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房子，一個冬天的童話

1975年的冬天，是一個多雪的冬天。從十月份開始，阿勒泰草原一個禮拜吼一場大雪。雪將戈壁灘嚴嚴實實地封住，積雪最深的地方深達兩米。巡邏時，一不小心，連人帶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位于中蘇邊界那被牧人稱為白房子，軍用地圖上稱作額爾齊斯河北灣邊防站的地方，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

一個放晴的中午，前面有兵團“斯大林一百號”推土機開道，邊防站來了一輛吉普軍車。車上走下來一位老軍人。老軍人個頭不高，大約有一米六二左右，但是很雄壯，或者用陜西話說很“魁”。他兩手總插在外衣口袋里，走起路來邁著標準軍人方步。胸膛前挺，一步邁出七十五公分。他和我見過的別的老軍人不同的地方是，上衣的上口袋別著兩支筆，一支鋼筆，一支圓珠筆。老軍人叫那狄，時任新疆軍區(qū)北疆軍區(qū)政治部主任。

他是老延安，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是滿族人。大約做過總政文化部電影局局長。后來因受羅瑞卿案牽連調(diào)到新疆。這次他是到邊防一線搞調(diào)研。那主任在邊防站住下以后，原來的日程是兩三天后就走，想不到，天空又飄起了鵝毛大雪，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來，一住就是十五天。我從事文學，或者說，我將自己的一生，與這件被稱為“文學”可詛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綁在一起，是因為那主任的這一次行程，或者說因為導致那主任滯留白房子的這一場大雪。

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鄉(xiāng)臨潼縣何寨公社東高村穿上軍裝的。16號到西安火車站集中，一群三百多名關(guān)中平原上的農(nóng)家子弟，被裝在一列剛拉過馬匹的鐵悶子火車上，冒著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的硝煙，開往中蘇中蒙邊界。這批陜西兵在烏魯木齊改乘汽車時，被分為兩撥，一撥前往中蒙邊界，一撥前往中蘇邊界。我去的是中蘇邊界。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現(xiàn)在想起來還叫人害怕。我途中感冒了，使勁地嘔吐，腸腸肚肚好像要吐出來了。一排三十六個人，都坐在一輛卡車上，坐成四排，屁股底下坐著背包。大家面對面坐著，穿著臃腫的皮大衣，腳下氈筒，膝蓋與膝蓋，嚴嚴實實地交錯疊在一起。這時我要吐了，眼看就要噴到對面人的臉上去。這時我急中生智，從手上脫了皮手套下來，將它吐在手套里。穢物吐到手套里后，很快結(jié)成冰疙瘩。一天坐車下來，到了兵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將手套放到火墻上去消冰。冰疙瘩消了，再將穢物倒出來，這手套明天還要繼續(xù)往里吐。記得路過奎屯，在烏爾禾，在克拉瑪依，在布爾津，幾乎路途的每一個兵站里，我都做過這樣的事情。

這樣來到中蘇邊界，在漆黑的大雪飄飄夜晚，頂著界河對面的照明彈、泄光彈、穿甲彈、信號彈的各種光亮來到白房子。那里大致位置是附近有個喀納斯湖，大家都知道。那里是我們一連，叫白哈巴邊防站，沿著邊防線，下來是二連，扎木拉斯邊防站，下來就是三連，我的邊防站，下來是四連，克孜烏雍克邊防站，下來是五連，阿赫吐拜克邊防站。

那主任來到邊防站時，我已經(jīng)在這個充滿兇險、與世隔絕的邊防要塞，當兵快三年了。三年中我寫了不少的詩，在紙片上寫，在本子上寫。大約一種羅曼蒂克的情緒突然鉆入我腦子里，促使我寫下這些東西?！邦~爾齊斯河滾滾流向北冰洋，岸邊有一座中國邊防軍的營房”，就是我給邊防站辦的國慶節(jié)墻報上寫的詩。那時國內(nèi)有兩家公開刊物，一家是上海的《朝霞》，一家是北京的《解放軍文藝》。連隊訂有《解放軍文藝》，只要能找到，我就去看。在這五年中，我只看過一本小說，是前蘇聯(lián)叫《多雪的冬天》的書，是我從開巡邏車的司機的駕駛室里找到的。

