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戰(zhàn)后日本小說的衍變軌跡

特定的時代產生特定的文學，文學反映著社會文化跳動的脈搏。二次大戰(zhàn)結束后，正是人類歷史長河中十分重要的時代。從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全局來看，日本社會發(fā)生了一次歷史性巨變。戰(zhàn)后日本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會變遷的歷史。日本作家凸現出來的問題意識的覺醒和強化，具有極為鮮明的現實指向和時代特征，帶來諸多方面的積極觸動和歷史性變化，讓人看到了更加豐富和多層次的世相，包括那些隱秘的、個人化的角落。文學藝術經歷了數十年真理被塵封的的歲月，重新回到了正確的發(fā)展軌道，標志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在廢墟上重構精神家園的新時代的開端，也成為解析社會生活進程的一條重要途徑。

戰(zhàn)后日本文學的脈動與走向，大致經歷了恢復期、成熟期、發(fā)展期和相對穩(wěn)定期四個階段。其思想演進的軌跡和變遷的階段性，有其各不相同的縱深性和層次性，并醞釀著新的生機，始終同日本人民精神世界、內心情感的變化保持著驚人的一致。

一 恢復期：對戰(zhàn)前軍國主義的鞭笞

在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對外侵略戰(zhàn)爭就是日本近代史的全部。軍國主義從猖獗到頹敗，全能政府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日本歷史上最為黑暗的專制暴政。自明治維新以來將近八十余年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在戰(zhàn)前那種思想僵化、心態(tài)封閉以及理論功用上的政治化、工具化的嚴酷氣候下，發(fā)生了二十余年的大倒退。日本文化的血脈被嚴重毀壞，也造成了文學的扭曲乃至對文學基本功能的侵蝕，作品衍變成武士道觀念的載體和圖解，淪為現代造神、頌神運動的工具。文學虛假的粉飾和超現實的神性，造成了文學斷裂和名著難產的處境。這一代作家命運多舛，陷入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堅持藝術與生活保持距離，盡量保持內心的純凈，避免塵世喧囂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干擾，堅守一種封閉的寫作空間，為自己求得內心平衡尋找一個重要支點。另一方面，在嚴酷的政治高壓和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里，學人中，或抗爭，或探索，或屈服。獨立思想、自由精神這些稀缺性資源在多數作家身上逐漸流失；有些作家茍全性命于亂世而游離于社會邊緣，他們的創(chuàng)作個性、主體感受和生命體驗，凡此種種，幾乎完全被淹沒，失去了表達的愿望。某些作家匍匐于軍靴與軍刀之下，機械地把政治意圖敷演成服務殖民戰(zhàn)爭的工具，不僅失去了價值判斷，還丟失了精神品位。其出版的一些作品基本上為一種非文學的氣氛所控制，被當時的政治斗爭需要所利用，奉行的文學價值觀念，帶有極強的政治功利性。文壇凋敝到幾近空白的地步，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筆部隊”，以文學活動的方式參與、協助侵略戰(zhàn)爭的所謂文學家，他們炮制以侵略戰(zhàn)爭為背景和題材的作品，形諸筆端的或是把侵略戰(zhàn)爭美化成“圣戰(zhàn)”，或是把戰(zhàn)爭責任強加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或歪曲描寫被它們侵略地區(qū)的狀況。這一現象反映了時代變遷中的文化斷裂，和整體文化的墮落和無奈。一些有良知的作家正處于創(chuàng)作成熟時期，由于外在的干擾和自身的限制，被意識形態(tài)遮蔽了二十余年，失去創(chuàng)作自由。二十世紀前半葉，日本文壇成了一個死寂沉沒、萬籟俱寂、萬念俱灰的世界，廣大讀者引頸翹望作家立足于自己的真情實感，說出他們不敢說的話而不得，這是平民百姓的不幸，作家的悲哀。

日本軍國主義被迫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后，社會情緒的動蕩與思想輿論的準備預示著文化的復蘇，文化專制的鎖鏈被砸斷，思想已經解凍，這也是壓抑已久的人民大眾躁動和躍躍欲試的時期。用“嚴冬過后”來描述一九四五這個年份再恰當不過，日本文化有如被打碎的器物碎片，亟待修復，面臨著重大的轉型。作家獲得相對寬松而活躍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二戰(zhàn)中輟筆的作家重新獲得把生命和理想注入作品的機會。當時，日本全民族的感情中，對軍國主義有一股蟄伏已久的怨恨與憤懣，面對長期禁錮之后的突然解禁，有著強烈的感情訴求，時代給文學提供了無限豐富而又寶貴的題材和明確的文化方向。時代文化潮流、文學發(fā)展走勢、民眾所需，使戰(zhàn)后派應時而生。經歷相似、藝術追求接近的青年作家野間宏、中村真一郎、椎名麟三等戰(zhàn)后派作家，把握科學的歷史意識和歷史運行的規(guī)律切入戰(zhàn)爭題材，但著重點不再是展現戰(zhàn)爭場景和戰(zhàn)斗行為，而是以寫實的手法和人文情懷，通過對法西斯政權對外侵略的戰(zhàn)場和后方生活各個橫斷面的描寫，展示出戰(zhàn)爭對普通士兵的命運和百姓生活的毀滅，深刻揭示了戰(zhàn)爭與和平的主題。戰(zhàn)后派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命脈都是張揚人道主義的，呼喚人性復歸。這些作品在一定意義上契合了人們觀念上的改變與需要，凸顯了一種直面靈魂的歷史追問精神，獲得了人們發(fā)自內心的共鳴。在當時落后于時代的上層建筑向先進轉化這一長期而痛苦的歷史過程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對遭受劫難之后的文學事業(yè)的復蘇與振興，表現出全新的審美追求和價值觀。他們的崛起，成為標志著戰(zhàn)后文學蓬勃興起的第一批報春的燕子。是他們拉開了戰(zhàn)后文學序幕，并把原來斷裂的歷史鏈條連接了起來。野間宏的《真空地帶》（1952）、《陰暗的圖畫》（1946）、《臉上的紅月亮》（1947）以及椎名麟三的《深夜酒宴》（1946）等作品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些小說使人感覺到生命與人格被撕裂的痛苦，洋溢著濃厚的人文氣息。他們以文學痛砭戰(zhàn)前法西斯造成的災難，以樸實、真實深得讀者信賴，順暢地被社會主流意識接納，對日本文學進步具有重要作用。

清算戰(zhàn)前法西斯政權禍國殃民罪行，成為這個時代人心所向，這類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從不同的方向匯聚成巨大的潮流。戰(zhàn)爭期間生活低調單純且平靜，淡到近乎無聞狀態(tài)的文壇耆宿正宗白鳥和宇野浩二等人，也與時代共脈搏，與人民同呼吸，前者的《戰(zhàn)爭受害者的悲哀》（1946）和后者的《回憶草》（1946）等作品，由強調小說的趣味性向體現主流時代意識轉變，勾勒終身守護文學若生命的傳統(tǒng)文人，再現了他們韜晦中抵御濁雨惡風的舊夢塵煙，可視為擺脫桎梏轉向復興的起步之作。其白描式的敘事手法，反而起到了真實可信的效果，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傳統(tǒng)文人半個世紀來的沉靜和反思，讓他們沉浸在精神的追求與自我的詰問中，曾經怎樣在那個時代堅守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想和人文信念，在歷史的刀尖上行走。夏目漱石入室女弟子野上彌生子在短篇小說《狐》（1946）中，描寫一位青年在太平洋戰(zhàn)爭前夕，為逃避兵役，蟄伏山中養(yǎng)狐以韜光養(yǎng)晦。每當想起肺病“一旦痊愈，又會被拉去打仗，便產生絕望”，甚至企盼因病死去，反而是一種“輕松的誘感”，折射出戰(zhàn)爭煙云下的人生本相。林芙美子的《漩渦》（1947），寫的則是一位陣亡士兵家屬，現實的困境和家庭的壓力，從未使她對人生和生活絕望過，賦予這位單親媽媽一種劫后余生的尊嚴和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時過半個世紀，現在重讀會發(fā)現，上述幾個短篇確實將人們的悲歡與時代風云緊密結合，具有對普遍苦難的覺醒和對活著的深深眷戀，然而也不免讀之生發(fā)作者急于發(fā)泄心中積憤的“急就章”之感，但它們透露的畢竟是感人的春天氣息，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

井伏鱒二的作品《遙拜隊長》（1950）的主人公岡崎悠一，在二戰(zhàn)中在馬來亞戰(zhàn)場任小隊長，戰(zhàn)后卸甲歸田。他染法西斯軍隊流毒頗深，動輒用一連串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用語向村民發(fā)號施令，凡舉行盛典或儀式必向天皇所居皇宮遙拜，淪為村民笑柄，得了個“遙拜隊長”的綽號。作者以逆向反思的歷史超越感和現實疏離感，牢牢把握住這個背著軍國主義思想枷鎖、“冥頑而不識時務”的喜劇人物“性格的乖訛”，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岡崎上演的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表現作家對人性的弱點或者在現實中丑惡現象的鞭撻，有層次地展現作為戰(zhàn)爭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種種社會病態(tài)和人性病態(tài)。高度的幽默不是表層的笑料和淺俗的噱頭，而是作品的內涵和韻味，是運用夸張幽默寓莊于諧，把嚴肅的主題巧妙地掩藏在嬉笑怒罵中。其最大的特點是笑中帶淚，前仰后合的笑聲過后，發(fā)人深省。小說的語言為鄉(xiāng)俗俚語與現代都市語言的整合，作者運用這些方言俚語，隨手拈來，自然貼切，完全沒有刻意雕琢的痕跡，展現出了奇特的“語言陌生化”效果。這篇小說可以看作是對戰(zhàn)前文學揚棄后結成的有序鏈條，為日本的所謂“戰(zhàn)爭文學”注入了新的含意和活力，具有更深層地使讀者領悟到痛心疾首教訓的反諷意味。

