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取廣西門戶梧州

白崇禧在廣東治療腿傷的一年間，兩廣的局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陳炯明在發(fā)動叛亂后，逼走了孫中山，獨霸廣東。但好景不長，在孫中山討伐陳炯明的號令下，1922年12月初駐廣西桂林、梧州一帶的滇軍楊希閔、范石生部，桂軍沈鴻英、劉震寰部，粵軍莫竑、陳濟棠等部分別組成滇桂、粵桂聯(lián)軍，分別由楊希閔、劉震寰任總司令，東下廣東討伐陳炯明。駐福州的許崇智也向粵閩邊界進攻。陳炯明叛變，并企圖加害孫中山，激起了國民黨人的一致憤怒與申討，他們在廣東各地也發(fā)起各種反陳活動。陳炯明在孤立無助的情況下被迫放棄廣州，再次退守其老巢惠州。1923年1月16日，滇桂聯(lián)軍占領(lǐng)廣州。

占領(lǐng)廣州的聯(lián)軍魚龍混雜，其中桂軍沈鴻英心懷異志。沈氏原是陸榮廷部下，1921年粵軍攻桂時，他看到陸氏大勢已去，遂宣布脫離陸自治。但此舉引起了舊桂系人物的側(cè)目，視之為“反骨仔”，又未見諒于粵方，兩頭不討好，在粵軍進攻下，被迫逃離廣西。后來在孫中山將駐桂林的北伐軍移師韶關(guān)后，沈鴻英才回到廣西，盤踞在桂林一帶。1922年12月，沈鴻英在鄒魯?shù)穆?lián)絡(luò)下，接受了孫中山討陳的密令，率部東下。但沈氏東下是懷著極大的野心的，他想借此機會吞并廣東，繼陸榮廷之后成為統(tǒng)治兩廣的“土皇帝”，他暗中同北洋直系軍閥勾結(jié)，接受北洋政府委派的督理廣東軍務(wù)一職。1月24日，他借口開會議研究地方治安問題，企圖將在粵的軍政大員一網(wǎng)打盡，以收到“擒賊先擒王”的效果，但未獲成功。不久，奉孫中山之命從福建返回廣東的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率部達到廣州，沈鴻英部退往西江。2月21日，孫中山從上海抵達廣州，續(xù)行大元帥職權(quán)，并組織了大本營，大元帥府設(shè)在廣州士敏土廠。4月中旬，沈鴻英公開叛變，就任北洋政府的督理廣東軍務(wù)之職。孫中山下令討沈鴻英，粵軍聯(lián)合滇軍等部進攻沈軍，在北江、西江兩個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取勝，沈軍被迫退回廣西。

廣西方面，自白崇禧離開部隊后，該部即奉命開赴南寧，途中遇到自治軍不斷攔截、阻擊、騷擾，邊打邊走。待打到南寧城下時，馬君武省長已離開了，自治軍也迫近南寧城下，留守南寧的粵軍黃明堂部、桂軍劉震寰部勢單力薄，無法抵抗，只好撤離南寧，向廣東的欽州、廉州方向撤退。馬曉軍部也跟隨向該方向轉(zhuǎn)移。途中不斷同自治軍作戰(zhàn)，損失較大。到達廣東地界時，部隊已不滿500人了，但也擺脫了自治軍威脅。不久，馬曉軍離開了部隊，將部隊交給黃紹竑統(tǒng)率。黃紹竑等人商議后，決定將隊伍經(jīng)粵境帶往廣西的容縣。因為黃紹竑、夏威、陳雄、韋云淞等的家庭都是容縣大戶，估計可以在容縣得到地方勢力的支持，從而不僅可以立足，也可以得到發(fā)展。而在廣東他們沒有基礎(chǔ)，恐怕被別人吞并。

