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世界

我們在一片安謐中長大成人，

忽然被拋進大千世界，無數(shù)波浪從四面向我們襲來，

我們對一切都興致盎然，

有些我們喜歡，有些我們厭煩，

時時刻刻都在出現(xiàn)微微的不安，

我們感受著，而我們感受到的，

卻被各種塵世的紛擾沖散。

——歌德

如果我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即我長大成人的那段時間作一個簡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如此說：這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這是最確切不過了。我們那個幾乎有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好像它的一切都會天長地久地延續(xù)下去，國家本身就是這種延續(xù)的最高保證。國家賦予公民的權(quán)利，是由人民自由選舉出的議會以書面形式確認的，每項義務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我們的貨幣，奧地利克朗，是以閃閃發(fā)光的金幣形式流通的，因此它的價值是不會改變的。人人都知道他有多少錢或者他掙了多少錢，能干什么或者不能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規(guī)范、標準和法度。擁有財產(chǎn)的人可以精確計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務員和軍官看日歷就能知道他會在哪一年升職或退休。每戶人家都有自己確定的預算，知道一家人吃住開銷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應酬要花費多少錢，此外還要留下一小筆費用，以備生病和意外之需。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給后代的萬無一失的家園；農(nóng)場、商店則代代相傳。就連襁褓中的嬰兒，也已經(jīng)在儲蓄罐或儲蓄所存下第一筆錢，這是為他的將來準備的一筆小小的儲蓄金。在這個遼闊的帝國里，所有的一切都緊緊依靠國家和那個至高無上的白發(fā)蒼蒼的皇帝。誰都知道（也都這樣認為），即使老皇帝去世，新皇繼位后，舊的一切會原封不動地得到保持。誰也不相信會有戰(zhàn)爭、革命，會有顛覆政權(quán)的行動。在一個理性的時代看來，任何激烈的暴力行動都是不可能發(fā)生的。

這種安全的感覺是千百萬人的財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在這樣的太平世界里，生活才具有價值，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渴望從這份寶貴的財富中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最初只是那些有錢人對這種太平盛世歡欣鼓舞，后來逐漸擴展到平民百姓。這個太平的世紀成了保險業(yè)的黃金時代。人們?yōu)榉孔油读嘶馂碾U和防盜險；為自己的耕地投了防雹和防風暴險；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投了人身保險；為自己的晚年買了終身養(yǎng)老金券；將一張保險單放在女兒的搖籃上，作為將來的嫁妝。最后，工人也組織起來了，為自己爭到了應得的工資和醫(yī)療保險；用人們?yōu)樽约簝π盍损B(yǎng)老保險，并預先存入一筆喪葬費。只有那些對未來充滿信心無憂無慮的人，才能盡情享受眼前的好生活。

當時人們認為，他們的生活能夠完全阻止厄運的入侵，這種感人的信念是非常危險的自負，盡管他們對生活的態(tài)度謙虛又正派。在十九世紀，對自由的理想主義深信不疑的人，認為自己找到了一條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們用鄙夷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滿戰(zhàn)爭、饑饉和暴亂的年代，認為那是人類尚未成熟和不夠開化所致。而現(xiàn)在，所有的禍害和暴政似乎已經(jīng)全部被消滅，這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人們對不可阻擋的持續(xù)“進步”的堅定信念，是那個時代真正的信仰力量。這種力量甚至超過了人們對《圣經(jīng)》的信仰，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雄辯地為它作了證明。事實上，在這個和平世紀行將結(jié)束的時候，普遍的繁榮變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迅速，越來越豐富多彩。街道的夜間照明已不再是昏暗的燈光，而是耀眼的電燈。從城市的主干道直到市郊，沿街店鋪燈火輝煌。用電話能與遠方的人對話。乘坐的車輛已不是馬車，速度就快得多啦。人們已實現(xiàn)了伊卡洛斯的夢想，在空中遨游。舒適的設備從富裕之家進入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從井里或河里汲水。爐灶生火簡便多了，人人講衛(wèi)生，骯臟不再存在。人們從事體育鍛煉以來，身體變得越來越漂亮，越來越強壯，越來越健康。患有畸形、甲狀腺腫大及其他殘疾的人在街上越來越少見。所有這些奇跡都是科學和“進步”的天使創(chuàng)造的。還有，社會也在不斷進步：司法變得更加溫和與人道，每年都賦予個人新的權(quán)利；甚至那個最棘手的問題，即廣大群眾的貧困問題似乎也不再難以解決。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有了選舉權(quán)，從而可能合法地維護自己的利益。社會學家和教授們競相為無產(chǎn)階級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出謀劃策——因此，如果不為本世紀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榮耀，不覺得每隔十年社會就向前邁一大步，那才怪呢。人們不相信歐洲各民族之間還會有戰(zhàn)爭，就像不相信世上還有鬼怪一樣，認為那是野蠻的倒退。我們的父輩堅信寬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誠地認為，各個國家及各個教派之間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將會在人們的友善中逐漸化解，整個人類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和平與安全。

被理想主義蒙蔽的那代人抱著樂觀主義的幻想，他們以為科技進步必然帶來人類道德的迅速提高，這同我們今天幻想把“安全”這個詞從詞匯表中抹掉一樣，是十分可笑的。我們這一代人在新世紀里已經(jīng)學會了對集體殘暴行為的爆發(fā)不再感到驚奇，總有一天會出現(xiàn)更殘酷的暴行，所以我們對人類的道德教育持懷疑態(tài)度。我們不能不承認弗洛伊德是正確的，他把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層紙，隨時都會被邪惡的力量擊破。我們這一代人必須逐漸習慣這個沒有立足點、沒有權(quán)利、沒有自由、沒有安全的世界。我們早已為了自己的生存摒棄了父輩的堅強信念，他們認為人道主義會持續(xù)不斷地飛速提高。一場災難使我們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們這些有深刻教訓的人看來，輕率的樂觀主義是十分陳腐的。盡管這只是一種幻想，卻是我們的父輩為之獻身的，這比那些空洞的口號更有人性，更有內(nèi)容。時至今日，我內(nèi)心深處仍無法完全擺脫這種幻想，雖然我對它已充分認清，完全失望。一個人童年時耳濡目染，時代氣息已溶入他的血液，是難以磨滅的。不管現(xiàn)實每天在我耳邊鼓噪些什么，不管我和我的眾多同代人遭受過什么侮辱和考驗，我還是不能否認青年時代的信仰：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盡管來之不易。今天，我們心神不寧地懷著破碎了的心情，像個盲人在恐怖的深淵中四處摸索，我依然能從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這種繼承下來的信念，認為這種倒退只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間歇，以此來安慰自己。