《瞭望登記簿》，那上面往往會有“三號口有蘇軍潛伏哨兩名”，“蘇松土帶一側(cè)有裝甲車駛過”等字樣。這些填完，再填上“哨兵高建群”。填完《瞭望登記簿》，那槍還在火墻上消著，等到消透，還得一段時間，于是我就著那盞油燈，開始在一個小本上寫詩?，F(xiàn)在仍記得那天晚上寫的那首小詩，詩名叫《給媽媽》。

巡邏隊夜駐小小的山崗，

晚霞給他們披一身橘黃。

遠方的媽媽，如果你想念兒子，

請踮起腳尖向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邏兵剛剛?cè)计鸬幕鸸猓?/p>

巡邏隊行進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只偌大的花籃。

遠方的媽媽，如果你想念兒子，

請……

很明顯，這個面色黝黑，愁容滿面，因為騎馬巡邏而磕掉一顆門牙的士兵，是在想家了。遙想渭河畔那個小村子，想他的母親，想他的年邁的婆和爺。本該他是想用這一段時間來寫一封家信報平安的，結(jié)果寫成一首詩。正當我在巴掌大的小本上埋頭寫詩時，門開了，走進來兩個軍人。一個是那副主任，另一個是那主任帶來的干事，陜西人，叫侯堪虎，我們叫他“侯干事”。干部查哨、查鋪，這是一項傳統(tǒng)，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那主任一行沒有睡覺，這時是凌晨一點，查完鋪后才去睡覺。

那主任問我在小本上寫什么。我說胡亂寫，槍還是在火墻上靠著，等著消冰，這段時間就沒有事，可以在小本子上胡亂畫。

那主任說他要看這個小本，看我在上面寫什么。我拼命地用手捂著，把這小本死死按在桌子上，不讓他看。我有些害羞，那些最初寫作者，當將作品拿出來示人時，大約就像我這滿臉窘態(tài)。那主任已經(jīng)伸出手來，抓到了筆記本的邊沿，但我仍把本子壓得更緊，堅持不讓他看。我說，這本寫得太潦草，等我明天將它謄寫清楚，再給那主任看。誰知他說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越潦草的字，他就越能認得。侯干事趕過來給他幫忙，搶走我手中的那個本子。

原來那主任是起了疑心，不知道我在那個小本上寫什么。原來那主任此行，是來搞調(diào)查的。與白房子毗鄰的吉木乃邊防站，連續(xù)三年跑過去三個士兵。其中有一個河南兵叫尤勝金，在莫斯科郊外的克格勃訓練營被訓練成特務。后來的兩伊戰(zhàn)爭，有個喬裝成阿拉伯人的著名國際特工，名叫“沙漠之狐”，那就是他。1991年，他在偷越我國國境刺探情報時，被我方戰(zhàn)士在邊境線上擊斃?！菗?jù)最新的說法，他并沒有死。前幾年新疆開烏洽會，他還來過，身份是俄國商人。是當年邊防站的指導員告訴我的。他說有關(guān)方面請他去辨認，他隔著玻璃窗，一眼就認出了他。

話說，在白房子暴風雪呼嘯的夜晚，三班的營房里，就著這如豆的燈光，雙方為寫詩的小本爭執(zhí)了好一陣子。爭執(zhí)的結(jié)果大家可想而知。這個懦弱的面色黝黑的小兵，乖乖地將手掌大的筆記本交出來。那主任接過了筆記本，他戴上老花鏡，就著燈光開始看起來，越看面色越嚴峻凝重，呼吸越急促。他大約想不到會是這么一個結(jié)局，大約想不到在這樣荒涼的、險惡的中蘇邊界一個小小邊防站里，在這古爾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部邊沿，竟然有一簇文學沖動，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兵在從事寫作，或者用大家在說的話說，在“搞文學”。