黃紹竑率部到達廉江時，遇見了他的胞兄黃天澤。黃天澤此時常和李宗仁有接觸，此行正是奉李宗仁之命專門在此等候黃紹竑的，自粵軍撤回廣西后，李宗仁將所部改稱為“廣西自治軍第二路”，自任總司令，駐防玉林、貴縣、北流、容縣等七個縣。他得知黃紹竑這支人馬正在流離失所，便有意同黃氏合作，以擴大自己的力量。黃紹竑在如此困境面前，看到李宗仁伸出援救之手，對李宗仁非常感激，稱贊李宗仁此舉是“雪中送炭”，因而一致同意將部隊開往李宗仁轄區(qū)。同時，李宗仁畢業(yè)于廣西陸小，所部也有大量的軍校生，是舊桂系軍隊中除原馬曉軍外軍校生最集中的隊伍。這兩支隊伍相逢，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安。黃紹竑部被改編為“廣西自治軍第二路第三支隊”，經(jīng)陸川開往容縣駐防。

黃紹竑此時寄身于李宗仁名下也是形勢所迫的權(quán)宜之計，他的目標是向桂東重鎮(zhèn)梧州發(fā)展，接近粵方，以得到粵方的支持。不久，駐防梧州的粵軍、桂軍劉震寰等部東下討伐陳炯明，沈鴻英乘機控制了梧州，其勢力范圍擴大到了桂林、平樂、梧州及廣東西江一帶，顯赫一時。但黃紹竑認為，沈氏既不容于舊桂系，又對粵方懷有野心，粵方也不能信任他，因而他在兩廣很孤立，現(xiàn)在顯赫一時，但遲早會失敗，這將是黃紹竑襲取梧州的大好機會。而且沈鴻英部主力都在廣東西江，準備同粵軍作戰(zhàn)，梧州只有鄧瑞征師駐守，力量單薄，可以襲取。

當(dāng)時，沈鴻英除了圖謀廣東外，又極力拉攏廣西部隊，以圖擴充實力，相機并圖廣西。他派他的秘書、黃紹竑的族兄為說客，前來容縣說項，希望黃部投靠他，可以委黃為第8旅旅長，部隊可前往梧州。黃紹竑將計就計，接受了委任，準備率部進駐梧州，以后趁沈氏兵敗時而襲之，占領(lǐng)梧州。

為了求得李宗仁的諒解與支持，黃紹竑親赴玉林，向李宗仁解釋。但李宗仁認為，沈鴻英反復(fù)無義，早為粵桂人士所不齒，依附沈氏求發(fā)展，兇多吉少，且沾上惡名，難以洗刷。如別人給予名義尚可考慮接受，唯沈鴻英給予的名義不可輕易承當(dāng)。黃紹竑則說，他志在假借一個名義東下以圖發(fā)展，并非真的依附沈氏。至于個人危險，非他能顧及的。李宗仁聽后仍表示懷疑。為了表示他的決心，黃紹竑請求李宗仁兩點：第一，在他未得到梧州之前，一切費用仍然照撥；第二，萬一他失敗時，請設(shè)法收容。李宗仁見黃紹竑意志如此堅決，便答應(yīng)了他的請求。[29]

黃紹竑“假投降”沈鴻英后，派陳雄為代表，赴廣東同粵方聯(lián)系，并與在廣州養(yǎng)傷的白崇禧見面。白崇禧從陳雄處詳盡獲悉了黃紹竑部的情況及計劃，他分析了當(dāng)時兩廣局勢，指出，廣西的前途不外有三：一為附和北洋軍閥；二為支持趙恒惕等人所倡言的“聯(lián)省自治”；三是歸附廣東的孫中山革命政府。目前，北洋軍閥已不得人心，為人民厭惡，絕不能依附；“聯(lián)省自治”是偏安一時的幌子，絕非統(tǒng)一全國的良策；只有參加以三民主義建國為號召的廣東革命政府，團體才有前途。這同黃紹竑的主張不謀而合。

