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人文學傳播的觀念與策略——立足于明代別集的考察
文學傳播是在一定的思想觀念影響下展開的，具有一定的策略與方法。不能想象，一個文學傳播的過程會是純粹自發(fā)的，完全沒有任何觀念指導，不運用任何策略與方法。文學樣式多種，傳播途徑各具特點，文集的傳播是其中的大宗。本文既是明詞傳播的專門研究，自然要立足于明代的詞籍進行考察，而別集與詞籍的關系千絲萬縷，我們也不能忽略。本章欲討論如下問題：明人的文學傳播觀念；明人傳播的基本策略；明人傳播策略的實踐。
第一節(jié) 明人文學傳播的觀念
人類的傳播思想建立在傳播實踐的經(jīng)驗總結基礎上，又指導著傳播的實踐。古人雖然沒有“文學傳播學”的概念，但在當時卻對文學作品的流傳有一定的思考，并通過行動加以表現(xiàn)。今擬略談明人文學傳播觀念中的三個問題：其一，文學傳播的動機；其二，對傳播內(nèi)容的態(tài)度；其三，對傳播技術手段的重視。
一 傳播主體與其動機
文學傳播主體的不同，直接導致傳播動機的差異。一般說來，傳播主體主要包括文學作品的作者、作者的親眷門生及僚屬、與作者或作品關系密切的地方官員、書坊商賈、官方機構等。就其傳播文學作品的動機而言，著眼于賈利、教化者多，而純粹從文藝出發(fā)的少。這些傳播主體的主要傳播動機有：
1.藏之名山，傳之后人
如果傳播主體是作者本人，他們多半希望自己的作品流傳久遠，以期知音激賞、彪炳史冊。這一觀念，來自《穆天子傳》，其書有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偱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惫弊⒃疲骸肮诺弁跻詾椴貢鴥灾?，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有的作者認為，他深邃的思想在當時難以尋得知音，乃期待后世有人能與之成為異代知己，故而“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為蒙陋生設也”。臧懋循《元曲選序》云：“因為校定，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
藏之名山是期待傳之后世，傳之通邑則欲知音激賞。例如明崇禎間與徐光啟并相的鄭以偉，其文集《靈山藏》之名就得自于鄭氏家鄉(xiāng)的靈山。靈山是廣信府（治所在上饒）的鎮(zhèn)山，又是道家第三十三福地，其山曾盛產(chǎn)水晶，“水精出于信州靈山之下，唯以大為貴，及其中現(xiàn)花竹象者”。鄭以偉用《靈山藏》名其別集，正有“藏之名山，傳之后人”的意思。鄭氏還有一部文集名《懷玉藏》，其名則得之于廣信府另一名山——懷玉山?！督魍ㄖ尽吩疲骸皯延裆皆谟裆娇h北一百二十里，界饒、信兩郡，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望鎮(zhèn)?！斗捷浿尽吩疲骸斓圻z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名懷玉?！?sup>今日位列“世界自然遺產(chǎn)名錄”的三清山即屬懷玉山脈。無獨有偶，濟南人楊夢袞則為其集取名《岱宗藏稿》，該書卷三十八收有楊氏詞作3闋。其書之命名，顯然從岱宗泰山得之。通過鄭、楊二人為文集的命名，我們可以稍窺明人著述“藏之名山”的傳播觀念之涯略，而“傳之后人”則是其傳播之動機。
吳一鵬《少傅桂洲公詩余序》也以“他日金匱石室之藏，必有良史書之，以媲美虞謨商訓”許人。這里雖然沒有用“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文字，但“金匱石室之藏”的推許，“有良史書之”的祝愿也與“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意思并無二致。當然，吳一鵬的序言未免奉承夸張，但其傳播觀念中的“名山”意識則是相當明確的。這種意識與古人的“三不朽”觀念有共通之處。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提到人生的三不朽，其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sup>孔穎達疏云：“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薄捌渖砑葲]，其言尚存。”作者們對自身文集散佚有天然的恐懼，試想，文學創(chuàng)作也好，著書立說也罷，均是為了傳播自己的思想，以期名垂青史。若文集散佚，豈非速朽？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朝衣棄市，臨死之際尚念念不忘文集刊刻傳播。其《遺言》囑婿吳春云：“今且死矣！身后惟有平生奏疏詩文諸稿，望子為我編板成書，諸序并年譜乞借雄筆以□不朽”。他的外孫吳萊也說：“（夏言）變亟狼跋之秋，殷囑先大夫收拾奏議、詩詞匯以成集?！?sup>于慎行的老師在自知行將就木之際，亦以文集托付門生。于氏《太保殷文莊公文集敘》云：“謁吾師棠川先生濼上，最后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為我校之，將藏其副行也?！薄捌淠甓?，先生微病，遽為書報曰：‘歲在敦牂，吾其有龍蛇之厄，以身后累生行也。’”次年棠川歿，于慎行為其謀刻文集。夏言等人至死不忘的文集刻印之事，其實也正同鄭以偉等人藏之名山的目的一樣，都希望能傳之后世，留之人間。使并世諸雄、后來晚輩讀其著作而知其人，以名垂青史、事載典籍。
2.張揚祖德，以永厥傳
作品往往是作者生命的延續(xù)，作者生命終結，但偉大的作品總是延續(xù)著作者的思想和光榮。也正因為如此，不僅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傳播久遠，作者的后裔也往往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傳播祖先作品的任務。而通過作品的傳播，作者的家族也能獲得相應的文化資本，積累一定的社會聲望。歷代的文化世家都出現(xiàn)過學術、文學、藝術等方面人才鼎盛，文集層出的盛況，否則就不能稱之為世家，而終究是田舍翁、暴發(fā)戶，不為時人所重。
作者的后裔為張揚祖德而刊刻傳播祖先遺集，往往會延續(xù)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子子孫孫相繼不絕。直系子孫為祖宗刻稿，其事甚多，如劉夏《劉尚賓文集》的永樂刻本就是其子木之所編，其孫愚魯所刻。該集卷首周孟簡、楊胤兩序皆對此稱贊不已，周曰：
先生有賢子木之，訪求遺言，編以成集。今嗣孫愚魯復能命工鋟梓以傳諸后，則先生雖沒猶不沒也。
