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聲：根基與醞釀

“庶民的勝利”與“北李南陳”

1918年11月15日，秋末冬初的北京寒意漸深，但呼嘯的朔風阻擋不了年輕人的熱情。

這天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一周年的日子。而在幾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停戰(zhàn)電報傳到北京，全城沸騰。前一年8月，中國政府提出對德奧宣戰(zhàn)，但由于國會解散未能通過宣戰(zhàn)案。在戰(zhàn)爭結束前6天，宣戰(zhàn)案終于獲得參眾兩院通過，中國搭上了成為戰(zhàn)勝國的末班車。

北京教育界決定從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以示慶祝。天安門廣場上民眾云集，圍觀北京大學舉辦的演講會。

講壇上一位著長衫、戴金絲邊框眼鏡，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留著濃黑八字胡的演講者，聲若洪鐘地慷慨陳詞：

我們這幾天慶祝戰(zhàn)勝，實在是熱鬧的很?？墒菓?zhàn)勝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那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zhàn)勝的，不是聯(lián)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p>

進步學生、愛國青年、各行各業(yè)的民眾們盡皆受到鼓舞，群情激昂，雷暴的掌聲、贊同呼應聲、激動的愛國口號聲一時間此起彼伏、經(jīng)久不歇。

李大釗

這位極具號召力和感染力的演說者，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先驅(qū)、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先生。在此篇著名演說稿《庶民的勝利》中，他這樣說道：

民主主義戰(zhàn)勝，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zhàn)勝。原來這回戰(zhàn)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國家的界限以內(nèi)，不能涵容他的生產(chǎn)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zhàn)，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個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jīng)濟組織，為自己國內(nèi)資本家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zhàn)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zhàn)爭。聯(lián)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和平，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亙古未有的大戰(zhàn)，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zhàn)勝。世間資本家占最少數(shù)，從事勞工的人占最多數(shù)。因為資本家的資產(chǎn)，不是靠著家族制度的繼襲，就是靠著資本主義經(jīng)濟組織的壟斷，才能據(jù)有。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zhàn)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接下來，他又寫下了《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文中這樣寫道：

因為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大群眾里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蕩，世界各處都有風靡云涌、山鳴谷應的樣子。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么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shù)某绷鳎枷窨蔹S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由今以后，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zhàn)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xiàn)了！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庶民的勝利》與《Bolshevism的勝利》，同時發(fā)表在《新青年》雜志第五卷第五期。

由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雜志，當時深受青年讀者的熱愛，社會影響力極大。

青年毛澤東也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他曾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回憶道：

《青年雜志》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已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創(chuàng)辦并主編《新青年》雜志的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與李大釗在當時被并稱為“北李南陳”。

《新青年》的號角響徹大地

年長李大釗10歲的陳獨秀出生于安徽安慶，名慶同，字仲甫。獨秀原是他的筆名。陳獨秀曾先后4次赴日求學。那個時期的日本，一度是中國革命分子的大本營。懂日語、英語、法語的他，在日本讀了許多革命書籍。在國內(nèi)他參與過暗殺清朝大官的密謀，辦過進步報紙，參加過“勵志會”“中國青年會”等社團，是非?；钴S的革命分子。經(jīng)歷過諸多坎坷起伏之后，他領悟到只有從思想上啟蒙民眾，尤其是青年，才能推進革命。

1915年夏，36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上?；I辦《青年雜志》。當年9月15日，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的創(chuàng)刊詞《敬告青年》中提出六點見解：

《新青年》

（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隱退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陳獨秀認為，科學與人權（民主）“若舟車之有兩輪焉”。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的《青年雜志》，針砭時弊，犀利新銳。一年后，更名為《新青年》，則更加名副其實，倡導新思想、新文化，為新青年服務。

1916年11月，陳獨秀赴北平為摯友汪孟鄒的亞東圖書館招股募資。12月26日，剛剛獲得北京大學校長正式任命的蔡元培前來拜訪，誠心力邀陳獨秀入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并建議將《新青年》雜志搬到北大辦，說北大人才薈萃，能讓雜志辦得更好。陳獨秀深知蔡元培所言不虛，爽快答應，并向蔡元培舉薦了當時正留學美國的胡適。

次年1月13日，陳獨秀收到了由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簽署的“教育部令第三號”：