那主任看完了小本。他過來擁抱我。他的眼睛有些潮濕。他隨手將小本交給侯干事，讓侯干事用正規(guī)的稿紙將這些詩作謄清，然后寄往《解放軍文藝》社。他對我說：《解放軍文藝》的人我都認識，我原先是他們的領(lǐng)導。詩歌散文組組長叫李瑛，編輯有韓瑞亭、紀鵬、雷抒雁，等等。我寫一封推薦信給他們，告訴他們今天晚上發(fā)生的事情，告訴我此刻的感受。這就是那個冬天發(fā)生的故事。過去了四十余年，卻栩栩如同昨日。那主任拿著我的那個小本走了。我開始擦槍，擦完槍以后，上到鋪上去睡覺。那是班長睡的頭鋪。別人早在呼呼大睡，我睡在床上，用兩只手抱著兩個冰涼膝蓋，才慢慢地睡著了。幾天以后雪停了，那主任一行離開，仍然是兵團“斯大林一百號”開道，把雪壓實，吉普車跟在后面。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八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刊登了我那小本上三首詩，標題叫《組詩：邊防線上》，署名是“戰(zhàn)士高建群”。里面有《給媽媽》那首，另兩首是《裝蹄員的心》和《邊境線上的小河》。而我接到雜志，已經(jīng)是十月初的事情了。那年的九月九號，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領(lǐng)袖毛澤東的去世。那天我?guī)ьI(lǐng)我們班種菜。一個合陽兵，是個馬倌，他騎馬跑來報告說，趕快回邊防站，鉆地道，準備打仗，毛主席“老”了。

這樣，我們?nèi)救藛T剃成光頭，穿著皮大衣，鉆進戈壁灘上原先挖好的水泥工事里。幾件換洗的衣服，一點零用錢，包成一個包裹，放進營房的儲藏室。包裹上寫下了家鄉(xiāng)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你陣亡，這包裹將由別人代你寄走。記得給領(lǐng)袖開追悼會的那天，下著大雨。全邊防站的人，一個挨一個，順著地道站了一里多長。一個小發(fā)電機在發(fā)電，隔一段有一個電燈泡。收音機里播放著哀樂。這時炊事員進來送飯，穿著往下滴水的雨衣，說外面正在下雨。

我接到雜志大約在十月初。人還在地道里。炊事員進來說，兵團的郵遞員騎著馬，站在圍墻外面喊著我名字。我走出地道，翻過沙包子，接過郵遞員從綠色郵包里拿出的兩捆雜志。除了雜志，還裝幾沓稿紙和一個《解放軍文藝》社的采訪本。那兩捆雜志不知道經(jīng)過多少人的手寄到這遙遠的邊防站，原先的包裝全磨光了，路途中又包裝過，又用繩子捆過。

這就是我的文學作品第一次變成鉛字經(jīng)過。人們說這叫“處女作”。這個意外發(fā)表鼓勵了我，或者說蠱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熱愛文學，從事寫作，直到現(xiàn)在。那主任回去后，還給我寄來了一些書。這些書是別人送給他，他又寄給我的，因為上面有作者的題簽。這些書有李瑛的《紅花滿山》，紀鵬的《荔枝園里》，兵團李幼蓉、楊牧、章德益等合出的《軍墾戰(zhàn)歌》，還有一位維吾爾作家寫的長篇《克孜勒山下》。后來我回到地方以后，還將我新發(fā)表的作品寄給那主任匯報，并且接到過他的回信。據(jù)說，他后來擔任新疆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被授予中將軍銜?，F(xiàn)在他可能大約已經(jīng)過世，關(guān)于他后來的事我是聽新疆回來的戰(zhàn)友說的。