為了貫徹已定的方針，白崇禧、陳雄在廣州分頭活動，尋找同廣東革命政府建立聯(lián)系的渠道。陳雄找到了他的容縣同鄉(xiāng)、時任滇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廖百芳，通過廖的介紹，認識了廣東省財政廳長、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愷和大本營參軍長朱培德。在同廖、朱交往了幾次后，陳雄即告訴朱培德：廣西的黃紹竑部愿追隨大元帥參加革命，該部的參謀長白崇禧已來廣州，請朱將這一情況報告大元帥，請求大元帥召見。當(dāng)天下午4時，朱培德就通知陳雄：大元帥聽到此事很高興，請陳雄和白參謀長明天下午在石龍火車行營見面。實際上白崇禧脫離部隊后，在部隊里已無任何名義，陳雄為了使會談得正式、鄭重，特別給白崇禧安了一個參謀長的頭銜。

當(dāng)時，陳炯明部正反攻廣州，孫中山在石龍一帶親自指揮同陳軍作戰(zhàn)。第二天一早，白崇禧和陳雄就趕到了石龍。到中午12時，孫中山的專車才進入石龍站。等車停穩(wěn)后，白、陳即上車見朱培德，朱馬上把他們帶到孫中山的車廂里。這是白崇禧第一次見到他所敬仰的孫中山先生。

白崇禧首先向?qū)O中山報告了部隊的基本情況，稱部隊有4000多人。實際上，黃紹竑部加上原屬李宗仁的俞作柏、伍廷飏兩部才1000余人，白氏夸大他們部隊的人數(shù)是有意以此引起廣東方面的重視。白還匯報了部隊參加革命的決心和起義的計劃。

孫中山聽完白崇禧的匯報后非常高興，連聲說：“很好！很好！你們能夠參加革命，是好事情。你們都是軍事學(xué)校畢業(yè)的青年軍官，應(yīng)當(dāng)投身于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yè)。需要什么幫助，可以提出來?！卑壮珈脵C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請給黃紹竑一個名義；第二，在黃部反沈起義時，請廣東革命政府派海陸軍援助；第三，補充黃部彈藥。孫中山聽了表示：“陳炯明、陸榮廷都是害民賊，都要討伐，你們就用‘討賊軍’名義好了。到時我一定派海陸軍來援助你們，你們先行回去好好準備。”[30]

之后，孫中山當(dāng)即委任黃紹竑為“廣西討賊軍第1軍總指揮”[31]，白崇禧為參謀長。辭別時，孫中山還對白崇禧說：“我無槍、無糧、無餉，只有三民主義”，希望白崇禧把三民主義帶回廣西。白崇禧回答：“廣西統(tǒng)一不需要孫公的物資支援，所需者僅是革命之主義與信仰而已?！盵32]

白崇禧、陳雄此次謁見孫中山是非常秘密的，因為若被沈鴻英知道，將是十分危險的。這次謁見，正式建立了廣西新派軍人集團與廣東革命政府之間的聯(lián)系，這對新桂系的形成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而且廣東革命政府方面的支持對新桂系以后統(tǒng)一廣西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并非如白崇禧所標榜的那樣只需要“革命之主義與信仰”。

謁見了孫中山后，白崇禧、陳雄立即帶著大元帥的委任狀，乘船秘密回到梧州，將此事經(jīng)過告訴了黃紹竑。當(dāng)天正是端午節(jié)，黃紹竑正在梧州他的族兄家里做客，見白、陳帶著委任狀前來，非常著急，擔(dān)心萬一事情泄漏，將有性命之憂。他們匆匆地吃完飯，便搭船回到部隊駐地戎圩。

到部隊駐地后的第二天，黃紹竑即秘密召集主要干部俞作柏、伍廷飏、夏威、韋云淞、陸杰、龔杰元、陳雄等舉行會議，討論今后的行動計劃。與會者一致決定依附孫大元帥，同廣東革命政府合作，相機奪取梧州。鑒于當(dāng)時粵軍正在西江掃蕩沈軍，已快逼近梧州，所以決定在7月中旬粵軍接近梧州時起事。

