命名范圍也一直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因此，不若以生活地理意義上的行政區(qū)劃——華北、東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以及西北為地區(qū)范圍，通過描述其各自在戰(zhàn)時、戰(zhàn)后的文學流脈及地域特征來豐富40年代文學的研究。

其中，華南地區(qū)因其囊括了戰(zhàn)時文化名城桂林以及廣州、香港三地[9]，在40年代文學風云場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對40年代華南地區(qū)的文學進行研究，探討其在戰(zhàn)時戰(zhàn)后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質并將其作為40年代文學的局部研究，這對于完成整個40年代中國文學史的寫作而言是有積極的意義的。

作為40年代華南地區(qū)的三個文化重鎮(zhèn)，桂林、廣州和香港在40年代的不同階段承擔了文化中心的角色。其中，廣州在戰(zhàn)爭初期和戰(zhàn)后初期都有過短暫的文化繁榮。桂林是戰(zhàn)時文化中心，持續(xù)時間較長。香港則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承擔了文化中心的角色。

抗戰(zhàn)開始，廣州的文藝界便起而為抗戰(zhàn)“奔走呼號”了。陳殘云等廣州詩壇社的年輕“歌手”們“昂首闊步地走出街頭，高呼‘全國總動員、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口號，散發(fā)詩傳單，出版抗戰(zhàn)詩專號，到電臺朗誦抗敵詩篇”。[10]很多詩人也慷慨賦詩，表達愛國抗日的決心。但廣州在戰(zhàn)爭初期文化的繁榮主要還是在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大批文化人南下廣州之后。這批文化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司馬文森、林林等。郭沫若在廣州參加了一系列的抗戰(zhàn)文化活動，如在無線電臺作題為《武裝民眾之必要》的播音演講；參加文藝界的各種座談會以及群眾的集會等。夏衍在廣州復刊了《救亡日報》，并為成立文協(xié)廣州分會做了很多工作。此時期，《廣州詩壇》改名為《中國詩壇》，成為抗戰(zhàn)初期最有影響的詩刊。很多報刊也在廣州創(chuàng)刊或復刊。如《救亡日報》《文藝陣地》《民族日報》《新戰(zhàn)線》《烽火》《見聞》《狂潮》《抗戰(zhàn)文藝》等。[11]戰(zhàn)時廣州的文化繁榮時期還不到一年，1938年10月21日廣州便淪于敵手。

戰(zhàn)后初期，廣州的文化發(fā)展一度恢復，但這次時間更短。1946年1月29日文協(xié)港粵分會成立，引領文藝界投入“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獨裁”爭取民主的斗爭之中，但從2月中旬開始，國民黨廣州當局就不斷對進步文藝期刊（《文藝新聞》、《自由世界》等四雜志）和出版發(fā)行機構（《華商報》廣州分社、《正報》廣州營業(yè)處以及發(fā)售《文藝新聞》等四雜志的兄弟圖書公司）進行封禁和搗毀，這種行為到了6月底直接演變成對《華商報》、《正報》、兄弟圖書公司、文生出版社和文藝生活社的查封。廣州的一些進步作家和刊物遂大部分遷往香港。

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起至1944年9月湘桂大潰退止，這6年間的桂林被稱為“文化城”。之所以有此盛名，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抗戰(zhàn)形勢的客觀需要與桂林地理位置的特殊”；二是“國共合作為桂林創(chuàng)造出良好的政治氛圍”；三是“中國共產黨的策劃、領導與共產黨人的得力操持?！?span >[12]桂林作為“文化城”主要表現(xiàn)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文化人云集。6年間在桂林路過、小憩、暫居以及長住的文化人共有1000多人，其中多數(shù)是作家和藝術家。詩人有郭沫若、柳亞子、艾青、胡風等；作家有茅盾、巴金、艾蕪、夏衍、端木蕻良等；戲劇家有歐陽予倩、熊佛西、田漢、洪深、蔡楚生等；音樂家有張曙、馬思聰、賀綠汀等；美術家有徐悲鴻、張大千、豐子愷、黃新波等。這些文化人在桂林辛勤耕耘，使文藝的各個部門都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

二、出版印刷事業(yè)興盛。6年間桂林的書店、出版社有近200家，印刷廠有100家，各種類型雜志有200多種，其中綜合性文藝期刊有50多種，純文學期刊有接近40種。報紙也有20多種。在桂林這些文藝園地上發(fā)表作品的作家據(jù)粗粗統(tǒng)計已達到2000人以上。很多文藝叢書在桂林出版。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許多重要著作以及一些譯作也都在桂林出版。桂林成為名副其實的“出版城”，地位幾乎等同于20年代的北平、30年代的上海。

三、文化團體林立。比較著名的就有將近40個，如文協(xié)桂林分會、新中國劇社、國防藝術社以及一些國際友人的組織（如日本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zhàn)同盟西南支部”劇團、朝鮮義勇隊演劇隊等），等等。桂林的抗戰(zhàn)戲劇運動尤為突出，于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以其空前的規(guī)模和良好的效果將桂林的抗戰(zhàn)戲劇運動推向了高潮。[13]一時間，桂林這個“本來是文化的沙漠”的南疆小城“竟成為國民黨統(tǒng)治下大后方的唯一的抗日文化中心了”。[14]但隨著1944年11月日軍攻占桂林，6年“文化城”“辛勤耕耘的綠圃繁華，又都在戰(zhàn)火中碎滅了”。[15]

香港在40年代中國文學的歷史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一個角色。其殖民地的身份在戰(zhàn)爭連綿的40年代反而成為眾多文化人躲避戰(zhàn)爭和政治迫害的避難之所，而其文化的幾度繁榮也和這些南來的文化人息息相關。