田宮虎彥的《畫冊》（1950）從不同角度見證了戰(zhàn)爭帶給整個民族的災難和傷害。中學生福井義治的哥哥在“淞滬會戰(zhàn)”中一反強權政治的鐵血規(guī)則，做了中國的俘虜竟未剖腹自殺，獲釋后被日軍處以極刑。于是，像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引起一連串反應，父親悲痛欲絕而精神分裂故去，母親外出打工，人們避之猶恐不及，無人雇傭。義治被警方錯抓，并因哥哥而慘遭酷刑，及至真犯落網才躲過一劫，但不堪蒙冤系獄，義憤填膺而自縊。家破人亡，滴血泣淚的心靈創(chuàng)傷，見證了一個狂熱的時代。但第一人稱的“作者”同福井義治之間過多場景纏繞，反而使作品淹沒在故事的繁雜中，無法讓人專注省思于福井義治受殘酷迫害的悲憤和痛苦之中。如果說，田宮虎彥的《足折海角》（1949）、《畫冊》、《菊坂》（均1950）等一系列作品描寫了飽受戰(zhàn)爭破壞和精神創(chuàng)傷的遭遇，那么，《銀泉悲劇》（1952）和《千棵松原》（1955）則讓人不難從形勢的變遷中覓得愛情毀滅的蹤跡。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說過：藝術“所要爭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詩句以后陡然發(fā)出的掌聲，而是長時間靜默壓抑后發(fā)自心靈的一聲深沉嘆息……是使全國嚴肅思考問題而坐立不安”。以上幾篇小說都風靡那個年代，因其真切地表達了人民群眾的關心所在、情感所系，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狄德羅所說的那樣的藝術效果。

日本很在意本民族的遭遇，但有人卻竭力掩蓋戰(zhàn)爭罪行，更有甚者去歪曲、美化侵略戰(zhàn)爭。忠實于歷史本來面目的文藝創(chuàng)作，在日本至今仍是一個說不清、寫不盡、不過時的話題。能站在高層次、開闊的廣度與深度寫出這樣的作品，需要時間和條件，更需要作者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進行冷靜的思考和梳理，最終承認日本軍國主義的覆滅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評論家小田實在《和平的倫理和論理》（1966）中指出：“在戰(zhàn)后二十一年間，雖然反映親歷戰(zhàn)爭的文字層出不窮，但幾乎都是從被害的視角記述的?！痹娙诵『Ｓ蓝舱f：“戰(zhàn)后日本有關戰(zhàn)爭體驗的文字，只從被害者的觀點和立場，而沒有從加害者的觀點描述?！薄皳f荒原派代表詩人鲇川信夫在日本戰(zhàn)敗前，在福井縣傷兵療養(yǎng)院，根據當時的思想認識寫了《戰(zhàn)時手記》，描述了日軍燒殺淫掠，從而探討戰(zhàn)爭的內在根源，并試圖揭示日本軍事體制的本質?！彼J為日本文學總體上與此背道而馳。

戰(zhàn)前就投身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老作家，從未停下思考和著述的步伐。他們團結在日本共產黨指導下的文學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新日本文學會里，核心人物是日共黨員中野重治和宮本百合子，其他重要作家除日共政治局委員藏原惟人外，還有德永直、壺井繁治等黨員作家。他們根據長期的斗爭經歷和對生活的體悟，以深刻的思想觀念和獨特的文學追求，用優(yōu)秀的精神文化產品占領思想文化陣地，對戰(zhàn)后初期的民主主義文學運動的蓬勃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成為戰(zhàn)后日本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和獨特篇章。該會機關刊物《新日本文學》與《近代文學雜志》之間展開的關于“政治與文學”的爭論，構成了民主主義文學發(fā)展史上最富于爭鳴和探索意義的時段，反映了進步文學陣營對在創(chuàng)作題材與美學范疇拓展現實的敏感與關注。

戰(zhàn)爭除了給人類帶來痛楚和離散，還造就了對理想和信仰的忠誠。那一直保持著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晦暗不見天日的年月里成為支撐精神世界的一種隱蔽而強大的力量。日共黨員女作家宮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和《風知草》（1946），以女作家生平經歷為藍本，在紀實的基礎上創(chuàng)作，展現了一個大時代的記憶和滄桑巨變后的思索。百合子以細膩的筆觸記錄了白色恐怖下，丈夫被捕后她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動人事跡。戰(zhàn)爭是慘烈的，革命是艱苦的，但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女作家的筆觸卻始終是審美的。這兩部力作實現了對個體命運挫折和苦難的超越，升華了自己的生命，給日本知識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日本現代知識分子如何立命安身這樣一個命題留給后世，讓讀者在感受革命英雄主義的同時，又領略到細膩的浪漫主義情感。

壺井榮的《沒有母親的孩子和沒有孩子的母親》（1951）、《二十四只眼睛》（1952）等作品，以飽滿的情感和流暢優(yōu)美的文筆，深入挖掘歷史事件中的人性故事，是紅色經典中的光輝篇章。壺井榮是一位充滿母愛的女作家，經歷了諸多世事后，把眼光鎖定在人生感悟上，仿佛總用一顆更優(yōu)于常人的輕靈之心去看待生命的短暫與無常，塑造了近乎完美的藝術形象，走進了人們的心中。她的《沒有母親的孩子和沒有孩子的母親》曾獲一九五二年藝術院獎。女主人公寅大娘經歷了痛苦的家庭聚散離合，依然蕩漾著美好感情的漣漪。她的獨生子作為少年飛行員血濺藍天，這種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的不幸經歷，給寅大娘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創(chuàng)痛。丈夫在美軍空襲中葬身大海，她失去了至親，只身歸隱田園。人類通常無法選擇災害，但卻可以選擇面對災害的態(tài)度。她領養(yǎng)一名孤兒，視同己出，關愛有加，把兩顆破碎的心重新縫合起來。

《二十四只眼睛》與此互為表里，作家以十二名學童的成長經歷為線索，用她清新樸實的筆觸，書寫了對瀨戶內海一小島校園風光和往事故人的回憶，營造出一股淡淡的鄉(xiāng)愁和憂傷的情緒，給文壇吹來一縷清新的風。這本上世紀五十年代經久不衰的暢銷書，曾掀起一股“壺井榮熱”。師范學校畢業(yè)來到偏僻小島的大石久子，用心靈裝飾和編織十二名一年級學童的彩色童年。然而，那場侵略戰(zhàn)爭摧毀了玫瑰色的校園夢，若干年后，五名同學應征入伍，二人遇狙殞命，一人雙目失明。在戰(zhàn)后廢墟，故人久別重逢，回味那個充滿陽光與夢想的純真年代，把個人的真情實感融入民族、人類生生死死的大主題中。大石久子和學生仿佛從夢中歸來，這小島如今那么柔和，靜得像沒有一點兒漣漪的春水，那一縷縷師生情，被女作家化為詩意的背景。

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1946）講述的是，作者妻子戰(zhàn)爭期間身心經受難以歷數的磨難，空襲死于非命，訴說了戰(zhàn)爭把婦女也同樣地拖入噩夢的疚恨，平靜、質樸地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丈夫、父親、作家這三重身份形諸文字，借以折射整個社會的變故。德永直的《熬煎》（1948）并不依靠情節(jié)取勝，而以對生活的冷靜觀察和準確的把握，把筆鋒深入到女主人公夏子的內心，頌揚了一位下層婦女面對苦難淡定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小說雖然有苦難的敘事，但不是在玩味和展示，而是為了超越，旨在勵志。這位作家偏重社會時代和宏大敘事的《靜靜的群山》（1949—1954），無論對作者本人或對日本戰(zhàn)后進步文學而言，其意義都是不可忽視的。這篇小說寫的是戰(zhàn)爭期間搬遷到山區(qū)的東電公司青年工人，在老共產黨員的培養(yǎng)教育下，通過同公司上層分裂工會行為的斗爭，同當地貧苦農民結成工農聯盟并肩戰(zhàn)斗的經歷。小說通篇主題鮮明，表現黑暗制度下的貧困群體并展示他們的苦難和抗爭應該是這部長篇最大的成就。其所以成為戰(zhàn)后進步文學的經典，就在于德永直內心真正地把揭示人民的苦難和斗爭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使人感覺到一種宏大的生命律動，一個永遠向往未來不知疲倦的靈魂。

中野重治的《兒女和父母的關系》（1955）和佐多稻子的《干閨女》（1978），都是大人和孩子間的故事。書中不講什么大道理，也沒有驚心動魄的生離死別，只是反映平凡的日常生活，告訴人們，雖然時代在變，價值在變，但是親情真摯不會變，將永遠存在下去。