次日，黃紹竑請白崇禧去玉林，目的是爭取李宗仁的支持和配合。因為黃部才1000余人，力量單薄，必須有外援支持，而李宗仁曾答應(yīng)過支持黃部。但黃紹竑假投降沈鴻英時，帶走了李宗仁的基本部隊俞、伍兩個營，使雙方產(chǎn)生了一些隔閡。白崇禧不是此事的當(dāng)事人，且同李宗仁是桂林小同鄉(xiāng)，因而黃紹竑決定派白崇禧去解釋此事，以取得李的諒解和支持。

白崇禧和李宗仁此前見過幾面，但面對面詳談這還是第一次。兩人暢談了兩粵的局勢及雙方今后的行動。白崇禧對孫中山推崇備至，對粵軍梁鴻楷部第1師(師長李濟深)也很有好感，認為該師人才濟濟，作風(fēng)新穎，將來可以合作。李宗仁也同意白崇禧的意見，他認為此次黃紹竑部襲取梧州已如囊中取物，不需費多大力氣，此后雙方仍然應(yīng)佯作分道揚鑣，以免樹大招風(fēng)，遭人妒忌，希望黃、白在梧州方面盡力聯(lián)絡(luò)粵方，勵精圖治，他則采取內(nèi)剛外柔的策略，暫時和廣西的各派舊勢力虛與委蛇，以便養(yǎng)精蓄銳，等待他日彼此分進合擊，打成一片，共圖大事。而且這種策略只能讓少數(shù)高級干部知道，其余則嚴守秘密，以免誤事。[33]

聽了李宗仁的意見后，白崇禧十分贊同，表示回去轉(zhuǎn)告黃紹竑，以后雙方就按此計劃行動。此次會晤使白崇禧對李宗仁產(chǎn)生了很大的好感，而白崇禧給李宗仁留下的印象是：“身穿整潔的西服，談吐彬彬有禮，頭腦清楚，見解卓越?！盵34]

這次會晤不僅消除了李宗仁和黃紹竑之間的誤會，而且為他們的重新合作奠定了基礎(chǔ)。而李宗仁和白崇禧此后共事20余年，共同支撐起新桂系，世人以李白喻之，實始于此次會晤。

廣東革命政府討沈戰(zhàn)爭是從1923年4月中旬開始，一直延續(xù)到1924年，但關(guān)鍵時刻在1923年4月至7月。[35]

沈鴻英是一個投機取巧、反復(fù)無常的軍閥。陳炯明叛變后，孫中山號召各方武裝力量討伐陳炯明，恢復(fù)廣東革命根據(jù)地。1922年12月，沈鴻英與楊希閔、劉震寰等響應(yīng)孫中山的號召，加入討陳陣營。12月25日至26日，沈鴻英與楊希閔、劉震寰等在大湟江舉行白馬會盟。宣布接受孫中山以大帥名義委任的職務(wù)，其中，楊希閔為中央直轄滇軍總司令，沈鴻英為中央直轄桂軍第一路總司令，劉震寰為中央直轄桂軍第二路總司令，劉玉山為中央直轄第7軍軍長，莫雄為中央直轄第1獨立旅旅長，鄭潤琦為中央直轄第3師師長，楊勝廣為中央直轄第2獨立旅旅長，等等。討陳聯(lián)軍進入廣州后，沈鴻英野心大發(fā)，企圖在直系軍閥吳佩孚的支持下攫取廣東。孫中山回粵之初，他曾虛偽地表示聽命并通電拒絕北京政府任他為廣東軍務(wù)督理的命令。但他了解到孫中山對他有戒心并得到吳佩孚的一批餉械后，于1923年4月16日公開叛亂，分三路進攻廣州，但很快被擊退，沈鴻英部主力撤至北江，另一部則在西江襲占肇慶。4月下旬至5月上旬，沈軍在北洋軍兩旅的支援下沿粵漢路南攻。孫中山三赴前線督戰(zhàn)，將其擊潰，于5月10日收復(fù)韶關(guān)，6月18日收復(fù)肇慶，將沈軍趕出廣東，并用海軍沿江追擊，沈軍紛紛撤回廣西。[36]