香港第一次成為中國文壇的一個中心是從1937年抗戰(zhàn)開始到1941年底香港淪陷期間，尤其是1938年10月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之后。此時期眾多作家和那些逃離大陸戰(zhàn)亂的中國人一起來到香港，如郭沫若、茅盾、蕭紅、端木蕻良、蕭乾、范長江、夏衍等。1939年3月27日舉行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香港分會的成立大會上竟有71人出席，當年涌至香港的南來文化人之多可見一斑。另外，茅盾的《腐蝕》、蕭紅的《呼蘭河傳》、艾蕪的《故鄉(xiāng)》、夏衍的《春寒》等名篇都寫于此時的香港。一些報刊也在香港創(chuàng)刊。香港遂和桂林、重慶一起成為戰(zhàn)時中國文壇的一個中心。

南來文人第二次南來是在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后，香港文壇也因之而活躍，再次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很多上一次來港的作家再度南來，如郭沫若、茅盾、夏衍等。更多的是第一次南來的作家，如邵荃麟、馮乃超、聶紺弩、周而復、司馬文森、陳殘云、華嘉、杜埃、韓北屏等。很多作家的代表作寫于這一時期，如黃谷柳的《蝦球傳》、司馬文森的《南洋淘金記》、郭沫若的《洪波曲》等。這些南來文人還在香港創(chuàng)辦報刊、開辦書店、出版社、學校，[16]在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的同時培養(yǎng)了很多當?shù)氐那嗄?。到?948年前后，內地戰(zhàn)局已然明朗，這批文化人中的大部分便開始北返。而與此同時，內地的一批“難民作家”又同時南來，香港由此開始了另一段時期。

桂林、廣州和香港作為40年代的文化中心，雖各有特色，但這三個文化重鎮(zhèn)同處華南，相似的地理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使得三地的文學在表現(xiàn)40年代共同的時代文學主旨的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出華南文學的一些地域性特征，可以說，這三地構成了40年代華南文學地圖的主線。

三、《文藝生活》與40年代華南文學

周蔥秀、涂明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期刊史》認為《文藝生活》“在各階段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有不同的特點”：抗戰(zhàn)期間出版的桂林版“以發(fā)表抗戰(zhàn)文藝作品為主”；解放戰(zhàn)爭期間出版的光復版“更加強了與現(xiàn)實斗爭的聯(lián)系和戰(zhàn)斗性，開辟了雜感專欄，較多地發(fā)表雜文”；海外版“更具有地方特色”，關注了“南洋一帶人民的生活”和“南洋華僑文藝運動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穗新版“則提倡工農兵文藝”?？傮w上《文藝生活》“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盡了自己的時代使命”。[17]周、涂二人對《文藝生活》階段性特點的描述和總體概括基本符合刊物的本來面貌，但不夠具體。

桂林版《文藝生活》處于抗戰(zhàn)中期，此時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作家們雖沒有放棄對抗戰(zhàn)勝利的信念，但對抗戰(zhàn)速勝已不抱希望，已經充分認識到了戰(zhàn)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霸诳箲?zhàn)初期，一般的作家們受著戰(zhàn)爭的強烈刺激，都顯示著異常的激越，而較少平穩(wěn)的靜觀……但隨戰(zhàn)爭的長期化，人民情緒漸漸鎮(zhèn)定了下來，艱苦的戰(zhàn)斗既削弱了廉價的樂觀，而戰(zhàn)果的批判與勝利條件的檢討也必然導引著作家們回復到本來的靜觀和反省，使得他們在現(xiàn)實體驗既經飽滿之后，不得不站在更高一段的據(jù)點來加以整理、分析、批評、提煉、構成，因而在作品方面便馴致了某種程度的廣度、深度、密度的同時增加?！?span >[18]與郭沫若的論斷契合，桂林版《文藝生活》上直接表現(xiàn)抗戰(zhàn)/戰(zhàn)場的詩歌和小說數(shù)量很少。詩歌有鄭思《荒木大尉的騎兵》、周鋼鳴《給老戰(zhàn)士》（均刊于一卷1期），郭沫若《轟炸后》《母愛》《蝙蝠的抗議》（均刊于一卷2期），還有王亞平《反侵略的旗》（二卷1期）以及臧克家《家·精神的尾閭》（二卷3期）；小說有碧野《前路》、王西彥《命運》（均刊于二卷1期），田濤《胞敵》（二卷3期）以及任重《斗士》（二卷5期）?？偟膩砜此囆g成就不高。

作家“靜觀和反省”之作更多。一方面向內正視自身的心靈痛苦，另一方面向外審視戰(zhàn)時國統(tǒng)區(qū)諸病象、同情小人物悲劇命運、關注戰(zhàn)時知識女性成長命題。[19]作家向內沉思的作品主要體現(xiàn)為詩歌，代表作有：梅林《故鄉(xiāng)及其他·不安》（一卷4期）描述了一個不斷發(fā)出“我將怎樣自處？”這一自我叩問的不安的靈魂，表現(xiàn)出知識分子對民族前途命運發(fā)展和個人價值實現(xiàn)的焦灼；伍禾《新年獻詩》（一卷5期）、彭燕郊《雨后》（二卷4期）等流露出詩人們壓抑、絕望與探索、希冀并存的復雜心態(tài)。梅林《著作家》（一卷3期）、曾卓《盲目的歌者》（二卷6期）以及鄭思《低音的琴弦·歌》（二卷3期）等則體現(xiàn)了知識分子對族群災難巨大傷痛的承載和痛定思痛的堅忍。作家向外沉思的三個面向是抗戰(zhàn)文學路向調整的總體效果，即文學的多元化樣貌呈現(xiàn)，代表體裁為小說：如沙汀《圈套》（三卷5期）、冀汸《父子保長》（一卷5期）以及蕭蔓若《到前方去》（三卷4期）分別對“發(fā)國難財”的地主階級、徇私舞弊的國民黨基層官吏以及不甘在后方又不敢去前方的虛偽自私的知識分子這三類人進行了深刻的暴露與諷刺。艾蕪《軛下》（一卷1期）、彭慧《巧鳳家媽》（三卷2期）以及邵荃麟《新居》（一卷5期）都顯示出對在戰(zhàn)爭擠榨下底層小人物或悲壯或悲慘的悲劇命運的關注。林覺夫《一出喜劇》（三卷2期）、司馬文森《雨季》（一卷2期至三卷3期連載）以及田漢的五幕劇《秋聲賦》（二卷2期至6期連載）等，塑造了梅環(huán)、林慧貞、秦淑瑾等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女性形象，表現(xiàn)了知識女性在抗戰(zhàn)大時代潮流下的動搖和成長。