今天，巨大的風暴把世界擊得粉碎，我才完全明白，太平世界不過是夢幻中的宮殿。我的父母就是住在這個宮殿里，就像住在一幢牢不可破的石頭房子里一樣。從來沒有什么風暴或者強烈的穿堂風闖入他們溫暖舒適的生活；當然，他們具備防風遮雨的特殊手段：他們是有錢人，他們是逐漸發(fā)跡的，已經(jīng)變成富豪。但在他們那個時代，抵擋風雨全靠窗戶和墻壁。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方式屬于典型的“上流猶太資產(chǎn)階級”，這個階級對維也納的文化做出過重要的貢獻，而所得到的報答卻是被徹底消滅。我在這里敘述我父母安閑自在和無聲無息的生活，其實講的并非個人的私事，因為在那個重視一切價值保障的世紀里，像我父母這樣的家庭在維也納有一萬或二萬個之多。

我父親的祖籍在摩拉維亞。在那個不大的鄉(xiāng)村里有猶太人聚集區(qū)。他們與當?shù)氐霓r(nóng)民和小市民相處得非常融洽，所以他們完全沒有壓抑心理，也沒有東方加利西亞猶太人隨時都出現(xiàn)的急躁。由于生活在農(nóng)村，他們個個體魄健壯，走起路來邁著穩(wěn)健、從容不迫的步伐，像農(nóng)民穿越田野一般。他們早就從正統(tǒng)的教派分離出來，成為“進步”這個時代宗教的狂熱追隨者。政治上恰逢自由主義時期，他們選出了自己最尊敬的議員進入國會。當他們從自己的故鄉(xiāng)遷居到維也納以后，便以驚人的速度適應了較高的文化生活。他們的發(fā)跡是和時代的普遍繁榮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這個轉(zhuǎn)變過程中，我們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經(jīng)銷售過手工紡織品。上世紀下半葉，奧地利的工業(yè)開始發(fā)展，從英國進口織布機和紡紗機，由于合理的機械化生產(chǎn)，紡織品的價格大大低于手工制品的價格。猶太人具備天才的商業(yè)洞察力和全球的視野，認識到率先在奧地利實行工業(yè)化生產(chǎn)的重要性。唯有工業(yè)化才能獲得厚利。他們以最少的資金、最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些臨時搭建的工廠，先是以水力作動力，這些工廠以后逐漸發(fā)展成控制整個奧地利和巴爾干半島的波希米亞紡織工業(yè)中心。如果說我的祖父是一個經(jīng)營成品的中間貿(mào)易商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的父親已決定跨入一個新時代。他三十歲時在波希米亞北部創(chuàng)辦了一個小型的織布作坊，經(jīng)過多年的悉心經(jīng)營，它逐漸發(fā)展成一家規(guī)模相當大的企業(yè)。

盡管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十分驚人，可我父親依然采取那種小心謹慎的擴展方式，這完全是那個時代的觀念。再說，這也非常符合我父親那種克制而不貪婪的性格。他堅持那個時代的信條：穩(wěn)妥第一。他覺得依靠自己的資本“扎扎實實”——那個時代最喜歡說這個詞——辦起來的企業(yè)，比利用銀行貸款或?qū)嵨锏盅航ǔ傻钠髽I(yè)更偉大。他一生中從未簽發(fā)過一張債券，也從未簽發(fā)過一張期票。他開戶的銀行，毫無疑問是最可靠的信貸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該銀行始終處在貸方的地位，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驕傲。他從來就討厭投機生意，哪怕有一點風險他也不干。他一生中從未做過一筆生疏的交易。當他漸漸有錢和越來越有錢時，他從不把這些歸功于大膽的投機，也不歸功于他眼光的長遠，而是歸功于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最普遍的小心謹慎的做法：始終只用收入的極小部分作為日常開銷，把逐年遞增的巨額收入投入經(jīng)營，擴大再生產(chǎn)。我父親像他同輩的大多數(shù)人一樣，如果看到一個人把收入的一半毫無顧忌地花光，而不顧太平年代常說的一句話——“為將來想一想”——這樣的人肯定被看作靠不住的敗家子。其實，對一個有錢人來說，這種變利為本不斷積累財富的方法，在經(jīng)濟騰飛的時代僅僅是一種保守的生財之道，因為當時國家還沒有想到從巨額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幾的稅。再者，國家的有價證券和工業(yè)股票在當時也能帶來很高的利息。不論怎么說，這種保守的生財之道也是值得稱贊的。當時，通貨膨脹還沒有到來，克勤克儉的人家還不容易遭偷盜，規(guī)矩正派的人也不會遇到詐騙。恰恰是最有耐心和不搞投機的人獲利最多。我的父親由于順應了他那個時代的一般規(guī)律，在他五十歲時，縱然用國際的標準來衡量，也稱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我們家庭生活的開銷，與財產(chǎn)的驟增相比，依然是十分節(jié)儉的。我們只是逐漸買點方便的生活用品；我們從一幢較小的寓所搬到一幢較大的住宅；只是在春天的午后才租一輛出租馬車。我們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臥鋪車廂，我父親五十歲時才享受了一次豪華生活：同母親乘車去尼斯度過冬天的一個月?？傊?，我們家持家的基本原則始終不變：克勤克儉，絕不揮霍，絕不挪用款項。我父親成為百萬富翁以來，從未吸過一支進口雪茄，而只吸普通的國產(chǎn)雪茄，就像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只吸廉價的弗吉尼亞雪茄一樣。玩牌時，他只下很小的賭注。他堅定不移地秉持他的克制作風，堅持過一種舒適又不惹人注意的平靜生活。雖然他比大多數(shù)同行體面得多，也有教養(yǎng)得多——他鋼琴彈得出色，書法清秀，會講法語和英語——卻堅決拒絕任何榮譽和榮譽職位。他一生中從未追逐或接受過任何頭銜和地位，而像他這樣的大工業(yè)家理應獲得這些。他從未向別人求過什么，所以他從未向別人說過“請求您”或“多謝”之類的話。他覺得這種隱藏在內(nèi)心的驕傲，比顯露出來更加重要。