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離開邊防站，坐著大卡車，從額爾齊斯河的冰層上回到哈巴河縣城，然后返回家鄉(xiāng)的。1987年，我寫出那部著名的小說《遙遠的白房子》，作為我對那段軍旅生活的紀念，作為我對領(lǐng)我走上文學道路的尊敬的那狄主任的一份回報。

我待過的那個邊防站，全稱叫額爾齊斯河北灣邊防站。當?shù)啬撩窠兴鞍追孔舆叿勒尽?，這是清朝以及國民黨統(tǒng)治時代的叫法。邊防站轄區(qū)內(nèi)一塊55.5平方公里的爭議地區(qū)。由于一直由我方控制，所以，在后來中蘇、中哈重新勘界、栽樁中，它劃歸為我方，成為不再爭議的中國領(lǐng)土。

那條叫做額爾齊斯河的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那座橫亙在中亞細亞地面的阿爾泰山，那塊干草原，那座白房子。它是如此深地楔入我的生命之中，每次想起它都會給我?guī)硪环N病態(tài)的深深的憂郁。白房子是我的夢魘之鄉(xiāng)，我的永遠的噩夢，我的十字架。許多年來，我像蝸牛一樣背負著我的十字架，走著我的蹣跚的人生。因為它，我才成為現(xiàn)在的我，獨特的我。

老兵沒有死亡，只有凋零

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真值得叫人尊重。五年前，他們把我的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匈奴》改編成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盤龍臥虎高山頂》，一番熱播以后，取得了不錯的收視業(yè)績。爾后，他們又將我一部早年寫的中篇小說《遙遠的白房子》，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改編成三十集電視連續(xù)劇劇本。

劇本已經(jīng)出來。春節(jié)前，編劇老韓送來劇本，說在拍攝之前，讓我給改一改，圓滿圓滿，再就是給一個授權(quán)。

說到改本子，我滿口應承，我說這是原作者的本分。如果他肚子里還有一些貨，他一定要掏凈，免得等拍出來以后，看著遺憾。我還說，這是對觀眾負責，也是對我自己負責。

于是我從甲午年春節(jié)，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開始，每天坐到電腦前拿個手寫板，邊看邊改，每天三集，直到正月初十晚上完成。我當然沒有大動，只是將那些對話，那些場景，那些我還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活積累，無私地奉獻出來，獻給這部即將開拍的電視劇。

劇本總地來說還是不錯的。增添了許多人物，鋪陳了廣闊背景，故事繼續(xù)沿著我小說的那個主干線行走，但是旁枝橫生，熱熱鬧鬧，人物粉墨登場，個性張揚，充滿了中國電視劇以前所沒有的許多元素。記得整整二十六年前，央視就有將《遙遠的白房子》改成電視劇的想法。我到央視去，當時的臺長楊偉光先生，在央視旁邊的財政部招待所里約見我，談過這事。想不到他們還一直念念不忘，時間過去這么久了，還記得這事。這真叫人感動。

這是第一件事，即改劇本和認可劇本的事。第二件是簽授權(quán)書，這才是編劇老韓找我的主要目的。老韓坐在我的工作室里，端著茶杯，談到這授權(quán)書，很緊張，明顯地能看出他壓力很大，我明白，他一是怕我不簽字，二是怕我漫天要價。

老韓說，為了拿出這個劇本，他們花了有十多年的時間了，五十多萬字的工作量，數(shù)不清的場景描寫，翻來覆去幾十次地改本子，他們硬是出于對這部名作的熱愛，咬著牙把它完成。