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科學長。此令。

1月下旬，陳獨秀上任，《新青年》雜志編輯部也搬到了他當時被安排居住的北池子箭桿胡同9號。

陳獨秀

在力主改革、廣招賢良的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之下，群英匯聚在北京大學。身為文科學長、又為《新青年》雜志主編的陳獨秀，自然也將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學者都吸納至編輯部。陳獨秀、李大釗、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nóng)、沈尹默……看看當時的編輯名單，便可知《新青年》有怎樣強大的實力。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tǒng)總理書》、魯迅的《狂人日記》、周作人的《人的文學》……

一個嶄新的文化陣營就此出現(xiàn)，一聲聲號角吹響。

1917年4月號的《新青年》雜志，一篇《體育之研究》登出，作者署名是“二十八畫生”。多年之后，已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的毛澤東笑談“二十八畫生”的來歷，說自己的姓名筆畫正好是二十八畫。這篇《體育之研究》，是毛澤東公開發(fā)布的首篇文章。

當時，初出茅廬的毛澤東平生首次來北京，投宿在恩師楊昌濟家中。后經(jīng)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

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月薪8元。后來，毛澤東曾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他在北京大學的收獲：

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¹⁾

之后，毛澤東還去拜訪了陳獨秀和胡適。在北京大學工作學習半年之后，這位當時還籍籍無名的“二十八畫生”經(jīng)上?；亓撕稀Ｈ欢诒本┐髮W做圖書助理員的這段經(jīng)歷，對于他一生都有著深刻的影響，讓他從此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五四驚雷

“取消二十一條！”

“保我主權！”

“還我青島！”

“外爭主權、內(nèi)除國賊！”

……

1919年5月1日，上海英文版《大陸報》首先發(fā)布了爆炸性的新聞：身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歸還被日本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種種權利，卻被美、英、法、意四國元首組成的“四人會議”否決。

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外交慘敗的消息傳來，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群情激憤。5月4日中午，3000多名學生集合在天安門前，憤怒的呼號聲越來越響亮、浩大。

當時的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徐世昌正在宴請駐日公使章宗祥和了解對日談判機密的三位要員錢能訓、陸宗輿、曹汝霖。學生游行的消息打斷了開始不久的午宴。被學生們稱為三大賣國賊的曹、陸、章心生恐懼，亂了陣腳。原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是曹汝霖、陸宗輿1915年跟日本駐華公使密談而成的。而章宗祥則在日本與日本外相后藤進行密談，對于日本要求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時，他竟“欣然同意”。

總統(tǒng)徐世昌離席，讓國務總理錢能訓打電話給警察總監(jiān)，命令：“妥速解散、不許學生集會、不許學生游行！”

慌慌張張欲回家的曹汝霖和章宗祥，乘轎車經(jīng)狹窄的趙家樓胡同來到曹宅。曹汝霖命仆人帶章宗祥躲進地下鍋爐房，自己則躲進一個小小的箱子間。

游行的隊伍移動至曹宅門口，大門被撞開，憤怒的學生蜂擁而入，四下尋找曹汝霖要“痛打賣國賊”。躲在鍋爐房的章宗祥聽到樓上放火，趕忙跑出來向后門奔走，卻被學生誤認成曹汝霖圍攻……

待警察總監(jiān)趕到時，多數(shù)學生已離開，23名未來得及撤離的學生被被捕。

次日，為了聲援被捕的學生，北京各大學學生開始罷課。

北京各界，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民眾紛紛加入聲援行動。五四驚雷響徹了處處凋敝、破敗沉悶的中國大地。

五四時期上海南京路五芳齋罷市照

《新青年》編輯部遷回上海

1919年5月9日，北京大學蔡元培突然留下辭職啟事出走。

6月11日，陳獨秀因在公眾場合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接著陳家即《新青年》編輯部被搜查。

這一切皆因五四運動激怒了北洋軍閥政府。他們將槍口對準了北京大學、《新青年》編輯部和“北李南陳”。

6月13日，陳獨秀被捕的新聞被北京各家報紙刊登，又被全國各大報轉載，激起眾怒，社會各界紛紛抨擊北洋政府。

在上海會見徐世昌派出的和談代表許世英時，孫中山提到陳獨秀被捕之事：“你們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個、一百個，你們盡管做吧！”以此表示要求釋放陳獨秀的堅決態(tài)度。

迫于社會各界重重輿論的壓力，被關押98天的陳獨秀終于在同鄉(xiāng)的擔保下走出監(jiān)獄。

陳獨秀出獄的那天，1919年9月16日，天津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成立了名為“覺悟社”的新團體，領導人是21歲的周恩來。