光復版和海外版《文藝生活》（1946.1.1—1949.12.25）出版于國共內戰(zhàn)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是在香港出版。這期間的《文藝生活》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政治性，文學和理論呈現(xiàn)出了50年代開始的新中國文學所具有的某種特質。

這四年，抗戰(zhàn)剛剛結束，但作家們對這場中國曠古未有的民族戰(zhàn)爭并沒有進行深入的反思?！段乃嚿睢飞厦鑼懣箲?zhàn)或以抗戰(zhàn)為背景的小說屈指可數(shù)——韓北屏《神媒》（光復版第2期），周而復《蕭咳》（光復版第3期）、《麥收的季節(jié)》（光復版第4期）、《春》（光復版第10期—13期連載）、《冶河》（海外版第8—9期連載），草明《無名女英雄》（海外版第15期），端木蕻良《朱刀子》（海外版第18、19期合刊）。這些小說普遍表現(xiàn)平平，而且有些根據(jù)地小說的抗戰(zhàn)背景是非常淡薄的。如《春》描寫的是解放區(qū)的減租減息運動，是一部中篇小說，里面只有一句涉及抗戰(zhàn)——鄉(xiāng)長胡九林在發(fā)動多交了租的農民勇于退租時說：“退了租，以后大家有糧吃，要好好種地，多多生產，堅持抗戰(zhàn)，建設邊區(qū)?！?span >[20]抗戰(zhàn)作品如此之少、如此之單薄，直接原因是抗戰(zhàn)之后馬上開始的國共內戰(zhàn)牽扯了作家的注意力，深層原因則在于人們對于民主、和平時代主題的認同。正如馮乃超在《迎一九四七年》一文中所說的：“今天中國民族所遭遇的危急，遠較日寇入侵時為嚴重，而人民所受的痛苦也遠比抗日時候為深刻?！薄耙磺杏辛夹牡奈幕ぷ髡?，在這個偉大時期中所負擔的任務，是替這個民主運動做啟蒙工作?！?span >[21]林煥平也在《論當前中國文藝的主題》一文中指出，“制止內戰(zhàn)，撲滅內戰(zhàn)，實現(xiàn)真正民主和平”是“今天中國的時代主潮”，也是“今天中國新文藝的主題”?！翱箲?zhàn)生活可以寫，但也可以緩寫。今天嚴重的現(xiàn)實，太過緊逼地要求我們反映了?！?span >[22]

正是在現(xiàn)實和時代主題的雙重要求下，光復版和海外版《文藝生活》上更多的文學文本是表現(xiàn)作為階級戰(zhàn)爭的國共內戰(zhàn)而非作為民族戰(zhàn)爭的對日抗戰(zhàn)，顯示出濃厚的政治性。詩歌文本的主要指向包括同情國統(tǒng)區(qū)百姓、抨擊國民黨內戰(zhàn)政策、鼓舞民眾起而戰(zhàn)斗以及贊美共產黨軍隊。政治性和藝術性的強弱對比十分明顯。小說和劇本文本的主要指向則是表現(xiàn)國共對百姓的差別、百姓的相應反應以及農民和地主的階級矛盾。具體說，國民黨和百姓是“欺壓—反抗”的關系，共產黨和百姓則是“愛護—擁護”的關系。沙汀《催糧》（光復版第7期）、陳殘云《救濟品下鄉(xiāng)》（光復版第9期）和《兵源》（海外版第13期）以及蔣牧良《余外婆》（光復版第16期）等是前者的代表；林柳杞《自從死了黑煞神》（光復版第10期）、岳野《人人說好》（獨幕劇，海外版第16期）、樓棲《新破鏡重圓記》（南方采茶戲，海外版第17期）等是后者的代表。表現(xiàn)農民和地主階級矛盾的作品則有碧野《盧大爺回來了》（光復版第6期）、周而復的《春》（光復版第10期，第11、12期合刊，第13期）以及沙汀的《田家樂》（光復版第14期）等。上述作品共同的政治性在于表現(xiàn)無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以及與地主階級有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資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這正是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文學的特質。[23]

在理論文本方面，光復版和海外版《文藝生活》對40年代的華南新文藝運動如人民文藝思想宣傳闡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方言文學運動等都顯示出強烈的關注。[24]人民文藝是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正式提出并系統(tǒng)論述的文藝理論問題。對于將毛澤東人民文藝思想命名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第一次文代會（1949年7月2日召開的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文藝生活》從1949年4月到8月保持了持續(xù)的關注，從海外版第13期到17期詳細發(fā)布了有關第一次文代會的籌備、機構、日志、內容等方面。在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后，《文藝生活》及時刊發(fā)了相關的理論文章。如杜埃《人民文學主題的思想性》（海外版第17期）、李亞紅《今后文藝工作的一些問題》（海外版第18、19期合刊）等。而對于毛澤東人民文藝思想重要構成之“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批評觀，在稍早些，華南（香港）地區(qū)的文藝批評家已經以毛澤東的文學政治批評標準進行了文藝批評的理論闡釋和批評實踐。“和人民結合”成為評判作家和作品最重要的批評法則。理論闡釋如默涵《關于文藝批評的斷想》（光復版第15期）、郭沫若《當前的文藝諸問題》（海外版第1期）等；批評實踐如周鋼鳴《論〈清明前后〉》（光復版第3期）、周而復《王貴和李香香》和荃麟《評〈李家莊的變遷〉》（均刊于光復版第13期）以及黃藥眠《由〈民主短簡〉談到政治諷刺詩》（光復版第14期）等。