他還說，央視送審已經(jīng)通過，委托張紀中導演和他的團隊拍攝。開拍前，為穩(wěn)妥起見，又將劇本送呈新疆自治區(qū)宣傳部審查。審查意見已經(jīng)回來，意見主要有兩條：一是注意民族問題，二是注意與上合成員國組織的關(guān)系問題?，F(xiàn)在，他們的團隊，正就這兩個問題修改或削弱某些部分。老韓還說，導演有信心，將它拍成一部類似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那樣的西部經(jīng)典。

我說，別的不說了，交給你們了，你們愿意怎么折騰就怎么折騰吧，作品一經(jīng)出版，變成鉛字，它就成為一個獨立體，有了它自己的命運。相信能拍好。至于轉(zhuǎn)讓費嘛，我停頓了一下，笑盈盈地伸出一個指頭。

“一個指頭是多少？”老韓很緊張。

我說：“不是六位數(shù)，也不是七位數(shù)，更不是八位數(shù)，而是——個位數(shù)！”

“一塊錢！”

“是的，一塊錢！希望你們拍好?！?/p>

老韓長出了一口氣，我也長出了一口氣。然后，我走過去點燃了一炷香。

就這樣，我簽了個一元錢轉(zhuǎn)讓費的合同。然后，我們喝酒。最后分手時，我讓老韓將我的最好的酒帶兩瓶去，送給導演，為他的拍攝以壯行色。

“守土有責，北方安寧”是我給這部電視劇定的主題詞。當年，它也是我寫這部小說時的主題詞。

我希望他們拍好。我感謝他們，能將我的作品借助影視“放大”，得到更多的受眾，這叫我高興。這些年來，我對中國的批評界已經(jīng)深深地失望，明白他們有限的視力很難關(guān)注到我的創(chuàng)作。我也對所謂的文學評獎之類早已心灰意冷，他們把中國文學引導得格局越來越小越弱。這就是為什么我重視影視劇改編的原因，我更看重后者，我把讀者對我的作品的認可當作最高褒獎。

1972年12月1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個小小的村莊，我的家鄉(xiāng)，我穿上軍裝，16日到縣上集中，17日從西安坐上鐵悶子車，于是，這三百多個關(guān)中子弟兵在那個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四天五夜之后，到達烏市。在烏市一個大劇場的戲臺上和過道里，合裝歇息一夜后，分別被裝進一長溜大卡車里，向北向北，五天以后，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蘇邊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邊界。從軍的年代就這樣開始了。

這三百多人或當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后復員，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重新回到家鄉(xiāng)，回到他們的小村子去。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離開邊防站的。從進站到離開，是四年半的時間。過去說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說法，嚴格地講來是“五個年頭”。

我計算了一下，從進站到離開，這五個年頭，我一共得到的供養(yǎng)費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貼費每月十一塊，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塊，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塊，第四年是十五塊，第五年是二十塊。然后復員時，復員費是六十塊。再就是醫(yī)療補助是八十塊。這就是五年中這個士兵得到的全部供養(yǎng)。

醫(yī)療費這事的得到很有趣。營部派了個獸醫(yī)，到各邊防站巡回，給每個退伍兵檢查身體。醫(yī)療補助費最高是一百塊，最低是四十塊。獸醫(yī)姓許，大家都叫他許醫(yī)生，而不叫他許獸醫(yī)。因為他談了幾個對象，領(lǐng)到部隊后，大家叫一聲許獸醫(yī)，對象一聽，就不高興了，抬腳走人了，所以他忌諱人家叫他“獸醫(yī)”。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邊防站醫(yī)務室的門，喊了聲“報告”，推門進去，并且很響亮地叫了聲“許醫(yī)生”。許醫(yī)生問我有什么病，叫我一一道來。我說我的大門牙掉了，在一次摔馬中磕掉的。許醫(yī)生真誠地說，這個醫(yī)療補助只能是四十塊，你再說說看。于是我說我有關(guān)節(jié)炎，不但關(guān)節(jié)疼，而且涼氣竄到腰眼上，腰都直不起來了。