一些創(chuàng)作態(tài)度嚴肅的作家，從總體的藝術構思到具體的藝術把握，都呈現出引人注目的新特色，話題設置新穎別致，從不同層次和側面，生動形象地描述政治、經濟、風土人情和千姿百態(tài)的社會生活。素有“日本短篇小說之神”稱謂的志賀直哉，在不滿三千字的小品《灰色的月亮》（1946）中，把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孤兒掙扎在死亡邊緣的凄慘遭遇刻畫得異常感人，是在為那場戰(zhàn)爭中底層人群的命運呼號。井上靖在他的成名作《斗牛》（1949）中，刻畫了戰(zhàn)后初期暴發(fā)戶和投機商人的爾虞我詐，閃爍著強烈的時代精神，具有深刻的藝術感染力。阿部知二的《人工庭園》（1953），透過女大學生追求民主、自由，反對校方死抱住戰(zhàn)前法西斯一套的管理制度，揭示了戰(zhàn)后初期知識女性在整個社會變革大背景下，對人生價值新的理解和追求及與舊事物徹底決裂的心態(tài)。

戰(zhàn)后，人民群眾對文化的渴求空前高漲，那個“書荒”年代之后，閱讀的狂熱以一種爆發(fā)的速度蔓延開來，帶動了文學出版事業(yè)的空前活躍。感到匱乏是一種覺醒，也是對戰(zhàn)前違背藝術規(guī)律的嚴酷報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各種刊物，迎著半個世紀浩劫后的文化荒涼，首次打破了二十幾年的禁錮，競相發(fā)表老作家在戰(zhàn)時不可能發(fā)表的舊作，揭開了戰(zhàn)后文壇的序幕，成為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主體。這些曾被舊時代的喧囂所淹沒的有著特質的作品公開發(fā)行，呼應者思想啟蒙和人性覺醒的主潮，帶著光輝與榮耀重返自已熟悉的領域，被壓抑了的個性和獨立性得以復蘇。

谷崎潤一郎的《細雪》的創(chuàng)作是他中期藝術人生輝煌的一頁。這一小說在二戰(zhàn)時期的一九四三年曾公開發(fā)表于《中央公論》第一、三兩期，由于主題情節(jié)背離了當時的政治要求，遭到法西斯當局查禁。谷崎可能由于政治色彩淡薄，超然物外，同反戰(zhàn)活動沒有瓜葛，也沒有違背當局意志的表現，從而逃過一劫，并于一九四四年自費出版上卷共二十九章。在絕大多數作家歲月蹉跎的情況下，谷崎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并未擱下手中的筆，塵封數年后，戰(zhàn)后中卷于一九四七年、下卷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相繼問世，成了歷史脈絡被割裂后的再續(xù)?！都氀愤x擇大阪船場蒔岡家四姊妹的情感、命運為紐帶結構全書，述說豪門兒女性格迥異，沿著各自的人生軌跡行進的故事：四妹妙子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勇敢私奔，平添了一絲現代女性追求獨立和自由的氣息；三妹雪子對愛情的完美主義和情感的曲高和寡，也令她一直遇不到可對之心甘情愿說“我愿意”的男人。谷崎潤一郎將筆觸伸向這些都市女郎的心靈世界，用細膩真實又不無詩意的筆調書寫四姊妹的身世，她們懷揣各自的夢想，終日徘徊在等待與尋覓的地平線上。她們的人生軌跡、情愛歷程各具特色，卻又有著同一時代背景下共性的特征，彼此呼應著構成了一道風景。作者發(fā)揚日本古典文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藝術表現手法，增加了故事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厚重感，作品中那些耳熟能詳的事物名稱后面蘊藏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文學評論家吉本隆明在《日本近代文學的名著》中披露：法國作家薩特訪日時，曾向日本作家表示，日本現代文學中《細雪》最杰出，“出色地描繪了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她們的生存狀態(tài)……塑造的是日本年輕女性的典型形象?！彼_特是透過異國文化的視角來捕捉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為方式亮點的。布克獎創(chuàng)設者、英國出版名人馬斯開爾也以類似的評語說：《細雪》向西方讀者生動地展現了日本的風土和生活特色，對日本女性形象的刻畫是深入心靈的，并表示：“在這一點上，我和薩特的觀點是一致的。”《細雪》把文言虛詞和獨有的關西方言熔于一爐，形成一種地域特色，奠定了“關西文學”作為一種流派的地位。

在一個由禁錮走向開放的時代有太多閱讀上的美要去發(fā)掘，要去展現。以風俗小說著稱的老作家永井荷風，人生經歷厚重，幾乎看透人間世事，常人看來的重大事件往往不是他的創(chuàng)作題材，反而是那些生活中潛在的小事物成為他的《勛章》（1946）和《舞女》（1946）描寫的對象。這些作品以獨特的視角，把孕育了東京的民俗文化、商業(yè)文化和民風淳樸的淺草地區(qū)特有的人文環(huán)境、多彩的風土人情、鮮明的人物性格，演繹得別具一格，并通過貧民窟小販和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舞女命運的變遷，揭示了不同階層的世態(tài)。

其他老作家也在把失去的光陰奪回來的熾熱心態(tài)下恢復了藝術青春，不斷有佳作涌現。如有“早稻田文學領袖”之稱的丹羽文雄、舟橋圣一等老派愛情書寫者，仍然流風余韻不絕，延續(xù)著慣用招數，以平易詼諧的筆調描述藝妓和酒吧女郎等凡人小事的“風俗小說”，描摹戰(zhàn)后普通老百姓情感、生活觀的變遷，表現出濃濃的跨越時代的人文精神。他們雖然在題材方面似乎沒有多大拓展，但在作品中卻把凝重的社會生活同醇厚的民俗交織在一起，展示了戰(zhàn)后初期的歷史畫卷，使文學的主體性得到了復蘇。

戰(zhàn)后初期，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的進步，同時也為了適應讀者的欣賞習慣，作家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和欲望追求，重視命題、立意的厚度以及問題意識。在題材的廣泛性、風格的多樣性、藝術手法和美學追求等方面，出現了全方位和具有建設性的大轉換，同戰(zhàn)前的作品相比，他們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質的變化，形成文化上的落差。通過這種人類文明的文化反思，令人感到戰(zhàn)后文化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然而，它又不是憑借傳統(tǒng)審美的中斷所造成的陌生感和新奇感而風行一時。正如文學評論家本多秋五指出的那樣：戰(zhàn)敗投降是日本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事；戰(zhàn)后文學應從世界觀和人生觀兩個方面來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以防止歷史重演，因此，作家應寫戰(zhàn)前所缺乏的那種精神。松原清一等人也指出，戰(zhàn)后文學無論在思想內容和創(chuàng)作方法上，都同戰(zhàn)前有本質上的迥然之異。大江健三郎所言“日本現代文化史中所缺乏的東西，正是戰(zhàn)后文學家所刻意追求的東西”，說的也是這個意思。文學在大正后期和昭和初期的社會生活中，曾經燦爛奪目，其后盛極而衰。如今，沉默了半個世紀后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輝，給日本文學重建帶來了轉機，使日本文化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時期短篇小說的成績引人注目。一般情況下，短篇小說總是在有限的篇幅里拓展心理時間，或多或少揭示出一個比較單純的生活哲理，看似簡單，實質卻蘊含了非常豐富的內涵。其藝術處理上也須有統(tǒng)一的藝術構思，而且這種構思往往嚴謹，具有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篇幅小，要迅速反映現實，焦點集中，這些特質正適應了許多作家在作品中傾吐他們在風雨如晦中的痛苦和哀楚，清晰地燭照各種人物心靈的迫切要求，而讀者也翹首期待感受時代脈搏，從而把握生活本身，調整自己的精神格局。另一方面，大亂之后一切還沒有固定下來，來不及對歷史作宏觀的思考和仔細的推敲，多年的深厚積累只能濃縮展示，因此，反映在作品中有一種急就章的匆忙感，這個時期的中長篇小說還不能與之后六七十年代相媲美。

戰(zhàn)后初期的文學潮流激情涌動、競相喧嘩過后出現了表現戰(zhàn)后各階層人物的命運和心態(tài)變化的作品，開始把視野推向多方位，直面生活的復雜性和多面性，追求不同的格調和形式。無賴派（又稱新戲作派）火紅一時，代表作家有太宰治、石川淳、坂口安吾、織田作之助等。流露于他們筆端的是，知識分子在戰(zhàn)后初期風云變幻的時代更迭中產生的信仰迷失、價值錯位、非理性泛濫和新舊體制交替蛻變中的心態(tài)失衡，表現出一種感傷憂郁和生活上的放縱，著意渲染出世悖時的人格扭曲，要么麻木不仁，尋求精神麻醉，要么被頹唐的社會腐蝕成以醇酒和婚外情為最高追求的蠹蟲，實際上是歷經震蕩之后，自豪感與自尊心被傷害后浮躁心境的反映。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陽》（1947）、自傳體長篇小說《人間失格》（1948），以及坂口安吾的《白癡》（1946），帶著失落和濃濃的哀傷，難以跳出自暴自棄的誤區(qū)，反映戰(zhàn)后初期日本社會漫天迷霧中的世態(tài)心靈。