主要發(fā)生在戰(zhàn)后香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雖早有端倪，但卻是在歷史的轉折年代——1948年集中爆發(fā)，尤其是代表了“集體”（中共）意志的《大眾文藝叢刊》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明確傳遞了“必須改造自己的思想”這一信息之后?！段乃嚿睢飞铣霈F(xiàn)了多篇思想檢討和創(chuàng)作檢討。前者如孺子?！稄淖晕遗u做起》（海外版第1期），陳閑《略論人格與革命》（海外版第8期），茅盾、靜聞《歲末雜感》（海外版第9期）等。后者如夏衍《寫“方生”重于寫“未死”——答石牌HF先生》（海外版第6期）、陳殘云《〈風砂的城〉的自我檢討》（海外版第8期）以及臧克家《關于〈泥土的歌〉的自白》（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等。其中，夏衍直接將自己的群體及其思想判為“‘未死’而必死者”，“應該送葬”；認為工農兵屬于“‘方生’的必生”, “應該催生”，體現(xiàn)了在時代巨浪推動下，知識分子剖析自身的勇氣和力度。陳殘云則自我斷定“《風砂的城》是一篇失敗的作品，是思想不健康的作品?！薄霸敢詫嶋H的自我斗爭和自我改造，來克服現(xiàn)存的缺點?！鄙鲜鑫谋倔w現(xiàn)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在“天下大變”之時唯恐被時代拋棄的姿態(tài)和心態(tài)，其批評范式和檢討文風亦是大陸五六十年代相關模式的先聲。

華南方言文學運動是居留香港的文藝工作者為踐行毛澤東《講話》中的文藝大眾化精神而開展的長達三年左右的文藝運動，由1947年10月《正報》第8期林洛《普及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開始，“方言文學”一語是孺子牛（華嘉）提出。方言文學論者動用了多種理論資源，從文藝大眾化實踐、知識分子作家自我改造、承繼五四新文學運動精神傳統(tǒng)等多個角度論證了方言文學的歷史合法性。《文藝生活》上發(fā)表的相關文章主要有：孺子?！镀占暗谝弧罚?span >光復版第18期）、郭沫若《當前的文藝諸問題》（海外版第1期）、靜聞《方言文學試論》（海外版第2期）、馮乃超《文藝工作者的改造——紀念文藝節(jié)》（海外版第3、4期合刊）、邵荃麟《文藝的真實性與階級性》（海外版第5期）、周鋼鳴《怎樣分析人物》（海外版第8期）、林林《白話詩與方言詩》（海外版第14期）、楚驥的《閩南方言文學運動》（海外版第15期）以及婁木的《方言的搥煉》（海外版第16期）等。但方言文學/地域性文藝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所要求的各個層面統(tǒng)一之間的矛盾使得方言文學運動在1949年前后受到質疑并最終于1955年被判終止，方言文學成為具有有限合法性的存在。

穗新版《文藝生活》1950年2月至7月出版于廣州，只有6期。在內容上延續(xù)了光復版和海外版的對階級矛盾的重視，只不過強調的是在新中國政治環(huán)境下階級矛盾的化解。如陸地《新年景》和頁三《老順和他的田》（均刊于穗新版第5期）以及黑丁《新的開始》（穗新版第4期），題旨都是表現(xiàn)土改新氣象、農民不再受地主壓迫；王質玉《光榮回來了》（穗新版第3期）講述了曾被國民黨抓兵、后被解放軍解放的張元祥立功后回家探親的故事；李爾重《楊連長》（穗新版第5期）塑造了居功自傲、為自己謀取私利而后接受眾人批評、最終鋤奸立功的楊連長形象。穗新版《文藝生活》還有解放軍解放海南、新社會農村新光景、軍人和農村婦女學習文化等主題文本?？偟目磥恚?950年后的《文藝生活》，其稿件風格具有明顯的政策化特點，主題話語集中、作者水準降低必然導致刊物“廣度”“厚度”的缺失。

前文說過，如果把時代、社會比作車子，把人比作搭客，《文藝生活》就是那個力圖“做到把全個身心緊貼著時代，緊貼著社會”, “四肢平伏地緊貼在車上，那么不管這車子如何的驟停急轉”, “總可以保持安定，總可以避免傷害”的“搭客”。[25]但《文藝生活》的新文學出身、同人刊物的辦刊方式終于不見容于新中國文學體制而不得不于1950年7月停刊。[26]貫穿40年代始終的《文藝生活》體現(xiàn)出鮮明的階段性，是40年代政治和歷史的文學記錄。而由于始終行走在華南文學地圖的主線——桂林、廣州和香港三地，刊物以及刊物所承載的文學不可避免會打上華南的印記，顯示出濃厚的地域特征。

香港學者許定銘評價司馬文森“一生最偉大的貢獻，是主編了足以代表我國南方現(xiàn)代文學的《文藝生活》月刊”[27]。這句話我們在前文兩次引用過，這里我們想強調的問題是：《文藝生活》的南方性或者說華南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刊物主編的地域認同。

司馬文森曾明確表態(tài)“不想使這個刊物變成全國性讀物”[28]，希望《文藝生活》能“做到地方化”[29]。這里的“地方”即南方——西南和華南?！段乃嚿睢氛Q生于抗戰(zhàn)中期的桂林，抗戰(zhàn)勝利后復刊于廣州，但總社地址仍是桂林桂西路，廣州西湖路九十八號只是分社。在光復版第1期（1946.1.1）的《編者·作者·讀者》中，司馬文森說：“我們將堅留在西南出版，以墾植荒蕪了的西南文壇，反映西南人民的痛苦和喜悅?！钡S著《文藝生活》遷至香港，司馬文森的視野逐漸移至華南和海外。在總結1948年集體文藝學習和通信學習的成效時，司馬文森說，文藝生活社培養(yǎng)了一批“年青的文藝隊伍”, “給未來的民主文藝事業(yè)，準備下了大批年青的寫作干部”，這些人“將是未來華南及海外有力的文藝工作的組織者和支撐者”。司馬文森并設想“假如華南解放了”便以廣州為《文藝生活》的“總基地”，同時“在上海，北平，香港設分社”。[30]1950年《文藝生活》遷回廣州出版后，“發(fā)展工農兵文藝，扶植及培養(yǎng)華南的文藝干部，建設新華南文藝”的目標則更為明確[31]。從西南到華南，“《文生》從創(chuàng)刊至今，一直是在南方”,《文藝生活》“作為反映南方人民生活的文藝刊物”的地域身份是清晰的。[32]