劉夏身后，他的文章由其子搜羅成集，又到其孫輩才得以刊行流布。而劉木之編纂其父文集應該是經(jīng)歷了一定的困難，但卻欣欣然擔當其事的。楊序就描述了劉木之訪尋劉夏詩文的情況：劉夏“沒世年余，嗣子木之抱遺編訪予山居?？谡b指畫若流出肺腑，其賢矣哉！已而類次成集”。然而天不假年，他未能為其父刊集，便謝世了。數(shù)年后，劉夏之“嫡孫愚魯纘述父志，竟鋟梓以傳”。又如方鳳《改亭存稿》十卷《續(xù)稿》六卷，明朝滅亡的崇禎十七年（1644），方鳳之玄孫士驤修補其書，并云：
二稿行世差久，散失幾半。雖經(jīng)先子振先府君訂訛補正，不幸嗇于年，初志未遂……迄今又十有二載矣……手澤宛在……因不憚旁搜，凡所載詩歌、敘記、傳贊、志銘幸稍備，承先子志刻而新之。
作者的直系后裔在為作者們傳播文集時，所表現(xiàn)的自覺意識之強烈，令人噓唏不已。正可謂“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
有時，作者的其他親屬也會為傳播作者文集而前仆后繼，如夏言的女婿吳春及其后裔祖孫四代對夏氏文集刊布皆有貢獻。吳春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在為泰山編集之事上，他可謂孜孜以求，終生行之，然未能最終完成。楊時喬說：“東垣憲副吳君春，遵遺言收存散亂，并著年譜，未竟?！?sup>春之子吳萊對外祖文集之刊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云：“萊承父命，據(jù)其見存者紀諸鋟梓。蓋亦追念先大夫，感翁之誠而匪敢自附于述者之明也。”吳萊上承其父，使梓事得以完成；下付子孫，使紹繼其事。五十卷本《桂洲先生文集》就有吳萊刻本。吳萊之子一璘崇禎十一年（1638）又刻有十八卷本《夏桂洲先生文集》，一璘子吳宏大約在期間也負責過一些文字校理的工作，其事俱見崇禎刊本《夏桂洲先生文集》卷首序文。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吳宏又有重修本。夏氏的直系后人反而在刻集之事上，讓出外裔吳氏一頭。
王畿《慕蓼王先生樗全集》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的王宗敏序也說：
百年電激，遂使先世遺編郁湮不彰，其咎安在耶？爰因家藏舊本，重加校讎，命男鳴鑾……等正其魯魚，付諸剞劂。
王畿的文集刊刻成書后經(jīng)歷了百余年，便“遂少流布”了，其明刊本印數(shù)或許也并不很多。雖時序更迭，朝代鼎革，但作者旁支親屬，六世從孫王宗敏依然想要重為校輯，并帶領兒子一起校讎原書，付諸梨棗，真實地反映了他們張揚祖德的期望。
親屬之外，作者的門生故舊，也有為師長刻集的。如黃佐《泰泉集》十卷本就是其門生李時行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嘉興所刻。黃佐的兒子黃在中、在素、在宏所刻的萬歷元年（1573）刊六十卷本，反而晚出。嘉靖十七年（1538）文三畏所刻馬中錫的《馬東田漫稿》則是與作者有通家之好的執(zhí)事者所刊。文三畏的父親與馬中錫為同榜進士，均于成化乙未（1475）及第。同年關系在科舉時代是重要的人際關系之一，因此，文、馬兩家在社會網(wǎng)絡間便有了交集。馬中錫的兒子請文三畏為其父文集校正鋟梓，也就成為文氏不可推脫的責任。在為祖先、師長刻集傳播的過程中，文集作者的子弟、友生既要承擔責任，又能獲得文化資本的積累。執(zhí)事者或許因為刊刻傳播一部文集而名垂千古。
大多數(shù)為祖先、師長傳播作品者，其動機主要在張揚祖德，欲使傳世不朽。而為數(shù)眾多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正賴此傳布。
3.肇述先賢，俾傳不朽
古代中國文人的榮耀，不僅屬于宗族，也屬于他所在的地方。在一些文化名人的故鄉(xiāng)，地方官員會為他們刊刻文集，以表彰先賢，勸勉后進。例如方孝孺的《遜志齋集》就曾多次被寧海官員刊刻。成化十六年（1480）的郭紳刻本有謝鐸《新刊遜志齋集后序》，其云：
《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搜輯……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愿益得以傳諸梓。
嘉靖四十年（1561）王可大刻本是二十四卷本，卷首有可大《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敘》，其語云：
督學中方范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yǎng)士，而正學先生實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于臺，則命可大校梓而敘之。
方孝孺在明史上熠熠生輝，他的忠君死節(jié)行為正是對士大夫道德標準最崇高的詮釋，其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剛正形象激勵著后世。因此，從當?shù)匾卦椎綄W官均為重刊他的文集做出過貢獻。而地方官員傳播其文集的動機，在上述幾篇序文中也說得相當明白，即“司文養(yǎng)士”。期待鄉(xiāng)賢能成為地方精神的支柱，勸勉來人，敦勵地方教化，帶動地方良好風氣的提升。
嘉靖四十年（1561）王道行等刻的魏?！肚f渠先生遺書》更是肇述鄉(xiāng)賢的代表。王道行時任蘇州府知府，魏校故里昆山是蘇州屬縣。蘇州府刻《莊渠先生遺書》有典型的官方色彩，其勸勵地方風氣的用心在該刻本的牌示中展露無遺，其文曰：
為表章先賢文集以崇正學事。照得昆山縣已故太常卿莊渠魏公，德行文學師表一世，四方學者得其片言，重若拱璧。今據(jù)監(jiān)生鄭若曾送到家藏遺書若干卷，讀之一終，率皆躬行心得之妙，可為垂世立教之書。若不早壽諸梓，恐將來散失無稽，景行徒切，考德何從。
蘇州府刊刻魏校的文集正是因為魏氏“德行文學師表一世”，可以為四方典范，其著述“可為垂世立教之書”，又擔心“將來散失無稽，景行徒切，考德何從”，所以決定由官方出面刊刻傳播。
有些文人因為身居顯宦，也成為地方官員為之傳播文集的對象。如明初重臣楊溥的《楊文定公詩集》有彭時序文，其序云：
《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公之謂歟？公沒三十余年，姑蘇項君璁來為湖廣憲使，以公是邦之望，乃取其詩刻梓以傳。……使后學即此而觀，得其所存之實，有所感慕?！枪薯椌蔚律匈t，啟迪邦人之美意，然使天下后世咸知治世之音如此，則于風教亦未為無補云。
楊溥，石首人（今屬湖北），曾與楊士奇等共掌國政，位至通顯。楊氏歿后三十年，詩集未曾刊梓，可見其家后裔或不重視，或無力任之。地方官員乃為之刻集傳播，以使其“沒而不朽”。而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則是教化地方，“使后學即此而觀，得其所存之實，有所感慕”。