次年2月中旬，由于追捕陳獨秀的風聲又起且日漸加緊，他不得不離開北京躲避。

星光依稀的凌晨，一輛騾車駛出朝陽門，往天津方向去。車上兩位乘客，看穿著像是一位土財主和一位賬房先生。年關將近，正是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因此沒人注意到這兩位有何異常。其實這是扮成賬房先生的李大釗在護送扮成土財主的陳獨秀脫離險境。

有種流傳甚廣的說法是，“北李”護送“南陳”的路上，有幾天的時間可以專心交流商量，曾共同約定一件嚴肅而重大的事，那就是分別在北京和上海，做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準備?！氨崩钅详?，相約建黨”成為一段佳話。

在天津碼頭與李大釗分別后，陳獨秀乘輪船來到上海。時值除夕夜，處處洋溢著喜慶之氣。

鞭炮聲、舞廳戲院的樂曲聲，飯館里的劃拳、石庫門窗子里搓麻將聲……熙攘喧鬧、年味十足的上海，終于令陳獨秀松了口氣，他叫了輛黃包車，去一家不易引人注目的旅社下榻。

上海及各地共產(chǎn)黨小組的成立

1920年4月初，繁華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不遠處一幢外國公寓里，來了三男兩女五位新客人，其中一位看外貌是中國人，卻俄語流利，他們都持“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護照，自稱是俄文報紙《生活報》的記者。此后又有兩位從不同途徑趕來的俄國人前來會合。他們對外宣稱，此行的目的是籌建一家通訊社，促進中俄兩國的信息交流。

他們首先“采訪”了北京大學兩位俄籍教授，又“采訪”了李大釗和部分北京大學的學生。之后這些自稱《生活報》的記者，兩位留在北京繼續(xù)與李大釗保持聯(lián)系，四位前往上海繼續(xù)“采訪”工作。

四月下旬，住在上海環(huán)龍路漁陽里2號的陳獨秀被一位不請自來的訪客搞得有些不悅，但看到對方遞上的信封上是李大釗熟悉的筆跡后立馬熱情起來。接下來一段時間，俄國《生活報》的記者頻頻來訪。陳獨秀與來訪者之間的談話逐漸從客堂間轉到樓上，聲音也越來越低。

老漁陽里2號

訪客們從原先居住的大東旅社搬到法租界霞飛路716號住下，又在英租界愛德華路掛出了俄國《生活報》記者團的牌子。隨后他們“采訪”了上海社會各界很多人。

在中國發(fā)生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之后，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形勢的蘇俄及共產(chǎn)國際從不同途徑派出各種身份的人來華活動，這實際上是表明他們對于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渴望和關切。先后訪問了“北李南陳”的俄“《生活報》記者團”也是基于這一目的而來。他們的負責人維經(jīng)斯基經(jīng)歷過嚴峻的生死考驗，又具備豐富的地下工作經(jīng)驗，擔任維經(jīng)斯基翻譯的楊明齋原籍中國山東，曾參加過蘇維埃保衛(wèi)戰(zhàn)，還曾以華僑聯(lián)合會負責人的身份為布爾什維克做地下工作。

當時在上海兩個月余的陳獨秀，已然像他在北京大學時一樣，將自己的住所變成了先進知識分子的聚集處?！队X悟報》主編邵力子，才子李書城、李漢俊兩兄弟，《星期評論》編輯部的戴季陶、沈玄廬，《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他們都曾留學日本，從日文版的圖書中知道了馬克思主義。

與環(huán)龍路漁陽里相距不遠的霞飛路新漁陽里（今淮海中路576號）是戴季陶的居所，維經(jīng)斯基“采訪”過他之后覺得他的家適合開會，于是各種聚會就在那里舉行。

維經(jīng)斯基在北京“采訪”李大釗時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中國應該有一個像俄國共產(chǎn)黨那樣的組織”。維經(jīng)斯基來到上海，與陳獨秀以及他經(jīng)常來往的幾位“筆桿子”開了幾次座談會之后明確提出，建黨的設想。雖說張東蓀與戴季陶先后因故退出，其他人卻并未動搖。戴季陶搬走后，楊明齋租下新漁陽里6號，聚會人數(shù)不斷增加，施存統(tǒng)、陳望道、俞秀松、李達、劉少奇、沈雁冰等名字出現(xiàn)在名單上。

據(jù)李達回憶，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七八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chǎn)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chǎn)合作’”。

黨的名字一時不能決定，陳獨秀曾寫信跟李大釗和與李大釗關系密切的張申府商量。根據(jù)張申府的回憶，他在和李大釗商量之后的回信中說：“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chǎn)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p>