黃紹竑見時機已成熟，在白崇禧的策劃下，7月18日拂曉，派部隊包圍同駐戎圩的沈鴻英部黃炳勛旅五六百余人，將其全部繳械，并向梧州進軍。在蒼梧縣三角咀一帶同粵軍會合。駐守梧州的鄧瑞征見粵軍已開來，而后方黃紹竑部有變，自己處于前后受敵的不利態(tài)勢，遂逃向賀縣、八步，他還通知沈軍不可退向梧州，繞道退往賀縣。這樣，黃紹竑部和粵軍一同進駐梧州。

黃部到梧州后，公開豎起了“廣西討賊軍”的旗幟，并組織了“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部”，黃紹竑任總指揮。白崇禧回部隊后，因考慮到保密，沒有公開露面，但一切參謀規(guī)劃都是由他主持的，于是公推他為參謀長。另外，由黃玉培任秘書長，龔杰元任參謀處長，呂競秋任副官處長，白搏九任軍法處長，黃維任軍需處長，胡宗鐸任總參議，陳雄為駐廣州代表。部隊編為3個團，分別由俞作柏、伍廷飏、夏威任第1、第2、第3團團長。[37]

當(dāng)時，同駐梧州的還有粵軍第1軍第1師和第3師，這是粵軍中的精銳，他們進駐梧州只是暫時的，因而希望在廣西有一個可靠的合作伙伴，使他們無后顧之憂。而黃紹竑等人的目的，是以梧州為根據(jù)地，逐步向西發(fā)展，以求統(tǒng)一廣西，他們對于廣東方面，決不能為敵，只能為友。同時，黃紹竑等人力量太單薄，必須得到粵方的幫助。這樣駐梧州的粵軍與討賊軍逐步接近起來。在粵軍第3師撤出，只派第1師李濟深部留守時，雙方關(guān)系更加緊密。

粵軍第1軍第1師師長李濟深(1885—1959)，字任潮，廣西蒼梧縣人。早年先后就讀于廣州黃埔陸軍中學(xué)、陸軍速成學(xué)堂和廣東講武堂、保定軍官學(xué)校，辛亥革命爆發(fā)后任廣東北伐軍總司令部作戰(zhàn)參謀，民國成立后任第4軍第22師參謀長。1913年進入陸軍大學(xué)第三期學(xué)習(xí)，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官五年。1921年進入粵軍第1師任職，先后任副官長、參謀長，1923年3月升任粵軍第1軍參謀長兼第1師師長，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將領(lǐng)。

1923年4月，在討伐沈鴻英后，李濟深被孫中山任命為西江善后督辦處督辦和梧州善后處處長，統(tǒng)理該地區(qū)的政治、軍事。李濟深所部粵軍第1師的基本干部大都畢業(yè)于各類正式軍校，這在粵軍中也是一枝獨秀，其中如鄧演達、張發(fā)奎、陳銘樞、陳濟棠、薛岳、嚴重、陳誠、蔡廷鍇、黃琪翔等，后來都是一代名將。而黃紹竑的廣西討賊軍的中上級干部也大多畢業(yè)于軍校，與李濟深所部的許多干部有同學(xué)之誼。由于這種關(guān)系，兩部的關(guān)系逐步密切起來。加之李濟深自己也是廣西人，對廣西的情況比較關(guān)心，希望兩廣能合作，因而對黃紹竑的廣西討賊軍寄予很大希望，而他對黃紹竑、白崇禧又很器重，對他們的行動一般不進行干預(yù)或掣肘。他對新桂系后來統(tǒng)一廣西幫助很大。黃紹竑說：“李督辦為梧州人，在粵革命軍中，有悠久之歷史。我們素不相知，更未曾謀面。我心里想，在那粵桂交哄的時代，一個廣西人，怎能在粵軍中取得領(lǐng)導(dǎo)的地位。待會面之后，才覺得他的人格偉大，欽慕之心油然而生。我現(xiàn)在回想，假使當(dāng)時駐梧州的粵軍首腦，不是他而是別人的話，廣西統(tǒng)一的局面，未必能如此順利發(fā)展，甚至還要影響到整個革命的進展。他雖然沒有參加廣西統(tǒng)一的工作，而實是幕外至關(guān)重要的人物。因為他和第1師重要干部，對于廣西之改革皆非常關(guān)切，得其助力特多。更難得的，他除了幫助之外，一都尊重我們的意見，任由我們?nèi)ミM行，不稍加干預(yù)與掣肘。這是廣西改革史中的重要關(guān)鍵，而使我對于他這種偉大精神，永難忘記的?！盵38]