戰(zhàn)后初期，這種時代嬗變，不僅導致了相關之文學現象的復雜，使文學的發(fā)展充滿變數，而且和戰(zhàn)前形成的思維定勢發(fā)生明顯差異，從封閉性走向了開放性。特別是“性”，在軍國主義統(tǒng)治下長期是一個禁區(qū)。戰(zhàn)后，文學不再畫地為牢，也只有在軍國主義垮臺后，性才與藝術美、神圣美相結合，給文化多樣性留下生存的空間，這是對數十年來敏感禁區(qū)的一次實質性的突破。以田村泰次郎、井上友一郎為代表的肉體文學派，以極具探索性的題材令人耳目一新，其大膽突破的話題引起的影響較大。田村泰次郎的《肉體之門》（1974），以劫后余生的娼妓在風塵世界暴力、險阻、性愛等交織的坎坷遭遇，表現了她們在社會底層的掙扎。大岡升平的《武藏野夫人》（1950），講述日本廢除通奸罪后一個家庭內部的情愛糾葛。這類作品開創(chuàng)了戰(zhàn)后新時期日本文學創(chuàng)作打破“性”禁忌的先河，是對過去法西斯對文學藝術禁錮和鎮(zhèn)壓心理上的逆反和行動上的懲罰，應當說他們還是較好地把握了尺度，沒有直接而露骨的性描寫。不論作品的傾向性如何，他們至少可以讓人們的思想打開一扇窗，了解解除了禁忌、解放了感覺的烏托邦文化的想象與追求。

二 成熟期：承載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

從文學自身發(fā)展的軌跡來看，凡是社會變化最劇烈的時候，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臻于成熟之際；當一個社會遞嬗演變之時，文學最能微妙地將其胎動——人們所感覺到的變化——忠實地記錄下來。日本軍國主義垮臺，美國在單獨軍事占領之初，采取了解散日本軍隊、逮捕并審判日本戰(zhàn)犯等措施，日本國民誤以“解放軍”稱駐日美軍。蘇美冷戰(zhàn)拉開帷幕，美國企圖把日本變?yōu)樗趤喼薜能娛聵蝾^堡，強迫日本按著它設置的軌道前進，以致日本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都發(fā)生了特殊變化。日美民族矛盾激化，日本人民從對美國的亢奮中回到面對現實的冷靜，民族意識空前覺醒，整個文學藝術的生存環(huán)境與藝術生態(tài)陡然變得嚴峻起來，作家在不停地尋找自身對民族命運和大眾生存的獨到感悟，將個人感悟和民族感情相融合，使廣大讀者的情感與作品一起產生共鳴。

一九五一年，日本司法當局以“猥褻罪”為借口，對伊藤整翻譯出版英國作家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提出公訴，其實是借機對出版界和文壇發(fā)出鎮(zhèn)壓的信號。這一信號引起日本文化藝術界的義憤。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廣津和郎動員文藝界，包括基本不問政治或不輕易表示政治傾向的所謂“自由知識分子”，抗議對《查特萊夫人的情人》譯書的公訴，立即得到文化名流的熱烈響應，突顯了民族尊嚴，強化了文化批判意識，注入了人文關懷。一九五二年，日美當局制造震驚國內外的五一勞動節(jié)流血慘案，引起了日本人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全國上下沸騰起來。阿部知二、高見順、梅崎春生等知名作家，在報告文學集《目擊者的證言》中，義憤填膺，反駁了日美當局的讕言。那種書寫上的縱橫睥睨、愛國感情的充分流露，鼓舞和激勵著全國人民。廣津和郎、志賀直哉、阿部知二、青野季吉和宇野浩二等作家，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為聲援營救松川事件無辜被告的正義斗爭奔走呼號，廣津和郎花費四年半時間完成長篇政論集《松川事件》（1958），既有全景性敘述，又有具體描繪，將這一事件置于特殊的背景和政治生活條件下，沉浸著莫大的悲痛與激憤。宇野浩二也奮筆疾書，寫了《世上怪事》，為蒙冤受屈者伸張正義。他們用行動詮釋了質樸的愛國情懷，并同斗爭中的群眾有著零距離接觸，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一條愛國主義的主線貫穿其中，給了人們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種號召與組織方式，表現出了文學藝術界的凝聚力和堅忍精神。在這里我們切不可把以上提到的知名老作家看成是只埋頭書齋熱衷寫作而不問世事的冬烘先生，他們都是有敏銳感覺、頗具批判意識的作家；同時我們也看到，文學藝術界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有關重大事件上展現出偉大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深刻反映。凡是與現實生活、現實政治發(fā)生重要關聯的文學，往往會給后人留下深刻的歷史記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列島民主運動、學生運動高潮迭起，為戰(zhàn)后日本重建民族精神過程留下慷慨激昂的生命壯歌。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起，日本現實主義文藝創(chuàng)作出現了一系列以青春、成長、勵志為題材，頌揚時代高昂精神，體現時代風貌的優(yōu)秀小說。這樣的題材和主題，以及其內涵和教育意義，都凝聚在廣津和郎的長篇小說《到泉水的道路》（1953）和石川達三的雙卷本長篇小說《人墻》（1957）這兩部批判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完美融合的典范作品中。《到泉水的道路》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是京子，她渾身散發(fā)著一股昂揚奮發(fā)的激情，積極投身營救松川事件中的無辜被告?！度藟Α飞钋槎Y贊從事教書育人的啟蒙工作者在工會領導下，反對當局向少年兒童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的行動，展示了不懈超越自己、超越精神困境的充滿激情的青春群像。

二戰(zhàn)后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軍在日本廣島上空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重擊日本軍國主義負隅頑抗的圖謀，迫使日本最終宣布無條件投降，但也給廣島民眾帶去終身難以磨滅的影響。對于日本人來說，牢記侵略戰(zhàn)爭和原子彈爆炸的史實同等重要。日本文學家稱以這個事件為題材的小說為“原子彈文學”。伴隨著戰(zhàn)后文學的全過程，不斷出現這一題材引人注目的作品。原民喜的《夏天的花》（1946）和大田洋子的《尸體狼藉的市街》（1948），執(zhí)這類題材小說的先鞭。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醉中醒》（1959）和《祈禱》（1959）中，通過細致入微的心理刻畫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語言，描述了在時隔若干年后廣島血肉橫飛的往事仍在折磨著當時的受害者。井上靖的《城堡》（1964）中，原子彈后遺癥使女主人公透子面臨生存危機，多次萌發(fā)自殺念頭。井伏鱒二在長篇小說《黑雨》（1966）中，描寫一個曾淋過放射塵埃“黑雨”的少女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難以尋偶，受盡周圍人的冷漠，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佐多稻子的長篇小說《樹影》（1970）的女主人公、旅日華僑婦女柳慶子，同畫家麻田晉三在各自遭遇原子彈后遺癥，幾乎被絕望壓垮的時候，進行了一場最富有色彩的戀愛。愛情不僅僅是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語，更是一種積極樂觀、包容互諒的生活態(tài)度，喚起人們重新認識理想和信念在生命中的價值。

一個時代消逝后，其時代精神憑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留給后人。大凡以政治風云為題材的作品，必須有其自身的價值和社會意義，以期在讀者心靈中掀起巨大波瀾。霜多正次的“沖繩三部曲”——《沖繩島》（1957）、《守禮之民》、《榕樹》（1962），以腕挾風雷的淋漓健筆，通過塑造新人物形象，堅持不懈地反映社會生活的主流和時代前進的要求。《沖繩島》的主人公山城清吉，因揭發(fā)工頭勾結美軍營私舞弊而被除名，找到了中學教師工作，又因創(chuàng)作了以沖繩回歸祖國為主題的劇本被逐出校門，最后當了建筑工人，再緣于帶頭罷工被解雇。他矢志不渝，以國家民族興亡為己任，投身于反美斗爭?！妒囟Y之民》則將高大洪亮的明天主題發(fā)展成為覺醒后的百折不撓，弘揚沖繩伊波鄉(xiāng)謝民村農民，為追求光明而勇于獻身的精神和所向披靡的英雄氣概?！堕艠洹返闹魅斯ㄓ⒁皇菦_繩人民黨的卓越領導人，作者通過知花與以黨內學生對策部部長宮城哲夫為首的左傾政治路線的斗爭，再現了這個有理想追求、有著熾烈情感并與人民共命運的英雄形象。進步女作家中本高子的長篇小說《跑道》（1958）和《火鳳凰》（1960），以毗鄰東京的砂川町人民反對美軍強占耕地、擴建軍事基地的示威抗議行動，表現了時代的艱難和廣大人民呻吟于水深火熱之中的遭遇。真摯的感情和鮮活的描寫，使書中充滿了日本人民為保衛(wèi)國家主權頑強戰(zhàn)斗的豪邁氣概。

對美國占領日本期間的黑暗內幕的揭露，看來雖似文學上的一個短暫階段，但是實際上其反思的過程要漫長得多，揭露得也很深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揭露和反思，有時甚至是以理想的失落為特色。例如，有吉佐和子的長篇小說《非色》（1963），第一次正面接觸到美國社會嚴重存在著的種族岐視問題，在暴露人性以及在小說文本的構成中起著獨特的作用。這些故事并不來自階級、政治、道德層面上的傷害，而是與生俱來的族裔原罪。小說圍繞戰(zhàn)后初期同駐日美軍黑人、意大利裔下級軍士結婚的日本婦女展開描寫，記錄她們漂洋過海到美國尋夢，面對種族歧視的嚴酷現實，幻想破滅。有吉佐和子的《暖流》（1967）抒發(fā)了女作家熱愛鄉(xiāng)土、反對戰(zhàn)爭、反對美國修建軍事基地的情懷。美國單獨占領日本時期的種種劣跡，是使日美關系復雜化的尖銳問題。廣津和郎的短篇小說《幽靈列車》（1945），帶著鮮明的急就章的匆忙，在美軍占領日本初期的嚴密的審查制度下發(fā)表，它通過米原車站副站長在美國軍官鞍前馬后摧眉折腰的丑態(tài)刻畫，無可辯駁地說明，下跪的姿勢無論多么優(yōu)美，終究是下跪。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社會派推理小說。松本清張的《零的焦點》（1958—1960），寫了一個昔日身心飽受美軍蹂躪的日本婦女，她經常受到精神痛苦的折磨，最后淪為殘害善良的罪犯。松本清張在非小說《日本的黑霧》（1960）中，通過嚴謹的論證和理性探討，撥開歷史的迷霧，揭露美國單獨軍事占領日本期間許多不為人知的事件，其中包括《“帝國銀行事件”之謎》、《下山國鐵總裁是被謀殺的》等篇。水上勉的長篇小說《花的墓碑》（1960）是由情節(jié)相對獨立的短篇組合成整體構架，由駐日美軍勾結日本罪犯販毒、走私和殺人等丑聞作為主線貫串發(fā)展。這些篇章表面上互不聯系，其實思想內容和背景都有緊密的內在聯系，披露了引人關注卻鮮為人知的故事，戳穿了日美統(tǒng)治集團的種種謊言，在事件的總體認識和細節(jié)考訂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進展。讀者透過本書可以看穿美國占領當局的政治黑幕。