許醫(yī)生聽到這話，就高興了。他說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醫(yī)療補助費，于是他就在表上填寫了。臨出門時，他對我說，關(guān)節(jié)炎到了內(nèi)地，不用治療，就會好的。正應了許醫(yī)生的話，關(guān)節(jié)炎到了內(nèi)地之后，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當晚境漸來以后，它突然重新發(fā)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變得異常的嚴重。濕邪之氣從膝蓋竄到腰間，腰疼得直不起來，蹲在坐便器上起不來，彎腰穿襪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覺時，腰蜷得像一個弓一樣。接下來，腰輕了，濕邪之氣又竄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來了，肩胛那地方，滲涼滲涼，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鄉(xiāng)黨，他們的身體狀況大約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還不如我，因為他們大都生活在農(nóng)村，那里條件更差一些。當年我懷著一種很重要的崇高感，一種界樁的后面就是祖國的信念，在那塊孤寂的要塞上，守了五年，當你回到內(nèi)地后，你發(fā)現(xiàn)你其實什么都不是，你的崇高很可笑，很滑稽，沒有人買你的賬，也沒有人關(guān)心你。每當看到美國大片《第一滴血》時，我就不由得有無限悲涼之感，我能體會到那主人公為什么那樣行事。

現(xiàn)在流行著一首樸樹的歌，歌詞中說：那些花兒——你們在哪里呀——你們都老了嗎？這曲調(diào)，這歌詞，叫我聽了每每流淚不已。

是的，他們都老了，都在生活的某一個角落待著。他們不說他們是誰，你永遠不會知道。當年我們心中那位至高無上的政委，后來轉(zhuǎn)業(yè)渭北地面一家煤礦，擔任個什么職務，后來這煤礦被股份制改造，由別人承包，他淪為下崗者，每月領(lǐng)取一千三百元的工資。前幾年，他來報喜說，國家把他收回來了，進入勞保系統(tǒng)，現(xiàn)在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塊錢了。營長好像轉(zhuǎn)業(yè)到渭南的市屬自來水公司，也已經(jīng)退休多年了，戰(zhàn)友們聚會，看見垂垂老矣的他，唯一叫人能記起當年的他的，是他一笑時，嘴里露出的那顆鐵質(zhì)的假牙。

大部分是農(nóng)村兵，他們重新回到他們生活的那個小圈子里去了。他們都已經(jīng)滄桑得不成樣子了，有一小部分人已經(jīng)死去。如螻蟻如草芥般死去。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傳出他們中某一個人死去的消息。

通常為我?guī)硐⒌氖菓?zhàn)友老段。老段比我們大一兩歲，入伍前是民辦教師，后來回去后，轉(zhuǎn)成了正式工，然后在西安一家紡織廠做個小領(lǐng)導。當年我在西安鐘樓簽售《最后一個匈奴》時，他聞訊趕來，這樣我通過他，和戰(zhàn)友們有了一些聯(lián)系。

他當兵的那地方不在北灣，而在界河的源頭，那個名叫阿赫吐拜克的邊防站。他在站上當文書。站的對面，界河對岸，有個俄羅斯小城，叫阿連謝夫卡。我的白房子小說中，那個有著無頭烈士墓的墓碑，就豎在那座城里的廣場上。

我在2012年秋天重返白房子時，曾經(jīng)去過阿赫吐拜克，登上瞭望臺看那座小城。望遠鏡中，小城較之當年前蘇聯(lián)時期，已經(jīng)蕭條了許多。當年阿連謝夫卡城車水馬龍、人來人往，這一次，我搜索了半天，只看見一個穿著裙子，臀部肥大的婦女，走進一座建筑物中去。