文化傳播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在特定的傳播范圍內(nèi)得到認同，使得傳播效果最大化，促進當?shù)氐奈幕e累和文明進步。若是一名寄寓在他鄉(xiāng)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作者，在當?shù)匾材芟硎芟荣t的待遇，而他們的文化貢獻也將使當?shù)孬@得榮耀。翻開一部地方志，鄉(xiāng)邦先賢和寄寓名流同在一編的現(xiàn)象在在皆有，這正反映了寄寓名流同樣是寄寓地方所重視的“文化資產(chǎn)”。在寄寓地方看來，寄寓名流同樣可以起到激勵地方后進的作用。明代楊慎之于云南，就類似宋代蘇軾之于海南，唐代韓愈之于潮州，柳宗元之于柳州。云南也曾多次刊刻傳播楊慎的文集：嘉靖三十二年刻的《楊升庵南中集鈔》、嘉靖三十八年刻的《升庵七十行戍稿》、萬歷四十八年施爾志刊刻的《楊升庵詩》、嘉靖二十二年任良干刻的《詞林萬選》等皆是云南地方官員所刻。這正說明楊慎文集在明代的云南地區(qū)的傳播效果是不容忽視的，他的文化地位在云南再次得到認同。
4.坊賈刻書，注重逐利
明代書坊發(fā)達，瞿冕良編著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所著錄的明代書坊達253家，而實際數(shù)字應不止于此。其書著錄金陵書坊55家，而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所著錄的金陵書坊多達104家，幾乎是瞿著的一倍。以此可推，現(xiàn)實存在過的書坊可能更多。這些書坊刊刻書籍的目的自然是以盈利為主的，傳播實際效果與盈利多少息息相關，他們更加重視傳播的實效，往往以讀者需求為刻印書籍的導向。
書坊刻別集，多以名家大家為主，不入流的作家較少被書林關注。以《中國善本書目》所收為例，該書著錄的，刻者題有“書林”字樣的書籍約有500余種。但其中多是與人們?nèi)粘Ｉ蠲芮邢嚓P的醫(yī)學、農(nóng)政，或與科考相關的場屋文字、兔園冊子。書林所刊別集反倒不多，即便有所刊印，也以名家大家文集為主，如鐘惺《隱秀軒集》的明末書林近圣居刻本、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的嘉靖十二年（1533）書林宗文堂刻本皆是其例。
有些書的作者盡管社會影響并不很大，但出于盈利的目的，書坊主卻也會承擔刊刻任務。如孫宜《洞庭集》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刊本就是建陽書坊所刻，當時孫宜的兄長孫宗任玉山縣令，因其地“去閩密邇，而建陽書林人吳世良者素好事，來請翻刻，余因捐俸托之”。吳世良誠好事者，萬歷二年（1574）的《桂洲先生文集》五十卷本，也是他所翻刻。孫宗“捐俸托之”，吳世良自然是有利可圖，否則又怎么會虧本刊刻一部與自己毫不相干的書籍？這種“接受訂單”式的坊刊在其時大概也是書坊的一種經(jīng)營手段。
凡此均與書坊射利的直接動機有密切的聯(lián)系，書坊重視傳播實效也為文集傳播的馬太效應提供了更廣闊的適用領域。
5.奇文共賞，雅重藝事
有的傳播者抱著“奇文共欣賞”，美文不獨專的觀念，刊刻他人文集。他們或欣賞作品，或欽仰作者，故而為之刻集傳布，這些傳播者則是出于非功利的目的了。如方孝孺《遜志齋集》的嘉靖二十年（1541）朱讓栩刻本即是。該本由蜀成王朱讓栩刻，其書卷首劉大謨序文有云：“今殿下適庵夙勤向慕，既取而梓諸書廡，以傳播之?！?sup>嘉靖時的蜀藩要刊刻方孝孺的文集恐怕很難和以上四種情況相關，大約只能是因為傳播主體“夙勤向慕”，推重方孝孺其人了。再舉一例，皇甫涍《奉寄東郭鄒太史先生簡二首·其二》云：“我朝以正學名世者，文清、康齋諸公而已”，“《康齋日記》具載本集，味其超然契道，尤為卓越，久欲梓而廣之。未獲名德表章，竊懷無徵之慮，茲特仰丐片言，冠于其端”?；矢κ弦彩窍Ｍㄟ^刊刻《康齋日記》，使四方學者能更加容易讀到吳與弼“超然契道”的言論。他為使得梓事更顯莊重，還特地向名流請序，以“名德表章”使之更能為讀者接受?；矢吲c吳康齋生而異時，長不同地，學非共源，他要刊刻康齋的日記，大約也是從奇文共欣賞的角度出發(fā)的。
又如宋廷琦的《碧山詩余后序》有“夫美而愛，愛而傳公也。遂鋟諸梨，與好藝文者共之”諸語。宋氏認為王九思的詞作“篇少趣多，眾體咸備，或慷慨激烈，或舒徐和平，或蘊藉含蓄，或清淑簡易，要皆華敏高妙，與李太白、溫飛卿為千年友”，甚至“蘇黃而下，不論也”。雖然宋氏對王九思的評價并不一定符合事實，但“美而愛，愛而傳公也”已足說明其傳播目的。
二 追求傳播內(nèi)容的真與善
傳播的內(nèi)容有題材、體裁等多種區(qū)分標準，我們這里主要討論傳播主體對傳播內(nèi)容的真實性、完整性或簡約性的態(tài)度。所謂“真”，即反應文本原貌；所謂“善”，是追求文本的完善，“善”的標準因人而異，但目的都在便傳。
受眾在接受文本時總是希望能夠不受傳播過程中出現(xiàn)的滯阻現(xiàn)象影響，能夠得到最完善的文本。傳播主體由于傳播動機的差異，在這個問題上卻并不能始終與受眾保持一致。書坊賈利，傳播刻印過程中，每每有意刊落部分內(nèi)容。胡應麟就曾不滿于建陽書坊刊落《水滸傳》中的韻文，以為“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余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而大多數(shù)為傳乎后世而努力的傳播者，對所傳內(nèi)容則重真求善。
錢允治在《合刻類編箋釋草堂詩余序》中說：“注釋本脫落繆誤至不可句。太末翁元泰見而病之，博求諸刻，愈多愈繆，乃倩余任校讎之役?！?sup>錢氏所述，陳元素重新?？薄恫萏迷娪唷返哪康?，正在力求糾正謬誤，存原作之真，此為重視傳播內(nèi)容真實性的佳例。
作者著述的本意固然是需要讀者領會的，而作者創(chuàng)作文本時的選辭用語也是傳播者求真的對象。陶望齡《歇庵集》萬歷刊本有其門生余懋孳序，云：
遺篇剩幅間存歇庵，學者爭購以傳，即斷簡單詞，珍若檀旃。愚方逼吏事，不暇手錄。從君奭乞得，屬王生應遴傳寫，奉入春明，冀與師門高足訂其訛謬，用詔來茲。
余懋孳請人傳寫其師之文集，又希望同門能一道訂正訛誤，其目的在“用詔來茲”，使后世能知陶望齡文集之本真，而不至于被傳寫之失所誤導。
有的傳播者對傳播內(nèi)容真實性的追求幾乎到了孜孜不倦的地步。楊基《眉庵集》在成化之前有“教授鄭鋼編集，已板行矣”，然“字多訛謬，先后失序，而缺略尤甚”?！皡侵袕埞蟀俊?，“素重先生之詩，每遇公暇輒研究之，補其缺略，次其先后，履歷之序、字之訛謬者悉考正之，厘為十二卷，繡梓以廣其傳”。張習并不因為官居要路，公務繁難而屈就已有的刊本，反而是一有余暇就加以補正考訂。他對楊基詩作的求真求善態(tài)度昭昭可見。
有些書坊也以所刻刊本的精善存真為速售之號召。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金陵書林薛氏所刊唐順之《重刊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目錄后就鐫有如下文字：
是集因無錫板差訛太多，乃增削校正無差。謹告四方賢明士大夫君子，須認此板金陵。
書坊提醒“四方賢明士大夫君子”，金陵薛氏刊本是經(jīng)過校正的，與原文無差，存唐荊川先生文章之真，故而值得選購。