的確，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會出現(xiàn)一段和父親的本性相同的時期。我父親不聲不響又不愿拋頭露面的個性，現(xiàn)在開始影響我，一年比一年明顯。在職業(yè)上，我同父親迥然不同，我的職業(yè)不能不宣揚自己的名字，不能不拋頭露面。我同父親一樣，內(nèi)心的驕傲促使我拒絕任何形式上的榮譽。我從未接受過一枚勛章、一個頭銜或任何一個學會會長的職位；我從未擔任過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評獎委員會的委員；甚至我覺得，坐在豐盛的宴會桌旁是折磨自己，一想到要同人攀談或向別人祝酒，還沒等說出一句話，我的喉嚨就先干澀了。我知道，在世界上這樣克制和拘束是多么不合時宜，只有圓滑或者逃脫現(xiàn)實才能保全自己，正如歌德老人所言：“勛章和頭銜可免于在窘境中遭沖擊?！钡?，父親遺傳給我的那種內(nèi)心的驕傲，我無法違抗，這也許是我唯一的可靠的財產(chǎn)，我之所以今天內(nèi)心里還感到自由，應當歸功于父親留給我的寶貴遺產(chǎn)。

我的母親婚前姓布雷陶爾，她是另一種出身，一個國際化的大家族。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納，所以意大利語和德語她從小就會說。每當她同我的外祖母或者她的姐妹說些不想讓用人知道的話時，就說意大利語。我從孩提時就十分熟悉意大利式燴飯和當時還十分稀罕的洋薊，還有許多其他南方菜。所以，我以后到意大利去，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不過，我母親一家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有意成為國際化的大家族；布雷陶爾家族最早開銀行——他們以猶太大銀行世家為榜樣，但是規(guī)模小得多——他們很早就從瑞士邊境上一個叫霍恩埃姆斯的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遷到圣加倫，另一部分遷到維也納和巴黎，我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一位舅舅到了紐約。這種國際性的聯(lián)系使這個家族更加體面，視野更加開闊，從而為整個家族帶來了自豪感。在這個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等，而是遍布銀行家、經(jīng)理、教授、律師和醫(yī)生。每人都會說幾國語言。如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巴黎姨媽家的餐桌上，我看到他們從一種語言輕松自如地過渡到另一種語言。這是一個謹慎“自重”的家族，每逢一個窮親戚家的姑娘要出嫁，這個家族就給她籌措一份可觀的嫁妝，目的僅僅是防止姑娘“低嫁”。我父親是一個大工業(yè)家，雖然備受尊敬，但是我母親從不允許我父親的親戚和她的親戚相提并論，盡管他們倆的結(jié)合極其美滿幸福。這種出身名門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爾的人身上根深蒂固。若干年以后，他們中間的一員為向我表示特殊的好感，懷著優(yōu)越感對我說：“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爾的后代呢！”他這句話似乎是想說：“你算是投對胎了?！?/p>