阿赫吐拜克是白色的沙山的意思。這個邊防站距北灣卡倫是50公里，我在給編劇韓老師的短訊中，詳盡地描繪了那塊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說，阿赫吐拜克向西走30公里，是克孜烏營科（紅柳）邊防站，再往前走20公里，是位于額爾齊斯河北岸的北灣（白房子）邊防站，過了額爾齊斯河，再往前走80公里，是吉木乃邊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邊境一線，就是博爾塔拉、塔城、伊犁的諸多邊防站了。而由阿赫吐拜克向東南，即進入阿爾泰山，它們依次是扎木拉斯邊防站，白哈巴邊防站。白哈巴就是喀納斯湖那地方，而翻過阿爾泰山第一峰奎屯山，再往前走，就是中蒙邊界的紅山嘴邊防站了。

上面我談到戰(zhàn)友老段。因為老段，才引出上面這些話題。不過還是回到老段吧，此一刻，我覺得，戰(zhàn)友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城里幾個，經(jīng)常聚會的地方是老侯的烤肉攤。記得，那一年，當聽到經(jīng)中俄、中哈的重新勘界、劃界、定樁，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爭議地區(qū)，將永久劃歸中方，成為不再爭議的永久中國領(lǐng)土時，我們幾個，在老侯的烤肉攤前嚼著烤肉，喝著燒酒慶祝。這時老段說了一句話，說得我們熱淚盈眶。

老段說：“當年，如果那場中蘇戰(zhàn)爭爆發(fā)，此刻，我們都躺在一個烈士陵園里。我提議，為我們都還活著，為我們有兒有女，為我們還能在這里嚼著烤肉，喝著燒酒干杯！”

這句話，讓我們這些滿臉滄桑的老兵，雙目潮濕，熱淚漣漣。

老侯在白房子時期是炊事員。他們家是“文革”中從西安回到原籍合陽縣落戶，所以從合陽當兵后，又回到了西安，然后在一個工廠當工人。后來工廠破產(chǎn)，老侯下崗，于是在工廠門口擺了個烤肉攤。我給他寫了個牌子“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掛在攤前的一棵道旁樹上。

“侯老大烤肉”在那條街很有名。侯老大本人也好像是個名人，整條街都知道他。每天晚上，五點鐘以后，烤肉攤支起，煙熏火燎中，老侯坐在那里，兩手攤開，翻動著鐵釬子。他蓬松的頭發(fā)，黑白相間，臟兮兮地遮住了半個臉。胡子刮得精光，露出黑胡茬子和尖尖的下巴，眼睛瞇著，被煙熏得紅勾勾的。鼻孔里，鼻涕不時流出來，然后騰出翻動釬子的手，用手背一抹，一吸溜。老侯的生意很好。我曾經(jīng)說過，我好多次回新疆，每次一路吃過去，最后還是回來吃老侯的烤肉，覺得他烤得好。

老侯的肉烤得好，害得街邊別的烤肉攤沒了生意，于是，他們就經(jīng)常來尋釁滋事。后來雙方鬧到派出所里。派出所說，你個侯老大，一點眼色也沒有，別人沒法活，肯定要來鬧你！老侯聽了，明白了這道理，第二天起，每晚只烤到十一點就收攤，他一收攤，別處的生意也就起來了。

草根百姓，弱勢群體，難免經(jīng)常要受到市容的騷擾。有一次我在現(xiàn)場，眼睜睜地看著一輛工具車，開著高音喇叭，從街口一路走來，小商小販們嚇得四處逃竄。我看老侯怎么辦。老侯不逃，說實話，他也沒辦法逃，人行道上，擺著個烤肉攤，還有一堆高高低低的桌凳。只見老侯，兩手抱在胸前，面無表情地蹲在馬路旁邊的臺階上。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烤肉攤，他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凳子被抬上工具車。

我站在老侯旁邊，沖城管們喊道：“這個人你不敢惹，他當過兵，是個二？！在部隊上，連營長的碗都敢甩！”城管白了我一眼，沖老侯說：“侯老大，明天你到所里來，領(lǐng)回你的爐子，接受罰款！”