盡管大多數(shù)傳播者對傳播內(nèi)容的真?zhèn)沃畱B(tài)度非常近似，但在對傳播內(nèi)容的選擇上卻存有不同看法。有的傳播者希望求精、求簡約，而另一些人則重在求全、求完整。按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踐來說，作家的作品并非篇篇可傳。因為創(chuàng)作過程存在的不確定因素，再偉大、再天才的作家也可能寫出糟糕的作品。因此，求精選刊者往往選他們認為最值得傳播，最可能傳播的作品刊刻。當然，這樣做的原因并不相同，他們有的真正是出于求精便傳的目的；有的則是迫于經(jīng)濟壓力而不得不如此。例如王世貞文章眾多，而萬歷四十三年（1615）的吳德聚刻本就是個選刊本。該本題名《王元美先生文選》，由喬時敏輯選。喬說：“癸卯前合元美正、續(xù)、別三集選得五百余首。乙卯承乏錢江，衙中再讀，嫌為太煩，復加刪訂?！?sup>王世貞作品有三集，在喬時敏的刪選之下已僅剩500余，而喬尤以為煩，乃再加刪削。
有的則是作者刻意求工，手自刪定。高出《鏡山庵集·初刪稿》就是他“刪去其半，而存者亦多所竄定”的結晶。這大約就是吳承恩《花草新編序》所稱的“取之嚴，所以表式”，盡量取精華所在，以促進該選本的傳播。
有的編集者卻是因為經(jīng)濟的原因而不得不減省冗篇，以求便梓。如王世貞《重刻古畫苑選小序》就提到自己“欲薈蕞書、畫二家言，各勒成一?！稌贰芬丫停嘀涟耸嗑?，欲梓之而物力與時俱不繼。其《畫苑》尚未成，乃稍裒其古雅鮮行世者，各十余種分刻之襄、南二郡”。雖然王“欲薈蕞書、畫二家言，各勒成一”，《書苑》編成后卷帙過繁，無力刊刻，故而編纂《畫苑》時便注意選擇“古雅鮮行世者”入集。這在王世貞是為便于刊刻，不得不如此為之。
作者的晚輩多對文集完整性較為重視，他們出于對先人師長的緬懷和尊重，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傳播其作品，使之長存天地間。他們重視搜羅作家的全部作品，哪怕片言只字，均要收入本集才作罷。這在時人看來是孝思之體現(xiàn)，薛岡曾表達了這樣的觀念，其《張文慤公遺集序》云：“先生著述甚富，病久不問，遺失于典記之手，故并館中課、經(jīng)筵講語及一切辭命之文與應制詩辭皆無一存者。此特吉友旁搜博覓，得什一于千百中者，可謂孝矣！”張邦紀的文章幾乎散佚，其后裔為之“旁搜博覓”，“可謂孝矣”。類似觀念許孚《萬歷新刻楊升庵先生長短句序》中也提到，他說：“侍御公為先生從子，先生手澤所存，不忍一字之遺，而欲廣其傳于后者也?！?sup>因為是族中先人的手澤，所以“不忍一字之遺”。說到底，要為祖宗編集，以示孝思，自然不能放棄對先人手澤的追尋。在這種觀念的指引下，傳播者的求全心理就不難理解了。
不少人的這種求全態(tài)度是極其認真的，哪怕長輩已經(jīng)手自定其集，刪去緒余，而后裔依然追尋散佚在文集外的文稿為之刻集。李維楨《申文定集序》就說到申時行的子孫搜羅集外文字的情況。其云：
文之大者，手自刪潤，行于世。此集若云緒余土苴不足存耳。夫麟鳳寸趾片羽，莫非瑞物，寧得遏而不宣。子孫輯以授梓，索序于余。
申時行已經(jīng)為自己認為較重要的文章進行過潤色編纂，其文已行世，而子孫又為輯出未經(jīng)刊刻傳世的文章，為之刻梓。又如唐順之的兒子唐鶴徵在所刻《唐荊川先生續(xù)文集》六卷《奉使集》二卷就刊出這樣一段文字：
先人本不敢以文章名家，故諸文皆不及留稿而書柬更多散失，今據(jù)所存者梓之。倘諸老先生向曾辱交先人，而書問猶有在者，不惜錄示如梅林翁，實不肖之幸也，亦諸老先生生死之交情也。不肖孤唐鶴徵謹啟。
這是一段征集先人散佚文稿的告示，刊登在《唐荊川先生續(xù)文集》卷二的首頁上。所求內(nèi)容是唐順之的尺牘信札。盡管應酬通問之作未必篇篇可傳，但唐順之的這些文字卻也出現(xiàn)在唐鶴徵的征集視野中，其為先人刊集的求全態(tài)度于此可見。
由此可知，傳播者出于經(jīng)濟條件、與作者關系、對作品價值認識等方面的不同原因，在刊刻傳播作者文集時，態(tài)度上是有所差異的。但總的來說，求真、求精、求全均著眼于促進作品流傳的效果。
三 重視技術及物質(zhì)條件
傳播的技術手段更新，技術條件改進都能提升傳播效果。而對書冊傳播來說，物質(zhì)形態(tài)的情況也是關涉其傳播效果的因素。若論傳播之便捷，手抄時代遠不如印刷時代，鉛字排印遠不如激光照排，任何技術手段的革新都影響著傳播的寬度和廣度。而對于書籍史與閱讀史來說，書籍的印刷裝幀、編輯水平、字體行間距等等問題都會對閱讀傳播造成影響。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就曾談到印刷用紙、用墨、裝幀等問題對銷售價格、書籍傳播久遠的影響。其論足見明人對涉及書籍的相關技術條件之重視。
明人刻印書籍，以期傳播久遠，不少傳播者相當重視傳播技術。有些作者專門揀選技術水平較高的吳中、白下地區(qū)刊刻文集。如嘉靖戊戌（1538）蘇州人皇甫汸外放，夏言就將自己的文集交付給皇甫氏，希望在蘇州刊刻自己的第一部文集。皇甫汸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時桂洲元相贈之以詞，并以內(nèi)閣所錄一編示之曰：‘吳匠氏善梓，爾歸其謀諸，且為我紀之?！?sup>“吳匠氏善梓”，是夏言舍近求遠，要在吳中刊刻文集的最重要原因?？梢?，夏言對文集傳播技術條件的重視。李維楨《大泌山房集》的萬歷三十九年（1611）刻本，在刊刻時也考慮到傳播技術的問題，其《小草三集自序》云：“?？涛醇鞍耄钝肋€山矣，坐急難，留滯廣陵、金陵間，遂及三年。友人以金陵刻工便，強余悉索舊草?！?sup>所謂“友人”云云，不外托辭，而“金陵刻工便”卻更似刻集的真正理由。蘇州、南京等地的刻書技術水平較高是當時人所共知的。胡應麟專門談到吳中地區(qū)刊刻書籍的勝于他處諸現(xiàn)象，并稱：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為優(yōu)，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即便“他處無及”吳中，但非盈利目的的傳播者也往往希望通過良工巧匠傳刻文集。有的傳播者甚至因為不滿意原先的刻本，而另起爐灶。鄧云霄的《百花洲集》有萬歷三十六年（1608）刻本，該本的主事者是衛(wèi)拱宸。錢允治序文曾原刊“字畫訛舛，剞劂粗率，殊不雅觀。衛(wèi)君翼明見而不然之，復倩良工善楷者翻刻成袠，問序于余”。衛(wèi)翼明就是衛(wèi)拱辰，鄧氏文集刊刻之后，衛(wèi)拱宸發(fā)現(xiàn)其刻“字畫訛舛，剞劂粗率，殊不雅觀”，于是“復倩良工善楷者翻刻”。清人張世綬生活在康熙年間，上距明季不遠，他的觀念也可為明人傳播觀念之旁證。世綬先人為弘治九年（1496）進士張弘至，弘至之父名張弼。張弼父子文集均由張世綬刊于明清鼎革之后。其時張世綬在曲洧當官，“每欲節(jié)余俸以登梓，奈地處瘠疲，撫綏未暇，且良工難遘，縱有余晷，不敢輕率舉行。癸酉適有梓人來自白下，用是不揣固陋，勉竭涓涘”。張世綬有心刊刻祖先文集，以廣其傳，但卻不敢輕易為之，其原因除仕宦勞苦之外，更因為“良工難遘”。一旦遇見了刊刻技術較精湛的來自南京的刻手，他便不再猶豫，直接刊行?？梢妭鞑フ邔夹g條件之重視。