隨著日本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與經濟的發(fā)展，多樣化的文學實踐和追求受到普遍重視，高雅、通俗、時尚，甚至先鋒派與另類文學，同樣得到了自己發(fā)展的空間。作家選擇不同的題材，從不同的角度折射、闡釋多元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反映時代的變遷。作品所跳動的時代脈搏同讀者的脈搏共震蕩，完成了向多元化文學結構的轉變，逐漸形成眾多的流派，整體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中短篇小說由于具有形式結構緊湊、主題鮮明的特點，能較快反映現實，蘊含深厚的歷史內容，在致力于歷史轉型期的精神解放和建設上不斷向縱深拓展，成就更為突出，成為這階段文學發(fā)展的里程碑式標志。

在井上靖的《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個冒名畫家的生涯》（1951）和松本清張的《斷碑》（1954）等中篇小說中，主人公雖然從事的職業(yè)各有不同，但都有著同樣的生活和命運，都背著傳統(tǒng)的重負，在苦苦尋找著生活的出路。他們在曲折艱難歷程中，總結出許多富有創(chuàng)新性的獨特感悟。

作為社會最微小的細胞，家庭的悲歡離合、際遇遭逢折射的正是社會的變遷。阿部知二的《日月之窗》（1957），以關西制鋁工業(yè)巨頭神門家族和與之聯姻的國粹主義歷史學家深志野，以及東北大地主安仁三大豪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到戰(zhàn)后四十年中的亂世興衰，折射了日本軍國主義由強勢到衰微的歷史?！度赵轮啊返囊暯遣粌H限于老一代，更多展示了老一代與年輕一代各自風云際會的滄桑演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小說既是富豪名門的興衰沉浮啟示錄，也是廣闊的社會生活編年史。戰(zhàn)后蛻變期面臨裂變與分化的危機，年輕一代受到激進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熏陶，帶著成長過程中普遍的叛逆和沖撞精神，毅然參加五一勞動節(jié)示威游行。書中年輕一代的選擇是一種成功的從家庭中自我超越和靈魂上的脫胎換骨。這個安排使得小說獲得了歷史的縱深感，鋪陳出錯綜復雜的時代背景。

日本近代史上極其荒謬的一頁已經翻了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的法西斯統(tǒng)治，確實在每個人心上留下了傷痕，以致許多人失去了信仰，有些人走上了邪路，但對整個一代青年人來說，沉重的代價不只是創(chuàng)傷，他們在經歷了戰(zhàn)后初始階段的迷惑和浮躁后，正在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現實做出深思熟慮的文化回歸，產生了對歷史發(fā)展的總體趨勢和時代走向的熱烈憧憬。

進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文學的實踐條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世俗生活為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現實資源，有足夠的空間和機遇供作家發(fā)展。許多作家從青年一代的思想、生活和情感中找到了久違的浪漫主義激情。素以報紙連載小說和時尚青春文學暢銷小說為主打的石坂洋次郎，一向擅長將“娛樂”和“思想”，“幽默”與“深刻”巧妙融為一體，他以《綠色山脈》（1948—1954）問世為起點，連同他的《山那邊》（1949）和《山崗繁花似錦》（1952）并稱為“三大新聞小說”，在眾多青春文學作品中獨樹一幟。這三本書大多是對青春和理想的向往和贊頌，用充滿浪漫唯美的情調對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作寫實描摹。他的小說意象含蓄簡約，筆墨恬淡自然，意境優(yōu)美深邃，以其濃郁的青春氣息與時代光彩帶給人們愉悅的閱讀感受，契合了人們對美的追求，也合乎眾多年輕人的口味。他的小說也經改編出現在銀幕上，書中一群天性活潑自由的年輕人，洋溢著清新自然的詩意和幻想情懷，一下子就成了年輕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認為，石坂洋次郎的小說塑造了眾多新型女性形象，準確傳神的刻畫融合在戰(zhàn)后的校園和大公司的背景之中，從而激勵讀者去關注社會現實，樹立健康積極的人生理想。老作家丹羽文雄則稱贊，石坂洋次郎將青春題材推向一個嶄新的時代。不管綠色象征青春，還是青春的象征是綠色，石坂洋次郎的小說富有思想的光芒、生命的血性與青春的激情。愛情天生就與青春血脈相連，他的小說自然屬于有關青春的敘述，輕松幽默又充滿浪漫情調，其喜劇情節(jié)和輕松對話有很濃郁的生活氣息。似曾相識的情節(jié)在青年男女主人公動情的演繹之下，以鮮明的色彩頌揚生命的春天，讓人領悟生命的意義，令人對久違的浪漫邂逅產生無限的向往。雖然經過近六十年的歲月蕩滌，書中洋溢的青春活力并未隨著時間的消逝而稍減。

從民族古老傳說和神奇的歷史文化找到一個好故事，在感情中塑造人物形象，對日本民族習俗歷史作執(zhí)著追問，這樣的小說，它的文化人類學意義可能要遠遠大于文學意義。深澤七郎以《楢山小調考》（1956）挖掘了獨特的題材和人物，借用古代題材，探討了今日的情感話題。人物活動的信州山村，古時人凡是活到七十，即使無災無病，也由子女送往深山老谷，由野鷲吞食或凍死。女主人公阿鈴婆還差一年到七十歲，根據傳統(tǒng)延續(xù)下來的習俗，主動要求兒子提前背她上山，走向不歸之路。阿鈴婆的悲劇將生命遭受的雙重壓迫呈現出來：一是無奈地承受千萬重的歷史重荷與無知愚昧的結合，一是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抑下人性之美與生命尊嚴的無力。深澤七郎以筆下的僵硬文字將對這種文化習俗、血緣關系、生活倫理類似制度化的延續(xù)和否定生命自由的批判，融合在山民單純而近乎原始的生命活動中。他們在純樸以至麻木的生活中，追求幸福而不可得，保持善良本性而不可能。作品無情摧毀了山民生活的美好想象，歌頌了對生命的執(zhí)著，讓我們看到母子雙方不計后果，不計功利，只為對方的幸福而甘作自我犧牲美好心靈，讀畢令人好長時間思緒萬千。在如此黑暗的背景里，主人公明亮的靈魂讓人回味出文字之外人生的無限沉重。這部短篇小說有著啟示錄一般的冷峻和莊重，三島由紀夫沉重地評論說：“我讀此書恰值深夜兩點鐘，感到猶如一盆冷水澆身。尤其是最后吃送別飯的非常殘酷的那段，一想起來就害怕，其恐懼的性質乃是貧窮的日本人祖先那種非常黑暗和令人厭惡的記憶?！?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4/01/17422599513400.png" />這類題材的故事被反復改寫，最初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然是深澤七郎的這篇，既美麗又殘忍的故事當時轟動了整個文壇。深澤七郎的小說始終關注人的心靈苦難，日常生活的貧困僅僅是他小說的一般背景，在貧困的生活背后是歷史的一種惰性，即陳舊的傳統(tǒng)觀念和迷信思想匯聚在山民的靈魂深處，成為一種精神的負累。

文學的新時代將由新一代作家來創(chuàng)造；有“新人”就一定有上升的空間，就一定為文學的發(fā)展注入新的活力。在表現手法和技巧上進行多樣化的推陳出新是時代要求。戰(zhàn)后初期成長、以平民化姿態(tài)和充溢溫情著稱的“第三批新人”，以私小說的話語內容、話語方式，加上英美意識流手法來建構雙重創(chuàng)作方法，進行雙向融合與互動。他們選取的題材大多反映尋常百姓的生活和風土人情，小人物的瑣瑣碎碎和世俗情感。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遠藤周作、安岡章太郎、吉行淳之介、莊野潤三、曾野綾子、三浦朱門等人。盡管他們的小說風格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但都生活在社會場景里，對時代和生活的認識，大抵是在平淡中的堅守，進步中的回顧。安岡章太郎獲芥川文學獎的小說《狐朋狗友》（1953）中，主人公憑借自己敢打敢殺、暴力兇殘的個性，惹是生非，為坊間深惡痛絕。作品以此作為情節(jié)建構的動力和主體，發(fā)掘出生于殖民地朝鮮的不良少年隨著市井文化層面的變化以及道德秩序與觀念的紊亂而出現的年少輕狂的頑劣本性。作者對類似這樣難以消除的畸形劣跡沒有簡單地批判，而是自然主義地將《海邊光景》（1959）陳列在讀者眼前，時代環(huán)境留下的印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細節(jié)反映了普通百姓逃脫不出茍且存活的黯淡命運。小島信夫在《擁抱家族》（1965）中，以復線結構刻畫一個無能的中年知識分子，因妻子患乳腺癌陷入感情陷阱，以致影響到家庭。莊野潤三的《愛撫》（1949）和《舞蹈》（1950），刻意揭示了婚姻的情感困惑和精神困境。