老侯聽了這話，像放悶氣一樣“哼”了一聲，然后沖我苦笑了一下。

通常我們在老侯烤肉攤前聚會的，還有一個戰(zhàn)友，他是老樊，當年是白房子邊防站的衛(wèi)生員。老樊是西安人，當年插隊，來到我老家的公社，后來接兵的來了，就糊里糊涂地跟著我們一起當了兵。因為在部隊上是衛(wèi)生員，所以回來就安排在了醫(yī)院里當了醫(yī)生。他是個老實本分人，平日話不多。我的母親有心臟病，他就把醫(yī)院里的氧氣瓶，搬來放在我家里，給母親用。他也已經(jīng)退休了，被醫(yī)院返聘回去。

正是在這個烤肉攤前，在戰(zhàn)友的聚會中，我零零碎碎地聽到那些農(nóng)村戰(zhàn)友們的消息。而最近幾年，我聽到的最多的消息是，戰(zhàn)友們正在發(fā)起簽名、請愿活動，要求民政部門給這些當年參加過中蘇邊界武裝沖突的退伍老兵生活補助。而最近的一次，也是在這烤肉攤前，老段報告說，經(jīng)過老兵們幾年來的跑動、上訪、鬧事，終于現(xiàn)在得到了一個結(jié)果：從現(xiàn)在開始，民政部門將登記人數(shù)，給每個尚健在的農(nóng)民戶籍的白房子老兵，每個月補助一百塊錢！

“是一百塊錢嗎？”

“是一百塊，錢雖然不多，但是大家都會滿意。覺得這起碼是對老兵的一種尊重！多一個總比少一個好。人家要不給你，你白看人家兩眼?！?/p>

就在老段說這些話的時候，旁邊一位小年輕的手機鈴聲，正在唱著樸樹的《那些花兒》。因此這支歌就深刻地印到我腦子里了。

是的，那三百多個白房子老兵就這樣在城里或鄉(xiāng)里的某一個角落，慢慢老去，如草芥，如螻蟻。無聲無息，無香無臭。

其實，公允地講來，他們和周圍的普羅大眾比起來，不見得差，當然也不見得好，庸常的生活，平凡的人生，如此而已。只是，當我從灰色大眾蕓蕓眾生中將他們提取出來，將他們就近描寫時，才突然有了一種蒼涼的感覺，一種隱隱的痛楚。

閱歷會留下烙印。他們大約都會和我一樣，關(guān)節(jié)炎發(fā)作時，會徹底徹夜地失眠、呻吟。大約在箱子的最底層，會壓上一件舊軍裝，或舊軍帽。會有一把蠅刷子，那棕毛是自己騎的那匹馬的馬尾上剪下來的，而把兒，是用戈壁灘上一棵野蘋果樹的樹身做成的。他們通常在看到一匹旅游點上正在使役的馬匹以后，眼前會突然一亮。他們的嘴邊，會偶然蹦出幾句草原諺語來，比如“不要和騎走馬的打交道”，比如“馬背上摔下來的是膽小的”，比如“騎兵的小命系在馬肚帶上”等等。

我們曾經(jīng)常常相約，要重返白房子，但是說歸說，他們都沒有回去過，倒是我，常?；厝ァ＿@原因是我有個會，接個什么電話，屁股一抬，飛機票一買，就走了。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我的腿長。而作為他們來說，好像把這重返的事看得很莊嚴，很沉重，不停地約，還要成立一個團，拖家?guī)Э?，由這個的老婆擔任團長，那個的老婆擔任秘書長，集資、買票，聯(lián)系住宿等等，這樣說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成行。我對他們說，這是個最簡單不過的事情，機票一買，直飛烏市，不用出機場，聯(lián)運票直接到阿勒泰，四團的車來一接，直接到哈巴河縣城，然后各個邊防站再來接你們。電視劇開拍時，我將請戰(zhàn)友一起去參加開拍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