物質(zhì)載體往往也是傳播效果重要的影響因素，印本之紙張、用墨、裝幀等均能影響讀者的閱讀活動。試以我們自己的閱讀經(jīng)驗言之，撇開書籍內(nèi)容的因素，純粹從書籍材質(zhì)來看。當我們翻閱那些紙張脆黃、墨跡模糊的民國新聞紙印刷的書籍時，因為擔心翻頁時損壞書籍，一定會放緩翻閱速度，進而影響閱讀質(zhì)量。而以建國初黑黃粗糙的草紙印出的書籍，與今日以銅版紙印出的書籍相比，自然也是后者賞心悅目，更能激發(fā)讀者興趣。
勢易時移，然人之感受當有共通處，明人亦相當重視傳播中的物質(zhì)條件。李維楨在重訂他的《大泌山房集》時有序，名曰《重訂小草引》。該引說道：“集始于壬子，訖于戊午，……紙多濫惡，印復茍簡，以致板有遺失，今卜日還楚，事難遙制，將板盡歸俞宅。重復編次修補，紙價印工均倍于昔，有識者辨之。”可見李維楨對自己的文集已有刊本并不滿意，其不滿處主要集中在紙張與印工上。因此，不惜工本，重新印行，在紙張與印工上均出一倍于前刻的價錢。李維楨要這樣做的目的不外乎使其書傳之久遠，不要因“紙多濫惡，印復茍簡”而造成傳播的滯阻。
孫宜的《洞庭集》嘉靖三十二年（1553）曾經(jīng)其兄孫宗刊刻。孫宗時任玉山縣令，他對孫宜“刻之山齋”的文集也不甚以為然，恰巧“玉山蓋天下通衢，學士大夫多知弟者，亟欲得之，倉促無寄，輒不能應，幸玉饒紙，且去閩密邇，而建陽書林人吳世良者素好事，來請翻刻，余因捐俸托之，冀得善本以應索者”。玉山屬于廣信府（治所在今上饒），與衢州開化、廣信鉛山地理相近，開化所產(chǎn)榜紙、鉛山所產(chǎn)連史紙皆當時印書的上選。胡應麟就曾提到“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孫宗特地提到“幸玉饒紙”，說明他對于傳播的物質(zhì)條件是相當重視的。且托“建陽書林人吳世良”刊印的目的也有重視建陽梓人刊刻技術的成份，“冀得善本”。
總之，明人的傳播觀念，重傳世不朽，重求真求善，重技術和物質(zhì)條件的保障。而這些都集中到對作品傳世久遠或者傳播效果好壞的重視上，因此，明人在制定相關傳播策略時，在吸收前人經(jīng)驗的基礎上，巧妙地運用著各種策略，為作品傳播爭取更好的傳播效果。
第二節(jié) 明人文學傳播的策略
運用適當?shù)牟呗赃M行傳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古人在文學傳播實踐中，長期有意無意地運用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例如名流印可、附驥以傳、求異標新等等。在明人的文學傳播過程中，大多數(shù)傳播策略都得到了很好的運用，其中不少還是有意為之的。我們著重談其中的三個策略：光環(huán)效應、權威效應及示范效應。
一 光環(huán)效應：名人名著的品牌實效
微不足道的水滴折射太陽之光芒，能泛出七色的彩虹；名人名著的光環(huán)投射到普通的作家作品身上，也能令后者平添光彩，從而產(chǎn)生積極的傳播效果。因此，古人經(jīng)常有意無意地使用這一傳播策略，用以促進文學作品的傳播。在運用的過程中，人們一般會將所欲傳揚的作家、作品與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作品或者其他文學現(xiàn)象進行比較，進而得出有利于前者的結論，以促進其傳播。
就明詞而言，傳播者往往將其與宋代詞史上的著名詞人、事跡進行比較，以促進明詞作家、作品的傳播。這種現(xiàn)象比比皆是，我們隨意舉其數(shù)例。渾稱宋詞，欲以宋詞整體光環(huán)喚醒受眾者，如徐墻在評價文徵明《滿江紅》（漠漠輕寒）時就說：“文衡山先主作也，清絕婉媚，何減宋人擅場者？”此處之“先主”自是“先生”的筆誤。徐氏先下一個“清絕婉媚”的斷語給文徵明詞作，接著又運用光環(huán)效應，雖不明確說比哪位擅場的宋人亦不曾減價，但卻在言語中包含了眾多“宋人擅場者”。詞之最勝者在宋時，論詞必稱天水一朝，徐氏以詞藝不減趙宋寫手稱揚文衡山，以宋人的光芒映襯文徵明，尤見文詞水平之高。而當時論者更多以宋代具體的作家比附所欲稱揚者，以喚起受眾的注意的。如劉世偉《過庭詩話》稱劉基“郁離子天資極高，古詩似謝玄暉，樂府似周美成，律詩微艷麗，不似唐人耳”。以劉基不同的文體作品分別比附文學史上的相同文體的代表作家，達到促進其傳播的效果。而張含稱美楊慎也將其置于蘇、辛的光環(huán)下，《陶情樂府序》云：
昔人云：“東坡詞為曲詩，稼軒詞為曲論?！比舨┠希ò矗褐笚钌鳎┲~本山川、詠風物、托閨房、喻巖廊，謂之曲史可也。
因為古人認為蘇軾、辛棄疾的詞可以稱為“曲詩”、“曲論”，而用仿詞手法，杜撰出“曲史”一詞用以稱楊慎的作品。這顯然是借重蘇、辛之威名，彰顯楊慎之詞作。蘇、辛詞名，歷來為人所重，張含以之贊美楊慎或許還只是出于簡單的借重名人聲望之意，但有的傳播者則注意到了欲傳者與借重者之間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風格或地望等經(jīng)歷的趨同性。如明末南洙源《秋佳軒詩余序》稱易震吉，“此非月槎之詞，乃稼軒之詞也”。南氏正是注意到了易震吉在主體風格上效法稼軒，創(chuàng)作時對稼軒多有倚重的實際情況，因此借重稼軒稱揚易震吉。
蔣芝為張綖的《詩余圖譜》作序，則借張綖前代同鄉(xiāng)秦觀的光環(huán)來照射張綖。他說：
誦群公之論，即秦之長于詞，殆天賦也歟？當時傳播人間，雖遠方女子亦知膾炙，至有好而至死者，非針芥之感何至爾爾。嗟夫，長淮大海精華之氣，振古于茲。南湖張子，后少游而至生者，其地同，才之賦又同。雅好詞學，自得三昧，茲地靈之再泄也歟？
在這段序文中，蔣芝目的在推介張綖，卻用了47個字贊頌秦觀，筆鋒一轉，以14個字承前啟后，帶出張綖。但并不著重介紹張綖，只是以之與秦觀比較，尋找張綖與秦觀的相似點，從而發(fā)出“茲地靈之再瀉也歟”的感喟。行文中不直說張綖，而是處處刻意強調(diào)秦觀，這正是欲借秦淮海之光環(huán)以照亮張綖。雖通篇大部分文字說的是秦觀，但最后卻定格在張綖身上，也可謂善用光環(huán)效應者。
明代作家不僅由他人品藻推重，有時他們也會進行自我稱揚。其實，自我稱揚的現(xiàn)象并非后世才有，早在《詩經(jīng)》時代就已出現(xiàn)，如《大雅·崧高》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烝民》之“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小雅·何人斯》之“作此好歌，以極反側”都是作者自己稱頌自己的例子。該傳播策略傳到明人手中，被運用得爐火純青。
鄭以偉《靈山藏詩余》自序，在稱揚了一番前代作手之后，他開始點評本朝詞人：