伴隨著地域身份定位，根據(jù)文藝形勢，司馬文森對在全國進行文化分區(qū)、發(fā)展地方性文化進行了思考。1949年5月，為迎接華南解放，司馬文森撰文指出，“未來新民主文藝”的發(fā)展路向是“普及及與工農兵結合”，因而必然發(fā)展“地方性文化”。全國要按照“經濟，政治，文化，語言等等不同條件” “劃分成若干單位，每一個單位應有自己文化上的特色”?！叭A南文化區(qū)”（“以廣州為中心”同時包括“福建的福州、廈門，廣東的汕頭、廣州灣，廣西的桂林、梧州、柳州、南寧”）應該有“和東北區(qū)華北區(qū)不同的特點”。[33]而在關于華南文化的特點以及發(fā)展華南文化的必要性上，司馬文森另文闡述道：“華南文化，多少年來一直保持著它的特色，這種特色從它的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以及它豐富的民族色彩上來說，都應當占有自己的地位，但在國民黨反動的壓制文化政策下，它一直被埋沒著。民主文化的特點應該放在普遍發(fā)揚及提高原有的民族文化上。這不但為了便利于當?shù)氐钠占敖逃驼蝿訂T，同時也為了豐富新民主中國的文化?！?span >[34]

那么，如何發(fā)展華南文化呢？司馬文森認為，“華南由于地理形勢，生活形態(tài)，語言，風土習慣的不同，把為北方農村準備好的一套作品，硬搬過來，也一定走不通的。因而創(chuàng)作新讀物，編寫，修整原有的作品，使成為完全適合南方農村的需要，也十分必要?！?span >[35]第一次文代會還沒有閉幕，司馬文森就預見性地指出，為“配合這一空前盛大的工作”, “南方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當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就是“發(fā)展方言文學，整理華南民間藝術，提出具體改良粵劇，粵語電影辦法，改造舊藝人，培植新干部”。[36]將文代會的精神和華南地方結合起來。而發(fā)展華南文化/地方性文化離不開扎根地方、扎實工作的作家等文藝工作者，司馬文森呼吁那些“根本就和上海北平沒有關系”卻執(zhí)意前去、想做“全國性作家”的人，“眼睛不能只是向上，而該看下”, “要根據(jù)實際需要，分散到全國各個地區(qū)去做開拓工作”。[37]

在悉心撰文全面思考華南文藝/文化發(fā)展問題的同時，司馬文森利用《文藝生活》這個平臺，組織、刊發(fā)了一系列注重從整體上討論華南文藝運動如何開展的理論文章。如馮乃超《展開華南通俗文藝運動——文協(xié)粵港分會通俗文藝座談會座談紀錄》（光復版第13期）、黃繩《展開華南文藝運動的幾個問題》（海外版第14期）以及黃繩、陳君葆、韓北屏、華嘉等8人參與的筆談——《對一九五〇年華南文藝工作的希望》（穗新版第1期）等，顯示出司馬文森對華南地域文學的身份認同和責任擔當。與此相應，《文藝生活》上的文學文本自然在語言和文化等方面顯現(xiàn)出華南地域文學特點。如前文已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以40年代中國政治經濟狀況為背景、以華南城市或鄉(xiāng)村為舞臺，通過半方言或純方言敘述方式來講述底層小人物故事的小說作品。

40年代的香港雖是殖民地身份，歸港英當局管理，但香港的傳統(tǒng)文化地域歸屬則是華南，香港學者對戰(zhàn)后香港文學的整體論斷——“整體中國文學其中一個特殊而帶地方色彩的部分”[38]里面的“地方色彩”指的不是香港市民文學傳統(tǒng)，而是華南方言土語和風俗民情。陳殘云的《受難?！罚?span >海外版第3、4期合刊）講的是廣東農民受難牛在香港闖天下的故事；秦牧的《情書》（海外版第13期）香港背景比較模糊，但廣東鄉(xiāng)村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卻通過榮嫂之口側面表現(xiàn)了出來。兩篇小說都是用普通話敘述，但人物對話都顯現(xiàn)出或濃或淡的方言色彩，很多華南民俗風情也蘊含其中。

易鞏《珠江河上》（光復版第7期），華嘉《老坑松和先生秉》（海外版第5期），陳殘云《救濟品下鄉(xiāng)》（光復版第9期）、《兵源》（海外版第13期）等作品的華南地域敘事則直接指向“勝利后”的廣東某農村，以濃重的鄉(xiāng)音土調講述底層人民掙扎于混亂時代的命運故事，廣東農村特殊的社會形態(tài)、日常生活方式、重鄉(xiāng)緣人倫的氣質等地域個性特征也在作品中顯露出來?！毒葷废锣l(xiāng)》中的唐鄉(xiāng)長、“先生貴”以及扯眼四爺合謀以資助“洪圣誕”的名義低價侵吞了縣府下發(fā)的救濟品，《兵源》中胡雞眼為救被抓壯丁的侄子胡發(fā)以自己的田地為抵押、高利借了十二擔谷子，唐鄉(xiāng)長們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胡發(fā)們的日常謀生流程等都表現(xiàn)出了上述地域個性特征。