當(dāng)粵軍及黃紹竑部逼近梧州時，尚留梧州的沈鴻英軍旅長馮葆初因不能撤退，又不愿放棄梧州地盤，遂向粵軍投誠。但該部紀律很壞，經(jīng)常擾民，且馮葆初善于投機，投誠粵軍非其真心，將來必遺后患。為解決這個問題，李濟深和他的第3團團長鄧演達邀請黃紹竑、白崇禧、俞作柏、夏威、伍廷飏等到其駐地，商議今后如何收拾廣西全省及梧州善后等問題。會上做出兩個重要決定：第一，粵軍第1師盡量支持黃紹竑，團結(jié)李宗仁，用撫剿兼施的辦法，解決廣西各地的自治軍和土匪，并對沈鴻英、陸榮廷各個擊破，徹底消滅，從而統(tǒng)一廣西；第二，現(xiàn)在梧州已投誠的馮葆初旅，并非真心參加革命，由鄧演達、黃紹竑兩部協(xié)商計劃，將它繳械遣散，而后鄧軍撤回粵境參加?xùn)|征，梧州防務(wù)交由黃紹竑派隊接防，以鞏固西江上游地區(qū)，并使黃部有一個重要的基地。

計劃制定后，雙方即首先準備解決馮葆初部。他們先放出風(fēng)，說鄧演達團要調(diào)回廣東，所留防務(wù)由討賊軍接收。當(dāng)時討賊軍大部駐在梧州城外，有了這個借口，就能順理成章地開進市區(qū)，而又不至于引起馮葆初的警覺。然后由白崇禧設(shè)計，借口為鄧演達餞行，邀請馮葆初到梧州河面上的一艘花舫赴宴。馮不疑有他，欣然赴約。酒至半旬時，白崇禧借故離開，指揮部隊配合粵軍包圍散駐梧州各地的馮部。馮葆初正在酒酣耳熱之時，忽然接到手下人的密報，說黃、鄧二部正在秘密調(diào)動，嚇得他酒醒了三分，忙找借口告辭。黃紹竑見計劃可能破產(chǎn)，連忙找借口解釋挽留，都無效，馮葆初執(zhí)意要離開。黃紹竑見時機已迫，立即起立拔槍相向，要馮將隨身武器繳下，并準備將李濟深督辦扣留馮葆初的命令宣讀。不料，馮葆初毫不畏懼，憑借人高馬大，不顧一切地撲向黃紹竑，與黃扭打起來。鄧演達急忙指揮衛(wèi)士上前，制服了馮氏，并宣布是奉李濟深督辦之命繳馮部之械。馮葆初就擒后，所部群龍無首，很快就被全部解決。[39]

解決馮葆初部后，討賊軍繳獲2000余支槍，使所部實力大大增強。不久，李濟深部逐步撤離梧州，討賊軍完全控制了梧州。梧州是廣西東面的門戶，且較為富裕，在經(jīng)濟上是廣西的命脈，每個月稅收在40萬元以上。這樣，梧州很快成為新桂系逐步統(tǒng)一廣西的主要根據(jù)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