我明作者，如青田始開其奧，時藝既專，情為理揜，才與趣違，而熟爛之程式，終不盡關蘊藉之手，于是藻曲填塞，亦不免詞興詩亡之譏。余酷愛沈啟南詠宋帝敕岳忠武詞云：“萬里長城麟足折，兩宮歸路烏頭白?！泵恐S數(shù)四，謂可敵銅將軍鐵綽板，亂蘇學士“大江東去”。又吳原博《詠沙燕》：“身輕不受柳，風吹小穴，藏身托土堤。堤若崩時穴更移，免銜泥。誰說華堂便好棲?！辈粶p周美成題“王謝堂前物，不翅飽酪奴”也。暇搜篋中詩余，半是充餞贈人事，或臨小景文情。凡陋音韻多舛，似棘喉澀吻，姑不忍吐棄。非能效前輩胡盧，又竊為枚皋之自詆娸已，朱紫陽作梅雪二詞，遂不復再懼佈糠啜糟，不覺神醒。
在這段文字中，鄭以偉將沈周比附蘇軾，將吳寬比附周邦彥，而對拉開明詞大幕的劉基卻略有微詞。文末先將自己的詞作貶低一番，實際卻是枚皋自詆的伎倆，隨后即抬出朱熹也作小詞，為自己創(chuàng)作詞尋找依據(jù)。鄭以偉這里是暗用光環(huán)效應，先說明朝詞家本自有缺憾，起到“先抑”的效果，接著將沈周、吳寬比附前代名家，用為鋪墊。之后再抑一次，自詆其作，峰回路轉筆又引朱熹為奧援，實際上是借子朱子之光環(huán)照映鄭氏自身。
一般說來，采用光環(huán)效應的傳播者會從正反兩種途徑運用其法。一種是在與前代名家比較時，稱所欲傳播者能與之比肩；另一種就干脆說所欲稱揚的對象比前代名家更勝一籌。前者如我們上文提到的張含稱許楊慎、蔣芝稱許張綖等，他們都是從“同”的角度使用光環(huán)效應，是在借重前代名家的光環(huán)，喚起受眾的認同。而后者往往聲稱所欲傳播的對象在某些方面甚至強于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如楊南金《升庵長短句序》就是一例，該序稱：
太史公謫居滇南，托興于酒邊，陶情于詞曲，傳詠于滇云，而溢流于夷徼。昔人云：“吃井水處皆唱柳詞。”今也不吃井水處亦唱楊詞矣。
既然連“不吃井水處”都有人唱楊詞，言下之意是楊詞傳播的范圍之廣，甚于“有井水處皆唱”的柳詞。而陳霆在進行自我稱揚時，也巧妙地反用了光環(huán)效應?！朵旧教迷~話》卷一就有這樣的例子，如其書云：
歐公有句云：“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标惔舐曮w之，作《蝶戀花》。落句云：“千里青山勞望眼，行人更比青山遠。”雖面目稍更，而意句仍昔。然則偷句之鈍，何可避也。予向作《踏莎行》，末云：“欲將歸信問行人，青山盡處行人少?！被蛘咧^其襲歐公。要之字語雖近，而用意則別。此與大聲之鈍，自謂不侔。
陳霆在這里非難陳鐸襲歐陽修詞句太直太顯，而以己作與之相比較。起到了抑人揚己的效果，而陳鐸正是生活在陳霆以前的當代著名詞家。陳霆自認強于陳鐸，在比較中極其自然地借重了陳鐸的光環(huán)。
光環(huán)效應運用甚廣，其策略雖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作家、作品的傳播，但時人每每濫用該策略，使之往往墮入不切實際的吹捧中。如吳一鵬《少傅桂洲公詩余序》竟然說：“古之善詞者，溫庭筠、韋莊、馮延巳之流，失之浮艷；周美成、柳耆卿、康伯可之流，失之淺近；辛幼安、劉改之、陳同甫之流，失之粗豪。如公之作，華而有則，樂而不淫，實詞林之宗匠也?！?sup>似乎夏言的詞遠比唐宋著名詞人的作品都要有價值，實在評價失當，奉承太過。一旦這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得多了，也就不利于該策略發(fā)揮原有的作用。受眾對這類傳播策略，往往會熟視無睹。
二 權威效應：當代巨擘的印可品鑒
東漢以至魏晉南北朝，人物品藻之風隨著九品官人法的推廣而大行其道。一時士人莫不期待當朝名公之品題，而名流們也樂意評鑒人物。名流的權威效應不時顯現(xiàn)，如許劭與李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xiāng)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而一經(jīng)其評鑒，往往身價百倍，故士人亦趨之若鶩。此風之遺，及于后世文壇。南宋江湖詞人陳人杰《沁園春》有序云：
予以為古今詞人抱負所有，妍媸長短，雖已自信，亦必當世名鉅為之印可，然后人信以傳。昔劉叉未有顯稱，及以《雪車》、《冰柱》二篇為韓文公所賞，一日之名遂埒張、孟。余嘗得叉遺集，觀其余作，多不稱是。而流傳至今，未就泯滅者，以韓公所賞題品耳。
他已經(jīng)認識到名流印可，在獲取世人信賴，促進文學作品傳播中的重要作用了。并認為劉叉詩文之所以能夠流傳后世，主要是因為得到韓愈之稱揚。王兆鵬師注意到這個現(xiàn)象，撰有專文《宋代作家成名的捷徑：名流印可》討論之。王先生所論雖然是宋代的情況，然該現(xiàn)象在文學史上卻并不罕見。名流印可，對于名不見經(jīng)傳的作家、作品之傳播起到了意見領袖的作用，具有權威效應。因此，明人已經(jīng)相當自覺地運用這一傳播策略，竭力邀得名家評鑒。流風所及，竟然已經(jīng)溢出文事，不少普通百姓也參與其中，明代著名文人文集中為數(shù)眾多的諛墓之文可以想見其二三。
明人對該策略的青睞，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編纂文集注重請當代名鉅序跋評點
明人文集大多都有序跋，寫序、題跋者除文集的編者、出資刊集者等人之外，往往是當時的名流。視文集之具體情況，或請藝壇領袖；或請政要高官；或請地方名士為所編纂的文集寫序作跋。
明人對名流評點印可促進文學作品傳播的效果是頗有信心的。高出《鏡山庵集》前有高若駢之序，其文稱：“駢輩損貲梓之，幸海內(nèi)詞宗名流加意評點，以廣其傳。”高若駢明了海內(nèi)詞宗名流對作品評鑒之后的傳播效果，他對其叔高出的文集經(jīng)名流評點之后，能流傳更加久遠顯然也是有所期待的。正因為明人對名流評鑒的傳播效果極為了解，所以歙縣人方弘靜文集既成，就讓人帶到京城，專門找到當朝宰相“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葉向高作序。葉序中稱：“先生以少司徒謝政歸，林居二十余年，顓精著作之業(yè)，篇章甚富，而海內(nèi)未盡傳。今歲先生之任子以晉來都門，賚先生函并所刻《素園存稿》命敘焉?！?sup>
又如萬歷三年（1575）貴溪吳萊校刻《桂洲先生文集》五十卷本，就轉請同郡的上饒楊時喬為之作序。楊時喬，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為人廉潔，頗有聲望。萬歷中，以左侍郎久攝吏部事。卒于任上，謚端潔。著有《端潔集》、《周易古今文全書》、《馬政記》等，并傳于世。請楊時喬這樣一位人品、政事、文學皆有可稱的同郡賢達作序，對夏氏文集流播不無助益。
由于當時政界名流本身就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他們的印可品鑒能為文集傳播增加一定的砝碼，至不濟，也可以為之添些許光環(huán)。序文、跋文撰寫者本身的文化資本也是傳播者所注意利用的。如董其昌《江南春題詞》跋文云：
吏部徐大冶為舍人時，和倪瓚《江南春》之詞，每韻八首，又廣之為四時，而夏秋冬各八首，雖文生于情，而意若有托，非僅僅《比紅詩》、《香奩集》等者，且窄韻奇語，疊出不枯，如渡瀘之師，七縱猶擒，如桃源之路，再入不誤。先時和者，皆自廢矣。豈非蒹葭、白露，獨寫伊人之懷，鐵心石腸，不掩廣平之藻者乎。大冶之佐，天官之業(yè)，亦可知矣。余既為補圖，復為此弁之。