同樣是陳殘云的作品，《鄉(xiāng)村新景》（穗新版第1期）取材于贊美共產黨軍隊紀律嚴明、愛護百姓，整個調子因而是輕松歡快的。其中有一個情節(jié)是村民長氣公的老婆懷疑解放軍戰(zhàn)士偷雞：老太婆“只管哭，半句話也不講。地保急了，‘有乜野事情你講呀，幾十歲人，啼啼哭哭，唔失禮人都失禮長氣公呀’?！畟S啰，係啰，唔怪得人話佢越老越糊涂?！L氣公不耐煩地罵她。她哭得越加響亮。地保人急智生，悄悄的去問問媳婦。媳婦細聲說：‘唔見左只雞乸喎——’地保說：‘車，唔見左只雞使乜哭得咁緊要？’媳婦道：‘佢怒的共產軍?！乇＝忉屨f：‘共產軍點會要你只雞乸？揾真嚇呀？’說完，地保跟長氣公、媳婦分頭搜尋。不久，長氣公在柴堆中，發(fā)現(xiàn)這只雞乸在生疍?！狈窖詫υ捇铎`活現(xiàn)，粵地的風俗、鄉(xiāng)民的心理展露無遺。

除了小說，方言詩歌和利用南方民間音樂藝術形式創(chuàng)作的作品在關注現(xiàn)實的同時更彰顯華南地域特色。蘆荻《粵謳三首》（海外版第14期）則是利用粵謳這種廣東傳統(tǒng)民歌的形式來表達現(xiàn)實訴求的方言文學作品，如其中之一首——《吐口水（為廣州按日征收水費而作）》:“唔使講到喫飯，今日就算係飲水都夠艱難，你睇嚇水費嘅價錢日日咁變幻，按日繳納你話幾咁麻煩；有米冇水兩餐我叫你點辦，有水冇米咯不用講就更加心煩?！鼻伧臁稄统鹩洝罚?span >桂林花燈戲，海外版第15期）、樓棲《新破鏡重圓記》（南方采茶戲，海外版第17期）用南方傳統(tǒng)戲曲劇種來講述現(xiàn)代故事，“花燈和采茶，原是一個東西，不過秦黛是用桂林調來寫，而樓棲是用梅縣客家的采茶調”[39]。華南民間藝術形式被重視、被挖掘是文藝大眾化—方言文學運動發(fā)展的產物，但客觀上起到了弘揚華南地域文化、展示華南地域特色的作用。

整體來看，《文藝生活》月刊是一份具有明顯階段性、地域化的文學期刊，其期刊文本所展示的文學圖景既線性地呈現(xiàn)了40年代抗戰(zhàn)、國共內戰(zhàn)、中共建政三個時期的歷史風云變幻，又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因素而表現(xiàn)出了獨特的華南地域個性和精神風貌。而階段性、地域化正是地域文學史建構的兩個要素，40年代華南文學史的描述和構筑也許可以從《文藝生活》這樣典型的刊物入手來討論。

四、階段性、地域化文學史寫作路徑的探索

文學史（literary history）這一來自歐洲的新的著述體裁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中國后，以林傳甲和黃人的《中國文學史》為端點，迄今為止已有幾百部中國文學史出版。[40]而對現(xiàn)代文學歷史的描述和研究則始于1922年胡適應約上海《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所撰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由此開始了與傳統(tǒng)文學、社會政治、文學特征等方面剝離與糾纏的豐富復雜的近百年歷程，出現(xiàn)了諸多在不同文學史價值觀指導下編寫的斷代史、三十年史、文體史、文學思潮與批評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典型年代”“散點”透視文學史、圖志廣告文學史以及區(qū)域文學史、地域文學史、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等文學史形態(tài)。[41]可以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寫作持續(xù)走在“重寫”“重建”的路途上，這種“重寫”“重建”既是學術史本身自我更新的內在邏輯要求，同時顯示出文學史研究者的一種文學史寫作焦慮。

就敘述空間來看，數(shù)次“重寫文學史”之后，“現(xiàn)代文學史敘述由原來的偏重整體與中心區(qū)的講述到注重地方的關注?，F(xiàn)代文學史的研究不僅應該從時間層面上進行深入拓展，也應在空間范圍內將視野擴展。在這種背景下，‘海外華人文學’、回族等少數(shù)民族文學、國統(tǒng)區(qū)文學、東北淪陷區(qū)文學、巴蜀文學、嶺南文學等皆在試圖重新深繪區(qū)域文學圖景中有望進一步豐富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面貌。”[42]這些文學史空間切割的角度既包括國籍、民族、政治區(qū)劃，也包括有明顯同一性特征的區(qū)域性文化板塊。

但是，雖然“文學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的建構往往是通過地方來實現(xiàn)的”，但“時間與空間是人類認識與把握世界的兩種最重要感知方式”,“從文學自身的發(fā)生與裂變的歷史來看，時間無疑是最重要的感知維度?！?span >[43]確實，文學史的空間講述也必須在時間維度的一定框架下進行，作為政治區(qū)劃的國統(tǒng)區(qū)文學、東北淪陷區(qū)文學的時間框架是顯在的、相對固定的，但其他空間敘述角度，如國籍、民族、文化板塊等的文學史就必須要有時間限定。

2013年11月16日，王富仁先生在“嶺南學術論壇·新文學史專題研討會”（《學術研究》月刊與嘉應學院聯(lián)合舉辦，廣東梅州）上提出“只有階段性的文學史，沒有終極的文學史”的文學史觀；黃子平先生則強調“要探索空間化的文學史敘述模式，重視地域文學，發(fā)展文學地理學”的文學史寫作路向。階段性、空間化的結合就是兼顧了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的文學史敘述角度。二位先生都對以階段性的文學史以及地域化、空間化的文學史來構建理想的文學史抱有良好的預期。與會的廣東學者同時也表現(xiàn)出對發(fā)展華南地域文學史著述的焦慮和期待。