另外一方面，他們的一些作品還描繪了戰(zhàn)爭中人們內心深處的惶恐不安。遠藤周作獲芥川文學獎的中篇小說《白人》（1955）中，主人公是德法混血兒。他在德寇入侵巴黎時充任德軍翻譯，在蓋世太保審訊他大學時代同學杰克時，他本以為杰克可能叛變，并希望杰克女友瑪麗·泰雷斯也被捕受審，他們卻分別自殺身亡。小說意在對世界變成陷阱時陷入其中的人類的生活本質作探索，即作者所認為的“人的行為是依靠被虐和施虐的本能而存在”。他的《海和毒藥》（1957）將人引入一段逝去的時光，揭發(fā)九州大學在戰(zhàn)爭期間用美國俘虜作人體解剖實驗，揭露日本許多科學家不自覺地成為服務于戰(zhàn)爭的幫兇，甚至在戰(zhàn)后仍然沒有任何負罪之感，譴責了日本法西斯滅絕人性的獸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日本各階層人士要求中日友好的呼聲日益高漲，兩國關系向著經濟、文化、政冶等各個領域廣泛延伸，為中國題材作品的深化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清岡卓行獲芥川文學獎的《洋槐的大連》（1969）和《邯鄲的庭院》（1980），以懷舊和現實相交融的筆調，將飄零異國他鄉(xiāng)的天涯游子難以忘懷的往事訴諸筆端，字里行間流露著對中國的眷戀深情。水上勉的《沈陽之月》（1990），以作者年輕時在沈陽做工頭的生活經歷，從歲月的深處開掘他同中國工人終生難解的依戀，有一定的情感和思想深度。安部公房的《終途標識》（1948），以日本戰(zhàn)敗投降后中華大地的風云變幻作為歷史背景，從日僑青年T誤入中國綠林人馬兩相對立的火并漩渦而被關進地牢的經歷，展示了日僑面臨祖國戰(zhàn)敗投降的底層感。

審美意識隨著瞬息萬變的現實而流淌，不為舊思想模式所束縛。許多作家敏銳地覺察到，日本民族心理積淀中形成的具有強大惰性的心理素質和維系方式，正在經歷著巨大的沖擊和變化。他們在保持和發(fā)展本國民族文學傳統(tǒng)的前提下，對“現代性”的西方文化表現出認同的傾向，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向西方文化、文學尋求精神資源，因此，出現審美多元化是必然的。

戰(zhàn)后日本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尋覓自我開始的，其后發(fā)展為自我確認和自我逃避。尋找自我中產生失落感，從失落感再升騰起尋覓意識，成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以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和開高健為首的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的發(fā)展脈絡。在尋覓和超越中探索生命的本質意義，這也是貫穿于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的軸心和主旨所在。上述作家作為表現風格、內容詮釋等方面轉型的親歷者和探索者，執(zhí)意更新藝術思想，創(chuàng)作了一些表意性、象征性、寓言型的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品。就人性內涵及其表現方式而言，前衛(wèi)的觸角，加上獨立的思想，時空中看似完全割裂的一些場景和生活碎片，比既往的國內小說更異樣，更復雜，更深刻，在文體上也有所突進，挑戰(zhàn)傳統(tǒng)讀者審美極限。他們對存在主義有著極高的悟性，作品中滿溢著世界觀和人生現實的荒誕性，刻畫了個人的孤獨和人在不可思議力量面前的困惑、躁動和荒誕感，突出了當代人的異化現象。日本文學正在一步步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拓展了傳統(tǒng)閱讀空間，顯示了這批后起之秀銳不可當的鋒芒、探索膽略和青春活力，充滿開拓與叛逆的創(chuàng)新精神。安部公房三十余年來情系卡夫卡，他關注或推崇的題材以及呈現的方式，人們還比較陌生?！渡芭罚?962）為他贏得國際聲譽鋪平了道路。他的許多小說遠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被譯成多種外文，風靡歐美。他獲芥川獎的成名作《墻壁——S.卡爾瑪氏的犯罪》（1951），以意外曲折給人們造成的心理變化，通過對生活形態(tài)、結構的概括和重組以及夸張變形，并統(tǒng)一于一種無序的變動中，使作品凸現出一種氣勢。他的短篇小說《闖入者》（1952）的主人公K和代表作《砂女》的中學教師仁木，同《墻壁》中的卡爾瑪一樣，都是些普通人，雖然越來越多地關注自我價值的實現，但始終擺脫不了無休止的悲劇命運和他們所在世界的荒謬。同樣的主題和手法也表現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如果說安部公房的特色是變形，那么，大江健三郎則是變態(tài)，代表了二者轉化的不同向度。大江健三郎的前期作品，欽慕和效法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和作家薩特，后期在此基礎上融會美國作家諾曼·梅勒所鼓吹的“二十世紀后半葉留給文學冒險家尚未開墾的處女地，也只有性這一領域”的思想，并借鑒結構主義，創(chuàng)作不斷得到拓展和延伸。他前期的《飼育》（1958）、《人羊》（1958）等短篇小說，演繹自存在主義文學的新人道主義的胎動，把目光投向縱深的歷史和廣闊的現實，其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濟世情懷，化作作品中人物為掙脫外來壓迫而作的癡幻追尋，使人感到一個受辱民族的心靈慟哭?！秳冄科小罚?958）、《遲到的青年》、《親自為我擦干眼淚》（1971）等小說和長篇隨筆《廣島札記》（1965），折射出歷史被引向岐路年代一定層面上的社會生活，使人隱隱品味出書中人物的尷尬處境。開高健的作品也同樣不拘泥于來自生活的直接感受，采取離奇的寓意手法，刻畫小人物充滿悲劇的命運，表現了人在強大勢力面前的惶惑不安和束手無策，荒誕不經中寄寓著對道德的追求。他的長篇小說《恐慌》（1957），以一個小城鎮(zhèn)慘遭有史以來最嚴重鼠災為中心情節(jié)，寓意于天災人禍的描繪中，以喜劇性夸張的細節(jié)和語言，把面對災難時人性中的善良與丑惡、高貴與卑微表現得淋漓盡致。但這篇小說在內容方面過于接近法國加繆的《鼠疫》，雷同感沖淡了作品本身的張力?！痘实鄣男卵b》（1957）游戲筆墨無所不在，激烈地抨擊了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一些勢利小人的雙重人格，表現出一種戲謔的荒誕色彩。這種不動聲色的深刻，將弗洛伊德闡述的排解不開的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矛盾沖突，以一種藝術形式顯現出來。與其說這是精英們的覺醒和呼喚，不如說是人性的選擇和釋放。

伊藤整致力于對喬伊斯的介紹，并根據他的理論提出“新心理主義文學”，并據此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得能五郎的生活和意見》（1940）和長篇小說《鳴海仙吉》（1950）。由于某些情節(jié)明顯有喬伊斯的影子，以致文學評論家稱他為“日本的喬伊斯”?！而Q海仙吉》情節(jié)發(fā)生于一天之內，描寫知識分子在戰(zhàn)后混亂、動蕩不安之中的生活和心理狀態(tài)。他對弗洛伊德和勞倫斯亦情有所鐘，長篇小說《火鳥》（1949—1953）借鑒意識流的某些表現手法，以奇異的情節(jié)編織了一個巧妙的故事。作家以略帶憂傷的抒情風格，通過薔薇座劇團青年男女演員的命運和人際關系，展現了人間的冷暖甘苦，蘊含著人生百味，同時也折射出社會生活的斑斕，充溢著時代感和濃郁的生活氣息。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挫折文學”盛行一時，代表作家有高橋和巳、柴田翔、真繼伸彥等。這類作品描述了上個世紀日本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上的艱苦復雜的心路歷程。柴田翔的《然而，我們的日子……》（1964），描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歷史大風景。對于日本當年的學生一代而言，這無疑成為他們成長道路上一場難忘的思想洗禮。這一代人把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都獻給了這個集體的大行動，在他們行進的路途上，激昂和悲傷、迷惘和豪邁，被驅遣的困惑和奮斗的熱情，甚至嘆息和淚水、誓言和放歌，都是那樣沉重地交織在一起。高橋和巳的《憂郁的黨派》（1960），則以一九五二年反對“破壞活動防止法”斗爭和五一流血慘案為背景，表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心理承受力弱，無法面對困難，經受不起成長過程中的挫折，終于一個個結束了短暫的人生，反映了青春的混沌和命運的殘酷，良知的麻痹和熱血的滯流。同一作家的《邪宗門》（1966），小說背景是戰(zhàn)前和戰(zhàn)后初期，創(chuàng)立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新興宗教團體“日之本救靈會”，其信徒過著原始共產主義式的平等生活，戰(zhàn)爭期間屢遭軍國主義鎮(zhèn)壓。小說主人公千葉潔于戰(zhàn)爭結束時復員歸來，成為該會第三代教主，曾率教徒搞武裝起義，被駐日美軍鎮(zhèn)壓，千葉潔餓死于貧民窟。真繼伸彥的代表作《發(fā)光的聲音》（1966），描述了一九五六年的波匈事件在日本知識分子中間引起的思想混亂。日共黨員中村教授為此產生信仰危機，為解脫迷惘困惑自殺未遂。