還有一類貴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發(fā)跡的猶太家族就是這一類。我和我的兄弟從童年起，對他們的作為一會兒感到有趣，一會兒感到討厭。我們老聽他們說，這些人是“高雅”的人，那些人是“粗魯”的人；對每個朋友都要審查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上流”，甚至對他的家庭成員和親戚的出身以及經(jīng)濟狀況都要詳細調(diào)查。一直把人分成等級的議論成了家庭和社交中的主要話題，當時我們看到這個覺得極可笑，認為是故作高雅的表現(xiàn)，因為猶太家族之間出現(xiàn)的貧富差距不過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猶太家族都是在那個時候先后從一個猶太人聚集區(qū)遷移出來的。一直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上流”家庭的概念在我們男孩看來，完全是假貴族的一種裝模作樣的鬧劇的產(chǎn)物，體現(xiàn)了猶太人的精神實質(zhì)中最秘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人們通常認為，發(fā)財致富是猶太人根本的、典型的生活目的。沒有比這個看法更錯誤的了。發(fā)財致富對猶太人來說只不過是階梯，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并非他們的核心目標。猶太人真正的愿望，他們的潛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才智，使自己進入更高的文化層次。“精神高于物質(zhì)”是他們的至理名言，這反映了整個猶太民族——其中包括正統(tǒng)的猶太人——的優(yōu)點和弱點。比方說，一個虔誠的信徒，一個研究《圣經(jīng)》的學者，他們的地位在猶太人看來要比一個富翁高一千倍，就連最有錢的富豪也寧愿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窮得像乞丐的知識分子為妻，也不嫁給一個有錢的商人。對知識的敬重在猶太人各階層都是一樣的。就連扛著背包、頂風冒雨在街頭討生活的小販，也愿意付出最大的代價讓兒子去上大學。如果家庭成員中有一人算得上有知識，又當了教授、學者或音樂家，那么，他就把這種榮譽和頭銜歸功于全家，好像他通過他的成就使全家都貴族化了。不言而喻，在猶太人中間，他們竭力防止自己成為一個道德不可靠、令人討厭、錙銖必較、只會做生意而無知識的人，而是努力躋身于較清高的、不計較金錢的知識分子中間。說得直率一點，就好像要把自己和整個猶太民族從金錢的災禍中解救出來似的。因此，一個猶太家族往往經(jīng)過兩代最多三代，追求財富的勁頭就枯竭了。恰恰在家族鼎盛時期，出現(xiàn)了不愿接受父輩的銀行、工廠及規(guī)模巨大生意興隆的商號的子孫。例如，羅·羅斯柴爾德勛爵成了鳥類學家，沃伯格家族有了藝術(shù)史家，卡西爾家族出現(xiàn)了哲學家，賽松家族有了一位詩人，這都不是個別現(xiàn)象。擺脫那種只知賺錢的猶太人小天地，成了他們不外露的共同渴望。通過進入知識界，他們使自己擺脫了純粹猶太人的狹隘氣質(zhì)，獲得普遍的人性。換言之，一個“名門”世家的涵義遠遠高于這個稱呼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因為一個猶太“名門”世家不僅適應一種文化，而且多半要兼容其他文化，以使自己擺脫或開始擺脫猶太人社區(qū)留給他們的一切缺陷、狹隘和小氣。后來，由于猶太知識分子人數(shù)猛增，在猶太人中占很大比重，這種現(xiàn)象也給猶太民族帶來了災難。這種永遠的自相矛盾，大概是猶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歐洲，幾乎沒有一座城市像維也納那樣熱衷于追求文化生活。正因為奧地利君主國數(shù)百年來既無政治野心又無軍事行動，穩(wěn)定帶來了全面繁榮，全面繁榮必然引起對藝術(shù)的最強烈的追求，這也是奧地利民族自豪感的體現(xiàn)。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統(tǒng)治歐洲那段時間，那些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地區(qū)，像德意志、意大利、佛蘭德斯、瓦隆都已衰落，唯有維也納閃耀著古老的光輝。它是王朝的寶都，是千年傳統(tǒng)的保護神，羅馬人為這座城市建造了第一座石頭城墻，對防御野蠻人、保護拉丁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一千年以后，奧斯曼人西侵，摧毀了這座城墻。尼伯龍根人也到過這里。這里出現(xiàn)了七位不朽的音樂大師——格魯克、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他們都在這里生活過，從這里向全世界發(fā)出耀眼的光芒；歐洲的各種文化潮流都聚集在這里；在宮廷里、在貴族中、在民間，奧地利德語的文化傳統(tǒng)同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蘭西和佛蘭德斯文化有著血肉的聯(lián)系。這座音樂之都的真正天才表現(xiàn)在能把一切有巨大差異的文化熔為一爐，成為一種新的獨特的奧地利文化、維也納文化。這座城市具有博采眾長的欲望，對那些特殊的事物特別敏感，它吸引各種類型的人才到自己身邊，逐漸使他們?nèi)谇⑾嗵?。在這種融洽的氣氛中生活，使人備感溫暖。這座城市的每個市民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培養(yǎng)成超民族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和世界公民。