華南地域文學史目前只有指涉范圍更窄的《嶺南現(xiàn)代文學史》（張振金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嶺南文學史》（陳永正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曾大興的說法，《嶺南文學史》“只敘述廣東文學，并未涉及廣西文學，實際上是一部區(qū)域性的《廣東文學史》，而不是一部真正的地域性的《嶺南文學史》”。因為“‘地域’是自然形成的，‘區(qū)域’則是對‘地域’的一種人為的劃分；‘地域’的邊界是模糊的，‘區(qū)域’的邊界是清晰的?！?span >[44]

對于華南地區(qū)而言，它的邊界是相對模糊的，可以視為南中國的所指。“‘華南’概念的產生，據(jù)考源于西方報紙的報道與翻譯。盡管無論在近代還是當代，‘華南’一直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概念，然以其代指中國南部地區(qū)，尤其是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qū)，顯然已為一種共識?！薄敖詠淼摹A南’一直是中國的風云之地。拋開政治、經濟等外在因素不論，作為一個文化板塊，‘華南’在整個中華文化圈中，也是一種獨特的存在。以往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將過多的視角投注到京滬兩地，而忽略了在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過程中，‘華南’一直扮演著微妙而關鍵的角色。誠然，從地域上講，‘華南’相對于中原是‘周邊’；從政治和文化角度來看，相對于北京、上海，廣州無疑是‘邊緣’。但從華南這一區(qū)域內部來看，近代廣州相對于周邊地區(qū)尤其是港澳地區(qū)甚至南洋，無疑位居‘中心’。在國民革命時期，廣州曾一度是全國的中心，新文化與新文學的主將們接踵而至，匯聚于此?！?span >[45]華南地域文學史的寫作，如果依照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思路，一方面契合了施堅雅的“中心區(qū)”理論，另一方面也與柯文的“沿?！獌汝憽眳^(qū)域研究取向相符。自東到西，福建、廣東、廣西這些南中國地域都是基于陸地、面向海外，其具有高度趨同、同時與內陸地區(qū)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征。

因此，“華南”這個地域概念同時承載著豐富而深沉的文化內涵，可以視為“想象的地域”: “地域作為高山與大河、丘陵與平原的有機組合，它是自在沉默而又客觀確定的。然而，地域一旦進入文化與文學的領地，由于‘存在對于我所具有的唯一意義是’‘為我存在’，它便具有‘意向性’的人為色彩，需要表述、激活和建構，從而成為薩義德所言的‘想象的地域’?！?span >[46]在文學領地中，“華南”是蠻荒、保守與前沿、開放并存且獨具地方色彩的多重想象之域，值得人們?yōu)橹鞯赜蛭膶W的書寫。

但“從普遍情形看來，地域文學只不過是于某些階段性、間斷式的特定歷史時期內產生出程度不等的繁盛景象，……一般不能或無法保持連續(xù)悠久性的、超越漫長歷史分期的整體輝煌絢麗的局勢?！?span >[47]時限性對于地域文學史的寫作來說，既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文學事實，又涉及具體的操作手法問題。在中國新文學史視野中，40年代是華南文學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階段。“在1937至1949年的十余年間，華南文壇在整個中國文學界居于特殊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并且在廣州、桂林、香港之間形成了作家聚散的巨流。在這股巨流中，華南本土作家逐漸脫穎而出，成為日后南中國文學的重要骨干分子?！?span >[48]

確實，40年代的華南地區(qū)由于含納了40年代的三個文化中心（桂林、廣州和香港）而成為40年代地域文學的重要組成之一，而且，這三個重要的中心城市因為40年代作家的流動而串聯(lián)起來，因而在保有各自文化積累、地域特征的同時，又整體上構成了一個“華南文學場”。這個文學場在空間上超越了省界區(qū)劃（廣東、廣西），超越了領土與殖民地（兩廣、香港）；在時間上具有持續(xù)的延綿性，無論40年代意指1937年到1949年，還是1940年到1950年，都在這個文學場域范圍之內；這個文學場里的作家立場（左、中、右），政治事件（抗日、內戰(zhàn)、建國），文學創(chuàng)作（為時代還是為個人）、文學生存（文學與文學生態(tài)）等問題，較之20世紀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復雜糾纏。在肯定空間的獨立性之后，當我們跳脫40年代華南文學場域內部，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華南與北京，華南與海外，華南與西南、東南、東北之間的關聯(lián)，即地域與地域之間，空間與空間之間的流動性和開放性。

那么，如何對40年代華南文學這一特定時空域的文學進行“史”的描述？取廣泛的文學文本、歷史文本來討論固然是一種方法，然而還有一個方法，即取一個動態(tài)開放又相對凝固的文學期刊作為載體，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學歷史之間的互文共生性，從而給特定時期的文學、文學史做側面畫像，也不失為期刊研究和文學研究方法的新嘗試。跨越40年代、行走華南的《文藝生活》月刊，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階段性、地域化的特點。而與此同時，以“一個刊物”作為“典型年代”里的一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征”[49]也可能給地域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一種新的路向和啟示。

前文已經對《文藝生活》桂林版、光復版、海外版、穗新版的內容進行了整體的描述，從1941年到1950年，從編輯策略、文學生態(tài)到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論爭再到地域特征，我們試圖以豐富的“雜志文本”（期刊以及期刊文本），試圖以一本刊物來呈現(xiàn)或者說管窺40年代華南文學?！皞€案”也好，“散點”也罷，一本刊物已然一個文學乾坤。這個文學乾坤并不封閉，40年代華南文學可以是它的主要指涉，40年代的時間之外（如戰(zhàn)后香港文學是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文學的起點之一）、華南的空間之外（如40年末旅港作家北返），亦皆可在此文學乾坤之中找到端倪。