董其昌，書畫名勝于文詞名，而徐某卻請他為所撰《江南春》諸作題跋。顯然，其著眼并非單純于執(zhí)文壇牛耳者，更將董其昌的文化地位、社會資本等相關因素考慮在內(nèi)了。可見，權威效應的發(fā)生并不僅僅限于某個領域，有些特定領域的權威在其他領域，因為其自身的社會資本也可以得到認可。
2.借名流印可的實事提高身價
人物品鑒對促進被品鑒者的作品傳播能起到積極效果，這是毋庸置疑的。有些被品鑒者對前輩的品藻往往津津樂道，主動借名流印可的實事來抬高自身身價。甚至連一些已經(jīng)功成名就的作家都難脫其習，如瞿佑《歸田詩話》就記載了楊維楨和凌云翰兩位前輩對他的品鑒和印可：
（楊維楨）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留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廉夫加稱賞，謂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駒也?！币蛞浴靶薄氨泵}。予制《沁園春》以呈。大喜，即命侍妓歌以行酒?！瓪g飲而罷，袖其稿以去。
鄉(xiāng)丈凌彥翀，……才高而學博，為鄉(xiāng)黨所推。一日來訪叔祖不在，以所《和石湖田園雜興》詩一帙留寄舍下。數(shù)日，予盡和之。及見，大驚，喜為作序文于前，因是遂刮目相視，且嘆叔祖之不能盡知也。繼以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者，屬予和之。予亦依韻和就，大加賞拔。予視先生猶大父行，而先生不以齒德自居，過以小友見待，每于諸長上前，稱之不容口，喜后進之有人也。
這兩則實事說的都是瞿佑早年為名流印可的情況。楊維楨是元明之際東南名士、文壇領袖，瞿佑的文才能得到他的認可，無疑相當不易。凌云翰在當?shù)匾彩锹曂麡O隆的，他的賞識也為年輕的瞿佑積累了文化資本。《歸田詩話》成書于瞿佑晚年，其時他已經(jīng)頗有盛名。此間尤不忘楊維楨和凌云翰之品鑒，大約是因為楊、凌的品鑒為瞿佑延攬了最初的名聲，聚集了起始的人氣，在事實上提高了瞿佑的名望。
有些文人作品經(jīng)過政治上踞高位者的認可，也可以成為傳播的典范。如《萬歷野獲編》等書所載解縉詠月受到成祖朱棣的認可就是一例：
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為云掩，命學士解緒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云：“嫦娥面，今夜圓，下云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鄙洗笙玻瑥兔源艘赓x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解所進歌行，遠不及詞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賞之。
盡管解縉的這闋詞作并不十分出色，但得到了皇帝的欣賞，后人也就給予該詞相當?shù)年P注。除沈德符所載，《國色天香》等民間通俗書刊也記載該事，可見其事其詞流傳之廣。朱棣對該詞的賞識使這闋應制作品得到了非常際遇，附加在朱棣身上的“皇帝”身份應當是至關重要的原因。又譬如，夏言有一闋《大江東去》也因為曾進呈嘉靖御覽，而得到了當時文人的熱捧。該詞如下：
大江東去·扈蹕渡河日，進呈御覽
九曲黃河，畢竟是天上，人間何物。西出昆侖東到海，直走更無堅壁。噴薄三門，奔騰積石，浪卷巴山雪。長江萬里，乾坤兩派雄杰。 親隨大駕南巡，龍舟鳳舸，白日中流發(fā)。夾岸旌旗圍鐵騎，照水甲光明滅。俯仰中原，遙瞻岱岳，一縷青如發(fā)。壯觀盛事，己亥嘉靖三月。
其詞上闋寫自然之景，多鋪陳黃河流經(jīng)之地；下闋則以描述嘉靖南巡的盛況為主。該詞上闋雖然也能呈現(xiàn)蘇辛詞脈的豪放大氣，但全篇并不算特別出色。夏言《大江東去》詞有十余闋，其中不少也是步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詞韻的，單從詞作水平說，并不見得比這闋詞作遜色，但惟獨這闋能引起廣泛關注，能被勒石傳播（詳后），究其原因也不過是因為嘉靖曾經(jīng)閱讀該詞。文獻未有嘉靖對該詞評論的記載，但其品鑒應該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三 示范效應：秀句佳作的展示作用
若將文學評論著作喻為精品店的櫥窗，秀句、佳作就是其中展示的樣品。秀句、佳作起到的示范作用在促進作者的被了解、被接受上，能達到極好的效果。一些名句甚至成為詞人的代表稱謂，如蘇軾有“山抹微云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的絕對；李易安也有“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的妙句。類似這樣的品題，均能激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為詞人加上耀眼的光環(huán)。這些秀句、佳作在詞人的整體作品中或許并不多見，但有之則足以帶動其他作品的傳播，使受眾因作者的秀句而記得其人，并愿意接受他們的其他作品。前引陳人杰之論劉叉，大約也可作為該現(xiàn)象的一個旁證。
詩文評論的作者在推介評點一位作家時，幾乎不可能將該作家的全部作品一一提及，因此選取該作家的秀句佳構就成了最便捷的方式。所謂“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diào)”，秀句佳構往往能起到“一脟肉”的效果。盡管偶爾也會出現(xiàn)一鑊之味咸淡不均，一鼎之調(diào)酸甜未和的情況，但秀句佳構會影響讀者對作者的第一印象。
以詞話為例，詞話作者點評作家雖然較為隨意，各種詞話因為體例的差異，內(nèi)容也是千差萬別的。但若評論作家，選取作家的作品作為佐證是最常見的情況。若只有評論，而沒有實證，往往陷入天馬行空的泥淖。評論家論詞人，若是出于推崇，希望促進其傳播的目的，往往會為所評論的詞人選擇秀句、佳構，使讀者為之眼亮，從而達到傳播的目的。
陳霆是位頗為客觀的論者，有則有之，無則無之。其《渚山堂詞話》論劉基《謁金門》以為該詞之“風嫋嫋。吹綠一庭秋草”語亦佳，然不過襲馮延巳“風乍起”之詞格，且大大不如。這是公正持平之論。陳霆在論本朝詞人時，常選取其人之一二秀句佳構，客觀上起到了引導讀者閱讀的效果。同書卷一接連評論了瞿佑、貝瓊、楊基的詞作，其相同的評點方法均是揀出詞人秀句，以說明其句優(yōu)在何處。他引瞿佑《巫山一段云》（扇上乘鸞女）為瞿佑詞有“富貴氣”的證明；引貝瓊《八六子》中“人自先驚老去，天應不放春閑”為古來不多見的警策，并認為自己得意的“傾國尚堪迷晚蝶，返魂何必藉東風”之句不如貝詞；引楊基《清平樂·新柳》句，以為“狀新柳妙處，數(shù)句盡之，古今人未曾道著”。