這種兼收并蓄的藝術(shù)，這種富于音樂性的柔和過渡的藝術(shù)，從城市里的各類建筑上就可以看出。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緩慢發(fā)展，從內(nèi)向外有計劃的擴張，維也納現(xiàn)在已是一座擁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城內(nèi)居民的一切消費和各方面的需要早已配套供給。維也納雖大，但還沒有大到像倫敦、紐約那樣脫離大自然的地步。維也納邊緣的排排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遼闊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園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樹木蔥郁的阿爾卑斯山余脈之端的緩緩的山崗上。人們幾乎分辨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筑和諧地融為一體。從市郊走進市區(qū)，你會看到城市的發(fā)展軌跡像樹干的年輪那樣層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圍墻的舊址上，現(xiàn)在是一條環(huán)形大道，大道上的華麗樓閣環(huán)抱著城市最中間、最珍貴的核心，這便是朝廷和貴族的古老宮殿，它們訴說著過去的沉重歷史。貝多芬曾在這里的利希諾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過；海頓曾在這里的埃斯特哈齊侯爵府上做過客，當時，海頓的《創(chuàng)世記》在那所古老的大學首場演出。維也納最著名的霍夫堡宮曾有幾代皇帝在那里居??；拿破侖住過香布倫宮?；浇淌澜绲闹T侯們聯(lián)合起來，在圣斯特凡大教堂里下跪，為歐洲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出來而祈禱謝恩。在那所大學的校院里，有無數(shù)科學名人在任教。在這些宮殿之間，一些新派建筑高傲地屹立著，燈火輝煌的商店和光彩奪目的林蔭大道組成一幅壯美的圖畫。舊的建筑物并不抱怨新的建筑物，就像敲下來的石頭并不抱怨巋然不動的大自然一樣。生活在這個城市里是絕妙無比的，它好客地接納所有外來者，愿意為他們奉獻一切。這里的氣氛是那么輕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樣到處充滿快樂，只不過在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罷了。所以誰都知道，維也納是一座享樂者的城市。但是，所謂的文化難道不是用藝術(shù)和愛情編織的精品給粗魯?shù)奈镔|(zhì)生活蒙上一層最美好、最溫情和最精純的色彩嗎？享受美食，喝一瓶上等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鮮啤酒，品嘗精美的甜品和大蛋糕，在這座城市里算是一般的享受。從事音樂演奏、跳舞、演戲、社交活動，講究儀表風度，才是這里的一種特殊的藝術(shù)。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頭等重要的事，不是軍事，不是政治，不是商業(yè)，而是文化生活。一個普通的維也納市民，每天早上讀報時，第一眼看的不是國會的辯論或世界上發(fā)生的大事，而是皇家劇院上演的劇目。這家劇院在公眾生活中的地位，在其他城市里是無法想象的?；始覄≡阂喾Q城堡劇院，對維也納人乃至奧地利人來說，它不僅僅是一座演員在上面演戲的舞臺，也是反映大世界的小天地，從它五光十色的反射光中可以看到社會本身。它是真正的唯一具有高尚情趣的“宮廷侍臣”。觀眾從皇家演員身上可以看到，一個人應該怎樣穿戴，怎樣行事，怎樣談吐，一個情操高尚的人該說哪些言辭。舞臺不僅是娛樂的場所，也是一本教人正確發(fā)音，學習優(yōu)雅風度的有聲有色的教科書。就連那些和皇家劇院稍稍沾邊的人，也好像頭上有了神圣光圈似的，散發(fā)出令人敬畏的光輝。總理、大臣和富豪在維也納的大街上可以四處行走，而不會有人回頭仰望；可是，一位皇家劇院男演員或歌劇女演員在街上走過時，所有的女售貨員和馬車夫都認識他們。當我們這些男孩子看到一個演員（照片和簽名我們都收集）從我們身邊走過，我們會洋洋得意地議論個沒完。這種近乎宗教式的個人崇拜甚至會波及他身邊的人。索嫩塔爾的理發(fā)師，約瑟夫·凱恩茨的馬車夫，都是人們暗暗羨慕的體面人物。年輕的公子哥以穿同演員一樣的衣服為榮。一位著名演員的生日聚會或葬禮能壓倒一切政治大事。自己的作品能在皇家劇院上演，這是維也納作家夢寐以求的事，因為這意味著他從此一生高貴，享受一系列榮譽：他終生不用再買戲票，他會收到參加一切首演的請柬，還有可能成為某個皇室成員的賓客。我還記得我親身受到的一次隆重的接待。一天上午，皇家劇院的經(jīng)理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在一番祝賀之后，他鄭重地對我說，皇家劇院已經(jīng)接受我的劇本；我當晚回家時，在房間里看見他留給我的名片，他對我——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進行了正式回訪。我本人，作為皇家劇院的作者，一舉成了“上流人物”，劇院經(jīng)理像對待皇家學院院長那樣對待我?；始覄≡豪锇l(fā)生的每件事，都好像和每一個人有關，甚至一個與劇院毫不相干的人。我想起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有一天，我家的廚娘噙著眼淚跌跌撞撞沖進房間，對我們說，她剛聽人說，夏洛蒂·沃爾特（皇家劇院最著名的女演員）死了。目不識丁的廚娘這么悲傷使我們都深感意外，因為她從來沒去過那高貴的皇家劇院，在舞臺上或日常生活中她從來沒見到過她。但是在維也納，一位全國聞名的女演員是屬于大家的，是全城的集體財富，所以她的死牽動了一個毫不相干的廚娘的心。任何一位受人愛戴的歌唱家或藝術(shù)家去世，頓時就變成舉國哀悼。當曾經(jīng)首次上演過莫扎特《費加羅的婚禮》的“老”城堡劇院被拆毀的時候，維也納整個社交界像參加葬禮似的，神情嚴肅而又激動地聚集在劇院大廳里，前幕剛落下，人們就沖到舞臺上，為的是至少能撿到一塊地板的碎片——他們知道藝術(shù)家曾在這塊地板上演出過——帶回家去，當作珍貴的紀念品。幾十年以后，我還在數(shù)十戶人家里看到這些木片被裝在精致的小匣子里，就像教堂里收藏神圣的十字架碎片一樣。那座伯森多爾夫音樂廳被拆除時，我家的舉動也不見得理智。這座小型音樂廳是專供演奏室內(nèi)樂用的，是一座平平常常毫無藝術(shù)價值的建筑物，早年是利希滕斯坦爵士的一所馬術(shù)學校，為適應演奏音樂的需要進行了改建，四壁鑲上了木板；雖然它并不華麗，卻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樣很有價值，是音樂愛好者的一塊圣地，因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魯賓斯坦在這里演出過，許多著名的四重奏在這里首場演出。而現(xiàn)在，它卻必須為一座新建筑物讓路，我們這些曾在這里度過美好時光的人怎么也不愿接受。最后一場演出，紅玫瑰四重奏樂隊在這里演奏貝多芬的樂曲，當最后的旋律漸漸消逝后，沒有一個人離開座位。我們鼓掌、歡呼，一些婦女激動得哭起來，誰也不愿相信這是最后的告別演出。大廳的燈滅了，為把我們“趕走”，但是四五百狂熱的樂迷沒有一個離開座位；我們在這里待上半小時、一小時，好像我們這一行動會把這座神圣的大廳拯救下來似的。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有人要把貝多芬臨終的房子拆掉，我們是怎樣用請愿書、游行、寫文章等方法進行斗爭的啊！在維也納，每當有歷史意義的房子被拆除時，都像抽走了我們的一部分靈魂。

這種對藝術(shù)尤其是對戲劇藝術(shù)的狂熱，遍及維也納社會各界。由于近百年的傳統(tǒng)，維也納本身就是一座社會階層分明而互相之間融洽相處的城市——如我以上所述。社會輿論始終受皇家控制?；始页潜げ粌H是空間意義上的中心，也是哈布斯堡帝國的超民族的文化中心。城堡四周是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大貴族的宮殿，可以說它們構(gòu)成了第二道圍墻。在這道圍墻以外則是那些“社會名流”，諸如小貴族、高級官員、大工業(yè)家、名門世家的府第；再向外是小市民階層和無產(chǎn)階級。每個階層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區(qū)域。大貴族住在城市核心區(qū)自己的宮殿里；外交使團住在第三區(qū)；工業(yè)家和商界人士住在環(huán)城大道附近；小資產(chǎn)階級住在第二區(qū)至第九區(qū)；無產(chǎn)階級住在最外層。但所有的人在皇家劇院和盛大節(jié)日中都可以互相交往。在普拉特公園舉行鮮花彩車游行時，十萬人熱情地向坐在馬車里的“萬名上流人士”山呼三次。在維也納，凡事都可成為慶祝的理由，如宗教游行、基督圣體節(jié)、軍事檢閱、皇家音樂節(jié)等盛大節(jié)日，無不如此。就連出殯，也是一件盛事。每個維也納人都講究習俗，追求“壯觀的葬禮”：豪華壯觀的排場，送葬人數(shù)眾多。維也納某個人物辭世，甚至成為維也納人大飽眼福的機會。人們對聲響色彩的感覺，對表演生活、反映生活的興趣，不論是在舞臺上，還是在現(xiàn)實中，全城人都是一致的。