在國家?guī)壮山雇恋亩?zhàn)之后，日本經過朝鮮戰(zhàn)爭又在原地迅速崛起，撩撥著人們悸動的心弦。因著物質的豐富與精神的匱乏之強烈反差，隨著外來文化爆炸和思想激蕩，追求美的素質情懷的坍頹與傾斜，許多人的靈魂正在銷蝕。精神與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未能同步起飛，某些作品重對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周折作藝術探索，對藝術的粗疏警惕不夠，而古典理想和道義護衛(wèi)的缺憾，使藝術精神剝去它斑斕的外衣，往里尋找小說豐富的主題和其鮮明的個性時，就顯出捉襟見肘的局促。石原慎太郎的《太陽的季節(jié)》（1955），宣傳暴力、陰謀、色情，刻畫男女阿飛挑戰(zhàn)社會道德底線的放浪形骸?！疤栕濉蔽膶W負面影響著青少年核心價值體系的確立和在社會公德方面的認識與實踐，反映了體制轉換帶來的文學場的位移。對于素有“惡魔主義”之稱的老作家谷崎潤一郎，評論家吉本隆明在《日本近代文學的名作》中認為：“把一般觀念上非正常的性愛作為主題，這是谷崎潤一郎初期作品的特點，施虐與受虐、物戀（物體崇拜）、同性戀等等……總體而言，谷崎是我難以理解的作家?！惫绕榈摹惰€匙》（1956）和《瘋顛老人日記》（1961），仍然一貫地固執(zhí)于女性美至高無上，堅持著對于女性美的病態(tài)追求，其中貫穿著男性主人公在女性美面前的愛慕、膜拜和傾倒，而對于妖魔化了的極端女性美，既殫精竭慮，拼命追求，又為性無能自慚形穢。作家以一種空前坦率的態(tài)度，給讀者展現了作品中幾個主人公表現的一種變態(tài)心理和社會道德底線的崩潰，渲染了心靈與官能的狂熱，并對人物的性心理施以過多的筆墨，帶來負面的文化效應。女作家原田康子的長篇小說《挽歌》（1956），反映斑駁陸離現代都市處于青春路口的叛逆女性對婚姻和愛情做出的新定義。她描寫一個帶有病態(tài)心理的少女，同有婦之夫的年長建筑工程師桂木的婚外戀，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糾葛，迎合了戰(zhàn)后青年女性對古老傳統(tǒng)意識的反感，反映了戰(zhàn)后女性對待婚姻和愛情態(tài)度的重大變化。

三 發(fā)展期：“巨著意識”的空前活躍

一九五〇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冷戰(zhàn)開始。出于冷戰(zhàn)的需要和對國家戰(zhàn)略利益的考慮，美國的對日政策旋即由“抑制”改為“扶植”，把日本作為西方的一員，建成“亞洲反共的防波堤”、“亞洲的兵工廠”。在美國庇護下，日本重返國際社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條件。尤其是經過兩次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的持續(xù)增長，現代技術仿佛也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國民生產總值由世界第七位躍居第二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同時，社會價值觀也經受著發(fā)展帶來的震蕩。許多作家敏銳地關注和把握了這種急劇變化的現實生活，所有感懷早在當時就已經埋下，只是需要假以時日才能醞釀創(chuàng)作成鴻篇巨制。這些作品帶有經濟高速度發(fā)展階段的明顯特點，使讀者看到在高度工業(yè)化和充滿激烈競爭的日本社會中，文學家把握社會的思想動向，敏銳地捕捉到的有傾向性和前瞻性的問題，也由此派生出對長篇小說的價值指向、精神深度和廣度以及價值取向與創(chuàng)作篇幅的兩者關系等問題的關注。認識的深化需要一個漸進而漫長的了解和探索過程。就長篇小說而言，一般是通過講述一個完整而復雜的故事來表達作者的理想，通過對事件來龍去脈的鋪陳來架構一個龐雜的故事，呈現生活的繁茂。這一特性決定了其較長的創(chuàng)作周期和較高的技巧含量，凝聚著作家長期積累和潛心觀察思索，反復的推敲和琢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平野謙就提出以私小說為中心的短篇小說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長篇小說厚積薄發(fā)成為純文學的中心。當時，正值安部公房發(fā)表《砂女》，文壇對長篇小說的需求增大。作品的長度固然是根據故事豐富曲折的內涵決定的，但一些作家經過多年的生活積累和創(chuàng)作準備已是水到渠成，有意識地在長篇結構上刻意求工，精心運筆，“巨著意識”的激情在噴涌。同前一時期中短篇較繁榮的情況相比，長篇小說在反映急劇變化的現實方面，發(fā)揮著自己特有的功能。長篇巨制的創(chuàng)作，無論在用比較縝密的情節(jié)鏈來組織整部作品，以及細節(jié)的營造、結構的緊密度上，都發(fā)揮著自己特有的優(yōu)勢。許多作品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壇上大放異彩，形成文學的黃金時代，優(yōu)秀作家鼎盛時期的巔峰之作層出不窮。在經濟騰飛社會中，始終有一股潛流在物質世界下面涌動，社會派作家對日本精神下滑反思，并對精神重建表現出強勁的創(chuàng)作欲望，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作活躍期，標志著日本文學跨入一個新的創(chuàng)作階段。

石川達三的《破碎的河山》（1962）、《金環(huán)蝕》（1966）、城山三郎的《日本銀行》（1963）、《官僚們的夏天》（1975）和女作家山崎豐子的多卷本《華麗的家族》（1973）、《白色巨塔》（1965）等社會剖析派長篇小說，呈現給讀者一個既熟悉又陌生，既勾心斗角又波瀾壯闊的深度現實。這些小說以宏觀的概括與微觀的剖析相結合的手法，觸及到了政治、經濟領域難以自拔的政治權謀和無節(jié)制的欲望，從整體上進行宏觀文學的構思，熔現實、歷史、文化于一爐展開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戰(zhàn)后小說創(chuàng)作所能達到的藝術高度。從他們的小說里，能看到文學發(fā)展的縮影和藝術的價值，在當代文學界“引領風潮”。

這個時代的推理小說出現一批帶動潮流的作家，這一非主流的文化時尚很快就形成一種真正的流行。以松本清張為代表的社會派，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具有時代特點的題材。就反映現實生活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他們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特點和鮮明的藝術風格，讓傳統(tǒng)的刑事偵破小說黯然失色，使主流文學界對之刮目相看。審美目光的焦距從善的褒揚到惡的鞭撻，作品揭示的犯罪根源，也從過去那種由于個人恩怨、桃色糾紛或圖財害命，發(fā)展為官僚政客和財界上層人物為了政治上的陰謀詭計而殺人滅口，從而賦予推理小說以思想性，開拓了推理小說的審美領域，在類型化上還作出了更多的創(chuàng)新，對后來推理小說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推理小說在不同時期所表現出的藝術風格，自然映照出推理小說發(fā)展之路上很多現象和特征。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推理小說進入又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以森村誠一為代表的新社會派異軍突起。他們延續(xù)以松本清張為代表的社會派風格，勇于觸及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社會動蕩，高速度發(fā)展后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掀起了又一輪的推理小說熱潮。

森村誠一的“證明”系列——《人性的證明》（1976）、《青春的證明》（1977）和《野性的證明》（1977）轟動一時，登上各大書店暢銷書排行榜首位，都是以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和善與惡的激烈交鋒來弘揚道義，借用悲劇的形式喚起人們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其中，尤以《人性的證明》最為膾炙人口。如果說，暢銷是對這部小說商業(yè)價值的肯定，那么，《人性的證明》曾掀起一股“森村誠一熱”，可算代表了對這部小說思想藝術價值的肯定?！度诵缘淖C明》以現實主義和富含政治意味的筆觸，講述了一個高智商女性犯罪的故事，從文化、事業(yè)、生活和情感的視點，探討了戰(zhàn)后處于占領下的“國際婚姻”的復雜內容。女主人公八杉恭子戰(zhàn)后曾與美國黑人士兵姘居，生下喬尼·赫瓦德，不久，黑人士兵攜喬尼回國。恭子在她貧困交加、萌生死念時結識黑市小販郡陽平并結合，兩人白手起家，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男方最后當選國會議員，女方成為蜚聲國內外的服裝設計師。喬尼遠渡重洋來見生母，但難以公開的神秘身份和罪惡交織在一起，恭子在金錢、權勢、親情的權衡下，親手殺死日夜思念自己的黑皮膚兒子，反映了美國軍事占領日本留下的社會問題，時隔若干年后仍帶給人們紛繁的迷惘和痛苦。

森村誠一的許多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也同樣閃現著時代光芒和生活氣息。他從熟悉的大都市的特殊角落，通過自己的視角觀察當今社會的某些陰暗面，將筆觸及工薪階層在激烈競爭的氛圍中的心態(tài)，以及經濟高速發(fā)展帶給他們的震動。他的《中途下車》（1970），在不過五千字的小品中，以沉郁的筆觸和深切的同情，描寫了一群一生歷經磨難的公司職員和破產小店主，沒有一場愛情有結局，也沒有一個家庭身心圓滿。知識圈中的眾小人物，幾對中年男女，他們在出席一場校友會后，各色人等均前途未卜，不知所終，似乎只有一句話可堪告慰：“至少我們還擁有友情?！毙≌f敏銳地觸及了經濟高速度發(fā)展下日本社會的內在奧秘。《蟲豸的土葬》（1975）中男主人公，一位循規(guī)蹈矩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小職員被解雇，生活的變質和走投無路讓他跳進陷阱，把那兒當作漫長人生道路的唯一歸宿，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中年人飽經感情創(chuàng)痛后的憂傷、疲憊和滄桑，顯示了作者結構短篇的功力和精心。