因此，對《文藝生活》這樣一份具有明顯階段性和地域化的文學刊物進行研究，考察其和40年代華南文學的關系對于描述和構筑40年代華南文學史的啟示在于：從結構上看，階段性（時間層面、文學與社會政治關系層面）和地域化（空間層面、歷史文化特征以及人地關系層面）是40年代華南文學史架構設置的兩大著眼點；從內容上看，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戰(zhàn)爭、知識分子文學與民間文學、沿海文學與內地文學、本土文學與海外文學、市民文學與革命文學等可以作為40年代華南文學史的主體構成部分；從宏觀上看，40年代華南文學和40年代其他地域文學的關系（空間與空間之間）、40年代華南文學在整個中國新文學史中的位置問題（局部與整體之間）等也是40年代華南文學史寫作無法回避的觀照視點。

總之，一份期刊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學，由此出發(fā)去探索地域文學史的寫作路向，這一思路和方法以及圍繞這一思路和方法產生的討論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可以成為“真正以具有文化板塊特征的人文空間為標準”“從時間與地方層面重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框架”[50]的有效內容構成，另一方面也是對學界“客觀真實性是文學史編寫的最高法則”[51]及“回歸‘文學本體’的文學史敘述”[52]訴求的某種回應。

[1].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4頁。

[2].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xié)五周年》,《半月文萃》，1943年第1期。

[3].紫風：《那是烽火年代》，見潘其旭、王斌、楊益群、顧紹柏編：《桂林文化城紀事》，第542頁。

[4].何家槐、老舍、柳無忌：《作家生活自述》,《當代文藝》1944年第4期。

[5].周錦：《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長歌出版社1976年版，第150~151頁。轉引自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40頁。

[6].劉心皇：《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79年版，第775頁。

[7].蔣頻：《舊的過去和新的未來》,《中國文學》第三卷第5期，1941-1。轉引自黃萬華：《40年代：文學開放性體系的形成——兼及林語堂小說的文化視角》,《理論學刊》2002年第2期。

[8].黃萬華：《40年代：文學開放性體系的形成——兼及林語堂小說的文化視角》,《理論學刊》2002年第2期。

[9].“在自然地理上廣義的華南地區(qū)指南嶺以南及武夷山以東之地，包括福建、臺灣、廣東、海南四省及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币姀堈急蟆⑹Y建農主編：《毛澤東選集大辭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3頁。本書主要是從生活地理意義上的行政區(qū)劃的角度來對華南地區(qū)進行描述的。

[10].陳殘云：《南國詩潮·序》，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11].參看吳定宇：《論華南抗戰(zhàn)文藝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12].李建平：《抗日戰(zhàn)爭中誕生的一個奇跡》，見李建平：《抗戰(zhàn)時期桂林文學活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13].參看雷銳：《桂林文化城：抗戰(zhàn)文化沙漠中的綠洲》，見雷銳：《桂林文化城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頁。吳定宇：《論華南抗戰(zhàn)文藝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第113~117頁。

[14].胡愈之：《憶長江同志》，見潘其旭、王斌、楊益群、顧紹柏編：《桂林文化城紀事》，第133頁。

[15].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27頁。

[16].詳見本書第六章第一部分——戰(zhàn)后香港文學：整體中國文學中一個特殊而帶地方色彩的部分。

[17].周蔥秀、涂明：《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期刊史》，第431~432頁。

[18].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xié)五周年》,《半月文萃》1943年第1期。

[19].詳見本書第四章、第五章。

[20].周而復：《春》（下）,《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3期，1947年4月。

[21].公韜：《迎一九四七年》,《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1、12期合刊，1947年。

[22].林煥平：《論當前中國文藝的主題》,《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6期，1947年8月。

[23].詳見本書第六章第二部分——濃厚的政治性：戰(zhàn)后香港文學的新中國文學性質。

[24].詳見本書第七、八、九章。

[25].夏衍：《坐電車跑野馬》,《野草叢刊》，1948年第7期。

[26].參看張均：《〈文藝生活〉的復刊、“新生”與?？?《長江學術》2014年第3期。

[27].許定銘：《〈文藝生活〉月刊》,《大公報》，2008年6月3日。

[28].編者：《編者·作者·讀者》,《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期，1946年1月1日。

[29].編者：《編后小記》,《文藝生活》光復版第8期，1946年9月。

[30].司馬文森：《〈文生〉一年》,《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15日。

[31].編者：《復刊詞》,《文藝生活》穗新版第1期，1950年2月。

[32].編者：《〈文生〉半年》,《文藝生活》穗新版第6期，1950年7月。

[33].司馬文森：《文藝工作者怎樣迎接華南解放？——為紀念“五四”三十年作》,《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4期，1949年5月15日。

[34].編者：《從〈復仇記〉談起》,《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5期，1949年5月20日。

[35].司馬文森：《迎接華南解放》,《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7期，1949年8月25日。

[36].編者：《文工大會閉幕以后》,《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6期，1949年7月15日。

[37].陳程：《談“全國性作家”》,《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5期，1949年5月20日。

[38].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zhàn)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三人談》，見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zhàn)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上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10頁。

[39].編者：《請大家發(fā)表意見》,《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7期，1949年8月25日。

[40].參看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1].參看錢理群：《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楊義：《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圖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陳子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37—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42].張鴻聲等：《美國“中國學”的“地方”取向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區(qū)域問題為例》,《中國現(xiàn)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2期。

[43].張鴻聲等：《美國“中國學”的“地方”取向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區(qū)域問題為例》,《中國現(xiàn)代文學論叢》2018年第2期。

[44].曾大興：《“地域文學”的內涵及研究方法》,《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45].張鴻聲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華南”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25日第4版。

[46].劉保亮：《論地域作家的文化身份》,《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47].喬力等：《論地域文學史學的研究方法》,《理論學刊》2006年第12期。

[48].楊義：《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頁。

[49].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xiàn)》，見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50].張鴻聲等：《“文學—史學—地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范式重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4月16日第4版。

[51].朱德發(fā)：《辯證理解現(xiàn)代文學史書寫的“真實性”》,《江漢論壇》2015年第7期。

[52].胡希東：《文學觀念的歷史轉型與現(xiàn)代文學史敘述模式的變遷》,《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