維也納人對戲劇的偏愛，如果按大多數(shù)戲迷的生活條件來說，有時可謂達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與我們剛強的鄰國德國相比，我們奧地利人淡漠政治，經(jīng)濟落后，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們過于追求享受。不過，這種對藝術(shù)過分的重視倒是我們的長處。因為，我們對每一種藝術(shù)都抱著崇敬的態(tài)度，經(jīng)過幾世紀的藝術(shù)熏陶，才有無與倫比的鑒賞力，而正因如此，我們才得以在一切文化領域中達到超群的水平。藝術(shù)家只有在備受推崇和尊重的地方才能感到最舒暢、最受鼓舞；藝術(shù)只有在全民族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時才能達到頂峰——文藝復興就是有力的佐證。當時的佛羅倫薩和羅馬吸引了大批畫家，培養(yǎng)出無數(shù)個巨匠；每個畫家都感到必須面對全體市民和其他同行，在市民的鑒賞言論中，在與同行的競爭中，不斷超越自己的水平。同樣，維也納的音樂家和演員們都清楚自己在這座城市中的地位。不論在維也納歌劇院還是在皇家劇院，來不得半點馬虎。任何一個錯音都會立刻被發(fā)現(xiàn)，一旦進入合聲部的時間不合拍或者音符略短，都會立刻受到指責。這種監(jiān)督不僅來自首演時的專業(yè)評論家，也來自現(xiàn)場觀眾。通過不斷的比較，他們的聽覺越來越靈敏。維也納在政治、行政管理方面因循守舊，社會風紀已成了人們的習慣，沒人再去想它，所以在這些方面出現(xiàn)點什么“紕漏”，人們都會包容，有點違反常規(guī)也能寬容諒解。但在另一方面，藝術(shù)方面的差錯可絕不容忍，因為這關系到全城的榮譽。因此，每位歌唱家、演員、音樂家都必須竭盡全力，不然就會被淘汰。能夠在維也納成為明星已屬不易，要始終保持明星的地位實在更難；任何松懈都不可原諒。在維也納的每位藝術(shù)家都清楚這種長期的、嚴格的監(jiān)督，這促使他們鍥而不舍，將藝術(shù)水平錘煉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我們從年輕時起就習慣于在平時用嚴格甚至苛刻的標準要求藝術(shù)家的每一場演出。一個當年非常熟悉古斯塔夫·馬勒指揮的歌劇里鐵的紀律細節(jié)的人和非常熟知把交響樂團樂師調(diào)動起來自覺演奏的人，在今天很難對一次戲劇或音樂的演出感到十分滿意。這樣也使我們學會了對自己的每件作品嚴格要求。當時的藝術(shù)水平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世界上培養(yǎng)出一代一代的藝術(shù)家，才會有高水平的作品，除了維也納，世上沒有幾個城市能達到這么高的水平。人民大眾的知識和情緒有時能節(jié)制，有時也迸發(fā)，即便是坐在酒館里的小市民也會要求樂隊演奏出高水平的音樂，如同要求掌柜的給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一樣。就連普拉特區(qū)周圍的居民也都清楚地知道，哪家的軍樂隊演奏得最帶勁，不論是德國的音樂大師還是匈牙利人；好像住在維也納的人從空氣中就能獲得樂感似的。如同我們這些作家在一篇特別精致的散文中表現(xiàn)出優(yōu)美的音樂性一樣，其他人則在社交場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滿溫良恭儉讓的精神。在上流社會里，出現(xiàn)一個沒有藝術(shù)感和不崇尚禮儀的維也納人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下層社會，一個最貧窮的人也有一種對美的本能的要求，這種本能是由于自然景色、人生的樂趣對他的生活長期熏陶造成的。不熱愛文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維也納人；同樣，不會享受安逸舒適的生活、缺乏審美意識，也不是一個地道的維也納人。