在多種文學潮流之外也存在著難以概括的個性獨具的作家作品。他們游離于常態(tài)的文學現象之外，獨處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體現出獨特的對文學的理解和表達，也證明了自身選擇的獨特意義和價值。水上勉的長篇小說《霧與影》（1959）和《海的牙齒》（1960），從松本清張的《點與線》汲取精神的滋養(yǎng)，并一躍成為幾與松本清張齊名的推理小說家。《霧與影》通過主人公建筑公司經理宇田甚平逐步墮入犯罪深淵過程的細致描寫，試圖表明主人公為了同貧困和厄運搏斗導致了犯罪，從社會層面探討內在原因。這同我國墨子所認為的人際關系失常同物質財富匱乏有著因果關系不無相似之處，凸現出戰(zhàn)后日本社會中艱難而又多岐途的人生道路。《饑餓海峽》（1962）講述了一個陰差陽錯的戀情悲劇，演繹妓女的人生煎熬和命運作弄，表現了作者開始有意識地開拓自己的寫作領域。

女作家三浦綾子于1964年獲《朝日新聞》征文獎的長篇小說《冰點》（1964）中，主人公辻口醫(yī)院院長啟造的妻子夏枝有了婚外情，以致女兒琉璃子遇害。啟造為折磨妻子，故意領養(yǎng)兇手的女嬰陽子為養(yǎng)女。陽子年幼時，夏枝不知個中情況，沒有血緣的兩人漸漸發(fā)展出親密的母女關系。陽子成長后，夏子偶然從丈夫日記中發(fā)現個中秘密，從此陽子飽受虐待，關系降至冰點。只是在陽子自殺未遂后，方才從領養(yǎng)的介紹人口中得知陽子不是當年殺死琉璃子兇手的女兒，而是因破壞軍婚而被判刑的啟造大學同學的遺孤。這種強烈的戲劇沖突和錯位巧合，是整篇小說情節(jié)與人物命運的轉折點。夏枝與陽子間芥蒂長時間難以冰釋，可歸于正常的人性的弱點。夏枝心頭堅冰的融化是愛對人性惡的超越和救贖，給樸實細微的情節(jié)添加了一抹亮色。女作家調動起了讀者心靈深處的共鳴，讓人意外驚喜之余更找到最真摯的感動。這是一部把思想藝術性和商業(yè)性結合得很好的小說，真實細膩地展示人性，表達人物性格心理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陽子用自己的簡單與執(zhí)著融化了所有人心中的冰。水上與三浦不屬于任何流派，他們的作品卻屬于真正的“好小說”，也是日本當代具有思想價值和藝術魅力的個體存在。

四 相對穩(wěn)定期：從經濟騰飛到泡沫經濟的紛繁世態(tài)

恩格斯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出版的《自然辯證法》中就告誡人們：“我們不要過分地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比祟愊虼笞匀凰魅∵^多，太貪婪時，勢必遭到不堪重負的大自然的加倍懲罰。過去人們較多強調人與自然界的斗爭，強調人是自然的主人，而不甚懂得尊重自然界，與之和諧相處。于是，生態(tài)危機進入作家的視野，一種憂患意識凝聚在作家的筆尖上，敲響了警鐘，振聾發(fā)聵。有吉佐和子的長篇紀實小說《綜合污染》（1975）、水上勉的《海的牙齒》（1960）、石牟禮道子的報告文學集《苦海凈土》（1968），表現了作家對現代工業(yè)文明的深刻反思。上述作品刻畫了一條河流、一個工廠污染帶來的煩惱，以及對提高環(huán)保意識、改變生態(tài)觀念的呼喚，既有科學理性，又不乏人文關懷和文化感情。

有吉佐和子和石牟禮道子兩位女作家以睿智、膽識和科學的誠實，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尤其是有吉佐和子的《綜合污染》，雖然有生命情感的投射，卻迥異于我們腦海里早已成為定式的小說三要素——情節(jié)、人物和主題的設置，以及文字運用與結構布局。它跨越時空地串聯材料，人物塑造降到了次要地位，是一部理喻較強的非情節(jié)小說。作品里雖然沒有了人物，沒有了情節(jié)，但豐富的內容和信息的密度都極大。作家做了扎實細致的調研，以大量生動實例做佐證，以一連串令人驚悚的數字，不失時機地揭露出，大批日常生活必需品其實是在捉弄世人。此書寫成之時就充滿了誘惑和謎團，成為市民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因其批評的矛頭指向商品生產背后的資本運作的秘密，以致某些廠商對號入座，并聘請科學家與評論家與作者打起了筆墨官司。這篇作品因對現實生活關注，在業(yè)界、坊間、新聞界三方面引發(fā)激烈交鋒，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和法庭介入公共事務的典型事件。作者以扎實樸素的現象呈現和嚴格剴切的分析，不僅在藝術殿堂，也在其外徜徉。

當代世界正面臨著新技術革命的挑戰(zhàn)，而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的高度發(fā)展，呈現出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英國物理學家查爾斯·斯諾說得好：“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兩極分化，對民眾和社會都是損失；既是智力的損失，又是創(chuàng)造的損失?！毙蜗笏季S向來被看作文學藝術的思維路徑，似乎與科學無緣，然而，凱庫勒夢見蛇而頓悟苯環(huán)結構的神奇夢境，無疑是十足的形象思維的結晶。科學與文藝這兩種文化之鴻溝要填平，自然科學與文藝要交融，跨學科的聯姻孕育了一類新穎獨特的文學題材。馬克思、列寧關于“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預言，開始，并將以更大的勢頭成為現實。近、現代文學和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與近、現代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緊密相聯，是人類社會從工業(yè)革命到托夫勒所謂的“第三次浪潮”，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全面進步的產物。科幻小說的繁榮即其一例。在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fā)展和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日本，這個時代孕育了許多科學幻想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形式，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沒》（1973）和堺屋太一的《油斷》（1975）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日本經濟新聞》曾經著文稱：如果日本爆發(fā)對外戰(zhàn)爭，外國只要封鎖日本四島海域，封鎖其進出口通道，不必動一兵一卒，一周內日本必降。特別是《日本沉沒》成了這類小說的發(fā)韌之作，掀起了一股所謂“末日文學”的熱潮，使科幻小說作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學類型重新登堂入室，開啟了科幻小說另一片寬闊的創(chuàng)作空間，從而把這種文體的思想容量空前地擴大了。其主旨立意起點較高，著眼于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信仰危機，從人類文明最終走向的角度給世人以警醒，具有哲學意旨，使這部小說備受關注。

《日本沉沒》、五島勉的《諾斯特拉達姆斯的〈大預言〉》（1973）、田中光二的《大滅亡》（1974）、福島正實和眉村卓共著的《饑餓列島》（1974）等作品，僅僅是利用自然災害作為其敘事的背景與情節(jié)的基礎，作者要談論的還是對于人與自然以及科學之限度的思考，強調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主旨在于向全社會和行政當局力陳諍言，要求他們及早正視現實，未雨綢繆，以防危機一旦爆發(fā)措手不及。同時，對日本人民的心理承受力也是一個鍛煉。

另一方面，《日本沉沒》藝術手法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視。盡管寫得貌似離奇，但不荒誕，是以科學理性的內在精神糅進幻想的。作者的視角穿過了天災事件的表殼，觸角進入內部，表現了許多在特定的環(huán)境之下才能激發(fā)出來的隱藏在人內心深處的思想和精神。在書中，日本國內各階層人物的動向，極為復雜的國內外政治、軍事、外交形勢和動蕩而險象環(huán)生的社會面貌，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刻畫：有上層官場的勾心斗角；有政敵間的殊死拼殺；有幾代知識分子于困境中求發(fā)展，于死地求生存；有現實與傳統(tǒng)的陣痛；有生不同床、死不同穴的戀人，含恨殉情的少女建立起的奇異的情愛花園。東京，成為以名人為意象符號，充斥著流言、欲望的都市空間。作者以深沉的筆力，描繪了天塌地陷中大自然的暴虐和破壞、生命的脆弱，以及不同階層的人性在極端環(huán)境里的動搖、釋放、堅持和升華。它既記錄了風云變幻的學術抗爭，也記錄下平常人的街談巷議，特別是展現了使日本列島行將沉沒的天災，攪合著政界、財界明里暗里存在于現實生活之中的種種社會痼疾對日本的致命傷害。與其說這是一部匠心別具的科幻小說，不如說是在諷刺性模擬日本社會進程，游戲性諧謔上層統(tǒng)治集團。由于掬取了平時生活中深沉的層面，小說才有了細節(jié)的張力和超越眾多平庸之作的深度。人類對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肆意破壞，必然會遭到報復，而近距離的人與人的較量導致這種報復來得更快?！澳┤瘴膶W”所沉思的熱點和描述的對象，是任何文學題材無法比擬的，因為它沒有疆界，廣袤無垠。小說框架橫斷在未知時空內，突出了人類探索大自然的想象力和科學精神，充滿了虛擬世界的懸念。它是對未來紛繁無序的世界圖景的假設性描摹，勾畫出世界末日來臨時的恐怖場景，讓讀者身臨其境般感受發(fā)自內心的恐怖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