又如楊慎《詞品》卷六論凌云翰之《無俗念》、《蝶戀花》以為“詞格清逸，一洗鉛華，非駢金儷玉者比也”，其評論也是在先錄全詞之后再下論斷。同卷又論馬洪、瞿佑諸詞，均是摘其句闋，以為代表。這些被評論家選出的句子在作者的集中都屬于上乘之作，讀者若未曾讀到他們的全集，往往會形成先入為主的印象，對作者的作品產(chǎn)生良好的第一印象。評論家本來就是想讓更多的讀者認同他的結論，以促進作者詞作的傳播，采用樣品示范策略可以達到良好的效果。
有的評論家在選出佳構后，并不發(fā)表評論，而只是抄錄原作，如楊慎《詞品》卷六《馬浩瀾念奴嬌》條，全文如下：
馬浩瀾《念奴嬌》詞云：“東風輕軟，把綠波吹作，縠紋微皺。彩舫亭亭寬似屋，載得玉壺芳酒。勝景天開，佳朋云集，樂繼蘭亭后。珍禽兩兩，驚飛猶自回首。 學士港口桃花，南屏松色，蘇小門前柳。冷翠柔金紅綺幔，掩映水明山秀。閑試評量，總宜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侵夜，香街華月如晝。”
楊慎于此條錄馬洪《念奴嬌》詞就不贊一語。然而其于無聲處，卻正在發(fā)表促進該詞傳播的言論。楊慎認為該詞足以代表馬洪的水準，因此才抄錄在書中。這種情況雖然類似詞選的操作法，但卻也是評論家態(tài)度的表達。
明詞的這一傳播策略盡管也非明人的發(fā)明，但在傳播明詞的過程中卻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對明人詞籍關注較少的受眾，通過這些被評論家選出的秀句佳構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位作家，并有可能刺激讀者的接受興趣。可是，秀句佳構畢竟是受過挑選的，并不是作家的每首作品都耐得住讀者細讀。因此這種傳播策略就類似光鮮的樣品，雖能起到一定的示范效果，發(fā)揮著吸引讀者的作用，但最終決定作品傳播效果的因素還是作品本身。
此外，傳播策略還有很多，不同傳播主體采用的策略往往不同，以書坊的傳播策略為例。如書坊主通過提高編輯水平、改善技術條件等策略，來達到促進傳播的目的。明代徽州書坊主在技術條件改善的基礎上，出版了集書法、繪畫和名詞于一冊的《詩余畫譜》。書坊通過寫手以書法形式書寫詞作，以版畫形式表現(xiàn)詞境等手段傳播詞作，這也是書坊主促進傳播的策略。書坊還通過廣告策略吸引讀者，書載廣告中的書名、序跋、牌記、凡例等等，均被善加利用。書坊還專門針對特定的讀者群編纂適合不同讀者需要的書籍促進傳播，明代書坊編纂了大量適于民間實用的新興書冊形式，其中所收錄的詞作就伴隨這個策略傳播開來。
總之，為了促進作品傳播，明人積極利用各種傳播策略，而這些策略又實實在在地促進著作品的傳播。相對而言，那些不注意保存作品，不善用傳播策略的作者，其作品難免速朽。作者即便“有所撰述，近則石渠、天祿；遠則名山、大都”，若只是“且書且撰，輒付其人，不復省記”，又或“二子孩幼，無為藏之者”，就難免“倏出之，而倏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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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畿《慕蓼王先生樗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王宗敏刻本，濟南書社1997年版，集178冊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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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孺《遜志齋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第1冊第6頁。
- 魏校《莊渠先生遺書》，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王道行等刻本。該牌示見存該館藏本之抄補《莊渠遺書序目》中。補者1950年十月?lián)覙遣丶尉副境?。“景行徒切”之“切”，崔建英等《明別集版本志》作“功”字。但《明別集版本志》并未說明所著錄版本的典藏地（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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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中國社會科學文學所藏明萬歷刊本。
- 孫宜《洞庭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冊第37頁。
-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版，第57頁。
- 傳播學認為人們對某一具體事物通常會有刻板印象，受眾在接受過程中，因為刻板印象影響，對與其相關的事物也易于形成相似的看法。該現(xiàn)象在傳播學中叫“光環(huán)效應”，也叫“暈輪效應”、“成見效應”。
- 李世前、白貴《古代詞話作者的自我傳播意識——中國古代詩詞傳播現(xiàn)象研究》（《河北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汪超《論〈文選〉對兩宋總集編纂的影響》（《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等均涉及古代文學傳播的“光環(huán)效應”問題。
- 徐墻《徐氏筆精》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6冊第540頁。
- 劉世偉《過庭詩話》下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集部第417冊第132頁。
- 張含《張愈光詩文選》卷七，《叢書集成續(xù)編》影《云南叢書》本，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版，第115冊第95頁。
- 易震吉《秋佳軒詩余》，《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3冊第521頁。
- 張綖、謝天瑞《詩余圖譜》，《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歷二十七年謝天瑞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5冊第4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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