對猶太人來說，適應居住國民族的環(huán)境，適應自己居住的國家，這不僅是一種對外的保護措施，也是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需要。他們需要有自己的國家，渴望安寧、養(yǎng)息、安全，渴望消除外來者的陌生感覺，這就促使他們與周圍環(huán)境的文化聯(lián)系起來。這種聯(lián)系，除了十五世紀以來的西班牙，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比奧地利做得更出色更有成效。猶太人在這座京城定居二百多年以來，他們遇到的是輕松自在、喜歡和睦共處的人民，雖然這些人看起來有點放蕩、不拘小節(jié)，可是內(nèi)心里飽藏著追求精神生活和美的價值的強烈本能；同樣，猶太人認為追求美的價值對自己也十分重要。猶太人在維也納確實遇到了不少機會，也在這里找到一項個人的任務。上個世紀的奧地利藝術(shù)曾一度失去了自己傳統(tǒng)的保護人和贊助者：皇室和貴族。十八世紀的時候，瑪麗亞·特蕾西亞讓格魯克來指導她女兒的音樂；約瑟夫二世作為一個行家同莫扎特討論過他的歌劇；利奧波德二世自己就作過曲。但后來的皇帝弗蘭茨二世和斐迪南一世對藝術(shù)絲毫沒有興趣，而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在他八十余年的人生中除了閱讀軍隊的花名冊以外，就沒有讀過一本書或者僅僅在手里拿過一本書，他甚至流露出對音樂的反感。同樣，那些大貴族也放棄了贊助。以前，埃斯特哈齊侯爵請海頓到家中并奉為賓客；洛布科維茨侯爵、金斯基家族、瓦爾德施泰因家族競相爭取在自己的府第首演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圖恩還懇求這位偉大的精靈——貝多芬——不要把三幕歌劇《菲岱里奧》從歌劇院的保留節(jié)目中撤下。然而這樣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就連瓦格納、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還有胡戈·沃爾夫，也得不到他們的半點資助。于是市民階層為了讓交響音樂會保持原來的水準，為了讓畫家和雕塑家維持生計，他們挺身而出，代替皇室貴族支持藝術(shù)家們。猶太市民階層站在維護維也納古老燦爛文化榮光的最前列，這是猶太人的自豪和遠大抱負。他們一向熱愛這座城市，一心一意地住在這里，但是他們覺得，只有熱愛維也納藝術(shù)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維也納人，才無愧于這片土地。本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產(chǎn)生的影響微乎其微?；适业娘@赫使個人的財富黯然失色。領導國家的高位是世襲的，外交界由貴族把持，軍隊和高級官吏的職務均由名門世家掌握；猶太人從未有過鉆進這個特權(quán)階層的奢望，他們服服帖帖地尊重這種傳統(tǒng)的特權(quán)——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有些事，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比如說，我父親一生都不愿意到扎赫爾飯店去吃飯，并不是為了節(jié)約——它比其他大飯店的價格稍微高一點——而是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想法。他覺得，和施瓦岑貝格親王或洛布科維茨侯爵鄰桌是很難堪的，也是不得體的。在維也納，唯有在藝術(shù)面前，大家才是平等的，擁有相同的權(quán)利；愛護藝術(shù)是大家的共同義務。猶太資產(chǎn)階級通過資助的方式，對維也納文化所做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他們是真正的觀眾、聽眾和讀者。他們光顧劇院和音樂廳，購買圖書和繪畫，參觀各種展覽。他們受傳統(tǒng)束縛較少，思想活躍，是新事物的促進者和先驅(qū)戰(zhàn)士。十九世紀幾乎所有的藝術(shù)品收藏都經(jīng)他們之手；幾乎所有的藝術(shù)嘗試通過他們才得以實現(xiàn)。如果沒有猶太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單純依靠皇室、貴族和那些熱衷于賽馬打獵而不愿促進藝術(shù)進步的信奉基督教的百萬富翁，那么維也納在藝術(shù)方面就會落后于柏林，就像奧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國一樣。誰想在維也納做出點新成績，外來客人想在維也納與別人友好相處或找到知音，那就要依賴猶太資產(chǎn)階級。記得在反猶太主義時期，曾有過這樣一次唯一的嘗試，人們建了一座所謂的“民族劇院”，可劇院既找不到編劇，也找不到演員，更沒有觀眾，不到幾個月，“民族劇院”就慘淡收場。恰恰是這個實例第一次公開揭示出：被世界人民稱頌的十九世紀維也納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維也納猶太人促成和哺育的，甚至是他們自己創(chuàng)造的。

正是在十九世紀最后幾年，維也納猶太人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面異?；钴S，而此時的西班牙猶太人在藝術(shù)方面正面臨著可悲的沒落。誠然，猶太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不能以特有的猶太人文化的原始形式出現(xiàn)，而是以與奧地利文化交融的形式出現(xiàn)的，體現(xiàn)了奧地利及維也納的特點——這是一個奇跡。在音樂方面，戈德馬克、古斯塔夫·馬勒和勛柏格成了國際性的人物；奧斯卡·施特勞斯、萊奧·法爾、卡爾曼使圓舞曲和輕歌劇的傳統(tǒng)獲得新的繁榮?；舴蚵顾?sup>、阿爾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使維也納文學達到歐洲水平。這是格里爾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維也納文學從未達到過的。索嫩塔爾、馬克斯·賴恩哈德使這座戲劇城再度譽滿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學界的名流使早已聞名的維也納大學舉世矚目——這些身為作家、學者、藝術(shù)名流、畫家、導演、演員、建筑師和新聞工作者的猶太人，在維也納的精神生活中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因為對這座城市的熱愛和入鄉(xiāng)隨俗的愿望，他們使自己完全適應了這里的環(huán)境。他們認為，為奧地利服務是一種光榮，也是一種幸福。他們覺得，為自己的奧地利做貢獻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確，應該實事求是地再次指出這一點：當今美洲、歐洲在音樂、文學、戲劇和工藝美術(shù)諸多方面的發(fā)展，都受到奧地利文化的滋養(yǎng)和熏陶，而奧地利文化有相當一部分是維也納猶太人創(chuàng)造的；猶太人在與當?shù)厝巳诤系倪^程中，達到千年以來精神追求的最高點。幾百年以來，猶太人的文化發(fā)展本無目標，在這里與逐漸形成的傳統(tǒng)相結(jié)合，產(chǎn)生了新的生機和蓬勃的活力，使舊的傳統(tǒng)也獲得了新的生命，煥發(fā)出新的青春。然而，最近幾十年來，這座城市強調(diào)民族化和地方化的做法，給維也納帶來了極大的壞處。這座城市的精神和文化是多種要素的融合體，所以其精神和文化完全是超民族的。維也納的天才——特別在音樂方面——從來就是把各民族和各種語言的對立因素融合在一起；維也納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合成體。凡是在維也納工作過和生活過的人，都會覺得自己擺脫了狹隘和偏見。不會有任何地方比在維也納更容易當一名歐洲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學會把歐洲共同聯(lián)合起來的思想作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并加以熱愛，在相當程度上應當感謝早在馬可·奧勒留時代就受到維護的羅馬精神，即包羅一切的精神。

在古老的維也納，人們生活得很好，輕松愉快，無憂無慮。北方的德國人帶著輕微的惱怒和藐視的眼光望著我們這些住在多瑙河之濱的鄰居。這些鄰居并不能干，沒有嚴格的紀律，只要享受生活：吃得好，在節(jié)日的劇院里尋快樂，促使了音樂向最高處發(fā)展。維也納人很不喜歡德國人給其他民族的生活帶來無比痛苦和徹底破壞的能干，也不喜歡那種凌駕于他人之上的野心和追逐。在維也納，人們喜歡愉快地聊天，習慣于和平共處，每個毫不嫉妒的人和那些與人為善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和睦相處，平安無事。窮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國人，猶太人和基督徒，在維也納都能和平相處，盡管偶爾會互相嘲弄。即使出現(xiàn)政治和社會運動，也不帶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余毒，已浸入時代的血液循環(huán)中。以前的奧地利，人們互相攻擊時，尚存豪爽俠氣。那些國會議員在報紙上互相責罵，在經(jīng)過西塞羅式的長篇大論之后，仍會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講話時以“你”相稱。就是反猶太主義政黨的黨魁盧埃格爾當維也納市長期間，他與別人私下來往的態(tài)度也絲毫沒有改變。我個人必須承認，身為猶太人，無論上中學還是上大學，還是在文學界，我沒有遇到過一點麻煩和歧視。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黨派與黨派之間的仇恨，還不常見報；還沒有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徹底分類；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情緒也沒有像今天這樣激烈，令人厭惡。個人的所作所為是自由的，這在當時是順理成章的事，在今天卻變得不可想象。今天的人把寬容視為軟弱，而那時的人把它看作一種道德力量。

我出生和長大成人的那個世紀并非一個充滿激情的世紀。那是一個層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從容不迫的世界。機器、汽車、電話、收音機、飛機等還沒有把人的生活節(jié)奏提高到一個新的速度。歲月和年齡也沒有影響到另外一種速度，人們生活得相當舒適安逸。今天，我盡力回想我童年時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我記得最清楚的莫過于一些人過早的發(fā)福了。我父親、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師、商店的營業(yè)員、樂譜架旁的交響樂演奏員，他們四十歲就成了大腹便便、受人“尊敬”的人。他們步履艱難，談吐斯文，說話時用手捋著那精心保養(yǎng)的灰白的胡須。而灰白的須發(fā)僅僅是莊嚴的一種新標志；一個“穩(wěn)重”的男子需要有意識地避免青年人那種不太得體的舉止和自負的神氣。我怎么也想不起來：在我孩提時代曾看到過父親急匆匆地上下樓，或者是有過其他慌慌張張的舉動，當時他還不到四十歲呢。在那個時候，匆忙不只被看作不禮貌，況且在行動中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市民階層生活在穩(wěn)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動上有措施，從來沒有突發(fā)事件，所以沒有必要匆忙。即使外面的世界發(fā)生了災難，也透不過“穩(wěn)定安逸”生活的厚墻。英布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就連鄰近的巴爾干戰(zhàn)爭，對我父母的生活也毫無影響。他們把報紙上關于戰(zhàn)爭的報道當作體育專欄的文章一掃而過。事情就是這樣，奧地利以外發(fā)生的事與他們有什么相干呢？他們的生活又會發(fā)生什么變化呢？在他們的奧地利，正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時代，國家沒有什么變革，貨幣不會突然貶值。那個時候，證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斷定該企業(yè)破產(chǎn)了，人人都要皺起眉頭，憂心忡忡地談論這場“災難”。那時候，有人抱怨“高額”稅收，這種抱怨與其說是真實的看法，倒不如說是一種習慣罷了。實際上，當時的稅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稅收相比，只不過是給國家的一點小費。那時候，人們時興立詳盡的遺囑，好像這樣就能使自己的孫子和曾孫免受財產(chǎn)損失，好像用一張債券就能一勞永逸地保證子孫們的安逸生活。他們自己的生活也悠哉游哉，即使出現(xiàn)一點點擔驚受怕，也只不過像撫摸好玩又聽話的家畜時那種根本不用害怕的心情。每當我偶然得到一張那個時候的報紙，讀到那些描寫小小的區(qū)議會選舉的激動文章時，每當我回想起我們年輕時代對一些無關緊要的事爭辯得面紅耳赤，或回想起為了皇家劇院的演出中微不足道的問題議論紛紛時，我就會忍俊不禁。所有的憂慮加起來也不過那么一丁點，那是一個多么風平浪靜的世界??！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兩代人遇到了好時代，他們平靜、順利、清白地度過了一生。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羨慕他們。他們像生活在天堂里，對人間的真正痛苦、爾虞我詐及命運多舛等都沒有認識，使人焦慮的危機和問題他們看不到、也想不到，然而那些危機和問題越來越嚴重！他們陶醉在安寧、富裕和舒適的生活里，所以很少知道生活還可能成為一種負擔，使人異常緊張；生活中甚至會不斷出現(xiàn)意想不到或天翻地覆的事。他們沉湎于自由主義和樂觀主義之中，所以料想不到會有一天，也可能是熹微之時，我們的生活會遭到徹底破壞。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里，他們也不會想到人會兇險到什么程度，因而他們也不可能知道，人有多少戰(zhàn)勝險惡和經(jīng)受考驗的力量。我們這些被驅(qū)趕著經(jīng)歷了一切生活激流的人，我們這些完全脫離了與他人聯(lián)系的人，我們這些常被驅(qū)趕到盡頭又要重新開始的人，我們這些神秘力量的犧牲品，同時又甘心情愿為之服務的人，我們這些認為舒適安逸只是一種神話、太平盛世只是一種夢想的人——已經(jīng)切身感受到了極端對立的緊張和使我們每根神經(jīng)都顫抖的新恐懼。我們一生中每時每刻都與世界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遠遠超出了自己狹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著時代和歷史的苦難和歡樂，而以前他們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因此，我們堅定地說，今天我們每個人，縱然是我們當中最微不足道的，對現(xiàn)實的認識都要比我們祖先中圣賢的認識高過千倍。不過，我們從中并沒有占到便宜，而是為此付出了代價。

地名，位于今捷克東部。

舊地名，位于今波蘭東南。

指羅斯柴爾德家族。

克里斯托弗·格魯克（1714—1787），德國作曲家。

指維也納大學。

胡戈·沃爾夫（1860—1903），奧地利著名作曲家。

指城市里除貴族和僧侶外的所有居民。

卡爾·戈德馬克（1830—1915），匈牙利作曲家，長期生活在維也納。

萊奧·法爾（1873—1925），奧地利輕歌劇作曲家。

埃梅里?！た柭?882—1953），匈牙利著名輕歌劇作曲家。

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1874—1929），奧地利著名詩人、戲劇家。

卡爾·盧埃格爾（1844—1910），奧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會黨人，反猶太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